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论文范例

更新时间:2022-04-13 10:29:54

分析哲学论文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1]杨远芬,郭元锋.“大四现象”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7(2):170-171.

[2]党亭军,张玉琴.地方高校“大四现象”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09(5):150-152.

[3]林同.大学公共选修课存在的问题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40(7):193-198.

[4]熊匡汉.关于大学选修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J].高教探索,2006(6):51-54.

[5]黄伟力.国内外高校公共选修课的设置情况分析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配套选修课建设的启示[J].高教探索,2007(04):100-103,128.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3

1.数据的获取

选取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样本时间截止到2019年,选择“题名”检索字段,输入检索式“题名=冯友兰”,数据期刊类型来源为“全部期刊”,“模糊匹配”,确定检索。将获取到的题录数据全部下载并导入到NoteExpress软件中,利用软件功能剔除一稿多投的重复数据以及非学术性论文,最终确定用于统计分析的数据789条。根据研究需要,对论文年代产出、核心区域期刊等计量指标进行统计,并得到初步结果。

2.论文年代产出情况

科学交流的规律研究一直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热点,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对于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更加深入。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学术论文的发表被公认为是科学交流最主要、最直接、最便捷的表现形式,其论文产出数量是评价某一主题研究和发展的状况的重要指标。一段时间内,任何学科的繁荣程度和发展态势主要受外因(社会的需要和认可)、内因(学科自身发展所处的阶段和水平)这两方面因素所决定。通过对CNKI收录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年代产出分析发现,有关冯友兰研究的学术期刊论文较早的文献是1981年复旦大学的文献《论公孙龙的违反辩证法——与冯友兰先生论“白马非马”》,从辩证法的角度与当时冯友兰教授探讨“白马非马”的哲学相关问题。截止到2019年,国内对冯友兰研究的相关成果的产出情况,每年的发表的论文虽也在增长,但相对比较稳定(趋势线y=1.2259x-0.7619,R2=0.6132),总体呈现“震荡式”的增长模式,见图1所示。此外,789篇学术期刊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冯友兰不同主题研究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得到了稳固和提升,学术研究创新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学术影响受到了国内学术界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3.期刊来源特征分布

3.1整体论文期刊的种类和数量。通过对CNKI收录相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789篇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分布在341种学术期刊。其中,被目前国内核心期刊(主要指北大中文核心、CSSCI和CSCD)收录的共计122种,约占全部期刊种数的35.09%。122种核心期刊总的载文量为386篇,约占全部论文总数的48.92%。由此可见,从计量角度上国内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对以冯友兰为主题的相关研究中的学术成果期刊分布表现出整体研究质量较高,且高质量学术期刊成果的数量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

3.2核心区域期刊群的评选。科学的发展总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的。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相互交叉渗透,另一方面小学科又有向大学科综合的趋势。在科学交流规律的研究中,作为文献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世界著名的文献学家、化学家B.C.Bradford于20世纪30年代从科学的统一性规律出发总结出描述文献的集中与分散规律,后人称之为布拉德福定律——信息计量学中的三大定律之一。布拉德福博士在《文献工作》一书中提出通过大量实证提出了核心区域期刊概念的重要论述。虽然这种研究结论是由近似方法得出的粗略结果,但是信息计量学的规律表明,任何数学模型都只能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近似的描述,都只能无限接近科技文献的分布规律。依据布拉德福定律,对于某个学科或某个主题来说,大量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集中分布在少数的期刊中,而其他少数的该学科或主题的论文则分布在大量的期刊上。布拉德福定律主要用来定量测定学科间的联系程度和描述某一特定课题、学科或专业领域论文在登载其期刊中的数量分布,即核心区域期刊分布。本文对CN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341种来源期刊的载文量进行统计发现,载文量最多的期刊是南阳师范学院主办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杂志,共载文58篇。借助文献计量学领域世界著名的布拉德福定律计算公式M=2ln(e0.5772×Nmax),其中,M为核心区域期刊的种数,E为欧拉系数,Nmax为最大载文量期刊的论文量。最终测评出CNKI收录的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学术成果集中分布的核心区域期刊(群)。具体计算如下:M=2ln(e0.5772×Nmax)=2×ln(e0.5772×58)=2×ln(1.7810445179×58)=9.2752860212,按照取整原则思想,核心区域期刊群的期刊种数为10种(详见表1所示)。根据期刊载文量由高到低的排序结果,核心期刊群的期刊主要由《南阳师范学院学报》、《中州学刊》、《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船山学刊》、《孔子研究》、《兰台世界》、《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史学月刊》等10种期刊组成。如表2所示。在10种核心区域期刊(群)中,除了《南阳师范学院学报》、《船山学刊》和《兰台世界》,其余7种期刊均为“双核心”期刊。由此可见,CNKI收录有关冯友兰研究领域内的789篇学术期刊论文的来源期刊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数量的核心区域期刊(群),且核心区域期刊(群)内的整体期刊学术质量非常高。

