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哲学论文范文1
1.科技期刊在科学运行机制中的功能作用
科技期刊诞生于17世纪科学体制化开端的欧洲。当时的科学家通过信件发给同行和相关学会来扩散自己的研究成果，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亨利•奥登伯格（HenryOldenburg）也花费了大量时间从事这种通信抄写再分发给学会会员的活动[19]。正是由于交流系统的低效，奥登伯格于1665年创办了《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oftheRoyalSociety），将学会会员的通信集中起来，通过运用印刷技术大规模的复制，并且连续定期出版。在《哲学汇刊》的创刊号上，奥尔登伯格撰文指出，“促进哲学研究之提高所必需者，莫过于将他人已发现或已付之实践的东西公诸于在同一领域内进行研究或努力的这些人；因此宜用出版这一最合适的途径，以满足从事同类课题、乐于促进学术研究、推广有用的新发明，因而有权了解本王国及世界其他各地情况的人，使之时时了解科学的进展、了解博学好问的那些人的劳动和尝试及其全部发现和实践。”[13]科技期刊的出现将个人交流模式拓宽为组织交流和大众传播模式，成功地提升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也有效解决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因此科技期刊成为科学共同体有效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伴随着科学体制化和科学职业化进程的深化，科学也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奖励体系和运行机制。在默顿看来，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这样就把科学发现的独创性推到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科学的规范要求科学家为了科学—也就是为了贡献出有独创性的知识—而做研究，要科学家公开他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之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当然在怀疑考究的过程中要遵循普遍性的原则。这样，做出独创性发现的科学家把知识贡献给了整个科学界，他自己不占有其研究成果，他所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科学同行的承认。承认是对科学家“角色履行”的认可，是科学家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因而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14]。作为科学能力和科学贡献大小的标识，“承认”的积累不仅意味着科学家获得了“名誉性奖励”，更重要的是使科学家可以在科学知识生产的职业体系中获得合适的位置，以一定方式纳入到社会分配体系之中，并获得社会的“物质性”回报[15]。尽管许多科学知识理所当然是为了雇主、技术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消费和运用而创造的，但受到最高评价的知识还是那些为正处于创新过程中的同事们自己消费和应用的知识，通过交流和出版系统加以评价和承认。换句话说，科学家为同行生产知识，并依赖于同行生产的知识进行知识生产，依赖于处于优势地位的研究群体以获取资源，使用被认可的研究程序和手段，研究为同行所重视的问题，而且必须说服同行使用其成果[16]。这种交流和出版系统通过科技期刊采用高度分散化而不是职业等级化的形式实施的，在控制了知识生产质量的同时形成了科学家个体的职业声誉系统。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形成与成熟发展，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智力活动，其组织方式逐步与外部环境的变迁相适应，出现了科学与经济、社会在结构和运行诸方面相互示范、相互调适、渐趋对应的趋势。拉图尔等的研究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经常用“信用”（credit）或“可信用性”（credibility）的概念表示科学知识生产的总体模式，而不是默顿学派所偏爱的“承认”或“奖励”。他认为“事实上，获得的奖励仅仅是信用度投资大循环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一循环的基本特点是获得使再投资得以进行而获得更大的信用度。因而，没有任何科学投资的终极目标，而只有持续不断的资源积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科学家的信用度，比作资本投资的循环。”[17]从承认到信用的声誉管理的变化，固然可以看作对科学建制理解的深入，更重要的是反应了科学发展摆脱了独立于社会的科学家个人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模式，而被纳入到科层组织内的现象[16]。无论如何，“信用”的核心还是在于基于科学共同体的评价。在这方面，科技期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2.科技期刊的业态演化及其商业模式
科技期刊自诞生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具备盈利能力，而是作为科学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参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当时，科技期刊主要依靠学会或大会出版。尽管科技期刊能收取一定的订阅费或作者的文章处理费，但一般需要学会或大学的补贴才能生存。这种状况直到二战之后才发生了根本改变，并且表现出规模化和数字化的两种阶段性变化，科技期刊也从科学共同体中相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多方参与的、具有高技术特征的新兴产业。二战期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战时科学研究与开发取得了空前成就。人们也从“曼哈顿计划”中看到了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的社会重要性以及科学社会功效的可靠性。自此，科学开始与国家紧密结合，进入了大科学时代[18]。大科学时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世界各国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大量资金涌入科学研究领域，科学从业人员逐渐增加，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技信息以及科技期刊的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长。在此同时，学术交流与合作的范围从单一学会、单一组织和单一国家扩大到全球范围，学术交流的全球化也带来了科技期刊的国际化，读者群、作者群向全球化拓展。在全球化的巨大网络中，科研成果不但为科学家积累相应职业声誉，也为科技期刊积累声誉。换句话说，科学家通过职业声誉系统进行了社会分层，而科技期刊也由此建立了相应的声誉系统进行了分层（区）。因此，优质稿源的竞争是科技期刊发展面临的永恒命题。尽管科学本身和科学家的期刊对出版需求不断增大，不断增长的新兴市场拓展了科技出版的生存空间，政府对图书馆系统的投入增加也保证了科技期刊出版的利润增长，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科技期刊出版需要满足集约化、规模化的新要求，以便在创办新刊、印刷出版、信息集成和全球发行等方面提供专业化的运作，而一些中小型学会和大学出版机构却很难有大的作为。许多商业出版机构看到了科技期刊业所蕴含的商机和学会出版能力的不足，凭借自己强大的资本和专业化的运营能力，逐渐接管了学会和大学的部分期刊，提供了除科学编辑之外的出版、发行等多方面的服务。另外，商业出版机构通过和学会会员、科学家的合作开始创办自己的刊物，而科学家由于传统的学会期刊体系难于满足自己的需求也积极寻求与出版商的合作，成为了出版商的主编、编委和作者。巨大利润带来的是巨型商业出版集团的出现，通过兼并和重组，一些小的商业出版社逐渐被吞并或者消失，巨型商业出版集团带来的垄断效应更进一步扩大了科技信息数据库的规模和质量，提高了订阅费和利润空间，成为了真正的出版巨人。同时，一些较有实力的学会、大学出版机构也同样看到了科技信息这种爆发趋势，适应了市场需求，形成了实力较强的出版实体[19]。例如美国化学会将信息供应商和会员的互惠性组织作为自身定位，而信息供应商的信息源和消费者来自于会员或潜在会员，通过高质量、快速反应的信息服务促进化学领域的健康发展和学会的影响力，达成“运用化学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的组织愿景。由此，科技期刊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产业形态，具体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主体多样化，形成了以巨型商业出版机构为主，学会、大学等科学共同体出版为辅的多种出版主体共存的局面；第二，科技期刊服务对象全球化，对新兴市场的拓展加快，对新兴市场本土出版机构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第三，科技期刊商业模式是建立在规模化基础之上，主要以向图书馆系统提供数据库的形式呈现；第四，尽管科技期刊中的论文作者、评议人都属于科学共同体，并且产品最终服务于科学共同体，但科技期刊从社会建制来说开始脱离科学共同体而相对独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进一步形塑着科技期刊的产业形态。巨型商业出版机构通过资本并购实现规模化及多元化发展、打造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并持续创新、全球性网络化销售、建立战略投资体系等发展路径打造了扩张型商业模式，形成了运营集群化、质量精品化、手段信息化、市场细分化、竞争全球化的期刊群和产业链[20]。在数字化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科技期刊产业的技术依赖度和专业化服务能力更高，产业聚集度更加集中，呈现出以下两个新的方向：第一，信息服务平台成为出版机构运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既是顺应数字化用户处理海量信息时检索快捷的要求，也是契合业务发展和创新运营模式的需要；第二，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多媒体等多种新兴技术，建立以用户为中心的知识社区，为作者、科研管理者、行业从业者和专业人员等持续提供增值信息服务。在科技期刊的业态发展中，商业出版机构成为科学共同体、图书馆系统三方博弈中最强势的一方。2002年，《布达佩斯开放获取计划》正式确认了开放获取（OA，OpenAccess）的概念，从此OA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图书馆界成为了广泛关注的话题，但OA对科技期刊业态发展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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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兴事件的前因后果
（一）中兴通讯公司在美国市场屡次被限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中兴通讯公司就被美国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建议阻止其在美国开展投资活动[4]。2016年3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以中兴通讯公司秘密向伊朗出口产品为由，对中兴通讯公司进行了出口管制。由于中兴通讯公司遭受美国出口管制的存在，直接导致了中兴通讯公司从美国进口产品的周期受到了极大影响，到货的时间长短就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中兴通讯公司整个供应链蒙受了非常巨大的损失[5]。整整一年之后的2017年3月7日，中兴宣布以8.92亿美元（约62亿人民币）罚款的代价，与美国政府达成和解。而中兴通讯公司2011~2015年的净利润一共加起来也不过是59.85亿元。相当于这五年都白干了[6]。再加上2018年4月16日来自美国商务部的芯片禁令，中兴通讯公司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就连续三次遭到了美国政府的行政禁令，而且美国政府一次比一次下手还要狠，一次比一次更加不讲道理。
（二）中兴以外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同样被限
2005年8月3日，由于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计划[7]。2008年，华为曾经试图联合贝恩资本对3Com公司进行并购，但却以国家安全为由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否决[7]。2010年8月，华为尝试与美国电信商Sprint公司进行电信领域合作，却被美国政府以或对美国公共和私人部门客户构成重大风险为由禁止参与合作。2010年10月，华为试图收购美国3Leaf公司的专利技术，却再次被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2012年9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宣布禁止三一重工在美国进行风电投资项目。可以说，中资企业的发展随着自由贸易的步伐越走越大，可是在原本应该享受自由贸易的美国市场却遭受到了来自美国政府的连续多次不间断的野蛮干涉。
（三）中资企业在美国市场被限的主要原因
凡事都有因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近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资企业表现出来的野蛮行政禁令，折射出的其实是美国在面对日益强大的中资跨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自信与畏惧感。2008年9月15日由于次贷危机加剧而不得不宣布破产的雷曼兄弟公司在美国引爆了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从那以后，与全球市场疲软相向而行的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包括美国市场）的投资开始急剧增加，中国也由此取代了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尤其在通讯技术领域，中资企业从3G时代的跟跑、到4G时代的并跑、再到即将到来的5G时代以华为、中兴为首的中国通讯公司终于实现了技术领跑。这也许正是昔日霸主美国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这才以莫须有的借口宣布了芯片出口禁令。客观地讲，虽然中资通讯公司在5G技术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但是目前市场上各种硬件的芯片却大多被美国公司所垄断。美国政府宣布的芯片出口禁令对于中兴通讯公司无异于釜底抽薪，而美国不惜牺牲自己芯片市场份额为代价企图把中兴扼杀在5G时代的摇篮里，由此可见美国政府是真的急眼了，非常害怕中国企业在5G时代全面领先。
（四）中兴事件对于中国科研发展的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各行各业中一直弥漫着一种“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思想。回首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在此思想下催生了一件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现在依旧历历在目。1980年9月26日，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运10成功实现了首飞。由于后来轻信了与美国麦道航空公司的所谓合作，放弃了运10的自主研发，导致中国的第一次大飞机研发胎死腹中。直到30多年后的2017年5月5日，中国自主研发的大型喷气式客机C919在浦东机场首飞成功，中国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研发才重新步入正轨。上世纪90年代初，联想公司曾经在公司发展战略上面临关键的抉择。时任联想董事与总工程师的倪光南认为，联想应该对标英特尔“芯片”技术，全力研发“中国芯”，坚定走技术路线。而柳传志则认为，联想不应该在研发上浪费钱，芯片造不如买，对于企业利润才是最重要的。最终倪光南出局，联想ASIC芯片等项目中止，联想从此走上了专注贸易加工的不归路。中兴事件再次给中国敲响了警钟，有望扭转过去几十年“造不如买”的思想，从而达到对独立自主搞研发思想的高度统一，促进中国各行各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市场稳步迈进。
