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世纪女性导演女性意识时代背景观看策略话语身份[1]
在倡导男女平等的前提下，由于男性与女性生理及体能的不同，有些职业仍然会不带有任何歧视色彩地在性别的选择上有所偏爱和侧重。“导演”这一职业便是其中之一。假如把我们知道的所有导演的名字列成一个名单的话，或许我们会发现男性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女性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在电影业，即使是在引领电影发展的欧美国家女性导演都是少之又少。不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我们国家，却拥有着相当数量的女性导演，并且她们和她们的作品都是中国电影成长之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从新中国建立后走上影坛的第一批女导演王苹、董克娜到80年代、90年代相继出现并逐渐成为中国电影核心力量的、以张暖忻、李少红等人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女导演，她们以女性作者的身份在银幕上大胆地书写生活、表达自我，她们的作品既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这样一个集阴柔与刚强于一体的创作群体引起了人们的格外重视。进入新世纪，当这些曾经意气风发的女性们或逐渐淡出影坛或继续创作和探索的时候，新一代的女性导演开始渐渐浮出地表。徐静蕾（《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李玉（《红颜》）、李虹（《黑白》、《诅咒》）、小江（《电影往事》）、马晓颖（《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些美丽的名字和面孔可能还不为广大观众所熟悉（徐静蕾除外），但是她们的作品已经引来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对女性主义研究颇有建树的学者戴锦华教授曾在其文章中对上一世纪的女性导演有过这样的描述：“和当代女作家不同，在绝大多数女导演的作品中，创作主体的性别身份甚至绝少呈现为影片的风格（所谓‘女性清丽、越轨的笔致’）成因之一。”[2]“清丽”、“越轨”曾经是鲁迅先生评价女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的词语，后来被人们引为经典用来形容女性作者的作品独有的风格和气质。如果我们以这两个古老而又时尚的词语为标尺来评判新世纪女性导演的创作风格的话，或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她们未如前辈般成为一个明显的代际或群体，她们的名字也因其作品的数量有限而未如前辈般响亮抢眼，但是她们在书写生活、表达自我上决不逊色于前辈，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对题材选择之大胆、对女性关注之敏感，比其前辈有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超越。笔者撰述此文即源于对这些青年女导演及其创作的关注，并以期通过此文将她们的创作与前辈女性导演做一简要对比，从而对她们创作中呈现出的共性与个性、形式与风格、优势与局限等进行梳理和归纳。
一、语境：理论背景、历史回放与现实际遇
对女性导演的研究必然涉及对其女性意识的思考，而女性意识则是通过作品本身呈现出来的。女性意识的概念来自女权主义电影理论，这一理论寓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社会背景之中，当女权主义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具体的政治运动转向整体的文化批判”[3]以后，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便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声音。这一声音对经历了长期信息隔绝以后正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电影理论的中国电影学术界无疑注入了新鲜有力的能量。但是“与充满思辨色彩的西方女权理论相比，中国的女性研究可以说尚未真正展开。这里既没有发生过女权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也不具备起码的理论形态。中国的女性研究往往表现为对女性创作或女性形象的艺术阐释……”[4]。有学者曾这样解释女性意识：“一是指影片编导或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具有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编导和影片文本不把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被动观赏对象，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我的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塑造仪式。”[5]这种说法未见得是最精准的厘定，但是大家在将这一西方电影理论本土化的时候确是不约而同地围绕这两个层面来展开的。
认定新世纪女性导演创作风格之新锐、女性意识之强烈是基于对其作品的深刻读解，并以先前女导演的作品为参照系而得出的结论。这一比较不仅包括对于作品中的女性创作或女性形象的横向对照；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纬度则是对女性导演们的生活时代的纵向对比。
社会环境对文艺创作影响之大使得我们很难说清是这些女性导演导演了时代还是被时代所导演。在对女导演的研究中大多会以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作为研究的起点。然而这位因执导了《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槐树庄》、《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经典影片而永载中国电影史册的女导演在很多学者的眼中并不算是具有女性意识的作者，原因在于：“她对于所谓‘女性题材’——除却它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变迁的政治寓言——没有任何特定的关注，而所谓女性表达或性别立场则无疑是一种遥不可及的虚妄。似乎是对男性创作者作品中的女英雄形象的一个准确对位：就电影的制作与电影的表达而言，她是一个成功地、不曾被识破的、被指认的‘花木兰’”[6]。或者说“王苹的意义似乎更多地在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在电影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不体现于个人艺术创造中的自我意识”[7]。学者们的论述显然站在时代背景下的思考，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上述关于“女性意识”的解释我们又会疑惑地发现在王苹导演的影片中，这些女性形象尽管不是叙事的主体，但与“女性意识”的“界定”又完全吻合。这难道不是作者女性意识的体现吗？既然是在时代的背景下来思考，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注意到时代精神对人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革命接纳了女性，她们的自我意识在革命运动中萌生，她们的个人成长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因而她们本能地把社会革命当作自身的革命。”[8]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革命者，王苹不仅具有与生俱来并在后天得以锤炼的文艺素养，同时她也因文艺而亲历了革命，在战斗中成长、成熟，因此当她有机会通过电影来表达自己的情怀的时候，她以真实、真诚的态度拍出那些经典的作品，那里蕴含着她的个人感受，包括对女性的理解和思索。或许我们可以说这种思索和理解就是女性意识的最初体现，它是时代的产物，而非某个人的创作局限。
70年代以张暖忻为代表的“第四代”女导演推出了一批以女性为中心的影片，80年代，以李少红、胡玫为代表的“第五代”女导演迅速崛起，这是被压抑已久、有着强烈表达愿望的一代人。于是中国影坛呈现出师生两代共同建构女性话语的繁荣图景。在这一大的历史时期内，女导演的创作类型万千，既有以女性为表现对象的影片（如《沙鸥》、《青春祭》、《人·鬼·情》、《山林中的头一个女人》、《女儿楼》等），也有都市片（如《北京，你早》）、青春片（如《青春万岁》）、儿童片（如《火焰山来的鼓手》）等。在这些导演中没有一个人始终如一地坚持于女性题材的表现，这种多方面探索的创作心理或许可以看作是女导演希望自己可以超越性别局限、在表现题材和内容上可以与男性同行比肩的迫切愿望所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女性意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吧。