4.研究结论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4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5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6

丹尼尔•约翰•奥康纳(Daniel.John.O’Con-nor,1914)是20世纪英国分析教育哲学代表人物之一。奥康纳著作颇丰,其《教育哲学导论》是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性名著。1979年,英国教育哲学界曾撰写了21篇论文庆祝他的75岁生日。1991年,这些论文以《逻辑基础:纪念奥康纳论文集》(LogicalFoundation:EssaysinHonourofD.J.O’Connor)为题出版。该书主编在前言中特别强调,书中每一篇论文的作者都曾受到奥康纳的影响,而且所有的论文选题都是奥康纳曾经关注过的问题[1]vii。可见奥康纳对英国哲学界的影响。换言之,研究英国分析教育哲学是需要深入研究奥康纳的。

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

奥康纳的分析教育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分析哲学思想关系密切。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奥康纳本人对传统哲学的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传统哲学无力完成其自身的任务。在他看来,传统哲学家大致有3项相互关联的任务:一是审视宇宙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二是对提出的问题作理性分析:三是设法论证其观点或者至少能证明其具有一定道理,即便宗教的观点也要有可以为其辩护的论据。[2]16但在这一方面,传统哲学家工作的效果难以令人满意。奥康纳认为,在历史上,在有关宇宙的学说中,很少有哲学家取得像像阿奎那和斯宾诺莎那样的让许多人满意的成就。但奥康纳强调,即便这样,在他们学说体系的逻辑性方面或逻辑前提的真理性方面还是有明显的破绽。因此,“不论他们提出的理论多么迷人和多么有说服力,人们仍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它们是真理”[2]16。奥康纳认为,现代哲学家的目的要贴切实际的多了,哲学家仅根据自己的哲学观提出有关学科范围的见解,很少有人再持传统哲学家的观点了。因为,“传统哲学家提出的假设超出了他们能够证明它们的能力。他们关于宇宙的解释应当像炼丹术、占星术、巫术一样被否定掉。理由很简单,任何探究的结果要想被接受就必须能经得起公开验证以证明其可靠性,而且与其他公共知识一致。传统形而上学,如占星术、炼丹术无法满足这些要求”[2]17。

其二,传统哲学方法缺乏新的突破,面临窘境。传统哲学源头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奥康纳认为,那一时期,学科概念缺乏清晰的逻辑性。哲学概念几乎涵盖涉及人和宇宙本质的所有问题,与现代的哲学概念相差甚远。[2]18即便如此,一些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是清晰的,如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等使用的是观察法,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用演绎法。但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哲学家们使用的方法难以确定。奥康纳说:“当我们转过来审视哲学问题时,我们清楚地发现,很难确定它们的方法究竟属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法还是数学和逻辑学的演绎法。”[2]18奥康纳认为,这是导致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宗教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6和17世纪时,自然科学开始加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方法有一个新认识,开始强调眼见为实,强调尊重事实。奥康纳认为,当伽利略和牛顿的物理学在17世纪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后,哲学家们也因此可以卸去研究那些涉及可观察的事实的问题以及探究自然规律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减轻并没有使哲学得到真正的解脱反而凸显了传统哲学方法面临的窘境:“如果所有与可观察的事实相关的问题都由科学家去研究,那么留给哲学家的问题还有哪些呢?他们又怎样去研究剩下的问题呢?”[2]21对于这一问题,奥康纳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哲学遭遇科学革命之后便形成了这样的结果:一些属于典型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经验的方法来解决,即通过观察而提出假设,并通过观察验证假设;其他的问题,如逻辑学和数学学科的问题,可以通过符合演绎规律的计算来解决。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划入这两类问题,比如传统的哲学、伦理学和自然宗教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不能通过经验的方法也无法通过纯演绎的方法去解决。[2]22这是自然科学获得成功之后摆在哲学面前的问题,即哲学研究的方法问题。许多哲学家为此作了不少努力。如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受数学方法的启示,想用几何学方法去证明哲学结论,结果没有成功。奥康纳认为,导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误解了数学符号与哲学语言之间的差异。[2]23又如,18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方法方面的问题,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与方法相关的问题:“人类知识的局限性有哪些?”他们试图列出人类智力可以发现的问题的清单。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和中世纪哲学家那样去思考宇宙的本质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用洛克的话来说)审视人类的理解力,检查人类的能力到底适合研究什么事物。这种试图检查人类智力能量实际上与传统哲学一样困难且容易引起争论。它所起到的作用是引起哲学家关注“知识论”,即关注有关人类知识的起源、性质及效度等一系列问题。在奥康纳看来,这些温和的哲学怀疑论者尝试解决哲学方法面临的问题,结果他们只是在开辟新探究领域方面获得偶然性的成功。但是只要方法问题没有解决,这种尝试对于哲学领域而言,就好比在没有找到应对旧细菌的方法之前又发现了一个新细菌[2]23,令人烦恼。

