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的界定 后时期始于结束,但对其终止点,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界定。陈启能等人认为,“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期间可以被称作后,它与前有着紧密的联系,呈现出很强的连续性”①。张新颖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可以称作‘新时期’,或者‘后时期’”②。本文将采用张新颖的划分,将上个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称为后时期。由于后时期所呈现出的文化现象与时期乃至前时期(1949-1966)均有着极大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结束这期间的文化背景与主流意识形态作简要回顾。 二、文化背景与主流意识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形成。提倡“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因此,文学及文学创作必须体现当前意识形态。翻译文学,作为多元文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受着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只有那些“优秀”的、“进步”的外国文学才可以翻译引介进来。对美国小说的译介也只局限于少数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克•吐温、德莱塞、杰克•伦敦、欧•亨利等人的作品。文学要为政治服务,因此,翻译文学本身的诗学价值几乎被忽略。到时期,意识形态对文学尤其是翻译文学的操控更为明显。翻译实践几乎停滞不前,只有那些揭露“封资修”的作品,才可能被允许作为反面教材翻译介绍到国内。 到后时期,政府放松了对翻译实践的政治意识形态操控,文学翻译数量逐渐增加。然而,时期的思想根深蒂固,政治左倾的余毒依然存在于文艺界,后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的思维惯性,在这种边缘时代,人们对英文小说译介和接受有一种谨慎的活跃。 三、主流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影响 翻译学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方式,以服务目标语文化为最终目的。翻译的过程受着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制约,意识形态的操控在翻译过程以及译本接受中是最重要也是最明显的因素,它对于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的构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初期,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操纵较为明显。尽管此时政治气氛逐渐变得轻松活泼,但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指导着人们说话、思维和感知方式。 自1979年《译林》创刊以来,曾先后刊载的两部英文小说译本—《尼罗河谋杀案》和《飘》,一出版便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但却遭到某些学者的强烈批判,“类似通俗作品的译介,‘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反映了我国读书界在思想境界和趣味上的‘倒退’,……造成了中国的出版界和读书界的混乱现象,而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③。1981年翻译出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曾被视作“离经叛道的坏书”④,一度被禁止再版。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统治权力的文化代言人,出版社在出版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前会作适当删减或者编辑工作,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后时期,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个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较之以前有很大改善。1978年翻译出版的书籍高达57158部,翻译文学所占比例最大,“翻译大爆炸”的时代随之而来。 1、翻译出版的改变 根据《1980-1986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修订本)的统计,1980年至1986年间官方出版的外国文学多达3300部。而据《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统计显示,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总共才5677部(其中还包括503部不同译本)。翻译出版业的繁荣昌盛,直接指导和影响着翻译实践活动的兴衰。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推断,改革开放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较之时期有很大进步。1978年,上海翻译出版社成立,并先后创办《外国文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翻译引介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个时期翻译或者重译了许多英文小说,如,毛姆的《刀锋》、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马克斯的《百年孤独》、以及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这些小说的翻译和引介,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扩大他们的视野,加深其对世界各国的理解,促进了人们对文学新流派的分析研究与学习借鉴。后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版的曲折发展,是当时翻译实践活动在曲折中前进的体现。 2、翻译原文本选材的改变 由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从1949到结束这段时间,文学翻译选材主要侧重于那些来自前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及弘扬革命精神的作品。 到后时期,对原文本的选择有了变化。 以上数据表明,美、英、法、日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已经从曾经的边缘地带奔向中心位置,而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文学从中心位置开始消退,以苏联文学引介的急剧衰退最为明显。国际政治格局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改变,间接导致了对美国、日本文学译介的巨大改变。二战后美国、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到20世纪70年代,美、日已成为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必要向这样的先进国家学习借鉴。中日、中美先后建交,对了解日本、美国社会文化有很大促进作用。从日本和美国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又一次参与了政治文化的建构。 原文本选择的另一大改变,体现在内容选材上。前的翻译作品以现实主义或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居多,而后时期的翻译提倡作品本身的文学性、美学价值的回归。在翻译实践活动中,也逐渐开始从政治需求向文学追求转变。翻译作品选择具有开放性特点,各种流派的作品都有译介,有古典文学如小说、戏剧、诗歌,也有“新生代”的科幻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政治因素不再是引介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其他因素如读者兴趣、作品本身诗学价值及娱乐功能,乃至盈利的驱使逐渐成为译者和出版社关注的焦点。#p#分页标题#e# 3、翻译策略的改变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朝着开放、多元的趋势发展,提倡以人为本的回归。在这种相对开放的环境,富有欧化和异域色彩的翻译文学逐渐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个时期的译者开始注重在语言和文化层面上采取异化的处理,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因此,在此期间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得以重译,如《飘》、《牛虻》、《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通过异化策略或者对原文内容的忠实翻译,译者尽可能地再现原作原貌。例如,早期翻译的《牛虻》(李良民译)中,很多有关西方宗教色彩、资本主义道德以及爱情描写的部分均被删减,重译本(古绪满译,1995年出版)里均已忠实译出。后时期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人们的思想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阻碍相对减少,原作真实再现给读者成为可能。 四、结语 根据勒弗菲尔的翻译理论,翻译的过程,至始至终都受着译者或者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价值的制约。 后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实践,同样受着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时期思维惯性以及解放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后时期的译者和读者关注的焦点慢慢转向翻译作品的诗学价值,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接受体现出一种谨慎的活跃,外国文学翻译活动曲折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