不可否认的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将女性作为叙事主体来加以表现已经成为女性导演的一种自觉行为。在经历了大的社会动荡以后，女性导演们对人生、对自身的命运都有了新的思考。这种思考也影响到了她们的创作。“作为第四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张暖忻在其《沙鸥》中，将第四代的共同主题：关于历史的剥夺、关于丧失、关于‘一切都离我而去’，译写为一个女人——一个‘我爱荣誉甚于生命’的女人的生命故事”[9]，而第五代的胡玫则在《女儿楼》中回溯政治运动中女性本我的丧失，充满了悲哀的意味。此间的女性电影繁多不再做过多的个案举例，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这些带有女性意识的影片大多带有悲剧的色彩，女性处于一种迷失或需要拯救的状态，而影片的结尾则基本是两种方向：一为编导也未能给予她们光明或明确的答案；或者女性获得拯救或是回归，而拯救他们的一定是占据强势地位的男性。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一种发现问题却无力解决问题的遗憾。不仅如此，还有学者进一步论述说：“这些女导演拍摄的、有着‘自觉的’‘女性意识’的、以女人为主人公的影片中，不仅大都与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一般无二，而且电影叙事人的性别视点、立场含糊、混乱；这些关于女性的影片中，女人似乎愈加为‘不可见’的雾障或谜团，成为混乱、杂糅的话语场；在女性表象出演的地方，制作者试图表达的某种关于女性的真实似乎更深地消隐在不可知、不可解的矛盾表述之中。”[10]如此看来刚刚呈现出的女性意识又在深层次的文化批评与阐释中被质疑了。这问题的存在仍然要归结为时代的局限。首先，女性导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对很多问题的反思未见得透彻清晰，剧中人的迷惑正是她们在生活中的自我感受，面对未来的人生走向她们也感到茫然和束手无策，因此对剧中人的结局的选择只是她们的想象或是美好的愿望。其次，人们在经历了一次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之后，人们对话语的表达变得谨慎而多虑，那些藏于心中的真实感受或许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新世纪的女性导演生存在一个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之中，现代语境使她们拥有了充分自由表达自我的权利和空间。她们可以思想的将触角触及任何一个时代和地方，她们可以大胆地表现那些近乎边缘的人物与情感。尽管她们不像前辈那样经历了大的社会波折，缺少痛定思痛后的历史厚重感、社会责任感，但是她们的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恰是处在社会转型期之中，社会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她们的身体、心理、思想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化，这种同步变化虽于无形之中，但生性敏感、敏锐、善于思考的她们却从中收获了自己的感受和认知。因此当她们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时候，多年的对人生和女性命运的思考必然会通过影像投射到银幕上。从作品生产的角度来说，曾经电影的生产由国家和电影制片厂来控制管理，属于体制之内的行为，那个时候导演想拍哪部片子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把那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剧本当作任务去拍也是常有的事情。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电影的制作也进入了市场运行的范畴，因此拍片较之以前变得更为容易。在剧本通过审查的前提下，只要找到合适的投资，导演就可以拍摄自己喜欢的片子。在这样的条件下，女导演和男导演拥有了平等的话语权和拍片的机会。对女性导演来说，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胶片上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此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语境下，女性导演可以充分极致地表达自己，其作品中呈现的女性意识更为鲜明和激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导演时代与被时代导演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关系，对新世纪女性导演的研究必然要在一个时代的背景下展开，所有的比较和归纳离开了这个背景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立场：当“观看”成为一种“策略”
女权主义电影批评的目的就“在于瓦解电影业中对女性创造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11]英国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借助了拉康关于看（look）、凝视（gaze）作为欲望器官的眼睛的论述，指出了主流商业电影中的男人/女人、看/被看、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的一系列二项对立间的叙述与影像序列。女性在电影中成为男性观看的对象，成为一种景观，由此为观众提供了视觉愉悦。穆尔维用“视淫”（scopophilic）和“认同”（identification）这两种在与电影产生联系之前就普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基本的心理机制解释了这种主体从客体那里获得的视觉。
西方电影理论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那么把时间从此时倒推至新中国成立，我们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不仅学术界从未用上述的理论话语对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做过分析，对于电影制作者来说恐怕也没有有意识、自觉地去拒绝“观看”。“十七年”的电影中男女之间的感情主要表现为父女情、兄妹情和同志般的友情，“爱情”是绝少出现的，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为了革命、为了建设新中国，岂有“儿女情长”的容身之地，更不要说“观看”了。当学术界用女权主义电影理论对“十七年”电影进行分析时，有学者作出了这样的阐释：“在由1949—1959年、从无到有、逐渐完善的革命经典电影形态中，逐渐消失了的，不仅是男望视域中的女性形象；而且在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一套严密的电影的政治修辞学中，逐渐从电影的镜头语言中消失了欲望的目光”[12]。
在“第四代”、“第五代”的女导演中很大一部分人毕业于电影学院，这些学贯中西、倡导“电影语言现代化”的女导演们对“女性意识”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一点从她们的影片中便可窥见一斑。她们塑造的女性形象性情坚强、人格独立，她们可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但决不会妥协、退让，她们要做命运的主宰，而绝不依附于男人、寄生于社会。总之女导演们力图通过影片叙事树立女性的主体地位，表现她们的隐忍、坚强和伟大。这样的女性形象绝对不会成为男人“观看”的对象，只会让男人尊敬、钦佩甚至自愧弗如。
