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0-20 20:51:31
没有文化的城市称不上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文化的支撑,也就是失去了灵魂。文化让城市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大庆的文化也让大庆变得更具魅力。如果你去过大庆,你会发现大庆的现代展览设计在各方各面都有体现。铁人精神、大庆精神由出自艺术工作者智慧的图片、文字、雕塑等表现出来。其方式让人便于理解、一目了然,无形之中给人以教育、启发、激励,并激发人们对大庆的热爱和向往,不仅提高了大庆的知名度,而且更多的人想要更好的服务大庆,来爱护大庆和传承大庆精神。由于这些现代展示所带给人们对大庆文化进行传承更增添了大庆的魅力。当然也推动了整个大庆其他方面的发展。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体现为社会的发展。
二、现代展示设计
社会最深刻的变化是、人文化精神的发展,现代展示设计是对现代文明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最好诠释,也是向全社会传播大庆精神是大庆精神内化为文化自觉的有效路径。展示设计发展到今天,一直具有经济功能和文化先导的双重属性,不论是设计潮流的变迁还是结构技术的革新,我们总是能从展示的内容和设计的实践中看到其中的影子。现代展览在实现现代化、先进化、思想化和精神化的同时也对展览所讲究的艺术美感要求也来越高。这已经形成了一种现代展览所必须进行严格要求并追求更高标准的时代要求。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展览息息相关,而现代展览是离不开艺术设计的,艺术设计也需要现代展览来体现现代展示设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表现,也是人们进行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之一。展览最能反映美术馆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因此越来越得到社会的普遍欢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文化、精神、物质等方面都应当传承城市的历史文脉并加以创新。现论不仅要加以物质及技术进行展示设计的进行,并要通过更灵活的手段来进行文化的传播。当代展示艺术设计既能符合文化传承的需求,又能彰显企业文化特点的形式风格和设计理念。让文化的传承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与时俱进能代表现代社会的时代气息。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文化的根源入手。所谓根源,就是文化的的精髓,即文化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展示设计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方面是展示设计必须讲究现代感,能代表最新的文化信息,可以引领文化在最前端展示给人们;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展示设计在展示之后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人们的关注并要把文化的魅力展现出来,让人们被所展示的文化所吸引、了解、领悟并加以传承,让更多的人进行对文化的了解。这也就需要能把文化传承赋予实践意义的现代展示设计的研究必须要具有文化特色和创意。
三、现代展示设计方法
现代展示设计都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结合到一起来进行表现,文化也分为硬文化和软文化,在硬文化方面主要是通过雕塑、公共建筑风格形式等。软文化主要是通过文字、图片等来进行传播。当然展示设计是需要进行深思熟虑的过程。在进行展示的过程中,通常还需要运用可以让信息更好表现的空间设计、色彩的搭配以及造型等不同的手法进行表现。如果运用不得当也会让展览的表达效果有所减弱。其中最大的关键就是色彩的搭配。颜色可以分为色相、明度、纯度三大属性。视觉的生理平衡取决于建立和谐的色彩体系及互补关系。在进行展览设计时,只有做到根据不同人的喜好、不同人的视觉感受对色彩的刺激本能的进行协调,才能维持视觉的生理平衡。背景色为主,主体色为辅,主体色决定强调色是在展览设计时应当注意的色彩主次关系。为了达到更好的展示效果,应通过反复对比、反复协调来确定最佳效果,使展览设计达到多样的统一,既不单调也不杂乱,有次有主有中心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在展示设计中的各个细节部位都要体现大庆文化独有的内涵。大庆的石油、百湖湿地可以通过与原生态自然产物相结合来提取大庆元素的色调,让展览变得生动灵活。当然又要对铁人精神进行传承,可以通过有条理、有秩序、按照流水线的方式来进行展览。使大庆文化在展示中更具特色,并能更加有效的吸引人、教育人,让人们通过展览来欣赏、感受大庆的文化特殊魅力。传统的展示设计比较注重人文思想,其表现手法也过于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以往的展示设计已经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现代的展示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扩大,并且不断的更新。信息时代快速发展,高科技的运用也越来越普遍。高科技技术的运用不仅使得展览丰富多彩,并且可以让想现代展览设计的创新精神体现出来。使展览中的作品不在只拘泥于静态,而通过其动态的表现让展览所要传承的文化也变得更具生动化。大庆文化传承通过现代展示设计,所谓的设计,就是对大庆文化的挖掘、提炼、培养、加工的过程。文化是城市塑造的核心,城市建设是文化的承载体、是文化发展所形成的结果,城市文化对一座城市有着特殊意义。把文化和城市建筑结合起来,共同发展,让城市建设来为城市代言,通过展示设计来对城市文化进行传承。对文化传承而进行展示设计,一是符合城市独有的气质,二是本身具有号召力和市民的认同感。大庆铁人纪念馆是大庆最具代表性的展示设计空间,让人们看到王进喜当年工作的场景和图片就可以想到艰苦创业的铁人精神,让大庆人心生自豪感。
四、结语
民族音乐文化主要是由现代音乐和传统音乐构成。高等院校在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音乐教材的编写,给学生讲述的民族音乐要有代表性。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要选择内容积极向上、曲调优美动听的音乐曲目,能够迅速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主动地进行民族音乐文化的学习。高等院校要有全国统一编制的民族音乐教材,也要结合高校自身地区的民族音乐文化特点,选编乡土音乐教材。将全国统编音乐教材以及乡土音乐教材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让学生更加体会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学生通过全国性世界性民族音乐学习,在对比过程中就能够发现中华民族文化音乐,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学习本民族乡土音乐过程中,对于本土情怀有了更深的了解,在潜移默化之中能够提升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很多教师会受到选材的限制,明显地感觉到对传统音乐的资料认识不足。教师要认真研究历史上出现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民族音乐,例如在春秋时期孔子主编的诗经,就有很多的民族音乐。在1976年,国家出现了改革开放的盛世,四大民族音乐应运而生。这些音乐,不仅反映出我国传统音乐的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还贴近社会生活,和民众息息相关,都是精品之作。教师在音乐教材编写过程中,要选择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向上的音乐,让青少年得到美誉启迪。例如音乐《步步高》教学过程中,为了提升学生对乐曲的理解程度,可以让学生使用笛子,古筝,琵琶扬琴二胡等多种音乐器材,在课堂上即时演奏。让学生在演奏的过程中,就会形成良好的心理建设,不断地进行思想启迪。《高山流水》《川江号子》《春江花月夜》《浏阳河》《斑鸠调》《茉莉花》《孟姜女》《小放牛》《凤阳歌》《落雨天》等优秀的民族音乐,都能够丰富学生的生活知识。
2积极组织课外民族音乐实践活动
近些年来,民族音乐文化考级热,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学习乐器的主要人群,都是幼儿园儿童以及在校的中小学生,在上千万的学生当中有一半的人都是选择的是民族乐器。在相关调查中发现,在业余时间学习民族乐器的孩子,他们的功课成绩一般都很不错,而且都是娱乐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北京有很多学校都有民族乐团,这也是学习民族音乐的生力军。高等院校在进行民族音乐文化传承过程中,也要积极地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课堂,在社会生活活动中,传承民族音乐文化。高等院校将民族音乐文化和课堂讲授,通过文娱活动的形式体现出来,能够有效地推动学生主动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在社会活动过程中,还要积极地进行交流总结,互相交流经验,推广自己在民族音乐文化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从而让更多的高等院校认识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3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中西音乐形式
