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文学”其实只是一个简称,但其全称却暂无定论,一般将其视为马来西亚华人写作的华(中)文文学。马来西亚有华文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在马六甲出现的第一份华文报章(《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创刊)开始,不过此时及此后近百年间的数家华文报章之副刊所载均是由文言文为载体的文章,直到1919年10月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开始才有了以白话文写作的文章出现,此为马华新文学史①的肇端。马华旧文学的短暂蓬勃是对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的反映,而马华新文学也是无庸置疑地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中国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后的文学思潮的深厚影响,这首先是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量的华人为避战乱或谋生下“南洋”(当时南下的文人笼统地将马来西亚称为南洋),其中也包括数量众多的文人,而这批文人很快成为马来西亚文文学阵地(即报章杂志)的中坚力量,由于他们的引导,使得二战结束前马华文学的脉动与中国文学几乎一致。其次,无论战前战后,那些愈来愈多的出生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他们选择以华(中)文来书写,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表现,无论他们争论马华文学应该书写中国还是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社会的生活,那只是文学内容表现的问题而非对马华文学本质的讨论;由他们的阅读范围及耳濡目染的华人文化传统所决定,他们仍然在中华文化之内[1]。当然,马华文学的发展比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从作家群来看,有南来作家和本地作家,还有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出生大马而后留台、留港及留美的一批作家;从其发生、发展的文化环境来看,有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及马来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多重冲击;从其文学之外的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影响来看,又先后与中国的战乱、马来西亚国家国体及政策的转变以及近期多元开放的国际局势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尝试考察几部既有的马华文学史论述,并结合部分马华代表作家和作品来找寻马华文学在华(中)文文学史之内的发展线索。 一、从几部马华文学(文类)史说起 方修可以说是最早对马华新文学进行系统梳理的研究者之一,他的两部最重要的马华文学史著作即《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前一部文学史由1919年马华新文学滥觞写至1942年初日据之前,后一部则由1945年二战后开始写至1956年底。这两部文学史的写作思路大致上一脉相承,时间也基本上连续,因此可将它们当作一部整合的马华文学史来阅读②。总体看来,方修对马华文学特征最重要的概括是指出其受到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在他的马华文学史里,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子几乎无时不在。战前马华文学由内容到形式都反映着中国社会和文坛的一举一动,而即使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南洋色彩”的提倡及“马来亚本位概念”的形成,乃至到战后1947年“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及其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它们所秉持的依然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之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即文学应反映社会现实,承担讽喻时事的使命。对比方修的《马华新文学简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不难发现其几乎完全接受了中国文学史的一般写作方法,将马华文学的发展按时间分为“萌芽期”(1919年至1925年)、“扩展期”(1925年至1931年)、“低潮期”(1932年至1936年)和“繁荣期”(1937年至1942年),而其对马华文艺思潮的总结也与中国文学中的新文学运动、革命文学运动、问题小说、现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等一一对应。 至于战后马华文学的发展,方修的分期便由对文学发展兴衰史转为以文学对政治局势的反应为依据了,亦即将之划分为战后初期、紧急状态时期、反黄运动时期和星(新)马独立前后。