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年度总结范例6篇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1

关键词：政府主导；研究生教育发展；约束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4）01―0067―07

在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带有普遍性和全面性的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也决定了政府、大学和社会三者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此，美国教育家伯顿-克拉克提出了政府、大学和市场三者相互作用的“三角协调模式”，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是市场主导性强，如美国；有的是学术力量主导性强，如意大利；有的是政府主导作用大，如法国。此模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之一。“三角模型”理论同样适用于解读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

“政府主导”多用于经济发展，指的是一种政府行为、政策和制度模式，制定国家发展战略，并将有限的资源动员起来通过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实施推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始终是决定着中国经济、政治发展总体格局的两大主导因素，也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政府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政府权力代表的是社会集体意志，它通过法律、政策、拨款等形式对高等教育发展施加影响。从研究生招生人数，到博士授权点、硕士授权点的审批，再到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前者起着关键性作用。在政府主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也表现出一些鲜明特征。

一、在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得到了快速增长

在政府主导下，中国在短期内通过扩招实现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为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8%。当时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了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但1999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决定自1999年起实施高等教育大扩招。1999年招生152万人，2000年招生220万人，2001年招生260万人，到2002年便提前实现了15%的奋斗目标。自1999年始，我国高等教育连年大幅扩招，在1999-2005年间每年扩招速度均在20%以上。2006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32"规划》出台，开始有计划地降低扩招速度，使每年招生增长率不超过10%。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年）》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低速增长的方针，从2010-2020年每年招生增速保持在2%-3%，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研究生教育自20世纪末开始快速扩张，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直线上升，跨入了研究生教育大国的行列。1996年至2012年这17年间，全国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数从42127人增长到621549人（见表1），增长了13.8倍，其中硕士学位授予数从36549人增长到565211人，增长了14.5倍，博士学位授予数从5578人增长到56338人，增长了9.1倍。从整个学位授予人数变化过程来看，1998年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总规模增速开始加快，2004年增速达到最高峰，年增长率达37.88%，此后增速回落，2009年后增速降至两位数以内，2012年又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增长率接近13%。硕士学位授予人数的变化趋势与研究生总体规模的变化基本一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从1996年至2007年保持了十余年的高速上升趋势（2002年出现小幅下挫），直至2008年增速下降至两位数以内，2010年和2011年博士学位授予数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但2012年增速又提高到了11%左右。

二、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研究生教育的学科门类结构呈现“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

改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即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存量的情况下，培育和发展存量之外的增量，再通过增量的积累而形成结构性的变迁动力，促进原有体制的应激性反应，从而实现社会结构逐步转型。“保护存量、培育增量”的原则是指通过保护存量来控制增量的过快扩张，避免增量因偏离路径依赖的逻辑而产生系统风险，同时又通过增量的扩充来实现存量的演变效应，使存量部分可以循序渐进地发生转化，而不至于因为结构突变而出现社会动荡。但是，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原则。

在推进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和调动地方资源、高校潜力的双重原则下，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地方政府进行非科层化的竞争性授权，而非简单的行政指令性授权。竞争的标准一般有两条，一是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实力，二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即根据“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来增加学位授予点、发放研究生招生指标和配置教育资源。所谓“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是指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既要考虑高校的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科研进展、经费投入、实验室建设等自身办学条件，更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高校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当地其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等。研究生人才培养必须既要考虑自身办学条件的许可，又要考虑经济社会的人才需求。当然，不同类型、层次的研究生对于“条件与需求”的要求不同。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办学条件优先，在办学条件达标的情况下，同时视社会需求设置博士点；硕士研究生，尤其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社会需求优先，在考虑社会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办学条件培养硕士研究生。这是因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培养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条件上，博士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受到科研氛围、经费、设备、师资等资源和条件的影响。因此，研究条件充足与否是制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博士研究生培养需要国家持续集中的经费投入，需要发达的高等教育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作为支撑，更需要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师资条件。由此看来，博士研究生教育具有研究性、独立性、严谨性和阶段性的特点，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不同的人才培养规律。一般而言，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与区域经济结构的联系呈现出减弱态势，即专科层次教育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结合最为密切，本科教育次之，硕士研究生教育又次之，博士研究生教育对于地方经济产业结构的依赖度和结合度最弱。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地区可以大力发展专科层次教育、本科教育，甚至硕士研究生教育，但不可能遍地开花式地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从世界经验来看，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根据当地和区域社会需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培养与区域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虽然中央教育行政部门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目标明确、控制严格、管理规范、流程合理，但高校和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研究生教育资源，主要是博士、硕士授权点和研究生招生指标，纷纷进行“条件和需求”的竞争比赛。其主要意图是为了扩充增量，而较少考虑到结构调整与地方经济社会的需求以及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环境、条件等，从而形成由部门推动的增长竞赛。其结果是地方和高校只考虑如何扩大存量，而很少考虑如何对增量进行结构性变革，即有什么学科专业就继续发展什么学科专业、什么学科专业好发展就增加什么学科专业，而较少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科门类的需求，很少考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经济社会急需学科的发展。再加上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复杂性和绩效的难以测量性，以及学术机构自身的惯性，导致了研究生教育发展基本上是“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学科门类结构在十几年内并未出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构性调整；并且，各个学科门类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呈现同比例增长格局，并未体现出博士、硕士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与人才结构的不同。

