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1
生态文明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科技时代的到来使人类在获得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对科技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随着科技对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科技日益凸显的负效应逐渐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一战略要求，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从科技伦理视野下重新审视当代生态文明中的伦理范式的转变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在实现当代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与生态伦理要有机结合，较为明智的方法就是在科技领域引入生态伦理的“软着陆”机制，而在这一机制的构建过程中，科技共同体作为科技研究的主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从事科学知识活动的主体，是生产科学知识的集体，由一些学有所长的实际工作者组成。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要求以一种崭新的模式对当代生态文明的塑造起重大作用，在这一模式中必须树立科学的职业伦理和科学研究的伦理原则。 一、在生态文明视阈下将生态伦理素质贯穿于科技职业素质当中 科学技术伦理和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因此，科技界和全社会必须关注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问题，正确地利用科技成果为社会造福，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科技成果的使用不当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当代生态文明来讲，一些专家认为，应通过对社会价值目标的重新审定，通过对人与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正确理解，改变传统上以增加自然资源消耗、增强对自然界的征服掠夺为代价的发展方式，逐步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新伦理关系。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钱易院士认为，要尊重并善待自然，尊重一切物种，尊重自然生态的稳定与和谐。无论领导决策、企业行为还是个人行动都要考察环境伦理问题。科技工作者应以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确保可持续发展作为进行研究的目标，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作为研究和开发的准绳，将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和对社会高度的责任心作为一个好科学家的根本，即把生态伦理素质当作科技职业素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之后，要求摒弃人类以无度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代之以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友好发展。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始终对人类社会进步发展起着基础、先导作用；但另一方面，材料的制备、生产、使用、废弃的全过程又是资源、能源的最大消耗者和污染环境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材料的设计、研究和生产者，即科学家必须重视和树立环境伦理观。 将生态伦理素质并入科技职业素质当中，除要求科学家要自律外，还必须在整个科学共同体范围内建构明确的社会规范与伦理考量体系。一般来说，社会建构的目标其一是为扩展正确无误的知识；其二是为生产实践服务。显然，前者是后者的前提，而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的。因此，社会建制的主要职责应是正确有效地行使继承、创造和传播实证科学知识，回馈社会的支持和信任，而这一职责的行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职业伦理规范问题。 科技共同体应本着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负责的原则，普遍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价值意义，发展和研制新的科学技术，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使人与自然协调地得到发展。把生态伦理素质放入科技工作者职业伦理规范之内一定意义上适应了新时期下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有利于社会建构目标的实现，从而更有助于人类生产、生活的进步。 二、在生态文明视阈下将生态伦理评价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首先，科技共同体除必须遵守科学活动本身的伦理规范之外，还必须遵守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动物保护和生态保护原则。只有在维护了这些规范的前提下，科学的自主发展和科学知识的生产应用才能正常运行。 其次，科技工作者必须对科学的社会后果进行伦理评价。科技工作者是社会中人，其活动并不孤立，而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既影响社会，也受社会制约。作为活动结果的科研成果或技术发明的应用，对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有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还是有害于社会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应对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社会而产生的后果负责，即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再次，由于科技工作者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知识，比其他人更能准确全面地预见这些科学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因此，他们有责任去预测科学研究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对民众进行教育。最后，由于科技共同体的社会地位相对于一般公众来说有特殊的重要性，他们不仅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作为社会精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参与和影响政治家们的决策。科学是探索真理的活动，科学家在进行非本专业特长的工作时必须小心谨慎，稍微的疏忽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实在，因此，人类在运用科技使自己生活得更好的过程中，必须有效地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方面，科技工作者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必须将科技活动与生态评价有机结合。 因此，在一项科技项目实施之前，科技工作者必须有科学的预见性。这种预见性是以生态伦理作为评价准绳，高科技下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一旦一项科技项目的实施危及到生态环境，哪怕只是暂时的危害，也应立即制止。这要求把生态伦理作为一项评估制度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关键是在科技活动实施之前，因为在实施之前的经济利益只是一种预见，没有形成事实，对人们的利益吸引力相对来说比较小；一旦将科技成果付诸生产，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严重的生态危机面前，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一个二难推理，是理性的应当和感性的不情愿之间的矛盾，在科技成果运行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求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有足够的理性，以冷静的头脑来面对发生的一切，当机立断以维护人们的长远利益，哪怕这样会危及人类的暂时利益。#p#分页标题#e# 三、在生态文明视阈下生态法制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 一般来说，伦理和法律是协调人类社会的两种不同手段,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相对于伦理的软控制来讲，法律具有它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将法制作为伦理规范的一种补充，即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将二者有机结合、刚柔并进,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科技的进步性。 在科技活动中，将生态机制法制化是一种必然。在一项科技活动进行之前，必须有必要的评估检测过程，如果其运行对生态环境有所损坏，有关部门需运用法律手段阻止其进行。同时，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中，生态法制必须对其进行监督。这就需要社会行政部门运用一定的人力、物力建立一个体系，虽然这个体系的完善尚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但生态法制化却是大势所趋。 同样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也是如此。一方面要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民众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制定了各类国家标准，颁布了几十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以及自然资源管理法律、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行政法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环境保护、资源管理的法规等，这些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建立起适应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但生态法制化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在生态法制化过程中，建立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是关键。所谓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是指人们对社会生活中生态环境法律以及有关生态环境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正确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能增强对生态环境法律现象及生态环境法律知识的认识，有利于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有利于人们自觉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不正确的生态环境法律意识则不利于生态环境法律秩序的建立，不仅会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可能动摇人类的生存之本。在提高生态环境法制意识方面，除了大力宣传、普及生态环境法制知识外，应针对科学技术的特殊性有所创新。通过宣传教育，可以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是实现环保目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最重要的是要切实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生态环境法制意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实际上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之所以做出一些有害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往往是迫于生计，只有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才可能把他们与生态环境对立的关系变成统一的关系。