中国科技史论文范例6篇

中国科技史论文

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中国学者 科技史研究 思考

中国学者对科技史做了近百年的研究。80年代以来,有专家回顾了这种研究的过去,展望了它的未来[1][2]。近几年,科技史学科的建设受到了较多的理论关注[3][4][5]。1999年10月,国内部分科技史研究和教学机构的代表在北京商讨了科技史发展战略问题[6]。会后,又有进一步的讨论[7]。本文归纳了作者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工作期间,就中国科技史研究工作的估价和改进所做的粗浅的思考*。

一、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起因

如果说西方科技史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为科学事业作辩护的话,那么,始于本世纪初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动机则是为中国及其文化作辩护。

19世纪中期起,中国社会和文化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烈冲击,国家弱于列强,国人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洋人的轻视。随着妄自尊大的优越感的破碎,社会上出现了怀疑中国传统文化、失望、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心态。对此,那些自尊、图强的科技专家和文人做出了自己的反应。他们开始研究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从古代科学典籍中找出中国人曾经做出的发明创造,从而说明中国是对世界文化有贡献的,中国人是有能力的。这种对科技传统的辩护有助于捍卫国人的自尊、激发进取精神,也可以被视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应。

本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爱国主义,以树立民族自信心。抗美援朝初期,《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文章,“对当时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批判崇外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8] 这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阐述了研究科学史的理由,其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

三十年以前,唯心主义哲学家怀德海估计: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他这种有偏见的主观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分门别类地整理我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科学资料,综合分析,做出总结。“历史上的科学资料不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而且还可以帮助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

研究发明创造的来历,“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先谁后,而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明或所传授的东西对于人民起了什么作用”。

“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版的世界史,充溢着‘西方民族是优秀的民族’的法西斯思想,对于中国文化说得甚少。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史尚是一片荒芜的田园,却充满着宝藏,无论从爱国主义着想或从国际主义着想,我们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有开辟草莱的责任。” [9]

这种观点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科技史倡导者的见识,促进了科技史学科的建制化。不过,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辩护欲逐渐衍生出一种倾向:注重发现中国人曾经创造过多少个“世界第一”、“领先于西方多少年”。

“文革”结束后,国家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在中科院和少数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分别成立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但我们也注意到,社会上的急切的功利心态给国内科技史学者带来了一种生存危机感。

二、构想与实践

1.从分散研究到建制化

科技史是地域性较强的领域,中国人熟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并要为她辩护。因此,他们自然是首先研究中国的传统科技。

科技专家出身的科技史倡导者既受到专业化的科技训练,又有扎实的汉语功底。他们从本专业入手,在中国开创了学科史的研究,逐步形成了松散的第一代科技史家群体。本世纪前半叶,李俨、钱宝琮、朱文鑫、李乔平、王振铎、钱临照、王庸、李涛、刘仙洲、梁思成等分别研究了古代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地理学、医学、机械工程、建筑等[2]。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搜集中国古代有关科技的典籍,按照现代学科划分标准,摘录史料并做考证;把古代知识翻译成现代的科技语言或进行复原;开展专题研究,撰写学科史[1]。

1949年11月,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决定搜集和整理中国科学史料,翻译和刊行近代科学论著,以纪念过往并策进将来[2]。1954年,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自然科学史研究组。1956年,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了机构设置和人员调集方案:中科院于1957年正式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计划在1961年扩大为研究所),并在地理所内设中国地理学史组,在考古所内设中国工艺史组;建议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文化部分别成立中国医学史、农业史、水利工程史、古建筑的研究机构;中科院与清华大学合作在该校成立中国机械工程史研究室;“酌量调集现在只能以一部分时间做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干部,使能全力从事科技史的研究。”[10] 1956年7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交流研究成果,讨论远景规划。

按照《规划》,中科院如期组建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下设学科史组,招收研究生;中医研究院、建筑科学院、水利科学院、农业科学院和几所高等院校也成立了学科史研究机构。1958年开始出版专业期刊《科学史集刊》。1975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文革”后,中国科技大学、内蒙古师大、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陆续组建科技史研究室或研究所。1980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此后,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和其它专史学会也相继成立。

专门研究机构和学会的成立、专业期刊的出版、学术会议的举办和研究生的培养等,标志着科技史学科的在中国的建制化和科技史研究的职业化。

2.定位与工作构想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明确地将科技史工作的主要目标定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它所强调的“中心问题”的主要内容是: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应注意到各时代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情况”,以求了解科学概念的产生及科技的改进是如何总结了劳动人民与自然界斗争中所获得的经验。还应该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交流史。

“应先着重于专史的研究,而农学史及医药史的研究尤为重要”。应该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深刻地研究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宝贵经验,“以求总结出科学规律”。也应该着重研究中国古展甚早的数学、天文学、化学(含炼丹术、冶金、陶瓷、火药等)。

在专史的基础上,再写综合性的“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它“更应着重地指出各时代的主要科学思想及各学科间的关系。”[10]

《规划》就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医学、地理、建筑诸学科,提出了以下研究任务:1)撰写学科史和通史;2)编写医学史、建筑史和通史的教科书;3)编辑《中国天文学资料选编》、《中国古代重要医书提要》、《中国古地图集》等资料集或工具书;4)翻译外国的科技经典著作或学科史名著,1961年开始研究世界科学史;5)整理中国古代的科技经典著作;6)中科院在12年内共招100名研究生。

竺可桢在为《科学史集刊》撰写的发刊词中进一步说明:

“科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不仅要记录某一时代的科学成就,而且还必需指出这种成就的前因后果、时代背景以及为什么这种成就会出现于某一时代某一社会里,而不出现于别的时代别的社会里。”[11]

195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了一份面向全国的《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它应当是《规划》的细化和发展。除了极左的表述和措施以外,《纲要》的主要学术内容可大致概括如下[12]:

1)成立科学史资料中心,一到二年内编出全国收藏的中国古典科学书目和中国科学史论文目录,做综合史和学科史的资料索引。

2)搜集外国科学史期刊,了解各国科学史出版物和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与国际科学史协会时常联系;经常和苏联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交换刊物书籍及情报。

3)在中国古代科学史方面,1960年以前写出6种学科史和比较详尽的通史;编写断代史和科学家传记;研究各少数民族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写出有关专著;编辑科学家的经典著作选集。