（一）博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2、表3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54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2199人，39.7%）、理学（1441人，26.0%）、医学（846人，15.3%）、农学（223人，4.0%）、经济学（196人，3.5%）、文学（143人，2.6%）、法学（135人，2.4%）、历史学（117人，2.1%）、管理学（117人，2.1%）、哲学（78人，1.4%）、教育学（49人，0.9%）。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80.9%；而排在后三位的管理学、哲学、教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4.4%。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博士学位人数为53011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依据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9376人，36.6%）、理学（10209人，19.3%）、医学（6348人，12.0%）、管理学（4095人，7.7%）、法学（2929人，5.5%）、经济学（2619人，4.9%）、农学（2312人，4.4%）、文学（2111人，4.0%）、教育学（1031人，1.9%）、历史学（814人，1.5%）、哲学（730人，1.4%）、艺术学（437人，O.8%）。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依旧为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7.8%；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与1996年相比有一些变化，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3.7%。

从表2可以发现，1996年至2009年间，各学科门类博士学位的授予量大幅度上升；2009年至201 1年则相对稳定；2012年，工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较上一年有较大增长，而理学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则有一定幅度下降，其他学科门类基本持平。

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变化分为三种情况：比重上升幅度较大、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和比重变化不大。从表3可见，在11个学科门类中，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法学、文学和管理学，其中管理学上升的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1%上升到2012年的7.7%；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理学、工学和医学，其中理学的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由1996年的26.0%下降至2012年的19.3%，但是理学、工学和医学仍旧是所占比重最大的三个学科；授予博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教育学、历史学和农学。

（二）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构成与变化

表4、表5反映了1996-2012年全国各学科门类硕士学位授予量的变化情况（不包括军事学）。1996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114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5663人，43.4%）、理学（4807人，13.3%）、医学（3597人，10.0%）、经济学（2897人，8.0%）、管理学（2588人，7.2%）、文学（2046人，5.7%）、法学（1747人，4.8%）、农学（963人，2.7%）、教育学（735人，2.0%）、历史学（546人，1.5%）、哲学（525人，1.5%）。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工学、理学、医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为66.6%；而排在后三位的教育学、历史学、哲学，三者合计所占比重仅为5.0%。

2012年全国授予学术硕士学位人数为367165人，在12个学科门类中，按照学位授予人数的多少由高到低分别为：工学（128435人，35.0%）、理学（40618人，11.1%）、文学（37620人，10.3%）、医学（35421人，9.6%）、管理学（34433人，9.4%）、法学（28832人。7.9%）、经济学（21200人，5.8%）、教育学（16711人，4.6%）、农学（10940人，3.0%）、历史学（4755人，1.3%）、哲学（4201人，1.1%）、艺术学（3971人，1.1%）。学位授予人数排在前三位的学科为工学、理学、文学，三者合计所占比例为57.4%；而排在后三位的学科为历史学、哲学、艺术学，三者合itN占比例仅为4.4%。

