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古希腊学者在构建国家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学说时，就开始研究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必然存在性。柏拉图提出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主张人类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和权利通过联合的共同体得以实现，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为人的自然力量被贬抑为政治力量附属品。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承认人的政治学属性，认为人是无法脱离政治活动而存在的动物。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历史的演化过程后发现，人的政治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根本来源在于劳动的分工和异化。国家的政治关系决定了人的一定本质属性，人的政治性随着政治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学;人的属性
人类在孤立状态下无法满足自身物质和生存资料的现实特性，要求人类必须组成团结协作的团体进行劳动和生产。在人类联合的过程中，随着现实矛盾和利益争端的产生，政治组织和国家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人的政治状态和必然属性而存在。作为行动之人境况的复数性更成为一切政治生活特有的条件:不仅是必要条件而且是充分条件。①人类的发展进程是通过劳动促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人类参与政治生活、推动政治发展的过程。
一、“人政治性”研究进程的历史追述
西方的思想家在阐述政治、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时，都对人性或者人类的相处模式进行前提性预设。人性的善恶之辩，往往是政治学家的思想理论基点，依据不同的人类天性假设形成的国家起源逻辑也千差万别。政治是人的本质的内化，政治是人实现自我的手段。②诸如主张性恶论的霍布斯认为君主专制主义的政体是最适合避免内乱的政治制度，相反，主张性善论的卢梭则提出社会契约论，宣扬个人的平等和自由。即使政治学家并没有直接表明人具有政治学属性的言论，他们在论述人类和政治的起源及其相关性时也暗含着人具有一定政治性的逻辑。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领域已经变成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③大部分政治学家对于人是政治性存在的命题并无异议，最根本的争议点在于政治性的存在方式及其影响范围。柏拉图《普罗泰戈拉》一书中的创世神话体现了朴素的人的政治特性。最初被诸神创造的散居个人在禽兽侵犯之下生命堪忧，为了能够共同抵御攻击，古人选择群居的方式，通过建立团结协作的社会秩序获得持续生存的保障。分散而独立的个人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组成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群众才能够获得生存机会。在古希腊，政治活动在城邦公民的社会交往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英文单词中，“Politics”(译为政治)即来源于古希腊语中的“Polis”(译为城邦)，“Polis”一词进一步延伸出希腊文的“Polites”(译为公民)，原意为“属于城邦的人”。“公民”一词的词源发展反映出古希腊公民与政治的紧密联系程度，体现出公民本身具有的城邦属性和政治权利。柏拉图认为人只有生活在城邦中才能够维系自我的基本生存，继而追求个人和国家的正义。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写道:“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④。个人自足的不可实现性既受制于单个体无法及时有效获得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又困顿于无法实现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正义的理念，是个人德性追求的最终彼岸，与成为个人集合体的城邦在价值追求上具有一致性。个人的正义是建立在城邦中其他成员具备正义的价值取向、分辨正义的智慧和节制非正义行为的基础之上的。柏拉图通过将美德划分为智慧、节制和勇敢，将国家中的个人区分为统治者、卫士和平民这三个社会阶层，“如果商人、辅助者和卫士在国家中都做他自己的事，发挥其特定的功能，那么这就是正义，就能使整个城邦正义”。⑤每位个体根据自身的灵魂属性和美德从属于政治社会中的特定阶层，各司其职地承担社会分工职责和政治角色功能。由职业选择带来的社会分工与合作形成政治框架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贤人具备认识事物本质的最高类型知识，通过教育的过程趋于完善，最终可以成为统治国家的君王。平民和卫士则担当被统治者的政治角色，接受贤人政治家的统治。师承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在绝大部分政治学观点上与其大相径庭，但是在人天生拥有政治性这一观点上，亚里士多德肯定了柏拉图的想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的开篇就提道:“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⑥首先，城邦的建立源点就在于人类的异性结合，在组成家庭和生育子女的自然状态下，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天然形成。生活需求的扩张促使若干家庭联合共处，形成聚落形式的“村坊”。治人与受治的关系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城邦制的社会团体。从个人到家庭到村坊到城邦的演化发展形态，是大自然顺应客观规律衍生而成的。其次，城邦建立的根源在于完成善业、追求善果，这是基于人的生存价值在于追求良善的终极目标。城邦与公民的生长目的是一致的，都在于彰显其本性，在发展的终点达到至善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将良善视为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⑦。同时他将城邦定义为至高而包含最广的社会团体，追求最高和最广阔的善业。对于优良生活的追求，是个人与城邦的内在价值观一致性的体现，也是公民具备政治性的逻辑节点。最后，人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⑧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生活的人是极少数的异类，是自然的放弃物，如同野兽或神仙一般。从功能主义角度而言，大自然造就人类的语言和说话功能，初衷即在于使人类在城邦生活中具备判别正义和善恶与否的工具性能力。从价值追求角度而言，城邦中人类的本性是趋向于政治生活的，只有在公共领域积极追求政治生活才能够实现人的最终价值，达到道德至善的水准。人一旦脱离了政治生活规范的法律和公义，就会堕落成为最恶劣的动物，导致人世间的巨大祸害。从主次关系角度而言，全体必然优先于部分，城邦必然优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是属于城邦的组成结构，无法自给自足的个人只能依附于城邦的整体才能生存下去。黑格尔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观点进行解构和批判的基础上，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解释市民社会的形成，将国家和社会看作是人类绝对精神的发展产物。黑格尔认为，孤立个体具有满足自身物质资料和精神需要的追求，众多个体形成整体性的需要混合体。在经济上，个人通过劳动实现自身和需要混合体的生存物资的生产和交换，保障个人生活和扩大社会财富。