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隐性的薪酬契约已经逐渐成为管理层获取个人利益的主要方式。本文主要研究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有效约束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并且这种约束力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关键词：内部控制；在职消费
目前关于在职消费后果的研究普遍表明，在职消费水平较高的公司披露财务报告质量更低、业绩更差、对股东利益损害更严重，因此运用有效管理手段来抑制在职消费显得格外重要，而2008年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指引》为企业内部控制有效实施提供了可靠依据，且2012年财政部也强制要求国有企业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企业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间的关系可以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指导从而合理运用内部控制来实现更加有效的公司治理，控制在职消费水平。在职消费普遍被认为是一种隐性的高管薪酬，并且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目前不成熟的股权激励、较低的货币薪酬，在职消费甚至成为管理层薪酬的主要组成部分，远远超过货币薪酬。然而在职消费既有可能正向激励管理者更好地投入企业经营活动也可能反向促使管理者从事各类寻租活动、在损害股东利益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合理控制在职消费对于企业经营极为重要。
一、文献成果回顾
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公司治理机制、公司经营特征、市场化程度会对内部控制产生一定的影响作用。Yermack(2006)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高管的在职消费与企业治理结构之间无显著相关性，但是与管理层的性格特征显著相关。而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发现，管理人员常将在职消费权力看作职务权力大小的表现，因而致力于通过更多的在职消费权利来追求职务权力。Gul等(2011)的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代表着外部监督者，能够监督高管的在职消费，避免产生道德风险、督促企业披露在职消费的真实数据，减弱在职消费与股价真实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Jensen和Meckling(1976)发现，当公司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却又缺乏投资机会时，管理层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倾向于在不影响公司发展前提下扩大个人消费。公司治理机制涵盖了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质量、审计委员会质量等多个方面。李小青(2007)认为从产权关系角度来看，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只有公司治理有效，才能确保企业内各层级控制目标一致，才能真正维护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Doyle等(2007)的研究也表明，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减少内部控制缺陷的产生，因其对问题的重要解决作用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水平。而Hoitash等(2009)的研究却发现，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相关性仅在执行《萨班斯法案》的公司里成立，简单来说就是仅在严格的监管制度下才存在，而在宽松监管环境下则不显著相关。关于董事会质量与内部控制关系，Hoitash等(2009)的研究发现，董事会质量与内部控制水平显著正相关，包括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董事会会议次数等都会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关于股权集中度和内部控制关联则出现了不同观点，薄澜和姚海鑫(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对内部控制水平影响最大的是股权集中度，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越有效，即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国民等(2016)却认为股权过度集中可能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因公司很可能受到某一或某些固定的绝对控制，他们通过研究指出公司前五大股东以及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对内部控制都有正向作用，他们认为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内部控制，但是应当兼顾股东之间的权力制衡。至于审计委员会质量和内部控制的关系，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设立独立的审计委员会更有利于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施屹舟和范黎波(2017)的研究表明，提高内部控制水平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活动，提高盈余质量，且相比于真实盈余管理，其对应计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关于公司经营特征问题，普遍认为公司经营特征主要包括公司规模、成立时间、业务复杂程度等。关于公司规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目前尚未定论，大部分学者认为规模大的公司岗位设置更科学、指责划分更明确，其内部控制的效果也越好。但也有学者认为，公司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因为会有出现内部控制失效的风险，应当将规模保持在适当范围。学者们大多认为企业成立时间越久，各项制度安排也越健全，内部控制效果越好。但也有学者从时点角度出发，认为新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严格的审查而有较为规范的内控制度，而上市较久的公司可能已经形成了固有的内控制度，其有效性有待商榷。关于市场化程度问题，研究认为，市场化作为公司运营的外部制度环境特征，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从而对内部控制产生一定影响。学者们普遍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内部控制执行越有效,因其作为外部制度环境可以发挥监督作用，起到一定的治理效果。关于在职消费的差异问题，卢锐等(2008)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较少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管理层受到的约束较少更容易获取在职消费，因而非国有企业在职消费水平会高于国有企业。关于内部控制对在职消费影响差异问题，国内研究内部控制与在职消费关联的文献大多选择国有企业为样本，很少有研究非国有企业甚至研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仅李雄伟(2016)在按照产权性质进行分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高管腐败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较显著而在国有企业并不明显。关于监督高管行为，李雄伟(2016)通过实证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和高管隐性腐败之间的关系后发现，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显著抑制公司腐败行为。牟韶红等(2014)在研究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和审计费用关联时也发现，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对公司管理层的权力和自利行为形成一定的约束。根据以上文献内容及其时间，我们不难发现，最早有针对性地研究在职消费问题的是外国学者，而我国学者直到近几年才开始对在职消费进行实证研究，且因为对在职消费计量的困难，关于在职消费的实证研究文献还相对较少。此外，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对于在职消费的成因及后果这两方面的研究，并且就在职消费成因的研究来看，很少涉及对内部控制方面的研究。即整体上看，有针对性的从内部控制角度来研究在职消费的文献并不多见。就国内来看，针对在职消费和内部控制的研究也集中于国有企业，鲜有学者从内部控制角度比较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在职消费水平差异并探求其原因，甚至仅有的相关文献所选择的相关数据不完全科学或者较为久远，对目前资本市场的适用性难以定论。本文认为，在关于内部控制和在职消费的关联尤其是针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文献仍有空缺，因此这个论题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二、研究设计
1.样本
2013-2016年上市公司，剔除金融企业、ST上市企业及数据缺失的企业，共1803个样本。
2.变量选择
1）内部控制；2）在职消费；3）控制变量，本文选择高管薪酬、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监事会规模和营业利润率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
3.研究模型
在职消费=β0+β1内部控制+β2高管薪酬+β3净资产收益率+β4公司规模+β5财务杠杆+β6董事会规模+β7独立董事比例+β8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β9股权集中度+β10监事会规模+β11营业利润率+ε基于假设，在职消费是被解释变量在职消费；β0是模型的截距项；βi是各变量系数；内部控制是解释变量内部控制；高管薪酬、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财务杠杆、董事会规模、独董比例、两职合一、股权集中度、监事会规模和营业利润率是控制变量；ε是误差项。在职消费=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入；两职合一，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取值1，负责，取值2；股权集中度为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三、研究建议
1.合理运用薪酬激励政策，控制在职消费水平
关于在职消费的后果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结论，观和消费观均有支持的学者。而从本文的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中不难发现，本文支持的是观，即在职消费会引发问题，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进而损害企业经营绩效。因此本文认为，在职消费可能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它更可能成为高管通过寻租活动来获取私人收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如果股东希望通过激励政策提高管理层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经营效益应当选择其他的途径，比如说提高货币薪酬、股权激励、绩效股等方式，而不是在职消费，当然这也取决我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发展完善。
2.完善治理结构，提高内部监督力度
治理结构作为企业内部管理的核心，对于企业的正常运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治理是否有效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管理，比如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比例等都会弱化对管理层权力的监督，因而使得内部治理效率降低、内部控制水平下降。因此，内部控制水平的提升不仅需要依靠外部政策约束，更重要的是有效的内部监督，通过一系列途径比如完善内部审计、扩大监事会规模等来约束管理层的权力，也能够抑制其在职消费行为。
参考文献：
[1]牟韶红,李启航,于林平.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审计费用——基于2009-2012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
[2]辛清泉,谭伟强.市场化改革、企业业绩与国有企业经理薪酬[J].经济研究,2009(11)
作者:简路河 单位:杭州市虚现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