同时必须厉行法制。生态环境法制意识的树立还必须建立在严格实施相应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法律既是制度要素，也是一种行为规范，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一种“国家意志的他律”，其力量和作用是刚性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我国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已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既然立了法，就要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要依法处罚，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也要依法奖励，通过法律实践来巩固生态环境法制意识，坚持不懈地在广大人民中养成良好的生态环境法制意识。 法律带有强制性，可以上升为具体的条条框框，使人们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有理性的约束；伦理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东西，在具体的科技活动中更注重的是人们自觉性的培养。在伦理中加入法律的因素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定会使科技负效应的早日解决得以实现。 总之，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人类在漫长的自我解放过程中，并非只要满足自己的愿望就够了，如果不把科技的力量和人类生存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不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最终会偏离人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对人类的行为有所控制，使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有利于人类的根本目的和长远利益，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对自然界保持一种自始至终的“生态关怀”原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终极关怀。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2
关键词：大学生；素质教育；科技伦理教育
大学生作为未来科技领域的生力军，其科技伦理素质直接关系到科技成果的创造、转化和运用方向，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类自身的和平与安宁。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存在的客观因素，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被打上了人类价值观念的印记。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进步，随之而来也会产生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只有在正确伦理道德的引导下，才能朝着服务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在2018年两院院士会议上提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1]并多次强调“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让他们成为有思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然而，目前大学生的科技伦理素养状况并不乐观，科技伦理教育在我国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有关讲话中指出“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3]，“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那么，在素质教育视角下加强高校大学生科技理论教育，全面提升其科技道德素质和伦理素养，对确保未来科技创新、发展、运用造福人类的正确方向就非常关键。
一、当下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问题
高校作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素质人才的第一平台，应该直面当前素质教育背景下科技发展与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缺失的严峻挑战，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规范其科技行为，提高其综合素质。然而，目前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状况却令人堪忧。首先，重理轻文，忽视“做人”的理念教育。科技伦理要求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类伦理道德的统一。它认为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中每时每刻都在体现人的价值要求与道德取向，要求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在人类的道德底线范围之内，才能保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能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科技伦理教育就是对作为科技活动主体的人，进行价值取向、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等的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观，以及在科技活动中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和原则来对待科技活动的自觉意识和行为能力。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平台，是开展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但多数高校忽略了科技发展对学生伦理道德的冲击，对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教育理念上，注重“做事”，忽视“做人”。教育的本质归根结底是学生人格精神的培养，是教会学生“做人”。但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重理轻文、重技轻德的现象，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和原理的讲授，忽视科技伦理道德和人文素养的培育，导致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合作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弱化，学习的功利性倾向较为突出，这与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是偏离的。其次，教育方法形式单一，缺乏创新性。高校进行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大学生在科技研发与技术创新以及未来科技实践应用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和伦理情怀。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理论灌输。这种教育方式缺乏人文关怀，被动性较强，会使学生产生逆反心理，很难收到提高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的实效。科技伦理教育具有内容涉及范围广泛、教育过程漫长、教育效果不可量化检测等特点。仅仅通过传授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能引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教育的重视，更不能将书本上教条式的知识转化为科技为社会服务、为人类造福的自觉意识，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也无法实现。因此，枯燥、单一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素质的培养收效甚微。再次，教育内容空洞乏味，缺乏深刻性。高校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应该与当下层出不穷的科技伦理相对应，内容要深刻有针对性，这样才能发人深省。部分高校虽然开设了伦理学或科技伦理教育等相关课程对大学生进行科技伦理知识的普及，但内容比较宽泛，缺乏针对性，多数着重于专门理论研究，在主讲教师的配备、教学条件的保障等方面都与本门课程所承担的教学目标不相匹配，不利于形成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科技伦理教育体系，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一些高校尽管在一些专业科目中或多或少地渗透着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但只是作为相关科目内容的附属品一笔带过，根本达不到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科技责任意识的效果。当前高校不断出现的论文剽窃、数据造假、考试舞弊等学术不端行为，也反映出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状况堪忧，而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内容空洞、无力甚至是乏味，不能引起大学生的注意和反思成为科技伦理教育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后，缺乏专门从事相关科技伦理教育的教师队伍。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5]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内容的传授者，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教育工作的成败。高校无论是开设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课程，还是把科技伦理教育的思想渗透到其他科目中，都少不了具有良好科技伦理知识和素养的授课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6]但是由于我国科技伦理教育提出较晚，现在高校的许多教师自身并没有接受过专门的科技伦理教育，即使通过自学掌握了一些科技伦理知识，不成体系，也不完整，在对学生开展科技伦理教育中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目前我国高校不论在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阶段，都没有设立普及性科技伦理教育专业，科技伦理教育没有确立学科地位，因此，科技伦理教育也没有专业的任课教师。师资力量的严重紧缺，直接影响到科技伦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质量和效果，严重影响大学生科技伦理素养和责任意识的提高。
二、素质教育视域下高校加强大学生科技伦理教育的对策探讨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3
近三十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已经超过了过去五千年的总和[1]。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同行评议杂志不再是传播与共享科学数据的唯一途径,科学数据的传播与共享已经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多渠道转变,科学数据共享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科学数据共享,已经将其作为一项战略选择纳入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作为这一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但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伦理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标准的伦理学原理并不完全适用于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各个层面[3]。由医学科学数据共享而产生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医学科学数据所有权,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等,已经成为医学科学数据共享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