而与前辈不同的是，新世纪的女导演们却喜欢在影片中塑造一些弱小、卑微、甚至受损害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因其社会位置的低下而处于一种被居高临下观看的境地。在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作为叙事主体的“我”甚至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人（片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称呼她为“姜小姐”，只有一次在游园中介绍了她的名字，声音之小、速度之快则完全让人听不清、记不住）。“我”始终爱着一个男人，一个风流成性的作家，而他却不知道我对他的爱。“我”的身份开始只是学生，在与他的“”之后我有了他的孩子，而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生存后来“我”成了一个交际花，生活上依附于一个年轻的军官。这样的边缘化的形象显然是被双重“观看”的对象。首先在剧中作为交际花显然是男人眼中的花瓶和；其次这样一个被爱所困的女性形象同样满足男性观众的现实心理需要，因此说她是被银幕内外的男人观看的对象。在李玉的《红颜》中，主人公小云在少女时意外怀孕，从此都是人们指点耻笑甚至轻薄的对象，在她以后的生活中再没得到真正的爱情，那些亲近她的男人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欲望而绝无感情可言。她与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有着近乎暧昧的感情，这份感情是她生活中的亮色和希望，而当她得知这个孩子正是她10年前被告知已经死了的孩子时，所有的美好旋即死亡，她能做的也只有离开。在这部影片中小云更是一个典型的被“观看”的形象，并且具有三个层面。首先，小云是一名戏曲演员，演员自然要被观众观看。所以说，演员的身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被观看的能指。当小云站在舞台上被人观看时，台下低俗的观众起哄让她改唱流行歌曲时，她无奈地扮着戏装改唱那些男人爱听的《恰似你的温柔》。这形成了一种侮辱性的观看，一群男人在观看一个出洋相的女人！当小云在露天演出时，她的情人的妻子带领家人找上门来，小云在舞台上被当众殴打，而台下的观众充当着真正的看客，观看一出难得的好戏，其无动于衷令人不禁想到鲁迅笔下那些“麻木的民众”。其次，小云的未婚先孕众人皆知，这对一个女孩来说是最大的耻辱，因此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侧目、指戳，甚至，那种被羞辱感觉仿佛裸身游街一般。最后，这样一个被损害的女性形象同样是引起男性观众兴趣的，这是最后一个层面的观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前辈女导演的拒绝观看相反的是，年轻的女导演们采取主动观看的形式。在黄蜀芹的《人·鬼·情》中秋芸同样是个戏曲演员，但是她扮演的恰恰是男性角色，这种观看在一种性别的置换中消解了，形成了对“观看”的拒绝。而李玉的《红颜》则不同，作者将“观看”作为一种叙事的策略，女主人公的职业身份将女性处于被观看的位置这一问题强化。
除此之外，新一代女性导演也不避讳在影片中出现不多的的场面，这也是她们创作观念的前卫大胆之处。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红颜》中都有相关场面的出现，前者处理得唯美，后者处理得简短，两者的共同特点是点到为止，虚化处理。在这两部影片中导演并非刻意以此场面为噱头和卖点，而是将它们作为必要的叙事环节。但是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新一代导演在创作上已经摆脱了世俗观念的禁忌和限制，她们在尊重同性的前提下，将女性内在的东西越来越真实地展现出来，不怕别人的观看。这种对女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不得不说是女性导演在创作上的进步。
在笔者看来新一代青年女导演直面“观看”并非女性意识的倒退，而是将“观看”作为一种“策略”。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会发现其实作者是在将“观看”作为一种隐形的武器，作者无意对男性发出谴责和声讨，而是一种怜悯和嘲笑，这正是这一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我”在临终之前将自己的暗恋故事以书信的形式向“我”的爱人娓娓道来，尽管“我”不是在抱怨，但是男作家的心情是复杂的、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这一点从影片的最后一个长镜头便可体会到：漆黑悠长的院落里，镜头模拟男作家的视线缓缓推近，对面的窗户中女孩少女时期的清秀面庞愈渐清晰。导演用这样一个镜头结尾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个爱情故事的态度。徐静蕾曾经在无数次的访问中表达了自己在10年前后阅读原小说的不同感受，她说“曾经觉得这是一个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而今再次看这个故事觉得其实这个女人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她的爱情是独立完整的，而那个男人其实才是可怜的。”[13]在李玉的《红颜》中我们会发现男人同样是被鄙视和嘲笑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故事中的三个女性（小云、妈妈、小云男友的姐姐）都生活在没有男人的世界里，或者说她们曾经都有过男人，但是他们很快就消失了。故事中被表现的几个男人不是登徒子就是胆小鬼，她们对女人不能保护反而损害，反倒是女人敢于承担和面对一切，活得独立而坚强。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新一代的女性导演以“观看”作为一种自陈的策略，不仅是她们大胆而独特的地方更是她们智慧而敏锐的表现。她们以自身的柔弱衬托男人的软弱，以自身的完整反观男人的缺憾。让有“觉悟”的男人在“观看”过后觉得尴尬脸红，至于那些除了观看还是观看的人就没有较真的必要了。
三、呈现：相同的角色传承不同的话语陈述
在“男女平等”的社会要求得以实现之后，女性除了担当女儿、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之外，也拥有了承担社会角色的权利。女性电影的叙事、矛盾冲突的发生则也围绕着她们所担负的形形的角色而展开。“女性的生活模式，女性的社会形象，女性的婚姻问题以变幻的形式不断重复出现。”[14]有些影片中女性的社会角色仅仅是被虚化的背景，故事的矛盾交织在女性在家庭角色的三种身份之中，也有的影片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这对二元对立的矛盾作为叙事的核心，来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女导演在影片的叙事形式与风格、表现的技巧和手段上不断地变化，但是女性形象的角色设置、女性因自身的多重身份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却是创作中的恒定因素。
母亲的形象始终是女性导演们比较钟爱表现的形象之一。“母亲形象成了一座浮桥，连接起当代中国两个历史时期（1949—1976年，1976年—至今）关于女性的电影叙事。”[15]在不计其数的母亲形象中，母亲的经历和遭遇不尽相同，但是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主题：母亲的伟大坚强、忍辱负重，从某种程度上说，母亲给人的力量感和安全感甚至可以超过父亲。这一点可能是几代女导演不谋而合的共识。此外，在电影的修辞学中，母亲的形象还有着更多的指代，我们常把大地比作母亲、把党比作母亲、把祖国比作母亲，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将母亲的形象提升到了一个最高的位置，如果我们从把本体和喻体的位置互换的角度来考虑，这实际上是对母亲形象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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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是把母亲作为最神圣的形象，新一代的女导演则把对母亲的赞颂变换了新的角度。青年导演马晓颖在处女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描述了一个女作家和自己重病的母亲的感情故事，“这部影片所要表达的思想，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女作家对自己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终离世界前后的经历，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忙忙碌碌中我们为母亲做过些什么？我们所做的是母亲心里所想、所能接受的吗？”[16]当母亲去世以后，女作家陷入对自己深深的责备之中，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表现一个关于孝顺和理解的主题，而在这个主题背后我们窥见母亲宽厚、包容、深深地爱自己的子女的伟大情怀。