4)有计划地、有重点地研究外国科学史,翻译外国科学史名著和古典科学名著;“对某些科学史上的基本问题作出有系统的专题研究”;1962年以前编出“洁本世界科学史小册子”。

5)研究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科学交流史;研究日本、朝鲜、越南、蒙古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科学史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6)加强科学史的理论研究,使《科学史集刊》成为国际上有相当地位的科学史期刊之一和全国科学史的指导性刊物;1959年出版《科学遗产》季刊;1962年出版《科学史译报》季刊。

7)科学史图书馆收藏中国古典科学书籍、国内外重要科学史著作和近代著名科学著作等。抄副和摄制珍贵科学史书籍及善本科学典籍。

8)研究生人数在1967年达到137-152人。

9)1962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改组为自然科学及技术史研究所。

从《规划》和《纲要》可以推断,第一代中国科技史家具有较宽的学术视野,提出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问题,恰当地把握了中国科技史创业的起点,考虑了事业的扩展前途。阅读他们的论著,感到他们的中文和外文功底扎实,对东西方科技文化均有了解和思考。当然,他们对中国近代科技史、科技史的史学理论欠考虑,研究视角受到当时形势的制约。《纲要》的目标和进度反映了“大跃进”中的急于求成的心态。客观地讲,有些目标在当时是不现实的,就是在现在和将来一个时期里也是力不从心的。

3.构想的实践

《规划》应当是全国科技史工作的纲领,而《纲要》实际上并未变成国家的文件。40余年科技史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内容大致遵循了这两份文稿,并且实现了它们的多数目标。不过,在实践步骤和进度上与初衷有很大出入。例如,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95%以上的成果都是在“文革”以后问世的[13]。

在中国古代科技史方面,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比如,50年代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汇编和“古新星表”的研究。研究古代史的专家重视学科史资料的汇集和考释,并将文献研究、考古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传统[14]。80年代以来,明清两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历史受到重视。

基于专题研究,科技史家编著了学科史和通史。1959年已完成《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化学史》、《中国地理学史》等书的大部分初稿[8]。60年代初,出版了《中国数学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等。不幸的是,“文革”的十年浩劫几乎完全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1980年以后,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建筑技术、金属技术等学科史,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地图集》等才与读者见面。90年代出版的《中国全史》丛书尝试了断代科技史的编写。在翻译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同时,中科院牵头编著了20余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它包括十几卷学科史,以及通史、思想史、交流史、传记、词典、论著索引等卷,其中的几卷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古代史基本上遵循了第一代科技史家的构想,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开始从事科技史研究的专家们及其部分弟子的学术成果、史学观念、研究视角和方法。目前,一些专家还在进一步撰写多卷本学科史“大系”,调查研究传统工艺。

忽视少数民族的科技传统,就写不出完整的中国科技史。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科技史专家在专题调查、学科史研究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出版了一些研究论著[15]。目前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在出版按学科分卷的《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汇编的5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在90年代问世,完成了一项古代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另外,部分专家完成了若干种科技典籍的校释。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基本上不是发明发现的历史,而是引进和追赶西方科技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未被列入50年代的《规划》和《纲要》,到80年代才开始起步。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技术史》、若干部学科史和部分近现代科技专家的文集和传记。

自50年代起,以西方为主要对象的外国科技史的翻译和研究逐步展开,但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较少。在几十年里,中国学者翻译出《历史上的科学》、《自然科学史》、《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古今数学思想》、《爱因斯坦文集》、《科学革命的结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宇宙体系》、剑桥科学史丛书中文译本等一系列著作。此外,部分学者编写了《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等学术和普及书籍,发表了许多文章。

一些专家注意到科技史的史料学、科技史的学科特点、科技史编史学等理论问题,撰写或翻译了有关论著。[16][17][18][19]

《科学史集刊》在1982年改为《自然科学史研究》季刊,成为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医学史领域部级的多学科综合性刊物。1980年创刊的《中国科技史料》是以刊载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史料和论文为主的学术期刊。[20]《自然辩证法通讯》则着眼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的综合性、理论性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期刊专门刊载学科史文章。80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过《科学史译丛》,可惜后来停刊了。

经过多年的经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国内外科技史书籍、中文科技典籍、必要的工具书和部分国内外科技史期刊。

五六十年代,第一代科技史家在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指导了科技史专业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了职业化的研究人员。70年代末以来,若干家研究所或研究室培养了科技史硕士和博士。在自然科学史所,导师以类似于“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指导学生如何做研究工作,注重论文的撰写。

科技史教育有助于理、工、农、医科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了解取得知识的过程和方法,从而学会如何创造知识。目前,少数高等院校开设了科技史课。

改革开放使国际交流得到恢复和扩展。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期刊为国外研究和关注中国科技史的专家和汉学家所认同和重视,中外学者共同营造了一个国际学术共同体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

总之,40年多来中国学者在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赢得了国内学术界和国际上同行们的尊敬。

三、局限性与问题

在客观地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冷静地分析工作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

1.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史料的发掘、考释和研究都是国际科技史界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在中国科技史的史料考释和一些专题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在国际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本世纪初以来,由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引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思想、社会、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发展,跨学科的研究受到重视。而我们的研究目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内史,基本上还处于成就描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西方科技史界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

内史方面,基本上限于中文史料的搜集、考证,以及将古代的发明创造作为进步的“成就”按照现代的学科体系分类排列起来。“甚少有人超出现代科学的框架,将中国古代科学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独立系统,进行综合性的考察。”[5] 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和宏观研究均不多见;将古代的知识翻译成现代的学问,有时可能把古代的知识和逻辑关系现代化了。当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时,就可能发现我们忽视了不少基本问题。比如,古代科学技术概念的发生和含义的演变、科学思想的形成、知识的表达方法、作坊的状况、技术的传播,等等。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初衷和思想框框的限制,科技史家曾无法客观地对待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以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仍较薄弱。

当然,学科史研究是必需的。问题是,许多学者都只对一个学科感兴趣,不大关心其它学科和跨学科的论著和讨论。经线多,纬线少,终难织出联系紧密的知识体系。近20年来,一些学者在撰写论著过程中做了不少内容重复、方法雷同、观点大同小异的学科史选题,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席泽宗先生在1990年估计:“我们在某一学科、某一方面的研究上,很可能远远超过李约瑟;但在总体上,我们还没有赶上李约瑟。” [2] 李约瑟的成就对中国人是一种刺激。他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命题,正好与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心态合拍。有些学者就象当年引用“语录”一样,拿李约瑟的观点当作权威的定论,而不注意或不知道国外对李约瑟观点的正确批评。