1医学科学数据及其共享的意义
科学数据指科技活动或通过其它方式所获取到的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等的原始基本数据,以及根据不同科技活动需要,进行系统加工整理的各类数据[1]。医学科学数据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中医药学、药学和特种医学6个亚门类,其范围包括:各业务部门通过长期观察、监测、检测、调查和实验等获取的具有连续性和系统性积累的原始数据;国家长期布局获取的公益性科学数据资源;医药卫生领域重要的历史资料;医学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所产生的科学数据资源等[4]。
医学科学数据共享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国家统计委员会在1985年关于数据共享的研究报告[5]中对数据共享给社会和科学本身带来的益处已经做了详细论述,除了促进科技进步和避免重复投资以外,CarolJRHougue把其他益处归结为如下四类:(1)增强数据和分析的质量;(2)增强从知识获取知识的能力;(3)用数据来实现知识的传承;(4)减少参加人的负担[6]。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于2003年公布的科学数据共享政策认为,科学数据共享增强了科学质询的开放性,鼓励分析方法和观点的多样性;促进新研究,有可能对新的、或备择假设和分析方法进行检验;支持数据收集和度量方法的研究等[4]。医学科学数据的共享能使研究结果加速转化为医学知识、医疗产品、流程及可以考核的成果,提高医学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为政府卫生决策、科技创新、医疗保健、人才培养、百姓健康和企业发展提供数据共享和信息服务,最终促进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
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伦理学问题
尽管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为社会发展和医学科技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仍然不可忽视与之相关的伦理学问题,恰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医学科学数据共享向着健康有益的方向发展。
2.1医学科学数据的所有权
科学数据是人类及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国家投资收集的科学数据理应属于全社会。除国家规定保密外,要向社会公开,无偿共享[1]。我国绝大部分科学研究都是国家资助的,但由于受传统小农经济思想和私有观念的影响,本该属于国家所有的数据却被视为个人或单位的小集团所有,甚至将其当成私有财产并以此取得经济利益,致使长期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无法实现更多的科学价值[7]。目前我国科学数据共享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和激励机制,致使共享积极性不高,更加加重了这种现象的发展。
2.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个人隐私及国家安全
科学数据及其蕴含的科学价值或知识应该在全世界自由地传播。科学数据共享并不排斥科学数据的保密,而保密也不拒绝共享的理由。科学数据实施共享并不是对所有科学数据资源不加区分地在国内外公开使用,也不是简单地归结为无偿使用,而是对共享的范围和条件进行限制,通过分级分类共享实现保密[1]。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国际合作日益增多,收集保存的数据多为基于人类为对象的试验数据,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隐私、科研机密及其潜在的用途。这些数据的共享可能将个人隐私或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数据暴露,原来认为无害的数据变得越来越敏感[3]。在法律、伦理道德和知情同意书的约束下,保护个体识别信息、敏感数据等越来越应该得到重视[8]。我们应该在“平等互利、成果共享、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下,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医学科学数据资源,解决健康、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警惕合作中的国家安全等隐患。
2.3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专利是保护医学科研最新成果的主要手段。在中国除了疾病的治疗和诊断方法不授予专利保护外,其他医学科研成果都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医学科学数据共享并不否定知识产权保护,而是使得医学科学数据成为创新的源泉[9-10]。近年来学术界不断声讨“学术剽窃”和“盗版”,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但对同样重要的“数据共享”问题却视而不见[9],过分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或版权,已经脱离了其初衷,并引发了许多伦理冲突[11]。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充分认识到科学数据共享的重要性;1990年多个国际专业学术组织提出了可以完全而公开地访问各自领域的科学数据的倡议;1991年7月美国提出“完全和开放”数据管理政策。科学界既要鼓励创新又要保护知识产权,更应对科学数据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矛盾作出伦理的决策。
3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伦理关系的辩证思考
因特网的飞速发展使得科学数据共享的技术平台已不存在任何问题,但也使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伦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伦理关系进行辩证思考,寻求两者在协调发展基础上的有机统一。
3.1医学科学数据共享与伦理道德进步的一致性
(1)医学科学数据共享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伦理道德的进步。首先,在因特网的平台下,科学数据共享几乎可以零成本地加速数据转化为知识与技术的进程,扩大人们认识世界的范围,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使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得以改造,产生与科学数据共享相适应的新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其次,科学数据共享扩大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拓展了伦理学的新领域,促进了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2)伦理道德对科学数据共享具有促进作用。良好的道德风尚是科学数据共享有序发展的环境保障;在科学数据共享中科技工作者的伦理责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伦理道德思想为科学数据共享树立了根本目标并为其实施提供了保障[12]。#p#分页标题#e#
3.2科学数据共享与伦理道德进步的对立性
(1)科学数据共享与传统道德的冲突。首先,科学数据共享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非同步性。最近三十年来科学数据共享得到广泛关注,而我国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起步,尚有许多科学家对此仍然不甚了解。这种道德与科学间发展不平衡的冲突必然会对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构成了对现有伦理道德观念的严峻挑战,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迅速更新伦理道德观念。其次,要充分认识科学数据共享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促进人类健康,也可能被误用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而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社会后果。
(2)伦理道德对科学数据共享的约束作用。一方面,道德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发展相对滞后于医学科学的发展;医学科学的发展就在于不断创新,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受到现存伦理道德的制约;另一方面,道德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唤起社会组织和科学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良知[12],促使科学数据共享沿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科学数据共享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避免科学数据重复投资开发,提高现有科学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但实际应用中又表现出伦理的二重性,要利用这种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制定伦理政策,从而趋利弊害造福人类。
4伦理学对策
社会不断变化的健康需求为医学科学进步提出更高要求,医学科学只有通过继承和创新实现不断地发展。医学科学数据作为重要的医学研究资源,其共享必然极大地促进医学创新,同时也会引发新的伦理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共享与伦理的冲突应该坚持这样的态度,不是以陈旧的过时的道德规范去限制或束缚医学科学数据共享,而是让医学科学最新的成就冲破过时的伦理规范,并与此相适应,恰当地提出符合时宜的新的伦理规范,发挥新的社会伦理调节功能的作用[13]。
4.1加强医学科学数据共享政策法规的制定
与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相适应的伦理规范的更新与完善仅仅依靠教育、舆论支持、道德示范是不足的。科学数据共享伦理的建构需要国家立法和执法支撑。目前我国有关科学数据统一的法律法规或条例还不完善,各部门、各行业从各自利益出发制定的部门行业数据共享规定并不能完全反映科学数据共享的本质规律,也不能体现国家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对数据共享的客观要求,有些规定还互相矛盾。因此,建立健全国家科学数据共享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科学数据共享原则,界定科学数据共享范围、程度,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出台督促赏罚措施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数据共享有法可依,促进科学数据交汇、管理与共享,使其潜在的价值得以充分发挥。
4.2医学科学数据共享的社会管理和评估
既然科学数据共享是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其所带来的理念必然与传统道德观念产生某些冲突,无论这种冲突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会产生并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追求科学数据带来的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科学数据共享所带来的长期的、巨大的和人类共同的利益,并不利于社会长期发展,这需要整个社会———政府及其相关资助部门作出宏观政策调控,加强管理、交流、对话和密切协作,同时还要提高公众对科学数据共享的评价能力和科学数据的社会关注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共享的氛围,只有这样科学数据共享才会成为科学人自觉的选择。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4
