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投资者规模迅速扩大,中小投资者逐渐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投资力量。截至2011年末，证券投资者开户数约为1.65亿户，名列全球之首。其中，个人投资者占99.6%，持股市值10万元以下的投资者占80%以上。受信息披露、分析能力及资金实力等因素限制，中小投资者是市场参与各方中最为弱势的群体。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一直处于不断探索和发展中，《公司法》、《证券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继修订完善,以保护投资者为核心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护投资者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但中小投资者权利受损现象仍持续发生，如果其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就会对资本市场失去信心,甚至逃离市场。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且还影响了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因此，对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小投资者权利受损的原因分析 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投资知情权、资产安全权、公平交易权、投资收益权、管理参与权和股东诉讼权等。实践中，投资者（主要指中小投资者）权利时常遭受侵害，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市场“政策底色”加剧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我国股指走势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市场对管理层出台的政策或政策性消息往往呈现过激反应，甚至导致股指的走势脱离基本面的实际状况，整个市场不断在“股市低迷—政策救市—股市狂热—政策强抑—股市低迷”的怪圈中循环，这与国外成熟的证券市场状况有很大差异。在成熟市场中，投资收益主要来自股票的长期收益，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趋于理性。在具有“政策底色”的市场中，投资收益主要来自市场差价收益，投资者投资理念具有过度投机性、短期性和从众性，缺乏独立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受市场消息面影响大等特点。这些错误的投资决策和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加大了中小投资者的投资风险[1]。 （二）上市公司“一股独大”造成内外股东权利失衡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一旦处于绝对地位，就能够利用其地位优势获取外部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无法分享的控制权收益，而该控制权收益的攫取大多是以牺牲中小股东利益为代价。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94.5%的投资者认为其自身权益遭受过不同程度的侵害，其中，大股东实施的侵权行为占比31.3%。由此可见，该类侵权现象在我国已十分普遍。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利侵害主要表现为：用公司资金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贷款或担保；利用“短期合并”、“恶意兼并”等手段，排挤中小股东，稀释中小股东持股比例；操纵公司股价，逼迫中小股东低价出售股票；拒绝向中小股东提供有关公司资产状况、经营情况的资料等[2]。 （三）违法行为“花样翻新”考验投资者自我保护能力 我国证券市场处于新兴转轨的阶段，诚信基础还很薄弱，内在约束机制尚待提升，市场违法违规行为仍在高发、易发时期。2008—2011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共立案调查案件387起，启动非正式调查516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92起、打非线索746起。同时，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手法更加新颖、方式更加隐蔽、社会危害性更强[3]。如内幕知情人通过间接方式控制账户已成为内幕交易的主要手段，一些“黑嘴”通过发表股评诱导中小投资者追涨并伺机高价卖出股票获利，犯罪分子利用新型木马软件从网上盗取他人交易密码等。中小投资者由于专业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风险承受能力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信息获取和专业能力有天然劣势，在市场中整体处于弱势地位，面对花样不断翻新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常常疏于防范，权利容易受到侵害。（四）司法保障“救而不济”使民事赔偿功能难以发挥司法是中小投资者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引入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为证券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但以上“两法”对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和零散，可操作性不强。市场操纵、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受害投资者，可以通过民事赔偿诉讼机制解决赔偿问题，但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证券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即法院受理该类案件时，要求相关违法行为已有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刑事裁判文书作出认定，否则不予受理[4]。加之，证券侵权违法行为具有“发现难、取证难”的特点，最终导致真正获得民事赔偿的投资者微乎其微，中小投资者维权陷入困境。 二、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实现方式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在基础性制度建设、市场监管、投资者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已基本形成国家立法保护、行政监管保护、市场自律保护、社会传媒保护与投资者自我保护相结合的多层次投资者保护体系。 （一）国家立法保护 围绕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市场法律体系进行了一次全方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清理与重构，我国证券市场已初步形成了内容齐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我国投资者保护的法律规定总体上分为事前预防性保护规定和事后救济性规定。前者包括赋予投资者股东大会召集权、提案权、知情权、新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及股东表决权制度等；后者指相关股东在其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关于保障其行使上述救济方式的规定。 （二）行政监管保护 法律的执行需要证券监管机构的参与。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的证券监管目标和原则中，确立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市场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风险”三大证券监管目标，其中保护投资者为证券监管的核心和精髓。这表明以保护投资者为首要任务已成为各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共识。近年来，证监会通过推动立法、制定规则，逐步完善了证券执法体系，进一步巩固了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通过查办大案要案、开展专项行动，有效震慑了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净化了市场环境，树立了执法权威；通过宣传执法、舆论引导，逐步增强了市场主体的规范意识和投资者的法律意识，社会公信度明显提升。为统筹协调证监系统内外资源，推动投资者保护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2011年末，证监会设立了投资者保护局，作为证监会的内设机构，其主要负责投资者保护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指导、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目前，投资者保护局已正式开展工作。#p#分页标题#e# （三）市场自律保护 市场自律保护是通过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自律引导以及证券经营机构、证券投资服务机构等规范运作、严格自律、认真履行法定和约定的义务来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4]。自律是指监管机构和投资者之外的证券市场参与者相互之间的规范和制约，是证券市场实现秩序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方式。相较于行政监管，市场自律保护的最大优点在于其能够迅速对市场发生的问题做出反应，同时处理问题更具弹性。