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案例范例

近几年，在安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安阳市农村沼气建设紧紧围绕“农业立市”这一战略部署，以“农业社区”建设为载体，以满足广大农村对优质能源、优良环境及优质农产品的迫切需求为宗旨，抓重点、举亮点、攻难点，强力推进生态家园富民沼气工程建设，形成了多种以沼气为纽带的良性循环互动型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截至目前，安阳市累计发展沼气用户29.7万户，建设各类大中型沼气工程902座，有40个村实现了整村供气、全年用气，年可消化处理养殖粪便和作物秸秆150多万t，年直接经济效益2.9亿，受益农民突破120万人。初步形成了从工程建设到管理服务、从技术培训到示范推广、从“三沼”综合利用到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等一批以沼气为纽带的产业链条,促进了农业社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农民增收、环境治理、资源高效利用等一举多赢的目标。   1以沼气建设为纽带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   一是有效解决广大农村对优质能源、优良环境及优质农产品的需求问题，转变了农民的思维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二是较好实现了农产品安全生产、资源环境良性循环及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建立了适合不同区域、各具特色的、涵盖多种高效种养及沼气工程技术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不同层次、满足不同需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2主要模式类型及应用效果   2.1以“一池三改”为主的农业社区循环经济模式   该模式以农户为基本单元，通过建设沼气池，同时配套进行改厕、改圈（改院）、改厨，使人畜粪便随时直接自动进入沼气池，进行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气供农户日常生活用能，沼渣、沼液用作农田肥料，培肥地力，生态环保，是一种无污染的良性循环经济模式。自2004年以来，本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生态家园富民沼气工程建设，同时结合沼气国债项目建设，重点推广了以“一池三改”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该类模式的沼气生态示范村400多个，受益农民22.5万余人，年增收节支5000多万元。很多农户通过发展该模式实现了“二净”（家居净、庭院净）、“三省”（省煤、省电、省力）、“三增“（增肥、增产、增效）、“两减少”（疾病减少、投资减少）的生态家园建设目标。该循环模式集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于一体，有效解决了农户的家庭用能，提升了农民生活质量，深受农民欢迎，是本市推广范围最大的一种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典型案例：安阳县吕村镇东高奇务村，大力发展庭院农业循环经济，高标准建设“一池三改”沼气生态模式216处，仅庭院经济一项，年直接经济效益就达30多万元。该模式以沼气池为纽带，联动改厕、改院、改厨，人畜粪便自动流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可以基本满足农户全年80%的生活用能;处理后的沼渣沼液通过半自动出料设备，可直接浇灌庭院内种植的经济作物，品质优良，经济环保。由于采用高效立体种植技术，沼气用户的庭院经常是绿意盎然，新鲜蔬菜水果不断，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也很受市场青睐。“种二亩田，不如建一个生态小家园，一年四季吃鲜菜，剩余还能卖成钱”，是对东高奇务村农业社区庭院循环经济的真实写照。   2.2以无公害农产品产业基地建设为主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该模式是通过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来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循环利用、农业的清洁生产以及农业经济的高效益。其具体的运行模式是：猪粪（包括牛粪、鸡粪等）或秸秆经过发酵后制成沼气或加工成有机肥和有机无机复合肥，沼气可以作为优质燃料解决农民的生活用能问题，沼渣沼液作为优质肥料则用来种植粮食、蔬菜、果树等，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模式。   典型案例：安阳县白璧镇吕村镇绿康高效农业示范园，按照土地经营集约化、农业生产无害化、管理科学现代化的发展思路，以沼气建设为纽带，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形成了温室-沼气-有机肥-无公害蔬菜-市场良性循环产业链。示范园占地面积26.67hm2，建设高标准日光温室148栋，建设40座共400m3的太阳能沼气池，能向一个养老院提供生活用气，向40栋日光温室提供沼气灯增温、供CO2肥，利用沼液进行叶面施肥，对防治蚜虫、红蜘蛛、飞虱等害虫的发生有很好效果。工程运行几年来，每年可处理粪便污水20t，产生沼气1.88万m3，生产优质沼肥750t，再加上白璧镇东街村大型沼气工程提供的沼渣沼液，为该园区提供了大量优质有机肥，每年可减少相当一部分农药、化肥的施用，有效提高了农产品质量。该园区生产的优质无公害蔬菜，除部分供应本地市场外，大部分销往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产品供不应求。