外史研究的薄弱,有目共睹。由于学术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禁区的限制,很多学者不能正常地探究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或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与匠人的社会角色等问题。在严厉的政治规范内,人们也曾热闹地对科技的发展做外史“讨论”。例如,按照“儒法斗争”的观点编排和解说科技的历史,把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责任简单地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文革”期间,学者们在分析科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时,不得不经常引用一些极左的“公理”,并据此选择和编排史料,为科技史“穿鞋戴帽”,真正的推理变得多余了。至今,仍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未摆脱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说模式。

科技史研究的解释和启发功能弱。这种境况增强了科技史与其它领域的距离感,或者说降低了科技史学科的开放性,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不过,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表明,外史研究出现了良好的趋势。

本来,中国科技发展及其文化、社会背景的特殊性为形成自己的史学、社会学或哲学学派提供了基石。然而,中国学者至今未创建出能够解释本国科技发展历程的理论和学派,科技史理论和学科规范性曾长期被忽视。

基于几十年的资料和研究积累,科技史专家在改革开放的近二十年里完成了许多论著。这一时期的编书热似乎给人一种错觉:科技史学者花一点儿钱,编编书就可以了。实际上,科技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学术问题,书籍只是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要解决重要的学术问题,往往须要设立项目,投入一定的研究经费。像“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样的项目,经费投入超过了千万,其成果形式并不是一系列的书籍。

2.对外国科技史的研究与语言问题

通常,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致力于写自己的论著,对外国科技史关注不够。专门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人数过少,力量不集中。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世界经典名著及其译本收集得太少。现有的世界科技史的译本大多显得陈旧。由于近一二十年新的力作进口较少,某些国内学者只能以比较旧的译作和论著为主要参考资料,描述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大成就。

经费匮乏,交流的渠道没有开辟,出国研究的机会就少,这是我们开展外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困难。在国内,不易及时查找和搜集国外的资料。凭借部分第二手资料,去和国外同行对话时常会感到一种无奈的“不平等”。

科技史是对语言能力有较高要求的学科。目前,语言是研究外国科技史的一个障碍。如果只掌握英语,探究近代欧洲科技就可能受到制约,因为不少重要的文献还没有合适的英文译本。用16-17世纪前后的文献,要懂拉丁文;读18世纪以后的第一手资料,就需要掌握法语和德语等语言。目前,在国内科技史的圈子内,能使用几门语言的学者还不多见,通阿拉伯语的职业科技史学者几乎没有。

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在整体上很难在外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或者说“还不具备与国外同行对话的能力”[5]。

中国人对外国科技史及其背景的了解还很不够。我们应当尊敬那些翻译、介绍和研究外国科技史的学者,充分肯定他们在了解世界和西学东渐方面的功绩。

研究中国科技史同样存在语言问题。比如,至今仍有大量用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的资料不能被充分利用。

由于不具备用外语写作和交流的能力,大多数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科技史和汉学的圈子内活动,国内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地被国外同行广泛了解。某些懂汉语的外国学者吸收了中国人的成果,换了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从而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部分中国人的成果被“包装”成了别人的产品。我们无奈地看到,国外同行了解汉学家的文章和书,却较少地知道中国学者的工作。

3.科技史教育

虽然专业化的研究队伍早已形成,但我们在若干重要研究方向上仍然力量薄弱,甚至无人做工作。这和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相称,与当代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也不相称。面对浩瀚的史料和大量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一批敬业的、有国际水准的学者。

规范的科技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科技史学的基本功。而现有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5]。我们积累了培养人才的经验,却未系统地加以总结。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不够,某些方面的训练欠充分。因要求在三年内完成博士学位,故搜集资料、深入研究问题和写论文的时间偏少。

文理的过分分离造成了视野狭窄。为了培养既通晓“科技”又有“文化”的人才,我们不能再忽视科技史等学科的教化功能了。

4.科技史界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界的关系

科技史属于历史学,但它的研究对象却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它是既有人文科学特征,又有实证科学特点的“交叉学科”。科学史研究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创造知识的历史。技术史着眼于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如何改造自然或创造人工自然。这表明,科技史家应该在研究中探索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用社会学等人文科学的方法认识科学技术活动。事实上,每个历史学者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带着某种哲学观念去研究历史的。

在目前的中国,科技哲学(或称自然辩证法)学者是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主要提倡者和研究者。他们将西方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介绍给国人,为中国学术界引入了新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不过,这些泊来品的运用还不充分,尤其是很少被运用到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去。

科技史学者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学者似乎缺少共同的学术基础或兴趣,处于彼此不认同的状态。两者在非正式场合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而很少在正式的学术活动中共同讨论问题。前者认为后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资料,对后者的观点不屑一顾。后者对西方的了解较主动,批评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释。这种状况不利于两者的健康发展。

公开而客观地指出他人的不足是需要勇气和学识的。现在国内的书评大都是表扬为主,有时还不乏大胆的吹捧。由于缺乏正常的学术批评,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准确的反馈,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作者或抄袭者自我感觉良好。

四、改进的建议

关于如何搞好中国的科技史研究和教育,同行们已经就学科的建制化和规范化等提出了一些好的构想。但笔者以为,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引进新理论和新方法

科技史是基础研究中的一门学问。做这样的学问,就该向国际一流水准看齐。

我们须要从理论上总结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国际科技史研究的主流和新进展,尽快引进国外的科技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学科建设。要积极开展学科史研究、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及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功能和启发功能。有了足够的思想积淀,才有望形成自己的学派。

2.拓展研究领域,跟踪国际前沿

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仍然是一个好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基于现有的学术积累,以新视角、新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国际学术界努力“争先”。在古代科技史领域,应更多地引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较宽的视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资料,调查和抢救现存的传统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中国科技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义。为此,须要了解其他古文明的科技传统,介绍其经典论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史和比较史研究。