（五）独立自主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
中兴事件爆发后，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准重心，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改革开放之前，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思想，中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创记录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的自主研发。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外国技术封锁，中国独立自主研制出了一大批国之重器：中国空警-200、量子通讯技术、北斗导航系统、第四代隐身战斗机J20、东风系列弹道导弹、国产航母等。“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谟说：“感谢国外对我们的技术封锁，逼得我们必须走出一条自力更生之路。”不仅是中国的军用领域，在中国的民用领域同样如此。2008年以前，中国“红外探测器”全部依赖进口，美国严格禁止对中国出口。2009年开始，高德红外开始致力于国产研制与批产化。2014年，高德红外完成了国产自主红外芯片的研发及批量化生产，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成立了不少汽车合资企业，然而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走在了世界前列的却是从2004年开始自主研发新能源技术的比亚迪，就连汽车工业的老大哥奔驰也跑来中国主动寻求与比亚迪在新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无数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科学发展的硬道理，一万年也不会过时。只有这样，才能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被别人掐脖子的危险处境。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升级中国的产业能力，占据高端产业链，掌握话语权与定价权。
二、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中兴之痛”
中兴事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引发巨大的社会思潮，在于这不单单是一个独立的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件能够引发中国人痛定思痛的去从根本上解决类似问题的催化剂。中兴事件的发生虽然本质上已经超越了单单的一个商业行为，但是其背后所产生的威慑程度才是需要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世界五百强企业能够被一个政府禁令威慑到其生存，根本原因还是太过于依赖于国外的核心技术，自身的研发水平跟不上企业高速发展的步伐。不仅在中国的企业之间，在中国的高校当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中兴之痛”。目前高校的教育科研对于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此现状是多种情况综合产生的。有中国高校学术界“崇洋媚外”的心理因素造成的，有中国自主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相对国际化程度不够高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也有中国高校的职称与论文评价体系重洋轻中的体系因素造成的。笔者对目前近20年里中国引进国外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整体情况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对国外期刊数据库的数量、价格、合同条款和服务分别进行了总结归纳。
（一）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引进数量
目前来讲，中国各大高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建设经费超过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这种现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无法有效改变。而与美国公司在芯片产业的垄断地位相似，在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行业美国公司也长期保持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美国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美国EBSCO公司、美国ProQuest公司、美国JohnWilley公司、美国CengageLearningGale公司、美国JSTOR公司、美国LexisNexis公司等[14]。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2017年的统计数据，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从1997年引入到中国开始的前几年发展较缓慢。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开始急速增长。直到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一增长趋势才开始逐渐放缓。2010年中国政府的“四万亿”措施见成效，中国引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又引来小高峰。到2016年为止，整整二十年时间内，中国引进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数量从1个增长到了140个，涨幅非常惊人。
（二）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垄断价格
由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目前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中国在购买这些产品的时候不得不被迫接受高定价。2016年中国引进140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花费了近13亿人民币，平均下来，每个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使用费高达一千万人民币[14]。这个价格还仅仅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当年的访问与使用下载费，第二年要想要继续使用的话必须续费，而且这个续费的费用还在以近10%的涨幅每年递增。值得注意的是，10%的年涨幅不仅远远高于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约2%的年涨幅数据，更是超过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近7%的年涨幅数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年涨幅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但是短期来看，中国高校面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这种高定价与高年涨幅的“双高”不合理窘境难以改变。
（三）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霸王条款
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在与中国各大高校签订具体商业合同的时候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霸王条款。这也是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谈判专家组与这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进行谈判的重点内容之一。[14]目前在中国有各式各样的高校一千多所，类别繁多，包括985大学、211大学、普通本科大学、独立本科大学、高职高专学校。这些高校的经费情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985高校拥有雄厚的经费，而一些高职高专学校的经费就少得可怜。同样的，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客观存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程度不统一的状况，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支持力度相对比较欠缺。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倾向于以中国发达地区高校的985高校的购买价格为标准,来推广给中国的其他地区的高校，不情愿考虑地域差异与高校类别不同的区别。除此之外，中国高校在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没有选择，基本上只能以包年包库的方式进行购买，无法按照具体使用量或下载量来付费。
（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糟糕服务
根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统计，高校图书馆对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服务有很大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交流培训、平台使用、售后服务这三大方面。首先是交流培训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往往是只关心签合同卖钱，卖完等于完事，缺乏长期面向高校开展专业的培训活动，即教在校师生如何使用数据库，尤其是宣传、推广、培训活动这些做得不够到位。其次是平台使用的问题。根据高校图书馆的反映，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平台响应较慢。比如工程索引数据库（EI）在访问的时候体验较差，服务器很不稳定，经常出现无法访问或响应速度极慢的情况。最后是售后服务的问题。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人员经常出现变动，导致很多时候不能对访问使用时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部分中小规模高校反映的访问使用问题在半年甚至一年之后才能得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方面的反馈，明显不被重视。
三、有效解决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建设中的“中兴之痛”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兴事件注定成为本世纪的一件标志性事件，此事件的影响也必然异常深远，其背后的真正博弈不仅仅是公司与公司的对抗，而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对弈。最终的胜负不仅关系到通讯技术行业、芯片行业等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与格局，更关系到中美两国各个层面产业链的再平衡，甚至关系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国际关系与地位。这也是为何在最近多次强调目前世界正处于近百年未有的历史重大变革当中[15]。总书记说的比较委婉，直白一点的意思就是：此役之后，中国将重新主导世界的发展与国际秩序。在此激烈斗争的背景之下，中国科学研究的信息化资源体系建设的高地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需要去争夺的阵地。针对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在中国垄断地位的情况，中国的各类高校、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也必须有所作为去改变这一不合理的不利现状，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笔者也尝试分别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解决上文所提到的问题。
（一）团结壮大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中国各类高校如果有意向购买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应该积极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迅速壮大组织规模，团结一心，一致对外，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与谈判权。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曾经在2016年高调在美国投资建厂，却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被美国工会搞得很没有脾气。假如中国的高校能像美国工会这样团结在一起，相信一定能够让曾经趾高气昂的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们头疼一阵的了。
（二）加大与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的谈判力度
毫无疑问，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已经发挥了非常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值得肯定，而在有些方面依然可以有更大的谈判空间。首先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目前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价格的年涨幅平均在10%左右，但是数据库每年进行更新的数据量并不能保证比上一年增加10%，甚至有的数据库更新量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因此10%的价格年涨幅并没有实际的数据支持。数据库合同方案应该充分考虑普通本科、高职高专学校、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优惠折扣力度。更理想的一种订购方式是所有加入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RAA）的高校作为一个整体来采购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然后各大高校根据实际的访问使用量来按比例分摊订购费用。其次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付款方式。由于目前有些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存在无法正常访问、平台响应时间较慢的问题，可以采用扣除小部分购买费用作为服务押金的方式，在完整合同年执行完毕之后根据数据库平台的访问服务实际情况支付尾款。最后是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的售后服务。外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商应该提供长期、稳定、有效的售后管理服务体系，及时完善数据库平台的统计数据，向高校用户开放统计数据的后台查询权限，为高校的师生提供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来指导如何更加科学有效便捷地使用数据库。
