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以载道观
《风》《雅》作为儒家传统《诗经》的重要内容，《毛诗序》中解释《风》：风，风也，风已动之，教已化之。朱熹也从美刺教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过解释。在这里，方孝孺认为李白、杜甫就是因为学习《风》《雅》才写出那么好的诗歌，才在诗歌史上有那么高的地位，故而学诗者也应该探究本源。这种说法不免显示出诗人的“宗经”观念。其次，方孝孺师从宋濂，宋濂是明代的儒学大师，其创作主张继承韩愈、欧阳修等唐宋古文学家“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以道为文”的文道一元论。这样实质上表现作家对生活个性化体验和独特文采的创作，排斥在体道之“文”以外，从而使他的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气息。所以，受其老师影响，他宣扬伦理教化，推崇“道”。什么是“道”呢？方孝孺认为：“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行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道”包含的范围非常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过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尝不在也……顺亲弟长，事非远也，而性与天道不外焉。”又说“欲求其道乎？则凡足下之语默起居，奉上驭下，道未始不在也”。所以“道”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它既同于孟子的浩然正气，也同于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认为“道之于事，无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而不敢，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如果不是因为受该思想的深刻影响，也不至于落得诛十族的惨淡下场。再次，方孝孺的文学思想的形成还与其家学渊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也是一位远近闻名的儒士，方克勤曾经感其邑人自宋以骈俪雕刻为学，没有谈周公、仲尼之道，而开始以《易》讲授。在《谈诗五首其四》中：“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诗人将“道”和“文”比作“枝”和“叶”，文章的形成是由于道德的发挥，这就像枝叶的生长离不开根一样。还有《谈诗五首其五》：万古乾坤此道存，前无端绪后无垠。诗人认为茫茫宇宙中只有“道”贯乎始终，不曾中断。从以上的谈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其实从方孝孺的生平也可以看出，他的父亲并没有犯错便被朱元璋诛杀，方孝孺几经奔波呼告无果，按常理来说，他应该对皇帝失望，可是他还在朱元璋死后写文章进行歌颂，虽然不知道是否发自内心，但可见儒家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这可能也与明代士大夫政治风气有关。其实，他的重“道”轻“艺”思想在《谈诗五首其三》中“俗末竞工繁褥体，千秋精意与谁论。”中得到体现，他认为文章不要太华丽，否则文章的“道”便得不到体现，无论文章还是吟诗，其意义在于阐明道，而不是仅仅做文。
方孝孺认为：“人不能无思也，而复有言。言之而重理也，则谓之文，文而成音也，则谓之诗。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闭，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为诗哉？”他认为诗歌是有音律的文，合乎道，有益于教化才是真正的诗。他在《刘氏诗序》中写道：“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构而无味。或已简淡为高，或已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方孝孺过分偏重儒家传统和封建纲常而片面斥责文学形式，不免有损于文学的艺术性。他在《读朱子感兴诗》中写道：“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启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他认为在《诗经》之后就没有诗歌了，即使有的话，这些诗歌也没有得到诗的“道”，因为这些诗歌不具有《诗经》的教化作用。虽然他在强调文以载道，但是他的文章也有新意，因为他认识到文与道的非同一性。在宣扬伦理政教之外，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更客观的描写。
二、“文贵乎自然”观
方孝孺重“道”轻“艺”的同时还提倡文章应该自然而不应泥古，文贵乎自然。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轻“艺”，反对文章“繁褥华丽”，才主张文章贵在自然。他在《张彦辉文集序》中写道：“其辞不泥乎古，务自己出无艰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圣贤之道，盖庶乎斯文也已。”，之所以反古，是因为古人的话未必都是对的。在《谈诗五首其一》中：“世人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诗人指出不要泥古，做诗要探求本源，写出自己的新意。他认为学习《风》《雅》学习儒家传统，其实不是形式上的泥古，而是心领于神，学习古人的精神。杜甫也曾说过：“转益多诗是汝师”。方孝孺在《答张廷壁》中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文之自然的长处：“圣贤君子之文发乎自然，成乎无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达而不肆也，严而不拘也，质而不浅也，奥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变而不诡也，辨而理，淡而章，秩乎其有仪，烨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显然，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观点，他认为，纵然文章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确实是好文章，这是返璞归真的那种淡美。所以，从上文，我们看出方孝孺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古圣之道，学习和继承古代大家的经验及方法，反对文体形式泥古。这也对当时厚古薄今的风气进行了有力批判。
三、养气观
方孝孺比较推崇李白、苏轼的诗，是因为他们的诗歌充满“气”。对于“气”的推崇是方孝孺的另一思想。其老师宋濂主张“养气”，他认为天地之间最大的莫过于“气”，只有先“养气”，“道”才能得以明确。“道”明确之后，“气”又能够得到补充，“气”补充之后才会形成好的文章。这是层层推进的过程。受宋濂影响，方孝孺主张“养气”。他认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在这里，他也认为，道影响气，气支配文章。关于“气”，历来不乏文章进行阐述。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讲到“养气”。钟嵘在《诗品》中也曾谈及。黄美华在其论文中认为“方孝孺的‘气’是指成就文章的一种精神”。方孝孺之所以喜欢庄子、李白、苏轼的文章，是因为他们的文章之气丰沛、恣肆。方孝孺还认为天地之间充满气，正是因为这气，日月星辰、花鸟虫兽、人类都受到滋养。气是根本，而人有差异，是因为人接受气的程度不同。孟子曾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们能够提高个人的修养。方孝孺也强调通过提升道德养气。通过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品德。言行举止要合乎儒家的礼仪规范。方孝孺的气论中充满着儒家的思想，但是其气论并不是单一的，还包括其它方面的气，如对待事物的淡然之气，还有对待道德的执着之气。各种气相互影响，相互贯穿。气是隐性的，必须通过文章来得到表现。文章要直抒胸臆，立即将自己想表达的写出来，这样才能够做到文章气势流畅，也就是气昌则辞达。过于宣扬伦理教化的文章不免使文章陷入卫道的气息，但是方孝孺尚气的思想却淡化了这种气息，使文章有了活力。在气的冲淡之下，伦理教化和个人的感情能够得到很好的融合，使文章具有伦理教化和性情的特征。这样的伦理说教不仅不会枯燥，还会使人感觉到隐藏于其后的真情实感，更具感染力。
方孝孺的文学观没有脱离他的正统的儒家学者的身份，主张文以载道，有“宗经”意味，但其思想不乏真知灼见，他推崇李白，肯定自然的文风。他的诗歌也恰如其人，具有自己的个性。
本文作者：赵珊珊、王燕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