除了女性的形象外，女性是否拥有话语权同样是衡量女性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标尺。在第一代女导演的创作时代，女性角色在工农兵文艺政策指导下的主流影片中还处在配角的位置，根本不具备掌握话语的权利。在第四、第五代女导演的作品中，随着女性成为叙事主体而具有了说话的主动权，并且在此时作者经常以女主角的自陈作为影片的叙事方式。就叙事而言，当本文选定了一个女性叙述人时，它就表明了一种叙述态度，一种让女性说话或写作的立场。女性的声音作为影片的结构者和推动者也表明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叙述能力。这种采用女性第一人称进行叙事的方式为张扬女性意识提供了有力的通道。这种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一直受到作者的青睐，当下的很多作品依然采用了这种形式，比如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而《来信》这部影片在处理上更为巧妙的是作者借助了“来信”这一特殊的载体，将平面的文字转化为立体的声音，使声音的来源更为有据可循。
为了争得女性说话的权利有些女导演甚至不满足于让女性仅仅作为第一叙事者，她们所幸让女性直接面对镜头去讲述自己、讲述女人的故事。女导演宁瀛的新片《无穷动》就是一部“女人在说话”的影片。影片中说话的四位女性只有一位是专业演员，其他的都是文化名人。影片讲述了洪晃扮演的妻子怀疑丈夫与另外3个女人有染，便在大年初一将她们约在家中聊天。其中大胆涉及性话题和性观念，意识十分前卫。大量的对话/观点成为了影片的主要内容，影片想告诉大家在这些人成功自信的外表下，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情感歉疚与内心深处无穷涌动的欲望体验。其实这种以让人物直接说话作为表现方式的影片，在国内很早就出现过。在西方女权运动的早期，在“个人即政治”的女权运动口号的影响下，导演们用直接电影的手法拍摄了大量纪录片，在这些纪录片中女性直接对着镜头述说她们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在这个人人都想获得话语权的时代，女性导演以她们特有的思维和情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话语环境，真正以女性的身份和视点去拍摄女人的电影。从这一点来说的确是创作的进步。
四、身份：创作着美丽着
新一代女导演作为电影作者毫不掩藏自己的女性身份，这也是与前辈导演的区别之处。戴锦华教授曾在文章中写道：“女导演群，是一种特定的花木兰式的社会角色，是一些成功地妆扮为男人的女人；似乎她们愈深地隐藏起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立场，她们就愈加出色与成功。相反，‘暴露’了自己的性别身份，或选取了某些特定题材、表述某种特定的性别立场的女导演，则是等而下之者，自甘‘二、三流’的角色。于是，大部分女导演在其影片中选择并处理的，是‘重大’的社会、政治与历史题材；几乎无一例外的，当代女导演是主流电影、或艺术电影的制作者，而不是边缘的、或反电影尝试者与挑战者。”[17]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第一代女导演王苹、董克娜等人的身上，在她们之后的女导演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秉承了她们的叙事和创作风格，创作没有性别特色的主流/主旋律电影。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女导演都有着同样的创作倾向，在第四代、第五代中还有一部分女导演，尤其是学院派的女导演，她们更倾向艺术电影的表现方式，把自己感兴趣、想表达的思想注入到影片当中。比如李少红（《血色清晨》）、宁瀛（《找乐》）、刘苗苗（《家丑》）等。但是这些女导演虽然在题材的表现上拥有的更多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但是她们同样隐藏了或者说没有彰显自己的女性身份。在那些更深刻的主题背后，并没有更多的女性意识呈现。女导演们也从未强调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立场。
而与前辈不同的是，新一代的女导演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不再躲闪，而是将自己的女性身份作为一种标志甚至是优势。她们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创作之中，以女性的细腻敏感来表现女人的丰富世界。新一代的女性导演不只将兴趣投向女性本身。她们同样喜欢尝试其他类型和风格的影片的创作。比方说，李玉的《红颜》原剧本名为《坝上街》，写的就是一个犯了罪的男人的故事；李虹拍摄了像《黑白》、《诅咒》这样带有悬疑、恐怖色彩的商业影片；徐静蕾曾经有过要拍一部战争片的打算；李少红的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恋爱中的宝贝》尽管引来了很多的争议，但是这不失为女性导演的一次大胆的创作尝试。新世纪女性导演涉猎更多的题材和类型并不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也无意与男性导演一争高下，她们只是在一个平等的创作环境中，以平和的心态尽情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并将自己的性别优势融入到创作之中，与男性导演共同建筑一个绚丽多彩的影像世界。在新世纪性别属性已经再不是女导演的负担，她们不需要花心思去掩饰或者抗衡，只需自由、自信地去创作。导演徐静蕾的话或许可以作为佐证，她对媒体坦言：“中国现在是男女平等，而不是以前的男尊女卑，女性做事情反而比男性更容易些。我觉得没有压力。”[18]其实女性导演的称谓已经不仅不再是负担，反而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利用”的“价值”，一种可以用于“宣传”的“策略”。比方说《云南影响》新电影系列就打出了“十位女导演拍摄十部短片”的口号。至于为何选择十位女性作为导演，除却如影片制片人所说的“她们有着大导演们已经逐渐消减的锐气，而女性又是最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外，恐怕这里也包含着“商业卖点”的元素吧。如此看来人们对女性导演的关注已经逐渐从女性作品本身发展到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内在价值上来。这种关注的变化对女导演的创作来说或许是有利的。尽管有人对“女导演”、“美女导演”的称呼嗤之以鼻，甚至认为这是对女性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笔者看来，倒不如笑而纳之。毕竟，女性导演着美丽着电影的世界，而电影也让她们有着别样的美丽。既然现在已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那就让女导演们大胆、从容地去书写那“清丽、越轨的笔致”吧。
结语
新世纪，女导演们以一个崭新亮丽的姿态出现在男性同行之中，她们未想与男性比肩，就已经令男性刮目相看。她们的创作因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多元而变得灵活宽泛，她们的表达因没有了过多的限制和束缚而真实动听。曾经震天撼地的“我要为他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呐喊宣誓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苍白无力，甚至可笑，今天女导演们已经大胆镇静地发出了“我爱你，与你无关”的爱情宣言。在这样一个“消费美丽”[19]的时代，女导演不再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并且以自己的身份为骄傲，她们享受着“美女导演”的称呼，她们用自己美丽的心灵美丽着自己，美丽着银幕。前不久在《精品购物指南》上看到一条小资讯，说徐静蕾与陆川、许巍等人一起登上时尚杂志《时尚先生》的封面，评述写道：很少曝光的她展现了自己柔媚中略带坚强的另一面。从报纸上的照片看，这很像一张学生时代的毕业照，四男一女白衣黑裤红领巾，表情略显严肃。这个造型显然是精细设计出来的，画面感觉淡雅美丽。徐静蕾在四个男士中格外显眼，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更因为她是一个有才气的导演。看到这张照片，笔者在想，或许以后我们可以不再分开来说女导演、男导演，世界上只有一个称谓：导演。在电影这个学校里，大家都是努力学习的学生，都希望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里留下自己更多的作品。
注释：
[1]鲁迅论萧红作品《生死场》的语句。
[2]戴锦华文：《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33页。
[3]远婴文：《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1页。
[4]远婴文：《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3页。
[5]李显杰、修倜文：《论电影叙事中的女性叙述人与女性意识》，载《当代电影》1994年第6期，第30—31页。
[6]戴锦华文：《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0页。
[7]远婴文：《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8页。
