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语源上看，“和”与“谐”在古代汉语中都能担当“和谐”的语义，“和谐”作为一个词的出现没有“和”与“谐”早，故此处以考察“和”、“谐”的“和谐”语义为主。有人认为:《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系“和谐”一词的最早出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史实，需要正本清源。这里仅举一反例便可见上述观点之误:“和”、“谐”二字在《尚书》中数度出现，《尚书•虞书•舜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句子，且“和”、“谐”也同句。但也不能说这是“和谐”一词的最早出处，因为它们也不是结合在一起使用。引文中“和”、“谐”同篇同句，只能说是近于互文见义的情况，作者要说的是如乐之和，乐无不谐，说明“和”即“谐”，“谐”即“和”，都是和谐的意思，到了三国时张揖撰写的《广雅•释诂》就明确解释为“和，谐也。”但上文中“和”、“谐”二字并没有粘合在一块儿，不能据此说这是“和谐”的最早出处。据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和”、“谐”字的古义。关于“和”字，甲骨文中有个“和”字，但实为“?”(见《甲骨文合集》一二四、三0六九三及有关金文，如春秋子璋钟该字金文)的省字，可见甲骨文、金文之“?”即今“和谐”语义之“和”的最早之字。而《说文解字》中讲到的另一个“和，相应也，从口禾声”之“和”，指的是人的声音相和相应，仿佛一个声音既出，另一个声音与之相应，如声音的回响，意义近乎“和诗”之“和”，离“和谐”意义尚远。“?”的省字“和”的本义或当是指音乐的和谐，例如《老子》“音声相和”。今人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调也。从龠，禾声。音读与“和”字同。户戈切(hé)。(译文):?，(音乐)和谐。(注释)调:沈涛《古本考》:“《一切经音义》卷六引作‘音乐和调也’”。从龠:徐灏《段注笺》:“龠以和众声也，故??字皆从龠也。”读与和同:《段注》:“经典多假和为?。”这段解释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的和谐意义及与音乐的关系，证实了??的本义即是音乐的和谐。后又引申为使事物达到和谐，形容事物的和谐和顺，合乎正道，如《周易•乾》中彖辞“保合太和，乃利贞”。孔颖达引王弼注谓“纯阳刚暴，若无和顺，则物不得其利，又失其正。以能保安合会大和之道”，即孔颖达疏所说“使物各正其性命”，即万事万物处于和谐之位，不失其正，亦即王弼注指出的“乃能利贞于万物，言万物得利而贞正也”。也可指气的和谐，如《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指阴阳二气达到和谐，成为和气。据《国语•郑语》记载:公曰:“周其弊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文中说的是当时卿士郑桓公问周幽王时的太史伯阳王室命运将会怎么样的问题。史伯总结周王室情况，认为周王室将要灭亡，原因在于周幽王“去和而取同”。
那么史伯说的这个“和”是什么呢?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史伯认为“以他平他谓之和”，也就是指事物之间的协调、和谐。这条史料见于较为可信的《国语》，年代在公元前773年，大概是目前所见关于政治和谐的最早出处。关于“谐”字。《说文解字今释》释义:?，乐和?也。从龠，皆声。《虞书》曰:“八音克?。”户皆切。(译文)乐声和?。(注释)《虞书》指《唐书•尧典》。今本作“谐”。这条释义也明确了“?”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尚书》中“谐”字有多处，凡举数例:其一: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其二: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其三: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其一《尚书正义》转引《释诂》文曰:“谐，和。”释文谓“言能以至孝和谐顽?昏傲，使进进以善自治，不至於奸恶。”其二释文为“八音皆能和谐，无令相夺道理，如此则神人以此和矣”、“八音能谐，相应和也”。其三释文作“信皆和谐，言神人治。”“我大击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兽相率而舞，鸟兽感德如此，众正官长信皆和谐矣。”可见其中的“谐”字皆作“和谐”解，“和”、“谐”互训既可证“和”、“谐”二字同义，又证实“和”、“谐”均可训为“和谐”之义。据学术界的意见，《尚书》由孔子编撰而成，而《左传》为孔子后的左丘明所撰，《左传》还有对《尚书》的引用，则《尚书》早于《左传》实无疑义，据此“和谐”一词的出处及和谐思想的产生都要早于《左传》产生的年代。此外，和谐思想并不仅仅通过含有“和”、“谐”二字的词来表达，没有“和”、“谐”二字而表述的是和谐思想的也比比皆是。如我们熟悉的孔夫子的名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表达的即是通过“礼”的约束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状态;又如《老子》中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来消除善美差别，摈弃互相争夺，实现他说的“道”的和谐和国家、百姓的和谐;后来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的庄子提出“万物皆一”的思想就是他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和谐思想，等等。综合上述，可见“和”或“谐”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上古就产生，指事物的和谐，且运用已然非常成熟，成为先秦思想家们表达哲学思想的重要词汇。有人提出“和谐思想最早萌芽于西周时期”，从以上拈出的事例如“和”字的起源来看，应该说“和谐思想最早萌芽于远古时期，成熟于西周时期”。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萌芽既早，发达程度亦较其它思想要高，这与和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三个来源，它是:一、先民宇宙观派生出的思想产物;二、古代巫文化孕育的思想产物;三、在古代中国的礼乐文化环境中走向成熟。