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概念阐述
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这也是将危机管理明确纳入到政府职能中，并采取一系列的政府行为去应对、处理危机。此种语境下的危机通常是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由此得出，这里的危机已经上升到政府管理、政府职能、政府决策的层面，是一种公共性的危机，易造成公众与社会的不安。因此，政府部门行政管理理论中的“公共关系论”强调公共危机管理中需要运用专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去化解危机，这表明了危机管理中专家参与的必然性。专家参与是指危机事件发生时，参与者用自身专业知识理论及技能去化解危机，即专家参与危机事件的治理，是用知识去驱动危机事件的解决进程，如甄别信息、分析具体态势等，在此过程中，专家意见已经是惯常的声音。专家参与危机管理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直接咨询模式，即直接作为政府的咨询专家，参与政府的决策;二是发表文章模式，即以公开发表文章等形式间接地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三是借助媒体模式，伴随媒体时代的到来，媒体传播使得专家参与并影响政府决策成为了一种新的影响力度较大的途径。专家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也具备了权威性、社会公信力，是公共决策的智力保证，他们利用专业知识帮助公众理解政府的决策。因此，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专家们成为政府决策时被人们所信任的对象，尤其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公众急于了解缘由，更希望听到专家们专业的声音。信任失灵，在文章中主要指公众对专家在危机治理中所发表言论的质疑，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信任失灵:一是对专家解决危机时所运用的知识技能的质疑和不信任;二是公众对专家本应遵守社会群体共同约定的道德规范、真诚及忠诚的不信任，不敢委以其解决危机的重任。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福山认为，信任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特征，信任可以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群体中产生，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循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这些规则不仅包含公共本质的价值问题，而且包括世俗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如职业规则、行为准则等。关于中国信任问题的研究，较为系统的是从郑也夫开始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信任是和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他还提出陌生人间的信任是系统信任(货币信任和专家信任)，如同文章中公众对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信任。此外，信任本身就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社会机制。同时，信任的形式包括人格信任、制度信任、认知信任、知识信任等，文章主要体现的是对专家参与危机管理的信任。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众多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公众对专家解决危机的信任更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宁。因此，在当下社会专家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危机管理中专家言论及参与的必要性
(一)公众科学知识素养的不足
在发生危机时，公众只是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希望有人能有针对性地归纳出明确的前因后果，因为此时的信任是源于公众对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存有的信心度。因此，专家在参与危机管理时，要明确公众的信息需求，总结归纳若干专业的知识信息，并制定出危机治理方案。而普通公众之所以想要专家的参与，是因为自身一些科学知识素养的缺失，这种缺失更多体现在以下方面:无法对危机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无法对危机情况的进展跟踪检查，无法完全辨别信息真伪。由此可见，公众需要了解这些知识，这就造成了其对专家的依赖，需要专家参与危机管理。
(二)社会功能分工演化出“专家治理”时代
现代社会功能高度分化，人们只精通或者了解自己所熟悉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当涉及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尤其是具有绝对技术性、信息不对称性的领域，就需要借助相关专家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社会功能的分工，演化出了“专家治理”时代，相应的信任也必然会因为社会分工的扩大而变化。不仅普通公众如此，决策者在作一项决定时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同样需要专家的力量，尤其是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用其专业知识来解决危机以及规避风险。
(三)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实践形成专家参与机制
