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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1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85 文章编号：1009-783X（2014）01-0016-04 文献标志码：A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等29日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走过的历史路程。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而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才能谈得上复兴，所以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1.文化传承
近几年文化传承已经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以“文化传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相关检索，从2000年到2012年发表的文章有1614篇，近3年1484篇，占13年以来的92%，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2010年343篇、2011年495篇、2012年646篇，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民族、文化等方面。
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学术界有不同的界定。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制约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的民族性。迟成勇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有所损益而不断延续，世世代代相传，同时也是文化自身的自我扬弃或辩证否定过程，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辅相成。麻艳香研究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的文化传递方式：纵向传递和横向传递，其中纵向传递是指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代传至另一代时，这个过程被称为文化传承。钟志勇认为文化传承可以看作是文化从一代人传到另一代人的文化传播过程，例如民间艺术文化的世代传递、民族文化的族际传递、语言文字的历代传递等，文化传承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时间性、延续性和继承性等特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一代传到另一代的过程，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传”和“承”，“传”主要是时间上的纵向（一代传一代）传递，“承”主要是承受、接受，在传承过程中受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制约而有所变化。
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现状分析
2.1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现状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问题已经受到国家重视而成为研究的热门，而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的研究有很多，主要归纳为如下。
肖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形式、技术技能的繁简、所处区域及场所分为家族血缘性传承、收徒拜师性传承、性传承、地域民俗性传承。李荣芝提出“四位一体的模式”，所谓“四位一体”指的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不是仅通过某一类媒介而进行的传与受活动，而是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传承，是一个包括学校、社会和家庭、民族传统体育协会组织、以全国及地方民族体育运动会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在内的灵活的传承系统。李刚等认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可以采用“以政府扶持规范为依托，以院校、社团教研为主流，以家族传承为辅助”的“三元传承模式”，三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促进，可以构成稳固的三角关系。刘俊伟从体育强国必须有强大的民族体育品牌来支撑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为学校教育传承、竞技传承、产业传承、媒体传承、民间传承。冯强对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性进行分析后，把佤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分为家族血缘传承、魔巴传承、集体传承、竞技传承。普丽春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析，提出了弘扬传统教育、引入学校教育、构建多种形式的教育模式。
2.2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分析
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其优点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地域模式有所不同，而且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较多；李荣芝、李刚、普丽春3位专家提到符模式应该有主次之分和相辅相成，相对较全面；传承模式中的学校、社会、家族、协会、政府等都是以人为研究主体，较容易理解和执行。不足之处：传承模式虽然较多，但都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学校、家庭、社会、赛事、教育等社会集体方面，没有新的突破，同时也难以全面概括；传承模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传者和受众2方面，而对于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方面的传承研究较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缺乏“民族体育”的特色，使人们认为这种传承也叮在民族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等方面都可相通。
总之，目前国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研究不够全面，缺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其研究应该包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者、受众、媒介、价值需求、文化信息5种因素，同时也应该考虑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特色，才能全面、准确概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
3.1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
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是指传者把相关的信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语言、文字、图像等媒介传给受众。其中的语言、文字、图像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中的媒介，是传者和受者的中介，是传承的工具和手段。例如：我国传统武术在古代主要是师承，上一代的师父传给下一代的徒弟，传承媒介主要是语言（有些古代武术可能有少量的文字或图像）。语言在古代社会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传承媒介，它的运用范围大于其他的媒介，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中传者和受者可以随时根据听者的反应，调整说话的语气、内容、节奏等，体现出语言传承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伸缩性，我国儒家一贯把“言”看得很慎重，把“言”的训练看成是文化修养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的武术传承中媒介已经呈现多样化了，有书籍、杂志、报纸、电视、网络等等，而且传承的辈分不一定是由上向下传承，可以是同辈问的传承也可以是下辈向上辈的传承，但语言这一媒介在传承中还是占主导地位。
3.2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另一传承模式来自日常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这是一种非语言、文字式的传承。这种模式传承主要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劳动作业、起居饮食中，上一辈人通过行为举止、耳濡目染地无声地熏陶下一代，使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习惯。例如，在我国很多与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节日：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苗族的“爬坡节”“龙船节”“赶秋节”“闹鱼节”、白族和纳西族的“火把节”、侗族的“赶哥会”“花炮节”、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等，这些农事与节气、色彩的忌讳、交往的礼节、择偶等，是通过上一代人的行为影响、感染下一代人，因袭继而代代相传。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2方面：一方面是传者的主动传授和受众被动吸收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受众的主动学习过程。在这2个过程中受众主动学习尤为重要，这主要是来自受众者的主观好奇心，从而产生2个后果，一是向传者发出询问和请教，另一个是模仿。在封建社会民族传统体育的模仿比较普遍，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些有威信父母、长辈、崇拜的偶像、支配社会的风俗等，在现代社会这种习惯虽然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但在一定程度还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更多的是传承上一辈人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事方式等。
