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技术逻辑：个体需求的功能性满足
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观点强调“文化制度对人的生物和心理需求的满足”。技术发展的驱动力之一也在于其对特定人群心理需要、社会需要的功能满足。有学者认为Web2.0及未来技术对数字化个体进行了再定义，指出“自我的数据化将是新媒体时代个体的普遍行为”，“个体已经变成互联网上巨大的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新媒体平台中的传播中心”，“人与终端的融合趋势将越来越明显”。新媒体时代的个体需要已明显有别于大众传播时代的受众。呼应个性化的个体功能需求，技术推动下的媒介融合带来了传播理念的更新，使传播的交互性增强、时空界限消弭、主体多元化、受众分众化、渠道综合化、内容多媒体化。传统广电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后所发展出的全新传播形态，包括网络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IPTV、OTTTV等多种类型，显现出台网互动、多屏融合、直播与点播结合、个人观看与社交网络分享结合、定制与推送结合等适应全新受众需求的功能特征。
（一）传播方式个人化、移动化
传统电视的收看场所相对固定，更多表现为“合家欢式”的多人观看模式。而广电媒体所拓展的新媒体业务中，无论是在电脑上的网络广播电视台，还是各种手机、平板电脑的影视客户端，其观看模式则具更强的个人性、私密性。与此同时，以移动设备为终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接入互联网、结合了移动数据通讯和互联网综合优势的移动互联网，已深刻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与生态。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81.0%。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移动智能终端与手机网民群体的壮大，为广电新媒体的全方位布局、广电机构内容传播的无缝衔接提供了可能。广电新媒体在时间性上的一个重要优势是由单一线性传播转变为直播与点播结合的多重时序，个人用户在内容选择上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突发事件将在第一时间借助广电机构强大的采编能力并融合用户微博等渠道产生的“公民新闻”进行立体化直播，可有效占领舆论高地，实现突发事件传播的积极应对策略。综艺、娱乐、生活资讯类节目的点播方式让用户能更灵活、更个性化地主动选择相应传播内容，便于维系忠实观众，形成传播内容真正意义上的有效覆盖。但其中的挑战也日益显现，突发事件中广电机构融合用户采制信息的立体化传播涉及其对“公民新闻”的反应速度与甄别能力。非新闻性内容的点播方式也不应是对广电内容的简单拆分和添加标题，而是需要对叙事方式与手段提出了全新要求。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社交网络化
广电媒体占领移动智能终端、布局移动互联网后，原有的线性、条状内容以碎片化方式呈现。移动终端上被重新编辑、组合后的内容有效利用了用户碎片化的时间、适应了新媒体用户碎片化的信息“阅读”习惯。而即使迁移到个人终端、移动终端上进行更具私密性的观看模式，用户的媒介接触动机除了获取新知、娱乐消遣外，仍保有甚至强化了原有的间接参与社会、获取认同、融入群体属性等社会性动机。据美国尼尔森公司2013年1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75%的美国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用户每月一次以上边看电视边使用这些“第二屏幕”。且这一人群中约一半会每天都会接触“第二屏幕”的内容———也就是约五千万人。另据尼尔森公布的2013年第4季度美国智能手机用户手机用途情况数据，除去占29%的“其他”，用途排名前两位分别是占28%的“社交”和占12%的“通讯”。这说明拥有移动终端的用户在观看电视同时，会利用移动终端与其社交网络中、非同一接收场所的人群同步进行信息分享、意见交换、观点讨论。由此可看出，传统电视“大屏幕”与移动终端“小屏幕”的互动关系与模式不应是单纯的广电内容上网、切分重组。无论是网台互动还是双屏、多屏互动，都需要结合不同终端特点与传播形态的优势，最终实现用户规模的扩展与产业效能的提升。业界已有相关设想，认为“推出符合双屏观看模式的新网络电视业务，应该实现用户在同一时空内的：传统电视观看与个性化观看结合，面对面沟通+网络沟通，电视聚会线上人数大规模扩张，内容选择性无限扩展，电视内容线上快速分享和传播……大屏播放的节目可以形成中心兴趣点，用户围绕此中心兴趣点展开相关资讯的阅读、发起相关社交话题或者相关移动互联网活动；抓住中心兴趣点，积极开展社交，相关资讯、电商、扩展广告等规模化运营。”广电媒体在其跨屏传播中合理布局不同取向的传播内容与功能、挖掘社交网络属性是面对传播内容碎片化、网络化的必然选择。
（三）用户特征与行为数据化
传统模拟信号广电媒体的大众传播活动中，受众作为笼统的概念存在，其个性化特征与行为被抹去。无数据回传通道也使其受众统计只能借助抽样的方式进行，在准确性与丰富程度上屡受诟病。数字电视虽然可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但所能体现的用户特征和行为仍然有限。新媒体传播活动中，用户通过注册形成个人基础数据，通过点击、浏览、搜索、评论、点赞、分享等个人化操作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的行为数据。最终对这些结构化或半结构化大数据的挖掘，可分析还原个人特征与行为、集体特征与趋势。用户特征与行为数据化所形成的大数据，首先为精准广告的投放提供了依据。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在其广告推广中早已利用此类数据，并成为其盈利的重要渠道。美国的康卡斯特公司和时代华纳有线公司这些传统的广电网络运营商也已开始利用这些数据来进行视频广告的分类、定向传播。大数据带来的精准广告投放有效提高了用户接触广告后产生购买行为的转化率。因此，广告份额向新媒体平台的转移也必然成为持续性趋势。而广电新媒体中基于移动终端的传播平台，由于其移动性、便携性及可提供基于地理位置服务（LBS）的特性，也为广电媒体向电子商务平台的拓展提供了天然优势。国内移动支付业务在2014年初的发力，让这一技术演进所描绘的商业前景更加清晰。对于广电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内容生产来说，大数据也便于其掌握用户媒介消费偏好，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细分提供基础。对广电新媒体用户大数据与用户媒介消费偏好间相关关系的把握可为今后广电媒体的内容生产带来更精准的评价指标体系。
二、制度想象：市场主体与国家意志的动态均衡
媒介的进化可看作一个“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人类进一步解放自我的需要，媒介间的竞争、融合关系，以及社会的政治压力、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的变化给媒介造成压力下，媒介内部又能激发技术的进一步创新，传播理念、管理运作方式的进一步革新，从而导致媒介内部环境的变化”。⑩广电新媒体的技术演进形成自身清晰逻辑后，经济权力的强化使其媒介活动的商品化过程更加高效。广电机构在全面进军新媒体领域后，其产业化规模提升、跨媒介集中、全生产过程控制诉求将得以实现，其企业权力的制度延伸意图、空间化特征日益明显。而这些在技术逻辑牵引下产生的商品化、空间化过程，在现实社会环境中仍会受到政治压力、管理运作方式、政策行为等制度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从而使权力、社会关系、传播实践间互相建构的结构化过程更趋复杂。
（一）行业格局与行政级别的多重突破
在我国传统的传播通讯格局中，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分属广电与电信两大行业，各自在其领域中形成垄断，无法互相进入。在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促进三网融合后，终在2010年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快推进三网融合，并明确时间表。三网融合有利于减少基础建设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增强产业竞争力。在经历了初期阶段的停滞不前与往复后，当前广电行业与电信行业的双向进入已取得较大突破。广电新媒体业务即是以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网为依托展开。2013年初，原国家广电总局下发的《广电总局关于促进主流媒体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台的意见》（2013年1号文）明确指出鼓励电台电视台与宽带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新兴媒体结合，发展新形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广播电视台。2012年6月的《广电总局关于IPTV集成播控平台建设有关问题的通知》（2012年43号文）也使由广电主管部门主导的新业态内容监管政策体系趋于清晰。三网融合有效重塑了产业结构，为形成一个统一的传媒产业提供了可能。但目前三者之间仍有着较明确的产业边界，也分属不同的产业主管部门、适应不同政策规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终端生产企业、网络运营商、牌照商、互联网业务提供商等各自为战，能够满足产业链各方需求、良性可盈利的商业模式并未形成”???等问题。广电新媒体还面临着在与高度市场化背景下运作多年的商业视频网站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局面。产业进一步融合的需要及市场因素主导下的产业重塑，也让业界对相关产业主管部门的重组产生期待。与此同时，《广电总局关于促进主流媒体发展网络广播电视台的意见》中还指出，在运营机制体制方面，实行三级整合措施，鼓励中央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整合地方电台电视台资源，省级网络广播电视台整合省（区、市）辖区域电台电视台资源，城市联合网络电视台聚合地方城市台资源。这一政策已显现出对广电系统延续多年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大胆突破，是广电新媒体适应市场运作规律、去行政级别化的积极尝试。而要进一步增强广电媒体、传媒行业的产业活力、市场属性，推动机制转化动力的自动生成，则对既有行政格局的多重突破可成为改革的着力点之一。
（二）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制度性悖论的双向破题
当前中国的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一现实制度安排的背后，交织体现着广播电视事业的意识形态性与商业属性。这样的定位曾给广播电视机构产业活力的激发提供了空间。但当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市场力量挣脱行政力量束缚的趋势日益明显，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产生摩擦的几率日益增加。有学者在分析广电主管部门2012年限制卫视娱乐节目的意见时认为“，国家试图将日益趋于市场化以至对国家设定的政治属性边界构成解构作用的电视娱乐形式，重新纳入改革时期以垄断的行业准入制度为基础达成的媒体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动态均衡之中。《意见》的出台，既可以看作是对依托于条块分割的高度行政化的市场传媒体制导致的低水平恶性竞争的纠正，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国家试图重申和恢复主流意识形态在传媒文化领域的主导性地位的政策努力。”???事实上，包括广电新媒体在内的广电行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谋求市场主体地位、寻求利益最大化的主张，始终与国家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政治使命存在冲突。作为市场主体，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尤其当广电行业将自身与电信行业展开市场角逐的核心竞争力定位于内容生产后，主管机构对传媒内容兼具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的定位更显现出传媒内容“双刃剑”的锋芒。在这一制度性悖论背后，双重属性实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从传媒产业、广电新媒体业务的角度，须认识到公信力、权威性是其获得受众认可、赢得市场的基本前提，行业自律协会、社会团体监督力量应是规范传媒业市场主体行为的主要力量。而国家力量作为政治手段，可在意识形态性与社会主流价值观间寻获共性与重合点，并以更具宏观性、策略性的方式彰显意图。无论社会团体监督、行业自律还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又均可整合在媒体的公共属性之中，从而以公共性衔接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以此使双方力量在动态中均衡化并双向破题其间的制度性悖论。
三、结语
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域解读广电新媒体发展路径不难看出，作为传统广电业务的拓展与广电产业中最具市场主体性的力量，其媒介形态的演进遵循了技术发展的逻辑规律，实现了对个体需求的个性化功能满足。同时其发展前景表现出对既有政治因素、政策行为的建构主张，并试图在对行业格局与行政级别的多重突破、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制度性悖论的双向破题中，谋求市场主体与国家意志的动态均衡。从上述技术逻辑与制度想象出发对广电新媒体进行宏观与整体性观照，有助于构建广电新媒体发展策略的认知基础。
作者：罗昶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第二篇
一、实验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意义
Gremmen和Potters（1997）检验了国际经济关系仿真实验对于提升学习成绩的效果，发现实验前后分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Emerson和Taylo（r2004）则检验了11个课堂实验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大学经济学理解考试（TUCE）中的成绩收益很显著，特别体现在难度最高的认知水平的试题上。
二、经济学实验设计的几个原则
我们要将较为复杂的过程,通过实验简明地再现出来，以下几个原则是必须注意的。
1.实验条件的简化和环境的可控性。所谓模型，就是要舍弃次要的因素保留主要的因素，就是简化了的现实。经济学实验也是如此原理，只有这样，实验才可行可控，才能演绎主要矛盾，再现事物发展的脉络，才能透过实验分析结果找出规律。
2.实验内容选取的典型性。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庞杂，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必须选取代表性的富含典型内容的原理作案例，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实验、厂商生产和成本实验、博弈论实验、柠檬市场实验等。