（三）优化中国的高校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
世界上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一个是迷之自信的印度，一个是迷之不自信的中国。著名国家安全战略专家金一南教授前不久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讲座中表示：“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一种崇洋媚外的不正当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学术界尤为突出”。在当今中国高校的论文评价体系当中，同一篇论文，在外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所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在中文科技期刊上发表。正是这种不平衡的论文评价体系，让中国的学者们纷纷热衷于紧跟外文科技期刊的研究热点、使用外文科技期刊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甚至为了达到外文科技期刊的发表要求而在其他地方做牺牲。这种削足适履的学术氛围必然造成学术界崇洋媚外的风气。高校里的职称评价体系同样如此，许多高校在评选教授的条件中硬性要求必须有留学或者访问学者的经历。如此可笑的评价体系岂不是让中国本土培养的伟大核物理学家于敏再世也无法评上教授了？霸权在手的美国到处喊“美国优先”而毫无违和感，那是因为“美国优先”代表了美国本国的利益。在中国高校里面喊“美国优先”却是为哪般，难不成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四个职称称谓当中有三个含有“教”字，讲师的中心词也是“讲”，而高级职称当中的教授与副教授除了要“教”之外还要会“授”，正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两千多年前，孔子等诸子百家游学四方，宣讲自己的学说，从来没有忘记“教”与“授”的重要性。而在当今的职称体系之下，不少高校的教师不学无术，只会溜须拍马，甚至连课都不愿意教，却凭借取巧发论文、蹭课题，堂而皇之评上副教授甚至教授，不能不说是目前教育行业极大的悲哀。“论文至上”指导思想下的中国高校的确在论文数量上出现了大爆发，甚至发文数已经雄踞世界之首。然而这么多论文当中有多少是东拼西凑、模仿抄袭、为了论文而写论文的“垃圾论文”呢？也许我们从最终的论文—成果—应用转化率上可以得到答案。人的行为是因目标变化而改变的，在这个中华崛起的最关键时期，中华民族自信应该在教育界形成普遍共识，早日优化中国高校的论文与职称评价体系也就势在必行。在2018年5月28日的两院院士会议上的讲话高屋建瓴，为中国的科技自主创新与制度改革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四）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
曾经说过，中国要走向富裕、走向发达、走向现代化，必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近在考察烽火集团有限公司的时候也再次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靠自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是根本法则，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这条路必须走。目前三大老牌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均存在一定问题。首先是中国知网，仗着在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比较垄断的地位，学着外文期刊数据库那样每年都在疯狂涨价，年涨幅达到10%左右；而在期刊内容建设与服务上面却有点不思进取，平台界面的操作性与导航分类等实用性功能依旧大而不精。重庆维普与万方从市场格局上有效打破了中国知网的市场垄断，在内容上也收录了不少中国知网没有收录的期刊，填补了缺口与空白；与高校合作的价格保持稳定，没有像中国知网那样每年都肆意涨价；某些操作界面的友好度与实用性超过中国知网；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重庆维普与万方的收录期刊有不少存在的现象等学术不端正行为；此外在某些数据比如影响因子、某些描述比如是否为核心期刊的归纳总结上存在低级错误。笔者认为中国知网、重庆维普、万方这三家期刊数据库商业化氛围过于浓烈，而学术化氛围有待加强，距离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万方收录中某些期刊存在的圈钱行为，笔者有两个有效解决方案。以万方收录的《青春岁月》为例，此刊物为旬刊，每年发36期，可是每期杂志居然厚得像一本书一样有近300页。此刊物大部分收录的论文都是两页甚至一页的快餐文。高校可以加强制度建设来杜绝此类现象的大量存在:(1)加强财务管理制度，对于无法提供对公汇款凭证的不予报销。(2)规范学术评价机制，对于一到两页的快餐文不予认定科研成果。值得肯定的是，目前中国部分顶尖高校与中国科学院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了有效探索，纷纷建立了大数据知识资源中心、知识服务平台及服务体系。北京大学推出了“开放研究数据平台”、复旦大学了“社会科学数据平台”、武汉大学建立了“中国高校科学数据管理与服务机制与平台”、中国科学院创建了国际专利检索服务平台，融合了汤森路透国际专利数据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涵盖108国家、地区与国际组织，超过9000万条数据。此外，中国科学院还设立了中国开放获取科研知识云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平台（ChinaXiv）。在这场战役当中，国家的意志与力量不可或缺。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要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文献、网络、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加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建设，构建方便快捷、资源共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信息化平台”的要求。同年9月，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配合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这是一项由国家投入的公益工程，由国家免费向公众提供学术资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已经在国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200家研究机构落地使用,有力促进了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国际传播,有力推动了文化“走出去”。
（五）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
就像拥有大量优质的商户支撑起了走向世界的淘宝，在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建设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因为没有大量优质的中国科技期刊就不可能建成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所以，中国的顶尖高校可以尝试带头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大学科技期刊，让中国的一批优秀学者们在中国的大学科技期刊上就能发表具有较高学术声誉的论文。复合材料研究方面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创刊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8年前录用自亚洲的稿件只占15%，该数目至2015年却达到76%；1999年中国发表了19936篇SCI论文，其中38%发表于中国期刊，2016年中国发表了290600篇SCI论文，其中只有8.8%发表于中国期刊；亚洲地区已经超过欧洲地区和北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学术贡献最多的区域，而中国的贡献在亚洲地区又是最多的。但让人感叹的是目前中国没有出现顶级科技期刊。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在国外科技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能够转向投稿在中国的顶尖科技期刊上，那么，国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然下滑而中国顶尖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必将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此高质量的中国科技期刊的建设目标当中，北京大学等中国一流高校走在了前列。北京大学已经开始建设并运营“北京大学期刊网”，承担北京大学各种学术期刊的出版、保存、展示与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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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期刊宏观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进行微观层面的改革，还要从组成结构、编辑人员专业构成等方面进行宏观层面的改革，只有实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改革的密切配合，消除互相制约的不合理因素，才能达到最佳改革效果。
（一）组成结构改革
1．增加专业性期刊数量，限制综合性期刊数量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整体格局是以综合性期刊为主。综合性期刊往往涉及几个学科，学科边界模糊，影响了读者信息索取的便捷性与靶向性及期刊品牌建设，继而影响期刊自身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专业性学术期刊因其专注某一学科，期刊定位更为准确、整体结构更为合理、栏目设置更为细化、选题更为前沿新颖，从而对特定学科学术水平的推进更为有力，更能彰显学术期刊的价值和使命。因此，从国家层面来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做好顶层设计，一方面加大对专业性期刊的审批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督促和指导现有综合类学术期刊向专业性学术期刊转变。比如，高校综合性学报，要从为学校办刊向为学科办刊转变，即依托本校优势学科影响力积极向专业性期刊转变。原《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要依托本校安全、管理学科影响力于2018年更名为《安全与管理学报》，成为安全、管理及交叉学科突破性理论进展和创新成果的发表阵地。
2．逐步增加英文学术期刊数量
1887年，我国出版发行了第1种英文学术期刊ChineseMedicalJournal。截至2018年3月26日，我国共出版了548种英文学术期刊，占我国学术期刊总量（6468种）的8．47％。①英文学术期刊更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从《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8版）可见一斑。在报告公布的175种“2018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中，英文学术期刊有137种，而中文学术期刊只有38种。②近年来，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中文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偏低问题，出台了指导意见与提升计划，如2013年中国科协联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6部门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在英语成为“国际语言”的语境下，为加强对外文化理念、意识形态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期刊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全球学术生态贡献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应加大对英文学术期刊的刊号支持力度，逐步增加出版发行优质的英文版期刊数量，尤其要增加人文社科类英文期刊数量，在增加科技成果传播力的同时更好地对外传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理论动态和学术研究信息，促使“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二）编辑人员专业组成的结构性改革
编辑工作是期刊出版的中心环节，从事编辑工作的主体———编辑人员，是学术期刊供给侧的行为主体，其专业构成直接影响着学术期刊出版质量。现代出版体系下的学术期刊出版质量至少包含学术质量、编校质量及技术质量等三方面内容，因而编辑人员的专业构成也应与其相互照应，分成学术编辑（由具有学科专业背景人员担任，把关学术质量）、文字编辑（由具有编辑出版专业或中文专业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对选定内容进行行文措辞、内容结构等细致化的整理和修改等，把关编校质量）和数字技术编辑（由具有数字出版专业学科背景的人员担任，负责完成网站维护、网上编辑流程的更改、视频修改制作、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的编辑和推送等数字化出版工作）三类，并根据期刊实际进行人数比例调整，使编辑人员专业组成更为科学合理，以满足出版质量要求。
二、学术期刊供给形式的结构性改革
（一）继续与中国知网等传播平台合作
截至发稿前，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8100种，文献总量5300万篇；万方收录中文期刊8000余种；维普中文期刊收录期刊14652万种，文献总量6000余万篇。这三大期刊数据库在资源品种和服务功能上具有明显差异，可满足读者差异化需求，是读者进行期刊学术论文数字化阅读的重要获取途径。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要继续利用这三大传播平台进行数字化出版。
（二）建设并完善学术期刊的官方网站
期刊网站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必由之路，在数字呈现本期刊已全文之外，还可以实现在线采编、与作者互动等，从而优化出版流程，提高学术期刊出版效率。现在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采用的是中国知网、三才、玛格泰克三种功能各异的采编系统。没有采用相关采编系统的学术期刊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适合自己期刊的系统，以提高采编效率、优化出版流程，从而扩大期刊影响，提高国内外影响力和显示度，实现期刊数字出版产业升级。已建网站的期刊出版单位应完善开放获取（OA）功能并考虑读者对期刊深阅读与浅阅读的需要和便于国际科技情报机构检索和收录，提供PDF和HTML两种及以上阅读模式，以增强论文显示度，满足读者多样化需求，进而提升引用率和影响力；增设互动交流板块，实现作者、读者的参与互动，使传播者与受众有效地联系起来，增强读者黏性和有效供给，提升期刊学术水平和科研传播功能。
（三）开通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