3.3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
器物程式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有的文化特点，这是非语言、文字的群体共享传承。我国古代青年男女“私订终身后花园”，他们交换一块手帕、一封情书、一个玉佩、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等定情的程式，从传播学角度看这就属于他们间的共享信息，这些信息对别人来说很难理解，但对于他们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虽然与语言、文字、图像等的信息传承和生活劳作的经验传承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可以看作传承要素中的媒介，但它的形式是约定成俗的，传承时都是有比较确定的意义，有一定的结构关系，把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行为举止等通过身体活动形成一套固定的程式结构，使得这种程式具有完整性。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一旦形成，其结构和功能是比较稳定的，尽管有时候可能会有小的变动，但不会伤其本义。在我国现有的民族传统体育中每一项目都有其独有的程式，例如竞赛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其比赛规则，比赛时必须按规则进行，而对于表演类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其要求，形成了每一项目都有其自身规律和独有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体现了各个动作间的协调和有机组合，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从具体单个动作经过组合构成，形成比较固定的动作组合。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特点是动作的准确、协调、连贯、舒展、敏捷而富有节奏，形成身体活动在结构上体现这种动作组合的共享信息。又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舞龙和舞狮项目，龙和狮子都是一种动物没有实际意义，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是具有呼风唤雨、消灾除魔能力的神通，而狮子被赋予吉祥的化身，代表美好的象征，故每逢节日，都会有舞龙和舞狮表演。舞龙时以人排成长队模仿龙的动态进行，这种表演形式比较固定，有一定的表演规律，舞狮表演以模仿狮子为主，按一定程式进行，主要是用于求平安，因而在中华民族百姓心中舞龙和舞狮是代表求平安，舞动的不再是“龙”和“狮”，而是希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现象是人们经过长期传承和发展创造的一种器物程式共性传承，同时也是民众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几乎都是对未来美好的联想，或者是对天、地、人及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憧憬。所谓“器物”不一定指“物品”，也可以是“动物”或“人”，例如武术中的各种拳法是通过器物“人”以一定的固定程式（动作）表演出来的，这种器物程式的共性传承在民族传统体育中最有特色，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特色。
3.4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的艺术传承
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所谓艺术传承是指这种传承方式是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用艺术语言（音乐、舞蹈、服饰、器具等）进行文化传承。1）音乐的艺术传承。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将图画、雕刻语言与音乐作了效果上的分析和区别，他认为：图画和雕刻展览使艺术家和观众们仍保留在起初的孤立状态，音乐和它的盛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大家都致力于解决同一任务，使作品能够表现得更好，这是大家共同享受的一个东西，大家都饮同样的甘露，都同时被同样的感情所控制，它团结了成百人的共同行动。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使用的乐器比较简单、原始，因而产生的音乐比较简单、纯朴、粗犷，有时只有人的简单叫声，也正是这简单音乐最能体现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这种原始、纯朴、粗犷的特性。例如瑶族的打铜鼓，自宋代以后一直流传至今是瑶族人民重大节日（达努节、王节、瑶年）开展的活动，打铜鼓是边打边舞，动作粗犷、节奏固定，表演各种动作，滑稽诙谐，相互之间进行比赛，对最佳的鼓手要敬酒祝贺，并赠送礼品，促进民族团结。2）舞蹈的艺术传承。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舞蹈类的民族传统体育不在少数，而且开展舞蹈活动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主要反映人民的劳动生活、休闲娱乐、理想情操、生活爱情等。舞蹈是表现人的一种活生生的语言，是翱翔在现实世界之上的一种艺术的启示，目的是以较高水平来表达人的情绪意象和譬喻，并要求传达给别人。当我们对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武术与中国舞蹈作为2种典型的身体文化，无论是在演练的“身韵表达”，还是在观念的“审美价值”方面都体现出高度一致性，并且它们在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下，发展成了一门系统的、庞大的艺术体系。3）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服饰、器具传承作用。我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服饰，可以显示人的职业、社会等级、民族地域、信仰观念等，在我国劳动人民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制作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饰，也创造了服饰这门艺术。4）器具的艺术传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所用的器具更是各种各样、各有特色，有些是简单的物体，例如抱石头、举沙袋、手顶棍、顶扁担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动物，例如斗马、赛骆驼、赛牦牛等民族传统体育，有些是经人加工制作而成，例如舞狮、舞龙、龙舟等。
3.5社会组织的制度传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主要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行为，因此，它不可能脱离人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由实际行动的各单一人按照一定的目标规范合作而成，组织内各成员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进行互动，在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不是随意的，而是受一定礼仪和规定的制度制约。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根据血缘和地缘可分为家族制度传承和地域制度传承。
家族制度传承是根据血统的远近来进行传承，其特点是：直系亲属最亲，旁系亲属次之；有辈分之分，下辈要尊重上辈，上辈有责任对下辈进行督导。在封建社会家族制度内部等级更加森严，要有明确的尊卑等级关系，男女有别，在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妇必从夫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许多项目都通过家族制度进行传承，其中以武术较多。
地域制度传承是指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的传承，其特点是：1）由于居住在同一地区（领域）其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服装、语言非常相似；2）依据住地的远近、辈分的长幼而建立了一类特殊称谓，习惯也用族内爷爷、奶奶、伯伯、婶婶来称呼左邻右舍的人们；3）按当地风俗在节日举行各种活动。这类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有傣族的泼水节、傈僳族的刀杆节、火把节（白族、傈僳族、纳西族、拉祜族）、侗族的斗牛、哈萨克族的姑娘追等。现代生活的地域制度传承可以看作比较广泛的地域或国家。
3.6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