其三,传统哲学的理论依据存在逻辑上的瑕疵。奥康纳以中世纪哲学家为例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中世纪哲学家的理论瑕疵在于理性探究不足。他说,“许多中世纪哲学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广泛的兴趣,他们所缺乏的是对人类认识事物的智能以及如何运用智能去获取知识缺乏正确的理解。他们过于相信凭着常识和‘不证自明’原理,就可以对神的存在、人的本质、命运和物质宇宙的构成等等进行论证,但是由于缺乏像数学或科学的那样证据,他们的结论因此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可”,甚至“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就能指出所谓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理论的逻辑瑕疵”[2]24-25。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是由于中世纪哲学家掌握的知识没有具备公共性、可验证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换言之,是中世纪哲学家没有意识到“哪种证据适合用来回答问题”[2]25。#p#分页标题#e#

其四,传统哲学对人的理智能力认识不正确。奥康纳在《教育哲学导论》中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讨论理智能力问题。尽管理智能力像许多其他抽象的哲学词汇一样,定义十分模糊,几乎找不到“正确”的界定。但奥康纳认为,所谓理智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者是能够适当地回答问题的能力”[2]24,奥康纳也承认,这种界定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如:“我们是怎么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合适的回答?”[2]24不过,奥康纳强调,人类与生俱来就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是明确无误的。他说:“有些人能力可能比其他一些人强些,或有些人在某一方面比其他人强或弱一些,如在数学问题或管理能力方面,但只要没有天生的智力缺陷,所有的人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他甚至强调:“即便是野蛮的动物,如狗、老鼠等等,它们也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理智能力只是程度问题,不是‘全有或全无的问题’。”[2]24奥康纳认为,在对待理智能力的问题上,哲学史上曾出现过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过高评价或者是夸大了人类理智能力,这一方面的代表是中世纪的哲学家。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忽略了人类理智能力的有限性。奥康纳认为,这种态度危害不小,因为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通过理性方法得到一个定义清晰的并被广泛接受的结果,人们便会怀疑理智能力甚至转而反对它。[2]23另一种错误态度是过低评价或怀疑人类的理智能力。采取这种态度有两种人:天生的非理性主义者和怀疑论者。奥康纳指出,前一种人回避或怀疑系统使用理智能力的人,当他们碰到需要作艰苦思维的问题时,他们要么回避,要么伪造一种替代的方法。这种人往往诋毁“智力”和“逻辑”,欣赏的是神秘主义的自然冲动和直觉。奥康纳强调,这种态度因为有了像法国哲学家尼采、伯格森和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支持而更加有害。[2]26后一种人对理智能力的怀疑源于他们的“有限真理”观。怀疑论者与非理性主义者不同,他们并不回避和诋毁思想和行为的理性进程,他们只是强调,人类会犯错误,因此,他们对确实的东西和人的理智能力持怀疑态度。奥康纳认为,最好将两种态度综合一下并取各自所长,既不能过分依赖理智能力的力量,也不能低估理智能力的作用。同时,正确认识理智能力可以做哪些事,在实现人类目的的事业中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怎样确保理智能力为这些目的服务。奥康纳讨论理智能力的目的应该是清楚的,即他主张对哲学的问题做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分析,直至找出可靠的证据来论证它。将这种观点用在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自然就会强调对教育中许多概念(问题)作理性探讨。

但是奥康纳强调,对于理智能力的力量要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用理智能力解决的。他认为,对于两种问题,理智能力是无能为力的:其一,当人们不知道什么证据可以用来回答相关问题;其二,根本不存在能够回答相关问题的证据。[2]32-33根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可以大致归纳出他的哲学主张,一是现代哲学应当研究人类理智能力力所能及的问题,二是尽量采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哲学问题,哲学的科学方法是用理智能力对相关问题作细微分析,并提出可靠的论据。奥康纳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是其分析教育哲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从他的分析教育哲学主张中发现他对传统哲学观的纠偏。