另外,方修虽则花了极大的篇幅去描述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辩过程,并且列举了战后马华文坛逐渐增多的关注马来(西)亚本土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但他在此部文学史的一开始就将战后马华文学定性为“反侵略、反封建”的文学[2],承接着战前文学的发展,仍然是未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走出来,而从其文学作品的列举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选择标准仍然是所谓的“现实性”。 事实上,马华文学在战后是否面对“反侵略、反封建”的任务也颇令人怀疑,这恐怕是方修对战后马华文学一厢情愿的误读。 由此可见,方修虽然明确了马华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之间的关联,但是由于其过分强调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故将文学随外缘政治、社会等的变迁而写作内容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太过突出,从而忽略了文学本身在艺术手法上(即文学性)的循序渐进,方修的马华文学史不妨看成是中国(战前)及马来(西)亚政治(战后)在马华文学中的反映史。 杨松年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进行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其于2000年出版的《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史初编》可以说是汇集了他近三十年来对新马华文文学新思考的产物。方修等人的研究成果当然是其参考的首选材料,然而在对(新)马华文学史的描述上,杨松年毕竟有所突破。首先是在对文学史分期的问题上,他将马来(西)亚本地意识与中国侨民意识的相互消长作为贯彻统一的依据,从而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分为“侨民意识浓厚时期”(1919年至1924年)、“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1925年至1933年)、“马来亚地方性提倡时期”(1934年至1936年)、“侨民意识腾涨、本地意识受挫时期”(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1945年至1949年)以及“本地意识的拓展、腾涨及继续腾涨时期”(1950年之后)。杨松年隐晦地指出方修等人对马华文学史的分期采用多重标准(如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采用兴衰的准绳,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则采用政治时代分期的准绳)[3],而导致分期、分类紊乱,像他这样的分期却可使得马华文学进程有迹可循。其次,在文学史论述的层面上,杨松年注意到报刊杂志的刊物宗旨、稿约要求等对马华文学发展的强大指向作用,故而在整部文学史里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绘通过报刊杂志的社论、文艺评论及文艺争论所体现出来的马华文坛的发展面貌。再次,杨松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史中也出现了在方修的文学史中长期缺席的马来文学,这些便是在马来亚独立之后出现的华文翻译马来文的文学作品[3];此外,在此部文学史著作的结束处,杨松年亦提到了马华文坛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从这两点来看,杨的文学史的确可以说补充了方修文学史的盲点,前者指出了马华文学在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之外也有着与马来文文学的交流,而后者则在时间上将方修写至五十年代的马华文学史延展到了六十年代,并且指出了马华文坛上与一贯处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文学不一样的声音。#p#分页标题#e# 杨松年这样的修订当然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其以马来(西)亚本土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相互消长及至抗衡作为贯穿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发展的线索是极具有启发性的。然而这样的分析在实际操作上并不非常准确,而且只到1965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分家便嘎然而止(当然这是由于杨松年对于“现代”的定义就是到1965年新、马分家为止)。同样因为时间断代关系,“现代主义”文学的出现只是垫尾,这部新马华现代文学史仍然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史。以马来西亚为例,在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便有留台学生,自他们开始一代一代的马华作家不断向台湾文坛进攻并且取得非凡的成绩,这些以留学生起家的马华作家留台的初衷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寻找纯正的中华文化之根③,可以说,在马来亚独立后,并非如杨松年所概括的那样,纯粹是马来西亚本地意识的腾涨,相反,中华文化意识取代了二战前后的中国民族意识,却仍然主宰着很大一部分马华作家的创作。而另一方面,一些留学台湾、香港或美国返马的作家也将在台湾、美国等地受到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带回马来西亚,这些对六十年代以来马来西亚文坛的冲击都不可忽略。