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早的诗歌范例6篇

我国最早的诗歌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1

关键词:劳伦斯 诗歌主题 爱情 自然 死亡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二十世纪英国杰出的小说家,他的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等早已闻名于世,我国的读者对他的小说也十分熟悉。他的小说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其实,劳伦斯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贯穿于他整个的写作生涯,在他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正如劳伦斯自己所说,他的许多诗歌构成了他的情感与内心生活的传记。劳伦斯的诗歌是他生活经验和创作激情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他的诗歌意象鲜明、寓意深刻、措辞巧妙,诗歌技巧可与叶芝、艾略特等著名诗人相媲美。劳伦斯的诗歌是他一生欢乐与痛苦的记录,是他思想感情、人生哲学的重要见证。劳伦斯的一生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现存秩序充满矛盾的一生,也同时是他与夫人弗里达成功婚姻的幸福的一生。诗人劳伦斯是与小说家劳伦斯同步趋向成熟的,而这又与他人生的成熟正相吻合。所以想了解劳伦斯复杂又多变的一生,就应该了解他的诗歌。劳伦斯的诗歌涉及面很广,他在诗歌中描绘了生命、爱情、自然和死亡,这也正是他曲折生活的反映。赫利・摩尔在《劳伦斯传》中说他“在诗中表现了画家的眼力,也表现了诗人的眼力,不仅抓住了事物的形象,也写出了事物的动态;并且具有动力美感的一面”。劳伦斯一生的诗歌创作共有十几部诗集,其中著名的有《爱情诗与其它》、《海湾》、《瞧!我们走过来了!》、《鸟兽花草》、《三色紫萝兰》、《荨麻》、《最后的诗》等。在诗歌创作中,劳伦斯大多以自己的经历、体验入诗,以抒情为主体,具有浓郁的自我色彩,他的诗歌特点之一就是展现了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的心灵的内部活动。劳伦斯曾经长期是政治、文学、伦理等方面的争论焦点,也是二十世纪最独特、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英国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仍被查禁。不过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世界人民摆脱习俗的桎梏,从艺术上、思想上接受了这位作家。劳伦斯自己曾说过,他自己要在三百年后才能被人们理解。艾略特也曾说过“劳伦斯的作品是现代文学流派所呈现的艺术魅力的最佳范例”。

从劳伦斯的诗歌内容上讲,他的诗歌大致分为早、中、晚期三部分。他的早期诗歌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爱与恨、兴奋与恐惧、美好与丑恶等对立因素。爱情是他早期诗歌的重要主题,有一首题为《樱桃盗贼》(Cherry Robbers)的短诗中写道:

长长的黑树枝下,串串绯红的

樱桃像红宝石闪烁于

东方少女发间,宛若血

在每个发卷下滴落。

亮晶晶的樱桃下,有三只死鸟

翅膀紧紧扣着:

白脯画眉与一只乌鸦,小强盗

被染成了红色。

一个姑娘站在草堆下冲着我笑,

樱桃在耳际坠着――

向我献出她的红果:我得知道

她是否有眼泪。

诗人并没有着意对少女进行描写,而那三只企图盗取樱桃的死鸟却证明,她对爱情是多么的专一执著。贯穿全诗的意象是红红的樱桃,它代表着成熟,又象征着爱的奉献。劳伦斯与弗里达的爱情经历也生动地记载于他早期诗集《瞧!我们走过来了!》中。在这部诗集中,劳伦斯歌颂生活、赞美爱情,它是劳伦斯夫妇婚姻生活欢乐和痛苦的记录。小说《儿子与情人》是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带有很大自传性的小说与他的早年生活很有关系,小说描述了保罗与母亲远远超出正常的母子之爱,这在弗洛伊德心理学上被称为“恋母情结”。这种对母亲的眷恋之情在他的早期诗歌中也有所反映,他的早期作品中《钢琴》(Piano)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一首。这是首带有自传性的诗歌,劳伦斯青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粗犷暴躁,常与母亲发生冲突,所以他的感情渐趋向母亲,成为“母亲的劳伦斯”。因而他无法摆脱母亲的影响,无法独立发展自己的情感和人格。诗人这个时期中已无法摆脱的“恋母情结”及其带来的心理上的困惑正是《钢琴》的主题。

幽暗中,一个女人对我唱着柔和的歌;