[8]远婴文：《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5页。
[9]戴锦华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0页。
[10]戴锦华文：《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35页。
[11]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第11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2]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第12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3]摘自《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阐述，载新浪网。
[14]远婴文：《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16页。
[15]戴锦华文：《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电影》，选自《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第129页。
[16]马晓颖的导演阐述，摘自网易娱乐频道。
[17]戴锦华著：《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0页。
意识管理论文范文2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施工企业面临建筑业市场化、工程管理国际化的形势,从合同管理的重要性入手,分析了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现状,对树立合同观念,加强合同意识,设立合同管理机构、培养合同管理人才,完善合同管理体系及合同管理制度,建立合同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现状
1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建筑市场逐步走向规范与完善。2004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满3周年了,这意味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3年保护过渡期结束,2004年12月11日起建筑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中资、外资企业都将享受“国民待遇”。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步对我国国民经济主要支柱的建筑业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国内建筑施工企业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另外,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它的法律强制性,因此在建筑领域逐渐出台了《合同法》、《招投标法》、《建筑法》等以合同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合同是联系各合同主体的纽带,任何一方违反合同,必然要受法律的制裁,从建筑市场总体情况来看,目前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建筑企业利润减少,合同的风险加大。只有重视合同,重视合同管理,才能有效的降低工程风险,增加企业利润。
2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现状
我国加入WTO后,施工企业与国际交往逐渐频繁,到国外承包的工程及在国内承包的国际投资项目也越来越多。严格的合同管理是这些国际工程的惯例,一般都严格使用FIDIC合同条件。
就目前国内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的现状而言,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缺乏完全法制化的社会环境。建筑和合同法律体系不够完善,部分法律条文不够严谨,有空子可钻。另外,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仍然存在。
(2)缺乏规范化的市场环境。业主利用买方市场的优势地位,提出苛刻的合同条件,施工单位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业主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随意性太强,存在不按合同、不按规则和惯例办事的现象。
(3)施工企业的合同法律意识和合同管理水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一般来说,施工企业管理层对投标、签约工作还比较重视,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统计、考核、奖惩还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4)合同管理人才缺乏,对合同管理人才培养不够重视。我国的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合同管理人才缺乏。另外,由于外部环境不规范的因素太多,企业内部还没有形成重合同的意识和重视合同管理人才培养的环境。
在建筑市场上,不慎签订的一个合同就有可能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甚至面临破产的窘境,因此,施工企业必须加强合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加强合同管理的几点建议
3.1树立合同观念,加强合同意识
企业要对管理人员加强法制教育,特别是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合同管理人员,不但要学习《建筑法》,更要学习《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使他们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处处以合同为依据,以合同管理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按合同办事,才能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国际工程中,合同管理更是项目管理的核心,尤其对承包商来讲,可以说其合同管理直接关系到项目实施是否顺利,自身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
3.2设立合同管理机构、培养合同管理人才
一个合理的合同管理机构,以及对合同管理部门的权责及与其它职能部门之间的界面的合理界定,是合同管理成功与否的关键;合同管理人才,需要素质高、学习能力强、知识面广、责任心强,需进行在职培训,组织专题学习和讨论,学习的内容有《合同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建立有效交流渠道,以达到互相促进、互补不足的目的,明确合同管理人员的责权利,建立完善岗位竞争机制和奖惩机制,以机制促进人,
3.3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合同管理体系及合同管理制度
施工企业就合同管理全过程的每个环节建立和健全具体的可操作制度没,这些环节应包括:介绍信的开具、信息的跟踪、合同的草拟、洽谈、评审、用印、交底、责任分解、履约跟踪、变更、索赔、违约、解除、终止等。使合同管理有章可循,规范合同签订程序,减少失误。
3.4建立合同管理信息系统
信息是合同管理的窗口。为了能及时掌握合同的实施情况,合同文件、变更记录、补充协议、会议纪要、各方的来往函件等文件要及时传递给合同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合同管理应建立在信息管理的基础上,施工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进行合同管理,可以建立局域网,信息网站等。
4总结
合同管理是一项高智能的工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是项目管理的核心。面对我国建筑领域市场化的推进以及我国建筑业国际化的趋势,没有有效的合同管理,就不能实行有效的工程项目管理,就不能顺利的完成工程预期目标,施工企业必须加强合同意识,只有合同管理规范化,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金芳,工程量清单计价模式下施工企业的策略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5.