每年仅“三沼”综合利用一项，年增收节支20余万元，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目前，该园区正在筹建一座高标准大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工程，该工程投入正常运行后，将按照集中处理秸秆粪便、统一供气供肥供电供热的模式，解决园区及农户的生产生活用能和用肥需求，使之成为集多种高效生态农业技术为一体的、豫北地区规模较大、有很强示范带动力的高效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2.3以污染治理、生物质资源高效利用为主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该模式是指在养殖规模较大的畜禽养殖场及秸秆资源丰富地区，建设大中型沼气工程，优化集成多种种植、养殖、沼气生产等国内外先进技术，实行气、热、电、肥联产，生产清洁能源沼气，用于生活、生产，处理后排出的沼渣、沼液，可直接作为附近农田的优质有机肥，也可部分进入鱼塘用作饵料，生产的农副产品或直接作饲料，或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各种资源在循环利用中实现增值增效，促进了农业社区发展。截至目前，本市建有大中型沼气工程600多处。该模式把农村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及无公害农产品产业基地建设高度结合起来，克服了实际生产中普遍存在的种养分离、环能分离造成的农业效益低、农民收入低、环境污染重、发酵原料不足等问题，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较好地满足了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对优质能源、优良环境及优质农产品的需要，是促进农业社区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p#分页标题#e#   典型案例一：安阳县东街村大型秸秆沼气集中供气示范项目，总投资280万元，主体发酵容积800m3，干式储气袋500m3，采用上推流秸秆中温发酵工艺，德国利浦筒仓建筑技术，配套先进的智能化控制系统，产气率高，管理方便，实现了沼气工程全年运行和均衡供气。该工程运行近一年，日产沼气近千方，可满足沼气站日常做饭、照明、冬季取暖及附近800余户居民全年的生活用能，此项农民节支增收30万元，沼气站收气费收入43.2万元；年消耗作物秸秆700t，年产沼渣沼液1400t，可解决本村46.67hm2土地的玉米秸秆处理问题及全村部分耕地的用肥问题，此项可免除农民秸秆还田费用2.45万元，沼气站出售沼肥收入1.4万元。扣除工人工资、运行费用10万元，年经济效益67万元，经济、环境、社会效益十分明显。为拉长沼气产业链条，提高沼气效益，该沼气站计划建设温棚30座，在利用沼渣沼液生产固体无公害肥料、发展无公害蔬菜的同时，也可为社会解决部分就业岗位。该沼气站力争通过几年努力，把沼气产业发展成引领农业社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典型案例二：柳林村按照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依托生猪和沼气2个专业经济合作社，大胆探索猪-沼-（电）-果（菜、鱼、花卉）等以沼气为纽带的循环经济模式，取得了很好效果。该模式将养殖场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等废弃物，通过大型沼气工程为农户、养殖场提供生活用能，沼气发电为养殖场提供电能的同时，还利用发电余热为养殖场、沼气工程提供冬季所需的热能，生产的沼液、沼渣为园区小杂果提供优质有机肥，同时林下散养家鸡，实现园区内养殖、种植的良性循环。目前，园区已建成年出栏1万头的标准化养殖场1座，1200m3的大型沼气工程1座，带动供气农户350户，1台50kW沼气发电机组即将投入使用，建立了1.33hm2小杂果采摘区和蔬菜种植区。随着园区各种产业链条的逐步建立完善，生猪出栏能力将达到1万头，沼气工程满负荷运行后，年产沼气28万m3，生产沼液、沼渣有机肥1700m3，年生产无公害小杂果50t、蔬菜100t，年直接经济效益可达1200万元。   3结语   安阳市这些年的实践探索表明，以沼气为纽带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在解决现代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保护、资源消耗及农村能源短缺等问题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广泛认可和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按照安阳市“农业立市”的战略部署，要把有限的自然资源利用好、保护好，要在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加大以沼气为纽带的高效农业循环经济技术与模式的研究与应用，加快农业废弃物、畜禽粪便综合处理利用步伐，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形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实现本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的法治化发展，已逐渐成为化解我国农业生态问题的重要举措。但就目前而言，法治化视角下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农业循环经济科学立法工作推进缓慢、农业循环经济执法及监督工作有待加强、农业循环经济守法激励及宣传工作亟待优化等诸多困境。对此，还需通过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科学立法工作、加强农业循环经济执法及监督工作、优化农业循环经济守法激励及宣传工作，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的法治化发展，进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助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法治化；农业循环经济；立法；执法；守法