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践行应是听取公众意见，将公众的知情权和利益放在首位。公众也是危机治理中的参与主体，应当保证其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但由于公众对某些专业领域科学知识的缺乏，需要依赖专家的专业知识。专家参与危机治理应该将其自身的专业科学知识理论与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吉登斯认为，专家指的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正是这些体系编织着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换言之，专家参与危机管理是在特定的资源条件下，由掌握专门领域的科学技术，整合而成的一套社会参与治理机制，由此可以看出，这是科技民主价值观念的实践扩散到社会中形成的专家参与的制度框架。
三、专家信任失灵问题的知识论根源及现实因素探析
(一)专家信任失灵问题的知识论根源
1．人们对专家的知识期望的理想化
在人与人交往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关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本质的信念框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他人话语的信任。从专家信任角度来看，危机管理中人们希望通过获取专家知识在决策过程中得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公众对专家的信任是建立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公众与专家之间存在一个知识位差，公众作为外行，对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了解较少，而专家在特定领域中具备专业知识，在问题的解决上处于优势状态，在这种关系下使得公众对专家产生了一种信任感，甚至是对权威的崇拜感。事实上，知识本身就是相对真理，只能是无限接近真理，而不是人们理想中的绝对真理。此外，专家也是常人，也有可能对所掌握知识存在盲点，对危机产生的新情况把握不够准确，这些也是造成专家信任失灵的原因。
2．专家知识的价值偏向
在完全客观条件的假设中，专家应该保持利益上的中立性，即主张“来源于对政策的客观分析，不能带有偏好、感情、利益等色彩”。尽管知识是客观规律的总和，但在现实中，专家运用知识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完全的中立，总会或多或少地与相关因素存在一定利益关系，而一旦专家失去了利益的中立性，带上了明显的利益倾向性，他们此时就“成为利益集团的一份子”了。专家所拥有的科学知识，失去了本身的内在价值，带上了专家自身的价值偏向，甚至沦为政治资源操纵的工具。基于此，信任失灵问题逐渐生成、演变、蔓延。
3．专家参与机制的有效性缺乏保障
专家参与机制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对参与危机管理的专家的选择上，以及专家所运用知识对治理危机的有效性。一般来说，危机发生时所选择的专家应是相应领域的知识功底深厚、经验丰富的专家，并且能从制度上约束和保障其发表的信息言论是只针对如何有效解决危机，不带其他色彩的因素。因为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专家成为了意见传播中的重要主体，而且专家是将知识从专业领域带入公共领域，将自身专业的视角切入到公共领域。专家的实质作用应是从专业视角帮助公众充分理解科学知识、处理好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从而进行良好的决策，以此获得公众、专家、政府三方和睦共处、相互信任的状态，但在当下却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正是这种专家参与机制有效性缺乏保障，造成了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
(二)危机管理中专家信任失灵的现实原因
1．专家自身专业知识素养的局限性
专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知识背景及偏好，使其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如危机事件中的同一问题，有的学者关注的是经济效益，有的学者则关注的是管理问题，而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则可能被逐渐边缘化。此外，专家提出的解决方式大都基于理论，而在现实层面很有可能是不大行得通的，这些都是专家自身专业素养的局限性体现。
2．从专家到“砖家”的污名化
政府素来过分乐观认为其行为理性，且决策体现了公共利益，但事实上，政府在其价值判断及言行上存在一些偏差。专家的专业知识应是指出偏差，并牵制这种偏差，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这是高层精英意志压抑了知识精英意志的体现。专家参与危机管理，应是一种有效的参与治理形式，本应完全按照自身专业素养，根据利他主义的公共精神去对危机进行治理，不因政治强权、经济利益或名利驱动去污化这种知识参与。专家们的人性堕落，使得其身份转化为利益链条上被收买的政府代言人。在亚当斯密的假设下，经济人特征在专家参与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也不排除某种利己动机或忽视公共利益行为的咨询、论证等行为。部分专家抛弃其知识正直性，从学术作假到决策群体的利益代表者，以至造成公众对专家权威的猜疑，逐渐出现“砖家”称谓的污名。
3．信息透明公开度不够带来的公众质疑
对事实真相了解少，对政府部门权力的本能畏惧，以及公众自视其少之又少的知情权、话语权、决策权，使得公众与专家、政府部门之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态度，以至于公众总是害怕在公共事件中被欺骗，尤其是在危机发生的情况下，公众都急切想知道事件的原委及进程，由此，公众对专家的不信任更加被激化放大，特别是对专家行为所体现出的诚实性的质疑，因此，专家头顶的“帽子”也被公众所戏谑，这是一种制度与个体知识心理的相互冲击。
4．信息媒体时代下的“声音绑架”
