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核心论文范文1
关键词:体育;核心期刊;肺炎疫情;论文综述
前言
2020年春节假期前夕，疫情在全国迅速蔓延，全国各地采取不同程度地进入居家隔离封闭治理状态，截至目前仍然有部分地区有少量疫情和境外输入病例。在疫情背景下我国体育科学研究者在思考学校体育发展、应对体育产业冲击、提高人民健康等方面做出积极表率和探索。本文梳理了23篇关于疫情有关文章，通过对研究内容、职称单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疫情期间体育类核心期刊关注与研究疫情方向及进展，为未来该领域开展的有效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1研究文献统计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起止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以“病毒肺炎疫情”为主题，检索出相关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疫情科研论文共23篇，均为2020年刊文，对其进行整理归纳与综述。期刊发文篇数如表1为: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篇、上海体育学院学报1篇、首都体育学院学报1篇、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篇、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篇、沈阳体育学院学报3篇、中国体育科技2篇、体育与科学5篇、体育学研究5篇，其余7项核心期刊无疫情发文，其中第一作者博士学位17人，硕士学位6人(含在读)［1］。
2第一作者职称、单位、基金
通过对23篇疫情论文运用采用SPSS25．0软件数理统计分析，从单位内型、基金课题等级、第一作者职称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如图一，单位内型分析:体育类大学发文8篇，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分别发文7篇，其他单位1篇。从基金课题分析:部级12篇、省级3篇、无课题8篇。第一作者职称分析:教授8人、副教授5人、讲师6人、助理研究员1人、无职称3人。由此可以看出，体育核心期刊疫情发文第一作者职称教授、副教授占比达到57%，具有职称作者比例高达87%，发文单位高校占比约95%，第一作者博士学位比例为74%，说明疫情发文以高校体育科学研究者为主，且为资深体育科学研究者，社会各级机构单位、研究所等对疫情研究较少，应加强高校与社会相连接，加大疫情研究力度及范围。
3研究分类
3．1体育产业
在疫情研究的23篇论文中，体育产业是学者们研究热点，疫情期间对全国体育产业市场冲击大，如何危中求机恢复体育产业振兴，迎来“质”与“量”的跨越发展乃是重中之重。王雅伦等从“非典”疫情期与当前进行对比，提出了5大发展变化和预测，短期内出现体育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体育运动在预防医学、健康促进作用广泛重视，中长期体育产业回归稳定增速，高质量发展基本面不变、体育市场呈现结构性优化的态势［2］。王戬勋等认为数字经济时代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4大发展困境，提出了要实现加快我国体育产业供应链与全球价值链的紧密关联、构建与需求配套的供给体系以加速体育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形成体育产业全领域的数字链条和建立专项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等4大推进思路［3］。李军岩等在经典的差异化和协同理论阐释基础上，解析东北冰雪旅游产业比较优势、合作优势、差异化与协同互动逻辑，提出3条发展路径:通过打造差异化发挥比较优势，通过建构协同模式彰显合作优势，通过推动差异化与协同互动激活内生动力［4］。吴香芝等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帮扶政策需要各级政府积极落实，需要体育服务产业相关部门采取创新性、精准性帮扶方案，引导和鼓励体育消费;企业需要改变思路、创新经营方案、创新经营模式，在政府帮扶的同时进行有效自救的4条对策［5］。张亮等从体育互联网产业、疫情期间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增长与疫情后体育赛事、休闲产业报复性消费等角度对后疾疫时代体育产业发展的空间和价值转向进行研究认为:(1)“线上+线下”一体化体育消费模式凸显;(2)疫情激发电子竞技运动产业化发展内在活力，强化了电子竞技品牌文化传播和文化价值认同;(3)健身意识提升，形成一定场域空间内的大众健身潮，体育赛事与产业营销的压力将会外溢［6］。
3．2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
疫情全球蔓延，东京奥运会推迟、体育赛事停办等，全球体育按下暂停键，综合研究全球体育与中国体育现状，可以更好了解全球体育变化和中国体育发展方向。体育鲍明晓从“疫情”引发的国际政治变动提出国际体育组织对全球体育掌控力下滑、体育意识形态化回潮等全球体育发展5大挑战，提出了履行大国责任办好2022年冬奥会、研发推广中国传统体育养身功法愈后中国经验、健全人民中心体育工作体系等中国体育5大应对之策［7］。刘韵从全球体育赛事现状、东京奥运会相关利益主体及其冲突、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下的利益权衡及冲突解决三方面解读了遵循主体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的路径，来探讨借鉴国际公共卫生理论以及妥善化的应对策略、基于国际公共卫生相关理论，提出辅以比例原则以减损及缓和相关主体利益受损程度的决策路径［8］。刘米娜对《体育与科学》杂志社于4月5日邀请了上海社科院金大陆教授、上海体育学院路云亭等7位横跨体育界老中青三代学者齐聚“肺炎疫情下的体育”云学术工作坊进行综述。讨论5个话题从疫情下奥运会等各大赛事的当下与未来、互联网与体育、体育学术发展谈到“宅家”与公共体育服务建设，深入讨论疫情下体育世界的变与不变［9］。龚正伟等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治理价值基础和终极目标，建议从内外两个层面去改善体育治理，提出(1)精炼内功，将体育相关资源下沉至基层;(2)精于外交，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体育治理定位2大路径［10］。孙科等基于叙事的角度，从体育产业困局及破解、东京奥运会延期效应、居家空间的体育叙事、中国体育话语释析4方面分析，认为:体育产业的影响呈现持续性、结构性、社会性等特征、东京奥运会延期凸显国际奥委会内部治理的困境与危机、空间重叠与权力空间渗透造就居家体育的特殊“脱域”空间、体育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表达、转型与辩驳为体育话语转为文化资源提供契机［11］。
3．3学校体育
肺炎疫情下的学校体育，牵涉多个层面，学校体育既要尊重、发挥传统教育的常规价值，又要拓展、激活特定场域中的特殊价值。董鹏等研究认为学校体育具有个体层面价值、家庭层面、社会层面、国家层面4项重要价值层面，提出学校体育要发挥3大特殊使命，同时积极践行4大担当:完善在线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居家体育学习质量、开发疫情体育课程，实行疫情体育长期教育机制、发挥体育教师力量，助力推动国民体质健康促进、发挥体育科研优势，服务国家科学防控疫情需求［12］。张得保等在线教学的实施认为:课程资源短缺、教师信息化素养不足、常规教学计划难以在线实施、学综述报告ZONGSHUBAOGAO生居家锻炼条件受限等4大问题。提出5项具体策略:开发优质体育课程资源、统一体育课教学进度、智慧课堂平台灵活教学、构建多种交流对接平台、分阶段推进计划预案［13］。闫士展通过云访谈的形式做了“疫情下的学校体育”研讨，从课程论、教学论、认知心理学、法学等视角，讨论了4大主题。研究认为:近期阶段，围绕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合理研判体育教学恢复的各类风险，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中期阶段，健全教师培养和研修机制，切实提高体育教师教学能力;长期阶段，规范学校体育政策执行过程，完善学科核心素养结构体系［14］。叶春明等利用“问卷星”烟台市6家体育运动学校1699名7～17岁青少年运动员开展问卷调查，利用动态聚类分析将应对能力分为高、低两个响应级别，建立随机森林模型度量，结果显示:防护知识知晓程度不全，将近1/2的运动员无法克服紧张和恐慌心理，约3/4的运动员无法完成训练计划;疫情应对能力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序结果显示，年龄、训练项目和居住地区位居前3位［15］。
3．4体医融合
人体免疫力对于抵御病毒具有独特作用，体育与医学结合可以更好增强人民体质、保障人民健康，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李明等依据共生理论对体医融合项目的风险治理逻辑进行阐述，以病毒、人体免疫与体育运动的体医融合关系视角，提出体医融合项目风险治理3大路径选择:(1)将体医融合理念提升至构建公共卫生保障体系战略的高度;(2)落地变现体医融合项目购买方案;(3)打造政府精准购买体医融合项目区块链［16］。娄虎等从体育锻炼应对心理应激提高机体免疫力的心理神经免疫路径角度，通过回顾SARS、H1N1等重大传染病疫情时期公众的负向心理状态，结合运动免疫学和心理神经免疫学有关成果进行逻辑分析。研究认为，重大传染病疫情导致恐惧、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等负向心理状态，对此提出5项居家锻炼对策来拮抗心理应激，改善公众心理状态，提高机体免疫力［17］。
3．5体育事业与赛事
疫情给中国体育事业、赛事发展带来巨大阻碍，钟秉枢等对黄志剑、王凯、车冰清等观点和思考进行集成，讨论了疫情，呼唤健康社区建设、封闭管训对运动员心境的影响、健康视角下疫情与群众体育发展空间耦合等5个方面内容，就如何积极应对肺炎疫情给各项体育事业带来的冲击，深刻思考肺炎疫情背景下各项体育事业的发展路径做出了分析［18］。黄海燕等以体育赛事基本特征和现阶段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围绕疫情对体育赛事发展带来的5大危害和4大机遇展开研究。研究认为:赛事经济损失、办赛主体经营、重大赛事筹办等带来危害和机遇，对此提出了5项对策，从面对危害和机遇，应以提升体育赛事管理服务水平、发挥体育社会组织功能和作用、科学部署重大赛事筹备工作等方面为着力方向［19］。胡良平等探讨疫情影响下中国体育培训企业的发展困境及对策，对体育产业、培训业做出分析，提出了3项困境，给出了5项建议，提出:出台关于中国体育培训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和措施;中国体育培训企业要积极了解应对病毒肺炎疫情的扶持政策;中国体育培训企业要创新体育培训模式等［20］。
3．6体育媒体
体育媒体在疫情期间大放异彩。万炳军等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所关注的117个微信订阅号推送的“健身抗疫推文”进行了现状梳理，分析出3大主要特征:(1)推送时间及频次与确诊病例数的变化及国家总体防控部署相一致;(2)推送的运动类型居家性、多元性显著;(3)推送内容的网络传播呈现方式具有综合性，从体育学科、体育学理和体育教育3个维度进行了风险反思，提出相应维度的风险规避及提质路径［21］。徐丹通过对“后真相”时代体育突发事件3大舆论特征、3大内在张力以及媒体沟通治理3大策略进行研究，提出了在媒体沟通上态度表达上的真诚和关切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在舆情治理上掌握信息舆论的主动权，建立信息反馈通路;发挥技术优势，助推实现体育传播话语赋权与价值引导之间的平衡，不断优化体育传播的舆论生态是“后真相”时代的媒体舆论治理策略［22］。刘东锋等通过网络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持续使用在线健身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任务特征、技术特征和任务—技术匹配度6项;(2)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趣味性以及任务—技术匹配度对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3)任务特征和技术特征显著正向影响任务—技术匹配度，感知易用性则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而感知易用性则不显著正向影响感知趣味性，最后提出了增加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相关建议［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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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80年,当胡坤首次突破了中国人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零”的记录———获得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五名时,人们在惊喜之余,还以为这是个别、偶然的现象。然而自那以后,中国优秀小提琴选手陆续几十次赢得了各种国际比赛大奖,让世界乐坛刮目相看:王晓东在1983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英国梅纽因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第一名,吕思清和黄滨分别于1987年、1994年摘得意大利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等等[1](第202-206页)。如今,当我们再听到中国选手“国际比赛获奖”时,高兴之余,已不会再感到特别意外和惊奇了。诚然,我们不能自吹自擂,夸赞中国的小提琴艺术有多么辉煌;但是,也不能妄自菲薄。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蓬勃兴旺的整体社会环境,使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活跃、开放的国际交流和学琴热潮造就了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腾飞,涌现出薛伟、钱舟、陈曦等多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