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历史悠久,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多个民族多个国家的音乐融合。我国民族的音乐文化就是在中外音乐不断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在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种音乐传播都是多项的,单向的音乐传播现象已经不再存在了,中西方的音乐,也呈现着一种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的关系。我国的民族音乐文化想要得到良好的传承,就必须辩证地看待中西音乐文化形式,认识到中华民族本土音乐的精神内涵,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观点,适当地吸收外来的音乐。将西方音乐中优秀的组成成分加入到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中,才能够让中国的民族音乐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高校音乐教育过程中,要鼓励学生辩证看待中西音乐的不同位置,鼓励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西音乐文化的内涵。若是一味地将西方音乐当作主流音乐,让中华民族的音乐成为附庸音乐,那么就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衰退。在音乐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音乐始终散发着广阔的魅力,非常多的外国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兴趣非常浓厚,因为中国音乐是自成体系,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对于西方音乐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4树立正确的民族音乐文化引导理念
高等院校音乐教育过程中,要营造良好的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教育相关部门要制定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法律法规,提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学校环境是民族音乐文化的主阵地,学校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鼓励音乐教师开展音乐科研活动,创新民族音乐教学形式,打造民族音乐教学新局面。良好的民族音乐文化观念是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首要前提,民族文化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高效的民族音乐文化教师,要做好开放和寻根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发展过程中既不能倒退僵硬也不能迷失自我,要在相辅相成中寻找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契机。开放和寻根的过程,是坚守自我突破自我的过程。高校的音乐工作者要立足于民族音乐的发展根基,寻求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方法,为民族音乐文化,开拓新的途径。
5完善高等院校的培养机制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绝不是简单地回归历史。在今天新的实际环境中,我们使用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方法在新的文脉中尝试将这些特殊的历史成果片段重组。在新的环境下,运用传统的关系将之组织或是采用新的关系将之重新拼贴。这些尝试均以“激起人们对往昔生活和建筑片段的回忆而获成功”。实质上,很多建筑大师都经常采用这种手法。如贝聿铭,他在国内的作品,从早期的香山饭店到近期的苏州博物馆,显而易见,无不是采用类型学的手法,还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等等。若说有什么不同,那只是抽象简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建筑类型学的手法虽然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形”的传承,但在将“形与形之间关系”类型化时,它已涉及了“神”的传承。因而,它不能只被看作是物质层面上的手法,毕竟,它还物化了“神”中“形”的部分。
一、意匠的传承
建筑类型学的手法更倾向于“形”的继承,而意匠的传承,更多追求的是“神”似,是一种哲学上的、精神的、态度的传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自己本土的传统建筑融会贯通,再将所得到的新的、提炼过的、更深入的、高一层次的认知应用到自己作品中去。在此方面,国内建筑师一直在努力,但从最终的作品而言,同样面对此问题的日本建筑师走得更远。在这里,以“缘侧”为例进行说明。所谓的“缘侧”就是日本传统建筑的檐下空间。当然,防雨、防潮必然是建筑重点考虑的功能,但这仅仅是其檐下空间较阔的因素之一。从空间的角度讲,“缘侧”属于半明半暗、半内半外的空间,“缘侧”的存在使得日本传统建筑的室内外空间的关系独具特色,空间流动感强,如行云流水,与室外环境联系畅然。显而易见,无论是中国的“檐廊”,还是日本的“缘侧”,都属于灰空间,即过渡空间。不同的是,我们的传统建筑从院落过渡到室内显得更加柔和,体现一种过渡渐变的过程,而日本传统建筑的“缘侧”空间更有“静”的特质,虽然有踏石等过渡,但从空间感受上仍有较强的异域感。从功能的角度讲,日本的传统建筑以“缘侧”这种简单的办法解决过渡和连接等复杂问题。此外,其还承担会客,接待等日常生活活动。从形态的角度讲,日本建筑平面多为不对称布局,所对应的檐下空间自然也不对称。而且即使在一个建筑单体上,檐下空间也以局部设置为多。从审美的角度讲,日本传统建筑的审美崇尚“阴翳”与“幽玄”,而“缘侧”出檐深远,即使在白天,檐下阴影在立面效果上仍占具很大成分。这些效果正是在黑暗和光明的边界上赋予物质形体以及精神。从宗教角度讲,日本在佛教传入时还处于古坟文化时期,所以佛教必然产生具有主导和控制性的影响。所谓的“余情”“幽玄”“寂”“陀”等审美形态无不是受到禅理的影响。具体到建筑就是营造空灵、闲寂的静谧空间,而这种空间要求的是黯淡平和,而非一个泛光的世界。这也是“缘侧”在室内外过渡中营造的氛围。从文化的角度讲,缘侧的灰色气质影印着日本文化的灰色基调,这种“灰”的属性在很多艺术中以相同的意匠营造。例如,缘侧似于世阿弥所创的“能”剧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静隙”,同时,它也似于中日水墨绘画中的“余白”。由“缘侧”所影射到的相关文化内涵有很多,但大多是具有非理性因素的灰色域文化概念。
总而言之,“缘侧”是一个具有“静”的特质的过渡空间。在这里,光作为运动的载体之一,在非泛光的空间状态下,让人体味运动的间歇,感受变化瞬间的定格,认知物体的真实存在。它正是让人的精神从有限的小空间延展至无限大宇宙的精神导体。所以,在日本现代建筑中,我们还能找到一些独特的空间,这些空间并非功能需要,而是建筑师给使用者冥想,发掘内心世界,体验精神快感的“安静”空间,它们可能是长长的坡道,也可能是凹入墙体的小室或某个被隔离的场所。这正是“缘侧”精神内涵的部分延展。虽然它们没有以原形嵌入现代设计中,但通过领会其“静、寂、幽”的精神,部分或完整地表达了原有的精神构架。在形式的继承上,如中廊下型住宅,继承并改善了“缘侧”的形式,将共用的“缘侧”分配于各个房间,很好地适应了现代生活。在精神的继承上,如黑川纪章的“无”和“中间领域”两个设计概念。在艺兰斋美术馆的入口设计中,长长的顶板让人有一种既室内又室外的错觉,也许他正是追求这种感觉上的模糊性,这也正是“缘侧”空间的“中间属性”的继承。其实,实现一种传统精神的继承可以通过多种不同的形式。如安藤的住吉长屋,虽然在70年代住宅同周边环境关系趋于封闭的背景下,形式上看来是拒绝外部环境,并不像“缘侧”一样温柔地接受外部空间,但它却具有“缘侧”精神的空间——由墙和两侧的屋室围合成的内庭,上空被二层的过桥打破,自然光将过桥的阴影静静影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朝暮变换,四季轮回均可体味。空间材质与形式的极端简约,让主人可以在进行家庭活动的同时也注重内心情感,感受超脱和静寂的心理需求而非形式本身——这也正是“缘侧”精神的表达。也许,我们继承了感觉或者精神,我们就真正继承了传统。正是这些感性的人们将这块用以享受精神的方寸之地留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将自身精神以抽象方式传达还较为陌生。