［关键词］高等院校；人文；医学伦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现代化问题被不断具体化，医学的人文价值观念和内在自然科学属性的矛盾也更加尖锐。高校伦理教育深刻影响着“医科”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决定着新时代医学教育改革的性质和成败。高校医学伦理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医学生在医疗实践及其相关医学活动中提供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它超越了单一的技术视角，从多角度面对科学需要和伦理原则，向现代医学模式提出新的展望和要求。构建高校医学伦理教育体系，不仅是对医学伦理教育形态的一次内涵丰富的探索性研究，也为促进医学科学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一、高校医学伦理教育的价值向度
高校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任务是反映社会对医学的需求，为医学的发展导向、为符合道德的医学行为辩护。医学伦理学的科学发展观点，就是要以人为本，培养医学生具有相应的道德认知和实践能力。缺失人文关怀内涵的生物医学模式会使医学渐渐失去对人本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初心，演变成技术之上的临床实践活动。“现代医学高新技术的发展和临床的运用让人类不断体验着生命的神奇和奇迹，但过度崇尚医学高新技术对人类生命体的主宰和干预程度，就会产生技术的异化问题。”[1]人文教育内容在医学教育中被边缘性弱化，致使人文价值对医学生物发展模式引导作用尽失。以技术为主导的医学教育，会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塑造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和功利化的行为逻辑，让强势的医学科技遮蔽医学内在固有的价值逻辑，使最终培养出来的医学生偏离医学实践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守护的本真诉求。因此，我们要充分认知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同时要迫切地对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机制进行批判以及症结的诊治，聚焦矛盾解决和强化人文价值认同是激活医学走出科学主义迷失的内生动力的关键。
二、高等院校提升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现实指归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高等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双引擎”，现代医学模式已经从生理模式转向社会———生理模式，这说明医学正向着尊重生命的方向发展。医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理念，践行医学伦理学的规范行为，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发展的方向。[2]无论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都迫切需要加强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培养。
（一）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是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现实需要
医学伦理素养是指医学主体在医学实践中做人的伦理素养和品格修养，是医者在医德生活中认识和把握自我，认识和把握自我同患者、同事、事业及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医德认知、理念、情操、智慧、能力、品质的有机统一体，体现医学职业人员的全面职业伦理修养。[3]这种全面的职业伦理素养是当前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人类发展史上，医学伦理学是伴随着人类的医疗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群体多元认知的内在精神力量是实现医疗人性化的深层动机和推动力。
（二）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着重研究医疗卫生领域人际关系道德调解的问题，医学伦理包含了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特殊的职业道德，既具有一般社会道德共性，又有着与医疗卫生工作直接联系的职业道德特点。在经济主宰社会，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人文阵营步步退却，强化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4]这意味着缺失医学伦理教育，将导致高科技引导下的“医学科学主义”畸形扩张，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促使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深化对生命价值模式的认知追求，有利于推动医学人文突破技术思维限域的制约。
（三）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是现代医学伦理价值的内在支撑，是构成未来医学发展内涵的重要维度，加强医学伦理教育必须与时俱进，紧紧围绕“以人为本”这一逻辑主线，将医学从唯技术论的据囿之中解放出来。在当前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之下，医疗服务商品化、诊疗手段物质化、医患关系经济化等趋势日益明显，资本增值运行逻辑导致医学科技进步的异化，加强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激励医学工作者、医学研究者的精神内驱力，是涵养道德自觉的本质核心，是提升医疗整体质量的保障。随着现代医学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前进，人类的医疗实践将面临更多挑战和考验，唯有塑造健康人性化的医学生态，才能有效地促进未来医学的良性发展。
三、高等院校提升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实践途径
如何提升医学生伦理素养，是当前高校医学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必须立足新时代医学的特征，积极回应高校伦理教育的新诉求，密切关注困扰医学伦理的教育发展的焦点问题，遵循高校医学伦理学教育科学供给的基本原则，既需要集聚多方主体力量，也需要充分挖掘各种教育资源，以前瞻性的视野探索其发展路径，准确把握学科特点和学科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高校医学伦理思想的构建。
（一）教学理念更新
医学伦理学课程目标是以知识的获得和技能的培养为主，教师应重视对医学生的价值观培养，关心学生的医疗感情，从伦理知识和伦理问题的获得以及培养批判性思维为主，到把伦理原则应用到日常的临床和科研实践，进一步明晰“教学感知”，努力创新话语方式，把民主、平等、协作意识贯穿到师生双主体教学互动中，这是一种指向教学质量话语乃至质量观的转变，提升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教师在课堂上的言行规范具有完整体系上的引领性，教学情境上的感知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发学生的情感认同，正确的导向可以使得伦理知识得以不断内化。
（二）教学内容创新
当前，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供给主体单一。对于不同专业，不同阶段的医学生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伦理学内容仍然偏重课堂文本教育，对于医疗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具体的伦理判断和伦理选择，对于科技化带来的伦理困惑和伦理问题解读不多。激活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内在动力应着眼于释放教学内容的丰富因子，优化教育要素和内容供给。学科内容能够引导学生道德品质的发展方向，正确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促使医学生在应对未来医学实践中的复杂问题做出具有道德感的判断。
（三）教学实践设计
实践是教学的归宿，服务于社会需要是学习的最终旨归。而现行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体系设置统一具有抽象与可操作性不强的特点，教学目标很难达成并对此进行有效的评价。学科的固化特性致使其发展缺乏持续力，推进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发展，教学设计由传统的书面教育转向实践教育是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高校医学伦理学教育是提高医疗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内涵支撑，提高医学生的医德修养是新时代我国医学领域全方面改革与能力升级的齿轮，实践能加快融合，促进医学技术和人文内涵相互支持、协调发展的有机整体，应该消除专业知识和课内实践环节的过度分离，加强对伦理原则的运用技能，构建有机统一、科学合理的教学实践设计体系，将内涵理解外化为德行一致引导医学生解决现实的医德实践问题，从而为医学人才培养的学习和实践赋予真正的价值感和使命感。四、总结“医学教育应该追求伦理价值第一位。追求伦理价值第一位并没有否定医学的工具价值，因为只有在伦理价值的范导下，工具价值才能更好地发挥治病救人的作用”[6]医学伦理是现代医学学科内涵研究的重要维度和价值立意。当前，医疗实践人员既要加强医疗技术水平又要兼顾由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公众获得感，努力构建民众本位、多元互动的医学科学生态，在此过程中，医学伦理的科学性和内涵势必得以不断审视和重构。高等院校提升医学伦理思想教育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医学伦理学不能囿于一般学科建设议题，而应立足医学自身对“人的价值”议题的审度和探寻，加强多元主体的统筹协作，调动医学伦理学科文明发展的积极属性，从社会现实问题和现实需求协同攻关，加强医学伦理前瞻性理论研究以及指导实践，构建动态的医学教育文化形态，从而有效驱动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的现代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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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北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06.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5