3.奖励制度下的实验的高仿真性。为保证实验在学生眼中不是游戏，而是一种经济现象的再现，可在学生中进行实验的宣传和鼓励，在积极申请的学生中通过某种形式选拔一部分学生参加，给参与的学生一种成就感，未参与的学生一种向往参与感和努力参与感，并在实验结束后，拿出一定的小额经费或奖品给予实验中表现或业绩优秀者奖励。
三、实验教学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实验教学中通常包括四个主要环节：设计实验、讲解实验、支付报酬和奖励、分析实验结果。实验制度确定了被试者，也就是经济实验的参与者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进行交易或决策，规则的变化通常会对被试者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1.设计实验：主要包括实验条件、实验过程描述、交易的注意事项、实验中需要的相关记录表格的设计、拟讨论题目的设计。
2.讲解实验：必须用简明的语言给学生将以上设计实验的主要环节讲解清楚，包括这个实验主要是做什么的，需要哪些实验条件，大家按照什么步骤和程序去做，实验中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实验中要及时做好各种数据记录。
3.支付报酬和奖金。通常如果需要参与者认真对待实验的每一个环节，给予实验足够的重视，需要给予参与者一定的物质奖励。最好的做法是对于实验中的优胜者和业绩佳者，按照总交易额的一定的比例给予奖励或者给予一定的实物奖励。
4.分析实验结果。实验的过程结束后，要组织实验者迅速整理计算实验数据，根据实验数据来分析其中的规律，教师要帮助学生归纳总结，完成实验的感性认识升华到理论的理性认识高度。并组织学生围绕实验设计中的讨论题目进行更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拓展学生的思维。
四、实验教学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实验在经济学教学中的目的是通过创造情景条件再现经济学原理，因此，简单的技术问题就必须加以注意，以保证实验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验方法的科学性。实验一定要体现可控性和重复性的特点，即要用统计实验法来做，在此过程中，一定要遵循其基本方法和规律。
2.实验角色的选择。为了达到实验的高仿真性，实验角色的选择十分重要。通常因为个体因素的差异，人们会对同样的问题作出选择上的差异，所以在选择人群的抽样的）广泛性上和参与的积极性认真度上要好好把关，通常参与者的抽样人群越广泛越符合实验者的心理角色，参与的积极度和认真度越高，作出的结论就越符合设计意图。
3.样本的数量。通常的实验分为发现型和检验型两种，发现型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特别需要一定的样本数量保证实验结果的无偏，由于经费限制等原因，通常会出现样本数量的不足和被招募的参与者较多集中在学生群体中的现象。即使高校经济学教学的课堂，也应选择不同的年级的学生来参与实验，以保证实验的相对客观性。
作者：郑爱文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
第三篇
一、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研究述评
吴洁(2005)等认为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权益难以实现，得不到有效保障，加快城市化进程需要输入地、输出地政府和农民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农民工群体的有效管理和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沈君彬(2005)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缺失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权益受损的制度性根源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利益诉求机制，提出从制度和立法层面解决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问题。叶孝生(2005)也有相似的观点，他指出制约农民工权益保障的因素是传统的城乡二元制，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尊重农民工，促进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发展来维护农民工权益，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政治基础。蔡小娥与陈?(2008)认为政府应当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让农民工享受到公共服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增长，制约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然而很少有学者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农民工产生的背景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角度探讨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现状，用公共经济学理论分析我国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
二、农民工形成的历史原因
我国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公民具有居住自由和迁徙自由。随着完成加上1956年自然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涌进城市，试图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受此人员流动的影响，1958年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将户口登记制度与限制迁徙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了二元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即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在世界范围，只有中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以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为依据确定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并以户籍制度固定下来，形成城市与农村居民的身份壁垒。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是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建立起新的秩序。户籍制度先天地默许一些人占有和享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而排斥他人对此染指。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体制。政府的政策意图是通过农业剩余支持工业资本积累和城市经济建设，使有限的农业资源大量流出农村，农村的公共产品供应受到很大的约束。城市和农村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城市公共产品或服务一直主要由国家负担，居民基本上不交税，或者只需拿出个人收入的很小一部分纳税，就可以免费或者半免费地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而在农村，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则十分有限。正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不合理，使广大农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在这种“重工轻农”、城乡二元分割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国家为了工业的资本积累和对城市的补贴，导致大量的农业剩余被强制性的抽取。据1978年统计，当年农户只拥有很少的财产，折合现款户均不超过550元。其中户均生产资料不足10元，消费资料只有不超过500元的住房，32．09元的货币存款和不超过60斤的余粮。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7．7%，处于国际公认的绝对贫困线之下。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约为2．5亿，占农村人口的1/3。1978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一年，这一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此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即是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他们户籍在农村，而工作却是非农行业，以工人身份生活在城市。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已经形成农民———工人———农民工这样的三大劳动阶层结构。
三、农民工权益保障现状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以城乡二元结构为藩篱的中国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是典型的战争时代遗留的产物。所谓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公共产品保障功能主要考虑的是国防建设需要与服务国防的城市居民的公共产品需要，广大农村居民的发展与生存保障并未考虑在内。传统的公共产品体制提供的公共产品不是按人供给的公共产品均等化服务，而是遵循了国防军人优先，城市次之，农村农民最后的公共产品分类提供模式。农民工背负着双重身份，虽然他们在城镇生活，但是身份标签还是农民，他们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却享受不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很多好处，他们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仍然被排除在城市公共产品与服务之外。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模式形成了最不公平的公共产品分配格局，农民工作为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享受着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对农民工的歧视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农民的歧视和蔑视。在我们国家，自从1958年实行城乡户籍分离的制度以来，农民就不再是一个职业的概念，而是一个身份的概念，是一个低城市人一等的群体的概念。当他们来到城市以后，受到的是极不公正和极不平等的待遇。他们不能成为国有企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正式员工;他们要忍受制度造成的就业歧视，只能从事又脏又累的城市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们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资待遇低，且不能按时领到。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人生中的最大不平等。这个最大的不平等在农民工子女身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现行二元教育制度下，农民工子女以在家乡接受义务教育为主。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生活，就成了义务教育的“边缘人”。我国采取的教育体制给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带来了额外的教育成本:流出地儿童享受不到原地政府提供的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同时又没有资格享用流入地政府教育公共产品补贴，农民工子女要进入城市公办学校上学，不仅需要办理繁琐的手续，而且需要缴纳高额的赞助费，这对于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农民工子女的社会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教育体系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客观存在的，而社会教育的不公平更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也是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由于农民工不是市民，因此他们很少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公共产品。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往轻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危害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忽视或者有意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歪曲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本质。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果不能惠及我国3亿农民工，使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这一公共产品与服务，就无法实现人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阶段，低端劳动力供大于求，加上城镇下岗失业工人，使得城市就业压力骤增。为缓解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执行的是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政策，对农民工实行职业和工种限制，实行先城后乡。再加上农民工自身素质普遍比城市居民要低，因此，农民工只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苦、累、脏、危、毒”的工作，并且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大量务工者与企业正式职工不能做到同工同酬，不仅待遇低、工资少，而且工作期满往往不再续签合同。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体现了城市体制对新来者的一种歧视性政策。我国《劳动法》(1994)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然而农民工作为劳动者却享受不到和城市市民一样的平等权利。
