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目前我国非粮农业的高单产主要依靠的是过度密集化种养殖和出栏的较短周期及相应的动植物激素和抗生素的过量使用来实现的，从而引起了居民严重的慢性健康问题。然而，毕竟非粮农业一定量的产出需要土地资源并不是很多，并且多数非粮农业的开展都使用的是不与粮挣地的差等地。这样为了获得一定的产量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种、养殖面积来实现。不过我们的对策并不是一味地扩大种养殖面积。应该禁止使用副作用较大的催生催肥剂、催熟剂等激素，而不是限量管制；而在常规兽药和化肥农药的减量策略上，政府应从补贴支持转向鼓励企业向农户提供生态技术服务和产品的服务支持。
关键词：非粮农业；非土地密集型农业；外源技术；慢性健康问题；强制性禁止
一、引言
出于人均土地资源困乏的考虑，我国政府事实上把粮食高单产策略也使用到了畜禽养殖、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型非粮农业上。不同于粮食的高单产，非粮农业的高单产是一个立体的周期性概念，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使一定的养、种植空间面积内创造出较大的产出。具体表现为，生猪和肉鸡养殖的过密化和出栏的短周期；一年内多产出周期的反季节温室蔬菜大棚的普遍推广；“一村一品”的水果生产鼓励；加之动植物激素的大量使用，致使我国非粮农业的“单产”和总产量呈现出了产能过剩的富足景象。然而，非粮农业的高单产在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同时，居民却为此付出了较大的隐性食品安全风险和长期的健康问题。因此，目前我国这种非粮农业的高单产策略需要对其进行反思和改变。
二、目前非粮农业获得高单产的途径及引发的居民健康风险和背后的严重浪费
1.我国非粮农业总量的宏观现状。我国在非粮农业领域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现象。苹果滞销、白菜价跌的“伤农”事件时有发生。我国目前生产了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全球80%的大棚设施农业集中在我国，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1］。2012年我国畜禽肉类、蔬菜等的生产量都超过了平衡膳食条件下的最高需求量，其中畜禽肉类的产量超过了平衡膳食条件下最高需求量的2.39倍［2］。2.非粮农业获得高单产的途径。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在育种过程中采取了杂交、转基因等改变作物基因的非“自然”方法，但在粮食作物生长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影响植物生命机理的外源技术。而非粮农业却使用了影响动植物生命节律的外源技术，结果引发的生态和居民健康代价也较大。就畜禽而言，过密化养殖和出栏的短周期成就了畜禽肉的高单产。为了减少养殖成本，增加单位养殖场所的产出，许多畜禽养殖场普遍存在笼舍狭小、卫生标准偏低的现状，饲养密集度过高，这样较差的生长环境使畜禽的疫病抵抗力变低，致使畜禽生病的几率增加，为了防病治病又必须使用大量的抗生素，这些抗生素残留最终又通过食物链部分进入人体中。我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3］。同时，为了增加单位产出，缩短出栏周期，养殖户更愿意使用增产效果直接的化学饲料，而这些化学添加剂中含有铜、砷等重金属元素，或被添加了抗菌素等兽药，并且这些含有“催生”成分的饲料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结果过分依靠化学合成物的猪、鸡养殖过程改变了畜禽动物本来的生命周期，也使畜禽肉含有了影响居民健康的化学合成物残留。蔬菜的高单产也主要源于石化农业的贡献。在所有作物中蔬菜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最大，2012年蔬菜种植使用的化肥量为1214万吨，所占化肥总使用量的23%左右。［4］大田蔬菜的高产也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结果。而目前我国温室反季节蔬菜的高产模式更离不开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为了让单位土地在一年内蔬菜产出最大化，为了缩短单季蔬菜的生长周期，菜农、果农大量使用植物生长剂、催熟剂、保鲜剂等激素，促进作物非常规生长，产品长期储存和看相良好。温室大棚的过度集约化种植，也必然伴随的是肥料的密集使用。同时，由于我国大多数菜农的温室大棚并没有相应地采用设施农业可以控制温度、湿度等生态技术，致使温室大棚里始终保持高温、潮湿的环境，通风条件也不好，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一旦出现病虫害，就会导致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为了防患于未然，农民要频繁地喷洒农药。因此，我国非粮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走的是“高物质投入、少劳动投入、高污染、高产出、低成本、低价格、产品质量整体水平不高与浪费严重”的“亚健康”道路。3.非粮农业高产出背后的严重浪费。我们可以从许多农户的“非理性行为”和市场的“非理性”表现中看到非粮产品的严重浪费现象。2015年山东潍坊的大姜贱卖、海南乐东的香蕉弃摘；2014年湖北省蔬菜生产大县嘉鱼的大白菜喜获丰收，价格却比往年低了三分之一，甚至不足以支付人工装车费用，无法对外销售，只好任其烂在地里。我国食物在消费和运输环节的浪费更为严重，其中餐桌浪费尤为突出。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在家庭饭桌、饭店酒楼等就餐环节以及粮食收获、储藏环节的食物浪费和损失就达5000万吨，约占总产量的10%［5］。