二、对比手法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线索,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主要面向高级技能应用型人才。通过开设这门课程,可以提升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高职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功能表现为: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教育,国情教育,人文精神培育,思想道德教育。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实践:优化课程内容、推行多样化考核方式、构建立体课程体系及充分利用第二课堂等;提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思想认识,丰富课堂形式,融入地方元素等;建立有高职特色的传统文化课程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要通过讲授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体系和内在,使学生准确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升自身修养。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丰富性、深刻性、传承性和独特性等特点,可以从多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进行分解。本文期望结合高职教育特色,展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分析。
2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分析
2.1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重要性
高校要改变之前只将传统文化课作为现行专业课程体系的补充模式,要将传统文化课程提升到整个课程体系的基础性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仅开设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主的理论课程,并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选择其中某些内容深入讲授,开设更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西北大学在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中就形成了一套自己成熟的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宗教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课程是民族性教育的直接体现。哈佛大学通过一系列的道德推理和社会分析课程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俄罗斯也将祖国史、俄语与言语文化作为大学的必修课程,这表明俄罗斯大学对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文化课在我国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原因就是“重科技轻人文”的影响,认为只有理工课程才能生产实际效益,人文课程没有实用价值。但是,我们发现,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科技相融合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首先要转变教育思想,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
2.2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
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主要由两种结构模式构成:一是以基础课与专业课为主的“实质构成”;二是以必修课与选修课为主的“形式构成”。本文主要从专业课程体系的“形式构成”进行分析与探讨。高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是开展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优化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结构,可以设置专业必修课与公共选修课课程。高职大学生具有思想活跃等特点,但是缺乏一定的学习积极性与耐力,因此,结合高职教育对象等特点,可以设置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公共选修课,增强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本文在参考现有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必修课为主,以特色鲜明的选修课为辅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其中,依据高职教育特色,应重点关注公共选修课课程建设。
2.2.1专业必修课为主。
专业必修课是教育人才掌握基础知识与技能的保证,可以满足学生共性发展的要求。比如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学生应该能够基本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及发展历程,儒、佛、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国古代宗教、文化、艺术、科学技术,中国民俗文化等内容。无论是高等本科教育还是高等职业教育,都必须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理论知识。尤其针对高职学生缺乏自学能力的特点,更要制定详实、系统的教学计划,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新颖的教学方法增强高职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内容的兴趣。
2.2.2重视公共选修课建设。
公共选修课是为满足学生个人兴趣与爱好,促进学生个性需求发展而自主选择的课程。提高公共选修课的比重,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课课程改革与优化的趋势。选修课是围绕专业必修课进行的有效延伸,可以扩展知识面,使学生深入掌握专业技能。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课程,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面对高职学生兴趣广泛的特点,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课程体系尤为重要。本文认为高职院校应该重点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课程体系建设。虽然选修课起着对专业课程的辅助作用,但是并不能随意设置,不能只追求课程的热点与新奇。高职院校学生容易对传统文化课程理论知识感到枯燥,发展特色鲜明的公共选修课尤为必要。高职院校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设置符合本校特色的公共选修课课程内容。由此,高职院校设置中国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要求如下:①强调选修课与必修课的内在联系。公共选修课的设置要符合专业教学总体目标,使学生能够在专业理论基础上,通过拓展新的知识内容,完善巩固专业知识。嘉兴职业技术学院在打造以“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为主的基础上,开设了《文学欣赏》、《美学与艺术鉴赏》及《古代文学专题》等课程,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理论文学知识内涵与表现形式的融合。②选修课设置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地域是孕育传统文化的摇篮,不同的地域延续着不一样的文化传统。赣南师范学院结合当地地域特点,开设了“中央苏区文艺研究”“、客家音乐”及“客家民俗研究”等课程,实现了地方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传承。③选修课设置应该注重专业背景。高职院校一般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强调专业技能。比如工科类高职院校学生普遍欠缺人文素养,针对这一现状,可以通过设置具有人文特色的公共选修课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针对本院工科背景,开设了《中西方文化比较》、《茶与茶文化》及《诗词之美》等课程。
3结语
1.中国传统文化诚信的实质是伦理式诚信。