经过几代中国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探索,优秀的中国小提琴教育家对西方小提琴艺术已经有了相当深度的理解,并掌握了科学的技术训练方法,被国际著名小提琴教授迪蕾盛赞“超过欧洲所有的学校,包括历史最悠久的巴黎音乐学院”[2]。在学习、借鉴西方优秀音乐文化成果的同时,中国自己的小提琴艺术已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东方这片古老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逐渐显示出可贵的特色。中国小提琴艺术由中、西两大音乐支柱所支撑,涵盖了小提琴的教学、表演、创作、制作及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属于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研究领域。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音乐水准的提高,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也达到了最活跃的时期。研究形式既有集中论述某一问题的专著、文集,如钱仁平撰写的《中国小提琴音乐》、洛秦主编的《小提琴艺术全览》等著作,也有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还有一些研究生以小提琴艺术方面的课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选题[1](第191页)。与专著和学位论文相比,音乐期刊上的文章不仅具备一定的学术性,还具有时效性、广泛性特点。其中,《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中国音乐学院学报》)《人民音乐》《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刊载的论文更有专业性、权威性和代表性,对于考察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具有典型意义。本文欲以1978—2008年在以上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论文为蓝本,通过对这些文章的数量、内容、研究趋势以及作者构成等方面的统计,尝试分析与总结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978—2008年核心音乐期刊小提琴论文概况及进展
据统计,1978—2008年在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小提琴的文章共计358篇(包括部分短讯和信息)。其中,《音乐研究》刊载18篇,《中国音乐学》9篇,《中央音乐学院学报》75篇,《中国音乐》18篇,《人民音乐》148篇,《音乐艺术》59篇,《黄钟》31篇。关于音乐家演奏会、艺术成就、纪念及研讨会等内容的论文共140篇。其中约有近三分之一(共44篇论文)是关于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文章多角度探讨了马思聪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对小提琴演奏、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等方面的巨大贡献,由此可见马思聪在我国小提琴艺术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有关其他中国小提琴家,如刘育熙、胡坤、吕思清等人的文章为46篇。在介绍外国音乐家的50篇文章中,对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关注最多,有9篇文章以他为题。另外还有关于奥伊斯特拉赫、斯特恩、穆特、西琦崇子等杰出小提琴家的文章,主要涉及来访演出、讲学、回忆和怀念等内容。
研究小提琴教学和演奏理论的论文共78篇。在探讨教学方法的42篇文章中,有6篇介绍了被誉为“冠军教授”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的教学方法,将富有特色的林氏教学法从理论上进行了较系统、简明的总结。其他教学文章还谈到基本功训练、中外专家的讲学、选择教材和教学法等内容。研究小提琴演奏的36篇论文,讨论的方向集中在演奏姿势、动作、音准、发音和技术训练等具体问题上。分析小提琴音乐作品的论文共有62篇。研究中国乐曲的为40篇,其中又以对马思聪的音乐创作研究为主,占17篇。另外,还有6篇论文对备受赞誉的中国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技法和中西结合风格进行了探讨,对杜鸣心、王强、夏良等作曲家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有专文介绍。在仅有的研究外国作品的22篇文章中,既包括演奏解析的译文,又有从主题因素、和声调性、曲式结构等创作角度对作品进行音乐学分析的论文。
在有关小提琴比赛的34篇文章(包括简讯)中,记录历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和中国作品演奏比赛的文章为15篇,另外19篇是对国际比赛及获得国际比赛大奖的中国音乐家的介绍与采访。关于小提琴艺术史、小提琴学派的文章共18篇,涉及世界小提琴文化及其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影响、中国乐派如何形成等内容。此外,还有10篇文章主要介绍小提琴基本常识;6篇文章专门研究提琴制作;书评、声学问题等其他内容为10篇。与改革开放前仅有《音乐研究》和《人民音乐》上刊载的四十余篇小提琴文章相比,以上统计的358篇文章,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有质量上的突破,体现在对小提琴艺术研究范围和深度的极大拓展: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宽,使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目光从基本演奏知识和有限几首小提琴乐曲的普及性介绍,扩大到表演教学、作品分析、国际交流以及提琴制作等各个方面。关于演奏方法的文章,除了研究左手揉弦、右手运弓等一般问题和介绍大量中外小提琴家的音乐会及演奏经验外,出现了《演奏好中国小提琴曲所需的补充技术训练》[3]《小提琴中国作品的演奏与初步研究》[4]等文,对演奏西洋乐器与中国风格的实践结合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索。教学方面,从左右手训练、发音音色等常见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到多位具体小提琴教育家,如马思聪、张世祥、林耀基等以及外国大师教学方法的记述和总结(参见[5][6][7]),为小提琴教育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较为详实、可行的经验。
作品研究方面,对中外小提琴乐曲的演奏解释和音乐学分析的文章数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明显增加,并且出现了一些比较少见或较新曲目的研究,如《克里格里奥诺〈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音乐分析》[8]等。关于比赛方面,自从中国选手开始在世界重大小提琴比赛中获奖后,此类文章内容也从介绍国内、国际比赛,逐渐到记录在国际赛事捧杯载誉的吕思清、陈曦以及获提琴制作大奖的戴洪祥、郑荃等优秀中国音乐家(参见[9][10][11])。进入21世纪的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还呈现出多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态势,发表的论文已经涉及到音乐声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社会学等以前很少触及的领域,如周泽华的《从音乐声学看小提琴音色》[12]、张漪和杨燕迪的《阿尔班•贝尔格〈小提琴协奏曲〉的人文寓意诠释》[13]、李齐华的《意大利小提琴音乐中炫技因素勃兴的社会文化环境分析》[14]等文章。作者不仅从小提琴及乐曲本身的具体形态分析,更是站在与声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的角度上对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充,使研究对象不止局限于之前的乐器表演和乐曲本身,而上升到更高更广的层面以求得愈加丰富、深刻的精辟见解。这不但契合小提琴艺术本身内含多种学科的复合性质,同时也给予以后的学者更多的启示与空间。#p#分页标题#e#
在学术视野和范围拓宽的同时,小提琴艺术理论的研究也朝着纵深化方向发展。例如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重要开拓者马思聪的研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音乐》上仅有三篇记述他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的文章[15][16][17]。改革开放后,对马思聪突出贡献的探讨不止停留在演奏层次,更从传承教育、技法风格和历史影响等多角度挖掘出他所做的众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除了有不少回忆、怀念马思聪的文章外,他的学生杨宝智、林耀基、向泽沛等总结了马思聪重视基本功、强调听觉思维、注重对乐曲意境的理解等教学特色[18][19];苏夏、钱仁康、杨儒怀等从作曲理论和作品分析方面对马思聪的不同曲目和创作手法进行了细致分析[20][21][22];而音乐学家梁茂春、向延生等则分别从史学角度对马思聪不同时期的音乐创作特点和他在演奏、教育等各领域的卓越成就进行了阐述[23][24]。近年来,对马思聪的研究形成了全面而深入的局势,通过对他演奏才华、教学观念以及音乐创作等各方面的潜心钻研,当代音乐工作者能够从中获取丰富的养分和经验。
不仅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论文的研究视点明显深化,从1978年到2008年间的研究层面也呈现出逐渐深入的态势。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论文以介绍小提琴家和基本演奏知识的内容占据多数,译自苏、日、英、美等外国作者的介绍小提琴训练、历史、比赛的文章就有10余篇。90年代后在这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介绍小提琴常识的文章明显减少,而在音乐作品的深度点评、教学演奏法的分析和从人文历史角度看小提琴发展方面,则有很大进展。尤其在小提琴民族化问题上,对马思聪之前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到目前中国小提琴学派的构想,提出了中国小提琴曲创作的真正起点、民族化发展的两种模式和坚持民族化发展的文化性、创新性、开放性、技法性等不少发人深思、值得借鉴的观点[25][26][27][28]。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元化、深入化的特点。
对三十年来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缺失的思考
与三十年前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此同时,这三十年间也还存在着不小的、值得重视的缺失。首先,与飞速发展的中国小提琴艺术实践相比,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整体处于滞后状态。这表现为:一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实践还未上升为理论,存在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空白区”;另一方面,已有的理论研究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前瞻性、科学性作用,缺乏对零散化知识的有效整合。在中国小提琴演奏技术堪称世界一流的今天,仍有种种技巧、内容、形式、艺术等方面的关系和问题,没有得到真正深入的研究,例如:林耀基等重要教育家怎样充分运用艺术规律、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的教学技巧;中国演奏家演绎西方乐曲时的文化、审美基点;关于专业演奏家、业余爱好者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类音乐教育的培养理念问题;在中国小提琴曲创作中,如何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风格更好地统一的问题等等。这里面,既有关乎中国小提琴艺术发展方略性的问题,也有侧重于实践操作的技术性难题。音乐理论从来不以自身的发展为其目的,而是应当在演奏、作曲等音乐活动之间“铺路搭桥”,起到纽带的作用。音乐表演、教学、创作的实践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对艺术的思维研究也是一样不断发展更迭。
我们需要建立高瞻远瞩、正确客观的音乐艺术思维方式,以完备的理论体系支持和应对动态展开的、丰富多样的音乐实践的飞速发展。已有的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危机关系,其原因一是在于不大受实践者重视;二是理论研究本身没有发挥出其充分有效的作用,干预音乐实践的精神不足。许多著名演奏家和小提琴教师对于艺术理论研究的热情显然不是很高,即便在演奏人才比较集中的高等音乐院校,文章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如人意,这对于深化实践和交流经验都是不利的。值得一提的是,少数小提琴教育家韩里、杨宝智、赵薇等长期坚持教学实践与理论探索相结合,以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为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添砖加瓦。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者们应象蓝玉崧先生在《芳林新叶摧陈叶———寄意青年民乐家》一文中对民乐演奏家所期望的那样,既“高质量地锤炼和丰富乐器的演奏技巧”,也能“以现代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为武器”,使演奏理论与技巧“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29]另外,现有的研究文章虽然数量上不算少、内容上也几乎涉及小提琴艺术的各个方面,但从学术质量上看,可以形成系统性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课题之间联系不够,音乐批评较为单一,难以产生显著的实际效果。纵览对中国小提琴艺术的整体研究,还缺乏高屋建瓴的体系性规划,缺少内聚力和凝聚力。当然,这并非短期凭个人之力可以改进,需要音乐机构及有识之士们借鉴音乐艺术多种学科的新知识不断丰富、完善它,使其社会影响力和应用性逐渐追赶上实践的步伐。