事实上,也正是自五十年代开始,马华文坛接受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④的影响,并且对之后的马华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在杨松年的现代文学中仍然没有述及。此外,杨松年对报刊杂志对马华文艺思潮指向的研究最终导致其对马华文学的描述集中于文艺论争上,而对文学史的真正主体,即文学作家和作品却缺乏分析论述。至于马来文学(文化)与马华文学的互相交流则只反映在翻译文学当中,马华文学对马来文化的吸收或者不兼容的状况以及更深层次的接触却没有论及。 这些问题在大陆学者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中得到了相当的改善。他在正文前的绪论二篇中首先将新马华文文学放置在整个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海外华文文学”的大范畴内进行描述,由二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包括马华文学在内)大致都经历了由中国的“侨民文学”到争取本地化以进入当地主流文化、直至由于社会转型和再移民现象所引发的开放格局。黄万华的论述因而兼顾了马华文学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之间的关联,从而为对马华文学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黄万华对马华文学近百年历史的某些特征概述与方修、杨松年表现了不同的意见,例如他指出马华文学在战后逐渐脱出直接与中国新文学思潮呼应的轨道,“并非意味着它要弱化自己同母体文化的联系”,而是由“中国意识逐步转化为中国情结”:“所谓中国意识,是身在异国而仍思叶落归根的侨民意识。而所谓中国情结,则是在落地生根的历史积累中,视故国故土的文化为一种精神家园的民族心绪。”[4]这一概述固然道方、杨所未道,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成立,不过对照作者自己在绪论中所提醒包括自己在内的大陆学者“应警惕以中华文化圈核心自居的‘霸权’心理”来看[4],这样的定论虽然比较含糊,但也不免让人怀疑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原霸权的体现。事实上,东南亚各国先后独立建国之后,目前在海外逐渐落地生根的华人移民已经很难再将地理和政治版图上的中国视为自己的“故国故土”,反而将自己视为居留国的主人,国族认同倾向于他们的居留国而非中国。因此,所谓的中国情结其实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华情结。黄万华的《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精彩部分在于其绪论,此后的具体小说史的叙述方面按照时间顺序,分为1919年至1960年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兴盛与“误读”、1960年至1980年的现代小说艺术的自觉和探寻及1980年至1998年的双重传统和典律建构的艰难实践三个时期,尽管有这样的时间纬度,作者为顾求面面俱到而反倒使得自己的小说史建构显得零乱,有的作家先后在不同小说归类中重复出现,而同一个时期某些作家的作品也常常出现在不同的篇章里,这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马华文学及其具体作家文学创作的延续性,也不利于观察其发展过程中的转变。此外,他在讨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危机时,认为“华人社会急速都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心安理得于被连根拔起的痛苦,心甘情愿于‘西化’而失却中华思想文化的内核”[6],其实这并非海外华人单独面对的危机,在中国大陆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只是其困境可能不如东南亚那样深刻。 二、如何书写马华文学 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洲、现居台湾的学者兼作家黄锦树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有两条“根”,即乡土与文化:“后者是文化身份,源头在中国,对乡土而言是外来的;而前者却与海外华人的政治命运相关。 政治情势总让乡土意识处于漂浮、悲情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下,敏感的心灵对于后者的追寻自然是不免的,而这种追寻又受到前者的刺激、强化。同时追寻的历程也就是文化放逐的历程,因为土地与文化断裂为二。”[5]从这一观点出发,并综合前文对三部马华文学(文类)史的批评,我们不妨从下列三点来描述马华文学的发展历程: (一)作家分类 按照时间顺序,第一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之前的马华作家,其中包括海峡殖民地的峇峇⑤作家和其它华文报章的文章撰写者。前者主要创作翻译文学,但是随着峇峇华人的式微,具有一定独特性的峇峇文化和峇峇语文也不可避免地逐渐销声匿迹了。后者主要是写一些带宗教宣传意味的小品文、历史散文、新闻纪事等。第二类是二十世纪以来至二战结束前后马来亚的中国文人,这一类作家中有的在战后离开马来亚回国或者再移民去别处,有的则曾经短暂回国而后再度返马最后居留于此地(如方北方),还有的便是南来后一直留于马来(西)亚。前者仅仅以马来亚作为战乱的临时避居地,其文学作品则是地道的“侨民文学”,或者是“在马来亚的中国文学”,而后两者则大致经历了由马来亚侨民转化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过程,而文学书写的范畴也由关注中国战地转到对马来西亚本地华人生活的描写上。