从表5可以看出，在11个学科门类中，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上升幅度较大的学科有法学、教育学、文学和管理学，增幅最大的是文学，由1996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1.3%。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学科有经济学、工学、医学，仅从表面上看，工学的比重有了大幅下降，由1996年的43.4%下降至2012年的35.0%，但如果考虑到近些年来专业学位中工程硕士快速增长的因素，那么整个工程类硕士所占的比重变化并没有如此之大。授予硕士学位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不大的学科门类，包括哲学、历史学、理学和农学，其中哲学、历史学和农学也是所占比重最小的学科。

（三）学科门类结构的变化特点

对比1996-2012年全国博士、硕士学位授予量学科门类的构成情况，可以直观地发现各学科门类所占比重的变化较小。使用1996年与2012年各学科门类的授予人数和所占比重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可以发现，1996年数据对2012年数据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这说明，研究生教育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学科门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存量决定增量”的特点。

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博士学位与硕士学位的学科门类结构不仅没有向差异化方向发展，而且趋同性有所加强，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具体而言，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在保证基础性、理论性学科专业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应该大力发展应用型学科专业，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博士研究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重视理论性、基础性学科的人才培养。

三、国家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由于缺乏刚性的“需求与条件相结合”的约束机制，也导致了研究生教育政策的僵化

在中央政府主导与授权，地方、高校竞争式发展的模式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为了平衡各方利益，进行指标分配，比如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增加，每个省只能报两所高校两个专业。指令性分配的结果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平衡发展，但也导致了“需求与条件相结合”机制的失灵，研究生教育增长“一刀切”，各类高校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从而导致了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同质化倾向。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1705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03%，“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9520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2.13%。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627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9.57%，“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34564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5.20%。如表6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7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1.73%，“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302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70%。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3.68%，“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为2246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7.51%。如表7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所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至2012年间，不同类型层次高校的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和比重都有所变化。2007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0137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35.84%，“21 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78638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3.16%。2012年，“985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9426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25.84%，“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67277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5.85%。如表8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学术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呈先降低再升高的趋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2007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4451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52.69%，“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62821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74.35%。2012年，“985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81459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41.13%，“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为118863人，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为60.02%。如表9所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专业硕士学位授予人数在数量上都有所增长，但是它们各自占全国授予总数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

博士研究生教育需要以发达的高等教育、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和师资条件等为支撑，集中优势资源，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又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从世界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有着与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不同的发展规律和模式，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少数地区的研究型大学，体现出一种集中优质资源培养博士的集聚效应。如美国有406所大学拥有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而其中有50所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数相当于总数的二分之一。美国研究型大学（包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美国博士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阵地。美国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和基础研究的进行基本上集中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著名大学。这样不仅有效利用了优质教育资源，也保证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博士研究生教育的绩效。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少数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而大量的高等学校则承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国家重点建设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具备较强的科研能力，拥有高水平的学科群，应当在这些重点院校中集中设立博士点。这些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水平高，师资、经费、项目和设备等条件能够保证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唯有如此，才能既保证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使有限的宝贵教育与科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同时，不同类型高校的定位不同，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在不同学校应有所侧重，没有必要规定统一的比例要求。在现阶段，“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等学术能力较强的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占比应该多一些，充分发挥这些高校的学术优势；以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培养为主的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占比可以多一些，以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主。

四、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其优势是明显的，但需要建立科学有序的机制，特别是“需求和条件相结合”的刚性约束机制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在制度上明确了中央、地方和高校之间的关系。政府拥有政策制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掌控着资源分配、激励设计、绩效评价等各项权力，利用行政主导的力量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区域平衡和高校之间的平衡发展。但是，这也导致形成了“存量决定增量”的增长模式，增量缺乏结构调整，研究生教育发展更多地体现在数量与规模扩张，而非结构变迁上。

政府主导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其本身仍带有指令性的成分，容易忽略地方和高校的实际情况。上下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均衡、沟通不顺畅，于是各地方和高校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地去扩大增量，力求将自身诉求最大化，罔顾结构调整与自身办学条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制约与限制，使得研究生教育难以在结构优化、效益提升的情况下进行规模扩张。

改革的关键是形成“需求和条件相结”的刚性约束机制，使得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够在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的双重约束下发展，即既要考虑办学质量，也要考虑人才培养的社会需求。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办学条件，同时考虑社会需求来布局发展，而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根据社会需求，同时考虑高校办学条件来布局发展。在维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寻找一种能够保持持续产生绩效的机制，使研究生教育沿着科学有序的轨道前行。