把我引入回忆,直到眼前重现昔日情景――

一个孩子坐在钢琴底下,在钢弦轰鸣中央

依偎着母亲的纤足,听她微笑着歌唱。

……

此刻哪怕歌手突然爆发出喧声强烈,

黑色大钢琴也热情奔泻。童稚的日月

已经把我迷住,我的男子气概已没入

回忆的洪波,我像孩子似地为过去哀哭。

诗人感情激动,一任唱歌的女人牵引,身不由己的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先是被往事的洪流淹没,真实的存在被淡化,衬托出如烟往事的辉煌,诗人只能无助地哭泣以排遣陷入精神上的困境而难以自拔带来的愁绪。另外,两性之间的关系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是经常探讨的主题之一,在他的诗歌中也经常出现这一主题。他认为一对的男女,一对夫妻犹如磁铁的两极,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男女之间的爱总是充满着两个对立的自我,或者个体之间可怕的冲突和斗争。爱总是二位一体的,甜蜜和谐的爱与冲突尖锐的感官满足的爱二者共居与一个爱之中。如他的《爱的交战》中表现了爱的悲哀和爱情带来的失落感,在《农场之恋》中又表现了接近死亡的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伦斯经历了战争的悲愤、疾病的折磨以及他的《虹》禁印的不幸遭遇,他的诗歌主题也发生了变化,他的目光转向了自然,在这个充满神秘的自然界中,诗人凭借着对非人生物的一种近乎神秘莫测的洞察力,发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与它是一个神圣的历程。在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集有《鸟兽花草》、《三色紫罗兰》等。他的诗歌使人感到:植物有情,动物有智。他中期的代表作《蛇》(Snake)更是独具特色,诗中着意刻画了诗人面对蛇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表达了诗人对人和自然,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诗中写道:

头慢慢地伸进那阴森森的窟窿,

他向前拱动着身子,舒展开肩头。

忽然,一种恐惧,一种抗议,把我笼罩。

他不该退向那个可怕的黑洞,

故意走向黑暗,把身子投入那深渊。

……

在我眼里,他恰似一位君主,

遭放逐的君王,流落在阴曹地府,

而如今正是他再次加冕的时候。

失去了解释一位君王的

天赐良机,

我要忏悔

为自己的渺小。

蛇在诗人看来就好像是一位神明,一位流落在阴曹地府的君王。蛇在这里是一个象征,一种神秘力量。总之,代表自然界的蛇与人类一样同为上帝造物,他们不是不可相通,没有共同之处的。诗人认为,人与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重要的是应当相互尊重和爱护。

劳伦斯的晚期诗歌则致力于对生命问题的探讨,他歌颂死亡,赞扬新生,告别现在的旧的自我,追随将来的新的自我。劳伦斯认为经过痛苦的死亡后,便会出现生后的欢乐,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复生。这些观点都在他晚期诗集《最后的诗》中有所体现,这本诗集是以《凤凰》一诗结尾的,该诗的主题与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凤凰涅》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是描写死而复生。这种自焚,再由灰中再生的意象是该诗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在另外一首代表作《灵船》(The Ship of Death)中,诗人写道,秋天的苹果掉在地上腐烂,释放出种子来获得新生,灵魂也是如此。人死之后,灵魂逃离躯壳,告别自我,走向通往湮灭之乡:

该走了,向自我道一声告别,

从掉落的自我中

寻找一个出口。

……

造起你的灵船,造起你的避难方舟,

装上食物,装上蛋糕和甜酒,

为了通往湮灭的黑暗的航行。

在这里灵船的意象与凤凰类似,作者是借助于他们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对死亡的期盼,以及对死后复生的向往,从而寻得心声,获得自我的实现。

劳伦斯在《新诗》序言中写道:“诗歌通常传达的或是遥远未来的优美缥缈的声音,或是过去圆润的声音。”他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他的诗歌是他人生的写照,是他思想感情的见证。在写作手法、艺术形式上,劳伦斯用惠特曼式的自由诗的节奏来表达他的思想感情。劳伦斯说“自由诗是或应该是诗人即时即兴地直抒全部胸臆”,他还善于运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在他的诗歌中,鸟兽花草、江河日月都能获得象征意义。劳伦斯极力避免他人的影响,遣词造句大胆新鲜、机巧明快、结构自由。简而言之,作为英国最独特又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虽然他的小说早已闻名于世,但他的诗歌人们却知之甚少,其实诗歌同样是他人生的写照。但愿读者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能对诗人劳伦斯有初步的了解,了解除了小说家之外,他还是英国二十世纪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