二、关于教育概念的语言分析

(一)论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及方法

奥康纳认为,语言分析在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他发现一种现象,从语法上看,有些哲学观点的陈述没有任何问题,但其陈述确确实实是一种误导。原因何在呢?他认为,是陈述的语言形式在起作用。他引用英国分析哲学早期代表人物摩尔的话作了解释:“词的含义取决于词的用法,并为词的用法所控制。”[2]37这就是说,词或短语与其含义的关系并非是与人的期望无关的自然独立体,它恰恰以社会习俗为依赖。奥康纳强调,正是通过习惯的用法,词或短语才具有交流的能量。[2]37这对哲学研究十分重要。在谈到语言分析时,奥康纳特别谈到了一些抽象概念的语言分析方法问题。在他看来,抽象概念不像那些表述日常生活经验的概念,它们往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甚至还有一些未曾有过使用先例的新概念。碰到这样的概念时,对语言敏感的现代哲学家往往会设法采取补救的措施,即用举例法来解释该概念的意思。但例子有两种,一种是非标准例子,一种是标准例子。奥康纳对这两张例子作了解释。如,什么是思维?有人会举例说:“我幻想的时候在思维,我做数学作业的时候在思维,我写信时在思维,我下棋时在思维,我和朋友交谈时在思维,等等。”[2]37但在奥康纳看来,这些属于非标准例子,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概念的含义。只要用反例就可辨别这些例子的逻辑可靠性。如“你在解决问题时在思维,那么,老鼠在解决它的问题时也在思维吗?”在这里,奥康纳想表明一个观点,有些概念本质上就是模糊的,“它们不像技术术语可以清晰地阐释”[2]38,但语言分析可以使其变得清晰些。奥康纳认为,还有一种例子属于“标准例子”,他赞同斯特宾的观点,谈“固体”概念时,可以用“石头、桌子和木板”作为例子来说明。因为这些例子是解释固体的标准例子。他强调,如果一个词语不能用这种标准例子来说明,它就失去了意义,也因此不会有任何应用性。奥康纳认为,这种强调词语的标准使用为现代哲学提供了有效的逻辑武器,尤其在揭露形而上学哲学空洞性方面。奥康纳认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论点往往建立在日常语言的超常规意思的基础上的,缺乏标准例子支撑,因此缺乏令人信服的力量,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第一原因的论证问题。[2]39

(二)论教育和教育理论

从上述语言分析观出发,奥康纳得出一个结论:“有关教育的理论往往是由各种不同表述构成的复杂的混合物。正因此,这些表述才容易被学习理论的学生甚至被一些作者误解。”[2]13这样,对一些重要概念作深入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在他看来,“教育”和“教育理论”这两个概念最为重要。因为,对这两个概念的误解会导致教育实践的盲目性。他自己在这两个概念的分析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在1957年出版的《教育哲学导论》中,他以“什么是教育理论?”为题,专章讨论了教育和教育理论两个概念。1973年,他又写了一篇论文“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对这两个概念再次专门讨论。#p#分页标题#e#

1.“教育”

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即写作《教育哲学导论》时期,他认为,“教育”的含义有三个成分:(a)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的一套技巧;(b)旨在解释或证明这些技巧的运用的一套理论;(c)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目的中所包含和表达的一套价值观念或训练,用以指导所给训练的多少或类型。[3]470奥康纳认为,只有第3个成分与哲学有关,因为前面两项是“只能用实证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事情”[3]470,而第3个成分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教育价值观念和教育目的,是教育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回答的两个尖锐的问题:“(1)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可作为教育的目的?(2)什么手段将有效地实现这些目的?”[3]472奥康纳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开列了有关教育目的的一个清单,在他看来,教育目的包括五个具体的目的:“1.为男人和妇女提供他们(a)立身社会和(b)寻求进一步知识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技能;2.为他们提供使他们能够自立的职业训练;3.唤起对知识的兴趣和爱好;4.使他们具有批判精神;5.使他们接触并训练他们欣赏人类文化和道德的成就。”[3]472-473显然,这一时期奥康纳对教育概念的探讨主要是围绕教育目的进行的。到1973年他写作“教育理论的性质和范围”时,他对“教育”概念又有了的新的理解。在这篇论文中,他明确提出:“‘教育’至少有两个明显的意思:第一,它像婚姻、法律和经济制度一样是一种社会制度……,第二,‘教育’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旨在理解社会制度的研究。”[4]47在这里,他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教育概念的内涵应该包含教育研究:二是强调了教育研究的任务。在他看来,教育研究虽然从科学学科领域获取一些事实作为基础,但它与其他类似的学科一样,学科内容并不清晰,研究范围相当模糊。但是,他强调,广义的教育研究要依靠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生物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这些学科中也有非科学的成分,如各种价值判断,宗教概念、政治和社会理念等等,因此,“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任务是要证明这些不同成分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它们又是怎样与相关的教育理论建立事实上联系的”[4]48。因此,他强调说,教育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4]48。