科学技术以其带给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而令人肃然起敬。借助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不断赢得话语权，并确立了不容置疑的主体性地位。然而，就在人类陶醉于科技带来的显赫成就时，却发现科技的发展不时背离人们的价值期待，导致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尴尬与痛苦。近年来，一系列缺失基本社会责任、突破伦理底线的技术性道德失范事件不断在公众心理上造成重创，引起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地沟油、瘦肉精、三聚氰胺奶粉等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产品”，让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赫然凸显在公众眼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达在加快信息交流的同时，却由于网络低俗文化的污染而加速了年轻一代的本真褪化;电脑专家滥用网络侵犯他人隐私、进行网络犯罪一度引发了公众对于信息技术的担忧;而产科医生拐卖婴儿则在骇人听闻的同时彻底击穿了社会的伦理底线……“在这个技术宰制一切的时代中”，由于技术理性的独断与僭越，导致了人文价值的失落与遮蔽。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一旦失去人文道德的规约就可能丧失其合理性向度，使得原本是用以实现人类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导致对人类自己的伤害。近代以来，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导致了价值理性的渐行渐远，为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被迫承受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恰当应用所导致的负效应。作为工业社会中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作为手段对于既定目的的有用性，而至于目的本身的合理与否并非其考量的重点。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外在他律的思维方式，技术理性可能对于知识的探求和自然的改造效果显著，却对于把握人的本性、解决人生的终极问题无能为力。面对社会成员的理想衰竭、价值迷失，技术理性往往束手无策。所以，技术理性虽然具有方法和手段的规定，却不具有价值范导作用，技术的合理运用还有赖于人文价值的引导。事实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自洽相容是科技兑现人类理想的内在基础。失去这一基础，科技的应用发展将有可能偏离其合理性向度，甚至助长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导致对人类自身的伤害。当前，一些专门知识的掌握者在经济利益的绑架下，不惜将科学技术沦为满足自我的欲望工具。他们秉持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立场，争相运用各种科技手段疯狂谋取个人私利，使公众、社会、自然环境遭受无法抹平的伤害。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具有为人类带来福祉的潜质，但其只有在价值理性的范导下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路径发展。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的相关行为主体是具有自我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的具体人群，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将导致同一技术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效用。以3D打印技术为例，医务人员曾使用该技术为在交通事故中面部严重毁损的病人实施面部重建手术，使其摆脱痛苦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而与此同时，犯罪分子却通过3D打印技术制造的ATM机窃取巨额现金，给相关银行及储户造成严重损失。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应用是带有主体意识的行为活动，其效果往往与主体的伦理价值选择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特定的科学技术能否为人类带来福祉，关键在于科技主体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大部分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将成为科学技术的创新者和实践者，其价值取向、行为选择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对社会、自然、公众安全及其经济秩序产生一定影响。如果他们不能以价值理性范导技术理性，深刻而合乎理性地考量科学技术的社会效用，不能对具体的技术应用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技术应用造福人类的美好愿望将被悬置。人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坚强，我们承受不了接踵而至的自然报复以及文明的负效应。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科技的发展，但更需要的却是科技与人文、道德的和谐互动。在科学技术成为强势文化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继续放纵技术理性的片面膨胀，而应同时张扬科学技术内蕴的伦理责任和价值信念，为其发展找到合理性归宿。面对科技应用中客观存在的现实伦理困境，理工科院校应当在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相关知识的教育，以便在价值理性的引领、规约下促进科技应用的合理性向度。
二、理工科教育中的伦理缺位
高等学校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作为科技人才的输送者，理工科院校不仅应当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应当塑造学生的人文价值观，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在理工科学生的价值观中的统一。然而，由于技术理性的长期主导，教育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演绎为单纯的知识传递和技术培训，而旨在塑造学生道德品行的人文教育则被有意无意地轻视和忽略。与此同时，由于理工科专业与经济建设关系密切，市场因素的主导使学生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的影响。当以价值理性为标志的人文教育受到这种具有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教育方式冲击时，学生的局限性显而易见。
(一)学术视野的局限
“技术乃是一种解蔽方式”，主要解决人类活动的方法、策略问题，至于如何使用最终取决于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现实情境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除专业知识外，常常会涉及到经济、法律、环保、伦理等多个领域，需要行为主体进行多方面考量，进而恰当地应用，以保证科技应用的合理性。然而，在日趋功利的教育价值取向范导下，由于专业设置日益精细，学生的学术见识也随之趋于精专而流于狭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思维，窒息了学生独立思考以及自由批判的能力，并对与专业密切相关的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等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关注。由于没有形成合理、科学、立体的知识结构，这就导致许多学生难以突破专业领域局限进而形成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就他们而言，专业技术作为人类科技进步的成果其真理性与正确性不容置疑，对其加以应用理所当然地会具有积极作用。如前所述，任何一种科学技术的应用都需要以合目的性为前提，然而判断特定目的的合理性向度，需要综合科学与社会多方面因素去考量某项技术研发、应用的整体后果。当前的教育模式下，学生由于视野、思维局限性导致其难以跳出专业限制，从可持续发展的视野去把握人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作为结果，他们也就难以全面、辩证地判断既定目的的合理性，并恰当地根据既定目的选择相应技术，从而导致传统教育模式遭遇到现实的挑战。
(二)价值理性的遮蔽
当前，理工科院校普遍存在重科学教育轻人文教育的倾向，这导致学生对于专业技术的认识很大程度驻足于工具理性的层面，难以认识到科学技术中内含的伦理责任，而使得对于历史担当、社会责任等与神圣和崇高相关的价值理性被遮蔽。具体情境中，他们更多地追求技术使用对于既定目的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而对于技术使用目的的合理性往往欠缺审慎周到的考虑，从而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效应。事实上，当前许多专业技术人才只要有利可图甚至可以无视道德原则的存在而为之。一度横行于网络的“网络黑社会”“网络水军”“网络打手”，为了形成围观牟利效应，在网上随意推波助澜，肆意造谣污蔑。他们策划炒作网络事件，操纵网络舆论焦点，曾让公众不寒而栗。网络攻击事件中成千上万的“网络水军”“网络打手”中不少是在校大学生。为了赚取发帖费，他们只要接到相关指令，就会针对特定话题持续发帖、跟帖，或吹捧商家及其产品为其炒作造势，或诽谤、诋毁特定对象对其实施精准打击，在一些负面事件中充当助纣为虐的角色。在这种情境下，科学技术就仅仅成为一种工具手段，其使用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短期实用目的，而并不过多地追问其对于他人和社会可能造成的伤害。毫无疑问，作为专业知识的拥有者，科技主体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一个正方向的推动者，利用专业技术使人类的生活朝着美好方向发展。在当下这个技术理性冲击价值理性约束的时代，理工科大学的教育如果仅仅止步于知识、技术层面的传授，而不去张扬知识和技术内蕴的伦理责任和价值信念，就极有可能导致行为者的主体性失范，对社会和他人造成负面效应，从而使教育从根本上背离自己的目的。
(三)社会责任感的失落
目前，理工科的专业教学中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性训练受到突出关注，但至于将来学生出于什么目的运用这些知识，应用时应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准则却涉及不多。其结果就是在具体的实践中，价值理性往往被驱逐出科技应用之外，并且在工具理性的霸权之下失去了话语权。如在科技的研究和创新中，相关人员关注的大多是研究开发体制、经济环境、市场需求等产业和经济因素，对于可能给社会、自然带来的伤害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在技术的应用中，一些专门知识的掌握者在经济利益的绑架下，不惜以公众安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换取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任何时代，专业人才都被期望能够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利用专业技术去伤害他人。然而，当前的一些科技主体却缺乏应有的理性自觉，不能保证时时事事都出于善良的动机而运用科技成果，进而难以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服务人类的价值诉求相统一。科技应用中凸显出的伦理困境表明，理工科大学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学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专业的知识教育和技术培训可以使学生拥有某种专业技能，却不能保证学生理性而负责任地运用其专业技能。事实上，科学教育内在地涵摄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两方面的承诺，使学生对科技伦理有所理解并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科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三、伦理教育的路径选择
教育的根本旨归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高校教育不仅应注重专业技能的培训，更应注重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培养，以便未来的科技主体既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学术能力，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伦理道德品质。在具体的科技实践中，他们不仅应该能够对特定技术的研发应用进行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考量，还应该能够对其进行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评价，从而有效规避现实及潜在的风险，更好地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通过在科学教育与社会伦理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充实技术理性的人文丰度，使得技术理性在价值理性的引导、规约下朝向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终极价值旨归迈进。
(一)在专业课程中融入伦理教育