《2017微信数据报告》显示，2017年微信在社交类移动应用中月均活跃用户数排名第一，微信公众号月活跃账号数350万，月活跃粉丝数7．97亿，较2016年增长14％。但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的利用情况不佳。微信公众号是媒体融合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其接口设计、自定义交互菜单、小程序等都为期刊数字出版提供了良好的操作平台。学术期刊要顺应全媒体时展的要求，开通微信公众号并按照网络传播特点对论文进行编辑推送，尽可能实现期刊内容数字化传播，扩大期刊传播力。
（四）推进移动有声阅读
《2017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2017年有声阅读市场规模发展迅猛，达到40．6亿元。为使平面的文字作品更加立体化、个性化和形象化，满足读者个性化、便捷化和“碎片”阅读需求以增强读者黏性和增加利润增长点，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采取与喜马拉雅等专业音频制作公司合作或独立制作的方式，推进移动有声阅读的建设以提供学术论文数字音频形式的在线收听和下载服务。
（五）推进数字集成出版
相较于纸质期刊，数字期刊更利于出版内容的归类整合。为发挥“集群”优势，提高学术出版力，我国学术期刊应在数字化出版基础上对出版资源进行再整合。对于综合性期刊，可以将过刊中同一学科的论文整合在一起推出专题数字辑刊；对于专业期刊，可以将过刊以年为单位组合成集刊数据库，或加入学科数字期刊群，利用刊群规模化优势来增加期刊所载论文被检索的几率。如条件成熟，在总结按学科进行集群经验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按出版属地、行业或系统进行更大规模的数字化集群。
（六）进行增强出版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①进入数字时代，学术论文与社交网络的联系、与其他数据材料的关联及语义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科学研究过程更注重科研共享、数据重用，但限于出版理念与出版技术，传统论文出版与相关数据材料等之间往往相互独立，较难建立起有效关联。因此，学术期刊出版应做出相应调整，如在出版的论文中提供研究数据、附加材料、出版后数据及数据库记录等信息以及与论文相关内容的链接，进行增强出版。增强出版以“结构化文本＋富数据”形式，以文本、音频、视频、数据集等多种数字形态，向读者传播研究成果，具有交叉链接、富数据、开放共享等特点，是对传统数字出版形式的优化，能进一步提高知识服务能力和论文传播质量，提高期刊影响因子。目前，我国学术期刊主要通过加入OSID（OpenScienceIdenti－ty），即开放科学计划，②进行增强出版。
三、学术期刊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学术期刊应根据期刊定位及发展需要适时调整栏目结构、优化论文类型占比、增加提高自身影响力的论文构成要素。
（一）期刊栏目的改革
著名编辑家邹韬奋说，没有个性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有希望了。市场经济时代是品牌效应时代，拥有了品牌效应，才可能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期刊的品牌经营，首先是栏目的品牌经营。
1．强化重点栏目
重点栏目最能体现刊物价值、特色和办刊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期刊栏目文章篇均下载频次及被引频次等指标判定栏目影响力，根据办刊的宗旨和资源优势确定重点栏目，重点栏目放置于栏目首位并增加其文章选编数量，加强编辑力量。
2．开设争鸣栏目并设置差异化争鸣栏目选题
学术期刊是开展学术研究、学术创新成果、交流学术经验的重要媒介，而争鸣栏目是学者进行学术观点碰撞的一块重要阵地，是学术期刊提高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有力保障。没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组织策划争鸣栏目；已有争鸣栏目的期刊，要在了解同类期刊争鸣栏目选题现状基础上根据自身优势策划差异化争鸣选题以避免同质化，并认真实施策划方案，保证争鸣文章的学术质量。
3．减少同质化栏目
对于专业性期刊，改革重点是增加“你无我有”栏目，减少同质化。现在大多同学科学术期刊因报道学科一致性而导致其栏目设置大同小异，雷同化现象严重。对于同学科专业性期刊，要根据栏目空白和实际所需进行差异化栏目设置，强化期刊特色和学术价值。如《商业研究》“会展经济”栏目，即根据目前国内经济类期刊“会展经济”栏目尚处于空白的实际，为适应会展经济发展的要求及履行学术传播的使命而策划。
4．增创特色优势栏目
对于综合性学术期刊，改革重点是要增创特色优势栏目。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学科众多，没有优势栏目则不能凸显期刊优势，应利用优势学科和资源增创优势栏目。对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等综合类学术期刊，要根据学校学科优势申报“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以创设特色优势栏目，增强期刊影响力。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学研究”栏目即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增添了期刊特色和影响力。对于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可通过创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栏目来增强竞争力，如《内蒙古社会科学》“北方民族历史”“蒙古国研究”等栏目独具地域特色，在学界相关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二）刊载论文内容和类型的改革
1．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
办刊方针是刊物的灵魂，约束着栏目的设置与文章的内容。为提高自身专业性，我国学术期刊应紧紧围绕办刊方针选录文章。如《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办刊方针是推动和提高音乐学研究并为音乐教学服务，从创刊起便紧紧围绕办刊方针设计栏目、选录文章，开设了作曲技术理论、音乐教学、音乐教育学等体现办刊方针的栏目，保证并提高了期刊专业性与影响力。
2．均衡论文类型
学术期刊的论文类型大致分为研究型论文、综述型论文、评论型论文三类。研究型论文研究深入，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属于一次文献，结论与观点更易被引用，为增加影响因子，各学术期刊更愿意发表此类型论文，这造成学术氛围的单调，限制了学术期刊的作用。我国学术期刊应逐渐增加综述型论文和评论型论文数量，达到论文类型的均衡，以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学术导向与学术交流的作用。
（三）中文学术期刊论文题名、摘要、参考文献及其改革
1．中文学术期刊文章应附有中、英文题名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编辑委员会制定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B／T1－2006）》（以下简称《规范》）规定，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应同时附有中、英文题名。而现实情况是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无论其属于哪种类型，英文题名与英文摘要、关键词往往同时附有，而《规范》对应用性成果学习经验总结、业务指导管理类文章的英文摘要没有做必须附有的硬性规定，导致其或有或无，直接影响到英文题名的或有或无，从而违反了上述规范要求。另外，EICompendex等国际知名检索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都包括论文标题等，为适应国际检索需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英文题名。
2．中文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
摘要担负着吸引读者和将文章的主要内容介绍给读者的任务。EICompendex工程索引文献数据库中的核心数据除包括论文题名外，也包括摘要等。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加快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走出去”的步伐、扩大国际影响力，中文学术期刊应调整论文内容组成要求，改变目前英文摘要作为“补白”而可有可无的现状。特别是理论与应用研究论文，要按照《规范》要求，将英文摘要作为论文的必要内容，并认真对其进行编译加工。
3．英文摘要应逐渐向英文梗概过渡
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深入，为方便国外读者更完整、准确地了解论文内容，判断论文学术水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期刊的国际影响力，《经济研究》等中文学术期刊已不满足于与中文摘要一一对应的英文摘要向外国读者介绍论文的做法，要求每篇论文要附有4500英文字符，包含研究背景与意义、主题与思路、方法与理论依据、经验数据及来源、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重要创新与贡献等的英文梗概，此举措使该期刊国际影响力指数（CI）连年提升，于2012－2018年连续7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并位列前茅。鉴于此，我国中文学术期刊论文英文摘要应由只介绍论文写作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向更翔实的英文梗概过渡。
4．学术期刊论文应附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评价论文的质量和水平、起点和深度以及科学依据的重要指标，也是期刊质量量化评价指标如影响因子、引用频次等统计分析的重要信息源。鉴于此，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应将参考文献作为论文的构成要素并按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进行编辑规范以保证其著录质量。
5．中文学术期刊应同时著录中、英文参考文献
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6．1中对参考文献著录用文字方面首次做了指导说明：“必要时，可采用双语著录。用双语著录参考文献时，首先应用信息资源的原语种著录，然后用其他语种著录。”①如上述所论，参考文献对于学术期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术期刊应一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单一导致学术传播能力受限的局面，按此规则对参考文献著录文字由一种文字著录向双语著录转变。
四、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供给侧改革
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社会化媒介工具及互联网思维对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创新产生重要影响。学术期刊将一改传统出版单向、封闭的传播性质，越来越注重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与作者进行交互作用，出版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参与者、创造者，推动传统出版模式不断向协作式、开放式、分享式众筹出版转变，即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平台，面向感兴趣的消费群体募集出版项目资金，让消费者参与到出版的生产和流通环节中，进而使出版生产者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出版消费者获得相应的投资回报，最终促进出版资源的有效整合。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传统出版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在文化体制改革、期刊出版单位面临转企的背景下，众筹出版拓宽了融资渠道，将弥补办刊经费的不足，且参与众筹者大都是从事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众筹把研究兴趣、方向相似的人集中到一起，不仅可以满足投资需求，还可满足学术交流需求，不仅可以筹资，还可以筹智，给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一）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可行性分析
1．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平台完善
众筹出版要具备三要素：项目发起人、众筹平台、参与者。其中，众筹平台是连接项目发起人与参与者的桥梁，对于众筹成功与否起着关键作用。众筹平台可以是期刊网站、专业众筹网站或社交网络平台。学术期刊因其公益属性与专业性，相较于大众期刊而言，其社交网络相对狭窄，粉丝数量也相对较少，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行众筹的效果不会很好。笔者认为，建有网站的学术期刊，其众筹平台最好选择自己的网站。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我国学术期刊“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及数字出版技术的成熟，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尤其是核心期刊出版单位为扩大期刊影响力和采编需要积极进行期刊网站建设，这显著提高了期刊和论文的网络显示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浏览期刊网站者大都是期刊的“铁丝”，有较强的忠诚度与黏性，因而以期刊网站为众筹平台靶向性更强，众筹效率会更高。对于没有自己网站的期刊，可以通过众筹出版网站进行众筹，如众筹网“新闻众筹”平台等。
2．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完备
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与公信度，这样才能得到参与人的认可与信赖，提高项目成功率。由于学术期刊的专业学术属性，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编辑大都具有较高的学历与学识水平，尤其是主编或副主编，他们大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并在学术期刊出版及自己专业领域有一定建树与影响力，具备了学术期刊众筹出版项目发起人资质。
3．学术期刊众筹出版参与人数量保证
自2011年众筹模式被引入中国以来，众筹出版在图书领域发展迅猛，学术期刊众筹出版也方兴未艾。学术期刊的属性决定了其较图书众筹出版存在更多的困难。学术期刊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传播形式，其论文作者及读者学历、职称层次较高，大多为各科研院所、高校等研究机构的硕士、博士及在职研究人员等。由于其专业性强，导致其作者及读者范围窄，是小众出版物，这是其劣势。但同时，此特点也造就了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有力保障了众筹出版的参与人数量。“正是学术期刊的专业性，使它成为一部分人的刚性需求，这既是学术期刊的劣势，也是其优势”②。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4