四、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义
农民工作为现代城市的建设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国民财富的创造者和城市化的直接动力。众所周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提高城市化水平，功不可没，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更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的质量。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农民工生活出现困境时对其给予必要的救助，降低他们的反社会情绪，减少乃至消除他们的反社会行为，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解决“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就业问题。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是不可能实现小康的，最重要的是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引导他们放弃亦工亦农的生产模式，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从而改善农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城市化推进速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因此非常具有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五、告别农民工，中国的城市化之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宋丙涛的研究成果(2013)表明，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限制性城市化模式与我国工业化发展严重不协调，伴随着现代工业化而出现的公共产品集中提供的政府服务优势没有出现，中国政府推动下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出现严重畸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公共服务不均日益严重，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直接让农民进入城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即农民工直接变成市民。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主要是由于农村人口没有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相应减少造成的，城市化核心是为居民提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农民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财政实力不断增强也使我国公共财政支持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可能，因此政府应该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实现社会公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不但不会减少原市民的福利，相反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反而会因为吸引了更多的居民而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作者：张林涛 王建飞 单位：河南大学
第四篇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从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联系出发，指出城乡发展是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不会固化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乡融合必然实现。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城乡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决定了“城市乡村化”的城乡关系，工业革命决定了近代“乡村城市化”的城乡关系。马克思指出：“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关系对社会经济形式的从属性表现”，他认为城乡对立只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的表现，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弊端表明超越城乡间的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认为农村农业人口和城市工业人口的相对分离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的体现，通过生产教育、变换工种等方式可以实现城乡逐步融合，使大家共同分享社会福利。城乡融合就是消灭农民与工人间的阶级差别，消除城市与农村间的对立和城乡人口不均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大城市在城乡融合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一）城乡发展阶段理论
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倒U理论，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库兹涅茨将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逐步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逐渐趋于平均，居民收入差距长期趋势呈现倒U型规律。库兹涅茨对倒U理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和储蓄过分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劳动人口逐渐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缩小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此外，新兴产业的兴起会减少旧产业财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能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库兹涅茨主张进行立法干预和政策调节，推进技术革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威廉姆逊1965年发表了《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提出了地区经济差距倒U理论。威廉姆逊分析了英格兰东部地区110年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2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显示不论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还是截面数据分析都表明区域间经济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呈现出倒U型变化轨迹。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和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农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又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存在三个阶段：扩大阶段、持续阶段和缩小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极化现象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
（二）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
1954年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大多同时存在着相对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和较为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虽然弱小，但技术比较先进，资本相对丰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而传统的农业部门虽然强大，但技术落后，生产效率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并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了国民收入，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同时发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达到平衡，二元结构消失，城乡差距也随之消失，城乡二元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建立了循环累积因果模型，指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着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两种作用力。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技术、资本等优势，在回流效应作用下，通过抑制落后地区发展积聚要素资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此后，当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扩散效应，开始向落后地区输送要素资源，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缪尔达尔认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同时存在，二者的效应强度并不均衡，经济水平越高，扩散效应越强，经济水平越低，回流效应越强，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回流效应通常大于扩散效应，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形成地理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形成空间上的“中心—”结构，要消除这种二元结构，政府必须采用相关措施，积极提高扩散效应的影响力。
（三）城乡均衡发展理论
1898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他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描述了世界各地城乡间的严重分化，表达了对城市过分集中拥挤和农村逐渐衰落的深切担忧。霍华德认为城乡间严重分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引力”大于农村的“引力”，只有找到农村大于城市的引力“新磁铁”，才能解决城乡分化问题。霍华德指出城市生活水平高、就业机会多，但物价高、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农村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但就业机会少、相对贫穷落后。为了解决这对矛盾，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田园城市是为了健康生活和经济发展而设计的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城市周围由农村地区环绕，为城市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但城市规模不能超过环境的承载力。田园城市理论关于城乡关系的创造性观点是最早的城乡规划理论，对现代城市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美国经济学家芒福德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乡间不能分割，二者同等重要，提倡新建更多的中心城市，组成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生活统一体，实现城乡间的平衡发展。
三、两种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理论的相似点
第一，两种理论对城乡发展趋势的判断较为一致，都认为城乡关系是由彼此分离向逐步融合转变的，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出发，阐述了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西方经济学从分工和劳动生产效率角度出发，指出随着城乡劳动生产效率逐步接近，城乡间必将逐步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二，两种理论都认识到城市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造成了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和农村逐渐连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分工造成城乡间在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会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城市，造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当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病”逐渐出现，城市边缘区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和农村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并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两种理论的区别