2.教育理论

奥康纳在讨论教育理论概念时,首先讨论的是“理论”概念。在他看来,“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立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3]478。可是,他发现,教育理论领域中不少理论并没有以假设为前提,更没有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但是,理论这个词在教育领域经常被随便乱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奥康纳认为有三种原因。其一,“理论”一词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这个词汇含义模糊,它被运用于一个宽泛的知识框架领域,旨在对一些兴趣或活动领域进行组织建构和解释;第二,它是一个易受情感寓意影响的术语,兼有褒义或贬义两种效果。[3]478其二,是因为“理论”这个词是一个受尊敬的词。因此,“像很多这一类词那样,在使用‘理论’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更多地是为了它受尊敬的价值,而不是为了它的严格的叙述的含义”[3]478。其三,“理论”这个词是一个礼貌用语。在奥康纳看来,“在教育情境中使用的“理论”这个词,一般而言是个礼貌用语”[4]48。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教育理论似乎就不是真正的理论。

那么,教育是不是像其他科学一样确实有着自己的理论呢?在奥康纳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对此,奥康纳解释,虽然教育本身不是科学,而是“由一个共同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实际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往往在某种科学理论上有着它们的理论根据”[3]478。奥康纳还以医学为例解释教育理论。他说,医学本身也不是科学,“它的目的不在于知识的增进,而在于实际的结果,即防病和治病”,因此,“医学知识的增长点多数是在纯科学,即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方面,而不在门诊室和手术室的日常活动之中”[2]93。在他看来,教育理论正像医学一样,是建立在其他科学基础上的,需要借用其他科学的理论,诸如心理学和其他与人相关的科学。他依据逻辑实证主义原则,总结了教育理论的两个特点:“其一,如果教育理论是理性活动,那么它的理论建构与人们在建构科学理论时提供的范例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它不是一种理性活动,那是一种时间的浪费,自命不凡却遭人轻视);其二,即使教育理论满足了这些精确的标准,人们依然怀疑,它们能否像技术、医学和经济学理论那样推动实践领域的进步。”[4]64在谈到理论概念时,他还强调了理论的解释功能。但是,他强调:“教育理论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解释、预测和控制日常科学活动中能够发现的东西(实际上,迄今为止,这种目标在教育理论研究中也从来没有实现过),在考虑教育理论时,应当将人的福祉(humanwelfare)植根于教育概念之中。”[4]48因此,谈教育理论必然涉及到教育理论的目标问题,即教育理论要研究什么?他认为,教育理论与经济学研究有亲属相似性,因为两者都谋求人的满意和利益最大化。所以,教育也应当像经济学一样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稀有资源———时间、教学技能、智力、知识好奇心等,以及像金钱、土地和建筑等纯物质的东西以追求最大的效益。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与教育制度改进有关。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广义的教育理论是指以探究为目的的理性探究,首先,教育理论要解释教育理论对教育进程及教育制度的作用;其次,根据已有的知识来改进教育进程和教育制度,以及修正它们为之服务的目的。”[4]48在这里,奥康纳显然强调的是教育理论的实用性。这与前文他对传统哲学批判的态度是吻合的,即教育哲学或教育理论要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7