所以，和谐思想既是先民宇宙观与巫文化的思想产物，也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二者可能是和谐思想最早的孕育体。下面就先民宇宙观、巫文化和礼乐文化与和谐思想的关系稍作分析。一是先民宇宙观派生出原始和谐思想。除去盘古开天辟地一类的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人们的宇宙观认为宇宙的生成主要有两种:一是老子的“道生万物说”，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周易》中的“太极生成说”，进一步也可以说是“阴阳作用说”，认为宇宙是由“太极”生成，是阴阳作用的结果。这两种宇宙观都继承了先民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论，其中尤其以阴阳学说具有代表性。如《周易》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孔颖达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二仪即阴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作用而生。在《周易》中，卦象皆由阴爻和阳爻组合而成，每一卦都是阴阳的组合，体现了阴阳的作用，所以朱熹解释说:“天地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似乎也能为老子“道生一”作注脚，说明天地及万事万物都由阴阳孕育而成。这种对宇宙和世界万事万物来源的终极思考，无疑为和谐思想的诞生营造了有利的认识环境，使古人在宇宙起源问题的探索中也深刻悟到宇宙、世界和事物之间的最重要关系:和谐。先民对宇宙起源和运行的探索历程，正是他们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关系的认识过程，在这个探索和认识过程中获得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和谐观，即和谐思想，原始的和谐思想体现了先民对宇宙规律和天人关系的深刻思考，是调和宇宙观、自然观、神鬼观和人生观、社会观矛盾的重要思想，也是先民使这几种观念得到平衡和统一的理性判断。古人早就认识到宇宙自然具有自身的规律，日月不随人事代谢而改易，正如《荀子•天论》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天、道的运行都“有常”，按照自身规律运行、发展，这种“常”就是和谐的体现，而不是人为随意的“非常”。阴阳学说的产生正是和谐思想的体现，是上古先民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反映。二是巫文化孕育了原始和谐思想。这里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古代的巫文化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巫文化长期被人们作为非科学予以否定，但无论从社会学、人类学或民俗学等角度来考察，我们都毋庸置疑地要承认巫文化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至少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或者说正是巫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愚昧走向文明。在和谐思想的产生上，巫文化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巫师沟通人、神、鬼，巫师是人类与神、鬼对话的媒介。一方面人们臣服于自然力，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试图征服自然。臣服的过程中就要执行巫师传递的神、鬼的意志，顺之则吉，逆之则凶，顺即和谐，与神、鬼的一致;逆则不和谐，乃是逆天、神、鬼而动，先民一般不敢违背鬼神意志。在人们求吉避凶、求福远祸、祈雨祭祀等过程中，通过巫师和巫术，实现人类生理、心理和神、鬼的冥合，达到心灵、肉体符合神、鬼的意志，使人、神和鬼之间达成一种精神的平衡，这便产生了原始的和谐思想。这种原始的和谐思想实现了人、神和鬼在精神上的一致性，重新塑造了人类完整的人格，重建或建构了人类与神、鬼的和谐关系，树立了先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同时也赋予了先民生存的勇气和奋斗的意志，认为只要顺应天意(神、鬼意志)，就会得到保佑，这也为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精神基础。所以原始和谐思想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和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一点似乎历来被人们所遗忘，故此处略为申述。三是古代礼乐文化促使原始和谐思想走向成熟。一种理论或学说如果被充分运用于政治或社会领域，往往标志着这种理论或学说的成熟，因为它要成为政治或社会的普遍伦理、普遍逻辑或普遍规范，统治者势必将其发展完善，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理论。我们知道，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社会理想不出三代，尤其对周朝推崇备至，孔子的仁政便是通过礼乐治国来实现，即社会要稳定运行，长治久安，必须实行“王道”，“王道”为何?便是仁政，仁政如何实施?便是礼乐治国。何为礼乐?礼者，《乐记》谓“礼者，天地之序也。”实指周礼也，仿周之自然、社会外在之秩序也;《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而如何达到礼乐治国呢?儒家经典中指出的不二法门即是“和”即和谐:“和者，天地之正道也”、“德莫大于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由此，和则万物皆化;序则的贵庶有别，礼即秩序，通过礼来划定秩序，乐来达到和谐，这样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都有序和谐，社会就能和谐稳定，统治才能历久不衰。这些都证明了和谐思想是儒家认为可以解决社会政治秩序问题，协调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宝贵经验。也正因如此，和谐思想便逐渐从自然观日益深化为社会观、经济观、伦理观等，使之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规范，尤其是“和为贵”思想、中庸思想等成为中国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至今影响仍在。因此，纵观中国思想史，可以认为礼乐文化促成了和谐思想的成熟。