农业循环经济强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旨在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以及资源利用的统一，故而着力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已是大势所趋。但农业循环经济的全面落实还需要依赖健全的法制保障体系，唯有推动农业循环经济法治化发展，才能够真正促进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一、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法治化发展的必要性

农业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与农业经济的融合产物，其内涵体现为：其一，遵循生态规律，涉及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能够保障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态型经济；其二，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旨在实现低污染、低投入、高产出；其三，充分依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其四，以农业产业组织为主要发展载体。发展农业循环经济，能够将农业生产引入农业生态系统中，进而维护生态平衡、促进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要全面推进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健全法治保障体系是必然要求。其一，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法治化发展，能够明确农业循环经济的法律地位以及各市场主体的法律关系，使得农业循环经济得到各市场主体的重视，也有助于引导各市场主体协调好彼此关系，保障农业循环经济的稳定运作；其二，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法治化发展，能够明确各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明确的行为依据，保障农业循环经济的有序运作；其三，推进农业循环经济法治化发展，能够发挥法律的评价与强制作用，对各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评价，对于各市场主体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处罚，并对各市场主体遵守法律的行为予以肯定，从而为各市场主体提供标杆，规范各市场主体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促进其健康运作。

二、法治化视角下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困境

（一）农业循环经济科学立法工作推进缓慢

作者：郑季良 周菲 董洁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企业间协同创新研究张旭梅等［7］提出了供应链企业基于产品生命周期协同创新的内涵和运作过程，针对企业间实现协同创新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实施策略；张哲［8］结合产业集群理论、协同学理论以及技术创新理论等，对产业集群内企业协同创新的动力系统、博弈过程、绩效评价与协同度评价进行了综合研究；张波［9］分析了影响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主要模式。从以上综述可知，目前我国对企业内部的协同创新研究较多，属于微观层面；对于产业链企业间的协同创新即中观层面的协同创新研究较少，而对于产业链循环经济发展协同创新的研究更鲜见发表。随着科技与经济的深度结合，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已经由资源依赖转向了自主创新，由单纯的企业治理转向了产业链的集聚发展。基于我国正在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建设以及制造业所存在的劳动效率低、产业链条长、协同创新弱的特点，本文对制造产业链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协同创新问题及其对策进行分析和思考，并以宝钢集团为例进行案例分析。

制造产业链循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协同创新问题

（1）创新意识协同问题。在产业链中，上下游企业间客观上存在着创新意识的差异性或者不协同性，即不同企业对创新重要性的认识程度参差不齐，影响到整个产业链协同创新的集成效应，势必也影响到产业链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效应。

（2）技术协同创新问题。制造业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技术包括清洁生产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回收和再循环技术、环境监测技术、预防污染工艺技术、资源重复利用和替代技术、能源综合利用技术等。技术协同创新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初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一般较弱，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来实现企业的技术进步。由于技术壁垒，技术引进成本较高，技术模仿空间非常有限，导致企业技术创新程度和能力的不协同；二是产业链的关联性对企业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协同运行是客观要求，单个企业循环经济技术的突破难以有效改善整个产业链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状况，只有相关配套技术的协同创新才能充分发挥集成效应。