参考文献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2

国家财政部门为了对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全局性调控，所采取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税收。在社会经济的高速成长下，税收收入也水涨船高。2000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约为98000亿元，税收收入总额约为12581亿元；而到了2009年，我国的国民总收入大概有343464亿元，税收收入总额却高达59522亿元。在这9年的期间内，国民总收入只增长了3.5倍，而税收收入总额却增长了4.7倍。很显然，我国税收收入的涨幅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涨幅。因此，许多人不禁产生了一些疑问：税收的负担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我们国家，税收负担是否过于难以承受？

在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查询到， 2009年，国家税收收入的76.07%是由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构成的。税负归宿理论告诉我们，消费者才是承担流转税的最终归宿，因此，构成企业税收负担的最主要因素，毫无疑问应该是企业所得税。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为11176亿元。2009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企业的税务负担，该年度企业所得税收入总额约为11537亿元。2010年，我国加强了税收征管，导致企业所得税较上一年度增长了20.4%。企业所得税的增长速度极快，而且在税务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极高，引起了很多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开始了关于企业所得税负担的研究。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所得税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对未来该方面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就对所得税税负进行了研究。一些学者发现了研究公司所得税税负的重要工具——公司实际所得税税负率ETR。公司的所得税税负程度能够通过ETR真实地反映出来，该指标是公司所得税税负的真实体现。

在20世纪，国外研究者的关注的主要内容还是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所占比重不高。主要的研究成果有：

Stichney和Mcgee(1952)发现，公司的ETR越低，其负债水平就越高。

Zimmerman (1953)检验了公司的规模与ETR之间存在的联系，结论是二者有正相关关系，并依据该结论确定了公司的规模是否可以作为政治成本的代表。

Poreano(1956)检验了一千三百余家企业ETR的结构，发现ETR与公司的规模负相关，越大的公司，其ETR反而越低。

时至21世纪，学者们也逐渐开始转变研究方法，慢慢地更加偏重实证研究：

Feeny等（2002）检验了产业因素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发现若是能够得到政府支持的产业，其税负就不高。

Jacqueline Haverals(2007)研究发现，相比其他行业，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存在更大的实际税负。

David Han和Min wang(2007)检验了中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家的税收负担与单位资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sagiriKitao(2008)研究了所得税与经济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每降低百分之十的企业所得税，可能会使将来的投资增长百分之二十。

sagiriKitao(2010)检验了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是显著负相关的。

（二）国内研究

直至20世纪末，我国才有学者针对企业所得税税负开展研究：

安体富、岳树民(1999)在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研究方面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当过重的税负使得企业难以继续经营，而财力上的缺失导致财政的收入难以弥补支出时，“究竟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困难”这个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

王延明 (2002)检验了资本密集度与ETR之间的关系，结论认为二者是负相关的，但显著程度并不高。

岳树民和安体富(2003)用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进行对比，发现我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为沉重，部分税种税率过高，税基相对较窄。他们还特别提出，减税政策和免税政策过多、过乱，这对税收收入总额产生了不利影响，增加了税收收入的不确定性，也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应该具备的“公平竞争”特性。

王延明(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的规模、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以及公司的资本密集度都会对上市公司的ETR产生较强的影响。

曹书军、窦魁(2005)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上市公司的规模与ETR不相关；财务杠杆与ETR之间显著负相关；固定资产密集度与ETR不相关；在宏观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较广的情况下，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与ETR正相关，且显著程度较高。

王素荣、张新民(200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当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处于20%-80%这个区间内时，资产负债率越高，公司的税负也就越高。

谭康（2008）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规模越大，企业的ETR就越高，而资产负债率与盈利能力则与企业ETR呈负相关关系。

娄权(2007)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其ETR就越高。

王素荣、蒋高乐(2009)对公司财务因素与ETR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心得会计准则降低了上市公司的平均所得税税负。

陈阿芳(2010)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区分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对公司的ETR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结论发现从全局来看，我国上市公司企业所得税税负趋于下降，虽然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会存在差异，但差异呈减小的趋势。此外，陈阿芳还建议，在保证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应该加强所处于发展较慢的行业和区域的企业的政策性税收优惠，调整部分和实际履行情况脱节的优惠政策。