近现代科学和技术发端于西方。我们必须“放眼世界。”[2] 但目前我们对近现代科技在西方的发展了解还很不够。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我们可能主要以“跟踪”国外的研究为主。首先是有选择地翻译和介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新论著,购买或复制基本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创造和争取条件,力求在少数专题上取得国际水准研究成果。认识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的机制和落后国家成功地追赶先进科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发。

近现代科学技术自17世纪特别是自19世纪开始传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向中国传播的历史研究,或者说近现代科技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是个十分薄弱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十分迫切。一些行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必须从基本史料的搜集和梳理开始,从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开始。

3.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巩固与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圈子和汉学界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加快融入世界科技史大家庭的步伐,使我们的科技史研究进一步地国际化,提高中国学者在世界上的声音。基于共同的兴趣,与国外科技史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交流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多参加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争取到国外做访问研究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到科技史的发达国家留学,直接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取得新资料。同时,须吸引那些学有所成的科技史学者回国从事研究。

鼓励用外文发表论著,在条件成熟时,出版英文学术期刊。利用互联网搜集资料和交流信息,各研究机构建设好自己的网页。

远离国际科技史圈子,守在国门里搞自我欣赏的研究是没多大出息的。

4.规范研究生教育与提高语言水平

好的愿望要通过那些敬业的、功底扎实的学者来实现。除了重视在职人员的进修之外,更应规范研究生教育,使学生受到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科技史理论和方法的教育。

语言成了中国学者及其成果走向世界的一大障碍。为了尽快突破这一藩篱,研究生和年轻学者至少要掌握一种外语,具备学术交流的语言能力。在此基础上,鼓励学习多种语言。

另外,应当有掌握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参加不同民族科技传统的研究。科技史家可以学习少数民族语言,或者招收熟悉少数民族语言的大学毕业生作研究生,或者与少数民族语言专家合作开展研究。

总之,我们应该做的事很多。但是,就某一个研究机构而言,它应当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应当形成和发挥它的综合优势。

中国的科技事业和社会发展都需要思想和理论。学术价值高的、有思想的成果需要连续的积累和稳定的潜心研究。浮躁的氛围不利于精品的生产。

参 考 文 献

1. 林文照,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3期,第1-4页。

2. 席泽宗,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9-43页。

3. 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8卷第2期(1999年),第97-114页。

4. 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99年第3期,第75页。

5. 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6卷(2000年)第2期第58-62页、封四,第3期第51-55页。

6. 李劲松整理,“共商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简况及部分发言摘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00年),第7-17页。

7. 王洪波,科学史:踏上未来之路——关于国内科学史学科现状与未来的访谈,北京:《中华读书报》,1999年12月8日。文中观点属于刘钝、江哓原和刘兵。

8.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近况》,1959年5月,共4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26。席泽宗起草,李俨在“全苏科学技术史大会”上宣读(莫斯科,1959年),由殷美琴译成俄文在苏联发表。

9. 竺可桢,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见《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80-282页。为了精练文字,笔者对原文做了重新

10. 《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二次稿),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办公室印,1956年6月。中国科学院 计划局档案,案卷号56-3-8,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在《规划》中,“专史”指学科史,“总史”指通史。

11. 竺可桢,发刊词,《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2页。

12.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58-1967年自然科学史研究发展纲要(草案)》,1958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卷号00215。

13. 席泽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6卷第2期(1997年),第101-108页。

14. 参见《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刊载的论文和夏鼐的《考古学和科技史》(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四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

15. 李迪,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卷第1期(1998年),第42-45页。

16. 李俨,怎样研究中国算学史,《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第十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0-221页。

17. 严敦杰,《科学史文献概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油印教材,1978年。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存,卷号02657。

18. 席泽宗,科学史和历史科学,见:席泽宗,《科学史八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3-18页。

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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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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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计算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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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31数据结构

04735数据库系统原理

00023高等数学(工本)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4737C++程序设计  02333软件工程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计算机网络

080709

02331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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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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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00015英语(二)  建筑工程

080806

0446建筑设备

02440混凝土结构设计  03347流体力学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404工程地质及土力学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

050105

00540外国文学史

00812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究  00814中国古代文论

00819训诂学  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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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541语言学概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英语语言文学

050201

00600高级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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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3英语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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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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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9高级财务会计  00161财务报表分析(一)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工商企业管理

0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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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金融

020106

00067财务管理学

00076国际金融

00077金融市场学

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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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84线性代数(经管类)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071社会保障概论

0418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经管类)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00015英语(二)  行政管理

030302

00320领导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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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1中国文化概论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322中国行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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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科  公安管理

03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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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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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28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0169房地产法

0015英语(二)

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育学

04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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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9教育管理原理  00456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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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9学前游戏论

00015英语(二)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汉语言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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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9中国古代文学史(二)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541语言学概论

00024普通逻辑  英语教育

050206  00087英语翻译  00831英语语法  00604英美文学选读

06425中学英语课程教材教法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466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00603英语写作  地理教育

070702  03144环境科学基础  02094人文地理学概论  02104现代自然地理学  02103计量地理与地理信息系统  0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2101区域科学原理

0370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思想政治教育

040202  05630中学政治课专题选讲  00479当代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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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 “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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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萨顿.科学的生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0,24.

[22] 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A].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195.

中国科技史论文范文5

关键词: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

2008年我校历史学科在教育部人文基础学科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的基础上,再获教育部、财政部批准,立项建设“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9年,历史学又获评为部级特色专业。这既是对我院本科质量工程建设的肯定,又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围绕着如何将学生打造为擅教善研、专精复合的“研教双优型”历史教师,实验区立项建设以来,大胆探索,在课程设置、课堂建设、课堂延伸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基本形成了宽口径、厚基础的模块化课程设置,以师为导、生为主的研讨式课堂教学模式以及重艺术、强技能的课堂延伸和教育实习体系。