中国人在很早之前就特别注重诚信,《韩非子》里就记载有“曾子杀彘”的故事。而作为传统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更是把诚信作为立国之本、作人的基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是建立在封建土壤上的,是为维护封建伦理统治服务的。诚信主要是在家族与朋友之间展开,仅仅局限在乡土社会狭小范围和熟人之间,具有有限性和人身依附性,缺少开放性和广泛性。《论语》中讲:“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也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对朋友要讲诚信,那么对朋友之外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中国的家长在孩子小时就对孩子说:“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能吃,陌生人说的话不可信!”正是这种伦理思想,使传统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社会。所有的道义,首先在亲族那里发挥作用,然后扩展到熟人圈子。拉关系、走后门、拉帮结派等社会现象,就是这种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的表现,只要是关系内的亲属或者熟人,所谓的规则都可以变通。费孝通先生曾把这种社会结构精辟地概括为“差序格局”。伦理式诚信靠伦理关系去维系,由关系的亲疏去看诚信的程度,这是一种狭隘的诚信。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圈子内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圈子外的陌生人则要有所保留。人们为了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熟人圈子的人伦关系,提出圈子内诚信的道德观,有时代的局限性。一旦破坏规则,伦理式诚信态度是要看你的后台硬不硬,与处罚你的人熟不熟,处理的结果是与你的强势地位、人际关系密切相关的。
2.“义高于信”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义高于信”是儒家文化的主要价值观,《论语》和《孟子》里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义高于信”的思想。孔子曾经这样讲:“君子贞而不谅”;“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有一次别人告诉孔子说老家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了父亲,孔子不认为儿子是正直诚信,而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而孟子则直截了当地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只要符合儒家的仁义,讲不讲诚信并不重要。所以信陵君可以“窃符救赵”。这就给人们不讲诚信,刻意变通提供了理论支持,只要是打上道义旗号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国家、为了他人就可以不讲诚信,为了自己慢慢也可以不讲诚信了。这样的“义”是“虚义”“伪义”。比如,在近些年的国际比赛中,在“为国争光”旗帜下,就能随意改变运动员的年龄;打着为百姓谋福利的旗号,就可以谎报瞒报。久而久之演化成为了所谓的大义,可以为所欲为:为了改善民生可以强行拆毁民房,为了给国家培养人才可以不顾学生健康,为了给父母看病就可以抢劫别人,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可以坑蒙拐骗。
3.“成王败寇”价值观及其对诚信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成功者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尤其是在政治斗争中。成功了的称帝称王,并且拥有了公共宣传、历史编撰的自由,无人敢责难;失败了的被称为寇贼,失去了合法地位,没有发言权,有口难辩,即使被贬损,也没有申辩的机会。孙中山后来把它称为“历史习惯”。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习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甚至有人认为:“自古以来成功的大英雄,也必是大流氓,他们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他们从不信守什么仁义道德。我们分析了刘邦、曹操、朱元璋等历代的大人物,几乎很少有例外。”“成者王侯败者寇”是伴随着儒家信义文化同时存在的亚文化。所谓亚文化,是指和主流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文化。其特点是不见于官方与主流社会的明文倡导与正面认同,但事实上却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心照不宣地彼此默认。在这些人眼里,成功是唯一的目标与原则,只要获得成功就将诚信抛在一边,甚至屡屡尝试用计谋和背叛来获得成功。为了成功他们不承担道德责任,在他们眼里成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成王败寇价值观作为敌我双方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需要本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生活的潜规则:只要获得成功,可以突破道德底线。考试作弊、科研造假、论文抄袭、假唱假摔、短信诈骗等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着我们的诚信底线。“成者王侯败者寇”的价值观根本无视诚信的存在,甚至无视道德的存在,把诚信当作成功的附庸,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民间流传的“英雄不问出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等都是它的翻版。它的存在与蔓延不仅破坏了人们交往中的诚信,而且直接冲击人们的道德底线,从而带坏了社会风气,造成社会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买官卖官、坑蒙拐骗等不良现象。
二、市场经济需要契约诚信
“契约”一词源于拉丁文,原义为交易,是双方或多方协议认可并承诺遵守的行为规则。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未能履行义务时的惩罚措施。在契约关系中,大家都必须信守承诺,如果一方违约,对方就会取消他的利益实现的保证权利,并要受到惩罚。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加上契约的外在约束机制,就会促使社会成员之间自觉地遵守自己的诺言。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人们订立契约源自彼此的不信任,当契约上升为契约精神以后,人们订立契约就成为彼此的信任。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他们的诚信准则,同中国人的伦理式诚信大不一样。他们的诚信,建立在契约基础上。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贵族、领主附庸通过分封采邑就确立了权利与义务关系。附庸必须履行兵役和劳役义务,否则领主就有权收回采邑;同样,领主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附庸,附庸就可以另找其他领主。这种制度下,贵族一方面需要忠于国王,另一方面又可以反抗违背契约的国王。由此,形成了欧洲式的契约传统。当然欧洲式的诚信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以熟人圈子为前提,而是以双方缔结的权利义务的契约为基础。契约的达成构成了诚信的界限,一方的诚信,必须有赖于另一方履行义务方能实现。随着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契约精神成为一种契约文明,不仅在商品领域人们要遵守契约原则,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与人际交往中,契约原则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契约文明的产生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历史发展表明,人性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政治的民主、体制的宽松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正义取向,既是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客观的保障体系,可以说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在当代,进一步强调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从契约理论发展史来看,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民社会就是契约社会。市民社会正是依靠各种形式的契约,来规范交往主体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交往的公平。从国际贸易交流与合作到市民生活方方面面,契约精神被公认为最具有公平、自由、效率的时代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成熟,契约已经广泛地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