第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从城乡发展的内在机制出发，认为生产关系是城乡关系演变的主要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从社会分工、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某一特定阶段的劳动生产效率为视角，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很多城乡关系理论。第二，两种理论的深度和体系性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历史的唯物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本质，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指出了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完整、严密、系统的城乡理论体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侧重于对城乡现象的解释和对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描述，没有阐述城乡关系发展规律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城乡理论，这些理论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较零散，缺乏统一的体系框架，理论深度不够。第三，两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理论范式为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出发点，提出了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理论性过强，没有提出具体处理城乡问题的对策，缺乏实践性。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应用范式为基础，考虑了城乡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如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应如何利用二元结构转变发展经济，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四、结语
结论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种理论即有区别，也有一致性，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目的不同，两种理论在各自领域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完善的体系，揭示了城乡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实践性较强。因此，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合理部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关系健康发展，逐步构建现代城乡发展理论的科学框架。
作者：王家旭 郭艳 仲深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第五篇
1、经济类专业校外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实践教学经验缺乏，素质不高。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高校教师中长期盛行，教师缺乏投身实践教学的激励和热情，从事实践教学工作的往往是刚从高校毕业的年轻硕士、博士，或者是低学历、低职称教师，他们缺乏实践教学的锻炼。校外实践教学呈现出一种学校组织不力、老师、学生被动应付的局面。
（2）校外实践教学的过程难以有效控制。首先，学校与实习基地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基地往往是凭借熟人关系得以建立，有的没签合同，有的即使签了合同，也形同虚设，对双方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企事业单位缺乏积极性，不愿意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其次，有些院校对学生实习指导教师的考核，一般都是以带学生的数量为指标的，对学生的指导质量没有要求。再者学生实习成绩，由于教师没有全程跟踪，只能根据学生自己提供的实习报告，结合实习单位的成绩最终评定，往往存在较大偏差；并且学生的实习成绩对学生的荣誉评定没有影响，最终导致学生不重视实习。
2、经济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的原则
（1）系统性原则。应采取系统论的观点和方法，建立一整套校内外实践教学相互衔接有效运作的实践教学体系。校内实践教学主要是按教学计划进行的课堂实践环节和课程实验，以及辅助教学计划的校内拓展环节。校外实践教学则主要是校企（政）合作在企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进行的实践教学过程，它是对校内实践教学的拓展和延伸。两种实践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评价等诸多方面都应前后衔接、相互呼应，在教学地点、实践形式上互为补充。
（2）专业性原则。实践基地建设要与经济学专业学生能力培养相适应，要与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相适应。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熟知现代社会经济现象，具有一定经济分析能力、财务分析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的综合性应用型人才。这种目标定位决定了校外实践活动的内容，同时也能为学生日后实际工作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3）多元化原则。为了培养学生全方位的素质和能力，经济学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不必过分拘泥于专业完全对口，针对不同的能力训练模块，可以选择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实习基地。
（4）多样化原则。经济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仅包括通用素质的训练，还包括专业素养的提高，是一个综合的能力提高过程。因此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为学生创设不同的实践环境和实践环节，采用不同的实践形式，比如生产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社会调查、专业调查、支农支教等。
（5）互利互惠原则。只有建立在双赢基础上的合作才可能是长久而稳定的。校企（政）合作过程中必须遵循互利互惠原则。彼此双方真正理解和顾及对方的利益诉求，寻找合作的契机。
3、经济学专业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模式创新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当前高校经济学专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根据经济学专业实习基地的建设原则，针对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具体可考虑如下方法：
（1）大学与地方政府协议共建实习基地模式。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不仅是大学的办学目标，同样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大学角度，校外实习基地一方面可以为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稳定的教学改革实践平台，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地方政府来看，通过与高校合作，一方面可以展示本地优秀企业和地方经济建设成就，另一方面，可以获得高校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智力支持。大学与地方共建专业实习基地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双赢”机制。具体建设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地方政府通过委托学校开展调研课题，老师带领学生参与调研活动及撰写调研报告。另外学校也可以通过与地方政府专业部门建立合作基地或假期社会实践基地，来吸收学生的参与。
（2）大学与企业互利共建实践基地模式。这种模式就是要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通过构建双赢的利益驱动机制，建立由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的校外实践教学平台。校内教师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培训、咨询、企业发展规划等服务。也可吸纳企业的专家进入专业建设委员会，参与实践方案的制定，聘请有经验的员工作为校外指导教师，参与学生实践的全程指导。
（3）兄弟院校或院系共建共享实习基地模式。建设并维护好一处实践基地，需要付出较大的投资。不同学校的经济学专业对实践基地的要求具有相似性，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可采取与其它院校合建的模式。另外经管类各专业校外实习基地建设难易程度不同，有些专业的实习基地数量多、规模大，一个实习基地可满足多个专业的实习需要。针对这种状况，学院（学校）可考虑将经管类专业作为一个大类，对其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经管类专业校外实习基地资源共享机制。
（4）“订单式培养”模式。这是一种由企业提出人才培养要求，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制定培养计划，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直接输送到企业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有两种运作形式，一种是从招生开始企业就下订单，培养计划按企业要求制定，企业参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另一种是学生在基础课程完成以后，学校根据企业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这种培养模式使得企业能以最小的投入获取其所需的人才。同时也能促进企业资源与学校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学校在实践基地方面的投入成本，可以为实践基地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在这种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充分顾及了企业的利益，因此实施起来相对要容易些，关键是要寻找双方合作的契合点。
（5）自建创业园引导学生创业模式。高校通过自建创业园，鼓励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学生进入创业园，自主创业，学校提供一定的启动经费，聘请有经验的老师进行指导，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创业活动，一方面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是一个极大地锻炼，同时也使学生在实践中明白自身的不足，不断发掘潜能，为今后的职业生涯作一个理性的规划。
（6）创新建设理念，拓宽建设渠道。在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过程中，高校还可根据经济学专业特点，创新不同的建设模式，比如自办经济实体；或者采用股份制合作方式与其它机构联办实体等方式来建立实践基地。
作者：蔡坚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第六篇
1、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普遍意义
1．1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学说
劳动力既然是商品，那么它就与其他商品一样，也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也就是劳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它不仅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比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像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劳动力只能存在于活的人体中，所以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由3部分组成: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子女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力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费用。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有一个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这个限度就是维持劳动者生命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如果劳动力价格降到这个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展。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学说，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重大革命，它奠定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2现阶段我国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劳动力商品学说是《资本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的概念是以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力还是不是商品呢?关于这个问题，经济理论界争论得十分激烈，而且都有自己较为充分的论据。传统观点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即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劳动者一无所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正是因为劳动者一无所有，所以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生存，而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行为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因此劳动力商品范畴体现的是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地位平等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劳动力商品这个概念的。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力商品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因为在我国现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内、外部条件仍然具备。