一、宽口径、厚基础:模块化的课程设置

我校历史学门类由历史教育、基地班、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三个专业构成,以历史教育专业学生为主,全部为免费师范生。三个专业的课程体系均由三大模块构成,即通识类、专业必修类、专业选修类。通识类课程除马克思主义、英语、高等数学、计算机、数据库等基础课外,还规定学生必须自主选修理科类、艺术类课程,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与艺术素质。专业必修类包括历史学专业基础课和教师教育课程,前者主要有中国通史(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近代史、现当代史)、中国历史文选、历史科学概论等。教师教育课程除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科教学论外,我们还特意设置了教师口语、教师书法、现代教育技术、历史教学技能训练等课程,使学生掌握必备的技能与艺术。专业选修类则结合本院教师研究状况,开设各种课程多达105门。这类课程旨在加深、拓宽学生已有历史知识,注重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在三大模块中,历史教育专业更加重视基础课程,学分分布依次为47、67、34,共计148学分,学分分布比例分别为32.9%、44.7%和22.4%。基地班更加注重培养学生更为宽阔的视野和较强的研究能力,其中,通识课、选修课的学分达到47和48,在总学分中的比例分别为34.8%和35.6%。相比之下,专业基础课的学分及比例分别为40和29.6%。

为强化基础教学,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加强精品课程建设。近年来,我们围绕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积极申报部级精品课程,先后获得“中国近代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古代史”等四门部级精品课程,并由知名教授领衔组成强大的师资队伍。如中国近代史教学团队由马敏、朱英、刘伟、彭南生等教授加盟,中国历史文选以周国林、刘韶军、董恩林、张固也等教授为主体组织教学力量。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教学团队、课程群、网络教学资源、教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终于在2010年获部级精品课程立项建设。截至目前,中国近代史部级精品课程已通过专家验收,并被评定为优秀,其他精品课程建设扎实向前推进。除此之外,我院还有世界近代史等省级精品课程。

二是开发具有本校特点的系列化教材,在课堂教学中深受学生欢迎。近几年来,我们先后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化概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世界通史(近代史)》、《世界通史(现代卷)》、《中国历史地理学导论》、《文化学》等系列教材。这些教材不仅深受学生欢迎,而且产生了广泛影响。有些教材被多所大学采用,如周国林主编的、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文选》,在“选目的新颖性”、“解题的立意”、“编排格式的讲究”、“适当的图文配合”以及“附录的采用”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2009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该教材邀请了国内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师大、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大、郑州大学等多位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参与编写。不仅突破了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分界线,将1840-1949年间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且多有创新,如“注意历史新知识的增补、传授,也注意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的介绍,史实的叙述尽是精练,减少篇幅,学术研究的介绍则加大篇幅,不仅向学生讲授什么是近代史,同时也引导学生学习怎样认识近代史。”同时,每章正文后“列本章小结、学术综述、参考书目和思考题,目的是开阔学生视野,促使学生将课内学习与课外学习有机结合,激发学生的思考与研究兴趣。”该教材出版后,深受授课教师和学生的喜爱,“是反映史学发展趋势和适合阅读对象的成功之作”,已陆续被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历史专业作为教材使用。

三是坚持教授授课制。我院现有教授38人,是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厚,教学艺术高超,课堂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教授们课题多,科研压力大,加之时下科研工作的量化考核机制,使得教授们给本科生上课的积极性不高。为了鼓励教授上本科讲台,我们将教学与科研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在聘任制下,如果教授的本科生教学工作不达到一定的课时,将会影响其下一轮聘任,在年度考核中,如果教授没有本科生教学课时工作量,则教学考核为不合格,进而影响其绩效工资。这样的制度设计旨在确保每位教授每一学年至少为本科生开设一门课程。

二、师为导、生为主:研讨式的课堂教学

传统教学突出“一言堂”或“满堂灌”,不给学生思考的余地,久而久之,养成了学生学习上的惰性,形成上课做笔记、下课整理笔记、考试背笔记(有些懒惰的学生甚至省去了前两个环节,只是到了考试的时候才匆忙复印同学的笔记)的学习模式。创新型人才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宽广的视野,发散性的思维,因此,传统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大学教学不再只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能力的养成,研讨式教学的特点旨在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教师授课的引导性,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的角色。

为加强研讨式教学,在“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内,我们鼓励各专业、各课程积极探索,并采取课题立项形式加强研究,大胆实践,及时进行理论总结、提炼与升华。如周国林主持的《教学与人文素质培养》、洪振强的《研教双优教育模式下的课堂建设——以“中国现代史”课程为例》、江满情的《课程探究式教学研究》、尤学工的《理论的位置——研究型教学探研》、吴琦的《学生学术前沿意识的培养与训练——以为平台的教学探索》、李晓明的《中国历史文选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沟通融合研究》、马良怀的《授课实录》、刘固盛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大学生人文精神培育》、魏文享的《方法与经验: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路径》、冯玉荣的《免费师范生历史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以为例》、黄尚明的《文化遗产与文化产业专业实践教学探讨》、杜芳的《高师历史专业师范生职业素养培养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研究》、张明生的《构建第二课堂,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等。通过上述课题立项研究,教师们不仅提出了很多创见,如建议在院系网页上开辟交流平台,用于师生交流和在线答疑,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建立QQ群,交流学习心得体会等,而且在教学中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近年来,研究型课堂实践在实验区内逐渐推广,如中国古代史课堂“以问题为中心,注重专题讨论”,如“从新儒学的复兴和文化下移的角度、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的角度、商业革命的角度、科技进步的角度探讨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并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兴趣小组,每一小组重点围绕一两个专题作主题发言,其他学生补充,主讲教师点评。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活跃了课堂气氛和学生思维。”中国当代史课程尝试开展“轮流式”互动教学,依据基本内容及发展阶段分为24~26个专题,开列相关论著目录,每个专题的讨论以一个学习小组为核心,轮流进行,各小组围绕问题精心准备,重点发言,相互启发,通过争论,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世界近代史课堂长期坚持本科生的科研能力训练,探索五步法,即布置、选题、辅导、写作、交流、点评,“激发了大学生的未知欲与想象力,培养了他们的求异思维和探索精神,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交流能力。”专业选修课更多地采取了研讨式的教学方式,在“宋史”课堂上,“形成‘对话式’、‘商讨式’或‘答辩式’的教学氛围,经常保持课堂中具有教与学的双向交流”。通过研讨式教学,建立起“师生参与互动—座谈研讨—科研实践一体化的复合型的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就是把课堂教学与学生的课堂内外实践、科学研究融为一体。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教学中,任课教师朱英教授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手段,在学院网站专业论坛.开设网络论坛。由教师、助教担任论坛版主,加强师生之间的联络和沟通。通过网络论坛向学生提供必要的专业学习资料,并辅助课堂讨论,网络论坛有效地拓展了课堂,收效显著。据悉,“在一个学期中,本论坛共发有近百个专题帖,跟帖也达到近五百个,点击量更高达逾万之数,很快就一举超过在该网络社区原已开设多年的众多论坛,成为主题帖,跟帖数量、点击次数最多的一个论坛。”研讨式教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中国近代史研究专题”的课堂讨论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变强”、“表达概括能力、文献检索能力以及分析能力提高显著”、“专业认同感增强”、“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等。