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否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决定着企业甚至是整个行业的兴衰。而人才的培养来自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否拥有高水平的高等教育，决定着国家培养人才的水平，甚至是国家的未来。 一、中外高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比较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所以课程设置是整个教育教学的核心和关键。 我们现以俄罗斯为例简要介绍中外课程设置的差异:俄罗斯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1］:课程设置国家历史、俄罗斯及国外文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基础、宗教研究、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基础、外语、俄罗斯宪法基础、生态学基础、生命安全、国防、劳动保护基础、体育、政治经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学说史、经济历史、经济数学、计量经济学、统计学、信息和计算机技术、企业经济、管理学、市场经济、企业金融、会计、经济分析、保险、投资、经济法、国际经济、财务管理、税收体系、银行程序、金融市场、财务分析、基金市场、货币与信贷、资产定价、国际金融市场、第二外语、国家经济部门和区域金融、区域金融的当代问题、审计学基础、金融风险管理、国家资金目标学期论文政治经济、微观经济、企业财务、保险、国家金融、税收体系、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市场国内某高校金融专业本科阶段课程设置:公共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形势与政策、大学英语、计算机基础、大学体育、大学语文、大学生就业指导专业必修课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会计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学、中央银行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保险学、经济法专业限定选修课投资银行理论与实务、期权期货与其他衍生工具、金融工程、西方金融理论、公司财务、资本运营、信用管理、管理学、金融英语、财务管理通过以上两所学校课程设置的比较，可以看出国内金融学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存在一些差异: 1．国内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没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我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落后，决定了我国金融专业培养目标的单一性，主要是银行、证券领域，因此导致了课程设置单一和僵化。课程设置主要集中在货币银行、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长期以来课程设置单一僵化，不能紧跟金融实践的发展需要。而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的发展，要求大学课程必须加强学科间的交叉和横向联系［2］。国外的课程中涉及到了哲学、心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第二外语，甚至是劳动保护和宗教，这些综合性跨学科的课程设置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更有利于毕业生很好地适应社会和工作岗位。 2．从国外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到除了基本课程以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期论文。国外高校从大二开始每学期都要求学生就本学期的课程完成一至两篇学期论文。这是列入教学计划并在学期末要进行考核的。这样可以使学生综合运用课程学习中获得的知识，综合阅读文献资料，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比国外，国内在这方面做的稍显欠缺。 3．国外大学四年每学期都安排有课程，并且学生到课率非常高，因此以上的课程学生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学习。而国内到大四安排课程非常少，大四第二学期基本没有课，而且大四学生由于考研、找工作、写论文等诸多原因，到课率非常低，因此以上很多课程学生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学习。 二、中外高校教学模式比较 1．我国金融学本科阶段课程多，主要依靠教师课堂授课，这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础知识，但是有可能成为培养学生独立性和创新能力的障碍。教师开设了大量的课程，以统一式的课堂讲授为主，造成了学生学习主动性缺乏，自学和讨论的时间太少，使有限的学习讨论流于形式。相比而言，俄罗斯高校教学方式就显得非常灵活。每门课程通常都分为大课小课两种形式。每门课程在每周都设有一次大课，叫做讲授课，这种课程是合班上的，教师统一式的授课，讲授基本的理论知识。同时每周该课程还设有一次小课，即讨论课，这时要分成小班，由不同教师组织学生对这门课程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内容丰富，方式灵活，学生可以与教师自由交换意见和观点。这也是一个鼓励学生提出新观点、新方法的学习过程。 2．国内高校本科阶段课堂时间繁多，课外时间不足。除了安排满满的课堂学习时间外，还有学校规定了早晚自习。而国外的教育是教会学生怎样去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俄罗斯教育一直以来非常注重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启发他们主动学习，不是简单地从老师那里接收知识的单向过程，而是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深入研究，并就所学内容提出疑问，不断思考［3］。俄罗斯高校一般一天时间只有半天是在学校上课，其余时间学生可以自由支配。这就给了学生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和思考，形成自己的问题和观点，然后拿到讨论课上去研究讨论。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学生不仅能全面掌握学科知识，而且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国内高校考核方式僵化落后，无论考试课还是考查课，全靠一张试卷来考核学生的成绩。其中客观题占40－50分，主观题占50－60分。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有很多学生全靠期末突击，不论其是否真正掌握了这门课程的知识，也能考一个不错的成绩。而国外的考核方式就相对较为灵活，教师在考核中的主动性也比较强。考查课有很多不是笔试，而是口试。每个学生接受教师面对面地提问问题，一般为3个问题左右。考查课成绩没有等级，只有过与不过，并且教师有资格对每班学生中的3－5个进行考查课免试。考试课不是出一套试卷，而是针对这门课程，每个学生有3－5个论述题，考查学生对知识的综合掌握能力。考试课成绩实行五分制。并且有些课程要求完成学期论文，完成学期论文是参加期末考试的前提，否则将不具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在这种考核方式下，教师具有比较强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考核了学生的综合能力。#p#分页标题#e# 三、启示与借鉴通过以上对中外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1．课程设置要从社会需求、知识结构和学生的接受能力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既要学习国外课程设置紧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适时作出调整，又要根据我国的国情开设课程，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课程设置。比如，虽然我国当前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但我国还是银行主导型国家，银行还是金融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所以在开设金融学课程的时候就要针对这一点，立足于宏观金融，以微观金融为辅，这样才能既适应我国国情又能与世界接轨［4］。 2．国外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国外很多金融学、经济学的教授都是各大银行的行长、保险公司的高层，拥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国外学生的实践机会也比国内学生多很多。 3．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国内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了大量的类似“1+1=2”这样的“无用的、绝对正确的”知识，而教给学生的有用的方法太少，这样的学生动手和科研能力都会比较低下，难以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教学模式，少讲多做，真正把相应学科的概念、原理、方法教给学生，促使学生形成研究性学习习惯，有更多的思想空间。 4．改革考核方式，赋予教师更多的灵活主动权。让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的特点，灵活地选择笔试、口试或是其他考核方式，消除仅凭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成绩的应试教育的弊端。 我国金融学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能够适应和满足经济全球化要求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熟练掌握经济学、金融学专业知识，具有较高的管理、决策、科研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改革那些陈旧过时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如应对来自各方面、全方位的挑战，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5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在美国的开放获取政策中，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NIH)的政策出现最早，得到了美国政府机构的认可和支持，对其他国家或机构相继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开放获取政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政策要求得到NIH全部或部分资助的科学家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在发表时应将作者最终手稿的电子版提交到国家医学图书馆管理的一个网络化知识库PubMedCentral(PMC)，以便公众可以免费获取。本文总结论文纸质出版后的网络开放获取模式见图2。这种模式下出版商认为，若论文内容的复制版在别处可以免费获得，出版商将没有能力收回投资，也无法对科技出版持续投入。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提交到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时，其文本只能是作者接受同行评议后的文本，而不是期刊编辑加工后的出版定稿。这虽有遗憾，但期刊编辑改变不了论文的科学思想、实验数据，只能在文字上进行润色或者统一格式等，对学术价值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图2仍然使用论文字眼。
很显然，图2描述的论文出版模式，本质上仍是期刊电子版，但它与电子版仍有区别，区别体现在两点：其一，用户免费使用；其二，论文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典藏更有保证。在图2中，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的购买、维护等费用由机构或者政府等资助，但这里的论文仍然是同行评议后的论文，其质量与纸质版没有区别。图2模式的缺陷是明显的：其一，中间多了期刊（出版商）这一环节；其二，期刊的出版体量决定了开放获取的论文的数量；其三，论文的出版仍然需要纸质期刊读者订阅付费。虽然只要有纸质期刊出版，这一模式就可以维持，但这种模式是比较被动的模式。开放获取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开放获取期刊，其中作者付费取代读者付费，该模式的初衷是减少论文获取障碍、增强论文交流性，其代表是科学公共图书馆（PublicLibraryofScience，PLoS）。在PLoS模式下，科学家提交论文的同时也要支付一定费用，这笔费用主要用于同行评审、存档以及编辑费用等。PLoS强调，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其目的并不是把出版费作为额外的经济负担转嫁给科学工作者，而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是科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出版成本只是研究成本很少但又必须的一部分。论文经过同行评审后，就进入开放获取仓储数据库，用户可以免费长期使用。PLoS于2003年10月创办的第一份开放获取期刊PLoSBiology定位于学科领域的高端期刊，实施严格的同行评审制度。然而，对这样高成本的运作来讲，仅仅靠论文作者的版面费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于是，PLoS推出一种高级的科学出版模式———依靠较低质量论文的大批、廉价出版来资助和养活少数高质量旗舰期刊，甚至在某些期刊上采取了轻度同行评审体系，可发表任何在方法学上合理的文章，但其接受率高、发行文章的量较大，因而版面费远远高于其运行成本。除了版面费，PLoS类开放获取期刊其实还应通过广告等各种模式来增加收入。有学者曾担忧开放获取期刊文章的质量不高，但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开放获取论文比传统论文更容易被引用和使用。有研究者通过对PLoS旗下期刊影响因子的研究得出结论：PLoS的质量认证机制是健全和有效的。#p#分页标题#e#
在开放获取实践中，还有一种免同行评议的预印本模式，这种模式以1991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建立，现由康奈尔大学维护和管理的arXiv为代表。在这种模式下，不用同行评议，作者只须按照一定格式将论文排版后就可以自由上传到网络，满足了且快速发表的要求。作者在论文上传的同时，也可以将其提交给学术期刊，如果论文在期刊上正式发表，文档库相关信息中就会加入论文正式发表期刊的卷期信息。arXiv论文在开放获取前并没有同行评议环节，即没有质量控制措施，其质量控制体现在论文在正式期刊发表后的补充信息环节，这种同行评议前就开放获取的模式在中国也存在，创办于2003年，由教育部主管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www.paper.edu.cn）是其中的代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特点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速度快。作者提交论文后，“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编辑只进行简单的格式调整后就将其到网上，该时间周期缩短至7天以内，可以满足科研成果快速的目的。
其二，同行评审体系在后有效运行。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聘请专家担任同行评议专家并形成专家库，只要作者同意，后可自动分配给评审专家库中的专家进行评议，并根据评审情况给论文标注星级，对一些质量优秀的论文，“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还结集出版专门的电子期刊和纸质期刊。
其三，采取强制性开放获取。2006年，中国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对由教育部博士点基金资助的课题实行强制性存取政策，规定所有在研课题结题前课题承担人必须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2篇以上论文，并注明“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课题”及编号，结题时认定与其他刊物等同。