参考文献:

[1]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辜振坤.世界名诗鉴赏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郭群英等.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研究.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

[4]王佐良等.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2

关键词:诗人;诗歌;隐喻;对比

“隐喻”是西方古典文学中最常用的修辞手法之一。随着时展,这样的修辞手段已逐渐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我们最常用的比喻手法之一。修辞学的理论认为,隐喻是“比喻”的延伸,与之辞格相似的修辞手法还有借喻、讽喻、引喻等等。在我国,最早由陈望道开始,然后发展到宗彦虎、袁晖等学者时,所秉承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便出现了更多繁杂的分类。也是该词第二层含义的表达。说到隐喻的相关定义,必然就要首先由亚里士多德方面来讨论,众所周知,隐喻的定义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出,他不但是隐喻研究领域的开山鼻祖,所提出的理念在近几十年来更是饱受众多学者的尊崇,以至于目前的研究任以他的研究为起点。其对隐喻的定义如下:在借喻它物时,用另一个物体的词来进行表示,这个词变式隐喻词。

一、北岛与艾略特诗歌隐喻对比研究

(1)北岛诗歌隐喻

上世纪80年代,“朦胧诗”时分盛行,而它的发展并不是无迹可寻,而是当时环境背景下必然的产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代表诗人中,北岛是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话语在现代社会也被奉为经典。我们在对朦胧诗的美学规范与审美特征进行重新审视时发现,诗歌所探讨的重要对象是经由北岛的诗歌所构成。在北岛的诗歌中,充分体现了怀疑、否定、反思、批判等精神。在时期,最活跃的文化人当属诗人,诗人自然而然的承担起了历史文化重责。

在我国,最早由陈望道开始,然后发展到宗彦虎、袁晖等学者时,所秉承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便出现了更多繁杂的分类。北岛的诗歌语言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体,即“恸哭体”,从他诗歌话语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其充分表达了对“”时期中人性遭到摧残这一时代的批判和对文人的惋惜之情。北岛的诗歌创作始于期,充分反映了这十年中青年的心声,从迷惘到觉醒。也源于,逐渐形成了“冷抒情”的表达方式,即诗人虽身处乱世,仍旧保持着冷静的思维,并通过观察,发现“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是造成人性扭曲与价值观崩塌的罪魁祸首,并想通过作品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迫害、没有欺诈,有的只是人性的光辉与正义。在这个世界中,北岛拥有自己的“理性法庭”,以人性的角度批判刽子手,以理性的思维看到并嘲讽荒诞的客观世界。这些都是北岛是个最显著的特征,充分体现了北岛诗歌的艺术力量。

在创作方面,北岛神兽西方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影响,并且,上世纪40年代的现代诗歌的审美思维也在起诗歌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因此,在朦胧诗发展的初期,与上世纪40年代穆旦的诗词风格相近也就有理可循了。从他们诗歌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情感、含蓄的逻辑以及独特的隐喻。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北岛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隐喻”世界。其诗歌所蕴含的意向表达着北岛从不同精神层面所观察的世界。在中国诗词界,朦胧诗的出现有别于传统诗艺,引领这当代诗词的新浪潮。它挣脱了古典诗词表现手法的羁绊,并与现代注意潮流对接,通过意向的营造与叠加使得诗词的隐喻特性更为突出。在诗中,所表现的不再是单一的主题与明确的立意,而是将丰富的意境隐藏起来,需要人们去充分挖掘。这样的写作手法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多项选择性,并与此前的写作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意向多面而复杂,构建了更深层次的隐喻世界。相对的,要想进一步理解诗歌也需要下更多的功夫。站在身处同一时代的人们来说,其理解性思维早已适应了集体“颂歌”,所熟悉的文学主题也多以为大众服务的政治文艺为主。显然,要想让读者理解、认知并接受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其实,北岛的诗歌风格警惕这官方语言的侵袭,将晦涩难懂的隐喻作为话语策略,无疑是对当代传统诗歌表现手法的挑战与反拨,要解释晦涩不能仅仅通过审美的范畴,因其本质便是因收到排挤而产生的表达策略,饱含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情绪。