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人们对大自然的现象无法解释，因而赋予超人的力量，认为大自然的各种现象都有着同人一样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万物有灵气的观念，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既要同大自然斗争，又要依赖大自然，人们开始了精神层面的信仰和崇拜。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例如：苗族的“招龙”活动、汉族的舞龙、舞狮都是从精神层面表现了人们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侗族、壮族、仫佬族等民族的抢花炮是较受民族喜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抢到花炮的人被认为是得到了“天赐之福”，一人得福全队分享，全村安康，还被看作是村中的豪杰，受到男女老少的崇敬，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的驱动下，参与者非常积极，场面非常壮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作用不可低估，随着精神层面情感意念的介入，在其传承过程中会不断地被创造，现实混淆历史，有时只能作为文学作品来究读，不能作为信史引用，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赋予劳动人民的想象、智慧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是由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组成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文化使各民族具有一种内聚力，形成荣誉与共、相互依存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神层面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处在最高位置，因而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层面的心理传承是代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象征的传承，是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和继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承有一定的心理暗示，例如：端午的“赛龙舟”怀念爱国诗人屈原，傣族的“泼水”代表一种相互祝福，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是传达爱情的盛会，撒拉族的“羊皮筏渡河”比赛显示了撒拉族人与大自然搏击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参与朝鲜族的“跳板”活动女孩出嫁后就不会难产，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高空“走绳运动”纪念乌布力的为民除害，东乡族的“耍火把”活动预示来年的五谷丰登等，多不胜数。精神层面的传承过程是人们的心理传承过程，主要体现在沉积于人的文化心理活动中更为深刻的传承，反映在我国社会是以精神召来团结、调动全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从维护社会安定层面认为这种传承是必需的，传承不只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民族精神、民族使命，代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精华。
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2
理论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伦理道德因素，比如，《大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修身是实现人生最高理想的首要条件，也是造就最完美人格的基本途径。《礼记•中庸》中，“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被奉为治理“天下国家”的“九经”之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就把传统伦理道德的积极成分上升到国家层面，与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有机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道德价值的有力体现。这也正是当前我们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育人价值。《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指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礼记•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私财。”对于大学生来说，大到国家、社会，小到家庭、自身，责任无处不在，承担责任是一种高尚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蕴涵远大的理想、无私的情操与仁善的心灵，人的价值也因为承担责任才有了分量和精彩。以传统文化为载体，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德育价值。“爱岗、敬业、诚信、友善”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人层面的要求和规范，也是大学生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是大学生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应当表现的德行。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缺失现状
社会认知程度不高。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当代大学生在享受更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面临多元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传统文化正逐渐从他们的观念中退化，多数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是片面的、笼统的。这些都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他们的健康成长。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当今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良莠不齐、言论环境相对宽松和自由，90后大学生过分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整体协作观念差，缺乏社会责任感。社会、学校、家庭对学生的独立人格和个性发展的重视不足，使学生的主体性被压抑，缺乏责任感。从当代大学生身上深刻反映出一种由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体制的变迁带来意识形态的多元化而导致的价值观选择性的迷茫。心理素质趋向弱化。当前，部分大学生无法实现从依赖型向独立型的过度；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对老师的教育和同学的帮助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缺乏应对压力和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择业心理压力加大，甚至对生活缺乏信心，造成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方面问题的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健康成长及高校稳定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现途径
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3
关键词：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 性质 民间性
前言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融合性较强的中原文化形态，而且还有各少数民族特有的多元文化形态，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灿烂文化体系，这是我国56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历史实践的产物、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区域化的不断扩大，少数民族也逐渐走进整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而带来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则面临时展的挑战，是继续传承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还是与时俱进，顺应发展的要求，大胆创新，寻找新的出路。本文根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和前人研究的成果，旨在分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性质及传承和保护必要性分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主体民族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是各少数民族世代相传，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它的内容丰富多彩，历史悠久。性质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属性和特质。是同类事物所共有的，也是区别他类事物的依据之一。