其次,理论研究中对教学演奏、作品分析、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关注不够均衡。仅从1978-2008年三百多篇论文的内容比例上看,对音乐创作、艺术历史的关注远不及对著名小提琴家及其演奏和教学方法的重视程度高。与实践中大量学习和演奏西方古典、浪漫时期乐曲相对的是,关于这些作品的演奏解析和理论研究文章很少。研讨现当代西方小提琴作品的文章更是仅寥寥数篇,而且一些新创作的西方作品乐谱在国内很难找到,说明我们对现代作品在风格、技法等方面的认识还不足,在实践演奏和理论认知上均未有十分的把握。另外,对小提琴艺术文化的历史衍变及其处于现今全球经济与文化趋于融合的环境下的民族化发展研究,以及与提琴演奏密切相关的提琴制作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也有待于更多的强调。对于西洋乐器的掌握,仅仅学习它的演奏方法和运用分析技术研究音乐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熟知这种音乐艺术背后的文化脉络。尤其在跨越中西文化的历史环境下,小提琴艺术的发展又与新中国的文艺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联。我们需要通过对文化历史的认真审视,不仅研究音乐艺术本身“是什么”,而且探索“为什么”会这样,找出艺术发展的规律和矛盾所在。前文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一多”(教学演奏法)、“一不足”(作品分析)和“一少”(历史文化)似乎与小提琴学习实践当中体现出的某些问题有相通之处:在重视演奏方法的同时,忽略对所演奏作品的理性认识和对整个提琴艺术知识的补充;对独奏的重视大于对重奏、合奏的重视;学习和演出西方现代作品、中国小提琴作品的比例较小;学生对专业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及自然科学等知识了解甚少等等。这些问题已引起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的思考,梅纽因就曾在写给周巍峙的信中谈到:“我感觉可能存在着某种危险性,即:错误地强调培养超众的个人尖子而忽视集体音乐才能,忽视三、四人的小组演奏、直至大约十五人的室内管弦乐队演奏的联合努力。……目的不是要在世界比赛中击败他人,而是要全心全意地为所学的艺术服务。”[30]中国小提琴学生缺的不是才华、不是勤奋,留学西方的学生更多的是去体验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其实就是乐器背后的文化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热爱,这是成为大师的必备素质。#p#分页标题#e#
再次,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还未能满足实际需要。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小提琴艺术在中国的教学与演奏活动多以西方小提琴作品为主,基本是欧洲音乐、也可以说是欧洲音乐审美感的教育。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必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中国小提琴艺术概念中的中国部分———民族审美感,即审美母语的培养。虽然在涉及音乐作品的62篇文章中,研究中国乐曲的占据了40篇,但大多仍停留在对马思聪音乐创作和协奏曲《梁祝》的分析上,关于其他音乐家及新作品的介绍非常少。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中国小提琴曲约有五百多首,近三十年来也不乏优秀之作产生,如谭盾的《戏韵》、瞿小松的三首小提琴作品《谷》《山之女》《恋》以及陈怡的《中国民族舞组曲》等。作曲家们一直沿着自马思聪以来就遵循的“中西交融主义”道路在前进,成功的音乐作品正是受惠于西乐的技术和对中乐的感悟。但对于这些新近作品的创作技法和民族化风格的研究还太少,并且生活中流传广泛的还往往是那些建国初甚至“”时期创作、改编的朴素流畅的小提琴作品。就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新创作的中国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具有思想深度与高超技巧的经典小提琴作品也还稀缺,造成了部分民族审美语言培养上的缺失。我们今天仍需孜孜以求地探寻、吸取传统文化艺术的精髓,继续倡导优秀的中国小提琴音乐创作及其研究。另一方面,还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看待小提琴艺术,加强思考“国际化”和“提琴化”上的不足,对“民族化”去除狭隘和保守的理解,以自己独特瑰丽的色彩装点世界艺术宝库。
另外,全国的小提琴艺术发展具有地区差异性。从核心音乐期刊这三百多篇文章的作者地域来源看,北京的学者大约占一半,另外还有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研究者,来自较偏远中小城市的作者数量屈指可数。当然,这与全国文化、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有紧密联系,更与偏远地区小提琴教学、演奏实践水平的落后有直接关系。在全国九大音乐学院和各艺术学院及综合大学中的音乐系科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艺术水准最高,形成了中国小提琴教育各具特色的两大中心。北京在音乐机构和表演团体的数量、招生的范围等方面具有强大涵盖性优势;上海的音乐艺术具有应和时代、融化传统、容纳中西、敏感灵便的多元化特性,大有与北京一争高下的态势。虽然前文提到迪蕾教授等世界著名音乐家非常赞赏中国的小提琴教学,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瞩目的主要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全国还有许多地区缺乏高素质的音乐专业教师和高品质的文化交流活动,综合音乐实力无法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相比。尖子演奏家与作曲家的培养是需要的,整个国家国民的音乐修养也不可忽视。提高我国整体音乐素质仍是一个需要耐心实干、任重而道远的长久任务,基础性的工作往往更为复杂、艰巨。近年来,国家各级组织实施的聘请音乐学院高水平的小提琴教师在新疆等地支教以及在各地开办学习班、培训班、夏令营等措施和活动,加快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有效缓解了部分长期存在的问题。
最后,与同样是西洋音乐的钢琴艺术理论研究相比较,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一定差距。小提琴和钢琴是对现当代中国文化生活影响最为深广的两种西洋乐器。改革开放后,中国小提琴和钢琴艺术都获得了蓬勃发展,各自在国际比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目前“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显示的数据来看①,两者的研究论文数量相差悬殊:以钢琴为题名的文章总量约比小提琴文章多五倍,《音乐研究》等七种核心音乐期刊上的小提琴论文至多占到钢琴文章数量的一半左右,钢琴方向硕士学位论文以500多篇大大多于小提琴的60余篇,对钢琴艺术的专门研究还出版有《钢琴艺术》专刊。并且在1996年,卞萌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成为首部系统研究中国钢琴文化历史和理论的著作。在其之后的钢琴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继续对钢琴创作、演奏和中国钢琴音乐文化作深入探讨。而关于中国小提琴艺术的博士论文至今还未出现,以中国小提琴名曲为重点论述课题的专著《中国小提琴音乐》也是进入21世纪才出版的。从研究内容上看,对钢琴艺术的探讨除了演奏、教学角度,在人文历史背景、作曲技法分析、民族化风格结合等方面也受到较多关注,尤其在钢琴音乐中的中西因素的结合问题上有不少真知灼见,如魏廷格《中国钢琴艺术30年回顾———略谈成果与缺失》[31]、代百生《外国钢琴音乐作品中的“中国风格”研究》[32]等。中国小提琴艺术理论研究可以大胆借鉴包括钢琴艺术在内的中外乐器研究的众多成果,以扎实、严谨的工作不断提高自我。
小结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3
关键词：音乐文献学;花儿歌种;发展趋势
“文献”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是生活于2500多年前的孔子。他对学生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是现存资料关于“文献”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孔子感慨文献不足而无法深入去考证夏商之礼。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如此，缺少文献的支撑使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处于滞后甚至空白状态，文献的重要性可见一斑。音乐文献学在音乐领域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音乐文献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音乐文献学是通过对音乐文献的研究，揭示音乐形态变化、社会流传和发展规律，并为音乐文献的使用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门较新的学科。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需求，音乐文献学本体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重视。产生于明代的花儿作为广泛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音乐形式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花儿的研究近年也越来越得到学界专家的重视。
一、1979年—1989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79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113篇,核心期刊和普通期刊的比例差异明显，以普通刊物为主。（一）文章研究的对象花儿音乐分析、花儿演唱、创作的花儿剧、花儿音乐民俗文化、不同地域花儿的相互关系、花儿的历史形成以及花儿音乐审美等方面。（二）文章的叙述内容从民俗学的角度对花儿、花儿会的民间传说、口头故事等进行介绍；从文学的角度对花儿歌词的语法、方言、词式结构等进行分析。（三）文章作者的学术身份1.花儿演唱名家有朱仲禄、苏平等，他们对花儿音乐的类别、音乐表现和演唱技艺等进行了介绍。2.高校民俗学、文学等方面的学者有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柯杨。他在1980年与雪犁合编《花儿选集》；在1981年香港的《文丛》第3期发表了《西北高原的一颗明珠——甘肃莲花山花儿漫记》，把花儿音乐介绍到了海外。此外，还有郗慧民、屈文焜、卜锡文、魏泉鸣等学者。3.专业音乐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于1987年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一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花儿音乐的形态从音乐材料的分析到其历史成因和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对花儿的研究还是以文学性研究为主，对花儿的曲令音调的研究较少。
二、1990年—2000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1990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这十年内发表的花儿研究文章为106篇，这一时期普通期刊和核心期刊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核心期刊中有关花儿的研究比上一时期明显提升。1.民俗学、文学角度的研究，从介绍、描述型发展到较深层次的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系统研究。如柯杨于1997年发表在《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的《花儿会——甘肃民间诗与歌的狂欢》一文。2.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杜亚雄1997在《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的《“洮岷花儿”与生殖崇拜》已经涉及社会学方面的问题。3.文章研究涉及的内容与前一个十年大致相同，但在结构上有了一定的调整，花儿研究中音乐旋律分析比例有所增多，逐步由文学性研究向音乐性研究倾斜。
三、2001年—2011年花儿研究发展趋势
从2001年1月1日到2011年12月31日，检索到有关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共448篇，总量激增，从中国知识期刊网1979—2018年期间研究花儿文章，总体趋势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核心期刊中花儿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也足以表现出这一时期花儿的理论研究越来越被学界所重视。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高，音乐在这一时期也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学界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花儿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音乐文献学视野下的花儿研究探析◎常虹薛松梅展，花儿研究视野更加开阔，撰写花儿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花儿会和花儿民歌比赛的内容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学者的关注，同时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出现了有关花儿非物质文化与“非遗”保护方面研究的文章，非遗和花儿联系在一起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另外，随着国家对硕士和博士学位建设的加强，对硕士、博士招生量的不断加大，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对传统音乐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硕博毕业论文的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宽，更多硕博学生开始将中国的民族音乐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因此，一些硕博层次的研究生开始将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确定为“花儿”，这一时期可以检索到以研究花儿为主题的博硕论文共37篇。其中，2002年由福建师范大学的张君仁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花儿王朱仲禄》，是首篇从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对花儿演唱家的音乐学研究，该论文一直到今天为止都是音乐人类学中重要的参考文献，论文中的研究方法到现在为止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中国化中的重要形成依据，该论文更是将花儿研究提到了一个新高度。此外，还有2005年西北师范大学的程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花儿中的女性和女性的花儿》、2006年西北民族大学戚晓萍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茶园“花儿”歌手研究》等，都拓展了花儿研究的领域。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4