三、研究述评

综观以上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企业所得税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涉及到的领域很广，既有宏观的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税收政策等因素，又有许多微 观因素，比如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投资报酬率等。国外的研究较为成熟，对于国内的研究具备很高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国内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还是涉及到很多因素，比如宏观方面的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所属区域和政策因素等，微观方面的公司规模、 资产负债率和盈利能力等，但是针对不同的年度和不同的行业，所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总体上来讲，还是在逐渐与国际接轨。

参考文献：

[1]Sagiri Kitao.Labor-dependent capital income taxation[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0(57):959-974;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3

 

按照学术自身的发展逻辑，在总结与反思中展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理论自觉与成熟的重要特征，也是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看，“总结”与反思、追问与诊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达到理性自觉。乃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与题中之义。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程的总结中，因对应该“总结什么”以及 “如何总结”等缺乏应有的理论自觉与理论共识，忘记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存在着问题，导致“总结”泛化、简单化、甚至平面化与知识化的倾向。整体上说来， “总结”未能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与求真的本质，由此带来一系列不可忽略的问题。

 

首先，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于是，总结中应确立与贯彻的价值尺度和价值观照普遍弱化。全面而深刻地反思与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然而，总结决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理论发展成果的汇总，也不是单一维度的理论脉络的澄清。更不是一系列既成的理论事实的堆积。而是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整体性的高度，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展现出来的、生动的发展生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结”6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蕴着深刻的价值观照和未来取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遭遇的历史性“问题”这一关键枢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开进程作出历史性的解读与判断，明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困境与将获得有效拓展的新未来。

 

换句话说，总结、反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总结与反思，探索与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身的内在逻辑，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从而让总结与反思成为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境界的契机，彰显出 “总结”的内在价值来。只有这样，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卢雄鸡”的引领品质，而防范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为“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由此， “总结”就必须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与困境并在、现实与未来并行、整体性与个体性协同、理论与实践整合的实际态势，唯有如此才能真实而全面地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既不同于前30年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后30年的发展模式。这样，能否探索与提供较为符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型发展模式，就成为检验当下我们总结与反思是否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尺度。

 

然而，毋庸讳言，在总结与反思6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长的过程中，就其实际的理论分析与诊断而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真正遭遇的困境分析得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理想性与学术发展的可能性路径展望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个性空间展现得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术研究成果沉淀得少。之所以如此，严格地说，正是由于目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只是在知识增长意义上进行，缺乏深刻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这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最为缺失的一个方面。

 

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严格说来，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之所在。如此在知识论的平台来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研究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背离的。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知识论的平台上来加以总结与反思，也就必然缺乏应有的“问题意识”，看不到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进一步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不能正视与诊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遭遇的真正危机。于是，在独白式思维支配与控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常常出现以“话语游戏”遮蔽真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前“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矛盾与多元文化交织的生活困惑中遭遇多重质疑与诘难。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改变现有的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原则，强调深刻的问题诊断，纠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相悖的价值原则与思维取向，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置于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问题之中，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清醒的反思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其次，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后缺乏整体性的概括，由此，导致总结与反思要么依然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状况语焉不详的宏大叙事，要么停留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表象勾勒与描述，未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题与实质变换的层面，未能真实地反映与揭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样、多元和多变特质所构成的研究生态。

 

不可否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范畴所蕴涵的内容是多维与多样的。这一特点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多样化的称谓即可得到印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即是“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发展哲学”和“生活哲学”等等，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多样性、多元性研究范式共在的学术生态。而每一种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称谓，以及由此所昭示的个性化研究范式，都以为真正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理论蕴涵，并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支脉。同时每一称谓所表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解读框架，以及由此而生的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有的理论实质与精神风格，这样，在客观上也就呈现与蕴含着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与研究领域与空间。鉴于此，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个性化研究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此，我们姑且不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换为以上那些特殊的称谓是否科学与恰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年学界倾力从不同维度、不同界面、不同领域、围绕不同的主题而开启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严肃认真的研究，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千人一面”的单调状态，消解了“唯我独马”的单一研究和解读模式的权威性，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多元研究范式并在的格局，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研究生态。这不仅深度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资源，客观上大大地推进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的理论广度与生命力。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如此丰富的生态中，有的研究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正确而恰当地深化与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研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有的研究及所得出的结论早已溢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界，有的则附加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新的”内容，如此等等就说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方法、研究主题，还是研究所坚持的原则以及研究的实际效果都显示出多样性的特征。