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也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国少数民族大多地处边远落后地域，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并受到中原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综观中国传统文化，它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我国众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产物。从地域性和民族根源性来看，华夏的中原文化是其主流，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北方草原地区的“北岳文化”和“游牧文化”，东北黑水白山的“满洲文化”，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各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而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彰显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和生活习惯，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文特点等因素融合而成的。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生活情趣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被人们淡忘、失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定位，以及在生活现代化的今天如何普及和推广，继承和弘扬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更具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热潮中。搞好少数民族团结是很重要的一项举措。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有效调解、缓和人际关系冲突与矛盾，促进民族团结。
综上所述，我们根据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有的特征，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性质归纳为民间性、同族性和自发性。
民间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是在体育活动形式中升华出来的一种意识文化，进而融入整个本民族的文化主流，随着历史的车轮，注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大熔炉，形成一种传承的民族文化形式，深深地扎根于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中，并在传承的过程中体现自身的文化价值。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大都没有统一的文字，所以教育的手段主要靠言传和身教，大都是在生产和生活中的模仿学习。这种模仿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民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需要说明的是生活方式对民族体育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譬如，主要分布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赫哲族，从事渔业生产，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赫哲族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捕鱼经验。人们对各种鱼类的习性十分熟悉，捕鱼的手段是用鱼叉去叉，往往百发百中。为了，让下一代能熟练地掌握叉鱼的生产技术，家长就教他们学习叉草球，这就演化成了一项富于乐趣的传统体育活动，同时又能学习生产技能。叉草球运动的方法是一手握鱼叉，一手把草球扔在地上使其向前滚动，象征着鱼儿在水中游动，这时迅速掷出鱼叉，一人叉一次，轮流进行，数轮以后，以叉中次数最多者为优胜。当小孩子的叉球技术十分熟练的时候，家长便带他们到江河中去叉鱼③。新疆哈萨克、克尔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都以畜牧业为主，马成了他们主要生产、生活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与马有关的体育项目。如：赛马、刁羊、骑射、马上角力、姑娘追、飞马拾银等项目。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历来是漠北少数民族载货物和骑乘的工具。由此产生了“赛骆驼”运动。这些形式多样、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沿袭至今。
同族性，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旅之间的民族性、认同感和集体荣誉感。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所谓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性是指：除汉族外55个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群体共有的，并区别于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文化学理论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是任何文化的共性所在，如珍珠球运动是满族的一项传统游戏项目，又称“采珍珠”，满语“尼楚赫”；板鞋舞、板鞋竞技是壮族民问传统体育项目，起源于明代：还有傣族的孔雀拳；白族的霸王鞭等，都反映出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显著的民族特性。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加之地域性和民族性等基本特性，使其成为培养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有效形式。认同感是使人们聚合在一个群众中的情感，是一种其成员对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感到更亲近的情感。认同感的形成是在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相同的同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就起着使本群体、本民族认同的作用，并能增强内部的亲近感。许多少数民族都通过民族体育活动增强这种认同感，并从孩提时代开始就这样做了。如白族的人拉人拔河、苗族的接龙舞等运动，在运动中往往需要许多人参与和协作，儿童在活动中能结识许许多多的小伙伴，并养成与众多小伙伴友好相处的习惯，从而培养儿童的协调关系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认识得到加强，也对增强认同感起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认同对于维系一个民族形成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全民性的特征，尤其是全民信教的民族，通常以、节日祭祀活动等形式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往往是由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这些特点包括居住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素质、等因素以及各种
因索的互相交织，反映了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轨迹。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要素中，民族认同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特征。因为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虽然民族文化认同也随着其他要素而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则会发生民族分化或者与其他民族融合。民族认同的差别，是区别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标志。民族认同是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发展最基本的族体维系力量。从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往往要经历一个体育文化的实践、族外体育文化的趋同、族内体育文化的认同、最后融合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形式。