（3）创新协同投入问题。第一，经费协同投入。技术协同创新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技术研发经费的协同投入。但这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金融扶持力度、风险投资、创新意识、机制建设等；第二，人力协同投入。创新协同投入的另一保障是人力资本的协同投入，如均衡的企业科技人员比重、高层次技术人才培养、专业人才体系构建等。

（4）制度建设协同问题。制度建设协同即是建设配套、完善的制度体系。我国虽然已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但配套制度建设仍不完善，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来加以解决：第一，完善合作机制。以产学研相结合为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3个主体之间尚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制度和机制，管理机构、管理程序、管理制度和政策等都不尽完善，导致相互间难以沟通和协同，最终出现难以实现集成效应。因此，完善合作机制至关重要。第二，健全创新激励机制。我国制造业中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大量的民营企业、私有企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是有差异的，需要建立配套、健全的机制来实现对协同创新的激励。第三，落实科技创新政策。目前，尽管我国初步形成了人才激励、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创新政策法规体系，但是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实仍然不够到位，金融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撑保障作用不够有力，影响了产业链循环经济发展进程。因此，首要的问题保证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实。

作者：曲玉红 靳清 单位：中国计量学院后勤服务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无论是总的社会物质福利还是个人主观上的福利都一样处在危险之中；经济的增长也就背离了它的真实意义。另一方面，技术的等级决定着经济的等级，因而可以说，当今经济世界的绝对支配力量不是文化、制度，也不是地理禀赋，更不是人的肤色，而是科学技术及其范式。

循环经济作为广义经济问题的特例，有技术范式与经济范式的丰富内涵。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已有的文明，生态环境恶化如不及时遏制，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这被认为是“循环经济”的第一次鸣响。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是乐观的时代，她坚信进步。19世纪中叶，非技术的专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为人造环境日益发展壮大而陶醉。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就是新技术的表彰大会，功利主义哲学家们也认为“机器”帮助社会实现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新技术完全适合于新自由经济。但是即便在技术就要成为迷信的时代里依然有人冷眼旁观着。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反技术倾向还是印刷在反技术文学作品里，像《寂静的春天》、法国波尔多大学教授杰克•埃洛尔的《技术》。埃洛尔认为，技术已经变得强大，以至于政治和经济这样的社会现象都是“属于它”，而不是“被它影响”；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完全为技术的价值所支配，技术把人类从时间和空间的许多限制中解放出来，但是解放意味着什么呢？解放会朝着完全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吗？

198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Com-prehensiveEnvironmentalResponseCompensationandLiabilityAct）。这一法案赋予一系列“责任方”“严格的责任”，以令他们负担清除环境中的有害废物的成本，法院里关于“刺破公司有限责任的面纱”的案例不断增多，这意味着股东应该对比他们投入更多的财务损失负责任。科尔内（JanosKornai）的“软预算约束”不幸成为传统计划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都被感染的“病毒”，只不过表现出来的病症不同而已：传统的国有企业在“软预算约束”下经营，它们可以把成本“外部化”转嫁给他人，尤其是转嫁给国家。因此，他们没有责任感，也没有效率；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则鼓励了公司去进行经济冒险甚至是不道德的冒险。而“看不见的手”范式对“软预算约束”不能有效“杀毒”，因为这三项制度——有限责任制度、中央银行制度、破产法——被“看不见的手”遗漏了。在这个隐藏着破洞的经济范式里，技术可能被人类领入歧路。

“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这句中国汉代唯心主义哲学的“天人感应”成为了现实世界的“解说词”，气候问题、极端天气、臭氧洞警示人类要保障共同的未来，要“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实际上，技术范式与经济范式是一条道上两套车。经济上苛求速度与消费，因而对这个星球“暴饮暴食”；技术的神通广大也在大众意识中形成一种新的“谶纬迷信”，以为技术带来的问题技术可以解决。