多元化的考核是检验研究型课堂效果的有效手段,也是克服一张试卷论优劣的重要方式。研讨式课程大多采取了多元化的考核。如在世界近代史课堂上,任课教师对学生成绩的评价主要包括“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小组课题合作程度、课堂的语言表达以及课程论文的研究质量等方面”。中国古代史课程成绩的评定“由讨论、作业、论文撰写、课题研究、社会调查、考试等多种检测指标来决定”。

可见,研讨式教学将学生的课前准备、课堂讨论、课后论文有机地连为一个整体。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课前准备,学生提前进入角色,学术视野扩大了。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文献检索能力增强了,在课堂讨论中,同学们的交流互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即兴思维能力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课后论文则是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学生选题、资料搜集、解读与运用、写作技巧与规范训练的一种综合实践。总之。研讨式教学的大力开展是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主要特色。

三、重艺术、强技能:课堂延伸与实践教学

教学是一门艺术,涉及到课堂组织、演讲技巧、板书设计、粉笔艺术等多个环节,优秀教师的课堂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往往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要当好一名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师,不仅既要擅长粉笔字、板书等传统教学艺术,更要懂得计算机、多媒体、数据库、网络等现代教学技能。这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熏陶养成的,但大学阶段教学艺术和技能的理论修养与必要的训练对教师的成长十分重要。为了培养“重艺术、强技能”的中学历史教师,一方面,我们在课程设置中将计算机基础、高等数学、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等必备的现代教学技能作为通识必修课,将教师口语(普通话)、教师书法、历史教学技能训练、现代教育技术等作为专业必修课,强化学生在教学艺术与技能上的理论素养;另一方面,我们有效延伸课堂,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使勤动手、善动脑、敢开口。

为了牢固树立学生“重艺术、强技能”的观念,我院还注重青年教师教学艺术与技能水平的提升,通过他(她)们以身示范,现身说法。为此,我们结合学校青年教师竞赛,在院内开展相应的教学比赛活动,40岁以下的任课教师全部参加。通过此项活动,不仅交流了教学经验,提高了青年教师对课堂教学重要性的认识,而且促进了他们教学水平的提高。为了加强现身说法的效果,我们还开设了中学特级教师讲坛,从全国范围内聘请一批中学历史名师,围绕名师的成长经历、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教学艺术等主题,为毕业班开设专题讲座,深受本科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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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的中国饮食史研究状况

中国饮食史作为一门边缘性的学科,它的兴衰演变随着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的状况及政府的政策而变化,时兴时衰。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兴起阶段(1911年至1949年)

中国饮食史研究始于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一书。在该书中,作者将饮食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叙述,并对饮食的作用与地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后,相继发表有:董文田《中国食物进化史》(《燕大月刊》第5卷第1-2期,1929年11月版)、《汉唐宋三代酒价》(《东省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1926年9月),郎擎霄《中国民食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全汉昇《南宋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杨文松《唐代的茶》(《大公报·史地周刊》第82期,1936年4月24日),胡山源《古今酒事》(世界书局1939年版)、《古今茶事》(世界书局1941年版),黄现璠《食器与食礼之研究》(《国立中山师范季刊》第1卷第2期,1943年4月),韩儒林《元秘史之酒局》(《东方杂志》第39卷第9期,1943年7月),许同华《节食古义》(《东方杂志》第42卷第3期),李海云《用骷髅来制饮器的习俗》(《文物周刊》第11期,1946年12月版),刘铭恕《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版),友梅《饼的起源》(《文物周刊》第71期,1948年1月28日版),李劼人《漫游中国人之衣食住行》(《风土杂志》第2卷第3-6期,1948年9月—1949年7月),等等。

(二)缓慢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79年的30年时间里,大陆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中国饮食史的研究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发表的论著屈指可数。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的中国饮食史论著有:王拾遗《酒楼——从水浒看宋之风俗》(《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杨桦《楚文物(三)两千多年前的食器》(《新湖南报》1956年10月24日)、冉昭德《从磨的演变来看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与科学技术的发达》(《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林乃燊《中国古代的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等等。

此外,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版)专辟有一节内容论述这一时期的饮食。

20世纪60年代的论著主要有: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文物》1963年第1期)、杨宽《“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4期)、曹元宇《关于唐代有没有蒸馏酒的问题》(《科学史集刊》第6期,1963年版)、方杨(《我国酿酒当始于龙山文化》)(《考古》1964年第2期)。

20世纪70年代,大陆在“文革”结束后,又有学者对中国饮食史进行研究,其中见诸报刊有:白化文《漫谈鼎》(《文物》1976年第5期)、唐耕耦等《唐代的茶业》(《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

这个时期台湾、香港地区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也处于缓慢发展阶段,主要成果有:杨家骆主编《饮馔谱录》(世界书局1962年版)、袁国藩《13世纪蒙人饮酒之习俗仪礼及其有关问题》(《大陆杂志》第34卷5期,1967年3月)、陈祚龙《北宋京畿之吃喝文明》(《中原文献》第4卷第8期,1972年8月)、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史语所集刊》第47本第3分册,1976年9月)、张起钧《烹调原理》等。在这些成果中,张起钧先生的《烹调原理》一书,从哲学理论的角度对我国的烹调艺术作融会贯通的阐释,使传统的烹调理论变得更有系统性。另外,刘伯骥《宋代政教史》(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香港龙门书局1974年版)等书都辟有一定的篇幅,对宋代的饮食作了比较系统、简略的阐述。

(三)繁荣阶段(1980年至今)