其四，完全的公益性。据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主编李志民介绍，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的评审费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提供，在网站上论文不收取任何费用，查阅、下载论文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其五，有效保证作者的知识产权。“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其作者提供打印刊载证明的服务，列明论文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时间，可有效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保护作者的知识产权。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它没有采用开放获取运动所提倡的开放档案计划（OAI）协议，开放获取资源至今未被任何数据提供商（SP）收割，影响论文在线学术资源的使用和共享。10并且承认“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发表的论文为学术成果的研究机构尚不够多，权威度也需要提高。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6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是高校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本文对国内外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状况进行梳理分析，旨在为高校及相关部门进行廉政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廉政文化；腐败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做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突破口。而且，各个国家采用的反腐手段不尽相同，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各有不同。
一、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廉政文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1]在一些国家，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已经形成一套以立法保障、经费保障、透明度高、全面高效监督为主要特征的、行之有效的防腐治腐运行机制，例如：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和英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高校廉政文化依托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严格规范和控制高校行为以获得立法保障，使自身沿着法制化轨道发展；这些国家普遍施行校务公开制度和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向师生和家长及时告知学校的一切重大情况，确保学校的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很少发生黑箱操作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中，包括知名人士、社会团体、学生代表和家长等在内的社会力量都可以通过各种咨询机构（委员会）、董事会、评估机构等形式参与高校的决策和管理，真正发挥咨询和全面监督的作用。这是预防高校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上述国家的高等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成为高教经费的主渠道，这既保证了高教有稳定的经费，又能够保证政府以对高校核拨经费的方式对其施行宏观调控。由此可见，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虽然对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各异，但形成了大体相似的防腐治腐机制，对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国内廉政文化研究状况
中国自古就崇尚“为政清廉”。中华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廉政文化思想，“廉”的世风、官风和民风为历朝历代所倡导，[2]主张“为政清廉、取信于民”，古代统治阶级中的清醒之士能够身体力行抵制腐败，为今天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回顾我们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史，不难发现，从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观到邓小平的人民“公仆”观，再到提出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机制。[3]进入新世纪，以为书记的党中央强调从源头上严防和治理腐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强调要警醒一些国家亡党亡国的教训，要求各级党委要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和搞特权。明确表示对一切违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这些无不体现着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忠实践行廉政文化，体现了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能够创造性地结合世情、党情、国情、民情继承、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深植廉政文化建设丰厚的思想来源和坚实的理论根基，[4]并将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创新。近些年，随着反腐形势愈加严峻，“廉政文化”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自2005年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特别强调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5]（党的十七大以党代会形式对此加以进一步强调），积极推动廉政文化“五进”以后，《关于在大中小学开展廉洁教育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高校反腐倡廉建议的意见》、《关于廉政文化建设的意见》陆续出台，廉政文化建设的热潮由此在全国各地掀起，产生了一批反腐倡廉“大宣教”成果，反腐倡廉“大宣教”的代表性成果是《廉政文化丛书》系列之第一辑（包括《廉政故事》、《廉吏》、《廉政理论》、《廉政格言警句》、《廉政漫画》）（寿永年，2004）和第二辑（包括《廉政小小说》、《廉政曲艺》、《廉政韵文碑刻艺》、《廉内助贪内助》、《廉政时评》）（寿永年，2006）。理论界将研究廉政文化建设推向深入。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关于探讨廉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的，如《廉政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李秋芳，2011）；有对古今中外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发展和变迁进行总结梳理的，如《廉政理论研究》（周卫东，2005）、《廉政文化论》（王文升，2009）、《中国廉政文化史》（单卫毕、赖红卫、张相军，2010）、《中国历代廉政思想》（王同君、侯文友、邹远修，2007）、《廉政史鉴》（陈泽军，2009）；有研究新时期我国的廉政文化的，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廉政文化建设》（高建林，2011）。涉关廉政文化建设的论文最早出现在1999年，截至目前已达到8024篇，2007年数量最多，为1236篇。涉关“廉政文化建设”的学术论文始于2003年，目前已达4538篇，可谓硕果累累，研究范围比较广泛，涉关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这里不一一列举。[6]
三、国内高校廉政文化研究状况
1.国内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取得的成绩
2000年前，我国高校廉政研究和廉政文化传播尚处于自发状态，全国尚没有校园廉政文化这一研究领域。2000年以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第一，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平台不断完善。2000年4月，北京大学成立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同年11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国内首家由大学设立的专业廉政研究机构。其他高校如湖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南开大学陆续成立廉政文化建设中心或类似机构，目前全国已有六十多所。相应地，高校廉政机构联席会议机制已经建立并不断发展，现已召开五次联席会议。第二，以课题为纽带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开展了较为深入地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方面的著作有《高校廉政建设论》（谢光泽，2008）、《高校廉洁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张国臣，2010）、《高校廉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湖北省高校纪检工作研究中心，2011）、《高校廉政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罗任权，2011）。以“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为题的文章255篇（其中硕士论文6篇，以中国知网文献数据库为据），涉关高校廉政文化对策、价值、与党风廉政建设关联、与高校廉政文化与校园文化等诸多方面。第三，一些高校不断创新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有的学校探索廉政谈话模式，如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对一”廉政谈话模式，建立廉政档案制度，强化对干部廉政的动态监督；有的学校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加强校园廉政文化网络建设，如东北大学的“东大廉政网”、华南理工大学的“清风园”网，还有大连理工大学、湖南大学、河海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和辽宁工学院的涉关廉政建设网站被评为全国“十佳校园廉洁教育主题网站”，这些既丰富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传播形式，[7]又将推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
2.高校廉政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取得了上述诸多成绩，但廉政文化建设研究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和问题：第一，并非全国所有高校都重视廉政文化建设。多数高校缺少专门的[8]廉政文化建设领导机构，有的学校即使设立了领导机构，但形同虚设，并没有把工作落到实处，对廉政文化的育人功能认识不足，廉政文化理念并没有内化为全体员工自觉行动和行为习惯。存在着“廉政文化建设只是学校纪委部门的事，与其他教学、管理单位和服务部门关系不大”的错误认识；廉政教育也只流于形式，收效甚微。高校内部存在着对腐败现象的查处“重经济领域忽视学术领域、重查处数量忽视对犯罪根源的探究”、进行廉政文化教育重干部轻师生员工的现象。第二，廉政文化建设制度不健全、内容偏颇、方式方法亟待改进。目前廉政制度缺乏配套制度与系统实施方案的规划设计,出现了有建设无规划、有经费无保障、有实施无力度、有理论无创新、有机制无长效的现象。部分高校仅把廉政文化建设视为张贴格言警句、举办文艺表演和宣传活动等，而忽略廉政理念的提升和对廉政文化精神实质的把握，忽略了廉政文化与传统文化、高校历史积淀和特色地域文化的整合，开展活动缺乏针对性、实效性。第三，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不系统、不深入。就目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而言，真正深入地理论研究并不多，而且不系统不全面，理论偏重表层研究，缺少实证分析，即使有实践层面，但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情况介绍过多，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与综合。目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内涵尚没有统一科学界定，透视廉政文化建设的问题视角较为单一，不能及时掌握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深层次影响因素，没有从心理学、文化学、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多视角进行综合研究。虽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我国高校廉政文化的对策，但可操作性强的、符合我国国情和各高校实际又能具有感染力、影响力的有效路径少之又少。由此看来，对目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新老问题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与思考，找寻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切实可行路径依然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实证研究，客观梳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详尽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廉政文化惩防体系、完善廉政文化创新人才引导“教育培训政策、建立科研人才配套奖励机制”[9]、探索廉政文化建设有效应对策略应是廉政文化建设问题研究的进一步努力方向。[10]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弥补以往研究理论上缺少深层次分析而又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陷，客观梳理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供新思路，破解“理论困惑”[11]并找寻新路径，能够将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廉政意识，为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能够有效提高高校核心竞争力；能够警示高校管理人员及教师不敢为所欲为地以权谋私；能够对全社会提供廉政示范，提高廉政文化之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又可进一步丰富高校廉政文化理论体系。
作者：刘丽红 姜力丹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微.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07.