[2]韩风光,中小施工企业合同管理研究[J].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意识管理论文范文3
（1）整体服务意识薄弱，服务管理质量亟待提高
酒店服务管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树立酒店服务意识，提升酒店服务质量，它是酒店管理工作的关键一环。但是，就现阶段我国的酒店行业的整体发展态势来看，我国酒店行业的整体服务意识薄弱，酒店服务人员的服务热情不够，整体的服务管理急需调整，酒店服务管理质量还亟待提高。酒店工作人员成为服务的口头拥护者，各种服务意识仅停留在口号标语的层面，"微笑服务"，"顾客是上帝"这些具体的服务理念仅仅局限于表面，没有真正融入具体的实际服务中，没有落到实处，服务人员没有真正致力于提升酒店的整体服务意识，酒店各部门工作人员缺乏积极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工作的有效配合和分工协作，整体的团队意识薄弱，没有整体服务的思想意识。
（2）酒店的服务人员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酒店服务质量好坏，服务水平的高低从根本上而言，与酒店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酒店的服务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就是酒店的活动名片，所以，酒店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要严格要求，培养高素质专业酒店管理人员和酒店服务人员，吸纳优秀的酒店管理人才。但是就目前我国酒店的整体状况而言，酒店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使酒店行业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局限性，严重影响了酒店行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
2在酒店管理中，整体意识的具体应用及影响
提升酒店管理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首先要让酒店从业人员实现观念的转变，倡导酒店服务宗旨，树立整体服务意识，培养服务人员在长期的工作中秉承酒店核心理念，形成整体服务意识观念，用正确的服务意识指导人民进行具体服务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服务素养和专业服务技能。整体服务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专业的培训学习，通过不断的经验积累。要想全面提升酒店服务质量，提升服务人员的服务技能，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
（1）不断增强酒店服务人员的整体服务意识
我们要扭转酒店经营管理的传统服务理念和管理模式，必须树立整体服务意识，整体服务意识是提升酒店服务质量的关键，也是培养酒店服务人员专业服务技能的关键，它直接影响酒店的经济效益，是酒店实现长足发展的基础。在具体的酒店服务工作中，酒店服务人员必须树立整体服务意识，将高质量的服务作为酒店文化的核心元素，加强对酒店职工进行整体服务意识的定期培训，让酒店员工转变传统服务意识观念，充分认识到整体服务意识在酒店发展中的重要性，多为顾客考虑，站在顾客的角度看待问题，强化顾客至上的整体服务观念。
（2）不断培养和加强酒店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加强酒店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是树立增提服务意识的重要环节。酒店服务人才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升，才能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酒店不断进步和发展。酒店从业人员代表了酒店的形象，他们是顾客对酒店的印象，是酒店的活动名片，要想获得经济效益，必须加强员工专业素质和技能的培养。
（3）逐渐完善酒店服务质量管理体系
完善酒店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能有效地推动整体服务意识的形成。完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必须以顾客的需求为基础，制定出彰显科学性、规范性的管理制度，将整体服务的理念贯穿于酒店管理和酒店服务的各个环节，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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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科技活动要取得成功，达到预期的目标，选题立项是关键。根据本人辅导学生开展活动的经验，就如何进行“选题立项”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体会。
一、选题得当，论题新颖。
考虑到小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为他们选题既要有科学性，又是他们力所能及完成的。因此选择在学生身边发生的而且是他们所熟悉和感兴趣题材，最好是由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的问题，活动会取得更加理想的效果。去年获得佛山市科学论文二等奖的《大自然冰箱》，是一位学生在乡下外婆家中，见到外婆上午从市场买回来的猪肉吊在水井内，傍晚取出来时好象刚从电冰箱中取出来一样，保鲜效果十分好。她问外婆是什么道理，外婆只说以往都是这样做，说不出为什么，回学校向我提出了水井为什么能保鲜肉和蔬菜的问题。于是我为该生设计了实验方案，要求她利用暑假去外婆家住下，连续一个星期内每日三次观测、记录空气温度和井水温度。从记录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空气温度有大幅度的变化，却只能引起井水温度小幅波动，因而井内能保持恒温；而井水的蒸发对周围环境具有致冷作用，可以令井中水面附近的温度比地面气温低10℃左右，保鲜效果正是由此而产生。这种“由学生提出问题——共同制订实验方案——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活动过程，学生乐于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很高，成功率也比较高。学生通过独立完成实验，培养了观察、分析和实践能力，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得到扩展和提高。
二、关注社会热点问题。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的优劣决定着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向和质量。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小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环保意识，自觉加入环境保护的行列，是科技活动的义务和责任。我今年开展的课题是《城市生活垃圾应该分类收集》，有40多位学生参与了相关的活动。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1、到环卫所调查访问，了解城区每天生活垃圾的数量、收运、处理的情况。
2、到垃圾堆填区实地考察垃圾填埋情况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向学生发放调查表，让学生记录一周内家中每天生活垃圾的情况。
4、举行环保专题班会，由学生发表处理垃圾的意见和如何保护环境的建议。
学生参与了这一系列活动的全过程，接触了社会的不同层面，开阔了视野，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和思维能力，初步养成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严谨求实作风。这项活动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进展十分顺利，还在建议栏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密切了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和沟通，促进了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三、善于捕捉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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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系生活实际，让学生想创新
数学是一门研究现实世界中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数学源于生活，生活中充满着数学。学生的数学知识与才能，不但来自于课堂，还来自于现实生活实际。因此，我们要把数学和学生的生活实际联系起来，让数学贴近生活，使学生感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学起来自然、亲切、真实。
如：教学“圆的认识”时，先让学生举出生活中的圆形物体，让学生感知“圆”，再通过多媒体演示几只猴子骑着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梯形、圆形等轮子的自行车赛跑的情景。开始让学生猜测，谁跑最快，然后媒体演示赛跑过程。结束时，问学生为何骑圆形轮子的猴子跑第一，让学生弄清自行车的轮子为什么做成圆形的道理，让他们感到学习数学很有用，自发产生一种探索兴趣，萌发出一种“自我需要”的强烈求知欲,乐于创新。
教学中还应联系实际解决简单问题，激发学习动机。学习动机激发得越强烈，就越能对学过的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就越能发挥学生的智慧潜能，产生创新的火花。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知识解决较为简单的实际问题，给学生以尝试、创新的空间，不断激励学生的创新意识。
在教学“求长(正)方体的体积”后，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把一个苹果摆在讲台上，要学生求出苹果的体积是多少?全体学生起初愣住了，而后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如果将苹果捏成橡皮泥那样捏成长(正)方体那样就好了……在老师的启示下，学生终于悟出了可以将苹果这个不规则的体积转化为规则的体积，用一个长方体或正方体的容器盛一些水，将苹果放入，只要量出水面升起的高度，就可以算出苹果的体积。以此类推，不单苹果这个不规则的物体的体积可以计算，其他一切类似物体的体积都可以计算。
这一设计不但使学生提高了运用数学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习数学的兴趣，而且使学生思维更趋于活跃，充分激发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二．创设良好氛围，让学生敢创新