事实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彻底性隐约露出技术的“命门”，技术不一定就是“全能战士”。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能源的消耗也包括其它资源消耗已经进入倒计时，而技术并没有解决能源接力的下一棒。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学者还认为：能源技术的基本约束条件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二者都是问题。技术与经济必须联袂寻找一条“回路”。自工业革命后，人类选择的范式路线也是直线的，其基本特征是从自然界中大量获取资源，进行大量的生产和消费，然后大量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并已经超过自然界的自净化能力，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线性开放式模式。这种单向线性开放模式也像盖伦的学说一样，必然让位于具备“回路”的模式，这就是循环经济。

摘要：本文基于新型城市化视角，依据中欧实践的国际比较与实证，研究弹性社区发展的一般规律，重点探讨弹性社区硬和软系统集成要素的研究、基于“五大资本”模型的弹性社区及新型城镇化案例研究，探讨弹性社区研究的诸多维度。

关键词：多维可恢复弹性社区；硬和软系统集成；研究逻辑思路

0引言

弹性社区（ResilientCommunity），又称“有恢复力的社区”、“抗逆社区”、“有复原力的社区”，是近年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国外致力于研究的一种基于多维环境要素可恢复的优化防灾社区模式，也是新型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重要导向。近年哥本哈根成为国际公认的第一个气候弹性社区典范。

1弹性社区硬和软系统集成要素的研究

基于可持续性系统方法所产生的“五大资本”模型，特别是“循环经济”和“自然步骤”框架（Robertetal.2002），其中这“五大资本”确定了五个相应强调的“硬”（物理和生态资本）和“软”（人力，社会和经济资本）的资本（如图1）。一是“硬”系统（Petersetal.2007）；二是“软”系统，商业模式（EllenMacArthur基金会，2013;Banaite和Tamo觢iuniene，2016;Urbinati等2017）和更多的社会资本考虑（Kirchherr，2017）的形式不断增加。应该包含经济资本、经济、社会和人力资本与物质和生态资本并列的循环经济新概念。本研究导入循环经济的概念应用，更广泛的构建环境可能涉及的从要素、规范、设计和采购/承包到设计解构（Brown，2016）等的每个阶段，改变我们当前的工作流程，这需要不断增加循环中的商业模式（Cheshire，2016;Osterwalder，2010）、协作和伙伴关系。