【关键词】何其芳；指导意见；红学毕业论文写作
近期，笔者查阅到一件有关何其芳红学实践的新文献资料———指导文学理论研究班(简称“文研班”)学员黄泽新撰写《〈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毕业论文的四次谈话(包括一次笔谈)记录①。由此顺藤摸瓜，查到何其芳在“文研班”一系列红学教育实践活动和指导另外几位学员红学和涉及红学的毕业论文的资料。从1959年9月到1963年6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研班”，前后共办两届，外加一期进修班。办学期间，正好赶上文艺界、文化界开展“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1962—1963)。何其芳是“文研班”的班主任，他有意把《红楼梦》规定为“必读书目”之一，聘请吴组缃、俞平伯、李希凡、冯其庸等专家讲“《红楼梦》研究”专题课①，并亲自讲他的“‘红学’研究成果”和《论红楼梦》的研究心得及写作经验②。他还带领学员走出课堂，广泛接触文艺实际，向社会学习，“还组织看过美术展览，参观过鲁迅故居以及据说是《红楼梦》中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林姑娘‘潇湘馆’的几丛竹子，幽静的居室，以及贾母看戏的戏楼，还真有几分近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③。
一、论题“顺利确定”与论文“锁进抽屉”
首届“文研班”因延长一年学制，要到1963年暑期毕业。学员此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撰写毕业论文，何其芳、唐弢等人担任论文导师。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可以依据所学内容自由选择，一些同学选择了《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选题。学员黄泽新回忆:文研班学习的最后一年，学校规定每人写一篇毕业论文。我的选题是关于《红楼梦》的，由何其芳先生负责辅导。另外，贺兴安、刘建军同学写的也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李希贤同学写的是典型问题的论文，也都由何其芳先生指导。从草拟提纲到论文定稿，何先生辅导我们四次。头三次是去何其芳先生家里直接接受他的辅导，最后一次写的是书面意见。④为什么黄泽新、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同学的毕业论文皆由何其芳任导师?道理很简单，是因为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和典型研究方面有创见，有成果，“共名说”是其显著标志，课堂上又以“讲红课”为人称道。笔者收集了何其芳辅导四位学员毕业论文的资料，结果是多寡不一。在黄泽新的回忆文章中，意外发现何其芳辅导他毕业论文谈话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件很珍贵的红学文献，因此要费些笔墨在下一节专门叙述。现在分别讲述何其芳对贺兴安、刘建军和李希贤毕业论文的指导。指导贺兴安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贺兴安和李希贤划为一个组，每次到何其芳家谈毕业论文写作，两人总是相伴同行。李希贤回忆:何主任约定，贺兴安和我间隔一周的周三下午两点半到裱褙胡同的何宅，面谈。我俩每次提前几分钟进入导师家。此时，白瓷壶沏的热茶、三只茶杯已置于小客厅的小方桌上，三把木椅放在它的三方。据我的记忆，兴安坐在何主任的右侧，我坐在导师的对面。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兴安同学汇报后，他撰写《红楼梦》的论题顺利地确定了。①李希贤只讲了贺兴安的红学选题“顺利确定”，没有展开记述辅导了哪些论文写作具体意见，令人遗憾。查贺兴安回忆“文研班”学习生活的文章，他说何其芳“一直是大家暗中崇敬和学习的榜样。他在创作和研究两大领域都贡献卓著”。何其芳对贺兴安还讲过他写作《论红楼梦》花的时间很久:何其芳……他的批评理论文章最有文气，最少教条，在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结合上，大陆学人难以与之匹敌。他的《论〈红楼梦〉》是大陆那些年“红学”热浪中写得最好的。有一次，他讲到写这篇文章整整花了八个月时间，那意思是如有人想批驳他、超越他，起码在时间上得花八个月以上。②贺兴安赞佩何其芳文章“学人难以与之匹敌”，因为其“最有文气，最少教条”，“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这首选应该是《论红楼梦》的韵味和亮色。贺兴安没有说此事的发生时间，但何其芳在用切身体验鼓励贺兴安投入巨大精力写好学术论文，使其超不过、驳不倒、站得稳、立得住的用心，却十分明显和殷切。指导刘建军红学毕业论文的写作刘建军对论文导师何其芳也怀着一种崇敬心理。他对何其芳的总体印象是:“何其芳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在对我班同学的多次讲话中，虽然非常强调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但他循循善诱地要我们打好扎实的基本功，重视第一手资料，从实证出发，切忌空头理论。他的诗人气质很重，讲话感情色彩鲜明，有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提到何其芳对他毕业论文的写作辅导，他满怀钦敬地说:我向他汇报论文提纲时，他不太同意我引用的苏联一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他认为这位理论家的艺术结构理论有些无限扩大。也不太认同我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但他始终没有要求我改变观点，他的看法只供我参考。第二次谈论文时，他同意我关于《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的说法，认为我的论述成立。此事当时对我震动很大，一位理论权威，与一位年轻学子平等商讨，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令人敬仰。①刘建军的论文选题是“《红楼梦》艺术结构主线”。这里他简要记述了何其芳的两次辅导情况:第一次是修改论文提纲，何其芳对引进的域外“艺术结构理论”持存疑鉴别态度，因其大而无当“不太同意”引用，表明他是在将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传授给学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红学界已经有了“《红楼梦》是描写四大家族衰亡史”的评论观点，但何其芳历来认为《红楼梦》“写的只是两个封建家庭”②，因此对刘建军关于“《红楼梦》以四大家族衰亡为主线”的说法“不太认同”。但是，这两个“不太同意”，只供刘建军“参考”，并不要求论者(学生)“改变观点”。第二次是肯定论文的“论述成立”。论点、论据通过论证过程才形成论述，形成论文。也许在两次辅导之间，刘建军在没有“改变观点”的情况下，部分接受了导师的意见，使论述趋向合理与完善，使何其芳转而“同意”他的“说法”。“论述成立”也就是论文总体上合乎写作要求，达到了毕业水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建军在何其芳辅导过程中感受到其令人敬仰的“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风范”!指导李希贤典型问题毕业论文的写作李希贤1959年夏季在湖北汉口参加“考研”笔试时，面对试卷中的一道“典型”试题，有过交白卷的尴尬。录取到“文研班”深造，他时刻牢记自己这个“软肋”和“跟头”，特别“注重文艺学中的典型问题”。他也因此在临近毕业选择论文题目时，确定以研究“典型问题”为方向———这也与何其芳倡导“典型共名说”的影响有关。他自以为掌握的资料可以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但是，他的撰著毕业论文之路也还是不顺畅，甚至一波三折，屡遭坎坷。他回忆几次到何宅谈论选题时说:第一次去主要是定选题。……我汇报所作的准备时，何主任静心地听着。我又试探性地表示:我想撰写一部谈典型的专著。导师没有笑，没有责备，心平气和地说:“写专著，当然好，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要你写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在科研上尚未登堂入室的我，顿时心绪紊乱，“典型”在脑海中飞舞，不知如何捕捉。其芳先生开导我:可以选典型理论中的一两个问题，也可以从典型创造类别中选题，还可以从某部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入手。我感到有头绪了、有思路了，最后商定:谈阿Q典型。论题定后，我环绕论题钻研材料、准备提纲、撰写初稿。当我俩(指与贺兴安———引者注)上门听取对初稿的意见时，何主任依然先对贺后对我。他把我的初稿翻了一遍后，漫谈式地发表意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文章倒有些新意，可是“我读时只想瞌睡”。他透过镜片，注视着我，见我满脸绯红，又微笑道:“可能我未睡好。”对我行文中的弊病，导师来了个一针见血!……临到论文能否定稿通过时，我的心绪宛如面对法庭。他翻完《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文稿后，对此文只说了一句话:“你的文章，依我看，目前也只能这样。”……我脱口而出:“何主任，我的论文能不能在《文学研究》上发表?”他回答:“要发表?那还不容易，我签个字就行。”停了停，接着说:你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时，誊正寄给我。他是《文学研究》杂志的主编，由他签署意见，在刊物上发表他门生的论文，显然“容易”办到。他不这样做，还指明要锁过半年，然后才可能提升。当时我就懂得，他这样说，他要我这样做，实则是对我的指引、对我的鞭策、激励和期盼。我理应如是为之。①何其芳指导毕业论文《论阿Q典型和阿Q主义》的写作，针对学员研究和写作上的薄弱环节，可谓处处把关，歩步紧逼:选题不准确，他纠正后连续指出三个“突破口”;初稿有弊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并用“我读时只想瞌睡”的话形容其沉闷不灵动;定稿虽然体现了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写作水平，但还是令人不满足，何其芳建议暂不发表，“锁进抽屉”。怎样才能把这篇论文修改好，何其芳给出的办法是，“把论文带回家，锁进抽屉，半年后再拿出来修改，改得不能再改”，“然后才可能提升”。也就是说要“冷处理”，放一放，悟一悟，获得新的认知，一改再改，反复打磨，使其跃进升华。这是通达研究甘苦之语，懂得写作三昧之言。这体现了何其芳指导论文写作的另一种风格:所谓“严师出高徒”!李希贤对此十分理解和服膺。严师的教诲几乎影响了他后半生的教学和科研，并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指导黄泽新红学毕业论文写作的文献内容较多，下面设专节来介绍。
二、“论文中主要观点应当是自己发现的”
黄泽新的论题是《〈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其芳先生“当时正值盛年，充满热情与活力”。他“亲自为同学辅导论文”。“他的讲话如同他的诗文，是发自肺腑的声音，闪烁着真知灼见，每次讲话都给我们很多启迪。”“我这里所记的，除了第一次有几点共同性的指导意见外，其余全是对我的研究论文的指导意见。”①黄泽新与刘建军为一组。何其芳第一次辅导谈话是在1963年2月27日下午。何其芳首先讲的正是“共同性的指导意见”:我先说说写研究论文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写提纲。写一般性的文章可以不要提纲，写长篇论文，尤其是论述复杂问题的长篇论文，一定要写提纲。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结构完整而周密，说理性很强。我们恐怕很难找到比那更好的安排形式。提纲在写作实践中还要反复修改，尽量使论文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第二，把思想变成文章，不仅是文字表达的问题，还可以使思想更准确、更精密。一定要下工夫，要认真考虑。论文的文字要讲究。不要用随便拾来的语言，要用经过思考的语言。要培养对语言的敏感，什么是好的讲究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不讲究的语言，要善于区分。写得太轻率不可能有好文章，要高度地集中精力，花大量的劳动来完成这篇论文。第三，写成初稿后，要认真地仔细地反复地修改。中央文件有的改了十多遍，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自己的稿子自己动手抄，才经得起考验。自己不耐烦抄，还有发表的价值吗?随后，何其芳就《红楼梦》的研究课题，谈了几点意见:研究《红楼梦》，首先要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为什么《红楼梦》在那个时代产生?包括社会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以及传统的原因都要摸一摸，搞清楚。社会背景是文艺作品的根。不论你研究什么问题，都不能忽略它的根。例如，贾府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是“坐吃山空”。我觉得这个看法，讲得不够太深。应当从时代背景的诸多因素中探讨贾府衰败的必然性。其次，要多阅读与《红楼梦》有关的研究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新的看法从材料中来。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是自己发现的、思考的，但不可能完全新。材料要反复看，反复研究。这一次，先谈到这里吧!下一次你们谈谈个人论文的提纲，我再说说具体意见。首次谈话，是说给黄泽新与刘建军两个人的。