心理学研究表明：学生在宽松、和谐、自主的环境中学习，才能思路开阔，思维敏捷，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从而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为了培养创新意识，就必须确立一种以学习和学生为教学中心的观念，创设一种尊重学生的氛围和环境，变“师生关系”为“朋友关系”，把“讲台”搬到学生中间去，变老师“教”为学生“问”。鼓励学生大胆发表意见，促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中去，敢于创新。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使课堂教学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形成一个无拘无束的思维空间，让学生处于一种轻松愉快的心理状态。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保护每一个学生的创新精神，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鼓励学生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挖掘教材中的潜在乐趣，变苦学为乐学。让所有学生都获得成功的体验。
实践证明，小组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形式。在小组学习中，优等生的才能可以得到发挥，中等生可以得到锻炼，学困生可以得到帮助和提高。为学生营造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积极进取，尝试探索，形成探求创新的心理愿望，形成一种以创新的精神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性格特征，促进学生能够创造性地适应环境变化的创新个性品质的形成。
三、注重学法指导，让学生会创新
1．动手实践
伟大的教育家孔于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教学“梯形面积公式推导”时，在学生很想知道梯形面积的计算方法，思维已激活时，教师不是机械讲解，而是引导学生每人剪出两个梯形纸板(要求是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当学生剪出后，教师设问：看哪个小组能利用手中的纸板，把它们转化成已经学过的图形。学生开始拼摆(有的小组用完全一样的梯形拼成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有的用两个完全一样的直角梯形拼成了一个长方形)。当学生各自说出自己的拼法后，教师设问：“你所拼成的图形的底、高和面积与其中一个梯形的底、高和面积有什么关系?根据它们之问的关系，你能否得出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各小组的同学通过观察，借助已形成的表象很快得出了梯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这种教师点拨下的学生动手自行操作、自行探究，有利于调动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学生情趣盎然，自主研究活动扎实，思维得以训练，学生的动手、观察、思考、协作能力都得到了培养。
2．引导质疑，让学生会创新。
质疑问难是探求知识、发现问题的开始。在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好奇、好问，求知欲旺盛等特点出发，引导学生勤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提问题的氛围，交给学生提问题的方法。让学生发现问题，多角度思考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提出疑问，发表新见解。如“比”的后项为什么不能为零?比、分数、除法间的三者关系为什么不用“等于”，而用“相当于”?为什么异分母分数加减时要先通分……问题一提出，同学们探知兴趣浓烈，思维活跃，发言就更加积极，比、分数、整数和比例间的关系就一清二楚了。同学们的主动性发挥了，好学、善学、乐学的劲头也就更足了。
3．设计开放性问题，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所谓开放性问题，是指教师提出的问题没有标淮答案，也就是答案不是唯一的。既然答案不是唯一的，就是要使学生产生尽可能多、尽可能新，甚至前所未有的独创想法，这样的提问，激发的正是发散性思维，培养的正是想象力。它不像传统教学的提问方式，一问一答，一答一个准，只提供一种可能答案，一种解决途径，结果堵塞了学生的思路，桎梏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在这种开放式的提问的推动下学生必然会展开多角度、多方向的思维活动。结合各方面的信息，在产生大量答案的同时，获得新奇、独特的反应，从而培养思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
例如，教学“分数的意义”一课时，为了考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了分数的意义，教师出示这样一个长方形，提出的问题是：谁能看着这个长方形，说一句有关分数的话?
红
红
红
蓝
黄
听了教师的提问，学生的回答不仅体现了红、蓝、黄色部分各占长方形的几分之几，还体现了三部分之间的关系。学生的这些巧妙回答，只有在开放式提问的特定条件下才能产生。这种提问考察了学生对分数意义的真正理解，更重要的是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诸如此类的提问和要求，在概念、计算、应用题教学和练习中都可能出现。提问突出“尽可能多”、“越与众不同越好”等特点，迫使学生不满足于现状，时刻在追求新的，别人想不到的答案和设想。久而久之，学生的想象力和智慧得到了培养，创新意识也随之逐步形成。
四、体验成功快乐，让学生爱创新
每个学生都有创造欲望。创新教育就是使每个学生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创造能力，并在创造活动中感受到创造的愉快和欢乐。认识到这一点，在教学中，总是要设法为学生安排“创造”的机会，并使各类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愉悦。
意识管理论文范文6
勤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基石，是党政兴业的法宝。新形式下，随着社会诱惑的增多，多种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以及危机意识的淡化，当前领导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不理想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下，对于当前执政者的公仆意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各级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只有彻底认识到坚持强化公仆意识、践行群众路线的本质和重要性，才能踏踏实实为群众做实事，逐渐再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对于强化公仆意识教育，践行群众路线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1.1执政地位的确立，证明要树立公仆意识，进行公仆意识教育
近代历史告诉我们，执政地位的确立必须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之不易，而正是人民的支持，我们才获得最后的胜利，而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牢记的公仆意识和坚持的群众路线。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力量、任何政权产生、存在、发展的依据，胜败兴衰的症结，都集中于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即得民心者得天下。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执着追求，这一理念在中央苏区时期就已很明确。正是由于共产党的人民性，共产党员和人民血肉相连，同心同体，革命的种子深埋于人民之中，党的力量才被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扩大。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公仆意识，党员干部没有个人特殊利益，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坚持走群众路线，因而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渡过一次又一次难关，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正是因这样的品质，确保了执政地位的确立。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胜利，积累下了树立公仆意识的执政经验。新生代的领导干部在继承老一代优良传统的过程中，必须要加强我党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公仆意识教育，强化践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学习老一代领导干部的执政经验，将老一代的经验发扬光大，并探索新的执政经验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更加安居乐业，让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1.2执政地位的巩固，要求强化公仆意识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民生问题、腐败问题、道德建设问题、民族问题等各种社会问题，加之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都在考验着我们的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能力强不强，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所以，这些考验最后集中反映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现在由于领导干部面对各种各样的巨大诱惑，加上成长背景复杂多样导致的个人道德修养不同，导致部分领导凌驾于群众之上，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为自己谋私利的工具，经济问题、一言堂问题以及个人作风问题不断滋生于各级领导干部中，究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公仆意识教育，缺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动力。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之下，部分党员干部忘记了公仆身份，公仆意识淡化，思想道德开始滑坡，导致干群关系紧张，严重危害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人民群众时刻关注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还是一党之利，决定了我们党在和平时期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员干部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关系到群众对党的信任。所以，新时期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因此，有必要从意识层面加强我党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教育，强化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教育。