集体荣誉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各个少数民族也不例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培养这种集体荣誉感的功能。例如，舞龙、舞狮子、踩高跷、龙舟竞渡、斗牛、拔河、赛马等活动，多以村赛或部族为单位。参加比赛者除了进行激烈的竞争外，还表现出了集体荣誉感。在这类富有竞赛性的活动中，集体内各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往往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即使旁观者也都难以作为局外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角色，为自己的集体欢呼鼓劲或沮丧惋惜。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培养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发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地域条件的制约，受自然环境的限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只能以嬉戏、娱乐的形式延续。例如：青海牧区的“抱沙包”，藏族的骑“牦牛”，朝鲜族和苗族的“荡秋千”，青海土族的“轮子秋、拔腰”等。根据上世纪80年代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和原国家体委文史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全国性的调查，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达970余种，但大多数项目都是自娱自乐的项目，缺乏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虽然有一部分项目有一定的竞争意识，但从本质上没有超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自发性的缺陷，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自发地从生产生活的劳动中逐渐演变出自己的以嬉戏、娱乐等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竞技成分较淡。不同的民族自发形成有自己特色的体育项目，分别代表不同的民族文化，如以我国南方(包括西南、中南和东南地区)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山地体育文化的类型：我国西北地区和内蒙古部分农村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村体育文化类型；生活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的藏、门巴、珞巴等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就属于高原体育文化的类型：分布在我围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牧区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体上属于草原体育文化的类型等。
结语
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4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平面设计应用和结合
一、设计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形式、符号在世代传承中不断演化、再生。而文化的精髓也源远流长，不断得到继承和升华。
（一）传统吉祥符号
中国传统吉祥符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传承与发扬它，把其精神元素融人现代企业形象设计之中，必定会使企业形象设计更具文化性与社会性。中国几千年传统吉祥图案及纹样经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成为中国企业形象标志，有方胜、云纹、如意纹、回纹、水纹、太极八卦、中国结等。这些纹样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中国联通的标志，就是由一种回环贯通的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盘长”（即中国结）演变而来的。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之意。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信达畅通。将这种吉祥寓意与现代信息时代的理念巧妙结合，使传统文化有了延续性，巧妙而不牵强，使我们的现代设计少了一些商业气，更多了一些文化气息和亲和力，在传达中达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设计作品与大众心理的对话。
（二）神韵的传承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深层次的是在于神韵、内涵的传承。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具有独特的审美哲学和审美情趣，这些文化随着具体事物通过视觉表现出来，如：国画、书法、易经、禅学、五行八卦等等。民间有剪纸、泥塑、木版年画等。在神韵传承中，设计师不直接引用符号而是将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意蕴、审美方式等综合之后，再形成独特的设计方法，达到与传统“神似”的目的。香港著名设计师靳球强之所以走向成功，源于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以及在对中国文化精髓如古钱币、水墨文化、书法、儒家文化、民间文化等的深刻理解，加之早年受到的现代设计的影响，使他的设计作品传达出厚重的文化底蕴。他的设计将传统和现代融会贯通，神形俱佳。
（三）中国传统审美
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方式中强调精神的追求和意境的表现。意境包含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两个方面。艺术家通过有形物质世界的表现来追求大千世界的神韵。“境由心造”，在绘画、雕塑、建筑等各个方面都能够体现出艺术家创作过程中所强调的意境美和心理上的和谐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意境的美表现在人的创作和审美体验当中。唐代的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提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和意境。意境作为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与思维关系密切。人们崇尚意境之美，李泽厚在《“意境”杂谈》中说：“意境”是“意”“情”“理”与“境”“形”“神”的统一，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统一。形与神是创造意境的前提。形指可视的形象，意境的产生依赖于形象，对于形象之外的联想也要依据可视的形象来刺激。神指艺术精神的更高境界，艺术品的传神之写照能够更好地表现出意境之美。形与神的统一始终是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中国绘画艺术尤其重视意境美的表现，这是由中国传统思维形式决定的。中国自古以来注重表现自然美，表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二、传统文化在现代平面设计艺术中的应用
（一）构图方式
中国人向来追求中、全、和。所谓“中”，即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儒学表现的正是这种中正平和的大家气度，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儒家思想为古代设计提供了设计的宗旨，阴阳五行思想为设计定下了具体的模式，如在建筑设计上强调等级体现，布局上富有层次感和对称性，在色彩上以黄色为至高无上等。这种注重系统规划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构图方式上多有体现。中线是一个表现，中线指以一条中心线自上而下贯穿整张画面的构图方式。在中国现代图形设计中，运用中线进行排版的作品大量可见，这与德国多运用上升的斜线进行排版的构图方式形成别有意味的对照。这种构图折射出“万事求中”观念对设计师潜移默化的影响。对称也是一个表现，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对称”被公认为美的一种因素。在中国民间美术的图案构成中以偶为美、两两相生的对称之美也是由来已久的，如年画、剪纸、风筝、脸谱等。
（二）表现方式
中规中矩的儒学与自由随意的道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中国古代工艺设计思想，两者对立补充，使得中国的设计思想有了完整的发展空间。正如等级森严、秩序井然的紫禁城与小桥流水、诗意盎然的江南园林能够和谐共生一样，道家清静无为的道德准则和封闭含蓄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总体上重意境、自然含蓄的特点，其朦朦胧胧、藏而不露、隐含寓意的艺术表现方式，为本土化图形设计注入了独特的精髓。
1.传统水墨方面
当代平面设计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如工笔画的线条、版画的色调等，然而水墨画的随意笔触和虚实关系更为现代设计所普遍借鉴，它的不规则性和渗透性与商业设计的严谨性巧妙而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一种非凡的视觉力量。毛笔是有生命力的，水与墨是有灵性的，中国水墨画的表现形式和工具材料特质，如墨、绢、宣纸等决定了水墨画创作有一种不可逆性，笔蘸着墨与纸接触，一笔下去，不容修改，只有在充分放松的自由状态下才能真正进行创作。
2.传统文字方面
在现代图形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字进行图形创意的平面设计十分常见，可以说是最具本土化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汉字的独特魅力在于它象形的字型和巧妙的结构，汉字中蕴涵着视觉表现的无限可能。如清代吉祥文字“黄金万两”利用字体结构的相似重复，把四个字连成一个图形，是现代字体标志的成功范例。
（三）色彩表现
中国传统色彩一方面受统治阶级制约，如皇宫寺院用黄、红色调，王府官宦用红、青、蓝等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另一方面则不受限制地在民间蓬勃发展，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在当代平面设计作品中依旧能感受到色彩表现上的朴素与浓艳、大俗与大雅的独特个性。朴素指的是现代设计中随处可见的黑白对比和素调子。简化色彩既可舒缓视觉疲劳，更能体现设计作品的典雅情调。浓艳主要指色彩搭配的对比关系。我国传统艺术用色的基本准则为五色，即黑、白、赤、青、黄。这五种色彩并置，效果十分强烈，在我国传统艺术中，无论是民间美术中的年画，还是宫廷的建筑构件等，都常用五色对比。这种养目的色彩在传统食品的包装设计中最为常见。
放眼世界，现在已是网络时代，地球也已变成一个村，我们的设计作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手段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我们的文化交流也就显得非常的频繁和有效。只有立足当代，深挖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的设计之路才会越走越宽，才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张曼娟.《平面设计与传统文化的导入》［J］.《内蒙古艺术》，2006.