2基于“五大资本”模型的弹性社区及新型城镇化案例研究

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历来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需求旺盛的农村地区而言，更是如此。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内外政界、学界关注的热点，农村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活跃起来。目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研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大多针对城市、区域或工业，而专门针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该方面的研究现状，进一步梳理相关理论问题，为推进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践奠定基础。   一、国外研究进展   就农村经济和环境的协同研究而言，国外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继而深入到注重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从农村环境保护问题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农业面源污染正在成为水体污染的主要原因，对其控制不但逐步成为水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也逐步成为现代农业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发达国家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上主要通过源头控制，对农田面源、畜禽场面源进行分类控制。其核心特征为在扎实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发展环境友好的农业生产技术替代原有技术，在各主要水域和水源保护区制定限定性农业生产技术标准。通过技术层面与政策层面的结合，在全流域范围内广泛推行农田最佳养分管理，限制水源保护区农田作物类型、轮作类型、施肥量、施肥时期、肥料品种和施肥方式，实行全流域氮、磷总量控制，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1］［2］。国际上，在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可持续发展对策的综合研究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农村环境问题的研究方面关注面比较广泛，在对农业和农村环境问题现状研究的基础上，关注农业荒废产生的环境问题和政策反映。有学者从具体的技术解决措施和农村环保方案展开研究，也有从农业环境政策出发，提出农村环境管理模式转变问题而进行研究的［3］［4］。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进展   关于农村经济与环境二者之间的协同研究，国外起步早，基础理论成熟，主要从以下几个视角进行研究:   (1)传统农业改造视角。以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为代表，他认为传统农业是一种生产方式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基本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长期停滞的小农经济。他提出的“高收益投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要得到较快增长，不能靠现有资源配置，而要为农民提供新的更有生产性的高收益生产要素，这就需要改造传统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建立利于农业转型的制度，增加现代农业要素投资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5］。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经济部门。   (2)可持续发展视角。雷切尔•卡逊(Rachel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指控了农业化学化的弊端［6］;《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了“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登博斯宣言》(DenBosonDeclara-tion)明确指出将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有机结合，提出了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SARD)的概念;《21世纪议程》把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从可持续发展来看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其重点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和导向。   (3)生态经济视角。以罗伯特•科斯坦扎(RobertCost-anza)和赫尔曼•戴利(HermanDaly)为代表的西方生态经济学主流学派，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平台上研究了该问题［7］［8］。就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而言，国外首先提出了“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概念。生态农业这个概念首先由美国土壤学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1981年英国农业学家M．Worthington将生态农业明确定义为“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经济上有生命力，在环境、伦理和审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农业”。同时，由于化肥、农药等的过量使用，形成了典型的石油农业，并对环境产生了污染，在此背景下诞生了有机农业。有机农业的理论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罗德尔(Rodale)提出的，他从土壤生物学的肥力概念出发，论证了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害处和有机肥在培养地力上的优越性能。   (4)循环经济视角。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思想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K．E．Bould-ing)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是其早期代表［9］。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珀斯和特纳(D．PearceandR．K．Turner)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的概念。结合农业和农村地区，循环经济主要涉及到循环农业。世界各国都曾经在这方面做过积极探索，并产生了一系列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如日本爱东町地区循环农业模式、日本菱镇的循环农业、德国的“绿色能源”农业、美国的精准农业以及英国的“永久农业”等［10］。   (5)平衡发展视角。主要以罗森斯坦•罗坦(Resenstein－Rodan)、罗格纳•纳克斯(RagnarNurkse)等人为代表，主张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均衡部署生产力，实现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与打破低水平恶性循环的平衡增长理论，实质是强调在一个强大的外力推动下，使区域内部各产业间能够形成相互需求的一种局面，让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总之，从平衡视角来看，农村地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农村地域内部生产力的平衡布局以及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对农村经济和环境二者协同关系也是首先从关注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开始的，然后才逐渐过渡到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的研究领域，近期主要是关于新农村建设中的协同问题。   1．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国内农村环境保护方面的研究内容比较宽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的学者把农村环境问题和“三农”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农村环境问题是“三农”问题的重要内涵［11］;②也有的学者从农村能源利用和农村能源结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环境的现状、问题及对策;③研究农村环境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④研究农村生态系统管理的科学技术支持;⑤研究优化农村环境管理的环境公共政策;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⑦研究国外农村环境保护经验借鉴等。近几年，结合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文献不断涌现:探讨新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关系，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也不断拓展，如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等［12］。#p#分页标题#e#   2．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的协同研究起步较晚，尚处于探索阶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生态经济视角。石山(1986)在国内较早论述新农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问题，根据对黄土高原种草种树的实践调研和经验总结，指出要用生态经济思想、生态农业思想的理论来指导新农村建设［13］;马艺芳(2004)通过对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的案例分析，指出生态农业与农业生态旅游的结合是新农村经济增长的亮点［14］;乐其顺、雷海章(2007)对广西恭城县立足生态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做法和经验作了具体分析［15］;冯刚(2008)在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新农村的具体类型，设计出工业型新农村、特色型新农村、畜牧养殖型新农村、休闲型新农村、商贸流通型新农村和旅游型新农村建设等六种与生态农业建设相协调的模式，然后提出了保障协调模式发展和实施的经济、环境、社会、资源和法律对策［16］。从国内生态经济的研究视角看，目前还停留在发展生态产业层面。   (2)循环经济视角。发展循环经济是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和环境协同的重要途径和纽带。邱爽(2007)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新农村的具体实践，其目的就是通过改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以打造出富裕、生态、和谐的新农村［17］;方杰等(2009)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角度，重点探讨了基于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路径［18］;高慧荣(2009)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现象较为严重，只有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相应的技术进行指导，才能保证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19］。陈诗波(2009)依据协同理论对循环农业各参与主体进行了重新界定，并针对农业循环经济活动中农户、涉农企业、政府、农村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能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引导、农户参与、企业主导、中介组织助力”“四位一体”的角色定位，并认为这是建立我国循环农业长效发展机制的关键所在［20］。   (3)生态文明视角。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是农村生态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方向。王朝全(1996)指出，从本质上看，农村建设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统一［21］;黄振中(2006)对生态文明进行了全面阐释，并认为良好生态是幸福指数的标志，生态是农村致富的最直接途径，生态文明将加速改变农村面貌［22］;胡浩民、马步广(2009)提出，应该把生态文明作为建设新农村的新路径，在生态文明的视角下，从职责异构和生态农业等方面层层递进地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23］;宋祎、胡木春(2009)从海南省域视角出发，对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农村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优化生态环境、构筑和谐新农村进行了有益探索［24］;刘雪艳、孟祥德(2011)指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必然选择，也是能否实现全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5］。   (4)人居环境视角。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许景伟、胡丁猛等(2010)通过对山东农村绿化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归纳总结出了经济林木用于人居环境绿化的诸多优势，指出经济林木是农村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26］;周鑫(2011)根据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庙耳岗村和长阳镇保合庄村的实际，从农村居民的角度出发设计了问卷调查并实地考察了农村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在此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归纳影响村民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因子［27］;周侃、蔺雪芹、申玉铭等(2011)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28］，从人居环境的视角研究农村经济和环境协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三、研究述评和展望   国内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一般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与环境关系研究不断深入。国内学术界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从最初意识到农村发展与环保协调的重要性，到注意到二者的相互作用，再到有意识地引入循环经济、生态文明、生态产业等新的概念和模式，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实践也不断创新。   (2)一些新颖的研究视角不断涌现。近几年，探讨农村建设与农业、农村环保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可持续农业、循环农业研究的重视，对新农村量化评价、探讨生态农业和新农村建设关系、农村循环经济与清洁生产、农业生态工程的实践和研究，对农村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指标体系构建的量化研究等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3)区域和行业层面上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研究取得积极进展。在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度研究上，当前主要是通过衡量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方法，包括能值分析、生态足迹分析、物质流分析、指标体系评价等，研究区域主要为森林、流域、干旱区等单类型区和单个城市［29］，针对农村区域，特别是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与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研究颇显不足。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从不同视角开展了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对农村经济与环境协同的系统研究和综合研究比较薄弱。因此，运用系统学、环境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深入分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之间协同的要素和关键技术因素，进行协调度的定量分析，并设计提出因地制宜的协同模式，就成为当前及未来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