就红学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何其芳强调三点:“重视研究《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论文中主要的观点、材料应当是自己的”，这恰恰是最基础、最要害的法则。依据指导老师的要求，黄泽新开始考虑“论文的提纲”。他最初的论文题目是《论〈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塑造》，后来改为《〈红楼梦〉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继承与发展》。他的思路是:鲁迅先生说过“自有《红楼梦》出现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毕业论文的主旨就是具体阐述这个“打破”，这就有必要从中国小说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找答案。为此，他着重地研究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三部有代表性的古典长篇小说艺术表现上的特点，与《红楼梦》作具体的比较，找出《红楼梦》究竟继承了哪些方面，又“打破”了哪些方面。他写出一份两千多字的提纲。第二次辅导谈话的时间是同年3月30日。何其芳听取了黄泽新的立意构想后，翻看了两遍提纲，然后说:思路可以，条理也比较清晰。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关于人物的阶级性与典型性的问题，有人主张阶级性是人物的本质，甚至认为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可是为什么某个阶级的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能够抽出来用在其他阶级人们的身上?一种解释是借用，另一种解释是相同而又不同。阿Q忌讳癞子，不能说这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排斥异端则可能是从统治阶级来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会有不同的忌讳，各有什么特点?考虑问题尽可能从实际出发。分析人物性格要科学、辩证。刘姥姥流行的看法有两方面:一是进大观园，因无知而闹了许多笑话;二是帮闲。过去，我们叫吴稚辉为刘姥姥，就是讥讽他是个帮闲。流行的这两点对刘姥姥的看法，并不是刘姥姥的性格的全部。对于贾宝玉，流行的看法是爱女孩子，而不是叛逆，流行的看法只是表面的东西。搞研究，不要被流行的看法所误导，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里还需要强调一下，评价形象的意义也好，评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也好，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搞具体的东西，然后再概括，再下判断。不要先有了论点，然后再在作品找有关的现象证明。现象是复杂的，不同的论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现象作例证。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研究论文要写得准确、鲜明、突出。要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艺术上的特点，找出它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我们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拿心理描写来说，托尔斯泰写人物心理很细致，着重过程，但故事进行太慢，比较沉闷。《红楼梦》的心理描写也很细，但和生活一样，并不慢，这就是发展创造，充分显示了我国古典小说心理描写的特色。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这次辅导也是黄泽新、刘建军小组两人同时听讲。但是，这里只记录下何其芳对黄泽新论文提纲修改充实“进一步思考”的意见。这些意见最为可贵的是强调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如分析人物形象要“运用科学的认识论独立地思考”;任何研究都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先有论点再找例证的做法很容易导致错误”的;花大气力找出《红楼梦》最成功最独特的地方，“搞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因此更要关注对今天有意义的东西”。只有这样，毕业论文才能有创见，有高度，有价值。接受第二次辅导以后，黄泽新动手草拟初稿。一个半月以后，他将稿子交给何其芳审读。6月2日，导师通知他第二天上午9点到家去，谈谈对初稿的意见。第三次辅导谈话于6月3日9点准时开始。何其芳拿出论文初稿放在茶几上，开门见山地说:稿子我看了，大体上可以，不过，还要作一些修改。1.文章对问题分析得比较细致，但是理论概括不够。文章谈的是人物塑造问题，对人物塑造的重要性就应该有所强调。另外，《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意义和价值，也需要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2.文章着重讲了《红楼梦》对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突破与超越，继承讲得不够。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金瓶梅》艺术特点的概括不够完全恰当。当然，艺术分析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要做到完全的恰如其分，是很困难的，越是困难越需要认真、细心，尽量使我们的分析符合作品的实际。3.环境描写，有的能折射人物的性格，有的则不能折射人物性格。只不过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不要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例如《西厢记》，故事发生在寺院里，崔莺莺、张生与红娘的性格与环境有什么关系?分析其他作品，也要实事求是，不可牵强附会。第三次谈话，核心问题是修改文稿。何其芳指出了三个问题:“理论概括不够”“继承讲得不够”“生硬地把一切居住环境都和人物性格联系到一起”。同时，也辅导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黄泽新用近两周时间将稿子修改一遍上交。第四次辅导何其芳变更了面谈方式，而是采取书面笔谈的办法，把他的意见写在了改稿前面的空页上，于6月22日将稿子让人送还给黄泽新。何其芳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的意见如下:6.文字还不够准确、讲究，有些名词造得有些生硬，如“行动细节”“表现传统”;3.讲《红楼梦》以前小说在写人物上的区别和特色还是要讲得更恰当一些、更符合事实一些，《三国》《水浒》也并非完全没有细节描写，《水浒》就较多一些，也并非都是只能通过一件事写一两个人物。继承方面似讲得不够;1.有对塑造人物问题的概括性的理论性的论述，可是只有细致的一面，而缺少思想与理论的高度;4.心理描写一节似举例过多;5.环境描写一节中写风一例似与塑造人物无关;2.结束语未能把前面三节总结起来。①何其芳为何把所写意见的序号标为“6、3、1、4、5、2”呢?黄泽新推测:何先生随看随记，没标序号，稿子看完以后，才根据内容编列了序号。除上面所写的具体意见以外，何其芳还逐行逐句地修改文字和标点符号，共修改了十四处。这六条修改意见，还是为了使前几次的辅导内容得到贯彻，四脚落地。第四次书面辅导，表面看，意见零零碎碎，对论文修修补补;细品味，一则可看出何其芳的煞费苦心，二则说明论文基本完成，小动微调就可以定稿。黄泽新“文研班”红学毕业论文如期完成，顺利通过。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而言，这是新中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首篇红学毕业论文。这也表明，何其芳的红学实践活动中，又有一项开创性的业绩。更令人庆幸的是，何其芳辛勤辅导这篇论文的全部意见被黄泽新原汁原味地记载、保存并公布出来，其中包含着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评论《红楼梦》、如何撰写红学论文等丰富思想和经验。黄泽新当年亲聆教诲，对何其芳的耳提面命、春风化雨，几十年后回忆及此仍感慨万千，他写道:“通过辅导论文，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何先生的热心、耐心与细心，感受到了他对培养学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他对学生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他从不轻易地说一句赞美你的话，然而却处处感受到他对你的关心、呵护和激励。我崇敬先生的为人品格，我感激先生的教诲之恩。”①
三、教学之花与学术之果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5
关键词：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三位一体;整体视角;顶层设计
一、研究概念解析
理念字面意为理性概念，在《辞海》中理念有两种解释：一是“看法、思想、思维活动的结果”，二是理论、观念、思想，上升到理性高度的观念被称为理念。在《新词语大词典》中认为理念是对事物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观念。从理念释义中可以看得出，理念不同于感性认知，是人类理性认知的成果，经历了从想法到思想的形成过程。环境设计是指在尊重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重视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需求，运用系统整体的方法对人类环境空间进行优化研究。本文中环境设计教育是指以培养学生的价值观、实践能力、学识结构为主要内容，其中价值观包含环境设计学和设计师的社会责任、伦理价值，实践能力包含实践应用和业务能力，学识结构包含学术知识与学术修养。
二、中国近20年100篇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研究文献分析
中国环境设计专业名称几经更名，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版）》中属于艺术学设计学专业类，被授予艺术学学位。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到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设计学科建设在60年的历史大背景下走过了从室内装饰到环境设计的发展历程[1]。环境设计教育理念多体现在实践项目中，梳理和归纳近年来环境设计教育理念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有助于学科建设。如维克多•马戈林（VictorMargolin）曾提到设计研究的核心课程建设需要对期刊论文搜集与整理，重新阐释和评估关键文献的研究，如同社会学、人类学、文学和艺术史领域的学者所做工作一样[2]。本研究选择中国近20年来100篇讨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论文作为分析材料，包含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三种类型。
（一）题名中出现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的情况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明确界定和使用“环境设计”用语，如图1所示，自2011年开始题目中出现“环境设计”的论文增长较快，2013年开始呈现显著增长态势。“环境设计”从环境视觉艺术形式拓展到环境的生态、心理、文化、信息等领域。尤其是在2018年处于顶峰，正因为环境设计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的扩大，更引起各学科的关注度和研究兴趣。另外，题目中使用了“环境艺术设计”的论文在2010年达到顶峰，在2018年也出现一次峰值，当“环境设计”得到关注的同时，“环境艺术设计”也不曾缺席，这说明学者们并未完全放弃使用环境艺术设计，而且整体来看“环境艺术设计”研究态势起伏较多，但具有持续关注度。另外，以“环境设计”与“环境艺术设计”为题的论文关注热点不同：使用“环境艺术设计”作为题名的论文较多关注创新思维、审美文化、设计思维、视觉艺术、地方特色；使用“环境设计”作为关键题名的论文多关注知识交叉、协同创新、工程教育、创新能力、整体系统、实践应用。
（二）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的归纳与分类
本文通过分析论文核心用语以找到研究者关注的热点，100篇论文包含205组关键词，如图2所示，一是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是环境设计教育关注的热点；二是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统一、市场需求等途径，强调设计的实践应用；三是形成了整体、综合、系统、多元、协同的认识方法；四是提出了可持续、价值观、本土化等思想观念。近20年来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可以归纳为“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层面。基于前文研究结论，结合图1所示“环境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题名出现的峰值年份，选择2006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8年5个峰值节点，从“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三个方面观察各时间节点的理念发展情况。如图3所示：一是知识结构方面不断丰富，逐渐关注多学科交叉、关联、协调以及智性教育，拓展了环境设计教育的多维语境。2018年环境设计教育文献呈现更科学、更多元、更理性的视角，更侧重从整体视角构建教育教学模式，避免局限于已有的教育教学框架中。如借鉴CDIO（Conceive-Design-Implement-Operate）、OBE（Outcomes-basedEducation）等现代先进的教育理念；二是实践应用的目标不断明确，逐渐关注市场需求、职业能力、居住需求等客观条件，运用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工作室制、科研项目等方式；三是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多元，形成具有不同视角的多维价值判断范畴。
（三）从教育理念关注热点看问题