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5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始终贯穿着中国从古到今的管理实践，涉及到行政、经济、军事、文化、家庭等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这些管理思想及实践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要把古代优秀的文化与我国管理实际结合起来，促进管理的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管理理论的正统地位由美国转移到了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在日本管理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就是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可以说,日本和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及其富有东方个性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引起了人们的一番思考。所以，在今天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构建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一个迫切的也是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我们应该从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我国管理不应该单纯照抄照搬西方的科学管理理论,而应该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挖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宝库。只有将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有机地契合起来,这才是我国管理工作的根本出路。
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科学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我国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人的心理观念、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多元多变，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有多种多样的不同，这些因素构成了我国人文背景的特异性，这种特异性常常与科学管理制度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文化在我国各个领域都存在着很大影响，研究传统文化对我国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修己”和“安人”，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其管理思想的逻辑演绎，将家、业、国、天下的管理只看作是人口和范围的不同，而管理的模式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对家族的管理方法同样适用于企业和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以家族管理为出发点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伦理文化为基础的家族管理思想与西方制度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西方管理强调理性准则，不论亲疏远近，一律用统一的组织制度和纪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伦理型管理是以由已及人来看待社会，把治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及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及国家管理中，要求企业成员要象父子、兄弟一样相处，结果导致了在管理中讲人情、讲关系，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管理方法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但内部交易成本太高，企业对员工饮食起居、生老病死考虑的较多，领导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人的思想工作，结果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还是不高，企业经济效益较差，企业目标变成了社会福利目标。
无论是内地近年成长起来的私人企业，还是港、奥、台及东南亚久负盛名的华人企业无一不是家族式企业，他们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成功的文化底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华人在海外的创业环境使他们必须以自我奋斗，依靠家庭成员协作，依靠同族、同乡帮助才获得成功的，所以家族成员、同乡之间自然产生了一种信赖、亲情，管理中也就形成了宽容、仁爱、平均为准则的伦理型管理模式。
家族式管理模式有其优点，表现在：一是企业的员工多实行终身雇佣制，员工稳定且很少流动，因而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少，员工培训成本低，且能确保员工的整体素质高。日本企业的“型组织”及管理模式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此。二是职工对企业的依赖性强，企业有较强的凝聚力。终身雇佣和年功工资制使员工不愿离开企业，一旦跳槽到新的创业，工资福利就重新从零开始。因而将员工的利益和命运与企业联在了一起，培育了员工爱厂如家的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因此在建厂初期和企业处于困境时，能提高企业的耐久力和抗风险能力。三是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家族式管理讲求以情动人，以行感人，以德服人，领导同职位权力较少，用个人权威较多，因而劳资矛盾冲突少，企业的人事纠纷少，不易产生西方企业那种劳资对抗激烈，罢工、示威、成批解雇工人等恶性事件。同时企业领导层大多是老板的亲戚，班子团结，特别是老板具有绝对权威时，因而决策集中，管理效率高，成本低。四是对新技术、新工艺有较强的吸收消化能力，能有效地防止企业机密和技术专利的泄露，其内部技术创新也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企业内部的“五小”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能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五是家族式企业中管理者（老板）和员工（雇佣者）在感情上存在着“主恩图报”的思想。在儒学伦理别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价值理念，家庭人伦观念中的“养育之恩、三生难报”等在东方式的管理理念中就具体化为主恩图报的思想。靠亲缘关系进入企业的员工会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有视老板为衣食父母的报恩心理，非亲缘员工也会有知遇之情、赏识之亲、重用之恩，他们会以加倍的努力去报答，如若某人忽视或违背了这种伦理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则会引起公众的指责，有时很难在社会上立足。这种无形的伦理道德观对社会公众的约束，使家族企业主从中受益匪浅，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家族企业管理平庸、技术低下，但仍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以上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约·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进企业的能人不能及时公平地提拔重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不能形成庸者下、能者上的用人机制。若老板及其管理者凭优越感而滥用权力，亲疏分明，就会造成大多数员工有怨言，因而这类企业当成长到一定规模后其弱点非常明显，导致企业不攻自破。家族式管理过分重视人情，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融洽，为企业带来和谐的利益，但企业不是家庭而是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其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利益与企业目标和利益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冲突，特别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老板及亲属或亲信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整，必须有一个客观公正的标准，用统一的制度和纪律来约束全体成员的行为，才能形成客观公正的管理机制和良好的组织秩序。同时家族企业在领导选择上往往以血缘亲疏为标准，采取子承父业和亲戚总比外人可靠的家族继承制，忽视个人的才干和品行，从而导致企业持续发展受阻，领导更替造成企业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当让位于他儿王安本人被称为慈善的独裁者，他敬业、勤奋，不贪财，为员工谋福利，因而很受员工的爱戴，但他忽视制度建设和管理，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管理泛泛平庸者”。家族企业领导者的作用非常突出。他们的道德、行为端正，作风严谨，奉公敬业的表率作用，业务素质上也要求有一技之长，他们许多是复合型人才，不仅是某个技术领域的专家，而且也是精明的商人，还是公关能手。由于他们的才能而限制了许多下属作用的发挥，压制人才的成长，形成个人绝对权威。因此这类企业经常会出现“成也萧何，败地萧何”的现象，即能人经济现象，当个人决策正确时，不仅决策迅速，贯彻有力，还会提高个人的权威；但当其决策失误时，也得不到他人的及时提醒，会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当此人不在或退位，组织会出现人才断档，权力真空现象（继任者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个人绝对权威），造成企业一时期内混乱或无组织状态。家族式管理任人唯亲现象严重。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按亲疏远近而非因才适用，因此在组织内产生“自己人”和“外人”的差别，造成“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家族主义氛围。外人为生存也就趋炎附势，拉帮结派，形成“你群”和“我群”的派系。有时为保护“外人”的利益他们会团结起来与老板或“自已人”抗争，造成企业内讧。因此家族式管理要么凝聚力很强，人际关系融洽，要么内部四分五裂，派系纷争。家族式企业的管理目标往往是以社会责任和员工福利为第一位的，而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由于这类企业在创业时有亲朋帮助，兄弟打天下才获成功，从伦理道德上讲不能忘了患难弟兄，因而为他们谋福利义不容辞。同时为兼顾公平对全体员工也会一视同仁，企业包揽了员工的住房、医疗、保险、子女就业乃至全家的生老病死，很容易将企业办成福利组织。