三、伦理式诚信与契约式诚信的根本区别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诚信,相信人可以通过教化、修身而达到诚信,诚信主要靠道德约束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又是建立在不平等精神基础上的诚信,本质是为强势服务的,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有利于熟人,不利于“生人”。对强者而言,是权利大于义务;对弱者而言,是义务大于权利。而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契约诚信的出发点是,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契约”的形式迫使其诚信。西方的契约诚信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规则诚信,任何人在规则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有人都不能破坏规则,否则必受惩罚。诚信的对象包括整个社会上所有互不认识的陌生人,而不仅仅是熟人。四、传统诚信、契约诚信对当代社会重建诚信的启示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一方面需要承接中国诚信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还要实现诚信文化的现代转型。不管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诚信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契约诚信,都是人们诚信文化的宝贵财富,都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但需要我们认真分析对待。
1.产生传统文化当中的伦理诚信的经济基础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造成人们依靠伦理诚信的社会土壤还没有消除干净。
虽然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有待完善,还需要不断推进。比如社会福利制度,目前我们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刚刚起步,人们之间,特别是亲人与朋友还是我们在遇到困难时候主要的支柱。要改变中国这种现状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改变人们之间的依附关系。
2.现代化的浪潮虽然摧毁了滋生伦理式诚信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文化的传承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诚信文化在我们重建诚信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另外,我们在继承传统伦理诚信的同时要善于科学分析,结合时代与时俱进,古为今用。在此问题上,既要反对那种认为传统的东西已经过时,一味地追求和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做法;也要反对打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把中国诚信重建的希望寄托在照搬古人的做法上。
3.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趋利性必然产生非诚信行为,契约诚信无疑是实现诚信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
1.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零碎”
众所周知,农村学校长期以来都推行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收效甚微,类似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往往沦为“零碎或失效”。首先,进校园的传统文化内容常常是能够“技术化、程式化”的农村传统文化“大拼盘”,最为突出的就是“手工制作、歌舞排练、双语教学或各类民族文化知识文本阅读”等。虽不能说这些活动无意义或价值,但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仅定位于此无疑是不周全或不到位的。如此的教育教学只得传统文化之“形”而遗其“神”,因为传统文化之“神”必须得在“活”的文化环境中“浸入”学生的“大脑”,化为其思维或行动的自然、自觉,而非单一的记忆或训练之“获得”,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濡化”过程。其次,与“拼盘式”的教育内容对应的是农村学校传统文化教学的“任务化或应景性”,许多情况下农村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是为了执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而开设的,并非是农村学校教育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选择,其结果是农村学校、教师或学生都应付式地来完成传统文化教育教学活动,将其当成一种“娱乐或消遣”活动,而缺乏精心组织设计或连续性的贯彻实施。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培养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素质的教育教学活动是“碎片化”的,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目的性、计划性、针对性”的优势。
2.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
毋庸讳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增长有了明显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改善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社会发展质量“水涨船高”,相反却存在着众多社会矛盾问题。其中之一即为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破坏,如农村传统人生观或节日礼俗、语言、建筑、服饰、音乐歌舞及传统民间组织等不断受到“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而“消逝化”。越来越多的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在内容或形式上不断“缩减、异化”以至消失,而这种趋势往往一方面使农村社会成员以“文化旅游增收”为“旗帜”而对农村传统文化“大刀阔斧”地“拆卸包装”令其“面目全非”。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将传统文化当做阻碍农村经济增长的“绊脚石”而“踢开”,视物质现代化的生活为唯一价值圭臬。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通过直接参与传统文化活动,以及耳濡目染传统文化的“熏陶”过程日益降低,他们或者过着“半吊子”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远离其精神,或者不断被充满物欲的现代化价值所裹挟。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意味着一种“活”的潜移默化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认同的教育形式不复存在,代之以深受外来植入式“主流文化”价值的同化,且都是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及其精神为代价。
3.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的“割裂化”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影响农村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的“染缸”,农村家庭村落生活则是“染料”的制作者或设计者,以农村家庭和村落成人为主体成员组织的各种传统文化生活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观察、参与、体验、模仿的对象和时空环境,而传统文化生活内容、方式对中小学生思维或价值产生作用离不开成人榜样的教导和指引。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生活结构处于“割裂化”状态,一方面为了增进家庭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挣钱,而使得农村村落的留守学生“队伍”日益壮大。他们双方经受着“骨肉亲情分离”的“煎熬”,此外还带来了承担农村传统文化精神培育的基础单位“家庭文化生活”之断裂,因为在作为家庭文化生活组织者或核心的青壮年缺位下,许多留守家庭的生产生活被“简化”。另一方面农村传统文化公共生活逐渐远离了村落,被当下一个个家庭为了“盖房、购车”疲于奔命的生活所“遮蔽或分割”。往昔村落成员互动、互助、互爱的温情乡村“集体生活”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生活不断走向了“家庭原子化”的“内敛保守”而无“开放性或交往性”。换言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家庭村落社会人员、生产结构的变化冲击了传统文化生活的延续,且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加以“维护”,农村中小学生不断疏远于宁静、亲和的传统文化生活而被所谓的“攀比、名利”的现代生活所捆绑。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成因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陷入困境,表现为孕育其传统文化价值或精神生长的教育时空环境失序。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困境的产生、存在及延续呢?