(2)艾略特诗歌隐喻

《庞德札记》是艾略特于1918年发表的,在文中,艾略特将庞德与乔伊斯所适用典故继而产生的艺术效果做了进一步明确。在描述乔伊斯方面,他称赞到“以极快的速度进行典故的适用与转换,为想象打开远景的笔触也极为轻快”;而庞德惯于将群书中的片段收入自己的诗歌之中,这样的方式也被其称为“碎布袋”,从诗词的表面上看,毫无连贯性,但实际上确实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有研究者认为,艾略特由乔伊斯在杂志中达标的文章《尤利西斯》的部分章节中学到了该如何系统的使用典故,又在庞德对艾略特四行诗的修改过程中进一步掌握了这一方法。这样的推断是否有其科学的一句,但有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即乔伊斯在创作《尤利西斯》中所运用的表现手法确实对艾略特起到了一定的启迪作用,具体之后我们在相加表述。在此之前,有一个论点是我们不得不提及的,艾略特在引用典故的过程中,看似题目较小,但艾略特仍以大题的眼光来看待,充分体现了作家对自身作品的态度。他与阿诺德、贝内特等诗人的理念相左,认为毫无创新意识的诗歌作风严重阻碍了英国文学在近百年时间里的发展。在艾略特的诗歌典故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传统与历史的不同看法,他认为“领悟历史也需具备一定的意识,不但要理解过去,也要理解过去存在的意义”。在诗歌中体现历史与传统,引用典故为其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也是将传统与实现社会想联系的最佳途径。而这种情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典故在诗歌中起到了很好的历史隐喻作用,是一种引导读者感知、体验并理解历史时间的语言或文化行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认为艾略特在诗歌中所引用的典故是欲“借古讽今”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这里的“古”与“今”并不是字面所示“古”与“今”,而是隐喻中喻体的新生产力,它以客观的经验体存在于诗中,成为了一种跨时代的存续体。

二、结论

综上所述,在诗与宗教中的经验与实证意义商的经验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情绪的状态,是构成人“自我拥有”最直接的方式。它是人最初始也最真实的经验,并不停的触动、吸引这我们,然后它却如彼岸世界迷雾中的花朵一般,难以用我们平常的语言去描述,所以为表达这种经验必定要通过象征、隐喻、暗喻等形式才能完成。北岛构建出了属于自己的“隐喻”世界。其诗歌所蕴含的意向表达着北岛从不同精神层面所观察的世界;艾略特在引用典故的过程中,看似题目较小,但艾略特仍以大题的眼光来看待,充分体现了作家对自身作品的态度。因此,通过对比分析北岛与艾略特诗歌的隐喻特征,对深入研究北岛与艾略特诗歌的文学价值,帮助人们感受这两位作家诗歌的魅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廖芸.概念隐喻下T.S.艾略特诗歌中的主题意象研究[D].南华大学,2013.

[2]雷文.概念隐喻视角下T.S.艾略特早期诗歌中的“非个性化”经验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

[3]李文军.浅析典故和隐喻在艾略特诗中的互文性与暗示性[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8(1):65-67+71.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3

罗伯特·彭斯生于农民家庭,辛勤从事田间劳动20年,他的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他37岁时,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人世。

罗伯特·彭斯是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他通过自修,深入地研究了古典文学和民间歌谣。他以诗歌为武器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使他写作《华盛顿将军生辰烦歌》。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写了《自由树》,寓言诗《两只狗》和《威利神父的祷告》等诗篇,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教会的专制和教士的伪善:178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苏格兰》方言诗歌出版,震动苏格兰文坛。从1787年起,他积极从事收集和改编歌谣工作,有370多首古歌曲经过他的创造性的艺术加工而得到广泛传播.如,赞美爱情的《红红的玫瑰》,歌颂友谊的《往昔的时光》等。

罗伯特·彭斯虽然生活困顿,但他始终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和饱含着乐观情绪,这充分表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我们读他的诗篇,就会感受到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他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歌颂自由战士反侵略反奴役的无畏精神,抨击一切伪善的、贪暴的、荒淫的压迫者、权势者和宗教界人士。

罗伯特·彭斯写了大量的爱情诗,其中有热恋、有失恋、有欢乐、有痛苦。对爱情的忠贞是他的重要主题,他的爱情的特点是率直。如叙;.抒情长诗《爱情与自由》:“我曾经是年青姑娘,/多久以前己经记不清,/我喜欢如意的年轻男人,/一直到如今。/我的父亲原是轻骑兵,/难怪我见了大兵就相亲.”从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苏格兰农村男女青年质朴无华的性格和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真气质。这些诗毫无雕饰痕迹,近乎天籁。