今天，面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以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恰当应用而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创伤，理工科大学应当有意识地在专业教学中引导学生对专业技术的应用进行伦理审视，培养他们的科技伦理品质和社会责任感。具体而言，教育者可以在向学生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突出专业技术本身所涵摄的伦理责任和道德内涵，培养学生对现代科技活动进行伦理考量的自觉意识。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获得与时代要求相契合的、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而且能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存发展可能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及其社会意义，从而培养基本的道德推理和选择能力。可以说，在科技伦理视域关照下的理工科专业教育，教育者在传递专业信息的同时阐释科技主体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使得学生逐步形成自主的理性自觉和人文感悟，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始终保持深刻的自我反思。如此坚持，作为未来的科技主体，他们在之后的决策考量和科技实践中便能够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进行自我观照和审视，充分考量其决策的社会后果及自身的伦理责任。
(二)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加强伦理教育
实践表明，科技主体只有具有了深刻的伦理关怀意识，才能形成对于科技终极价值的追问与求索，自觉担负起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道义使命。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一些社会成员为获取物质财富不择手段，这对大学生的价值理念、道德理想不可避免地产生冲击，造成了他们价值观上的混乱、道德上的困惑，极易沉溺于滋生蔓延的物欲中而无法自拔。“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主要任务，其根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适当引入科技伦理的典型案例，有意识地融入网络伦理、生态伦理、工程伦理等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内容，通过鲜活生动的案例分析使学生重视伦理问题，了解伦理知识，理解在科技活动中遵守伦理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是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强学生的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自觉将专业知识的学习应用同社会发展、公众安全、生态保护以及人类的伦理尊严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在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活动时进行必要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规范。
(三)通过社会实践进行伦理教育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6
共通职能，也称为通用技能(GenericSkills)，在很多文献中也被称为关键技能或核心技能或通用能力等等，本文根据作者在台湾的访学成果采用共通职能这一概念。2011年，美国主要学习训练专业机构与人力资本开发专家学者，聚集在佛罗里达州研讨辩证，最后共识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职场工作中，最须要学习训练发展的关键职能，主要有三大块12个类项：第一大块是学习与创新能力(learningandinnovation)，包括思维的方法(criticalthinking)与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的能力、创意(creativity)与创新(innovation)、沟通(communication)、协作(collaboration)；第二大块是数位科技能力(digitalliteracy)，包括：知识智慧力(informationliteracy)、媒体智慧力(inter-netofthingsliteracy,IOTliteracy)；第三大块是生活与职涯能力(lifeandcareercapabilities)，包括：弹性与适应力(flexi-bilityandadaptability)、自发力与自律力(initiativeandself-direction)、社会力与跨文化能力(social&cross-cul-turalskills)、生产力与成败责任承担力(productivity&ac-countability)、领导力与应变力(leadership&responsibility)。2010年5月20日，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正式向全国发文推广全国职业核心能力CVCC认证项目。它包括如下模块：基础核心能力（职业沟通，团队合作，自我管理），拓展核心能力（解决问题，创新创业，信息处理），延伸核心能力（礼仪训练，演讲与口才，营销能力，领导力，执行力）。该中心把共通职能又称关键能力，是专业能力之外、广泛需要且可以让学习者自信和成功地展示自己、并根据具体情况如何选择和应用的、可迁移的基本能力，本文采用此概念。
二、台湾以学生为本位的共通职能培育的做法（以健行科技大学为例）
健行科技大学推动三项职能：特殊职能、专业职能和共通职能，他们把共通职能进行以下步骤的推广：
1、校级:把共通职能融入通识核心课程
针对共通职能，健行科技大学推动大学入门系列活动和通识核心课程，大一新生入学辅导时进行一系列的课程活动，包括大学入门、引导学生去做UCAN测试，让同学了解未来要认知的内容，再配合通识的导览讲座，让学生知道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未来就业的趋势、大学生应该具有的态度(学习态度和生活态度)，并搭配读书会、文艺展演等活动，让学生做相关职能的养成。开设了《生命教育》、《历史与文明》领域的通识核心课程，融入职能相关的课程单元，例如动机职能与行为职能，加强专业能力。
2、院级：把共通职能课程作为院必修课和专业能力会考课程
健行科技大学的课程类型分为共同必修、院必修、专业必修、通识选修四部分，其中院必修课程为5学分，而这些课程大部分是体现共通职能的课程。
3、系级：共通职能融入专业课程，每门实务课程均导入共通职能雷达图
重新定义各系核心能力与学地图，明确定位各系人才培养定位，避免模糊化。其次，对各工作岗位的供需和前瞻性进行研究分析，使各系培育的人才能够符合社会及产业的需求。推动共通职能融入一般课程，每门课程导入共通职能雷达图。
三、现代商务服务专业人才应具备的共通职能
1、卓越院校与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
根据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湘发〔2014〕18号）和《湖南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湘教发〔2014〕50号）有关“实施卓越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要求，为打造湖南职教品牌，建设一批起示范引领作用的职业院校，带动湖南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整体提升，提高职业教育服务“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能力，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被选为第一批“卓越职业院校”建设，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作为我校重点建设的专业群立项，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以电子商务专业为核心，由商务英语、物流管理、会计、市场营销、文秘、商务日语等专业组成。
2、现代商务服务专业人才应具备的共通职能
众所周知，商科人才主要从事与经济、贸易相关的工作，企业和社会所要求的商科人才除了具有良好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敏锐的全球化视野和国际化意识、商务沟通能力、企业社会责任担当能力、创新（创业）商业思维能力、商业资讯科技应用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精神、敏于发现机遇、善于创造市场等能力。也就是说，商科类的同学，除了教授经济的专业之外，亦应教导其“童叟无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基本价值规范。
四、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共通职能课程设计与开发
相比其他较传统和技术型的专业群，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通识教育面临更大的挑战，在现代商务服务专业人才培养中要统一对通识教育价值引领的认识，制度回应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平衡和融合，结合教育实践开设特色课程。课程是教育的核心手段，是学生从学校习得文化的综合，通识教育的共通职能实施形式最常见的就是课程。现代商务服务专业群根据企业调研和市场需求，设置相应的专业群核心课程、专业群共享课程、专业群选修课程。在专业教育特色突出、通识教育师资匮乏的现实条件下，根据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服务岗位，以及商贸服务中的会计、税务、外贸、营销、商务秘书等具体服务领域的共性要求，针对诚信、文明、精敬的职业道德培养，重点打造《商务礼仪》、《商务职场伦理》，针对专业群学生实务能力综合运用的需求，开设《商务专题设计》、《个人发展》等课程。《商务职场伦理》：希望学生了解企业伦理的理论基础与实务运作，教学生“伦理分析”，如何整理伦理议题以及如何建构公司企业伦理的机制，让学生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是违法的、不能做的，包括企业内部伦理和外部伦理。《个人发展》:课程内容包括三部分：知己（认识自我），包括能力、兴趣、价值观、角色、职涯心理测试种类的汇整、以及商业机构等内容；知彼（认识大学及工作世界），包括大学专业、职业、产业等介绍，以及工作伦理的相关议题讨论；知己与知彼（生涯计划与决策），包括生涯目标、决策技巧、专业与工作、计划与行动策略、个人履历、面试技巧等项目。
五、结语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7
目前一些医院在专业技术人才管理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都存在一些伦理问题，如规划制定不合理、竞争机制不规范、绩效考核不公平、职级晋升不公正、对人才关心不够等违反公正管理、公平管理、平等管理、民主管理、人道管理道德原则的管理伦理问题。
1．1专业技术人才竞聘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竞聘主要是指专业技术人才竞聘学术委员会任职和科室主任等方面。在本次调查中，发现一些医院在人才竞争方面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不公正、不民主的伦理问题。调查访谈表明，竞聘中违背公正管理道德原则的现象比较多见:①部分医院的竞聘制度存在竞聘歧视，如规定女性科室主任的数量，规定年龄比例，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不公正，一些潜力较大而年龄较小的优秀人才很难脱颖而出;②有些医院管理者在竞聘中存在不正之风，内部决定竞聘结果，引起专业技术人才的不公正感;③有些管理者打压竞争对手，不重视接班人的培养，使一些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严重制约和影响了科室和医院的持续发展。
1．2专业技术人才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是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科学、良好的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可以有效稳定人才队伍、激励人才优化配置。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些医院在相关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方面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调查访谈发现，绩效考核和薪酬管理中违背公平管理道德原则的现象时有发生:①部分医院绩效考核指标不够全面，重视临床、科研效益，忽视临床教学、人才培养、梯队建设、为民服务和科室管理等方面，造成不公平的考核效果;②有些医院制定制度不民主，有些医院在制定专业技术人才考核、激励制度时没有征求广大科技人员的意见，由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才管理部门协商确定，违反了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公平管理的道德原则;③部分考核实施不透明、不规范、缺乏有效监督，使一些人钻了空子，隐瞒真实信息，故意片面夸大自身成绩，甚至不按劳动贡献分配薪酬，造成薪酬分配上的不公平、不合理。
