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亦如此，如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写过一部《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论说萨特的马克思研究，认为萨特是用存在主义解读马克思，这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今天研究萨特的思想（如萨特的马克思观），不读萨特本人的著作，而只读雷蒙•阿隆的《想象的马克思主义》，那么这就是使用二手史料。但如果我们是研究雷蒙•阿隆的思想，那么他的这部著作，就是我们研究的第一手史料。当然，如果要进一步推敲，也只有雷蒙•阿隆的法文原著才能算一手史料，因为语文的转译，也会产生一定的误解错译。总之，史料的一手、二手，都针对我们特定的研究对象而言，也随着我们研究对象的转变而转变。离开了研究对象而指称某史料是一手或二手，是没有意义的。
回到上文提到的“特洛伊题”。A 选项的格罗特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也是“一个很有威望和十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恩格斯语），他的《希腊史》以材料丰富、考证精审而受到学界赞誉。《荷马史诗》中保存了特拉伊战争的一手史料（见下文），如果格罗特的《希腊史》采用《荷马史诗》来写特拉伊战争，而我们不是从《荷马史诗》而是从格罗特的著作去录用有关的史料，那么，这只是使用了二手史料。格罗特和他的《希腊史》在当年就有很好声誉，许多学术著述都会引用其中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引用了这部书的一些资料和结论。但是，这样的引用，仍只能说是利用了二手资料。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 19 世纪的英国史学（格罗特是 19 世纪英国史学家），研究格罗特本人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那么这部《希腊史》就是一手史料了。
第一手史料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判定
按照上文的逻辑，如果我们研究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史记》自然是第一手史料；如果我们借助《史记》来研究西汉历史，那么，它只是第二手史料。但是，为什么习惯上我们常说《史记》是研究西汉的第一手史料呢？这与上文的逻辑是否相悖呢？其实这里有一个语境的问题，而语境的背后，乃是史料的留存问题。
《史记》是司马迁的名著，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它运用了大量当时所能看到的原始史料。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担任太史令一职，自然可以阅读、利用宫廷保存的这许多原始史料。吕思勉先生有一篇考证性的文章，题为《本纪世家皆史记前已有》，认为在《史记》之前，已经有本纪、世家这种体裁的历史资料，《史记》的编撰，大量录用了这些原有的史料。后人评说《史记》，会说它有很多重复，说司马迁的叙事常常详略不均；同样记事，有时是以人为主，有时以事为主。其实，这主要因为前代留存的史料本是如此，“如其说是好的，史公不应尽冒其功；如其说是坏的，史公不能尽尸其咎”。我们在诸如《史籍举要》（柴德赓著）、《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张舜徽著）一类书中，都能看到对《史记》史料来源的详尽分析。可见司马迁《史记》所用的材料，原先都有原始的一手史料。但是到后来，《史记》所本的一手史料全都亡佚而不可见了，于是便说《史记》是我们研究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其实，非但《史记》有这种情况，“二十四史”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情况。如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治唐史者，无不称其为第一手史料。但是，据史学家赵翼考证，《旧唐书》的史料，尤其是它的前半部大都取自当年的《实录》和《国史》。唐朝的《国史》是以《实录》为原始资料加以编撰的，而《实录》则是朝廷史官（起居令史）实录的帝王言行。所以，如果我们研究唐代历史，与其说《旧唐书》《国史》是第一手史料，倒不如说这些《实录》是第一手史料。无奈唐朝的《实录》，除了韩愈所撰《顺治实录》还在，其他早都亡佚了；《国史》仅韦述所撰的部分，撰《旧唐书》的刘 还能看到，其他的也都散失了。唐之《实录》《国史》已亡佚而不可见，而保存了《实录》《国史》之原始史料的《旧唐书》，则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历史的第一手史料。然而，以同样的逻辑来推论《清史稿》却不一定恰当。《清史稿》的史料自然也极丰富，有清一代国史馆的国史底本、各朝实录、圣训、方略、会典、方志，以及《清史列传》《耆献类征》《碑传集》等各种文集，都是撰史者的原始史料。由于年代较近，《清史稿》的原始史料大多数至今还保存完好，这就使得今日的文献整理研究者可以依据上述材料与《清史稿》做互相校勘。明白了《清史稿》与其原始史料的关系，以及这些原始史料的保存情况，我们自然就不会径直地称它为第一手史料。所以，史学家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论说《清史稿》的史料来源时说：“《清史稿》在其中最概括简略，是转手多次以后的资料。”这也就说明，史料的一手、二手，还当依据史料的留存状况来区分。