1．2．1市场经济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外部条件
虽然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我国现阶段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我们认为，只要市场经济存在，价值规律还起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客观上也就存在着劳动力商品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加快形成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资本、技术、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市场得到较快发展。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在这里，劳动力只有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通过劳动力买卖双方的交换，劳动力价值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假如劳动力不是商品、不通过市场进行配置，那么市场体系也就是残缺不全的，市场也就不能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1．2．2劳动力成为商品的直接原因即内部条件依然存在
首先，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仍然是自由的人，即劳动力仍然归个人所有，个人可以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一般都是经过劳动力市场来实现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买卖双方实行“双向选择”、自由流动，充分体现了劳动力的“自由人”属性。其次，从理论上说，我国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全体人民都是生产资料的主人，都拥有生产资料。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都是国家(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集体代表人民来行使生产资料管理和使用权，而劳动者个人并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要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还必须要通过市场交换。因此，不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等，它们中的劳动力是商品，而且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力也是商品。这里，公有制经济内部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需要通过市场途径，这一点，对劳动力普遍商品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特殊性
实践证明，体育教师的劳动与其他教师的劳动一样，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因此，体育教师劳动力也具有商品属性。体育教师是教师的一部分，体育教师与其他教师、与非教师劳动力商品在价值上有什么不同呢?下面我们作一简要分析。
2．1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构成特点
体育教师劳动力作为商品，与其他劳动力商品一样，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体育教师劳动力的使用，也就是教学劳动。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进而由维持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但它又表现出以下特点:
2．1．1维持体育教师自身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这主要包括体育教师日常的衣、食、住、行等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体育教师具有知识型与技能型的双重特征，具有明显的体力与智力的双重耗费，因此，与同一时代劳动力商品相比，体育教师所消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要比非教师、其他教师大一些。
2．1．2维持体育教师子女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这一点应该与其他劳动力商品一样，没有多大出入。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体育教师的子女“子承父业”的可能性要比一般家庭大得多。这在其子女生长发育中存在着生活资料价值相对消耗较大的可能。2．1．3提高体育教师教学质量和效率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费用体育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属于知识技术型人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体育对体育教师的体力与智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对其的教育和训练费用都有大幅增加。对体育教师来说，除了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费用需要增加外，训练和提高技能的费用增加得则更加迅速。这是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劳动力商品相比较而表现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此外，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决定也包含了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体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体现在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价值中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会不断增加。同时，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时期，由于道德、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体育教师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会发生变化。通过上述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与非教师劳动力商品相比，它的知识含量更高一些;与其他教师劳动力商品相比，它的技能含量更高一些。这些表现，构成了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特殊性。
2．2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创造
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创造过程，是体育教学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体育教学(业余运动训练、业余体育竞赛等)过程，首先是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育教师运用劳动资料(体育、健康等知识产品)对劳动对象(学生)进行加工(知识传授)，创造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的产品(知识人才)。这个过程是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同时，体育教学过程又是价值增值过程。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体育教师将已有的体育、健康等知识产品的价值通过传授的方式转移到学生劳动力价值中，另一方面，体育教师通过讲授新的体育、健康等知识的活劳动又创造了学生新的劳动力价值，二者结合便形成了学生劳动力的总价值。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同时也创造剩余价值，这种创造是因为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也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即他在教学劳动中所创造的学生劳动力的价值大于他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不过，体育教师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量的衡量有一定的难度。具体来说:
2．2．1体育教师体育教学劳动的价值创造
体育教师创造价值的过程，首先是在教学劳动中实现的。在教学中，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开放式环境下教学，体育教师都要付出劳动。体育教师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转移知识产品的已有价值，即要按照体育教科书向学生传授体育健康知识，还要通过备课授课等向学生讲述新的体育健康知识，转移自己活劳动的价值，从而形成学生的体育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进而提高学生劳动力价值和使用价值，以适应社会需要。与其他教师不同的是，由于体育是德育、智育、美育等的身体基础条件，因而体育教师的价值创造就更有教育产品的奠基性意义。
2．2．2体育教师体育业余训练劳动的价值创造
目前，体育教师在从事体育教学劳动的同时，还要从事体育业余训练劳动。作为学校体育的组成部分，体育业余训练对于巩固体育教学知识、技能，对于提高学生运动兴趣、锻炼意志、运动能力、增进健康和树立终身体育理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体育业余训练中，体育教师的劳动耗费是巨大的，不仅耗费大量体力，更要耗费大量智力，是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都很大的复杂劳动。在科学、严格的训练中，体育教师创造着比其他教师更大的价值量，而这个价值量转移到学生的身体中，形成了学生的训练能力和训练成绩。
2．2．3体育教师体育业余竞赛劳动的价值创造
体育业余竞赛劳动也是体育教师创造价值的一个方面。体育竞赛虽然是检验体育教学和体育训练成果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渗透了体育教师的劳动。在体育竞赛中，需要体育教师的计划、组织、指导、协调等，这就需要耗费体育教师的体力和智力;而且要取得体育竞赛的优异成绩，更需要体育教师有丰富的运动理论、高超的运动技术和娴熟的指挥艺术，这更需要耗费较多的劳动。体育教师在体育竞赛中的劳动，转化为学生的竞赛能力和竞赛成绩。实践证明，世界上任何一个顶级运动员的成长，都离不开体育教师的劳动创造。
3、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客观要求
以上分析可知，体育教师作为劳动力商品，他的价值构成有其特殊性，他创造的价值并不低于非教师、其他教师创造的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却严重背离其价值，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体育教师的劳动积极性。
3．1体育教师价值的贬值
体育教师劳动力价值的贬值，表现在其“名誉”价值与实际价值同时贬值。
3．1．1体育教师“名誉”价值的贬值
名誉即名望和声誉，它体现了一个人的人格与尊严。体育教师名誉价值的贬值，说明了社会、学校对体育教师的尊重度下降的趋势。这方面:一是社会对体育教师劳动的误解。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人认为，学校的体育教师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教书匠，他们不学无术，无知愚昧，只会蹦蹦跳跳、打打闹闹，也只是哄哄学生玩玩、锻炼锻炼身体而已，没有多大能耐和出息。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长期得不到社会承认，社会地位低下。二是学校对体育教师的劳动重视不够。在相当一部分学校，由于应试教育的需要，长期把体育课当做副课，把体育教师的劳动当做辅助劳动;在评奖、评定职称、评先和培训、进修、课题申报、提拔、住房分配等方面，体育教师大多被“边缘化”了。在社会与学校双重压力下，体育教师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抑制。
3．1．2体育教师实际价值的贬值
实际价值贬值，也就是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低于其价值的状态。由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用货币反映表现为价格，而价格又表现为工资，那么在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境下，劳动力商品的工资就必然低于其价值。也就是说，当前体育教师的工资收入与他创造的价值严重不一致，是付出多而收入少。在学校，体育教师不仅要上体育课，还要组织早操、课间操锻炼，组织学生业余体育训练、体育竞赛、学生身体素质测试等工作，劳动量非常大。如谭清芳(2013)对武汉市独立院校体育教师的工作量调查可知，10所“独立院校体育教师周平均工作量主要集中在20－30学时之间，平均每天工作量在4－6学时之间，部分院校体育教师周平均工作量甚至达到了30学时以上”。不仅如此，在这10所独立院校中，有8所对体育教师的课酬都要打折计付，打折幅度为0．7－0．9不等。“另外在相当数量的高校中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体育教师的工作量系数只是其他学科教师的0．6”。还有的学校对体育教师组织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等劳动不计算工作量，如此等等。这就使体育教师劳动力商品的价格长期不能真实反映其价值，一些体育教师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劳动。
3．2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客观要求