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进行了正本清源、厘清脉络、探究成因之后，下面我们关注的是和谐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体体现。这里回顾一段历史，在北京大学教授张光?《季羡林的“和谐”观》一文中，回顾了国务院前总理同志于2006年8月6日专程前往301医院为季羡林先生95岁生日祝寿，问计“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而在季羡林先生逝世前一日还用毛笔为有关方面题词:“弘扬国学，世界和谐”，表达先生对世界的一个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季羡林先生的“和谐”观无疑对中央这一伟大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季羡林先生的“和谐”观是什么呢?季羡林先生在1998年写的《做人与处事》一文中写道: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处理得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应该说，季羡林先生的这“三个关系”高度概括了他的“和谐”观，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我们凝炼为和谐思想的三个方面: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和人心和谐。首先是人天和谐。人天和谐即是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天，实指宇宙、自然，包含天地。人天和谐思想是在人与自然接触、人类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观念，是早期人类宇宙观和自然观的重要体现。这种人天和谐的思想实质上就是汉代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其实庄子就提出过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达生篇》中说:“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而这仍旧不是最早的出处，最早的出处在《周易》。《郭店楚简•语丛一》就指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从中国哲学发展上看，《周易》强调天、地、人各循其道，天道“始万物”、地道“生万物”和人道“成万物”。或者说天道阴阳、地道柔刚和人道仁义，三道虽殊，但却相辅相成、相互呼应，天地之道乃宇宙、自然的生成之道，人类则处乎其间顺应其道以促成其事，而不能悖逆天地之道。因先民科技不发达，草昧时期认知所限，以为天地都由神鬼主宰，所以要顺应天地，这种顺应和服从也是一种和谐关系，使人类意志服从自然规律，尽管带有迷信，却实现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文字记载上看是源于《周易》，实则可能要更早，至少在《黄帝内经》中就反映出许多人天和谐思想的语句:“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与天地如一”(《灵枢•经水》)等。认为人、天在本源、属性等方面具有同一性，是相通相应的关系。更早的提法，因文献阙如，已不可考。至于道家，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道家人天和谐思想的精确表述，体现了老子人、地、天的和谐之道。庄子则借孔子的口说:“(回曰)‘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都是人天和谐思想的反映。这种思想到董仲舒便发展为“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体系，宣扬“天人感应”等思想，为汉朝统治者提供了理论武器，成为后世“天命观”的思想来源。
统治者从理论上确立了“以德配天”的“天子”的合法地位，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重要思想支点，这一思想发展成为后来程朱的“天理观”，用“理”来统一天道、人道，在哲学上已算是创新了，同时其作用更多地体现在伦理层面。而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认识论中也有人天和谐的思想，其五明学说、世间法中即可见人天和谐思想;佛教说“诸法空相”，又设六道轮回，劝人行善、成佛，这其中也体现了人天和谐的一面;又如佛教讲“缘起性空”，认为宇宙万物均是因缘和合而生，这人和自然的关系便也是“随缘”而成，这也正是人、天和谐的一证。人天和谐思想不是儒家的专利品，也不是中国的土特产，但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密码，同时也为我们当前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气候、环境、人与资源等)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借鉴。其次是人际和谐。人际和谐即是人与世界、社会的和谐。人际和谐包括两部分:一是人与整个社会群体的和谐关系;二是人与单个社会个人的和谐关系。前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方面。人际和谐思想产生也可上溯先秦，其发生约莫与人天和谐思想同时，并凸显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社会发展史角度看，人际和谐思想在先秦社会起到的主要作用即是树立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先秦时期，尤其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个人对社会混乱表示非常的不满和担忧，如何恢复社会的稳定，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成为当时人们，尤其是有志贵族的一大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用“礼乐”重建社会秩序的思想，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他的核心思想“仁”也是通过“克己复礼”来实现，指出治国行政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到后来荀子提出了礼为“人道之极”的命题，认为“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国之命在礼”，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人在社会中等级分明，约之以礼，社会才能稳定和谐。