第一手史料与史著中引录一手史料不能视为等同
特洛伊题”中的格罗特《希腊史》之所以会被许多同学错误选中，可能与第一手史料与引用史学著作中第一手史料的混同有关。如上所述，除了研究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之类的学术史研究，通常我们不把史学著作称之为第一手史料，尽管它里面引用了很多一手史料。
我们知道，史料一经史学家的引录利用，就有可能损伤了它部分的原意，而融入了引录利用者的主观意图。史书的编撰过程，也就是史学家选取史料，将它们编入自己的叙事结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史学家固然要分析史料的原始含义，同时也要考虑史料与自己的论证逻辑、诠释理论，以及叙事主题的契合关系。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都会掺入历史学家的意图、目的、思想等主观性因素。当然，在史学家的背后，还有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时代等因素。
卡尔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有“斯特雷泽曼的遗产”案例，可用来说明原始的档案，经过一系列选择、编排的过程，是如何融入了编写者、选编者，乃至时代、社会的主观因素。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斯特雷泽曼在 1929 年去世，他身后留下了整整三百箱官方、半官方以及私人的文件。三年之后，他的秘书伯恩哈特从这三百箱的档案文件中，精选成三卷本的《斯特雷泽曼遗产》（下文简称《遗产》）交出版社出版。这三卷本的《遗产》浓缩了斯特雷泽曼生前最重要、且最值得赞扬的外交活动，而他生前竭尽全力进行的对东方的外交活动，因在当时没有产生特别效果，而被伯恩哈特删去。到 1935 年后，一位英国出版商又出版了《遗产》的节译本。这本由萨顿选编的节译本，只保留了《遗产》的 1/3 篇幅，而省略的 2/3，选编者认为它们对英国读者来说意义不大，或者是他们不会有兴趣的东西。于是，原先在《遗产》中已经表现不多的东方外交活动，在节译本更被放置于次要地位：苏联在萨顿的选本中只是作为一个偶尔出现且不受欢迎的、闯入斯特雷泽曼大占优势的西方外交政策的不速之客罢了。#p#分页标题#e#
战后，斯特雷泽曼的那三百箱档案，为英美政府所获得，并制成影印胶片供学者使用。通过这三百箱、三大册以及节译本的比较，我们很容易明白原始档案在经过一系列的选编、节录之后，其呈现的历史面貌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撇开转手过程中的文字篡改不论，即便是只做文字上的节录选辑，也会使史料的本意发生微妙的变化。比如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学界一般引用的是他在《古史新证》里的一段叙述，常见的节录如下（下文简称“节录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一般史学著作或历史教科书的引录，大致都始于“吾辈”而止于“始得为之”。其实，此段文字还有语义牵连的上下文。查《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较为完整的引文应该这样（下文简称“节录二”）：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判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如将“节录一”与“节录二”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二则节录所表达的含义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节录二”最后的“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一句，不仅与上文叙述逻辑不合，甚至与“二重证据法”的精神有所相悖。其实，“节录二”也只是节录，王国维先生的全文，可见于他《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①如果我们要了解王国维先生原文的完整含义，“节录二”之前还有一大段的文字不可不读。通读王先生的原文，不仅有矛盾与逻辑问题，甚至还有些“信古守旧”的意味。关于这一点，黄永年、乔治忠先生已有专门的论述，②此处不再展开。举此案例是为了说明：尽管史学著述引录了一手史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转引这些史料，而不去追寻它的原始面貌，我们就不知道所用是否符合史料的本意，甚至跟着他人的曲解而不自知。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研究中转引前人、他人史学著作中的史料，而不去查阅这些史料的原始面貌，是不科学的。
第一手史料的原始性不能直接等同它的真实性
如上所述，史料的原貌往往会在传抄、翻刻、引用之中失实，而传抄、翻刻、引用的过程也会掺入传抄、翻刻者的主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史料的第一手，就是强调它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史料的原始性与它的真实性等同起来。