 

在总结与反思中，应该说未能突出揭示和概括出的问题，首先存在着方法论上的误区和不科学，具体表现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五个方面之外，还存在着诸如面对着当代社会价值愈来愈多元化的境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多样冲击和深层次危机、危机的缘由与实质，如何有效地应对危机等都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与探索：也尚未能从现代传播学的意义上，反思与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内部长期存在的积弊等等;未能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大众化与学术化的内在矛盾关系本质上即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表征。而这些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从而严重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的展现。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存在的实质及其根源，进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矫正。这一系列问题都必须从总结方法论的高度来加以深刻反思，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4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204-01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取团体施测的方法， 以5所高校（江西财经大学、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南昌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研一至研三的700名研究生为被试。以各班的任课教师担任测量主试，以班级为单位施测。

二、研究方法

1.基本情况

统计回收问卷635份，其中，男生221人，女生332人。农村学生298，城镇学生255。有工作经历学生219人，无工作经历学生334。研一185人，研二179，研三189人。文科363人，理科130人，工科60人。

2.研究工具

采用黄涛编制的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量表。该量表总共24个项目，采用五级计分。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专业价值感；专业学习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93，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63-0.85之间，并且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9，分量表的信度均在0.641―0.804之间，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采用。

3.数据处理

使用SPSS18.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对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进行描述统计统计分析或者方差分析。

三、研究结果

在对553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得到了总体样本在专业认同及其维度上的得分，具体表示如下表所示。本研究中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量表采用五级计分，最低分1分，最高分5分，总分的范围是24―120分。

由表1可知，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各维度的平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专业价值观23.95，专业价值感23.75，专业投入行为22.5，目标与计划13.96。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分的平均分为84.15，专业认同总分的中值（85），专业认同的均值小于中值，这表明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1.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不同性别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其中男生221人，女生332人。P值均大于0.05，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各维度得分在男女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2.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家庭所在地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来自农村和城镇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研究生和城镇研究生在专业价值观和目标与价值维度上均无显著差异，但来自农村和来自城镇的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投入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来自农村的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总分的平均分、专业价值感平均分、专业投入行为平均分显著高于来自城镇的研究生的得分。（P

3.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是否跨专业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跨专业和非跨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跨专业硕士研究生与非跨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专业认同总分、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目标与计划上均无显著差异。

4.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有无工作经历上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553名有工作经历和无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专业价值观维度，专业投入行为维度和专业认同总分维度上存在差异，有工作经历的被试得分均显著高于无工作经历的被试得分（P< 0.05）。

5.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专业上的差异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553名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专业认同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专业在专业价值感、专业价值观、专业投入行为、专业认同总分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专业在目标与计划上存在显著差异，根据多重比较的结果，理科被试得分与工科被试得分之间差异不显著，文科研究生专业认同水平显著高于理科生。（P< 0.01）。

6.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年级上的差异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下表：由表2可知，在专业价值观维度和专业认同总分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通过多重比较发现：三年级得分均无显著差异，二年级得分显著低于一，三年级（P

建议与对策

近年来，硕士研究生的队伍在不断扩大，其专业认同水平的高低更是教育质量的直接体现，不仅影响到高等院校的教育质量，而且也与硕士研究生个人的学业生涯紧密相连。当下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总体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在生源地、工作经历、年级和专业上存在显著差异。学校可以设立信息共享平台，拓宽研究生获取专业信息方面的渠道，鼓励研究生在学好专业的同时进行社会实践，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高度的认同，有利于他们针对性的学习研究，能够独立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境，从而提高他们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加强专业教育的同时，适当放宽专业的限制，准许进行专业调整，这样不仅避免了一部分学生因为选错专业为了毕业坚持读下去，从而提高硕士研究生培养，为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提供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5

关键词：锡林郭勒盟；耕地；荒漠化

基金项目：沈阳农业大学与锡林郭勒盟横向课题

中图分类号： S424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5.031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位于我国的北部边陲，是我国最典型的草原分布区。近几十年来，该区域草原荒漠化越来越严重，不断加剧的荒漠化趋势，不仅严重损伤了草原的生态功能，也使得耕地生态恶化加剧，阻碍农牧业生产，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研究区地理位置