“人为邦本”:关于对象管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记载:“重我民”、“施实得于民”;孔子主张富民、教民(见《论语·子路》),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因而，在我国现代管理当中，应该充分重视人的管理，关心下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促进事业的发展。
“人之能群”:关于管理组织，现代管理在组织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办事效率、行为规范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儒家的管理组织理论则集中体现在荀子所说的,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群”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要使之成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就必须有“分”。所谓“分”,作为组织结构、伦理结构、职业结构以及国家的管理机构等,是人类生存的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组织有序化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组织可以使人类的整体力量得到汇集和放大。儒家所提倡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的基石,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已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的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组织来说,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剂”，有了紧密的组织架构，就会便于人员和机构的密切配合，在工作当会提高管理效能，进一步推动事业的发展。
“正己正人”:关于指挥管理,现代管理关于指挥和领导行为的理论有其丰富的内容,如r·布莱克和j·穆登设计的管理方格图和f·菲德勒提出的随机制宜理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正己正人,成己成物”的思想与以上理论同出一辙。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是为仁之方。因此,在人际关系问题上,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即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尽心上》),如果剔除其包含的封建内容,古代先哲“正己正人,成己成物”思想中所提倡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是完全可以用在管理工作中的。
“贵和持中”:关于协调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用“相济”、“相成”的思想丰富了“和”的内涵。他将其应用在君臣关系上,强调君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否可相济”的重要性。通过“济其不及,以泄其过”的综合平衡,使君臣之间保持“政平而不干”的和谐统一关系。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中”,即中庸之道,不偏不倚谓之中庸。《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持中的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些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有着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贵“和”持“中”的观念说到底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和简单协同的道德,在管理上它是有不足之处的。
“自强不息”:关于激励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自强不息。《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对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孔子提倡并努力实践“发愤忘食”的精神,鄙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如果说,这只是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自强不息、积极有力思想的表现,那么,“人穷志不短”,“刀子不磨要生锈,人不学习要落后”等民间俗谚,则反映了自强不息精神的普遍化和社会化。正是这种精神,凝聚、增强了民族的向心力,哺育了中华民族的自主精神、反抗压迫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前进的精神。如果将自强不息的精神运用到管理过程中去,那将充分调动发挥员工的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增强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地向前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处于中华文化圈边缘地带的东亚及东南亚诸国,也不同于西方一些新兴发达国家,他们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次生性。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具有丰富内容并包含许多精华的原生性文化,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人本主义哲学并初步建立起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体系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创立和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构建只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当然,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可抱残守缺,同时也不可连根拔起;既不可背负上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同时也不能走向民族虚无主义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市场经济一旦走出其初始阶段,那种以物质刺激为手段的经济人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便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已经从传统的市场经济时代进入到知识、技术和文化经济时代,社会总需求和个人总需求已不能再完全用物质范畴来涵盖。换言之,物质的概念已成为过去时,人的文化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物质消费也越来越变成文化的物质。日本是二战以后最早复兴并迅速跨入经济强国之门的国家。日本的成功恰好在于把中国的伦理人管理模式与美国的经济人管理模式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日本企业的辉煌。越来越多的学者都认识到它是西方市场经济在机制方面的优越性,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有机结合的产物。由此,可以认为,中华文明遭受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我们拥有大多的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而在于我们缺少市场竞争的机制,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人观念正暗合了当代西方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理念。一旦市场经济的闪电射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必然会唤醒中华文化的勃勃生机。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人本管理体系的建立一开始就要超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尽管它在一些方面还显得很不成熟,但如果把五千年的文明智慧和独特的民族精神同西方的先进管理模式相结合,就必然会使中国的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加速发展,并绽放出簇新灿烂的中华文明之花。
传统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1、重形式轻效率。传统行政文化中注重形式，导致在行政管理中爱做官样文章，办事拖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决策迟缓，影响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目标的实现。2、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文化中重人轻法，人情风盛行，在行政活动中表现为行政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行政决策和执行缺乏法律约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成为常事。3、重权威而轻民主。传统社会的皇权、官权使权威观念影响极深，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表现为独断专行、专制、集权，家长制，行政民主难以实现。4、重共性轻个性。传统文化中以办事稳健、不出风头为为政的要诀，以致于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思想僵化、保守、不敢开拓、创新，行政活动缺乏应有的弹性和活力。5、追求等级不尚平等。传统社会等级森严，官本位思想严重，在行政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等级性和依附性，严重影响行政法制建设和行政民主进程。6、注重大一统集权缺乏必要的分权意识。7、注重治国经验忽视制度研究和机构设计。