罗伯特·彭斯的诗作,无论是抒情诗、讽刺诗、诗札和叙事诗,都具有淳厚的民歌风味和浓烈的地方色彩。他的诗作仿佛不是写出来的文字而是流出来的音乐,他的许多诗篇被谱成歌曲至今在各国传唱。《往昔的时光》一诗仿佛成了全世界的“国歌”。

当代的彭斯研究家詹姆士,巴克说:“彭斯是最伟大的天才—贝多芬、莎士比亚:伦勃朗……等一群中的一员。”这不是过誉。当然彭斯的诗歌在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种种美德的同时,也宣扬了小生产者知足常乐的保守思想,这是他的诗歌所不足之处。但要知道.任何作家都不能超越他生活的社会环境,我们就能理解他们而不是苛求.

波西·比希·雪莱也同样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深受卢梭和葛德文的思想影响,1811年因写《无神论的必然性》被牛津大学开除,1813年发表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抨击封建制度的罪恶和宣传空想社会主义,因而受到英国统治阶级的仇视。1818年他被迫离开英国,定居于意大利。他接连创作了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歌悲剧《沈西》。从雪莱最早的第一部长诗《麦布女王》看,它显示出诗人的诗风的最大特点是表现未来和乐观主义,轻快明朗,炽热奔放。如雪莱所说:“这首诗无疑是在一种颇为激烈情况下写的,是全力反对宗教、政治与家庭等方面的压制的。”在长诗《伊斯兰的起义》中更加鲜明地表现了雪莱的诗歌风棺。诗作中的黄金城革命暗喻法国大革命.反抗暴政的男女主人公被处死,然而他们死而复生,预言自由的最终胜利。诗人让他们在临刑前引吭高歌:“瞧!春天来了我们的生命虽告终,但春天的诞生早在我们心中,犹若山间的阴影烘托出朝阳,我们的死亡会促进人类的前进!”

诗剧《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是雪莱的典型代表作。这首诗借用古希腊神话题材,颂扬了反抗专制暴政的斗争精神,赞美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并预示人类反抗专制暴政一定会胜利,美好的理想一定会实现。

抒情诗《西风烦》中一句优美深邃的名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动人的情感表达了对光明和美的追求。激励了许许多多置身逆境中却充满希望、执着追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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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观群怨”通常的解释为:兴。“引譬连类”(孔安国注),“感发志意”(朱熹注);观,“观风俗之盛衰”(郑玄注),“考见得失”(朱熹注);群,“群居相切磋”(孔安国注),“和而不流”(朱熹注);怨,“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怨而不怒”(朱熹注)。综上,“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意思大致可以理解为:“诗可以感知事物、激发人的感情,从中可知社会风俗的盛衰变迁及得失。通过相互交流而成为意见不同的‘群’,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以达到讽喻的目的。并且,上可以报国(‘事君’),下可以奉家(‘事父’),还能增长(‘多’)自然界的知识。”可见,“兴、观、群、怨”之间并不是严格的并列关系。“兴”应是“观、群、怨”的前提和基础。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利用“使用与满足”理论理解关于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述是何其相似。麦奎尔研究的传播媒介的个人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功能、发展个性的功能、与社会整合的功能以及娱乐功能。仔细比较,“兴”可以对应诗对个体的信息功能:“观、群、怨”可以看作是诗对个体发展个性的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了解自我和社会,形成自己的观念。使个体的价值观得到巩固和加强,并认同其他的价值观。故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人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即家国两全,有助于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实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以理解为诗对个体的文化娱乐功能,即通过大众传播提供的内容。获得精神上的放松、文化或美学上的愉悦以及知识的积累。而孔子在论述“兴观群怨”时前面恰巧还有一句“小子何莫学夫诗”。也就是说“你们何不学学诗”。更加突出强调了诗对个人的社会功能。