同时，我国蔬菜水果类产品在采摘、运输、储存以及交易等环节的损失率高达30-20%；消费者为了减少农药残留的安全风险，从而过度废弃果蔬产品的表层部分进而造成的浪费也不容忽视。另外，非粮产品的较低价格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诱使消费者不珍惜食物从而造成浪费。结果农户借助过量化学合成物生产的非粮农产品有很大部分被浪费掉了。4.非粮农业非常规快速发展引发的健康问题。化肥、农药及动植物激素等各种石化物质或者以表面残留通过水体、大气被人体吸收，或者通过食物链内循环方式直接被消费者食用，尤其是动植物激素的内化、难以观察、不易检测和无法清洗，更成为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内源性和系统性风险，经过一定时期的累积，达到一定阈值后，将给居民带来的健康疾病问题。根据钟南山的研究，近年来肠癌、妇女宫颈癌和卵巢癌发病率的快速增长与食品中大量生长剂、催熟剂、保鲜剂的残留有直接关系［6］。同时，近些年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饮食性疾病已成为常见病。由于猪、鸡是在短期内迅速被催肥的，人们长期食用后也会被催肥。而与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关系最大的是食品，其最基本的源头又是粮食、蔬菜、肉类等初级农产品。并且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对粮食的直接需求量逐渐减少，而对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非粮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却在逐渐增加。由于上述获得高单产的方式也使得非粮农产品的有害石化物质残留明显高于粮食产品。因此，在居民健康问题上非粮农产品的“贡献”已远远超过粮食产品。这也正是我们反思非粮农业目前发展模式的原因所在。
三、应对非粮农业发展现有困境的策略探讨
1.对副作用较强的动植物激素应逐步实行强制性禁用。对短期内副作用不明显的激素“添加剂”我们往往都是采取限量的方法来进行管制，即允许饲料加工企业或农户在一定的比例和频率范围内添加或使用，但由于含有激素农产品的质量的信任品和强隐藏特性会使限量管制失效。具体地讲，由于使用激素的农产品的质量即使在消费者消费之后也难以了解、获取和判断该产品是否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激素，尽管存在品牌及声誉机制的信息显示和市场筛选功能，但由于这种信息显示机制需要巨大的监督成本，同时在外就餐、购买即时食品等无法体现原料的品牌和商标的消费环节又被排除在这种信息显示机制之外，从而给含有激素的产品提供了较多的市场需求和空间。另外，由于初级农产品的终端质量成分检测结果并不能完全反应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化学投入品实际使用量的信息悖论存在，也会使限量管制的最终效果大大减弱。比如农户在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过量的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学投入品，但这些化学投入品大部分都没有被作物所吸收，而是流失在土壤、水体和空气中，这样就会出现最终产品指标合格但造成的面源污染并没有减少的尴尬境地。而流失在水体和空气中的这些有害物质最终也会部分地被人类所吸收，从而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的信息显示缺陷，对于农户来说，任何激素只要能够增加产量，保护农产品的“表面”品质，便如获至宝，农户们就会无限量的使用，限量管制就会失去作用。因此政府应对副作用较大的激素如畜禽养殖中的催生催肥剂和果蔬种植过程中的催熟剂和生长剂等实施逐步的强制性禁用。2.在养殖业中实施支持改善动物福利、粪便工业化堆肥策略。政府过去往往选择全额补贴且政府建设的方式来激励养殖户改造和改善养殖环境减少养殖污染，但效果不尽理想。这是由于这种政府行政化供给方式会出现下面三种无效率情况，或者出现项目建设的质量有问题导致项目建成以后难以正常运行；或者出现项目没有完全落实只是套取了国家补贴；或者单个农户由于难以实现规模效应导致运行成本较大从而使建成的项目被弃用。而采取补贴加农户自有资金配套的方式，意味着农户必须自己出资一部分加之政府补贴到市场上购买相应的标准化改造服务，当然标准化的改造服务也需要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市场化提供，只有这样技术的建设和使用才会融为一体。同时由于农户要出比例较大的改造资金，农户就有激励来管理好养殖卫生环境的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增加单个畜禽的生长空间，减少饲养密度；以及对粪便清理收集方式、通风设施等卫生条件进行改进，从而提高畜禽的自身免疫力，减少畜禽的患病机率和死亡率，进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和增加畜禽的出栏数目，这也会在一定比例上弥补了减少饲养密度带来的养殖数目减少。并配以提高兽用抗生素价格，以提高养殖户使用抗生素的养殖成本，从而抑制抗生素的使用进而得以从反向来激励养殖户改善动物福利。养殖户完成畜禽粪便收集后能否进行快速的无公害处理和利用是保证养殖环境可持续良好的关键。粪便处理无论是堆肥还是制造沼气都是费力费时的工艺，在劳动力价格比较高条件下，即使给予一定补贴，这些技术也会被农户放弃。因此，堆肥和沼气建设都需要通过鼓励能实现规模效应、减少具体实施者劳力消耗的商业化、企业化即工业化的堆肥模式来加以推广，而不是单纯的给予农户补贴。这样政府的主要支持资源就由农户转向技术提供方企业，政府更多的支持就是要围绕如何使企业形成持久的、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生态农业技术服务和产品产能。