一是环境设计专业界定与专业特色模糊。伴随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环境改造与城市建设快速发展，专业招生规模随之扩大但环境设计专业教育建设不完善。从“环境艺术设计”到“环境设计”用语的转变并不是学科内容的彻底转变，环境设计应避免在多元化研究方法的浪潮中迷失学科方向。二是环境设计专业教育过程和体系不完善。在教育传授者和组织者方面，现实问题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专业趋同化、教学手段单一、课程设置不系统等。在教育接收者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专业能力、理论意识、创意思维以及科学理性思维的欠缺，在设计素养、文化素质、综合素质、职业素养、社会责任感方面有待加强。三是环境设计教育研究缺乏整体思维。环境设计具有“艺术”与“科学”双重含义，学者们基于理论研讨与教学实践提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较多关注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的某一阶段特征或某一部分结论，缺少对环境设计教育教学体系化和整体化认识。综上分析与讨论，环境设计的专业界定与未来发展、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环境设计的整体思维等问题都与教育理念密切相关，作为顶层设计的教育理念不容忽视。
三、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
前文通过分析中国近20年环境设计专业教育理念的研究文献，归纳关注热点、主要内容及类别，“知识结构、实践应用、价值观念”共同构成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框架。本文进一步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经验和优势，为环境设计教育理念的探讨提供实践依据。
（一）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概述
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清华大学在2013年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上确立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为核心的教育模式。在《清华大学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清校发[2014]29号）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作为总体目标。在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中，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培养学生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国家精神，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为学为人并重的宗旨；其次是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注重创新思维能力；最后是知识传授，注重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学识基础。2017年，谢维和在“清华教育理念”系列报告会中，指出价值塑造是清华大学本科教育的基本原则与定位，是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价值塑造处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第一位。杨斌提出“三位一体”育人理念与清华大学办学传统一脉相承，并指出清华大学“三位一体”已得到广泛共识，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践行“三位一体”教学理念需要更加明晰其中价值、能力、知识的内涵，探索将理念在实际育人过程中落地和深入的途径和方式。
（二）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教学成果与实践经验
自2013年实行以来，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已经在多个学科取得有效教学成果，并获得学校和社会的认同。“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如何落实到教学实践中？根据2018年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汇报会的内容，有11位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实验教学、教材建设、毕业设计、通识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教学成果和经验。以“创新创业、创新人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经验为例，如表1所示，围绕产业与技术建设跨学科平台，实现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探索，如图5所示创新创业训练“三位一体”框架，构建“三位一体、三创融合”的创新创业训练体系；将“价值塑造”嵌入培养体系，构建全过程培养体系；通过开发“4+2+2”教学模式，强化“引导”和“督促”，实现全方位体育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文理相长与通专融合探索创新融合教育。
四、构建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三位一体”模式已在多领域取得了广泛认可和成效，三位一体模式对环境设计教育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在借鉴清华大学“三位一体”教育模式的同时，结合环境设计专业内涵以及专业发展，从内涵、内容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
（一）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
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是在尊重自然、人文、历史背景下，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任务，培养学生优化与改造人类空间环境的学识及专业能力，核心是对学生价值观念、专业能力、学识基础的培养。在以往环境设计教育教学过程中也有相关理念的提出与应用，如以市场需要为导向的“教学、产业、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室制，“产、学、研”三位一体模式强调实践与创新，强调社会项目的参与。人居环境科学研究领域从学科结构关系层面将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作为“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人居环境科学的主导学科。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不仅以产业、市场、项目为导向，更侧重立足教育教学视角，重点关注教育教学过程中传授者、组织者、接收者。
（二）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容
本文基于对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内涵与核心分析，借鉴各学科“三位一体”教学理念与成果，如图6所示，进一步探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关于价值塑造方面，主要通过人本教育、智性教育、教师素养提升、多元化教学资源、人文素养、国际视野、情境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完善的人格价值观念、职业价值观念、人文价值观念三个层面。人格价值观念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职业价值观念有“职业道德、团队精神”，人文价值观念有“传统文化思想、本土文化、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自然鉴赏”。关于能力培养方面，主要通过建设实践基地、科研项目、校企合作、工作室制、双导师制、教师实践、签约制、设计竞赛等方式，培养学生专业能力、职业能力、应用能力。专业能力有“创新能力、审美能力、设计能力”，职业能力有“实践能力、技术能力、协调能力、分析能力”。关于知识传授方面，主要通过整合学科资源、智慧教育、智性教育、科研项目、建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素质、非线性课程、情境教学、互动型教学、个性化教学、认知主体主动构建、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等方式，培养学生具有厚基础、高文化素质、开阔视野。
（三）环境设计“三位一体”教育理念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学识传授”共同构成了“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主要内容。“三位一体”教育理念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一是各部分的现实应用都与“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相契合，避免仅强调某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意义，而是以教育理念为主导，具有更包容、更多元化、更整体视角，对环境空间研究理念和方法进行思维升级；二是将价值塑造放在首位，价值塑造渗透进“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价值塑造影响“能力培养、学识传授”的方向，价值塑造融贯于能力培养与学识传授过程中。学识传授是“价值塑造及能力培养”的基础条件，能力培养是环境设计教育的专业特点，能力培养是“价值塑造与学识传授”的落脚点。
五、总结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6
1学术合作变化态势
学术期刊作为国内外各领域学者发表最新成果、开展学术讨论、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学术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学术期刊中的学术论文也是学术成果产出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为了从整体上研究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合作情况及其历史演化,本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构建的中国人文社科科学期刊引文数据库收录的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产出的统计数据源。从2000年至2014年,该库共收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期刊794种,收录学术论文183万余篇,涉及作者267万余人次。由于该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会根据期刊的学术质量和学术规范动态调整该库的收录期刊范围,该库中历年的期刊数量和论文数量会有小幅波动,因此下文在研究学术合作时,为了便于对比研究,主要采用学术合作率指标进行分析。从整体来看,2000-2014年,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作者合作率为32.37%,机构间的合作率为12.02%。分年度来看,论文作者合作率从2000年的22.28%上升到2014年的40.37%,提升了1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达4.34%;在机构合作率方面,论文的机构合作率从2000年的7.27%上升到2014年的14.73%,保持上升态势,其中2008年的机构合作率最高,达15.55%,年均增长率为5.17%,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些年的学术成果产出方面,学术合作率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通过学术合作来促进学术成果产出与创新,学术合作已经成果促进学术产出和提升学术创新力的重要方面。为了更加清晰的研究和对比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合作特征及其演变,本文采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中的期刊分类标准[23],将该库中790余种学术期刊分为包含“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冶在内的23个学科大类,并重点对除综合性学科期刊之外的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合作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术合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2000-2014年的学术论文合作情况来看,心理学的论文作者合作率与机构合作率均最高,分别为86.52%和40.35%,文学的论文合作率最低,其作者合作率为10.91%,机构合作率仅为3.71%,从学科内部来看,2000-2014年间语言学的作者合作率变化幅度最大,其次为民族学与文化学和哲学,其作者合作率在这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均在6%以上,特别注意的是,法学学科在过去十年间的作者合作率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约为0.59%,这一现象值得深入分析。此外,在基于论文作者所在地区的地区合作率方面,相比而言,体育学的地区合作率最高,达12.44%,其次是心理学,其地区合作率为11.20%,统计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地区合作率也相对较高,约在4%左右,其余学科地区合作率相对较低,均在3%以下,这一指标表明这些学科在不同地区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或相对比较优势,其他学科的作者合作率较高但是地区合作率较低,表明这些学科主要是地区内作者之间的合作,学科研究优势比较集中,集聚性明显,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区的研究优势也在逐渐变化,有关这一问题将在后面详细探讨。通过对比22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大类的论文作者合作率和机构合作率可以发现,人文类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一般低于社科类的学术合作率,这也充分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科特性,社科类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创新相对人文类学科而言更加需要学术交流与合作,其学术创新更加依赖于不同学者或不同机构间的学术交流,相关部门在进行科研管理和学科资源配置中需要针对特定的学科开展相关的规划和部署。
