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传统行政对体育机制的影响

2012-11-04 15:01:09 来源:写作指导

作者:宁启璜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人们的一切心理和行为都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社会文化作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构成这个社会的各种群体和社会成员的行为与精神中,并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社会文化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身上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文化的组成部分包罗万象,政治文化是其中及其重要的部分,与人类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体育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部分,对我国体育体制的研究,必须在我国政治体制的大环境下进行研究。传统行政文化对体育体制改革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这些年来,虽然我国体育体制几经变革,但均未触及到政府利益的“神经”。究其原因,传统的行政文化是维持其现状的根本。

一、政治文化以及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特征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不同的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总的说来,政治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而且,这种社会实践活动是以政治权力的运行为核心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政治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观念形态,并主要反映人们的主观政治取向;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秩序之间是互动、互助、互相牵制的能动关系;无论哪一种关于“政治文化”的解释,都是以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为基础,并需要对“文化”的内涵进行层次的划分与选择。不难看出,政治文化做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定式,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在行政体制模式的塑造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贯彻始终的不容置疑的重要作用。行政文化是行政体制的深层结构,是行政管理的灵魂。行政文化通过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行政实践。发韧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两汉,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传统行政文化,虽然在当代遭到西方行政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仍以强韧的生命力固存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系统中,对我国正在进行着的行政体制改革发生着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一说,一切由皇帝个人说了算,统一于国王的政令。这种政治和行政的一体化状态,使人们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但皇帝的决策和政令要得以实现,必须依靠各级官吏去推行,而他们的活动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行政实践。故而古代中国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概念,但各朝代都有行政活动的实践,并形成一套独立系统的“为官之道”,且以此为核心构成了传统行政文化的体系。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传统行政思想、传统行政心理和传统行政观念这三个方面互为关联、互为因果。

1.传统行政思想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行政思想,自从被西汉的统治阶级采纳后,就上升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物化为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行政体制,如汉代的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明清时期的内阁制和军机处等。体现到行政运行机制上,则表现为行政决策的“君权至上”,“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决策无论正确还是错误,百官唯有诚惶诚恐地服从;行政执行的等级性,行政权力层层向上集中,等级森严,下级行政官员的自主性极弱。

2.传统行政心理

传统行政思想在历朝累代统治阶级高强度、长时间的宣传中,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劳动群众的一种稳固的、持久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传统行政心理。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行政心理包括“以吏为师”心理、“政治教化”心理等,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它是凝聚官僚朋党的核心力量,最终又将各个官僚派别捆绑在以天子为中心的周围,协助构架起整个官僚制度的层级结构。其作用类似于宗教,能够对行为产生持久的、稳定的、牢固的影响,并且能渗透到下一代。

3.传统行政观念

传统行政观念是传统行政思想、行政体制和行政心理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概括的印象。传统行政观念直接作用于行政体制和行政运行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政实践。其内容十分复杂和丰富,既有仍然符合现代政治、行政发展的民本观念、仁政观念、贵和观念,又有阻碍市场经济过程和社会进步的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大一统观念,还有良莠混杂、瑕瑜互现的无为观念、权势观念等。从传统行政思想到传统行政心理,再到传统行政观念,形成了传统行政文化的由内至外的内部构造,也使传统行政文化呈现出专制性与统一性、封闭性与实用性、保守性和严密性、排异性和兼容性、重形式轻效率、重人治轻法治、重权威轻民主、重集权轻分权、重经验轻制度等特征。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体育体制的影响

人类的文化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对社会存在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和反作用。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它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的条件下仍然根深蒂固地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的行政体制以及它的改革进程。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被其历史束缚的国家”,诸多的中外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时,总是感到中国的社会历史中存在着难以理解的若干自相矛盾的社会现象。沉淀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积淀密切而又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2]