1．3专业技术人才个人发展和健康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关心专业技术人才个人发展和健康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伦理内容。一些医院在专业技术人才个人发展和健康管理方面存在着违反专业技术人才职业生涯开发和管理过程中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的现象。调研访谈中发现，违背平等、人道管理道德原则的现象屡见不鲜:①有55．2%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的目标和他们的个人发展目标不能够经常保持一致，其原因是医院没有了解他们的个人发展要求，在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没有给他们提供充分、广阔的发展空间;②62%的被调查者认为，医院不能经常及时了解专业技术人才的工作压力及任务是否过重的情况，使他们在高强度、高压力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过度疲劳等问题比较普遍。
1．4专业技术人才科室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科室管理是医院管理的基础。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医院在科室管理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多数科室主任或某个团队、课题组的负责人，自身专业技术领域非常精通，但是直接具有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很少，这和医院在这方面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很大关系。调查表明，能经常定期接受伦理方面教育和培训的只占14．1%，有针对性的管理伦理教育和培训非常少，从而造成一些科室管理者在全权负责科室工作时，管理方法不够民主，往往出现“一言堂”“独角戏”的现象。据调查，科室管理中能够经常以人为本、关心下属，积极听取下属意见和建议的管理者只占22．6%，对科室人员实施考核时，不公开、不公正的管理者占14．5%，违反管理的基本道德，影响了科室稳定和团队发展。
2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伦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医院管理中出现违反伦理道德的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伦理的管理是其关键的原因。在人力资源管理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上，国外学者指出3个基本原因:“一是不伦理行为的界定模糊，如在竞争、选拔方面，薪酬职级管理方面，培训及人才发展方面存在价值观念无法确定或认识模糊的问题;二是组织内外环境为少数人的不良举动提供了机会;三是压力因素，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人们的意识错觉，迫使少数人去做一些违反伦理德道的事。”程中，更多强调制度规章这些硬性管理，不重视伦理化的管理，只讲物质激励，不重视伦理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甚至有些医院管理者认为，医院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就是为了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管理伦理就是如何使专业技术人才多创造效益，有效益就有地位，能赚钱就能多发钱。管理具有伦理性，伦理具有管理功能。一切管理都是伦理认识的体现，在物质上关心专业技术人才仅仅是伦理化管理的一个方面，医院管理伦理的基本要求是关心人、爱护人，而不仅仅是关心效益、追求效益。忽视和偏废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平等、尊重、公平、人道、发展等精神伦理需求，就会使管理伦理的认识走入误区，如此导致的后果是专业技术人才感受不到管理过程中带来的道德温暖和人文关怀，使科技人员的认识出现迷茫和判断错误，使“不伦理行为的界定模糊”。
2．2医院专业技术人才主体伦理价值地位不明确
专业技术人才是医院的宝贵财富，也是医院需要发展的目标之一。但在一些医院中，专业技术人才的主体伦理价值地位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才被仅仅当做提高医疗收入的手段，得不到作为主体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和认可，甚至一些专业技术人才的合法权益有时也会受到侵害，严重影响专业技术人才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压力大，心理需要常常被忽视;专业技术人才在参与医院管理事务方面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专业技术人才在医院中主体伦理价值地位没有确立是造成管理伦理问题的又一主要原因。
2．3医院专业技术人才管理者的伦理水平不高
医院管理和伦理的结合是现代管理发展的趋势。建立一个好的伦理体系，是建立好的管理体系的基础。然而，通过座谈和调查发现，一些医院的管理者缺乏管理伦理素养，他们认为过于关注伦理管理的话，会增加医院和科室管理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根本没有认识到管理伦理的作用和重要性。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医院管理者的相关管理伦理素质不高，对相关的管理伦理知识知之甚少，在对聘用和管理专业技术人才过程中，不能很好地运用伦理化的方法来管理专业技术人才，而且违背管理伦理基本原则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部分管理者对因违反管理伦理造成的后果还不是很重视，从而使专业技术人才感受不到管理带来的道德关怀。
3加强医院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伦理建设的对策
3．1加强以履行社会职责为主导的伦理监督管理
医院的功能主要在于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卓越的临床医师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道德高尚。道德高尚的医师需要良好的管理道德环境的熏陶和培养，因此，医院要完善医院管理职责标准体系，建立管理的道德监督评价制度，建立专项鼓励基金，以加强对医院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管理的伦理监督和奖惩等工作。
3．2建立符合公平、公正伦理原则的科室主任竞聘制度
医院科室主任竞聘工作，坚持公正、公开的原则。在聘任标准上，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意见，进行讨论协商，形成大多数人认同的聘任标准;在信息、考查审核、量化打分、比武打擂、交流调配都要遵循公开的原则，确保过程公开、民主投票。
3．3开展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伦理理念的绩效和薪酬职级管理活动
积极开展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理念的绩效和薪酬职级管理活动，充分保证专业技术人才的自由参与权利，保证个人努力程度优先;开展科学、合理、公正的专业技术人才的综合能力和业绩的评价工作，形成良好的激励导向;薪酬职级制度对内要合理，对外有优势，确保专业技术人才的合法利益不受到侵害，给他们带来较高的满意感和信任感。
3．4实现以个体全面发展为伦理目的的人才职业生涯管理
职业生涯设计是专业技术人才为自己在医院的发展而设定的发展规划，医院应结合其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明确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相结合的职业生涯指导思想，认真考虑个体具有的独特能力和特质，积极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帮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
3．5加强管理者管理伦理教育
对科技伦理的认识范文8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引起了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多米诺骨牌危机效应，问题在于只有生态伦理上升到发展伦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当前处于发展伦理的建构时期，如何辩证地看待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动态的转变过程，充分认识到主体人的异化、科技异化和消费异化在发展伦理形成的动因作用，架构以人为本，回归理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内涵的发展伦理观，成为生态问题语境下发展路径的选择。
一、生态危机与发展伦理的建构
自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日益重要的问题，促使人们思索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及生态伦理之间的关系。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相分裂，在工业文明初期，人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与自然的束缚力，“增长即发展”成为主导发展观。这样人类的需求愈来愈膨胀时，“增长即发展”明显具有了滞后性，发展下去导致了盲目化、畸形化，随之引发了生态危机。发展观念的滞后性和盲目性是引发生态危机的导火索，重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势在必然。生态危机促使主体人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局限，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使之趋于和谐。在此情境下，生态伦理思想应运而生。人类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关系，人类也就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尊重与其他物种共同所属的自然环境，以维护子孙后代使用资源的权利。
生态伦理观是建立在对工业文明反思的基础上，对长期统治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反叛，它主张人应该善待环境，人对自然环境负有道德责任，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伦理不仅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只有在承认并尊重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伦理中的生态伦理建构是作为发展主体人对发展方式和发展伦理与生态伦理之间关系进行了哲学层面思考的结果。生态伦理是人类把人的社会道德责任延伸到自然之中，侧重生态危机问题而建构的伦理。但其实质，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不能从根本上适应社会可持续良性发展需要。社会发展也会陷入前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社会计划家马歇尔•沃尔夫发展进程的第三种基本形态:“发展进程比为一种启示录状态:伟大的上升不是趋向发展的天堂，而是走向灾难的深渊———生态的、生物的、政治的深渊。”①发展伦理不能简单理解为生态伦理，这是一种包含关系，更是一种人类对应于发展方式的伦理提升。从生态伦理到发展伦理的根本旨趣在于，把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回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与造成人与自然矛盾的发展问题相比较，看起来是一种“回归”，但它经过一个中间逻辑环节的跃升，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基础上的高级“跃迁”。因而，发展伦理是对生态伦理批判继承基础上的超越，发展伦理所处理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内在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伦理自身的发展历史充分体现了人类对发展认识的深化和提高。上世纪中叶，以德尼•古莱(Den-isGoulet)、戴维•克拉克(DavidCrocker)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面对经济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强调以伦理精神反思发展问题、以人文精神重塑发展理想，逐渐建构起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伦理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发展伦理学以其对人类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卓然立世、引人注目。