而道家则恰恰相反，认为礼为祸乱之源，主张无为而治，老子自己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主张过“小国寡民”生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摒弃礼义，消除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往来，回归原始生存状态。庄子的“(礼是)道之华而乱之首”与老子一脉相承，主张“逍遥游”。在人际关系上观点与儒家相对峙。在《太平经》中又提出“三气和谐”说，认为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和谐才能天、地、人祥和，天下太平。佛教则更温和一些，《大智度论》卷五十中说:“净佛世界者，有二种净:一者菩萨自净其身，二者净众生心，令行清净道。以彼我因缘清净故，随所愿得清净世界。”不仅自净而且净人，不但自度还要度人，各个得道的都有菩萨心肠要普度众生，抱有地藏王菩萨那样“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感人胸襟。佛教的善结人缘，“恒顺众生”，为人处世与人为善，要求“四摄”、“四亲”、“六和”，体现出佛教积极和谐的人际关系观。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它以仁为核心，大同理想社会为目标，礼乐为表现形式，“克己复礼”为实现途径，行中庸之道，追求“内圣外王”人生价值取向，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塑造了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儒士人格和治国执政理念。总之，儒重礼义，道崇自然，佛善亲和，不论是自律还是律人，是保持一种人际距离，还是彼此主动亲近，这种关系的处理智慧都为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三是人心和谐。人心和谐即是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心和谐探求的是个体内心的平静安详、平和协调。在儒家看来，要达到心灵的和谐，就要处理好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在义利问题上要“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主张以道德自律，通过内省、内修塑造理想人格。孟子也说:“饱食暖衣，逸居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指出人要有更高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和崇高人格。通过“仁民爱物”等途径达到人心、人际、人天的和谐。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庸》的“三纲八条”。道家在这方面作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如《老子》的“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指出人的身心要和谐融为一体，又说:“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强调要像圣人那样具有高尚情操，解决心灵与外界事物的矛盾以达到和谐。庄子则进一步从多视角探究了人心和谐的问题，他认识到人的精神为功名利禄等“物”所役使，破坏了心灵的安详宁静，所以他告诫人们要超脱“物役”，摆脱“物累”，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他的作品中有许多寓言是阐述了这一哲理，如“舔痔得车”、“蛮触相争”、“探骊获珠”等等。此外，道教提倡的“知足常乐”、“清心寡欲”等实现人心和谐的理念至今还影响深远，深入人心。在这一层面，佛教与道教颇有相通处，且有丰富的论述，如《苏婆呼童子请问经》说:“一切诸法，以心为本。由心清净，获得人天殊胜快乐;由心杂染，便堕地狱乃至傍生贫穷之苦。”将心作为诸法根本，相关论述还有“三界唯心，心名为地”、“三界之中，以心为主”等等，指出:“心垢故众生垢，心净故众生净。”将人心放在根本位置，这是儒道所不及处。此外，佛教还提出了一系列把握自心、正心净心的法门:“若善正心者，常顺法观察，不为过所使，如日光除暗”;“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要求人们弃恶从善，并描绘出各类地狱来警世。佛教“自利利他”的价值观和“慈悲为怀”的大爱精神都为达到人心和谐提供了一剂剂良药。佛教的“诸法空相”，劝告世人摆脱物欲，脱离苦海，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平静人心，为和谐世界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四、综合上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肇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在先民与自然的接触中，从其宇宙观、自然观和巫文化中脱胎，并在礼乐文化催化下逐渐成熟，并渗透到政治、伦理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人们立身行事的重要思想和行为准则。我们爬梳剔抉、董理出的这些和谐思想的论述及所厘清的和谐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脉络，都证实了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思想财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当前我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作者：罗智伟 单位：宜春学院赣西民俗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