1.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开始进入繁荣阶段。据统计,《中国烹饪》杂志创刊后,至今已相继发表了数百篇中国饮食史方面的论著。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中国饮食史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对有关中国饮食史的文献典籍进行注释、重印。如中国商业出版社自1984年以来推出了《中国烹饪古籍丛刊》,相继重印出版了《先秦烹饪史料选注》、《吕氏春秋·本味篇》、《齐民要术》(饮食部分)、《千金食治》、《能改斋漫录》、《山家清供》、《中馈录》、《云林堂饮食制度集》、《易牙遗意》、《醒园录》、《随园食单》、《素食说略》、《养小录》、《清异录》(饮食部分)、《闲情偶寄》(饮食部分)、《食宪鸿秘》、《随息居饮食谱》、《饮馔阴食笺》、《饮食须知》、《吴氏中馈录》、《本心斋疏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调鼎集》、《菽园杂记》、《升庵外集》、《饮食绅言》、《粥谱》、《造洋饭书》等书籍。

二是编辑出版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中国饮食史著作。如:林乃燊《中国饮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林永匡、王熹《食道·官道·医道——中国古代饮食文化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文化探源》(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陶文治《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烹饪概论》(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王仁兴《中国饮食谈古》(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中国年节食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7年版),洪光住《中国食品科技史稿(上)》(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王明德、王子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杨文骐《中国饮食文化和食品工业发展简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饮食民俗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年版),熊四智《中国烹饪学概论》(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施继章、邵万宽《中国烹饪纵横》(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陶振纲、张廉明《中国烹饪文献提要》(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版),张廉明《中国烹饪文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曾纵野《中国饮馔史》第一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版),林正秋、徐海荣、隋海清《中国宋代果点概述》(中国食品出版社1989年版),庄晚芳《中国茶史散论》(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陈椽《茶业通史》(农业出版社1984年版),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吴觉农《茶经述评》(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王尚殿《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简史》(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在论文方面,主要有: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马忠民《唐代饮茶风习》(《厦门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第4期,1980年版),刘桂林《千叟宴》(《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张泽咸《汉唐时代的茶叶》(《文史》第11辑,1981年版),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4期,1982年),贾大泉《宋代四川的酒政》(《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王树卿《清代宫中膳食》(《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李春棠《从宋代酒店茶坊看商品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蔡莲珍、仇士华《碳十四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赵峰元《从〈浮生六记〉看清中叶的饮食生活》(《商业研究》1985年第12期),余扶危、叶万松《我国古代地下储粮之研究》(《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曹隆恭《关于中国小麦的起源问题》(《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叶静渊《我国茄果类蔬菜引种栽培史略》(《中国农业》1983年第2期),樊维纲《沙糖、甜盐、吴盐》(《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3期),史树青《谈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彭世奖《关于中国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卷第3期),赵匡华《我国古代蔗糖技术的发展》(《中国科技史科》第6卷第5期),刘文杰《汉代的种芋画像实物与古代种芋略考》(《四川文物》1985年第4期),孟乃昌《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6期),童恩正《酗酒与亡国》(《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王慎行《试论周代的饮食观》(《人文杂志》1986年第5期),贾文瑞《我国饮食市场的形成与变迁》(《商业流通论坛》1987年第2期)。赵荣光《试论中国饮食史上的层次结构》(《商业研究》1987年第5期),史谭《中国饮食史阶段性问题刍议》(《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郭松义《蕃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1986年第7期),胡澍《葡萄引种内地时间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庄虚之《我国古代新鲜果蔬贮藏方法的分析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方心芳《关于中国蒸酒器起源》(《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赵桦、陈永祥《试述春秋战国时期楚人的饮食》(《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李存山《饮食——血气——道德(春秋时期关于道德起源讨论)》(《文中哲》1987年第2期),林正秋《宋代菜肴特点探讨》(《商业经济与管理》1987年第1期),林永匡、王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初探》(《中州学刊》1989年第2期),赵锡元、杨建华《论先秦的饮食与传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李霖、叶依能《我国古代酿酒技术的发展》(《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岩《中国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王守国《中国的酒文化》(《学术百家》1989年第5期),纳古单夫《蒙古诈马宴之新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兴林《我国史前先民的食物来源与加工》(《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姚伟钧《先秦谷物品种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王洪军《唐代的饮茶风习》(《中国农史》1989年第4期),龚友德《云南古代民族的饮食文化》(《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2.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远远超过80年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关中国饮食史研究的著作纷纷涌现。其中,代表性的有:李士靖主编《中华食苑》(第1-10集),林永匡、王熹《清代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林永匡《饮德·食艺·宴道——中国古代饮食智道透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王子辉《隋唐五代烹饪史纲》(陕西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陈伟明《唐宋饮食文化初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王学泰《华夏饮食文华》(中华书局1993年版),万建中《饮食与中国文化》(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王仁湘:《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姚伟钧《宫廷饮食》(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谭天星《御厨天香——宫廷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史论》(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赵荣光《满族食文化变迁与满汉全席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苑洪琪《中国的宫廷饮食》(同上),王仁兴《中国饮食结构史概论》(北京市食品研究所1990年印行),鲁克才《中华民族饮食风俗大观》(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李东印《民族食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傅允生、徐吉军、卢敦基《中国酒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胡德荣、张仁庆等《金瓶梅饭食谱》(经济时报出版社1995年版),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二是在研究力度和研究深度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在宏观研究方面,有姚伟钧《论中国饮食文化植根的经济基础》(《争鸣》1992年第1期)、《饮食生活的演变与社会转型》(《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4期)等文。

在食物种类的栽培和加工制作方面,有严文明《中国稻作的起源和传播》(《文物天地》1991年第5、6期),杨希义《大麻、芝麻和亚麻栽培历史》(《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徐晓望《福建古代的制糖术与制糖业》(《海交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刘士鉴《蔗糖在中国起始年代的辨析》(《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谢志诚《甘薯在河北的传种》(《中国农业》1992年第1期),谢成侠《中国猪种的起源和进化史》(《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梁中效《试论中国古代粮食加工业的形成》(《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顾和平《中国古代大豆加工和食用》(《中国农史》1992年第1期)。贾俊侠《古代关中主要粮食作物的变迁》(《唐都学刊》1990年第3期),张涛《试论石磨的历史发展及意义》(《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食品贮存加工的技术类型与特色》(《中州学刊》1990年第5期),胡志祥《先秦主食加工方法探折》(《中原文物》1990年第2期),袁华忠《“枸酱”是一种果汁饮料》(《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冼剑民、谭棣华《明清广东的制糖业》(《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姚伟钧《中国古代农圊业起源新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在酒史方面,有萧家成《论中华酒文化及其民族性》(《民族研究》1992年第5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的饮酒习俗》(《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李元《酒与殷商文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张平《唐代的露酒》(《唐都学刊》1994年第3期)、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吴涛《北宋东京的饮食生活》(《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陈伟明《元代饮料的消费与生产》(《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等文。