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例是方北方,1928年南来,又曾经于1937年回到战火纷飞的大陆求学,其间写下“风云三部曲”来描绘中国革命,之后于1945年返回马来亚,陆续创作了“马来亚三部曲”。第三类作家便是马来(西)亚本土作家,在战前出生的本地作家的文学作品有着与上述第二类作家中后两类类似的转变过程,即二战结束前受到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激荡,而战后专注于马来社会。而在战后出生的本土作家又有一直留在本土发展的(如小黑等),有留台、港、美未返(李永平、黄锦树、温瑞安等)和留台、美而后返(潘雨桐等)的作家群。一直留在本土的马华作家最有可能将华人文化与马来文化进行交流,而逐渐开放的国际视野也促使本土的马华作家接受西方文学的洗礼;留台的马华作家出于追寻纯正的中华文化的目的,却无意到台湾接受了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文学创作非常多样化。#p#分页标题#e# 这第三类作家现在正开始挑起马华文学的大梁,并将马华文学推向开放的。 (二)文学导向意识的转变 二战前后,主要是在中国民族意识的鼓舞之下,马华文坛不仅在书写形式(现实主义文学)上,同时在书写内容(中国大陆的战事)上都与中国本土的文学阵地息息相通,此时的马华文学的文化之根与乡土之根(借用黄锦树的名词)虽然在事实上已经断裂,但在绝大多数的马华作家的想象中仍然是合二为一的。马来亚本地意识的逐渐觉醒,便开始在打破这样一个幻像,不过对于马华文学乡土之根的争论说到底只是对文学的描写内容之争(是马来西亚还是中国),并不触及马华文学的实质,即其中华文化性。也正因如此,马华文学在二战后的发展开始向开枝散叶,这便是由留学和再移民现象所引发的外马华作家群的出现。他们的选择“流亡”,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国家政策压制华文所导致,另一方面,长期的乡土失根引起他们对于文化失根的恐慌,故而要力争回到中华文化的中心(主要是台湾)去。更重要的是,随着他们来台渐久,便也逐渐认识到之前为国民政府所夸耀的“大中国”及中华文化在这里也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像温瑞安说的,在台湾有时发现市面上充斥着“扬洋”、“蓝哥”,电影广告上都是美国的牛仔裤和日本的洗衣机,出租车里播放日本音乐,……到处都有美语训练出的“台北洋人”,圣诞节过得比农历新年还热闹,大学生开口逻辑心理学,闭口比较文学,……我们看了自是痛心[6]。 回到地理上的中华文化中心在这些外马作家看来最终也是徒劳,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执迷不悔便再转而对中文这一特殊的文字的极度热爱,如李永平、张贵兴、黄锦树、潘雨桐等等,不唯他们这些外马华作家,包括马华本土作家都表现出不亚于甚至更甚于中国大陆作家或台湾作家对中文文字美感乃至中华文化的执着。这些作家的出现代表了战后马华文坛由具体的中国民族意识向更抽象的中华文化意识的转变,并且这也不是在马华文坛才有的现象,新加坡有周策纵与王润华教授等提出“双重传统”的倡导[5],并且得到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普遍欢迎,这双重传统即本土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学传统,后者明显是一种文化上的中华性。 (三)文学转变的政治、社会动因 马华文学由二战前后的受中国民族意识所支配到马来西亚建国后的中华文学意识的愈加鲜明,使得马华文学的内容由地理中国变为文化中华,也是一种由民族主义认同向文化主义认同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及社会转变都不同程度地起着刺激作用。首先,由三十年代开始到二战结束之间,在中国南来作家的推动下,不仅文化战线上一派支持“祖国”抗击日本的声音,更有当地的华社集体抵制日货、捐资支持中国进行得热火朝天。日本占据马来亚时期,由于日本人压制华人的政策,华人由被英殖民者颇受重视的“中间人”(middleman)变为在马来人之下,在经济上极受打压,而马来人在此期间所获得的优待以及逐渐兴起的马来亚的民族意识令他们在战后为了继续他们在马来亚政治上的优势,一方面积极寻求摆脱英国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一方面更要坚持压制在经济方面明显优越过他们的华人。战后初期的华人绝大多数还想保留双重国籍,对马来(西)亚当地的政治局势漠不关心,但是在1955年中国取消对双重国籍的承认之后,有朝一日回返唐山的梦终于破灭(当然也还是有少部分华人移民回到了大陆),他们便开始着眼于当地的政治,也开始积极争取华人有马来西亚的公民权利。这些都是马华文学作品由战前的中国本位转向马来西亚本位的动因。然而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的国家政策保护马来人、马来语的优势地位,令关系中华文化传承命脉的华文教育遭受到极大的威胁。 而另一方面,中华文化的儒释根基始终与马来社会的伊斯兰文化难以融合,并且此时的华人一直保持着与马来人旗鼓相当的数量,象十八世纪时因为华人移民中男性女性比例极端失调而逼不得以的异族通婚现在既不必要也表现出文化上的种种障碍,因此华人被马来社会同化的可能性其实相当微弱。在华文危机的状况下,加上华人不愿被马来社会同化的主观意愿,这也便造成了马华文学更积极地向中华文化进行诉求的现象。 以上对马华文学发展的粗浅讨论应该只是一个开端,在这个开端之后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譬如,新马华文文学在新、马分家前后的发展如何?外马华文学在作家现所在地(比如台湾)的被接受情况如何?而这类外马华文学与当地文学的交汇又将对各自文学史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 这些都有待将来作进一步的文学阅读和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