这里的“诗”指的是《诗经》。《诗经》可以看作是中国早期的大众传播媒介。现在提起大众传播媒介,我们如数家珍,包括图书、报纸、广播、电视、电影、杂志、网络等,甚至还可算上户外广告等新兴媒体。但是在古代,大众传播媒介是非常罕见的。《诗经》成书,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中国传播史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诗经》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包括风、雅、颂共305篇。我们现在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实际上它们全部都是乐歌,其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看作从西周到春秋这段时期以诗歌形式搜集起来的新闻汇总,是总的社会现实的客观映照。在大众传播媒介匮乏的年代,诗歌可能就是当时最主要的大众传播活动:宫廷之上有歌,郊野劳动时有歌,祭祀宗庙时有歌,乐歌无处不在地传播着方方面面的信息。这说明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活动十分简单和原始。表达信息的符号和传递信息的载体也相当简单。因此,把《诗经》称作当时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可以说得通的。并且孔子在《论语》中不止一次提到“诗”对人的教化作用(《论语・学而》):“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说明《诗经》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对个人社会功能的发挥确实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另一方面理解,也可以把这些解释为孔子对这一理论在实践上的呼应。

我们可以把“兴观群怨”理解为是孔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对个体的社会功能的界说。也就是说,我们把“诗”看作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图书《诗经》,而不是文学理论领域理解的“诗歌”或“文学作品”。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5

关键词:现代;历史;打破体式;情感抒发;现代技法;报刊分流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有其绵延的过程,它伴随着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历史逻辑定然与其历史发展规律不可拆分。欲探寻这样一个问题,首先,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

什么是现代诗歌?

孙玉石在其《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书中对什么是现代诗有着较为整体的观照。他认为:“现代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可以有多种内涵。一种是与传统的古典的旧体诗相对的,自“五四”前后产生的中国新诗;一种是表现现代人情感的现代诗歌;另一种是指在西方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各种诗潮影响之下产生的作为一个潮流而存在的中国新诗。[1]

姜涛则解释了作为现代诗歌中的新诗之“新”。他认为讨论新诗的起点,一般要从1917年2月胡适发表的八首白话诗说起。“它们虽未跳脱五七言的旧格式,但引入了平白的口语,已和一般的旧诗有所差异。”[2]而在次年出版的由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三人写作的白话诗九首则被评价为将旧诗的形式规范基本打破。由此可见,姜涛所谓的新诗概念有具体的时间点隔。他认为的“新”主要是打破旧诗的体式,这与孙玉石对现代诗的概括的第一种含义不谋而合,亦是对其的延伸具象叙述。

无论从诗的“新”亦或“现代”都逃不开以上三种范畴,第一种概念是指体式上的现代,打破体式之“现代(新)”;第二种是情感表达的现代,以现代之言语表达现代诗绪;第三种概念既是写作技法上的现代性。符合其一,便可认证现代。

姜涛在强调诗的“新”的同时也不讳言:新诗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相当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个动荡而又思想剧变的年代,我们必然地应从历史、审美和文化的视角来追论现代诗歌的发生及其历史逻辑。

一、现代诗歌体式的重塑与发生

现代诗歌发生的节点倘若由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含义中所言“写现代人的情感”引申,最早或可追溯到晚清的“诗界革命”。而要谈论现代诗歌发生语言、结构层面的历史逻辑,当从文学革命谈起。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3]当时的革命形势,大有摧枯拉朽之势。在古典文学中最举足轻重的诗歌领域,被当时的文学革新者看中并以此作为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的突破口,既是革新者独具慧眼的举措,却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也和诗歌的自身特点有关。第一,诗歌是古典文学遗产中的重镇。由古至今已有了一套稳定的模式。选择对它进行革新,具有历史的意义及考量。第二,诗歌自身篇幅短,易创作,易接受的特点,使诗可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以此为契机,随着“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传达,让诗歌”适用于今,适用于俗“的创作实践,出现了突破传统诗歌观念形式的现代诗歌尝试。改变了传统诗歌的不分行,加上了适用于现代阅读习惯的标点符号,从形式上给古典诗歌形式以颠覆。

以胡适为首的打破体式的现代诗,突出了诗歌形式的自由,李骞在《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中称不少如是的自由诗为“放脚体”亦或“白话自由体新诗写作”。[4]而在当时,白话作为大众的日常口语已相当成熟,社会日常的多种形式的解放也要求新诗的写作不再戴着古诗体式的镣铐。