锡林郭勒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偏东，地理坐标为东经111度58分36秒～119度57分35秒，北纬41度30分06秒～46度46分30秒。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与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相连，南与河北省张家口市、承德市毗邻，东与自治区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相接。东西长700公理，南北宽约500公理，总面积201446. 74公顷。

2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2000年、2010年2个时期进行研究：首先获取两个时期9月的TM遥感影像，参照锡林郭勒盟第二次土地调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中耕地图斑数据通过对影像进行人机互译获取2000年、2010年锡林郭勒盟耕地图斑数据；其次通过构造“植被指数（NDVI）――反照率（Albedo）特征空间”，利用植被指数和地表反照率的组合信息选择反映荒漠化程度的合理指数即荒漠化分级指数DDI，将锡林郭勒盟不同时段荒漠化土地有效地加以区分；最后用各时段耕地图斑裁剪切出对应时段耕地荒漠化信息，从而实现耕地荒漠化时空分布与数量动态变化的定量监测与研究。

3结果与分析

3.1荒漠化等级图制作

以DDI值作为研究区域土地荒漠化划分依据较为可靠。土地荒漠化等级图的制作主要在ArcGIS9.3软件环境中完成，将生成的DDI栅格图像（30×30米）导入ArcMap中，运用空间分析工具（Spatial Analyst）进行等级划分，采用自然断点法将DDI值重分类，初步生成研究区2000年、2010年荒漠化等级图分别如图1、图2所示。

3.2耕地荒漠化变化分析

根据生成的全研究区2000年、2010年土地荒漠化等级图数据，将对应研究区2000年～2010年的耕地图斑数据叠加，并用空间分析工具（Spatial Analyst）中的clip裁剪工具进行裁剪，初步得出研究区2000年、2010年耕地荒漠化情况，

研究区2000年耕地荒漠化总面积达155742.64 公顷，占耕地面积面积比重的61.69%；2010年耕地荒漠化面积178404.11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72.82%。耕地荒漠化面积较大，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整体较严重，研究区耕地荒漠化面积情况是轻度荒漠化>重度荒漠化>中度荒漠化。从2000年～2010年研究区耕地荒漠化面积增加22661.47公顷，不等于耕地无荒漠化减少的面积，这是因为研究区两个年份的总耕地面积不同。

从2000年～2010年，虽然耕地荒漠化所占比例增长11.12%，但同时重度荒漠化、中度荒漠化所占比例分别下降，可以看出耕地的荒漠化程度逐渐向轻度荒漠化集中，而且耕地荒漠化面积的增加与耕地面积整体增加也有必然的关系。

4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区耕地整体荒漠化数量水平来看，2000年耕地荒漠化总面积达155742.64 公顷，占耕地面积面积比重61.69%；2010年耕地荒漠化面积178404.11 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72.82%。耕地荒漠化面积较大，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整体较严重，研究区耕地荒漠化面积情况是轻度荒漠化>重度荒漠化>中度荒漠化。

参考文献

[1]佟哈斯毕力格，银山.锡林郭勒草原荒漠化动态变化分析[D].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3，（8）：56-58.

[2]包塔娜.锡林郭勒盟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1.

[3]陈君颖，田庆久.高分辨率遥感植被分类研究[J].遥感学报， 2007，11（2）： 221 -227.

研究所年度总结范文6

几年前，在一次面对来自相当区域范围的课题研究负责人培训会上，做报告的专家为了证明课题研究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意义，特意举了当地一所学校的例子：这所成立仅六年的初高中一贯制的学校，当年首届高中毕业生，就在高考中一炮打响，甚至超过了当地老牌的省重点高中。专家闻讯到学校实地考察。该校校长介绍，从这届学生升入高一起，就申报了一个高级别的课题，三年认认真真地开展研究，三年后课题顺利结题，学校因此全方位跨上了一大台阶，包括高考的优异成绩。

此时，台下的教师们，开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坐在我边上的一位当地的教师悄悄跟我说：这所学校其实是当地教育部门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兴办的一所公办民营式的“贵族”学校。从六年前学校成立起，它的初一新生就都是从当地各小学毕业生中选拔最优秀的录取的，所有教师都是抽调当地最优秀的教师或从外地引进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骨干教师。学生初中毕业择优直升本校高中。高考成绩出色是水到渠成的事……

