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闪烁着传统德治思想的因子
孔子认为以德治国，统治者实行德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后人所言“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德治与法治相比，孔子认为德治更具优越性，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统治阶级用行政、法律刑罚来管控百姓，只能使百姓避免或不敢去犯罪，却无法让百姓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用道德教化来引导百姓，以礼节来约束、规范百姓，则既能使百姓尊礼守节不犯罪，又能使百姓有羞耻荣辱之心，从而自觉约束自己，做到适可而止。在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对于德治、法治的关系问题，朱熹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而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认为，德礼、政刑都是治国的手段，前者是主要手段，后者是辅助手段，两者不能偏废，更不可逐本求末。纵览历史，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政权的目的，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儒家“德治”之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积极统治效果，巩固了封建统治。近代以来，随着清王朝封建堡垒的土崩瓦解，封建阶级的“德治”也完成了其阶段性的历史任务，退出了历史表演舞台，但其“德治”的思想本身仍然具有现实的历史价值。孙中山在探索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治国方略时，就高度重视“德治”的作用，他讲：“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因，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认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一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中的武器，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认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在中国特殊国情基础之上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为“生命线”地位，既是使然也是必然，是使然与必然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革命、治党、治国的重要方法，这一思想的产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治思想的影响。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扬弃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没有割断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的“血脉”，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受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但绝不能成为党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我国历史上关于“德治”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表现为所倡导的道德信条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阶级的局限性。封建社会每衰退一步，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其“德治”的虚伪的“光环”就越刺眼，对社会的破坏、阻碍作用就越强。二是表现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主张不易采取武力的逼迫，而提倡让人们自觉的接受。三是表现为虽不否定法治，但总体过于看轻法治，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又有其合理性，最大的特点就是道德主“内”治“本”，法律主“外”治“标。这正如董仲舒所言：“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以上这些儒家的“德治”主要特点，就决定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与儒家“德治”思想的关系是批判与继承的关系。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德治’思想的优良成分、抛弃其糟粕的基础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的作用注意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德治’。这里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德治’，是把‘德治’和‘法治’看作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德治’。这也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和中国古代儒家‘德治’观的重要区别之一。更重要的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是以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为其基本内容的，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的，这就同中国古代儒家所谓的‘德治’从根本区别开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关注的毕竟是封建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其维护的是封建主义制度，捍卫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特定阶级性。孔子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观念，是为了给广大劳动人民套上了无形的精神枷锁，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其目的是借助道德规范建立、维护高效的经济政治新秩序，大力激活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学习我们的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儒家德治中具有封建性质的“三纲”之类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了抛弃，“五常”之类则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直观的“姓封姓社”的问题，不能对其有特殊的仇恨，草率地把它贴上封建主义的标签。建国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把传统德治思想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罪恶的东西，结果拉开了“”的历史悲剧序幕。“工人和旧社会这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同样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社会主义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一种新生社会制度，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会保留着旧社会的许多思想意识残余，人民群众在道德、精神等诸方面都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幽灵”的召唤。这毕竟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封建化不是一会事。“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去封建化”，是为了帮助和教育人民群众克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旧风气，从而让人民群众彻底摆脱封建的精神奴役和恶劣影响。那种认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儒家“德治”思想复辟的观点，显然是在反封建极端主义思想下的荒谬解读，这不是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宗旨的。
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表述带有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风格
“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创造社会主义学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意识转化为工人阶级的意识，需要对工人阶级实施恰当地“灌输”。而这里的工人阶级应是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熟悉、掌握欧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诞生时期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带有中国特有的民族语言表达特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知和先行者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去掉马克思主义的欧式方言，取而代之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本土语言，然后才是在人民大众中进行传播和运用的问题。因为无视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方式、认知水平和认知习惯、感情表达方式和喜恶特点，就根本谈不上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化也面临语言表达方式转变的客观要求。用民族言语表达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好地接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具体实践的根本要求。这一问题不解决,马克思主义就不会为中国人民所真正接受，就不能成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效思想武器。由此，运用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表述形式，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重温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历程，不难发现大量体现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相结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表达形式。在这方面，用“实事求是”来表述思想政治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要结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就是一个极为重要、典型的范例。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实事求是”就是一个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老命题，最早见于班固所撰《汉书•刘德传》。据记载：“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唐代颜师古对此作了注释：“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就是说研究学问要注意掌握事实根据，然后再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
对“实事求是”这一民族语言进行了新的解释，他讲：“‘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民族化、本土化的结晶。在当代中国，无论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中，“实事求是”的使用频率都是很高的，已成对人们行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再比如，在论述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保证党员干部思想不受侵害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时，就运用了形象生动的中国化语言风格。他讲：“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用司马迁所说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训诫党员干部要发扬白求恩式的大公无私精神；用“日新月异”和“革故鼎新”来表述改革创新精神；用“居安思危”表述忧患意识；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表述共产党员的使命意识；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述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用“舍生取义”来表述伟大的献身精神；用“已不正焉能正人”、“身教重于言教”来表述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教育干部要发扬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用“利欲驱入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教育人们不要热衷于追名逐利。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国化，就是这样运用中国的成语典故、民间谚语来诠注中国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既使它在本质上没有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原意，又在语言表述风格上实现了中国化。
作者：赵化刚 单位：中远散货运输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