1.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
长期以来人们对农村学校教育持有“复制城市教育”的评价,也即认为农村学校教育走的是一条“应试升学”的道路,而这背后无疑与“学历化”社会不无关系。因为学生只有考取一个好的大学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农村学校所有的活动都指向于让学生获得一个升学的“好分数”,其主旨不是为了培养完整人的生命质量提升,而是一个客观的目标“分数”。当然,农村学校价值取向的“物质性”还表现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方面,学习内容主要集中于与升学考试相关的部分学科知识上,为了让学生获得“最高的分数”学校往往运用“题海战术”的强化训练方法和“封闭式”管理,而与考试分数提升无关的学生“身体健康、情感交流、社会体验”等内容都被学校“拒之门外”。可以说,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价值取向的“物质性”日益强化,因为农村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不断增强,并坚定持有只有进“好学校”才能找到好工作的价值信念。而在其观念中所谓“优质教育”就是有多少考入重点的“升学率”,于是农村中小学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而更加强化学校的“分数门面”。总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学校教育教学陷入“目中无人”的状态,学生完整的生命被降格为“物”,与学生生命相关的“自我生活”和“文化血肉”被“剥夺”和“抽离”,学校和学生都被异化为“干瘪”的“数字僵尸”。因此,虽然农村学校存在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活动,但往往被置于“墙上”课程表里的“装饰”,即使间断性地被学校所开展也是出于一种“任务完成”,而且时常被“升学考试课程”所挤占。
2.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主体的“无力性”
如果说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的消逝化意味着外显农村传统文化“事项”及活动的缩减,那么农村传统文化传承的“后继无人”将终致农村传统文化的“覆灭”。因为文化的灵魂深藏于人的价值思维中,人们“无心”再过一种“传统文化生活”而对现代化生活“情坚意定”以致“走火入魔”。则农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农村社会成员心理形成“冰火两重天”之态,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将不断被挤压而淡出农村社会时空环境。当然,这不是说当下农村传统文化已“奄奄一息”,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农村社会成员“权力地位”转换之后,以往作为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老年人虽然“忧心”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命运走向,但其社会角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变为留守儿童或中小学生的“保姆”,以及其对农村社会和家庭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降低而导致他们“身份地位”的衰退。也即他们不再是过去村落和家庭事务处理的“权威”,他们“无社会权威和经济实力”去组织并号召后辈“中青年人”过一种有“传统文化”的生活,这就意味着农村传统文化活动势必被强势的得到“中青年人”认可的“现代物质文化”所取代。而因老一辈人的离世而产生农村社会熟悉或继承农村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的状况,则危及整个农村传统文化生境的存续问题,包括以人为中心的农村自然社会生态系统的改变,影响重大而深远。
3.农村社会核心价值的“失序性”
农村社会成员生活中延续的“精神”或“信仰”是农村传统文化的核心,如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崇敬和效法自然”、人与社会(人)关系中的“亲仁善邻和以和为贵”、人与自我关系中的“平和坚毅”等,而这些恰恰与当下中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相通的,如“诚信、友善、和谐”等。换言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农村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农村社会成员只有建立起人人认可的基本价值信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表现出“诚信、敬业、友善”,并自觉践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追求,他们的生活才有了意义目标。可是,城镇化在不断将农村社会成员推向“现代化浪潮”的同时也“遮蔽”了人们的“心灵”,农村社会成员被“物欲”所役使而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人,把自己变成了实现某一“实体目标”的手段。毋庸置疑,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核心价值是“失序”的,发展上表现出“人与物”的倒错现象,造成农村村落及家庭生活导向“分裂”。许多农村社会成员为了长久以来摆脱贫穷、拥有财富的梦想而争相离家出走、“骨肉分离”,一旦他们“踏出家门”就会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来“累积或创造”财富,而这种举动一致被农村村落成员视为有“决心意志”而大加赞扬或模仿。当然不可否认农村社会成员进行如此生活行为选择是一种现实趋势使然,但这一现象如果变成一种连锁反应引致大部分农村社会成员或家庭以长期“隔离亲情”的代价来筑就“梦想”,使得农村社会的空巢村落或留守老人儿童数量不断扩张,那么农村社会成员、家庭虽增长了经济收入却因失去文化滋养而“迷失方向”或变得“外强中干”。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应对策略
影响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且不独以农村学校教育为“主”,还包括了校外社会教育环境的参与作用。所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教育困境的消解,须采用系统性思维视野,而不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式来围堵“漏洞”,理应通过“制度和人心”的同步建设进行标本兼治。
1.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实践观
农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让农村中小学生获得与城市学生相同的知识内容和主流价值乃其理所当然的使命,但它不能以牺牲“农村传统文化”为代价,否则农村学校教育就成为“文化一元化”的助推力量和“文化多元化”的扼杀摇篮。而要改变这一状况,让农村学校教育遵循“教育之道”,应将培养和谐健全的农村中小学生视为使命,为其后续的人生发展奠定良好的“身心品质”,而非把农村学校变为个别学生“学而优则仕”的桥梁而“淹没”了大部分学生。那么,如何避免这一状况呢?最为根本的是要改革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注重教育于人发展的内在促进作用,从招生、考核、评价等方面凸显农村学校教育的“人本化”,确保农村中小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生活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让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在学校中得以积极地培养和保护而非扼杀,并使其从小熏陶的“文化性格”得以延续生长而非被迫异化为割裂的“双重性格”。因此,以人为本的农村学校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它关注农村中小学生文化认同自觉的培养,让他们在积极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和价值的同时,也能坚守自我传统文化的精神延续。所以,现行的教育管理制度如高考、社会就业、评价学生等应从“应试教育”和“学历社会”中摆脱出来,让学校教育变为培养人的自主独立和身心和谐而非改变人命运的场域。而社会教育则为学生提供一个充满正气、公正、宽容的环境来施展个性或才能。
2.凸显农村文化个性,建构农村学校和文化心理场互补机制
农村传统文化是什么?它是农村社会成员在与周遭环境互动适应、调节基础上形成的稳定反应系统,包括外显的服饰、建筑、生产工具、生活组织、歌舞音乐、节日习俗等,以及人们在这些活动中濡化而成的内隐的价值思维和心理活动。可以说,农村传统文化在历史形成过程中因不同地域及自然地理环境的殊异而逐渐建立起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系统,也即农村文化是“个性化”的,这是其自然和历史属性的体现。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宜“一刀切地现代化”,需要在城镇化程中保留住其“文化个性或精神”,这需要依靠两方面的统一协调。首先,农村学校教育必须要树立起“弘扬”农村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通过系统化的思想教育引导、校本教材的编写、文化生活的实践参与等方式培养农村中小学生的乡土情怀,让其成为一个有“文化血脉”的生命个体,而非“无根”的“漂浮者”。其次,学校之外的农村传统文化心理场是重要的“活”的教育资源,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中小学生在开放性、活动性、生活性的传统文化事项活动中形成价值和心理思维的趋同。因此,为了促进农村中小学生文化个性的生成,农村学校、社会、家庭要在意识上自觉地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积极保护,形成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的农村学校教育和校外文化心理场的互补机制,发挥它们对农村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精神孕育生长的统一作用。
3.加强社会成员启蒙,形成多元和谐的农村终身教育系统