我细细一想，刚才专家提到的该校课题是关于学生宿舍文化建设的。我问边上的老师该校住宿生占的比例。回答是有好多市区的学生是不住宿的，每个年级的住宿生一直只占该年级学生总数的30%左右。

除了先天的各类的优质的教育资源之外，这所学校的后天的比如校本制度的建设、学校人性化的管理、校本新课程改革、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领先运用等等，都是有独到的亮点的，它的高考的成功，其实是多种因素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否认宿舍文化建设的课题研究对占30%的学生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将高考的所有成功因素，乃至学校取得的所有发展都只归功于这一个课题，就未免显得可笑了。

值得警惕的是，类似上述例子的课题研究的揽功现象，随着近年来中小学校群众性的课题研究的兴盛，而愈演愈烈。揽功似乎成了其中许多课题心照不宣的共同的潜规则。

剖析课题研究揽功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揽功现象的背后是教育工作的一种通病――罗生门式的总结文本。它不是课题研究的首创，更不是它的独特“嗜好”。譬如学校中的某位女青年教师成长为骨干教师，女工委员会、团委、教务处、教科室、德育处、工会、教研组长、备课组长等等，在总结时都有各自的“叙述文本”，将之归结于、并尽可能地放大自己方面对该教师成长的决定性影响，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其他因素的作用。体现于“后起”的课题研究上，则是这种弊病的典型的一次惯性的负迁移。条线总结、汇报、撰写案例等等情境，是最容易诱发这种通病的。上述例子中的某校长，想必对于学校的成功发展，是从不同角度做了总结，既然来的是分管教科研的专家领导，就不妨只挑课题研究的“文本”来汇报了。如果来的是分管德育的领导，则会是另一个“德育文本”了。

其次，揽功现象的背后是对教育内涵发展的误解。科研兴校，走素质教育之路，通过内涵建设推动学校发展，已经成为了教育界的共识与理想，大势所趋。学校取得的各类成果，不管某个课题研究在其中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甚至是否相关，人们更愿意揽功于课题研究。好像不提课题研究，就显得没有层次，品位不高，就不是内涵发展，就落后于教育发展的潮流了。把内涵发展同某一个课题完全划上等号，或者将课题研究作为内涵发展的唯一途径，都是对内涵发展以及内涵发展途径的片面理解。

此外，揽功现象的背后是课题研究者对课题研究目标及成果的理想化追求。当教育教学中的困惑无从解答，难点无法突破。这时，课题研究走进了基层学校，走进了一线教师，人们对教育科研，尤其是课题研究充满了期待。求真务实的课题研究，已经一次次地令人信服地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但教育教学中的所有重点难点的突破，不可能靠一个课题毕其功于一役，学校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甚至也可以是跨越式的，但不可能一步登天。而相当多的课题研究的目标贪大求全，过于理想化，而这种目标的达成，就需要各类成果的事实支撑。至于，到课题结题阶段，不管研究过程是否扎实，取得多少成果，总认为成果是多多益善，否则，唯恐被人说是结果空，成果少。管他与课题研究的相关度如何，装到篮里都是菜。课题研究者的这种种心态，使得其主观上，刻意地为课题研究揽功。

揽功，迎合了一部分人对教育政绩的需求。但严重背离了课题研究的科学精神，遮蔽了对课题研究的理性反思及跟进研究；其成果的“丰富性”，不仅没有吸引一线教师更亲近课题研究，反而使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产生甚至加深了课题研究华而不实、形式主义的误解，从而远离课题研究。

那么，如何医治课题研究的“揽功”顽症呢？

第一，必须要学会运用系统论进行课题研究的观照。所谓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论要求我们，无论是课题研究的主持者、参与者，还是课题研究的评价者，都要把课题当作一个整体或系统来研究，强调课题研究各主客观因素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系统本身与外部环境之间互为依存、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从而在课题研究中明确方向，理清脉络，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理性总结实效。同时，学校应该努力构建不同形式的课题研究组织网络，以系统论的眼光，以不同的课题去研究学校发展的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瓶颈”问题，协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