作者：杨素刚 单位：中共百色市委党校

一、引言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这种组合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的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发展的理念升华。大多学者都赞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的转变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不可持续性向可持续性转变；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向结构均衡型转变等。不管如何转变，都应该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目标定位在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生态的承载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2010年以来，国家严格行业准入管理制度，铁腕淘汰18个工业行业的落后产能。产业政策趋向节能、清洁生产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广西主要优势产业大多属于国家限制产能产业，产业、产品和能源结构不合理，制约工业节能降耗。2010年规模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由2.235吨标准煤降到2.123吨标准煤，下降5%；年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416家重点耗能企业要节约能源123万吨标准煤；列入国家“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14户企业要节约能源24.6万吨标准煤；全区要淘汰落后电力产能36万千瓦、炼铁产能200万吨、水泥产能446.4万吨、造纸产能11.23万吨。要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这些问题，根本途径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转变，必须从党政领导干部、金融与企业家转变开始，战略取向应遵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内涵，着力从思维战略上突破向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取向。

二、广西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问题

（一）产业结构比例失衡广西现有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协调、结构档次低、产业素质低、产业增值能力差，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的持续发展。从产业的构成上看，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增加值在GDP中仅占有37.4%；新兴产业比重过小，2008年广西高技术产业完成工业产值258.4亿元，占总产值的4.3%。