2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的关系
从宏观层面来看,学术合作可以使合作者之间在资源上优势互补、在思想上互动交流和互为促进,从而可以激发出更加广阔的研究视角、更加多维的研究思路、更加新颖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合作对于科学研究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单篇学术论文来说,其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较难以测度,但是从刊载论文的期刊整体来说,论文的学术质量是期刊学术质量与学术影响的根本保障。因此,本节对期刊的学术影响与期刊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基于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的期刊评价结果,该报告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进行了分级评价,从社会各界的反映来看,其评价结果中核心及以上级别的期刊其学术质量与影响普遍高于一般期刊,以此为前提,本文将从统计学的角度出发,对期刊学术合作情况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将该报告中的733种学术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两类,并采用其评价时间段内的论文数据为统计样本,通过对期刊所刊载论文的学术合作情况进行计算进而得到期刊的合作论文比,并采用SPSS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率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揭示学术合作与学术影响间的关系(表1)。在T检验的结果中,p值(双侧sig值)分别为0.012、0.000和0.002,均小于0.05,说明统计样本中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两组数据的学术合作指标平均值有无明显差异,从该结果也可以看出,期刊的学术合作率与期刊学术影响力之间在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作者合作率、机构合作率和地区合作率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且核心期刊中学术合作论文所占比例高于非核心期刊,学术合作对学术研究与创新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学术合作能促进学术影响力的提升。其次,结合学科特征来看,通过对比各个学科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学术合作指标,可以发现合作指标在不同学科内的作用也不尽相同(表2,截取部分进行展示)。其中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图书情报学等学科的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认为这些学科的学术影响与学术合作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考古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马克思主义学科等学科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在学术合作方面表现无显著差异,从上文合作率指标的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这些学科更多的是以独立研究为主,此外,法学的作者合作率、社会学的地区合作率、语言学的机构合作率等学科的部分指标上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存在显著差异。从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学科的学术合作率不同,其对该学科的学术影响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学科学术影响力的分析与评价,应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进行度量,同时管理部门对不同学科的支持也应该采用不同的手段,以便于最大限度的激发学科活力,促进学术创新与发展。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7
在艺术教育教学论文的写作中，需要的是善于阅读，加强“问题意识”，这正如奏鸣曲式中的“引子”一样，为论文写作起到了良好的铺垫作用。胡适先生认为：“问题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在教学工作中，我们要像胡先生说的那样，牢牢抓住“问题宝丹”，加强“问题意识”，形成不断反思的好品质，在实践和阅读中前行。首先是阅读。朱熹云：“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从“无疑”到“有疑”再到“无疑”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就是沉浸其中智慧感悟的过程。可以说，“疑”与“无疑”，云泥之别。所以，我们的阅读，贵在触类旁通、融会贯通。在关注别人思路中打开自己的思路，学会思考问题。带着问题读，读出更多的问题，以达到学以致用的境地。其次是实践。实践是一线教师的优势，基于实践的思考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基于实践的思考才能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工作研究两不误。我们面对的每个学生都是鲜活的个体，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点。因而，在艺术课堂中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教师的教学设计、学生的问题回答、课堂的突发状况等。所以，我们要不断审视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运用教师课堂教学的智慧，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策略，从而提高课堂的教学质量。阅读、实践和思考，特别是基于阅读和实践基础上的有效思考，犹如“奏鸣曲式”中的“引子”，为论文写作铺就了一方基石。
二、呈示部——立选题、搭框架
“奏鸣曲式”中的“呈示部”是一首乐曲的精神所在。正如论文写作中的“定选题，搭框架”一样，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1．立选题
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基础，是明确研究的目标和方向的问题。所以，第一点就是立选题，要命题准确，联系实际。合理、恰当的选题是通往成功驿站的第一步。在论文评比中，笔者经常看到音乐教师写的诸如《流行音乐之我见》《小学音乐教育之初探》等为标题的文章。我想：这样的选题如果展开来写的话，应该写成一本专著，而这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那么，怎样确定选题呢？题目是点睛之笔，它凸现问题的价值，要用简明、精确的词语反映论文的观点。对于选题，笔者的做法是“小题大做”，题目力求新颖。一般来说，确定题目前先要确定关键词：关键词是文章的主心骨，凸显文章的主题思想，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限定了问题的外延，有了它，拟题就不会跑题、行文就不会言不由衷。一般每篇文章可选3—5个关键词。然后围绕关键词拟出题目，题目初定后，还要反复揣摩，如果自己是读者，是否能从题目中了解到该文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是否需要要用副标题进一步加以说明，因为题目往往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浓缩。
2.搭框架
立好选题后，第二步就是搭框架了，要做到谋篇布局、胸有成竹。（1）构建提纲：提纲是作者用简洁的语言提炼出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是作者对全文的总设计。没有提纲，拿起笔就写，很容易出现“东一榔头西一棒”、“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混乱现象，导致写作失败。相反，如果科学合理地拟定了论文提纲，作者便能把材料组成一个中心明确、论证严密、详略得当的具有说服力的合理体系，形成一条明晰、畅达、连贯的写作思路，从而为下面的写作铺就通畅的大道。有了论文提纲之后，作者可以依纲逐段写作，贯通文脉。论文提纲包含中心论点、分论点、层次段落与所用的资料等内容。（2）把握局部：框架搭好后，我们还要把握局部，为每个论点寻找相应的理论依据，举出符合的实例以支撑论点；同时，要把握好相互间的逻辑联系是否得当，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和谐，每一环节内容是否丝丝入扣、配合默契，是否都能为主题服务。在立选题、搭框架的过程中，就好比“奏鸣曲式”的“呈示部”一样，脑海中会出现“主部”或“副部”，其调性关系或是对比并置的，或是对比冲突的，这时候就需要撰写者反复打腹稿、拟草稿，思考文章的题目和框架结构，在不断的对比冲突、否定与自我否定中完善题目，搭好框架。
三、展开部——充内容、善表达
如果说呈示部是一首乐曲的精神所在，那么展开部则是奏鸣曲式的中心部分，是呈示部的发展。在论文立好选题、搭好框架结构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撰写论文的主体内容了。“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是撰写论文主体的必要条件。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实例新颖：论文的实例从哪里来？笔者以为：要先从自身的课堂开始，强化问题意识，勤于反思，通过反思汇总成实例，哪怕是三言两语，只要有想法就及时做好积累，并由这些实例来提炼出自己对教学的感悟，进而以此来改进自己的教学行为，提高艺术课堂的教学质量。这样的实例是不可复制的、鲜活的，它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一手素材。
2.表达充分：在行文中，要善于表达。引言作为论文的开头，提出文中要研究的问题，引导读者阅读和理解全文。正文为论文的核心部分，是回答怎样进行分析、研究的部分，应充分阐明论文的观点，用事实说话。本论最好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部分，部分之间要有逻辑关系，部分之间篇幅要大致均衡。结论为论文的总结，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论点，应注意条理性，要精练。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时所参考的文献署名，一般集中列表于文末。
3.语言贯通：写作时思维要清晰，语言要贯通。文字表达多用书面语而少用口头语，文章的段与段之间都要过渡、转承，才能文气贯通。写作中，教师往往会参考别人的文章，观点、论据的表述都要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语言组织，避免简单地照搬照抄。在“展开部”式的论文写作中，我们要以“呈式部”中的选题和框架为主，通过以上三个要点，不断地贯通思维、充分表达，来构建文章的主体内容，使论文在作者搭建的“主调”上出现，以取得再现部的调性统一。
四、再现部——细推敲、勤修改
再现部，顾名思义就是把呈示部变化地再现出来，使作品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使主题形象更加完美、突出。我们的艺术教育教学论文亦是如此，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使文章更加完善、更具价值。首先，推敲文章题目和关键词。当初确定选题时的想法和如今论文初步写成后的思考，其体会、感受自然不同，选题立得住，才能使文章有生命力。其次，要修改文章的结构。通读文章，看论点、论据、论证三者关系是否处置得当、层次是否分明，文章的开头、结尾、过渡、详略等各个环节是否合理紧凑，论点的顺序是否可以改变，段落间的关系是否需要调整。然后，再仔细斟酌文章的表达方式，仔细揣摩论点的阐述是否简洁，是否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文章要经过多次修改，直至满意为止。经过“再现部”式的重复与变化，文章在不断的推敲和修改中不断完善、日趋成熟。
五、尾声——重细节、多思考
“奏鸣曲式”的尾声不仅起到补充的作用，有时还扩大到第二个展开部的规模，成为整个奏鸣曲式的第四部分。在论文写作中，“重细节、多思考”的尾声不可小觑，这是完成一篇好文章的最后一个环节。我们要通过阅读，追踪音乐教学的学术刊物，认真了解刊物的投稿要求、行文风格、写作格式及规范，以保证在后续写作过程中有的放矢、胸有成竹。反复推敲文章中的每一个观点是否正确，每一个案例是否有新意，从而有效地提高写作质量。正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只有注重细节，善于思考，才能如“奏鸣曲式”的尾声一样，拨动心弦，回味无穷。
六、总结
艺术核心论文范文8