内容模块的设计是为教育价值追求的实现而服务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教育目标:小学阶段是培养文化感情和基本文化认知;初中阶段是提高文化认同;高中阶段是增强文化自信;大学阶段是培养文化创新意识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感。把这些教育目标进行归纳,可以用形成文化自觉来概括。展开来讲,就是使受教育者熟知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精神特征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以对中华文化有“自知之明”,在此基础上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信仰、态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并具有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觉能力,并使其以复兴中华文明为己任。基于这样的价值诉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内容可以设计为四大模块和三大重点内容。四大模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文化与人生”、“文化与中国发展”和“文化与世界”。每一模块的内容都有具体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做到熟知中华文化的精要,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主要是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资源,指导学生以中国文化的视角思考人生,形成崇德向善的道德追求;“文化与中国发展”内容模块主是使学生在了解多种文化,在主动赞赏和接纳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使之为他人所理解;“文化与世界”内容模块主要是使学生积极开展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让中华文化积极参与到世界新的多元文化体系建构之中。三大重点内容包括“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家国情怀教育”即对家园、国家的深厚感情,它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情感归属,是民族凝聚力的心理基础,是公民感受到与国家相联系的精神纽带;“社会关爱教育”的重点是培养“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使受教育者能够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做出整体性的理解,以达到乐于助人、关心社会和尊重自然的状态和境界;“人格修养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以传统文化的“君子人格”为理想人格,自觉追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夯实才能、才华和才干的人格修养基础。当然,不应苛求所有课程都能够承担这些教育任务,也不能要求相关课程把所有内容模块都纳入其中,而是应根据课程性质,选择其中一个内容模块,加以提炼和提升。三大重点内容是对具体内容的概括,并没有涵养所有的教育内容,不同课程还应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设定教育内容。就《基础》课而言,它作为一门以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它可以选择“文化与人生”内容模块,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和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为重点教育内容。
1.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的最终体现是理想人格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道德理想人格,诸如“中庸人格”、“君子人格”和“内圣外王人格”等内涵丰富,充满了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理应传承。如在人格主体性方面,强调“为己之学”,提倡道德的自我建构、自我完善;在人格志向方面,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在个人情操方面,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人生困境方面,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然道家“天人合一”的人格理想,墨家“兼爱”人格理想等都是重要的教育内容。这些教育内容,结合具体的理想人格原型,如屈原、勾践、苏武以及苏轼等等,必然会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人格产生积极的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德向善的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崇德向善的价值理念和道德教育的系统思想,崇德向善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孔子指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积淀在民族心理之中,已有深厚的情感基础。其中,“仁”、“义”和“信”的道德教育在今天尤为重要,应构成《基础》课程的重点教育内容。“仁”的教育重点要放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层面上,以培养现代人的友善观念;“义”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义获利”、“以义制利”,达到义与利的和谐统一。“信”的教育重点应强调以“以诚育信”,通过对自然规律的崇敬和内心的真诚达到外在的言而有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教学方法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需要借助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达成,不同的课程和课程内容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一般来说,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教学方法有三种,这些方法也可以在《基础》课教学中加以运用。
1.文化比较法
文化比较法是文化教育中较为常用的方法,早在古希腊时期和18世纪的启蒙主义哲学家那里就开始运用,到19世纪已经形成基本的规范,成为文化教育和研究中的基本方法论。一般说来,文化比较法是在建立一定的价值标准下,通过比较找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同点和差异点,揭示出带有普遍性的文化规律。当然,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比较法,其目的是通过比较,让受教育者更加有兴趣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产生情感认同。在教学活动中,文化比较法的运用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妥善寻找文化比较的规范和标准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并存,气象万千,表现各异。运用文化比较法,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是:文化之间有无优劣之分?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历史上,由于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在文化领域中曾出现“西方文明中心论”,一些人也言必称西方。后来有学者对此进行反思后,又提出无优无劣论。但无优无劣论掉入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潭,使得文化比较失去了理论基础,在文化教育中无法对文化价值进行选择、学习和借用。虽然文化比较的标准建立到现在还是个难题,但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而运用的文化比较法,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立场,通过比较让学生重新发现已经失落的中华文化的宝贵性和独特性,确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2)妥善选择比较的对象和材料
在文化比较时,一定要选择能够反映双方具有典型特质的材料,尤其是在选择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时,应选择能够真实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材料,比较时力求不偏不倚,目的是为让受教育者接受与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文化实践法
恰当地开展文化实践活动容易激发受教育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达到教育的目的。文化实践法就空间来讲,主要分为校内、校外两种文化实践空间。校外主要是引导受教育者对传统文化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作为一种投身现代社会生活的方式,能够从中发现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诸如有些高校已经形成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文化教育实践平台,像“中华文化之旅”、“中国寻根之旅”等大型活动,每年组织几百名学生利用假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亲身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当然,校外文化实践更多地还是要充分依托建立多个文化教育实践基地来完成。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文物与文化遗迹,定期组织学生对其进行参观和考察,以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深入认知。校内文化实践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中华文化节、儒家文化节、中华传统美食文化节以及汉服文化节等,让学生通过参与校园文化活动,挖掘和感受活动背后的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思想精华。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依托学生自发成立的传统文化兴趣小组来开展。文化实践法以实践对象划分,可以分为文化实物实践法、文化场景实践法和人文实践法等。尤其要提出的是,人文实践法是一种有效的“以文化人”方法,能够有效地实现“使人文化”的教育价值,是在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开展人文精神的体验活动,就是一种人文实践法。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关怀,诸如孔子的“仁爱”精神、墨子的“兼爱”精神、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精神等等,而这些人文精神学生可以通过文化实践法加以感受与体验。