（二）产业结构的资源能耗偏高、效率偏低在广西重点的工业产业中，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等，特别是有色金属、冶金、机械、建材、造纸、电力、石化等传统产业仍占较大比例，资源能耗偏高、碳排放量居高不下、产出效率偏低，经济发展相对粗放乏力的特点仍较突出。1、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较大，第三产业发展滞后。2008年广西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7.4%，低于全国40.1%平均水平，远低于2001年67.9%的世界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与中等收入国家54.2%的平均水平、美国的75.3%，印度的51.2%相比，差距明显。2、传统工业比重大。工业结构中，有色、冶金、重化工业比重大。产业布局和结构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和环境的投入，而自主创新技术不足等问题。由于产业技术水平低，造成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浪费，对环境和生态构成较大破坏。2009年，广西重工业增长20.1%，轻工业增长13.9%。2009年，广西单位GDP能耗1.057吨标准煤∕万元（下同），全国单位GDP能耗1.077吨标准煤∕万元，而北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分别为0.606、0.684、0.741、0.727和0.76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广西单位GDP能耗接近全国平均水平，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在客观上要求走低碳经济之路。

三、低碳经济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取向

一、公路工程资源与建设现状与问题

1.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2007年高速公路新建20295公里、改扩建1759公里，主体工程永久用地共15.267万公顷，新增占用耕地共6.967万公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国内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势必会加剧我国耕地资源锐减的现象。另一方面工程建设便道、建设材料混合场、公路原材料堆放场等一些临时用地同样会使该处土地表层植被遭到破坏、土壤肥力下降、土地生产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公路运行周期内会逐渐影响周边地方的土地功能产生变化，比如会造成该地农业生产用地逐渐转变为具有商业性质的服务型用地，严重影响我国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

2.不可再生沥青材料的大量消耗。国内目前大部分公路路面使用材料是沥青，据实际工程资料显示每公里公路铺设将会消耗多达23吨的沥青材料。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石油资源匮乏，人居石油存储占有量仅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主要依靠对外进口，国内石油进口量占消耗总量百分比从1993年的6.3%增加到现在的59%，不可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大量消耗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破坏生态环境。公路施工过程中会导致不同程度环境污染问题，不科学、不加治理与保护的公路建设与施工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比如公路建设中为满足施工要求大面积进行土石方挖掘就会造成当地绿色植被破坏、水土资源流失、河道阻塞和地形变化等问题；除此之外还会阻断生态系统的连续性，破坏当地生态系统中不同生物物种之间食物链的流通，破坏生物和谐的生存环境。

4.损害人类健康。公路施工过程中沥青等施工材料的高温混合搅拌、运输铺设等操作将会使其中含有的苯等有毒有害物质大量的挥发与扩散，会对施工技术人员产生一定的健康损害；施工建设材料运输与公路运行过程中掉落物、滴落的油料等有毒有害物质都将会造成环境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构成重大威胁。

二、循环经济理念在公路工程中的运用与案例分析

1.公路边坡防护技术的实际运用（以福建省道206德化城关至赤水路段边坡防护工程为例分析）。公路边坡生态防护技术是一门综合性较高的新兴公路防护技术，它将公路建设、岩土质量监测、生物科学等多项技术融合起来，对公路路基周边的动植物种类与绿化带进行科学的研究与培养，使植被能够在路基周边自生自长构成高效、稳定的生态系统，能够对公路养护在较长时间内发挥作用。省道206德化城关至赤水路段的边坡防护工程就是实际运用边坡生态防护技术。该工程2004年7月开工，工程周期为7个月，工程养护周期为2年，现阶段该地植被生长状况良好，公路边坡防护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并且能够与周围生态环境有机结合，受到当地人民的普遍赞扬。通过公路边坡生态防护技术在实际工程中的运用可以看到边坡生态防护技术具体施工虽然操作复杂、要求高，施工技术综合性强、后期维护成本较大，但是该项技术取得防护效果非常好。同时，施工周期较短施工成本较低，对于维护公路周边生态环境稳定效果明显，实现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效化利用又能实现生态资源的循环利用，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降到最低，是现代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公路建设工程中的具体应用，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