二、现代诗情的发生

早在晚清诗界革命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敏感于社会文化的急遽变化,就倡导写诗要书写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但“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遗憾未能打破古典诗歌体式。古老束缚的体式已不适合承载现代人情感的抒发。这是新诗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关系到现代诗情的发生:由写传统生活转向写现代生活;写传统情感表达转向写现代情感表达;由写过去的哲思改写现代的思想。

这一诗情的发生,包含着现代诗人自觉的努力。这一代的诗人生活在由古而今的转折年代,他们诗情的迸发,与他们血液里深埋的古代人文情怀是分不开的。遥远的士大夫情怀始终根植于现代诗人的为人与赋诗之间,在他们自觉地抒发现代诗情时有所体现。早期写实派诗歌如文学研究会的徐玉诺写现代生活的残酷内容,生存困境,流露出古典的精神气质。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如郭沫若),他们取材于古典神话,抒发的却是现代的情绪,似乎更能体现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诗歌的模样被认作是“主心与主情”[5]的自由之作。而清新典雅的湖畔诗人虽说多有表达现代爱情、解放天性之作,但从他们的诗里都能找到诗经及宋词里描写爱情的影子。

由此可见,现代诗人的写作虽有意隔断与传统古典诗歌的关系,这在体式上已取得重大突破,但在诗情表达上却无法完全阻隔。现代诗歌巧妙地将古典情怀赋之于现代的诗性生活内容之上,加以思想解放与自由的表达,是以成就了为现代人所共鸣的现代诗情之所在。

三、现代诗歌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发生的第三个原因及表现,是文化层面的“引进来”,这直接关系到现代诗歌的写作技法的引进与更新。

现代诗歌的发生并不是少数人的闭门造车,越来越多的外国文艺思潮涌入国内,大量的外来诗歌译介打开了国人诗歌认识的门阀。现代诗歌发生期也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写作思维和技法上。郭沫若的诗歌创作接受了西方浪漫派诗人惠特尼、雪莱等的影响。可见,他的浪漫主义写作技法和中国传统的浪漫主义是不同的。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与他“泛神论”的思想分不开,这又受海涅和泰戈尔的影响。被鲁迅认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善于吸收外国现代诗歌中的有益养分,在创作中融会贯通”[6]。他的十四行诗,即是效仿西方的写作样式。小诗体的发生到自成一派受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的俳句、短歌影响,为现代诗歌注入了较为清丽的风气。

192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诗人李金发出版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宣告了中国新诗史上“象征诗派”的诞生。这是欧美现代派写作技法在中国文学中的典型体现。纵观现代诗歌的发生成长,外国文化,外国文艺创作思潮的影响都是其发生的历史逻辑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梁实秋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7]

四、新诗的规范与分流

新诗的发生与当时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也与无数诗人自觉的写作密不可分。这种自觉还体现在对初期白话诗泛滥的纠正上。在打破体式与抒写当下的强有力号召下,早期白话诗的写作更多在意的是写作本身对传统的反抗,而非诗歌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出散文化和情感的无节制,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又如“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在这种参差与泛滥的诗歌写作语境下,如何规范与引导诗歌的发生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这一工作上,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一些新月派诗人从理论到实践上做出了很大努力。提出了“新格律诗”的概念和新诗写作的“三美”,尽管也有人诟病其又将古典的镣铐戴上,但这些理论从形式到情感上对新诗进行规范,进一步完成早期诗歌写作的形式建构,使早期散文诗更多的向纯诗发展过度。

现代诗歌的发生也与当时报刊杂志的兴盛有关,而报刊对文人的集结与分化也造成了现代诗歌的发生(思潮)与分流 (不同社团、派别)。在那个报刊杂志盛行的年代,几乎每个诗歌团体都有其代表的刊物或诗集出版。此后,代际、社团的出现促使现代诗风见长。而政治的合流与存异也在潜移默化中促成中国现代诗歌的流变。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诗歌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概念,是多种内涵、性质的囊括。而其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说是诗人自觉和古今中外文化影响下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历史、审美、文化等多层面的原因,通过语例形式、诗情表达、写作技法多方面的转变,促成了新诗的发生。在诗人在诗歌的自觉规范以及社团刊物的分流之下,描绘了发生期的新诗最蓬勃的样貌。

参考文献:

[1]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

[2]谢冕,姜涛,孙玉石.等著.百年中国新诗史略[M].姜涛: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5.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4]李骞.20世纪中国新诗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

[5]曹万生.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1.

我国最早的诗歌范文6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