1.3在践行群众路线过程中，必须树立公仆意识，强化公仆意识教育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践行群众路线，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子，中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时刻把人民群众摆在前面，放在心上，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树立起公仆意识才能走好群众路线。正像对农民工兄弟说的那样:“我在政府工作，也是给你们打工。”可谓一语道出了“人民公仆”的真谛。公仆意识，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党员干部公仆意识的强弱，决定着党群、干群关系达到何种境界，树立公仆意识，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前提。“为人民服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句实实在在推动社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社会主义行为准则。只有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行为准则的公仆意识，理解公仆意识的内涵，才会时刻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在为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只有加强公仆意识教育，树立公仆意识才会减少“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鸭蛋”、“转基因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只有加强公仆意识教育，树立公仆意识才会减少“楼歪歪”、“烂尾楼”、“鬼城”等浪费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事件的发生;只有加强公仆意识教育，树立公仆意识才会减少“教授被称作叫兽”、“警察是最大的黑社会”等负面言论的发生。
2进行公仆意识教育，践行群众路线教育的措施
公仆意识的树立、强化，是在践行群众路线的道路上思想意识进一步升华的过程。一方面需要以道德支撑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离不开制度的外在约束力。只有内外兼修，才能真正实现强化公仆意识，践行群众路线的要求。
2.1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学习，从思想上强化公仆意识
以德服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是社会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综合。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公仆意识淡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官员”这一角色定位错误，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造成行为规范的混乱。与其说现在部分公仆缺乏必要的公仆意识，不如说缺乏必需的公仆职业道德的教育，故此，强化职业道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将干部道德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1年10月17日，国家公务员局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纲》，将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列入公务员初任、任职和在职培训的必修内容，使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因此，公仆意识的教育首先要从职业道德教育做起，公务员职业道德除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之外，还需要进行所从事的行业的职业道德培训，只有将社会主义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所管理行业的职业道德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践行公仆意识培养，真正地实施群众路线，如果仅仅懂行政管理，而不懂所管理的行业，就会出现外行指导内行瞎指挥的局面，不懂行业就会慢慢地脱离群众路线、造成有心无力的局面。
2.2进行践行群众路线教育，要教育践行从行为上落实公仆精神
公仆意识只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中，才是对公仆精神的最好诠释。党员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如何理解公仆的内涵，能不能落实公仆精神，决定了他能否走好群众路线，能不能成为一名人民满意的公仆。领导干部只有善始善终，加强对公仆的内涵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真正落实公仆精神才能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加强教育。
2.2.1理解“服务为民”的公仆天职
邓小平曾经讲过“领导就是服务”的名言，生动鲜明的为我们概括出党员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的使命和职责。人民群众不仅是国家的主人，而且是历史的主人，是创造历史、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才能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英雄”服务。所以我们党把“服务为民”作为宗旨，这也是现阶段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公仆，与他能不能履行“服务为民”的天职，有什么样的群众观点有很大关系。只有深入理解公仆的天职，才能真正把百姓装在心里，才能体会百姓的真切需求，才能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解人民之所难，才能最终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2.2.2牢记“人民满意”的公仆准则
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得到位不到位，落实效果好不好，有着一整套的评价体系，但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人民群众的评价。公仆服务的对象是人民群众，能否成为合格的“仆人”，人民群众这个“主人”说了算。群众路线走的好不好，人民群众的言论最能反映。所以，“让人民满意”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上，要在实际行动中敬畏人民，清醒地认识自己与党、与人民的权力授受关系，权力来自与人民，就要接受人民的检验。所以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人民满意”的公仆准则，落实到行动中，成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第一标准。
2.2.3把握“人民利益至上”的公仆之魂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点明确指出“人民利益至上”，所以我党建立之初就确立了党的人民性，规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明确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也决定了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维护群众利益的职责使命。一个领导干部能不能成为人民满意的公仆，与他有什么样的利益观有直接联系。“为官之道”需要一心为公，它不同于经商之道，不能为个人谋私利，领导职位也不是个人的名利场，不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只有把握“人民利益至上”的公仆之魂，做到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才能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做一名合格公仆，这是每一位党员干部都要坚守的职业道德。
2.3进行公仆意识教育，要认识到健全机制的重要性
从制度完善教育方面来提升公仆意识增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勤政为民的公仆意识，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更多的是要求领导干部的有较强的内在约束力，在思想上增强公仆意识，而制度的完善、机制的健全更是提升公仆意识必不可少的外在保障。制度机制的完善，使得任何行为不但要受到道德的约束，更有严格的法律规章制度的限定，一旦行为有所偏颇，要付出的不仅仅是道德成本，更有巨大的现实成本。在现实生活中，不可否认的是，对少数利益熏心，金钱至上的人来说，道德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们在意的仅仅只有现实的经济利益，这些人往往缺失道德底线，社会上道德谴责对于他们来讲如同隔靴挠痒，显然力度不够，难以压制歪风邪气的蔓延和扩散。因此，必须健全各项制度机制，加强外部约束力，从制度的完善教育方面来提升公仆意识的认识和培养。
2.3.1认识到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内容和重要性
首先，严格选任标准。德才兼备，一直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近几年来出台了相关规定，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以德为先，德在才前”的选任要求。因此，要坚持将道德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标准，提高选人用人的科学性和满意度。其次，健全退出机制。退出机制的完善，可以更好地把那些难以适应新形势要求，公仆意识缺失，素质低下，作风散漫，能力差，视群众利益为儿戏的人清除出公务员队伍。
2.3.2认识到完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
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公仆意识。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机制是提升公仆意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目前我国的监督主要包括政党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等。无论哪种监督方式，都应尽可能地让其发挥出最大功效，才能真正达到监督约束的效果。所以，必须扫除屏障，保障监督的公开透明。这样才能通过硬性的监督机制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进而要求党员干部在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常怀公仆之心，最终促进公仆意识的提升。
2.3.3认识到完善问责制和评估机制的重要性
在日常工作中，群众路线走得好不好，人民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公仆，需要一整套科学的评估机制，进而完善干部考核、考察的制度和办法，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同时需要与官员问责制挂钩，力求奖惩到位，这不但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更是强化公仆意识，践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
3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