关键词: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偶然性;必然性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用博士论文代称)是马克思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马克思表达青年时期思想理论的重要著作,同时包含着马克思人生中许多思想的启蒙点,在论文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可以单独加以论述与研究,它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原子论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的偶然性观点的发展源于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之间的分歧。德谟克利特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原子论等同于阿纳克萨戈拉种子说的延伸。阿那克萨戈拉把世界万物的出现与灭绝归结为种子的聚散与分离,相当于每一事物的新生与消亡都源自于种子的碰撞,认为自然万物是由多种多样的种子所构成的,以此彰显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种子的性质也决定了自然万物的性质。德谟克利特将虚空空间添加到原子运动的空间,认为世界的起源是原子和空洞,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因原子的聚集和分离,没有偶然发生的东西,一切事物的来由都有原因,一切事物的始终也都是必然,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说很相似,相信命定论,而德谟克利特本人也不相信感性世界,把其与真理割裂开来,导致德谟克利特的一生都在求取所谓的真知,是个实实在在的唯物主义者。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是种子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解释,强调原子在形状位置上的差别从而才有了自身内部的运动;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做了一些改变,认为原子非线性运动而是偏斜运动,他所谓的“偏斜”并不是真正的斜线运动,而是在下落过程中呈现为各种结果的可能性,是原子碰撞偶然性的表现,而且他认为德谟克利特所说的支配统治世界和人类的必然性的东西并不存在,主张反对宗教、迷信带给人们的束缚,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也是个教条主义者、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是真实的,相信感觉的存在,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把两位哲学家关于原子论的观点做了对比之后,回归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观点中来,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被看作是当时自然哲学的最高成果,认为原子是沿直线运动的,但马克思通过比较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运动方式,提出了与传统不同的观点;马克思更倾向于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认为万事万物产生于各原子之间无规则的任意碰撞,由此引出了“偶然性”观点,超越了“因果关系”的枷锁,代表了对绝对必然性的挑战,在当时很大程度上有着打破命运束缚、高扬追求自由的进步思想。虽然德谟克利特是哲学史上首位提出偶然性这一概念的哲学家,但是对于他本人而言放弃了对偶然性的研究,则更注重必然性的观点,将生活中的一切都归结为必然性;是必然性统治着这个世界和人;人被必然性所支配等等。

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自我把握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所描述的偶然性是突出个体的随机性、倡导人的个性自由;与之相对应的必然性则被看作一种限制、规范,具有浓厚的机械论色彩;随着人文科学的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被看作一对相互联系的基本范畴而存在。而马克思结合辩证法思想不仅看到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缺点,而且又超越了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解释,从追求个人自由的意义上理解原子运动与必然性、偶然性之间的联系。纵观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偶然性与必然性总是被作为一对相应的范畴联系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有相关的具体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可以找到相关例证。从原始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变迁、历史洪流对于个人来说是无法把握的必然性,而每一历史阶段的政权更迭,在大洪流中可以看作是变革的偶然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所倡导的是在必然性的规定下,人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偶然性可以推动必然性往积极方面发展。在整个人类进程中,赫斯曾说“马克思作为人类思想的宝库”,至今仍为受用,可以说是作为了积极的偶然性出现,而且一度在金融危机和国家革命中发挥作用,甚至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就像恩格斯曾说过:“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同时也会有像天灾、人害的这种消极偶然性的出现,在无法避免的同时也并非全无用处,可以让世人吸取教训并加以警醒,马克思认为必然性与偶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无数偶然性构成了必然性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持的立场当然是一致的,偶然性突出了英雄人物的功绩,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崇尚偶然性而忽视必然性,否则就会陷入英雄史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马克思所讲的必然性中的偶然性也绝不是单指个体性格人物的成长发展,而是要求全人类中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他需要全人类的充分和自由发展,所追求的也是必然背后的自我意识的自由。马克思之所以支持伊壁鸠鲁,也是因为伊壁鸠鲁重视人的“主体性”和对“自由精神”的追求,重视人本身的发展,用人的自我意识这个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虽然当时并没有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做出明确的区分,但对于当时受黑格尔唯心思想影响的马克思来说,有一个启蒙点思想的发现是很宝贵的。

三、面对偶然性与必然性时人的自我发展

在人类历史必然发展的大趋势和人类社会偶然发展的小浪潮的进程中,即使是作为食物链顶端具有自主创造性的人类,无论认识水平怎样提高,都不能彻底撇开或避免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就像人类抓住了科技这条锁链,或者说是偶然性的契机,利用它越来越造福人类,但是不得不说它却使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地逐步服从于科技的规范要求;科技发展至今如果属于发展的必然性,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科技发展所导致的人的异化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性么?我们不能单单把偶然性与必然性割裂开来分析,虽然偶然性的产生是无缘由的,但是马克思认为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为一对关联范畴,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生活中,一方面要尊重客观必然性的要求,重视各方面的作用,只有在认识了必然性的基础上才拥有行动中的自由;另一方面,也不要忽视偶然性在其中的作用,任何一个偶然性都是一个关键点,我们要善于利用和把握,利用偶然性为必然性发展开拓道路。苏联的李森科曾宣称“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一度反对分析偶然现象。结果导致苏联的生物学领域被形而上学思想所控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正所谓“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人作为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客观存在的主体,除了善于抓住契机之外还要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充实自身,在遇到任何困难时不是畏首畏尾,而是积极主动应对。只有作为人民群众组成部分的个体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有效作用;推动社会和历史的良好向前发展。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各方面条件极为有限,博士论文中的潜在价值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得到极大的理论价值体现,放置于当代中国,而且经过历代学者的潜心研究,马克思的偶然性思想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之路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视角,为国家和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思想,有利于我们认识历史的必然发展和更好地掌握历史规律,从而更好地把握唯物史观。

参考文献:

[1]俞娜.试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及其创新[D].华中科技大学,2006.