1.民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所谓的民主思想,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王权和封建等级制度,关注的是王权的稳固,只是从维护封建统治者更稳定的统治而提出的“重民”思想,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民心,并不是真正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民本思想一方面对当今的执政者有重要的启示,“民固邦本,本固邦宁”,昭示着人民的巨大力量,要注重与群众的关系,但是也影响了当今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把人民看做是处于依附状态,并不是真正的处于民主的状态。这些执政者善于做表面文章,不是真正关心百姓的福祉,只是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这种“民本思想”也影响着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在群众体育事业上,注重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应付检查的事例屡见不鲜。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发展关系上,仍然沿用在计划经济下属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价值观,有人认为“中国的体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更多地投入在竞技体育,忽视了广大人民大众的体育权利和利益。#p#分页标题#e#

2.人治传统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实行的是人治,树立统治者的权威,把权威神秘化、神圣化,并在百姓中实推行权威崇拜。人治治理中主要依赖的“德治”,注重统治者个人道德素质的提高,即“为政在人”。推行“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的“贤人政治”。统治者对上、对下都以“德”求之,都以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为标准。这种以道德教化得民心的治国方略和治民之策,是以儒家的人性理论为基础和依据的,但是人性有时候是很难自我控制的。这种缺少法治、不重视制度和法律的建设的传统,对当今的执政者一方面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有利于他们增强自身的道德素养,培养自身各方面的素质,加强内在的自律。但是只靠自律,缺少他律是无法杜绝一些执政者不良风气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影响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执行,出现了很多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在体育领域,领导的权威不容质疑,享有广泛的决定权和解释权。“下属”几乎没有“申辩”的机会,缺少真正的民主和话语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会被“说服”。这样的例子在体育界也是屡见不鲜。在基层有一种现象就是,单位领导喜欢某项体育运动,该项目在单位就开展的比较好。在我国现阶段,体育体制采用的是垂直分工性组织结构,这种垂直性更强调了下级要服从上级的领导,造成了地位的不平等。

3.官本位的影响

官本位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是一大鲜明的特征,也称位“官为贵”。整个社会以官为尊,以官职的大小论社会地位之高低,官员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和中心。造成社会成员等级森严,尊卑贵贱界限分明。官员是社会的特权阶级,谋求特权利益,这对当今社会产生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诸如滋生权力腐败,官僚主义盛行,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公仆角色,没有正确理解自身权力的来源等。国家现行的体育体制中,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直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等事业单位,既有政府管理职能,又有具体操办的职责;既办运动队,又关注经营赛事;既要掌舵,又要划船。所有权利集于一身,既要制定规则,又要上场比赛,还要当裁判,造成了管理上的“失位”“错位”与“缺位”,容易造成什么事情都在管,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的局面。在管理方式上形成了“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宋继新认为“,国内现行的‘举国体制’实际上是有国无民的官方体制”,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体育官本位的现状。体育的社会化还需要体育体制改革的思想更加开放一些、步伐更快一些、拳头更猛一些,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下体育的发展。

三、更新政治文化,促进体育体制改革的有效进行

由于文化影响的深远性,无论其原生的社会基础还存在不存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今天的生活产生影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今天仍深刻影响着中国行政体制,影响着行政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影响着体育体制的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现今的政治环境中,平等意识。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等现代政治观念必然要随之确立。但是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不能照搬西方的行政制度,中国并不具备西方传统的政治文化,而且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也具有自身的优势,例如道德自律原则仍可作为现代政治管理各主体非制度约束机制和全民族思想道德建设的自主自为的行为准则之一。[3]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必须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基础上进行,在与之的交汇和碰撞中不断赋予中华民族政治文化新的营养和资源,推动中国体育体制的现代化。通过政治文化更新,来推进中国体育行政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和深化。政治文化的建设较之政治制度建设更具深远性和根本意义。只有政治文化创新了,才有可能根本上实现行政体制的改革,中国的体育行政体制改革要从政治文化的创新上出发。根据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内涵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造传统文化,进行体育体制文化的创新。

1.从民本思想到以人为本

传统的民本思想并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恰恰相反,它是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出发而提出的。而现代的民主思想,是从西方的政治传统土壤中萌发的,同时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认为人创造了历史,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它们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表现为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思想,即尊重人,特别是尊重和发展人的主体精神,避免人的依附性,尊重每个人的个性与独立性。在以人为本思想下的政治和行政行为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才是处于根本的地位。我们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上产生的以人为本思想的教育。在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中,更要注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制定重大体育决策时,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为了某些人的政绩,去损害人民的体育权利和利益。要以人的发展作为体育的终极目标。要尊重人的自主选择,明确体育主体的地位。实现国家体育管理民主化。“十七大”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把人民应有的权力归还于民,让人民自己做好自己的主人,做好自己的选择。