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在生态农业支持上要从福利补贴重农导向转向服务重农导向。当然，禁止畜禽养殖中的催生催肥剂等副作用较大的激素物质使用和减少养殖密度都会减少单位养殖空间的年产量，但政府可以通过鼓励现有养殖场进行扩建改造以增加畜禽养殖数目来弥补一部分上述的产量减少，毕竟畜禽养殖不是土地密集型产业，即使是略扩大些养殖空间规模也不会占用太多的土地，并且畜禽养殖几乎使用的都是山地、坡地、盐碱地等差地，这样多占用些土地也不会挤占粮食生产用地。即使现有养殖场不扩建，养殖户由于扩大每个畜禽的生存空间而导致的养殖数目减少而减少的利润，也可以通过畜禽肉价格提高来获得应得的利润，因为整体减少激素和抗生素的使用必将提高畜禽肉的整体品质，畜禽肉的价格也将随之普遍有所提高，以消解改善动物福利的成本。同时，在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黑土区还有新建养殖场的空间和必要性，由于目前东北粮食主产区的畜牧业比例较低，我国存在严重的地区间畜禽粪便不平衡，在畜禽养殖业主产区，当地畜禽粪便及废弃物产生量往往超过当地农田安全承载量数倍乃至百倍以上［7］，造成严重的污染与浪费，而东北等粮食主产区由于畜禽业发展规模小导致补充耕地营养所需的畜禽粪便不足，因此，政府应鼓励东北粮食主产区扩大畜禽养殖以实现种养结合。这样，由于禁止畜禽养殖中的催生催肥剂的使用与减少养殖密度所减少的单位养殖空间的年产量，也可以用在更加需要的地区增建新养殖场来弥补。3.在果蔬种植业中实施支持设施农业绿色治理病害虫技术推广和精准施肥策略。本来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应该是科技含量较高的，通过对环境温度和湿度的控制可以减少病害虫发生和农药使用［8］，但由于我国设施农业中绝大多数农户都没有使用温度表、湿度表等仪器，也不勤于通风、掀棚晾晒，才使设施农业的绿色科技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反而会导致大棚农业使用比大田农业更多的农药。为此，政府应鼓励菜农在设施农业中使用上述控温、控湿等减少病害虫及病害虫综合管理方法技术。在化肥的减量策略上应配套推广测土配方肥料和科学施肥方法技术。另外，由于植物生长剂、催熟剂等激素在蔬菜、水果种植上的禁止使用会延长蔬菜和水果的生长周期，这样一年内的种植密度和茬数会减少，从而会抑制化肥的边际效用逐年下降并减少化肥的使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相应减少的产出可以扩大种植面积来弥补，因为毕竟蔬菜和水果不是土地密集型产品。由于果蔬种植业在一年内的土地使用集约程度较高，农户在果蔬种植过程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和使用成本更大，这样绝大部分农户自身有强烈的意愿来减少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以减少生产成本，只是苦于缺乏这样的技术服务。所以政府应以半公共产品的形式把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生态种植技术提供给农户，即政府支持企业或者技术推广机构先使此项技术得到产业化生产，然后再给予农户一定的补贴鼓励农户从企业哪里以市场的方式购买相应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指导。具体而言，应支持化肥企业生产转型进行区域化和多样化生产。鼓励化肥企业在蔬菜生产基地所在的城镇建立分厂，生产和配送符合当地土壤营养需求的测土配方专用肥料。为了更有效地减少化肥的使用，除了使用测土配方肥料外，还要鼓励相关企业提供科学的施肥方法服务。也要鼓励企业在蔬菜生产基地所在的城镇建立提供设施农业生态病害虫治理服务的“坐商”机构。这样，以企业为主导的生态种植技术推广方式会促使企业形成持久的、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的化肥和农药减量化的技术服务和产品产能。
四、结语
当然，这样的对策会或多或少地增加非粮农业的生产成本，导致非粮农产品价格提高，但伴随的却是产品品质的提高，价格提高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农产品提价或许会增加我们的食品支出，但基本饮食健康的保证会减少我们的医疗费用支出；非粮农产品提价，也会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对食物的珍惜，从而减少食物的浪费；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会减少我们对其处理和清洗的费用和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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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凤田.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与解决之道［N］.光明日报，2013-03-25.
［4］金书秦，周芳，沈贵银.农业发展与面源污染治理双重目标下的化肥减量路径探析［J］.观察，2015（08）：50-53.
［5］潘岩.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9（01）：25-28.
［6］钟南山.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N］.南方日报，2004-03-27.
［7］杨承训，张新宁.提高耕地质量：农业内涵式发展之基［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04）：111-118.
［8］杨艳葵.浅谈传感器在设施农业中的作用［J］.农业服务，2010（06）：793-795.
作者:倪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