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的一员，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过程中，体育教师的劳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与尊重其他教师的劳动一样，具重要意义，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客观要求。要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下决心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把体育教学放在应有的位置，并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坚持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充分承认体育教师的劳动力价值，保证体育教师劳动力价值的实现。3．2．1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就要科学计算体育教师体育教学劳动量从体育教师劳动力价值构成来看，体育教师的劳动属于熟练程度与劳动强度都很高的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在劳动的属性上，体育教师与其他教师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从体育课堂教学来说，体育教师劳动的量的计算应当与其他教师劳动的量的计算一致起来，并用一样的标准计酬。那种认为“体育教学没有多少知识含量”而对体育教师工作量打折计酬的做法，不仅挫伤了体育教师的劳动积极性，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按劳动力价值付酬的原则，于情于理都难以服人。
3．2．2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就要客观对待体育教师组织体育课外活动劳动量
学校体育课外活动包括早操、课间操、个人或班级体育锻炼、课外运动训练、课外体育竞赛等等。组织学生体育课外活动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育教师的工作任务之一。在组织体育课外活动过程中，体育教师也要耗费大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的耗费过程也是创造价值的过程，理应得到补偿。因此，建议学校制定体育教师组织体育课外活动劳动量计酬方法与标准，并对体育教师给予合理劳动补偿，以弥补体育教师劳动力消耗。
3．2．3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就要考虑体育教师劳动力价值实现的延迟性特点
所谓延迟性，通俗的说就是劳动力商品所创造的新价值的一部分在劳动过程完成后一段时间内才能实现，表现出一种迁延性的特征。例如，某个学生在学校经过体育教师的教育、训练等掌握了某项体育技术专长，后来这个学生又经过严格地专业训练终于取得了全国或世界冠军。虽然这个学生的冠军不是在学生阶段取得的，但这个学生的运动基础却是在学校打下的，是体育教师“启蒙”的结果。谁能说姚明、刘翔、李娜、林丹等世界顶级运动员的成长，没有体育教师“启蒙”的功劳?谁又能说国家队、省队的多数专业运动员在学校时没有经过体育教师“教练”过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考虑体育教师创造新价值的“延迟性”特点，对经过“启蒙”而输送到国家队、省队或在全国、洲际、国际大赛上取得名次的运动员的体育教师，学校应当给予适当劳动补偿，这是符合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原则的。
3．2．4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就要考虑体育教师劳动力价值的依附性特点
所谓依附性，就是由于体育教学的主要特征是“身体的运动”，而身体运动需要一定的辅助条件如体育教师自身运动穿的运动服、用的运动器械等等，这些辅助条件“依附”在体育教师体育教学过程的脑力与体力的耗费中，从而形成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学校应当考虑体育教师教学劳动的特殊性，把体育教师教学需要的运动服装、运动器械等纳入体育教师的劳动保障用品范畴，按需要无偿地提供给体育教师。总之，只有社会、学校和家庭真正重视体育运动、真正尊重体育教师的劳动创造，一个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才能在全国真正形成。
作者：弋晶 葛菁 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第七篇
一、马克思唯物辩证方法论与产业结构理论
由马克思最先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任何学科的基本方法论，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产业经济学的运用可以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学习中。产业结构是与经济发展双向关联的，经济发展能够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会促进经济发展，这与唯物辩证法中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在分析经济如何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如何变动的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学者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增长与一国的储蓄率和资本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生产结构需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劳动会从较低的生产率部门转移到较高的生产率部门；库兹涅茨和罗斯托的研究成果对发展现在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要贡献，库兹涅茨和罗斯托分别从总量和部门的角度研究现代的经济增长。应该认识到，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有目的的思想活动同时包含着思维能力是产生经济理论的途径，经济理论的产生是为了解释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的理论之间虽然表面上存在区别，但是理论背后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针对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解释相同的经济社会发展议题，正因为它们在理论内涵上都是解决产业结构问题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归纳为同一学科体系的研究成果中。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情况时，要本着实践的观点，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真伪，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认知。
二、运用实证经济思想学习产业经济学
在产业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很多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案例，如何令学生理解并加深对经济结构变动、市场运行和企业竞争行为的学习，就需要在课程讲解中运用实证经济分析思想。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以方法论的形式影响和改变了经济学的研究。伴随着社会分工而产生的产业，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在教学过程中，要和学生明确实证研究是产业经济学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对产业内、企业间的市场关系的研究应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在学习产业发展理论部分需要运用实证分析的思想，产业发展是包括产业产生、成长和进化的过程，那么对于产业如何发展以及产业发展呈现什么样的特征，每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学者进行探讨，如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论中将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发展进行阶段性的划分，但是罗斯托（1971）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会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等六个阶段。不同的经济理论对应当时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每一种理论都为解决当时如何促进产业发展提供了依据。
三、计量经济方法与产业组织理论
在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组织部分的学习中，需要运用到大量的计量经济方法，这就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后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计量经济学（也译作经济计量学）分析经济问题时，综合了理论上的数量和经验上的数量，使得计量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在市场绩效的学习过程中，利润率指标通过税前利润、税收总额和自有资本计算得出，Lerner指数运用价格和边际成本得到，Bain指数则是会计利润和经济利润的比值，会计利润的计算需要了解总收益、当期总成本和折旧，而经济利润是由正常投资收益率和投资总额计算得来。市场绩效的评价在实际教学学习过程中，是一个面临较多影响因素的测算过程，这就导致学生接受新知识时不仅要针对如何设计产业绩效综合评价的指标，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运用实际经济数据以及计量经济学方法来估测产业的综合绩效。对于计量经济学运用到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还应该考虑到计量经济学的特殊性，特殊性有三点：一是计量经济学在产业经济学的学习过程中从研究确定性问题转化为研究非确定性问题，这样导致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思路、分析新的方法结果；二是相比于其他数学方法，计量经济学主要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作为基础方法来研究其他经济问题，不是纯粹的数学方法，应将它与数学方法进行区分；三是由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问题，研究方法与纯数学不同，故对计量结果的分析需要结合实际经济状况进而给出结论。
作者：申倩 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第八篇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辨析
在科学方法的推动下，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现了跨学科交叉，二者之间原有的清晰界限变得模糊，这在提高经济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降低了对研究对象的关注，导致了经济学的唯方法论困境。主要表现为虽然经济学不同领域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内涵各不相同，但在客观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指导下，研究者往往在未对研究对象进行区分和甄别的前提下使用相同或类似的研究方法，从而导致经济主体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的缺失。由此一来，即使迥然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的方法也可能相同或类似，此时数学工具再精确，也可能无法探究问题本质。虽然实证主义致力于寻求经济学中客观普遍存在的规律，但是当个体主观意识体现在经济学研究中时，关注并直接纳入主观因素是必然选择。近些年经济学方法论的后实证主义呈现强势状态。相关学者认为，在对经济现象和关系进行阐述时，研究者实际上是将想法转换为知识，但其想法被认同为知识以及知识是否正确的评判标准不局限于客观验证。研究者通过语言对经济现象和体系进行描述和解释，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和限制，因此经济学的实质和意义同样是人为构造的，研究者如何理解和研究经济学至关重要。实际上，研究方法没有绝对的优劣，只是因条件和出发点不同而相异。一些学者主张应借鉴文本分析、社会学、后结构主义等研究方法。文本分析从文本中抽离出以量化形式表现的信息；社会学通过经验考察和批判分析探究社会结构和活动；后结构主义降低了客观性和理性的重要性，企图通过逻辑方法得出非逻辑的结论，这些方法为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解构中心化偏误和量化分析缺陷