在政治上，需要混合体必须形成超越市场经济体系中利益关系的社会共同体，“正如人的身体区分成脏腑和器官一样，其中的每一个器官都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但全体合在一起又只构成一个生活，国家、全体必须浸透一切”⑨。社会共同体集合了群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表达出最普遍的权利诉求和政治追求，各个共同体的沟通和平衡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发展基础。黑格尔认为，个人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在于其必将属于特定的等级和阶层，自由和权利通过联合的共同体得以实现。黑格尔反对孤立抽象地将单体个人作为国家成员的基本组成单位，认为单个体的政治参与无助于政治民主的发展，相反有可能造成政治特权的分化。联合共同体的优势在于既能够确保各个团体利益诉求的非极端化和非孤立化，又能够防止不同团体的分歧扩大化以至于形成反对有机国家的力量，“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⑩个体需要借助中介性职能的团体，借助共同体在特殊性领域的组织，民主地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个人的政治权利在社会共同体实现其利益的过程中得到实现。19世纪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坚持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从自然属性的立场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学上的本质，人通过思维和身体作为中介，以自然为内容同自然相联系。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将人只局限在自然的框架中，他也承认人与人社会交往所产生的政治学属性，“人的物理上的存在成了他的人本的、公民的或伦理的存在的附属品;自然力量、支配生死的力量被贬抑为政治力量或伦理力量的一个附属品和工具”。?瑏瑡费尔巴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仅是人本质性的唯一来源，是普遍性和真理性最基本的标准，也是政治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人际互动产生的政治生活在功能性上超越自然力量，对身处其中的成员发挥更大约束和作用。纯粹自然本质的人势必要生活于某一政治体之中，当人类从自然环境进入到政治环境，与这一政体相伴随的制度、法律和社会规范会严格约束自然人的天性，“最中立不倚的人，都会违反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归属于某一党派，即使仅仅在理论方面”。?瑏瑢人类在政治社会中接受不同政治思想流派的浸润，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终都会产生偏离自然人本性的政治思考，成为参与政治生活的动物。但是，费尔巴哈更加侧重从宗教和道德意志层面理解人的政治性，未能从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因而对人的政治性问题存在人本主义抽象化的局限。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自然人的扁平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人本质的学说。
二、马克思对人的政治性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人的政治学属性，在批判继承以往政治学家观点的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和国家政治的演化过程，把握了人类的本质属性与社会关系间的互动进程，以及人的劳动与经济、政治的紧密联系。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进化过程中发现，人的政治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人类必须依赖政治团体的存在而生存。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导言中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瑏瑣马克思发现生活在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无法独立地保存自身的生命存在，既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又不能防止外来侵害，其必须附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才能够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于是，个人以结合成家庭的形式开始结束个体化的生存方式。随后通过血缘近亲的持续扩张，家庭间的自主结合形成了更加庞大的氏族社会。当不同氏族产生矛盾激烈的冲突后，人类通过战争和融合的方式进入了形式各异的公社时代。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组织的不断复杂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不断更新换代。发展到十八世纪的市民社会，个人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已经异化成为达到个体私人目的的手段，表现出外在的必然性。马克思在论述人政治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同时，批判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自然的个人为理论出发点的局限性。他认为两者的经济学理论脱离了研究的历史现实基础，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对和对自然生活的误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从人类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分析出人类作为政治性动物的必然性历史根源，这一政治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差异化政治制度的特殊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政治学属性的根本来源在于社会劳动的分工和合作的过程，由人的生产活动发生的社会交往促使国家的政治行为的最终产生。“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瑏瑤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劳动产生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决定政治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国家政治结构的形态。人类参与政治活动的必然性产生于劳动活动的不可或缺性，人类无法脱离劳动的生产实践过程而存在，自然势必要置身于国家政治框架之下。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作为重要的物质生产性活动，充当了联系个人与国家、政治与社会关系、法律与秩序的媒介作用:“因为人只有在劳动生存活动中，才能实现人的经济性、社会性与政治性有机结合，现实性的人性才能被造就。人的劳动生存利益把每个单个人必然地组成为社会，并在交互作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必然的社会关系”。?瑏瑥人必须劳动才能够生产维系自我生存的物质资料，劳动生存的现实困境约束着个人分散生活的客观条件，合作共存成为生命存续的必然选择。劳动生产中的交互过程带有外溢属性的扩大化特征，经济领域的人际交往会主动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互动传导，人无可避免地进入到政治活动的范畴。