[2]朱丽梅.马克思哲学中的偶然性思想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6.

[3]周嘉昕,张一兵.自我意识旗帜背后的辩证法光辉———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J].理论探讨,2005(4).

[4]颜岩.马克思对黑格尔偶然性论题的继承与超越[J].哲学研究,2017(11).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8

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创新培养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研究生导师既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思想和丰硕的成果;既要有站在学科前沿、洞察学科发展趋向的见识,能够高效地指导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要在思想、品德、科学态度、人格等方面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对学生有人格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南京医科大学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遵循“按需设岗、坚持标准、择优聘任、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学历背景、科研项目、学术影响力等多重标准,遴选高水平导师队伍。南京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系导师队伍均满足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条件,对已遴选为硕导或博导的导师,每年也会定期考核,核查其是否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如博士生导师下一年度招收博士生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①目前正在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省、部及部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②近3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影响因子≥5的SCI论文1篇。以此为研究生创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导师基础。除满足学校导师的遴选条件外,我系导师很注重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通过定时定期的查阅大量文献,参加有影响力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清醒认识自己所从事学科的思维局限性,从宏观、转化医学的角度掌握学科前沿发展方向,形成自己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色,有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学术“栖身处”和学术“生长点”。此外也极其注重自身的品德建设、学风建设和人格培养,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2构建和谐的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师生关系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给学生创设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利于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探索,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于努力营造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民主平等、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融洽相处的环境。因此,学系导师在研究生入学之后,会让其了解各个研究方向的情况,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鼓励其阅读相关方面的文献,指导、提供实际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及实验平台,在整体实验理论规划和实践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上给予最大的保障。此外,导师对实验时间无强制性要求,允许学生自己合理安排。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目前一些临床医生的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医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收入,使得基础医学研究生生源少,质量良莠不齐,男女比例失衡,感情心理问题易发。因此学系鼓励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将部分经费以助研经费形式发放给研究生,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类项目基金的劳务费预算落实到位,一方面解决了研究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生的科研动力。学系导师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交流手段来构建和谐关系,如对性格内向、被动交流的学生,导师会每周去了解其思想、生活、科研动态,对其出现的问题、困难给出指导、建议或帮助;对于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同学,导师会选择性地给予文献阅读导向,将文献的难易程度逐渐提升,并在此期间认真讲解主要的难点和重点;对于学生出现过失甚至错误时,导师不会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先了解事情发展始末、了解学生出现过失的原因和理由,然后进行得当的教育,但不会迁就、姑息学生的过错,做到批评到位、教育到位、策略到位,这样学生才能进步,和谐的气氛才能产生,才有利于整体研究生的创新教育。

3完善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良好的知识结构,而研究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主要通过一系列课程教育来实现。制定科学、合理、完整、互相衔接,并且在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及其他环节上层次清晰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力保障。通过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充分了解、调研国内外著名院校相应各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点及实际情况,制定适应当前本学科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培养方案。

3.1校园文化、实验室文化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非常重要

在研究生一年级的公共哲学课(如自然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上,老师要在教学中明理、实在、深透,切忌空洞无物,应改变板着面孔训人、课堂教学语言枯燥的局面,要强化哲学课堂教学语言的思辨性;在此类公共课上应邀请校内外或省内外在该课程教育中受到研究生普遍好评的教师作相关方面的授课,而不是老师从头上到尾;改革现有课程体系,变单一教学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以选修课或专题讲座为形式,增设中国传统哲学、医学哲学、艺术哲学等课程,从多方位的哲学熏陶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进入实验室课题组后,学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师资力量和优势、公共实验平台,加强对研究生文学、哲学、社会学、转化医学等知识的修养,全面提高研究生科学文化素质,并促进课题组内、课题组间、高低年级组间、同年级组间互帮互助、和平共处、和谐融洽的实验室氛围的形成,从而构建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和实验室文化,提高创新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3.2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相关研究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年级研究生,除学习学校安排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后,还要求学习本专业相关的中英文文献。根据核心经典文献和最新文献,不断寻根溯源,融会贯通,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研究热点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意识。开设学科领域新进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必选课(如内科学进展、博导论坛等),聘请本学科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开阔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3.3考虑到当今的创新成果往往出现在复合、交叉学科的特点