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突出的矛盾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以市场有效性为中心假设的均衡理论，二是基于量化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传统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它诠释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认为市场具备内在调节功能，主要体现为价格机制。在个人趋利动机的推动下，通过价格调整能够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共同进步和福利最大化。这个结论的前提是将市场、经济人的趋利性和福利相等同。“看不见的手”通过隐喻方式映射了市场有效性假说，由此得出的均衡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科的硬核，并在经济思想的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强化。“看不见的手”暗含经济学研究的先验存在，强调市场有效且不存在错误，如果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必然源于市场之外的因素，这导致了以市场有效为中心的研究固化。依据市场有效性剖析经济稀缺性和经济效率等问题存在认识论的断裂，这使得经济学在研究对象方面固化，即使研究非均衡和经济波动等问题也基于均衡思想的回归理念。这导致了下述状况，虽然经济学方法不断改进和完善，但忽视了对研究对象自身的特征和本质的考察；虽然市场有效性是经济研究的中心假设，但尚需进一步完善。“看不见的手”和均衡状态体现了一种逻辑关系，这种关系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发生改变甚至出现悖论。除理论假设之外，基于量化模型的实证过程也存在缺陷。经济理论的模型化和经济研究的计量化是量化分析的主要体现。研究思路通常是当甲事件发生时，乙事件就会发生，这个逻辑过程以未甄别封闭系统与开放系统为前提。相对于开放系统而言，封闭系统控制或规避了其他因素的存在和影响。模型化相当于封闭系统内的测试，以初始条件和假设为前提，借助模型解释说明一种现象或关系，得出特定条件下的结论。这种封闭系统内的经济行为和量化关系，忽略了系统开放的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必然缺乏指导性。因此简单将基于量化模型的实证分析作为经济理论化主要表现方式的做法值得商榷。另外，弗里德曼曾提出，一种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体现在结论是否与现实经济状况吻合，而不取决于前提假设是否符合经济现实，亦即理论假设条件的重要性并不突出①。模型的使用体现了科学思维，模型的构建反映了理论假设，理论可以解释客观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状态。一般情况下，通过模型的推导和构建能够表现假想的实体、其相互间经济关系及因果机制，从而体现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对于无法直接观测的经济关系和机制，模型能够假设这些经济状况的存在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其是否真实存在。但是其缺陷也十分明显，关注规律性的同时势必忽视客体的差异性，过于模型化可能把理论与实践强行联系起来，得出错误的因果关系。同时，如果混淆了经济变量的外生性和内生性，模型检验的结果可能只能解释局部，无法还原经济现象本身。因此，量化分析只是方法的应用而不是客观事实，检验结果虽然有效，但依据量化分析得到的结论却可能与现实不符，依此得出的政策应用也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三、本体存在性的回归
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但过度依赖方法会造成对研究对象的忽视，不利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解决方法之一是重视研究对象的特质。本文认为可以从关注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引入历史要素、应用隐喻方法三个方面实现研究对象特质的显现。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为了追求逻辑一致性，往往忽视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将不同特质的研究对象一概而论，这容易导致经济学的形式化，造成研究对象的主体性遗失。所以必须将研究对象纳入经济分析过程，认真审视其特征，据此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门类，具有强烈的继承性，应不断检验和完善前人的理论。这体现了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会经历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历史要素在经济学研究中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历史能够借古鉴今，而且还因为历史自身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意蕴。历史的认识论意蕴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测和认知是建立在对现时状况的理解和领会的基础上，而对现时状态的领悟基于对过去的领会和解析。在社会科学诠释世界的过程中，以历史为标准并参照历史事件有助于提升研究效果。对于历史的本体论而言，经济运行随时会受到各种冲击的影响，预测冲击影响程度和效应对于经济调控至关重要，这需要理解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并受过去状态的影响。事实上，经济理论并未完全否定历史因素，只是未能探究过去现象的根源所在。因此，历史要素应该纳入模型构建之中。对于无法观察的现象和难以论述的机制的认知可以借助亚当•斯密采用的隐喻方法。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方法，而且是一种思维和认知手段，能够实现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系统映射，即实现跨概念跨领域的系统映射。利用模型表现研究对象间的关系就体现了隐喻的构建。在隐喻的使用过程中，不是仅仅通过语言的运用重新界定研究对象，而是据此重启模型的构建过程，因为模型研究对象包括机制、结构等未知因素，无法用语言进行真实描绘和刻画，通过隐喻可以实现研究对象和现实来源的类比，有助于解释未知的研究对象。1992年，多位经济学家发表了“PleaforPlural－istandRigorousEconomics”一文，内容主要是寻求经济学多元化，包括不同分析路径的批判式对话和沟通，他们指出经济学在面临争议时不应丧失作为精准学科的特征，即不能忽视经济学精确的评价标准。这一诉求主要反映在方法层面。但是，即使方法实现多元化，如果未能挖掘研究对象的本质，方法的多元化也无法解决实质问题。在掌握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之上，应该实现多元主义倡导的研究路径，在本体反思下选择研究方法。事实上，上述阐述不是对实证研究方法的否定，而是强调在研究过程中应强化对研究对象存在的关注，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特征，只有这样形式化和计量方法才更有效果，才能更准确地确立研究个体与经济社会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
作者：刘柏 张艾莲 单位：吉林大学
第九篇
一、经验归纳法促进近代西方经济学的产生
受此影响，早期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用宗教教义和伦理规范来描述经济现象和解释经济问题的教条式的方法进行批判。二是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总结。在这两种方法倾向的引导下，经验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改变，世俗商人的生产生活、流通领域的经济问题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由此产生了西方经济学中最早的流派——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者的方法特点是：一方面通过观察从实际生活中总结经验规律，另一方面从古代思想家和经验哲学的思想和宗教规范中寻找理论的依据。主要代表人物是蒙克莱田，他在《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1615)一书中，首先用该种方法考察了流通领域的经济现象和问题，提出商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中心，商人在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的富足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国王应该对商人进行激励。此外他还认为本国对外贸易是获得金银的唯一手段，但外国商人对本国经济是有害的，因而主张对外国商人进行管制。晚期重商主义主要是从商业资本家的实际经验出发来总结经济活动，并开始试图构建经济学体系，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和詹姆士•斯图亚特。托马斯•孟主要从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长期从事贸易的实践出发来批判早期重商主义对外国商人进行管制的观点，提出输出货物和输出货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的观点。詹姆士•斯图亚特则试图将重商主义的各种观点归纳总结为一个体系，他以“实质价值和让渡利润说”作为这个体系的核心，并规定了一些经济学概念，如“实质”、“让渡利润”、“绝对利润”等。正是由于方法上得到了突破，近代西方经济学才能打破经院哲学和宗教神学的枷锁。
二、归纳演绎法促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因而斯密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斯密在哲学观上受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一种是自然哲学，一种是休谟的怀疑论。自然哲学认为世界本身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比人所创造的社会秩序优越的多、完美的多。而休谟的怀疑论则认为人是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人只能通过描述事物外部的现象来获得经验的认识。这两种哲学观体现到斯密的经济学研究中表现为：一方面，斯密以自然秩序为分析依据，以演绎法为基础，积极探索各种经济范畴内在的联系性；另一方面，他又按照归纳法对经济活动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表现来进行描述、分析、比较、归类。归纳和演绎在斯密那里被孤立而又联系的运用着，斯密的归纳是现象的归纳，演绎却是本质的演绎，两者相互矛盾，却被斯密同一使用。一方面，斯密以当时的重大经济问题为研究中心，对各种经济材料进行现象的描述和归纳，形成一系列的简单的概念，如他用“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价值来解释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斯密又以演绎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他把工农业统一到价值的概念中，初步形成了劳动价值论，并由价值演绎出一系列的工资、地租、利润、资本、分工、交换等概念。当演绎法遇到困难时，斯密就求助于归纳法，当归纳法难以解释时，斯密又转而运用演绎法。然而，归纳演绎法对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还是具有很重要作用的，他的著名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两种方法的基础上的，全书共五篇，其中第一篇和第二篇集中概括了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思想，而归纳演绎法也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在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中，斯密从分工开始以描述归纳法研究了分工、交换、货币、工资、利润、价值等经济范畴，并将这些范畴以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加以排列，使之成为一个演绎的体系。“价值”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内容。在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中他对经济现象进行归纳描述认为资本是储蓄的一部分，并用演绎法对资本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资本是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两部分组成，强调资本积累和资本合理利用的重要性。后面三篇主要是对前面内容的进一步论证。斯密的归纳演绎法是在充分继承重商主义、配第、魁奈等人归纳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传统哲学的演绎思想，这种方法上的突破直接促使他在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比前人更进一步。同时，他的方法也对后来的经济学方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他以后，经济学在方法上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是以归纳法为主，从马尔萨斯、萨伊到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另一派是以演绎法为主，从李嘉图到马克思。
三、分析综合法`促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
分析综合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发展到现代社会在方法上的一大进步，是分析法和综合法的有机统一。所谓分析法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复杂的认识对象分解为简单的部分、方面或要素，予以研究的方法；所谓综合法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解掌握了各个部分、方面或要素的性质之后，再将它们统一起来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考察的方法。无论是分析法，还是综合法都要求以整体观、系统观来看待认识对象，分析是对整体中的部分、系统中的要素的分析；综合是整体各个部分的综合，系统各个要素的综合。分析综合法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直接促使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离，这种分离则标志着现代经济学范式的确立，从此经济学沿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分析综合法从微观到宏观的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基础。在凯恩斯以前，分析综合法还处在微观分析时期，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以自由竞争为前提，以市场上的单个厂商或个人的行为为研究对象来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概括和提炼。但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奉行的市场可以自动调节经济达到均衡和有效的理论彻底破产，微观分析综合法的主体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各国政府纷纷加强对国家经济干预的事实，将分析综合法运用到宏观变量中去，以总量流量分析来考察封闭经济体系中两个部门的国民收入；以总需求和总供给来探讨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及其变动问题，以总量局部均衡来分析商品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的均衡条件和均衡状态，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分析综合法的发展不仅促使了现代经济学范式的确立，还打破了微观分析综合法统一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局面，开创了微观分析综合法和宏观分析综合法共同主宰经济学研究方法领域的历史。同时宏观分析综合法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西方经济学者纷纷放弃微观分析综合法转而研究宏观分析综合法，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如英国的琼•罗宾逊、哈罗德、卡尔多等；美国的汉森、哈里斯、萨缪尔森等。