关键词：数字媒体艺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毕业设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学科专业，属于艺术学学科，一级学科为设计学。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立足于设计专业，强调的是使用媒体传播手段生产、传播利用数字技术创作的美术和设计作品，其中涉及科学史、计算机基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软件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网络技术、数字音频、游戏编程等学科领域的知识，以及视觉艺术、素描造型、构成基础、视觉传达设计、公共环境艺术、产品工业设计、人机交互设计等相关艺术类学科的知识。此外，设计应服务于需要其或者即将需要其的用户，因此，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应该要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其中也涉及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如传媒学、广告学、社会学、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编导等。如此看来，数字媒体艺术是一个高度融合和交叉的专业。各院校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抓住这一特点，制订具有特色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跨时代”的概念和内涵在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得到充分体现。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创新切入点应着重在毕业设计环节，以研究学生毕业设计的实用性、综合性及专业的融合性为主要内容，明确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激发学生的创业潜能为目标问题导向的研究思路。在实际操作中，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在学生毕业设计这一最后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跨专业、跨年级、跨学校、跨地域，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了解如何整合四年所学知识，积极应对、解决当下的社会问题。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应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专业潜能，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设计多种“跨时代”数字媒体艺术的能力，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将最终的设计结果转化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平台内容或价值载体，从而为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适应行业需要奠定良好的基础。这要求学生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而且需要具备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
一、我国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设计类专业学生的毕业设计作品对于就业具有重要的影响，优秀的毕业设计作品有助于学生提升就业竞争力。经过研究，笔者发现目前部分高校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在毕业设计环节中存在以下问题。其一，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中采用的技术过于陈旧，难以较好地与市场接轨，毕业设计作品的价值转化率低。部分学生针对数字媒体艺术的某一个技术模块分支进行毕业设计，影响了自身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一些学生在毕业设计中单纯地照搬理论知识，设计缺乏应用性，难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其二，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选题和技术点与当下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吻合。部分学生在毕业设计时闭门造车，其选题往往针对的是若干年前的社会需求。数字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如果选题方向不合适，学生即使再努力也往往只能事倍功半。其三，部分学生难以把控毕业设计的创作时间。一些学生缺乏丰富的实践经验，实际操作能力不足，往往在前期准备阶段缺乏合理的规划，对毕业设计部分环节的琐碎程度预计不足，难以预见在实际设计中出现的问题，也难以把握毕业设计的创作时间。其四，部分学生在毕业论文撰写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毕业论文是对高等院校毕业生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的检验，艺术类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部分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过大，论文往往不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少数学生的毕业论文难以达到概念清晰、结构合理、语句通顺等基础要求。
二、探究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环节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于以上毕业设计环节存在的问题，笔者探究了问题出现的源头。数字媒体艺术是一门高度交叉和融合的学科，但是在部分院校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教学中，各年级在课程学习上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各设计专业和各学院之间的课程无交叉。同时，技术类课程、文学类课程和艺术设计类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相互独立，三者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导致学生难以做到在专业内部的纵向方向上循环交流，也难以做到在专业外横向拓展学习。横向、纵向上的问题会立体式地反映在最后的毕业设计环节中。不同年级的学生在进入当年的实践教学阶段时，由于所学课程无交叉，往往难以就之前积累的实践学习经验展开深入交流。相比低年级学生，高年级学生往往具备更强的设计实践能力，但是部分高年级学生难以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低年级学生。在毕业设计环节中，有大量工作是基础性、重复性的，对于这些工作，低年级学生在适当的引导下也可以胜任。然而，一些高年级学生需要重复进行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将大量的精力放在熟练操作而不是进阶性、创造性的拓展上。因此，要想解决目前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在毕业设计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就必须从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
三、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解决数字媒体艺术毕业设计环节中的问题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倡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只是意义建构的促进者，学生才是意义建构的主导者。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建构的；斯滕伯格和卡茨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在建构认知结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认为学习是进入某一实践共同体的文化的过程；等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核心，因此，教师应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学生带着问题和目标进入学习环节。在数字媒体毕业设计环节中，教师可结合项目导向实践教学，让不同年级、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组成一个团队，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并解决问题，使项目可以从多角度被认识。一方面，教师应开展跨年级、多层次的纵向联合，打破各年级之间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同造成的壁垒，以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实践项目或毕业设计项目为创意选题，开展项目实践。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负责项目组中的基础性工作，高年级学生引导低年级学生，以此形成学生成长的内动力，推动学生内部形成良好的梯队循环，为提高毕业设计的质量打下坚实的基础。学生会在不经意间进行知识更新与迭代，其设计实践能力也会得到增强。另一方面，教师应在校内开展跨专业多学科联合，突破各专业、各学院之间学科的限制，以项目为导向，通过跨专业多学科联合作业的形式，将各方人才聚集在一个项目中。其优势在于可以多角度地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这能够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大各专业间交流的力度，为其他专业带来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也体现了数字媒体艺术专业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特性，解决了原本技术和艺术难以有机结合的问题，并且帮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融入人文元素，为拓展毕业设计作品的深度、提高毕业设计作品的社会效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设计环节的教学策略
针对前文提到的我国高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在毕业设计环节中存在的四点问题，笔者从选题、团队和考核三个方面入手，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首先，对于学生毕业设计作品价值转化率低的问题，以及毕业设计选题和技术点与当下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吻合的问题，可从毕业设计选题方面入手解决。一个优秀的毕业设计选题好比把合适的产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理的价位卖给需要它的人，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毕业设计作品的价值。教师应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指导，让学生跨专业、跨年级开展合作，让学生拓展思维，在团队协作中拓展毕业设计作品的深度、广度，从而提高毕业设计作品的价值转化率。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结合企业和当下社会的需求确定选题方向，以问题为导向设计选题、开展设计工作，使学生符合应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其次，对于学生在把控毕业设计创作时间方面的问题，可从对毕业设计团队的搭建和管理工作方面入手解决。毕业设计团队的搭建和管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师团队，另一方面是学生团队。在教师团队方面，学校、学院应对跨专业、跨学院以及企业导师队伍建设给予充分支持，给予优秀指导教师团队一定的鼓励和嘉奖。在学生团队方面，教师需要以项目为导向合理分配人员。学生团队以毕业生为主导，团队内的其他成员应不分年级、不分专业，让合适的学生负责合适的工作，保证项目合理运行。此外，教师应加强管理，在团队内部做好考核工作。指导教师团队需要贯彻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其开展自主性研究学习，从多方面给予学生专业指导，以此形成团队内部的立体式良性循环机制。最后，对于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从对毕业设计论文的考核方面入手解决。指导教师需要让学生对毕业论文的意义和要求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对学生提出基本的要求。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并要有明确的定位。学生可将毕业论文定位为围绕自身的毕业设计作品的设计说明书，在格式、内容方面区别于学校其他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教师可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作如下要求。在论文的第一部分，学生应论述作品的风格和制作方法，查阅相关的资料，讲清楚毕业设计的灵感来源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明白在设计过程中如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与研究问题的一般方法、途径。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学生应主要论述毕业设计的全过程，突出表现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项目导向过程中收获的内容，以及自身的知识体系建构，并说明设计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等。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学生应回顾整个毕业设计乃至整个大学四年学习的历程。在结论中，学生需要评价自己的作品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也可以说明设计存在的不足，以及将来的完善方法等。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毕业设计考核，可以采取“毕业设计作品+毕业设计团队考核+毕业+毕业设计答辩”的评分体系。项目的受众代表、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学术教授等组成考核小组，公平公正地得出学生的毕业设计成绩。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