[2]王朝阳.我国大学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西安:西北工业大学,2007.
[3]周莲香,郭艳坤,马欣.廉政文化教育在防范思想道德风险中的价值[J].北方经贸,2011(12).
[4]张跃.廉政制度建设与廉政文化建设的互动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哈尔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3.
[5]邱野.论预防腐败的廉政文化体系的构建[D]:[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2.
[6]陈小明.泉州海事局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海事大学硕士论文,2013.
[7]王群.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12.
[8]居继清,何旗.高校院系廉政文化建设薄弱的表现及其探解[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
[9]赵亚静,王艳舫.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建设及政策体系构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187.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7
社会发展中的金融法与环境法问题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10月17～1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医事法中心、复旦大学民商法学科主办。来自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德国洪堡大学、英国班戈大学、日本神奈川大学、韩国西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复旦大学部分教师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余篇，围绕“社会发展与法律改革”的主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沦，是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 此议题研讨由复旦大学法学院杨心宇教授、王全弟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评议。主要论文包括： （1）俄罗斯前总理、俄罗斯联邦审计院秘书长、莫斯科大学国家审计学院院长S．M．沙赫赖（ShakhraySergey）教授作了《国家审计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率》的报告。他认为，国家审计是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条件下国家优化解决社会经济任务的工具，它以公民监督国家效率的机制合理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监督个人行为的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监督制度之一，它提出了社会经济改造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特别重视分析各种改革与战略的社会代价。国家审计制度是一项转向新经济类型和高水平社会发展的前提手段。 中国学者评论认为，俄罗斯的审计制度对于俄罗斯的反腐败有重要作用。国家审计制度从学术角度来说是宪政的视角，值得中国学者研究与借鉴。 （2）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系主任A．K．戈利琴科夫(GolichenkovAleksandrKonstantinovich)教授作了《生态立法的新的法律编纂》的报告，介绍了俄罗斯生态立法的主要任务、结构、主要途径(跨部门的法律编纂)、法律部门的区分与整合(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区分整合后形成生态法)、法典制定者必须解决的问题，认为生态立法改变了环境保护活动的法律基础，将会促进向清洁技术转化并保障国内经济在高生态标准下进一步增长，促使建立真正的国内生态安全体制。中国学者讨论认为，俄罗斯将环境保护法与自然资源法整合为生态法，这种跨部门的综合性的立法，即社会法的产生，值得我们研究。 （3）英国班戈大学法学院院长德莫特•卡希尔(DermotCahill)教授就其论文《欧盟内欧洲法院在公共采购领域对透明原则的运用》发表了演讲，介绍了欧盟在公共采购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欧盟法确立了公共采购领域的透明原则及非歧视原则。欧洲法院（ECJ）的诸多判例已经对27个欧盟成员国不透明的公共采购现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强化了透明原则，产生了扩大适用非歧视和透明度一般原则的结果。英国法院遵循了欧洲法院的司法判例，以致几乎所有该论文讨论的新近案件中，公共机构都被认定为违反了欧盟法律或一般原则。中国学者结合金融危机及中国的政府采购，与克希尔教授探讨了多层次的金融监管问题。 （4）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规制法研究》为题作了演讲，以利益平衡为视角，探讨了中国金融领域的重大问题。朱教授指出，金融规制法律规范的评价标准主要包括规制发生的正当性、规制的合理限度和规制的法律控制3个方面。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金融公法 2社会发展与侵权责任法改革 规制主要目标包括：双向兼顾性目标、利益平衡化目标和全球化贡献目标。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提交的论文《金融危机的法律思考》，俄罗斯的S．G梅德维杰夫教授提交的论文《俄罗斯联邦银行储蓄保险制度》，探讨了相关中、外金融法律问题。此议题的研讨由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高富平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法学院段匡教授评议。 主要报告有： （1）中国民法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民商法学科负责人刘士国教授作了《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争论问题》的主题发言，向中外学者介绍了中国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进程等基本情况，着重对以下几个立法中的争论问题及主要意见予以介绍和评述：①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否仅规定侵犯民事权利，是否再规定侵犯利益；②关于统一死亡赔偿金的规定；③关于要不要规定国家赔偿责任；④关于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关系；⑤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是否规定矿害等工伤事故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可否由相邻人赔偿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刘士国教授认为：①侵权法调整的就是侵犯绝对性民事权利产生的社会关系，法与法律有区别，即使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也可能存在于社会生活规则中，那就是法律之外的法涉及的权利，反对对利益作出特别规定。②统一死亡赔偿金标准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保护受害人。③主要从性质上说，国家赔偿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就此，侵权责任法应作规定。鉴于国家赔偿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侵权法仅规定一条就可以了，表明这是侵权责任的一个类型及赔偿的性质，具体条文由国家赔偿法规定。④采用责任能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涉及侵权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改革。监护人责任应以被监护人无责任能力为条件，如被监护人有责任能力，被监护人应承担责任，不能赔偿的，由监护人承担补充责任。前者，是直接责任。侵权法以救济受害人为主要目的，也有教育、预防的功能，未成年人有过错，应予批评教育，甚至责令赔礼道歉。⑤侵权法应规定矿害事故的使用人因违反对被用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而且不限矿害，凡使用人对被使用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均应承担民事责任。⑥楼上抛掷物伤人找不到加害人不应由相邻人赔偿，法院不宜以共同危险行为或公平责任加以判决。加害人不明，公安机关应予立案侦查。 如仍不能确定加害人，公安部门可会同民政部门，对严重受害者实行社会救济。此外，受害人仍可依医疗保险减轻所支付的医疗支出，保险制度已对此具有救济功能。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制定，外国专家饶有兴趣，就诸多问题与刘士国教授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2）韩国西江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长严东燮教 授以《韩国制造物责任法》为题，介绍了韩国制造物责任法的概要内容、制定该法以后韩国案例的动向，指出了该法的缺陷，提出了如下修改完善的建议：应对“缺陷推定”作明文规定；《制造物责任法》适用范围应当包括预售公寓的缺陷责任；应明确规定免责事由“法令制定的标准的遵守”中的“法令”局限为强制性的；法规条文应更明确。 （3）华东政法大学张礼洪教授就其论文《对侵权行为过错认定标准的新认识》作了报告。他以《阿奎利亚法》中关于过失的原始文献为基础，对完善现有的过失判断标准提出了建议：侵权过失的判断标准以客观过错为基本原则，即过失是对行为人没有尽一个理性善良的人的义务，预见或者预防自己行为的后果进行的。过失的存在以存在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过失概念本身就蕴含了因果关系。过失的存在以行为人是否尽一般人应采取的谨慎义务为标准，但是，还应根据社会的一般认识，以造成损害的危险是否由行为人所知或者被害人是否根据自己的意志将自身处于一个不应处于的危险区域来判断行为人的过失。 （4）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淑华作了《未登记过户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的发言，她认为我国《物权法》对机动车的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机动车所有权自买卖交付时发生移转，登记过户仅是买受人据以获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不属于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第三人”范畴。转让交付但未办理登记过户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应由对机动车享有运营支配权和运营利益的机动车实际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登记的所有人一般不承担赔偿责任，除非其对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构成侵权行为。会议还收到复旦大学民商法学博士生王康提交的论文《机动车交通事故共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保险责任研究》。 3社会发展中的医事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韩长印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王全弟教授评议。主要报告有： （1）日本神奈川大学法科大学院森田明教授作了《日本医疗诉讼与医疗的法制度的动向》的报告。 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介绍了日本国内患者权利运动的发展、重大医疗事故诉讼持续增加的特点以及最新的法律制度的施行：产科医疗补偿制度、对因出生时的原因造成的脑性麻痹患儿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医药品副作用受害人的无过失补偿制度及预防接种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2）复旦大学法学院姚军副教授作了《医疗事故侵权责任范围的正确确定》的演讲，他提出，作为法治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公平的核心内容，要求行为(或责任)人对己方行为及其不良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即法律上对己不利的后果)。在具体承担法律责任时，它又意味着责任人仅对由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而不应对超出该不良后果部分负责；同理，基于该核心价值(也是诸法的基本原则)，医疗事故的责任人也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立法即司法上不应强迫其承担超出该后果的责任。 （3）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满洪杰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了《人体试验侵权责任研究》的发言，建议我国应当构建独立于医疗过失责任的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制度。人体试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但可以在对过错的举证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倒置。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疫学原理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推定理论来进行综合判断。 （4）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李燕以《双性儿童性别确定的法律问题探究》为题，提出双性儿童并不是不正常的，当前医学界普遍施行的、经父母知情同意而为双性儿童确定性别的性别再造手术，并不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性别确定应是儿童自己的宪法权利，父母对子女性别再造手术的知情同意权与双性儿童自己的宪法基本权利相冲突。法律应承认男女二元性别体系外的第三种性别，双性儿童的性别确定应待其长大后自己决定。 韩长印教授评议认为，医事法的研究提醒学者注意到平时不为大众所关注的处于弱势群体的少数人的权利，也提醒学者们思考我们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等方法论问题。由于医事法内容的中外共同性，中外学者就医疗过失认定、损害赔偿、医疗诉讼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4社会发展中的其他民商法律问题 此议题的研讨由人民大学法学院吴宏伟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段匡教授评议。主要论文有： （1）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莱因哈德•辛格(ReinhardSinger)教授作了《变迁中的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报告，介绍了社会模型的概念和它作为法律发展因素的功能、在19世纪私法秩序的社会模型的发展以及德国民法典的社会模型的变迁，提出了现代私法中的民主化和社会国家化、告别契约法中形式自由伦理模式，强调程序的和实质的合同正义，强调了民法的社会责任。 （2）复旦大学法学院王全弟教授所作报告《两岸担保物权比较研究论纲》，就如何确立保证债权获得完全清偿的制度，比较了2007年3月中国大陆《物权法》与台湾地区在2007年3月经立法院审议通过的担保物权修正草案，在担保物权的追及力、担保物权的实行期间、抵押权顺位、动产抵押、最高限额抵押、权利质权和商事留置权7个方面对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物权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有利于两岸发展及法律相互借鉴与完善的建议。 （3）复旦大学法学院胡鸿高教授作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律改革》的报告，介绍了中国企业并购及其法治演进历程与特点、中国企业并购的模式、企业并购突出问题与法律改革。