3.文化情景法
文化情景法是一种在教学活动中引入或创设的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文化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文化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文化态度体验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技术为文化情景法在课堂上的应用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在《基础》课中,可以创设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情景,利用听觉和视觉,对教育者施加教育影响力。如《论语•子路》第18章有关叶公和孔子关于如何对待父亲偷羊的讨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虽然短短几句话,但其中包含着丰富内容和道德争议的道德文化情景,可以让受教育者在教学中进行角色扮演,就可能遇到的情景展开讨论。文化情景法还应使学生能够将传统文化运用到当代社会情景中去解决现代问题。因此,传统文化情境设立后,一般最后要转向现代情景。例如“父亲偷羊”在现代社会里会遇到什么新问题,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这都是新情景,通过情景转换,可以促使学生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比,更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这样更容易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文化建构
传统文化教育虽然需要依托传统知识的传授,但其实质是价值教育,是要学生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认同。因而,需要建构出由价值、规范、信仰以及表意象征符号等构成的课程文化,以适应文化教育的特性。试想一下,如果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自身存在着文化缺失、亏空与虚无,从而引致课程缺少人文关怀而呈现粗暴化的状态,文化教育的价值目标怎能实现。以《基础》课为例,《基础》课应主动地遵循文化逻辑,在一种文化体系中理解课程本质及其属性,建构“超越性”、“鲜活性”和“本土化”的课程文化。
1.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
强调《基础》课要建构超越性的课程文化品质,目的是避免使《基础》课在“教育市场化”观念的引导下,成为为经济、就业和技能服务的课程,而遗忘了“精神成人”和“文化养成”的职责。如果《基础》课被现实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名利所诱惑、困扰和束缚,其教育活动只是培养没有思想和没有灵魂的工具人,其结果只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么被抛弃,要么被庸俗化。因而,超越性的课程文化是《基础》课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基础》课以内化传统文化成果为己任,以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建构超越现时代的精神文化为担当。
2.鲜活的课程文化生命
由于传统文化教育属于价值教育,此类教育的重大障碍是“课程学科化”。所谓“课程学科化”就是以学科逻辑理解课程,以标准化、效率化及定量化为课程诉求,以课程结构、课程方法及课程密度曲线为主要关注点,以定义、判断、推理、分析、综合、逻辑演算以及公理等符号系统为外在表现。“课程学科化”之所以不适合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根本原因在于它会使课程凌驾于教师和学生生活、经验之上,把人类实践活动过程中最真实、具体、生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东西“去情境化”、“去过程化”了。而作为比知识传授要复杂和困难的价值教育和文化教育必须借助课程的“情境性”、“体验性”和“互动建构性”才能产生实效。首先,有了情景性,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文化体验才具有可能的环境与条件。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在文化教育中唤醒自我,并主动了解文化的意义。其次,体验是文化教育的重要基础,如果体验性活动不足,很难形成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深度理解。最后,文化教育必须在“我们”之间完成,需要利用交往、对话和商谈等互动方式进行,这样才能达成良好的效果。
3.本土的课程文化意识
课程文化类型多样,因而《基础》课不仅要建构课程文化,而且要建构本土的课程文化。本土的课程文化就是立足于中国课程文化的现实问题,对传统课程文化的要素实现创造性转化,最终生成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文化。实际上,我国的儒、道、释三大文化传统生成了具有民族独特性的课程智慧和非常有益的价值取向、课程内容。如儒家思想蕴含的中庸、和谐和对话的课程文化,道家哲学中蕴含的自然主义的课程文化,释家智慧蕴含的“禅思”、“领悟心性”等课程文化,等等。这些传统的课程文化理应成为我国当代课程文化的深厚底蕴,如果弃之不理,实在可惜。我国的课程教学中所强调的服从教师的指导、服从集体的利益以及强调和谐发展、共同发展等价值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孝”、“礼”等范畴一脉相承的。因而,不能对这些传统完全抛弃,束之高阁,更不能妄自菲薄。
四、结语
(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适合全体学生学习或参与的内容我们利用校本课程必修课的形式进行教学,让所有学生都能感受家乡传统文化的精深,体验家乡传统文化的广博,受到家乡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不适合全体学生学习的内容则利用校本课程选修课的时间进行教学,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
(二)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课堂教学是课程实施的主渠道,但不是唯一的渠道,要使学生全方位地了解与掌握地域传统文化,一方面要让学生充分利用身边的课程资源,在生活中学习鲜活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校本课程的学习要避免单纯的说教,注重生活中的实践,让学生在活动中提高水平,养成习惯,形成素养,传承美德。
(四)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继承民族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因此,我们鼓励学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会创新,勇于创新。
二、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教学原则
(一)讲授传统文化知识与培养学生优秀品质相结合的原则
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学习,是以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为载体,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同时,使学生受到家乡传统文化的熏陶,并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内化为学生自身的优秀品质,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学生的德行与修养。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知识层面的学习,而要深入挖掘知识背后潜在的深刻内涵,通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传统文化的内容,将知识的学习与培养学生的优秀品质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学习传统文化知识与主动传承家乡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传统文化在其历史传承的过程中,有些得以留存并不断被发扬光大,而有一些却随着时间的推移濒临消失的边缘。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就是通过深入挖掘地域传统文化的精髓,让学生了解家乡传统文化,培养学生对热爱家乡传统文化的喜爱,进而热爱家乡的情感,并主动承担起传承家乡传统文化的职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亲身体验与具体的实践操作,为学生提供亲历传统文化的机会,让学生掌握一些具体的方法和相关的技能,使他们成为家乡传统文化的新的传承者,使家乡传统文化能够在青少年一代的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三)实施传统文化校本课程与落实国家课程有机结合的原则
校本课程的开发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教育方针、国家或地方的教育计划以及学校的教育计划、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本地的教育资源,因此,校本课程的开发不能背离国家课程,它与国家课程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是对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承德传统文化校本课程从课程内容、实施途径与教学方法等方面都要与国家课程达成统一。另外,承德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的很多内容是对学科课程的补充,在教学过程中要与学科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学科教学的补充内容或拓展学习的部分。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要遵循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利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性,照顾学生的兴趣爱好与个性差异,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实施集体教学、班级教学与小组教学相结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