信息手段的及时性，使得公众都有自己的“麦克风”。网络、QQ、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成为当前社会里各种信息各种意见实时报道和传递的有力推手。在媒体时代也存在这种情况，即信息受众群体中，有的信息受众自身就是某方面的专家，有的信息受众对整个社会存有不满情绪，有的信息受众喜欢炮制轰动事件从而吸引别人的目光等。这部分信息受众群体便从专家解读中的口误、知识错误或观点偏颇入手制造舆论。总的来说，就是由于部分信息受众群体对热点事件的主观猜测及所处的立场角度不同，加之专家知识与政治关系的紧密联系，专家通常被视为决策团体中的利益辩护者，这一系列的因素也造成了专家的信任失灵。
四、规避专家信任失灵的策略转换
专家参与危机管理应是一种政府智库解决危机的策略体现，但目前的情况却相反，需要对目前出现的问题进行策略转换。一般而言，对于“砖家”信任问题的解决有三种方法:道德灌输、究责处罚、制度约束。这其实是分别从意识层面、法律层面和体制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三种方法都呈现出一个低效状态。缘由是道德意识还得靠自身的约束，这是难以把控的;而处罚往往是事后的结果，容易出现事先预防“失灵”的情形;制度标准则往往因为具体操作和执行的层面缺少具体运作机制而常常流于形式，其效用也不尽如人意。因此，要从源头去把握问题，将专家信息透明呈现在公众视线，可以进行如下的策略转换:
(一)建立专家个人信息档案库
建立专家个人信息档案库实质是建立一个信息披露及论证其所发表言论的可追溯查询平台，并构建起个人信用档案日常精细化操作的流程。信息记录及披露在当下社会听起来并不新鲜，尤其在网络电子时代，将任何一个客观事物的信息记录到电子信息平台并不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技术，如在药品食品领域，各国基本都有这种方式的监管手段。信息披露与可追溯机制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是合体，因为所谓可追溯机制是通过一系列信息记录查出该专家的言论可供考证的真实性的具体信息细节，以发现言论责任人和事实真相的披露机制。这一机制能够比较有效地保证专家言论的客观公正。此外，还可以将专家个人基本信息、所参与研究项目的许可证、被相关机构及公众监督的电子网络码集合成一个信息体。而这种信息体又将其个人的信用联系起来，用于日常化精细化的操作，如将其个人重要事项———购房购车、惩戒追究、荣誉表扬等方面的信息综合起来评价，并构建其信用等级，以作为考评依据。信用是一个抽象而内涵丰富的词，落到个体身上，也是一种形象、名誉的综合名片，因此，人们才有办法将信任转换为一个可切实监督的实体。
(二)提高言论“被收买”的风险成本
风险成本最直接的特征体现为一种可感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让所有被监控的主体明确知道要对自己的不当言行负责，自己的不当行为会遭到一定惩罚。而比感知风险更有禁令效力的是累积性的风险，也就是说责任主体的信息和信任形成了一个长期记录，一人一号，这种风险带来的惩罚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累积的和连续的，并及时通知到相应责任人，使责任者可以随时感知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及其责任。这种累积性的惩罚达到一定的限度就直接给予较大的惩罚。这种惩罚机制通过先期的警醒和预告给与了被监管者自我监管和自我纠正的机会，让专家在这种可感知的风险下规范自己的言论。
(三)完善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公开透明化的处理方式
霍布斯认为，没有公共权威体制的社会必定是尔虞我诈相互残杀的社会，在健全的法制下，失信的代价较大，这样人们就更可能对他人产生信任行为。基于这个道理，公共权威必是建立在信息公开，沟通畅通的基础上的。如果说上文提到的两点是从专家的层面入手，那么这第三点则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从制度框架中对该问题提出了要求，管理学中的360°透明金鱼缸效应，即无死角无缝隙全见光的透明公开化管理，便能很好地阐释这个道理，完善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处理方式，也是改善公众对专家不信任的有效策略。
(四)加强公众对科学知识合理性理解的工作
公众应首先正确理解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不应对科学知识总是持浪漫理想主义色彩。政府和专家应相应加强公众对科学知识合理性的理解工作。一方面，将相关的科学知识宣传普及给公众，让公众对该领域的知识有个概况印象，保证公众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科普教育，让公众亲身参与到科技知识中，和专家、政府互动交流，这样公众更能体会到科学知识的相对真理性，并理解专家解决危机中运用专业知识时产生的某些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有尊重公众，让公众和专家一起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才能解决好危机，并重塑公众对专家的信任。
五、结语
当下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种转型应该是一种经济、环境、规范以及制度的共同转变，同时也包括人类行为的转变。帕森斯认为，人类一般行动系统包括了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其中人格系统对应的是人格信任。正因为传统社会信任关系维持的规范即道德基础发生了转变，现代社会的人们对专家信任缺乏效力，而对专家信任的制度、法律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完善，专家们缺乏制度的约束，产生专家信任失灵现象是非常正常的，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信任与社会信任是紧密相关的，很容易造成从对人的不信任发展到对整个社会制度的不信任，因此，需要人们努力挖掘相关途径，从公众与专家的互动入手，从专家的学术研究与利益关系入手去解决问题，使得专家信任能够很好的得到维持。
作者：刘柳 徐治立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