胡教授呼吁，企业并购，不仅应当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而且要实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加强信息披露法制，增加透明度，保障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还应当特别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企业并购中，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发展社会保障公益事业，建设和谐社区与社会。目前当务之急，在于通过法律改革，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和实现机制，倡导和激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p#分页标题#e# （4）复旦大学法学院何力教授作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的演讲，指出中国的资源特需改变了世界资源供求格局，阐述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进展，分析了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成为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法律障碍，分析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的环境法和政治动乱问题，最后就中国海外资源投资保护的法律对策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5）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盖威作了《社会组织在我国协商治理模式中的地位与功能》的论文发言，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修定民法通则、明确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和非法人团体，尽快制定社团法、修改现行特别法增加法律责任的规定，进一步扶持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淡化一些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转变政府中心主义治国理念，确立以民为本、以市民社会和市民组织活动为导向的治国之策，进一步完善协商治理机制。 （6）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法学院托马斯•莱塞尔(ThomasRaiser)教授作了《合同与合同法》的报告，俄罗斯A.Sherstobitov教授向会议提交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修订的构想》的论文，复旦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生韩伟、王森波分别提交了论文《斯多葛派的伦理哲学与罗马法的转型》、《必亦正名乎?———美国加州同性婚姻立法风波透析》。
投资哲学论文范文8
“计算机和现代通信为图书馆提供了技术支撑，电子资源脱颖而出，带来革命性变化。科学引导着知识管理系统，为管理、传递和使用知识提供路径和方法。”Yadagiri,S．强调，在迅速出现的数字纪元和知识社会，知识管理能够加速知识的传播，改善图书信息中心的业务程序，增强其服务意识、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其业界地位。美国学者Baker，ShirleyK.认为，在高校，在一些学科，高等教育和图书馆在巨大的机遇面前，要肩负起数字信息和知识管理的重任。盛小平教授基于文献计量法论证了知识管理不是一种管理时尚，利用库恩的学科定义标准验证知识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KarlWiig在《知识管理：一门渊源久远的新兴学科》等文中强调，知识管理成为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包括管理科学、认知科学、经济学、教育方法、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技术科学在内的支撑性学科。伊朗学者Hazeri和澳大利亚学者Mar-tin及Sarrafzadeh认为，知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隶属于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并强调其多维度，即涉及组织、企业、管理和实践等多个领域。据调查，全球排名前500强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实施了知识管理项目，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机构也在积极引入知识管理，促进自身发展，提高竞争力，知识管理实践活动已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展开。图书情报界参与知识管理的研究是大势所趋，吴慰慈教授指出：“开展知识管理问题的研究，将推动图书馆学研究超越传统图书馆机构的局限，去面向更广阔的实践基础。”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当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热点和发展方向。在知识管理的研究方面，图书情报学具有先天优势，如果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图书情报学的学科地位、应用范围和社会影响都将产生大的飞跃。学科的理论体系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处于起步阶段的知识管理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知识管理不断从相关学科吸收营养，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和信息技术方面颇有起色，逐渐确立了一定的学科地位，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但实践超前、理论滞后是目前知识管理学研究的基本现状。
2知识管理的概念及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可行性研究
柯平教授认为，知识管理学是关于知识管理理论与应用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有：①理论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发展研究和知识管理学科体系）；②应用知识管理学（包括知识管理方法论、技术和系统研究）；③专门知识管理学（包括企业、政府和公共知识管理学等）。人类迈入21世纪，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化加速发展，图书情报学终于从以文献、信息为中心走向以知识为中心，呈现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趋势。知识管理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它需要凭借一定的信息技术以实现其功能，信息技术是知识管理最重要的工具。现代信息技术为知识管理奠定了技术基础，使大规模的知识存储、快速的知识传输成为可能。图书馆正是在技术取得突破进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支撑知识管理的技术设施，才使文献信息知识资源的建设过程与知识生产、传播、扩散、应用的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但提高了图书馆资源的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水平，也为图书馆实施有效的知识管理提供了保证。
3知识管理学科来源研究
3.1哲学上关于知识的认知
在西方哲学中，对知识的追求充满了怀疑主义，这使得很多哲学家寻求有助于他们建立不容怀疑知识的终极真理方法。柏拉图把知识定义为经过实证的正确的知识。从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开始，认为知识的来源和认识包括主观感受和理性推导两个方面，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和适应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知识的本质在于它从社会实践中来，正确可靠的知识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3.2经济学关于知识和知识管理的讨论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独特的知识并强调组合显性知识的重要性，比如新出现的产品、生产方法、材料、市场和组织等都是源于知识新的“组合”，他关注的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过程。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科技迅猛发展，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本退到第二位，信息作为经济资源渗透到各种经济活动中，信息就是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发现，世界经济的竞争、经济全球化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理念重放光芒；在后工业社会，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核心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直接放到生产体系中考虑”。1995年，美国许多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已经高达50%～60%，体现于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中的知识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知识已不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知识积累导致技术变革，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20世纪90年代，现代企业出于竞争的需要，将知识视为组织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知识管理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3.3经济管理学的知识解释
管理是人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活动，自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20世纪20～60年代的行为科学理论、20世纪40～80年代的“管理丛林”，到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文化阶段，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管理革命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力量，这凝结了无数管理实践者与理论工作者的汗水和心血。恩格斯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需求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60年代，美国管理学大师PeterF.Drucker首次提出知识管理这一重大概念，80年代以后陆续发表大量相关论文，对知识管理做出了开拓性工作。1988年，他发表《新型组织的出现》，认为知识是一种能够改变某些人或某些事物的信息。1999年，波士顿大学信息管理学家T.H.Davenport出版《营运知识》，标志着知识管理正式登上历史舞台。20世纪末，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知识经济理论日益成熟，并渗透到企业管理中，使企业管理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出现了第五代管理思想，即知识管理。因此，知识管理是时代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从思想角度看，当代知识管理有许多渊源，比如抽象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特定工作场所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所引发的某些具体思考。总之，人们在试图揭示社会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方面所作的努力，以及20世纪管理界种种提高效率的努力，都构成了知识管理的重要渊源。
4知识管理学的学科定位
4.1学科定位
笔者通过万方数据库，以“知识管理学”为题名，“概念”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987～2011年学术论文140篇，外文文献48篇；通过EBSCO数据库，以“knowledgemanagementscience”为题名,“concept”为关键词，共检索到1987～2011年国外研究文献39篇。这些论文涉及图书情报、管理、制造业、工程、医学、数学、计算机等众多领域。可见，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调查发现，大量的知识管理教育研究项目首先源于图书情报学或信息管理，其次是计算机或工程，商业和管理。集合的课程、宽泛的知识管理技巧和资产清楚地表明了知识管理教育的多学科性。这也与邱均平教授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知识管理是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它对信息管理及其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今后一段时期，信息与知识管理的研究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续以图书馆和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4.2研究对象
从一门独立学科的视角来看待知识管理，整合各个学科优秀学者各有特色的理论和技术，柯平教授提出知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组织、个人和社会的知识过程的学科，在此，知识过程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知识的产生、组织、传播、共享、创新以及知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知识管理绩效评估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文化、制度等手段同样重要；同时他还提出了由知识治理、战略知识管理和一般知识管理组成的三层次知识管理学学科体系框架。
5案例分析
众多企业认为，知识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涉及企业的各个层面，如组织方式、管理方式、信息系统、业务流程等，它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开展知识管理项目必须取得企业高层领导的支持，甚至由他们直接主持推进。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海油）较为成功地实施了知识管理，其主要措施如下。（1）选拔人员。中国海油以年轻化、知识化为宗旨规范干部选拔标准，1999年以来，共提拔近100名较年轻、本科以上学历干部，并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干部交流，每年选拔5～10名中高级管理人员到国外攻读MBA。（2）学习型文化。长期以来，企业内部形成了学习型文化，正是这种文化，使其敢于承担风险又善于驾驭风险，始终保持创新的热情，勇于超越现状。（3）科学管理。在管理上，制度成为企业运行的根本法则，高度集中的资金管理制度、科学严格的决策制度、经济有效的用工制度成为企业管理的基点。2001年，在财政部对中直系统资产总额超百亿的62家企业的绩效评价中，中国海油净资产收益率和资本保值增值率均为第一，被亚洲权威金融及投资管理杂志Asiamoney评为“2001年度亚洲最佳管理公司”。可见，知识管理项目实施的决定因素在于：以知识为核心，以人为本；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知识管理具体解决方案；与特定业务流程有机结合。目前，我国图书馆知识管理处于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的过渡阶段，实际案例不多。
6知识管理学的研究趋势和现实覆盖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