在行政思想、行政心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和意识、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当中要革除传统文化的不良影响，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在行政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加快建设廉洁、高效、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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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传统文化范文6
关键词：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 借鉴
企业文化是企业精神的象征，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塑造企业良好的形象，协调和统一企业内各工作人员的工作，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必须与企业所在地的文化相适应。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国加强对企业的文化建设，离不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维度激励的导向力、渗透力和约束力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了传统文化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借鉴意义。
1.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以人为本的倾向，在“人”和“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表现出“重人轻物”的价值取向。正如孔子所言“天地之性人为贵”，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生命和价值，将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认为其他一切的活动和创造只有在为了人的时候才具有价值和意义。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重视人才，而且也经常提倡民本思想。现在企业文化管理的核心也是人，建设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价值，这与传统文化的人本思想极其吻合。我国企业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掘传统文化在这一方面有价值的东西，为企业文化建设服务。
2.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中和中庸，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人追求人际和谐、家庭和谐以及国家和民族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最崇高的理想和最美好的境界。和谐的价值取向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的始终。这一理念，与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我国企业在加强自身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相应的有益部分，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灌输以和为贵的思想，并将这一理念纳入企业管理中，创造一种和谐的环境和氛围。要求企业加强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和谐,提倡互帮互助，坦诚相待，团结协作,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企业内部产生荣辱与共的协作精神，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正如《周易》中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国传统文化重视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论语》中也强调“志士仁人，不可以不弘毅”。这种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企业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要想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必须积极进取，增强自身竞争力。我国企业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理应以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来鞭策自己，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和竞争优势，才能逐渐发展壮大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
4.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重义轻利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重义轻利的思想，这一思想倡导人们不能一味追求物质利益，而且重视仁义和道德，而且强调仁义道德比物质利益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不能忘掉“义”和“道”。运用这一思想对企业进行文化激励，会产生积极的效果，这会促使员工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见利忘利，不择手段的谋取私利，这有利于企业建立和谐的企业氛围，同时也有利于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和员工价值的最大化。这也启示我国的企业领导者要适当地采用道义激励，而不能一味地用物质激励员工，否则会让员工形成重利轻义的不良思想。
5.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诚信
诚信是市场经济并不相违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更应该讲诚信。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诚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典故源远流长，儒家认为：“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无德即无行。孔子认为“德”的基本内容是仁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从短期看，企业遵守诚信未必能给其带来实际利益，然而从长远看，只有严守商业道德，在经营活动中讲求诚信的企业才能获得赢得别人的信赖，占领更有利的市场优势，获得更好的发展。建立一种诚信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果一个企业不讲诚信，不仅不能长久发展下去，而且还会给他人、社会和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
6.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
《周易》中讲过：“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是人要有大地一般宽广的胸襟，以承载万物，兼收并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逐渐形成这一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养成了包容万物、落落大方的气魄。我们在建设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要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这一厚德载物的精神，对传统文化要厚德载物，对社会要厚德载物，对企业员工要厚德载物。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广大员工更加热爱这个集体，更加能够全身心投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
7.总结
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如果忽视了本地本民族的文化，势必难以形成适合自身的企业文化。我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充分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会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我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作用，强调天人合一，重视和谐，重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提倡重义轻利的思想，重视诚信，提倡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这些都能够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当然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能够吸收和借鉴的东西还远非如此，广大企业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努力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