四、证实证伪法促成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新分支的出现
后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经济学方法论开始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学方法论这种地位的产生是和证实证伪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中密不可分的。20世纪早期，经济学方法论家首先将科学哲学中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引入到方法论的研究中去使得经济学方法论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视角，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命题是理论的可证实性、可检验性和逻辑结构的有效性。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波普尔证伪原则，库恩“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纲领”研究的新进展，一批经济学家开始把证伪原则运用到方法论研究中来，他们寻找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的思想与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从科学哲学的认识角度来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的是马克•布劳格，他在1980年到1992年之间写了一本书《经济学方法论》，在这本书中他以证伪主义为主要论点，在对科学哲学和早期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对经济学不同派别的方法进行了研究，提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不仅应包括科学哲学中证实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同时也应包括证伪主义所关注的命题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运用。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80年代以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基调，在他以后的经济学方法论家的研究大都致力于对布劳格观点的批判和深化。如考德威尔提出经济学研究方法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证伪主义上，应该提倡方法的多元化。这些经济学方法论家研究的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类：(1)、“后现代主义者”对关于方法论目标的讨论的反对；(2)、对波普尔方法论的哲学上的批判；(3)、把证伪主义者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努力；(4)、“拯救”波普尔传统理论中某些内容的努力；(5)、捍卫证伪主义理论；①他们将证实证伪法引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不仅规范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而且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具有借鉴意义。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分不开的，方法论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而方法论的发展又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受经济理论进步影响的，两者共同作用才构成了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大厦。因而，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其方法论的研究。
作者：潘海燕 单位：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山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第十篇
一、新医改中公立医院“内动力缺乏”的经济因素剖析
1.诸多医改约束机制使医院经济下滑，造成“内动力缺乏”
要求医务人员“合理用药、合理检查、合理治疗”，降低患者的药品、检查、治疗费用。临床路径的建立和实施，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规范了医疗行为。医保部门为了限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首先从单病种限价入手，制定单病种限价项目和上限，医疗费用超限者，医保部门拒付，由医院为患者买单。然而，单病种限价只是简单地以前几年的费用水平作为基数，缺乏科学性，也不考虑物价因素。其次，医保部门还实行了总额预付制。依据上年度医保支付的总额，按一个较低的增长率（约3%），制定次年的支付总额，与医院签订协议，实施总额预付制，按超限的不同比例，部分或全部拒付，从而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而实际上由于在新医改中乡镇卫生院主要职能的转变，以及收支政策的改变，造成大量患者涌入市县二级公立医院，加上医院开展新项目新技术和物价上涨的因素，收入增长率都在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以上，按3%的增长率进行总额预付，确实使公立医院难以接受。总之，在众多机制的约束下，医院经营的确是在一步步走向规范，然而，医院经营也在一步步地面临困境。似乎新医改给医院发展带来的不是好处，而是压力和制约，削弱了医务人员积极参与的动力，造成“内动力缺乏”。
2.投入机制缺位造成“内动力缺乏”
我国对公立医院现行的投入方式分为两类，一类称之为财政基本补助，即原来的差额补助，是医院运营资金的补偿；一类是专项补助，称之为财政项目补助，是医院发展资金的补偿。财政基本补助实际上是医疗收费低于医疗服务价值的补偿性投入，是医院运营资金的保障，特别是在医疗行为不断规范，医疗收费受到抑制，医保支付受到约束之后，这种补偿性投入对公立医院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政府对医院的补偿远低于新医改的要求，医院经营资金受到影响。财政项目补助可以说是政府对医院的发展投入，是医院的发展资金。国务院颁发的《“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公立医院的基本建设费和设备购置费由政府投入，原医院自筹资金购买的设备由地方政府回购，禁止医院举债建设，并降低大型医疗设备的检查费用。医院的建设与发展由政府投入，乍看起来对医院是好事，其实不然。对经济落后地区政府来说，常常没有能力肩负起公立医院的建设与发展责任。医院没有能力靠经营积累发展医院，又没有政府投入来源，更不能举债建设，医院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
3.价值补偿机制不健全造成“内动力缺乏”
从经济实体的角度看，医疗服务存在一个价值体现的问题，需通过政府投入和服务收费来实现。如果医院的总收入水平（包括医疗收入和政府投入）高于费用水平(包括发展资金，下同），不仅政府的办医宗旨得不到体现，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百姓的医疗消费能力也会萎缩，就医人次和消费就会大量减少，从长远来看对医院并不是好事。反之，若医院的总收入水平低于费用水平，百姓的就医率明显提高，但医院的医疗能力会明显下降，越是门庭若市，越是加速医院的萎缩，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从长远来看对百姓同样不是好事。我们不妨对医院的总收入（包括那些不很合理的、很不合理的在内）进行分析，如果支付了医疗业务必需的费用以后存在很大的利润，用于发展医院绰绰有余，说明存在不合理收费情况，必须给予严格制止。若还能维持医院的正常发展，或仅能保生存不保发展，或连生存都不保的话，说明现存政策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政府投入不足，二是在政府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医疗收费补偿不足。医院是把不合理收费作为医疗服务价值得不到充分补偿的补充，所以政府在革除了医院不合理的收费后，必须通过合理方式弥补医疗服务价值损失，否则医院就难以维持下去，不合理收费就会以新的方式出现。
二、增强医疗机构内动力的对策
唯物辨证法的内外因原理告诉我们，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要解决公立医院“内动力缺乏”问题，就要着力解决公立医院改革中存在的内在矛盾，使医院具有强劲的发展源泉。笔者认为，新医改在对公立医院的医疗行为、收费行为进行整治后，必须解决以下矛盾，才能较好地解决公立医院的发展问题。
1.解决好医疗服务高投入、高成本与患者医疗支付能力低下的矛盾
医院和患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矛盾中相互制约、相互依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对生命、对身体的保护要求愈来愈高，然而在我国现阶段，个体的收入水平不高，难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所以患者希望花较少的钱，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昂贵的医疗设备，价格不断飙升的医疗耗材，使医疗服务高投入、高成本，要求医院“高投入低收费”是很难的。低于成本运营，就意味着医院向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不断下降，意味着患者的医疗需求越来越得不到保证。患者“低付出高回报”的要求和医院“按价值回报”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当然提高个体收入水平从而提高个体医疗支付能力，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但是在我国现阶段要全面提高个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整体医疗支付能力还比较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将部分资金投向医疗保障，缓解医疗支付能力低下的矛盾；部分资金投向医疗服务机构，解决医疗收费不足的矛盾，因而产生了双向投入模式。不管是单向投入还是双向投入，也不管是投向需方还是投向供方，目的都是发展医院，满足患者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减轻广大患者的医疗负担，把医疗服务作为公共品向全民提供。
2.解决好医疗服务价值补偿不足和政府医疗投入水平低下的矛盾
医疗机构的“趋利”意识与行为，源于此前的“医疗市场化”改革。那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政府医疗投入相当有限的形势下进行的无奈之举。现在我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把医疗服务作为公共品向全民提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政支付能力还十分有限，且人口众多，个人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低下，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政府的医疗投入要根据各级政府的支付能力来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要在医疗服务价值基础上，根据政府的医疗投入水平决定，否则就会出现公立医院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笔者认为，医疗服务价值等于医疗服务成本加医院发展基金，医疗服务价格等于医疗服务价值减政府投入，用公式表示为：医疗服务价值=医疗服务成本+医院发展基金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价值-政府投入医疗服务价值是医疗服价格的基础，政府投入是医疗服务价格的决定因素，政府投入愈大医疗服务价格就愈低，要让广大患者获得实惠，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价值、价格和政府投入三者密不可分，不能有半点偏颇，否则不是患者的利益受损就是医院的发展受阻。另外，加大政府投入，要有强化措施，否则就变成了“空头支票”，对医院的运营和发展不利，最终对患者不利。
3.解决好医疗物资价格盈溢与医疗劳务价值不足的矛盾
医疗服务物资是医疗服务的前端商品，完全由市场定价，而医疗收费价格是由政府制定的，且一定就数年不变。当物价连年上涨时，医疗收费水平其实在相对下降，这就使“医疗物资价格盈溢与医疗劳务价值不足的矛盾”更加突显。要解决这一矛盾，首先政府要把某些医疗物资作为特殊商品，列入医改的重要内容来抓。如加强生产领域的成本控制，特别是对那些改头换面所谓的“新药”的成本控制，控制所谓的“科研成本”进入成本，合理制定出厂价格。同时要加强物流管理，控制物流费用。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减少患者医疗费用，还可以起到抑制医疗行业的商业贿赂和药品销售回扣行为。其次是优化医疗机构物资管理，严格购销使用手续，对贵重医疗设备进行可行性研究，按设备招标采购程序操作；对医疗耗材加强预算控制，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切实降低医疗成本。再次是建立医疗服务价格调节机制，合理定价，每2~3年根据物价指数调价，确保医疗服务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
4.解决好改革整治与协调发展不同步的矛盾
公立医院改革实质上是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的目的、医疗服务秩序、医疗运营管理等进行整改和治理，整改与治理要并举。作为我国现阶段医疗服务的主体，公立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能否提高，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关系到国家办医的宗旨、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公立医院要改变医疗服务中的不合理因素，同时建立良好的医疗服务机制、药品供销机制、医疗价格机制、政府投入（补偿）机制和群众医疗保障机制，使医院得到良好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更好地服务患者。如果只破不立、只整不治，势必影响医疗服务的正常开展和公立医院的健康发展。只有本着“发展医院、服务患者”的目的，整改与治理并举，让医疗工作者感受到医改的目的也是为了促进医院发展，才能使其积极参与新医改，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新医改的进程。
作者：曾若 单位：海南省屯昌县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