2.从人治到法治

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人治强调的是“礼”“德”等,以“礼”“德”来治理天下,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伦理道德的水平上。虽然也存在法,但它主要是对普通人民而言,统治者并不受制于此,在法之上有更大的权威。现在强调法治是把法作为最大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得超越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日常生活中要按照自觉法律行事,在全民中广泛树立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以法为一切行为的准则,这是一个刚性的规则。当然因为存在着法律的滞后性,有它无法起作用的地方,所以也要辅以德治,强调自律与他律的结合。健全体育相关法规在一个有着自我游戏规则的封闭性行业里,显得尤为重要。武汉光谷事件、广东凤铝事件、余芬事件、欧阳鲲鹏事件、田亮被开除国家队事件等等都说明建立体育法律法规、允许司法介入才能保证真正的人人平等。在中国这样的体制环境下,作为“下属”的“平民”运动员或者体育社团如果受到各种原因或者潜规则的不公正或者“霸王条款”,由于没有第三方司法救济的情况下,更多的只能是选择忍气吞声或者退出游戏。例如,曾经在跳水界有国家队“退出”的教练自己办跳水俱乐部,虽然运动员成绩突出,但由于种种原因被认为没有资格进国家队,运动员只有转入省队,才能进入,造成了该教练的俱乐部无法生存,只能投洋,在十一届运动会传出有裁判员没有遵照潜规则办事被下课的事情等等,都是由于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另外在国家运动员训练体制中有“人才培养采用体委系统内与系统外不同培养模式并存”的制度,但某些人视而不见。在我国这样一个受传统行政文化影响极深的国度里,从人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4]#p#分页标题#e#

3.从官本位到权力制约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位本身就代表着权力,代表着财富、地位、名誉等,构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特权阶层。在现代社会,这种权力观依然影响深远。当今部分官员仍把权力看作是自己手中的特权,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谋求自身或小集团的利益,或把自己看做为特权阶层。残留的“官本位”意识不利于塑造廉洁的政府形象。我国体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是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全能政府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体育体制改革中也要树立有限权力和权力合法性的意识,认识到权力的合法来源是人们的赋予,而且要求权力的合法运作。体育行政权利要下放、要分权(当然也要把握好度),要进行权利约束,建立健全一整套的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通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作为,如法律监督、党内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种方式来约束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如要改革行政体制,为了一种新的行政体制实现巩固和良性运转,就必须通过政治文化的创新,使得人们加强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依据国情,我国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制,要坚持“稳步进行,逐步实施”的原则。管理观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国家体育的再发展,也不仅是金牌的增多,更是其文化的全面繁荣,国家体育管理要靠增加教育、科技和制度等文化含量。所以,国家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首先要变革官本位思想,建立民本位的理念,以此促进国内体育的私德与公德的协调发展。其次,工作职能和方法要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要承认民营体育组织是责、权、利相对独立的法人单位。

国家要依靠制度,有秩序地管理有关体育活动,而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干预。这样,国家体育管理才能真正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由善治替代统治,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方式。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国家要用制度去维护国内体育秩序;国家要逐渐变单纯体育的行政管理为公共管理,并要强化政府的社会体育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传统的体育行政管理热衷于“统治”,未来体育公共管理追求的是“服务”[5]。只有有了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的转变、从权利无限到权利制约,更新行政理念,加快服务性政府的建设,体育行政管理效能才能提高。

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包括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利益的重新调整、我国的国情等,只有传统行政文化的改变才能从根本上带动体育行政文化的变迁,从组织结构到管理理念,都需要文化的创新,需要管理者内部的自觉以及自我革命来完成。所以,研究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对于促进我国体育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体育体制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实现体育的和谐发展,还需要广大体育人士共同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