在茶史方面有:陈珲《饮茶文化始创于中国古越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姚伟钧《茶与中国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曾庆钧《中国茶道简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王懿之《云南普洱茶及其在世界茶史上的地位》(《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程喜霖《唐陆羽〈茶经〉与茶道(兼论其对日本茶文化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陈香白《潮州工夫茶与儒家思想》(《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刘学忠《中国古代茶馆考论》(《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等文。

在少数民族饮食史研究方面有:陈伟明《唐宋华南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辛智《从民俗学看回回民族的饮食习俗》(《民族团结》1992年第7期),黄任远《赫哲族食鱼习俗及其烹调工艺》(《黑龙江民族丛刊》1992年第1期)、贾忠文《水族“忌肉食鱼”风俗浅析》(《民俗研究》1991年第3期)、蔡志纯《漫谈蒙古族的饮食文化》(《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姚伟钧《满汉融合的清代宫廷饮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在食疗方面,有任飞《医食同源与我国饮食文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等文。

在饮食礼俗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8期)、《乡饮酒礼探微》(《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史学集刊》1990年第3期),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万建中《中国节日食俗的形成、内涵的流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学军《先秦两汉食俗四题》(《首都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张宇恕《从宴会赋诗看春秋齐鲁文化不同质》(《管子学刊》1994年第2期)。

在饮食思想观念方面有: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观念探微》(《争鸣》1990年第5期)、王晓毅《游宴与魏晋清谈》(《文史哲》1993年第6期)。

在文献研究和饮食器具以及饮食文化交流方面,也有不少论文。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胡志祥《先秦主食文化要论》(《复旦学报》1990年第3期)、姚伟钧《先秦饮馔技艺考论》(《文献》1996年第1期)、万建中《先秦饮食礼仪文化初探》(《江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杨钊《中国先秦时期的生活饮食》(《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宋镇豪《夏商食政与食礼试探》(《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杨爱国《汉画像石中的庖厨图》(《考古》1991年第11期)、余世明《魏晋时期粮食生产结构之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关剑平《“兰肴异蟹肴”(南北朝食蟹风俗)》(《北朝研究》1991年总第5期)、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饮食生活(主食)》(载《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伟明《唐宋时期饮食业发展初探》(《暨南学报》1990年第3期)、何泉达《五代以来扬州值蔗献疑》(《史林》1992年第2期)、徐吉军《南宋临安饮食业概述》(《浙江学刊》1992年第6期)和《论南宋临安市民的饮食生活》(《中国古都研究》第10辑)、程民生《宋代果品简论》(《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陈高华《元代大都的饮食生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姚伟钧《汉唐饮食制度考论》(《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1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和《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中国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张国庆《辽代契丹人饮食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闻惠芬《太湖地区先秦饮食文化初探》(《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杨亚长《半坡文化先民主饮食考古》(《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张萍《唐代长安的饮食生活》(《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黄正建《敦煌文书与唐五代北方地区的饮食生活》(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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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外的中国史研究状况

海外的中国饮食史研究,当首推日本。日本在世界各国中对中国饮食史的研究时间较早,也最为重视,成就最为突出。

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日本学者就掀起了中国饮食史研究的热潮。其时,相继发表有:青木正儿《用匙吃饭考》(《学海》,1994年)、《中国的面食历史》(《东亚的衣和食》,京都,1946年)、《用匙吃饭的中国古风俗》(《学海》第1集,1949年)、篠田统《白干酒——关于高梁的传入》(《学芸》第39集,1948年)、《向中国传入的小麦》(《东光》第9集,1950年)、《明代的饮食生活》(收于薮内清编《天工开物之研究》,1955年)、《鲘年表(中国部)》(《生活文化研究》第6集,1957年)、《古代中国的烹饪》(《东方学报》第30集,1995年)、同人《华国风味》(东京,1949年)、《五谷的起源》(《自然与文化》第2集,1951年)、《欧亚大陆东西栽植物之交流》(《东方学报》第29卷,1959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臼的历史》(《自然与文化》第3集,1953年)、冈崎敬《关于中国古代的炉灶》(《东洋史研究》第14卷,1955年)、北村四郎《中国栽培植物的起源》(《东方学报》第19卷,1950年)、由崎百治《东亚发酵化学论考》(1945年);等等。

60年代,日本中国饮食史研究的文章有:篠田统《中世食经考》(收于薮内清《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年)、《宋元造酒史》(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豆腐考》(《风俗》第8卷,1968年),同人《关于〈饮膳正要〉》(收于薮内清编《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1967年),天野元之助《明代救荒作物著述考》(《东洋学报》第47卷,1964年)、桑山龙平《金瓶梅饮食考》(《中文研究》,1961年)。

到70年代,日本的中国饮食史研究更掀起了新的高潮。1972年,日本书籍文物流通会就出版了篠田统、田中静一编纂的《中国食经丛书》。此丛书是从中国自古迄清约150余部与饮食史有关书籍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分成上下两卷,共40种。它是研究中国饮食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其他著作还有:1973年,天理大学鸟居久靖教授的系列专论《〈金瓶梅〉饮食考》公开出版;1974年,柴田书店推出了篠田统所著的《中国食物史》和大谷彰所著的《中国的酒》两书;1976年,平凡社出版了布目潮fēng@⑧、中村乔编译的《中国的茶书》;1978年,八坂书房出版了篠田统《中国食物史之研究》;1983年,角川书店出版中山时子主编的《中国食文化事典》;1985年,平凡社出版石毛直道编的《东亚饮食文化论集》。1986年,河原书店出版松下智著的《中国的茶》;1987年,柴田书店出版田中静一著的《一衣带水——中国食物传入日本》;1988年,同朋舍出版田中静一主编的《中国料理百科事典》;1991年,柴田书店出版田静一主编的《中国食物事典》。

近年来,日本已相继出版了林已奈夫教授的《汉代饮食》等书。在日本研究中国饮食史的学者中,最著名的当推田中静一、篠田统、石毛直道、中山时子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