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逐渐向前沿性、多元化方向发展,应多开设专题研讨以及交叉学科的课程,鼓励研究生尽可能参加各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全面提高创新思维。

3.4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是课程教学的引导者、组织者,把教学内容的主体放在研究生身上。

启发研究生的思维,适当引导和点评,给研究生留有思维的空间,注重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论题来调动研究生的情绪,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授课方式上,不断改变单纯传授知识的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一步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在激发研究生研究兴趣的同时,培养研究生基本的学术素养。

4重视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创新性

科研和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论文选题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选题本身作为一个创新过程,在研究生创新教育中地位非常突出。因此,在研究生开题前,首先指导研究生借助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广泛查阅有关文献,独立思考、大胆设想,通过查阅、评估和分析文献,找出以往研究中的谬误之处、不足之处和矛盾之处,抓住尚未有人涉足的空白点,引发新的选题设想;其次,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以较高起点把学生带入学科发展前沿,使得论文选题与导师研究方向一致,与专业优势条件及学科长远目标一致,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找准国内外空白点;最后,在导师指导下设计初步研究方案,通过开题报告征求同学科、跨学科导师和同学的意见,务必使研究方案既有可行性、创新性,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实现基础医学的转化研究。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再根据具体情况和国内外的发展趋势,随时进行调整或修改,满足创新教育的发展要求。

5加强实践环节

医学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加强实践环节,可促使学生加深对自身专业方向的理解,加大学习力度,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有进行创新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精神动力,更要加强实践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抓住创新的要求、触发创新的灵感、验证创新的成果。因此,本研究以江苏省心血管病分子干预重点实验室为依托,逐步建立和完善保证研究顺利进行的实验和技术平台。在研究生一年级上半年,在学系内开设基本实验技术系统培训,包括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常规仪器使用方法(如移液枪、离心机、流式细胞仪、酶标仪、PCR仪、消毒锅、电泳系统等)、常规分子生物学技术操作方法(如细胞培养、蛋白免疫印迹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蛋白浓度测定、RNA的提取、逆转录、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实验室已有的动物模型建立(如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心肌肥厚模型、糖尿病模型、高血压模型等)。要求研究生尽早进入实验室,使每个研究生尽快掌握必需技术,少走弯路,参与创新科研工作,为创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实践技术基础。

6促进学术交流

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氛围(climatesforinno-vation)是产生高质量创新学位论文的前提。创新氛围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被视为一系列影响创新主体各种创新活动进行与组织创新性表现的环境因素,描述组织是否具有创新环境的主观体验,也就是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系统、管理者工作方式及其他重要环境因素产生主观知觉后,形成成员本身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和动机,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要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使研究生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创新氛围。

6.1课题组每周进行最新文献的学习

引领学生体会学术论文精髓,采用辩证性及批判性的多角度方式阅读文献,既要指出文献中的不足、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又要能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案,最终挖掘有用的学术信息,为自己的课题拓展思路;通过汇报研究工作进展,及时与导师和同学沟通,科学调整课题思路;学系内定期开展大规模学术讨论,籍此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包括科研思路及科研技术的交流),启迪思想,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推进创新。

6.2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交流

如学校举办的博士论坛、研究生学术论坛、青年优秀论文比赛等学术活动,交流学术思想。利用我系是江苏省心血管病分子干预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心血管病转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单位的优势,定期举办院级、校级间的跨学科学术论坛,活跃研究生的学术氛围,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锻炼研究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为研究生创新学术交流提供稳定的场所。通过优势互补,不同学科、不同学校之间更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促使研究生创新思维的激发。

6.3利用学系科研经费充足

师资力量优越的条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相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鼓励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中与相关专业的教授进行学术问题的交流与探讨,及时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与发展方向;同时定期邀请校内外、国内外的同学科、跨学科名师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多视角、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6.4营造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环境。

定期组织研究生及导师进行国外一流大学访学,推荐优秀的研究生到国外合作实验室进行短期研究,营造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环境。邀请国外教师来实验室做学术讲座,介绍最新进展,并专门安排时间让研究生与专家面对面讨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互访、短期交流等多种手段,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自2012年以来,学系在研究生创新教育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系共有8名研究生获得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1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5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南京医科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7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