如上文提及的《实录》，那是历代《国史》、乃至后来撰写正史时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但要推敲它的真实性，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作为起居注的《实录》，原是朝廷史官的职责，所记载的内容，皇帝也不能过目，这就为史官的秉笔直书创造了条件。然而，唐太宗坚持要观《实录》，史官不得已，便将《实录》修改了给他看。自此以后，皇帝之观看《实录》，遂成常态。《实录》一经皇帝寓目，其真实性自然大打折扣。外界因素影响了第一手史料的真实性。
文字史料总离不开记事之人，故记事者内在的因素也会影响一手史料的真实性。比如，研究中国近代的，康有为的《我史》、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自然都是第一手史料。然而至二十年后，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曾自言：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2009 年茅海建先生在《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一书，通过详尽的考证认为：《我史》所言之事，大体存在，只是叙述方式过于自夸，康有意作伪者，仅是少数。然而，也就是这些少数人对“个人历史的粉饰、伪造、张扬”，给后人的研究带来太多的困惑。
史料的原始性不能等同于它的真实性，有时还与史料本身的性质有关。这在诸子思想研究中最为常见。研究法家人物商鞅，《商君书》自然是第一手史料，但此书非商鞅本人所撰，因无更原始的史料，我们只得视它为一手史料。然而在使用这本书时，我们仍需要对史料进行辨别，以区分出哪些是反映商君的思想，哪些反映的是商君后学的思想。读诸子文献，还要区分其记言和记事的不同写法，记言部分自然反映诸子的思想，记事部分则大都属于寓言，不可信为史实。比如《韩非子•二柄》云：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
许倬云先生《历史分光镜》在引录此段文字后说：此事不必真有，纵有，不必真如此；然而，其中揭出不得侵官的观念，反映官僚制度运作秩序的重要性。
换言之，《二柄》所记之事未必为事实，但其所述之观念确是事实。其实，所谓“不得侵官”，说其是当时政治操作的实态，未必为事实；说是当时法家学说之理想，则确是事实。看似纪实，实非真实，此是子部史料的特殊性。其实，这种情况在我国的集部著述中也同样存在。吕思勉先生曾说：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多不可据；彼其意，固亦当作寓言用也。据此以考事实，苟非十分谨慎，必将治丝益棼。
总之，一手史料的原始性不能直接等同它的真实性。不过，既然视为一手史料，自然也就包含着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回到“特洛伊考题”中的正确选项《荷马史诗》。《荷马史诗》虽然也是长期累积而成，但作为源头的历史资料，今日都已见不到了。《荷马史诗》虽属于神话传说，但“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古老历史往往都离不开神话”，神话传说也就成为研究民族远古历史珍贵的一手史料。至于撰写《希腊史》的格罗特，他并不相信《荷马史诗》中描写特洛伊战争的史料价值。在学术史上，对《荷马史诗》的采信，也有一个历史过程。《荷马史诗》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虽为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代史家所深信不疑，但对于近代史学家来说，它毕竟太离奇了。如格罗特就不承认希腊神话是历史的证据：（它）是希腊思想的反映，是人民的想象的产物，人们应把神话作为一件艺术品加以研究。#p#分页标题#e#
所以他的《希腊史》就以公元前 776 年的第一次奥林匹克竞技会为开端。格罗特的“贡献至今仍受到高度称赞，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史学是进步的，格罗特所设定的框框，几十年后就被事实给打破了”。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等对特洛伊、迈锡尼等地区的考古发现，不仅使特洛伊、迈锡尼的历史重见天日，还证明了《荷马史诗》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艺术描写包含有历史的真实性。古希腊史的研究学者称《荷马史诗》是“该时代留给后世的独一无二的遗产”，也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珍贵的一手资料。
历史教学的改革，已由单纯地讲授历史知识，转向在讲授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讲授历史学的知识。与之同步的是在考试的内容和范围上，也增加了有关历史学知识的考察。就此看来，“特洛伊题”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也与上述的改革方向相一致。如要说有可商议之处，那就是有关格罗特及其《希腊史》的情况，大都超出学生的知识背景，如能换一个更易理解的选项，则可以减少解题的难度。
上文所述四点，都是为了全面理解一手史料的含义做的几点辨析，其涉及的历史知识和史学知识，多已超出中学历史教学的范围。在教学中要想说清楚一手史料的含义，决非三言二语，或给出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完事，需要教师作系统、条理且结合案例的具体讲解。
本文作者：朱伟明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