从古莱、克拉克到可思波、内格尔•杜维，发展伦理学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莱注重从平等、公正等普遍伦理批判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阶段，克拉克侧重从民主、自由原则出发探索实现理想发展的实践路径;第三阶段，可思波、内格尔•杜维更注重在批判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时倡导自由平等等人类价值①。
二、生态视野下发展伦理建构的动因
生态问题让人们更多地回归到生态视野中思索和分析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人们可从发展主体、发展伦理和生态伦理之间的内在张力来剖析:首先，“人的异化”是社会发展中导致发展伦理的主动因。人类发展主体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从西方发达国家“中心”向不发达国家的“边缘”转移。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虽然摆脱了殖民统治，赢得了独立发展的主体资格，但是发展主题在追求现代化之初大多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发展方式盲目模仿和照搬西方发展经验，缺乏独立自主的自觉意识，从而屡受挫折。反之，那些从本土实际出发独辟蹊径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却获得了成功，从而表明多极化发展主题崛起的合理性。第二次转变是在新旧全球化大转换之际，从后发展国家转向全球主体，特别是西方国家又重新加入发展主体的行列。后工业时代来临，全球竞争迫使固步自封者必须早日跨入发展的行列。从晚期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成为各国发展的基本道路，发展主体迅速呈全球化和多元化趋势。
导致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主体性自身的规定，发展主体应从两个方面对自身进行规定，即对人自身进行规定和对人如何发展进行规定。人并不是无限的主体性存在，而是有限的主体性存在。表现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是人对于自然界来说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有非超越性的一面。人类具有实践性和能动性，人类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适合人类生存的需要。同时，人类又产生和发展于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料。因此，发展伦理认为人类在进行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时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对自身的实践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保证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的限度不超过自然界自身修复的底线，使自然界具有自我发展和自我修复的余地。
人的问题上所造成的最大困境是使人“单面化”，即使人陷入在物质化的趋利活动中，迷失了自我，丧失了主体性，使人被物质奴役，淹没了人的目的性存在。发展伦理就是要拯救人自身，恢复人的本然、真实的存在。发展伦理立足于人，立足于人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来理解和审视人。发展是人的发展，“发展”概念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谈得上“发展”。自然界的变化是一种演化、演变和进化。发展与进化是两个具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发展是与人和人类社会相联系的，进化反映的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的困境和危机，自觉地反思人、反思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发展伦理的神圣使命。反思人和人的发展问题，既不能像经济增长发展观那样片面地理解人，也不能像生态伦理那样消解人、贬低人。#p#分页标题#e#
人类社会进步的同时，人的主体转换形成了一种悖论:社会发展的结果背离了社会发展本质，人的异化愈加深化。弗洛姆也认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发现的异化几乎是无处不在的。它存在于人与他们的工作、与他所消费的物品、与他的国家、与他的同胞，以及与他自身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他建立了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他所建造的技术和机器。然而他所创造的一切却居于他之上。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创造者和中心，反而成为自己双手创造出的机器人的奴仆。他所释放出的力量越为强大，他越感到作为一个人的无能。”②其次，科技异化是对现存社会伦理破坏的外在推动因。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本身不具有善恶属性。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技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完全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工具。”①但是从属于主体人的历史和社会中，科学技术在主体人无限理性膨胀和科学至上的文化理念影响下造成了科学技术与人相对立的异己力量。科学技术对人的积极作用我们无须赘述，在此我们谈论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及追逐财富和利润的无限欲望，促使主体人走向与自然对立的另一面，从而不顾后果疯狂掠夺资源和无视环境的开发和利用，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造成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就社会影响来说，科技异化正拷问着主体人发展伦理的实质内涵和终极目的，成为推倒旧发展伦理的强大力量。
最后，消费异化是后现代文化思想影响下对社会伦理的文化内在影响因。“消费的本来意义是通过人生存需求的满足而促进人的自由和发展，不过是达到人们幸福的手段。”②人在消费中应该是实在的，有感觉、感情和判断力的，有着人情味、创造性的消费。但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却背离了消费本来的意义，不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与人们的真正需求失去了联系。出现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消费需要”。主体的人不是为了消费商品而存在，人却成了商品的需要。人只能在商品中才能找到自我，证明自我。“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③消费成了控制和操纵人的工具，消费沦为社会的病态行为。成为弗洛姆所说的炫耀地位和身份的非理性行为，造成了人类精神危机和物质资源的浪费，大量资源需求导致为追逐资本利益而无节制地资源开发和浪费。从而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产业革命以来形成的发展伦理正遭受着彻底颠覆。
三、发展伦理架构的内容指涉
在生态语境下，人类应该从多学科全方位综合考虑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伦理。从文化层面看，从价值自发走向文化价值自觉。价值自发就是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缺乏一定的认识，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文化价值自觉就是认识人类发展的本质规律，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价值追求。从价值自发到价值自觉，需要明确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也就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个文化价值自觉建立在人们反思的基础上，是在面临生态环境中问题时，不断总结和提高的结果。从文化的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也要求人们处理好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克服“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做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④但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客观地对待理性。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物，也是非理性的存在物。人类理性也是有限的。不确定性、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全面理性不可能⑤。理性能够引领人类社会追求全面发展，非理性也是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唯有理性和非理性处于一种有机协调的状态，建构起适合人与自然生态之间协调共进的发展伦理，人类才能合理地改变世界，人类社会的发展才可能是全面的、健康的、合理的。
从政治层面来说，在厘清社会发展“如何发展”和“为何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明白“为谁发展”和“如何发展”。说到底发展主体就是人的发展，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发展的落脚点就是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和谐发展。主体人的发展应在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的同时，更应遵循生态自身内在发展规律，所以说发展伦理就是人所建立的适应社会发展、约束社会健康良性发展的主体人的伦理，社会发展也是人的发展，所谓生态环境就是人所生存的环境。从经济层面来说，应从“发展掠夺”走向“发展正义”。首先，要改变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抛弃功利主义的掠夺式发展观，走向正义制度层面发展观。在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确保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通过争议对人们的价值追求做出适当的限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发展伦理与社会发展方式关系密切，“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从哲学层面来讲，首先从人的主体性存在角度出发，发展伦理建构要突出人之为人的本质存在问题。马克思曾经提出:人是一切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生态危机既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也不单纯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化危机，其本质上是一个实践交往的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异化。人与生态之间的伦理建构应当突出人的主体性，这是近现代以来工业文明所突现的时代精神。人类的利益始终是发展伦理学的某种实在基础，这一点并无大错。哲学走向荒野，但绝不能脱离人类利益和发展实践需要的自然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难免人类中心主义的“纠缠”。人类实践交往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作用或改造，也是主体－客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体。人类在关注代内关系的同时，也在关注代际之间的发展伦理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