生产的分工和合作在促进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因社会交往而日益尖锐的人际争端，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条件下国家由此成立。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机构的产生是基于人类尝试调解群体间对立的努力，减弱尖锐斗争导致的大规模战争和种群灭亡的可能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写道:“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瑏瑦虽然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需要或是不了解国家及国家权力存在的发展阶段，但是恩格斯认为，经济社会的自我扩张本性是导致社会分裂的根源，人类由于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阶级属性。经济发展不仅是人类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持续追求的目标和愿景，也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分裂的不可避免性，导致其对缓解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常态机制的需求。所以人类必需置身于分配利益和权力的国家机器中，否则会因为持续不断且永不调和的斗争带来双输的结局。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人的政治性体现在社会化的人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的权力实现和义务履行只能在人的实践中发生。马克思在论述国家与个人的互动关系时提出:“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瑏瑧当一个社会群体共同决定以成立国家的形式解决集体内部的争端之时，他们就需要对新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分配、权力分支和权力保障等一系列具体内容进行规划。在各个历史背景之下的不同劳动和分配关系决定了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同形式。强制压迫劳动的奴隶与奴隶主关系形成奴隶制度，资本压榨劳动力的工人与资本家关系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劳动者平等和公平分配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其次，在产生国家的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司法结构之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主义指出同样需要个体化的人来维系国家日常职能的实现。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写道:“‘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瑏瑨马克思清楚地界定了人的社会特质和私人特质的差异性，并提出在实质上个人应该按照他们的社会特质承担起国家职能的实现过程。国家的职能运转需要个体职能的显现，否则日常职能的界定和规章条例的规范只能是一纸空文。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于现实性上的社会关系总和，被包含于社会联系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本质属性。这意味着，人与国家立法机构之间、人与政党团体之间、人与地方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地构建人的本质内涵，而这种内涵具有动态发展的进化性。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中，人的政治性同时在塑造其本身的内质。个人的本质属性里就有属于国家的那一部分特质的存在，“国家的职能……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它们是和个人的国家特质发生联系的”。?瑏瑩正是这种存在决定了人类对政治参与的热情，献身政治事业的使命感，对国家正义的追求。国家权力的施行同样需要个人的国家特质的发挥，在每一次的政府政策规划、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都要具有国家意识的个人的参与。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发展成熟和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背景下，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得到极大发展。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在商品贸易领域对个人利益的极致追求，逐步形成政治领域的私有化产权意识和经济联合的集体意识。他们追求不受政治权力中心控制的社会关系，意图消灭妨碍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和法律。当社会成员成功地推动政治改革，将政府组织和法律法规按照他们的意愿，改进成对商品经济的制约条件更少的形态，国家中政治关系的变化更加助推市民社会追求私利之心的膨胀。人的本性异化成为追求私利的工具性手段。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形容成谋求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市民社会的结构决定了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的本质在于追求个人现实利益的最大化。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发展，人们由于争端而产生的矛盾消失，社会迎来和平安定的环境。平等、自由和发展的社会关系会影响人的本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处于没有异化的本真状态。马克思在《宣言》中畅想了未来社会的形态，揭示出共产主义的最终形态是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瑐瑠在阶级社会里，人们会受到资本、物质资料、政治制度等等的剥削和压迫，人们生活在异化的、分离的状态下，自身的才能被抑制，自我的价值无法得到实现。在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消灭了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人们有意愿也有动力为更好的自我发展而不懈奋斗。每个人都是自我发展的手段，也是自我发展的目标。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所具备的才能和发展意愿，进行解放性和开创性的思维活动。总之，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科学地对人类的政治学属性进行了逻辑性的阐释。马克思认为人生来就是政治的动物，从人类进化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人类进入政治生活并参与政治活动是具有其必然性的。个体劳动只能产生有限收益，而人类又是社群生活的动物，所以社会劳动的分工和合作成为人类必需的生产方式。人的政治学属性根源产生于人的生产活动和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交往。人类的政治性强调了社会存在的个人具有参与国家职能、举办政治活动和进行政治斗争的国家意识。同时，在人类参与政治活动并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中，人类的本质内涵也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
作者:冯馨蔚 郑易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