近年来，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促进行业规范为目标，加强会员及机构投资者的自律监管，拓宽了与证券会、地方证监局等相关机构的合作渠道，研究建立了投资者教育长效机制，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取得良好效果。证券公司等机构通过遵守法律及行业规范，加强合规管理与内部控制，不断提高客户服务和管理水平，在防止出现对投资者欺诈等违法行为的同时，严格落实客户适当性管理制度，帮助中小投资者提高证券投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积极发挥了投资者保护作用。 （四）社会传媒保护 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社会传媒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具有客观中立、信息广泛、针对性强、群众性强、可受性强、时效性强等特点，这决定其肩负了中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重要使命。社会传媒不仅可以通过传递知识性信息，发挥投资知识普及和教育功能，提高投资者理性思维及信息收集、理解和运用能力，而且还可以通过实施社会舆论监督规范管理层、大股东及中介机构的行为，从源头上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5]。 （五）投资者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是投资者保护的题中之义。理性、稳健的投资理念是中小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前提条件。中小投资者应审慎对待证券投资，认真学习证券相关知识，全面掌握证券投资信息，及时行使和主张权利，树立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前四种方式为投资者保护的外部机制，而投资者自我保护是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机制。内部机制是外部机制的归宿和基础，而内部机制的实现又需要适当的外部机制来引导。内外机制共同作用使投资者保护的不同实施方式达到均衡，从而实现对投资者权利保护的最优选择。 三、加强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的对策 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是成熟证券市场的重要标志。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措施有利于维护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大证券监管的力度和效率，继续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服务工作，逐步完善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式，建立健全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要求的投资者保护长效机制，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一）加大证券监管工作力度 证券监管部门应坚持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为理念，以保护投资者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稳中求进，不断提高监管工作效率。针对股权集中模式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现状，及时将上市公司监管延伸至控股股东，有效规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行为；强化对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借壳上市、定向增发、公司回购、重大投资过程中交易行为的专项监控，完善股价异动和信息披露联动监管机制，着力防范市场操作行为，充分保障中小投资者的知情权；严厉打击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新闻宣传工作，积极应对媒体质疑，及时通报重大案件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广泛、深入的执法宣传，警示市场主体，遏制违法违规行为，营造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6]。 （二）强化投资者教育和服务工作 一方面，丰富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内容。以揭示市场风险为重点，以提高投资者对产品的认知能力为核心，引导投资者从风险承受能力等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审慎投资，合理配置金融产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警惕并自觉抵制各类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证券活动，加强对青少年投资理财的早期教育，扩大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创新投资者教育和服务的方式，将公益性投资者教育与商业性投资者教育相结合。参照欧美市场的做法，倡导和培育民间化的投资者教育公共组织，并为公共机构现有的投资者教育活动提供更多的经费和人力支持。强化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商业性投资者教育，完善客户分类管理制度，加大投资风险揭示和投资知识宣传力度，不断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投资产品的参与能力。 （三）设立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 借鉴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NASD)的做法,由政府牵头建立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选择法律专家、经济学家、会计师、审计师以及投资者代表组成工作机构,负责解决证券纠纷、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同时，可考虑在我国设立表决权信托,并由中小投资者保护协会接受中小投资者的委托行使表决权，或代表中小投资者监督上市公司管理层和非流通股东的关联交易行为，监督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制约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行为，与非流通股东或公司就再融资问题进行协调,敦促上市公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主动与二级市场投资者沟通,听取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四）构建多元化的证券纠纷解决机制 针对证券纠纷调查取证难、诉讼成本高的现状，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证券纠纷解决方式，对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强化证券调解效力。调解既有利于化解讼累，减轻人民法院负担，又可以加速纠纷解决、降低成本。建议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等机构设立调解委员会，大力发展非诉调解。第二，重视证券纠纷仲裁。仲裁在发达的证券市场执法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我国规定当事人对证券争议可按约定进行仲裁调解，但证券纠纷仲裁在我国还没有足够的发展和应用，随着我国证券纠纷数量的上升，以及严格责任、强化监管、加强执法的要求，发展证券纠纷仲裁，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三，完善集团诉讼制度。受到相同侵害的投资者共同提出集团诉讼，是降低诉讼成本、有效维护中小投资者权利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集团诉讼，但实践中这类案件相对较少，集团诉讼审判经验并不丰富，法院仍对证券纠纷案件单独立案逐个审理。为使中小投资者利益真正得以保护，建议在证券纠纷解决中进一步强调和完善集团诉讼制度。#p#分页标题#e# （五）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是按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筹集形成的、在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中用于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资金，是证券客户资产风险应对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实际操作中，该基金可赔偿的对象和范围相当狭窄。因证券公司投资建议或管理方面原因造成的投资损失、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等都不属于投资者保护基金补偿范围，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获得赔偿。而股东诉讼机制的不完善使中小投资者通过诉讼获得赔偿的数量极少，如保护基金能将上市公司欺诈股东等行为纳入实际补偿范围，则能解决非投资者意志所能改变的非正常市场因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扩大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赔偿范围，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赔付限额作出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