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1
关键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规律；启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27－03
美国学者安东尼·奥罗姆指出，“国家建设的核心是确立和维持一套共同信仰”。也就是说，一个阶级、政党要获得政权或者巩固自己的统治，仅靠强权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使自己的意识形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内化为人民群众的价值信仰和实践追求。大学生是党和国家未来，国际争夺的主要力量，其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政党的生死存亡。正确把握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规律，切实增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是高等教育工作的关键和根本。
一、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逻辑
心理学认为，认同是“一种情感、态度乃至认识的移入过程”［1］。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对自身归属感的一种确认。正如弗洛伊德认为，“认同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范与面貌并内化、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2］。实际上，认同就是“一个人将其他个人或群体的行为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群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3］。从中可以看出，认同不仅包括个人对自我及他人的认同，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对思想价值观念的认同，即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个人对自己社会地位、身份、角色的一种理性确认，是个人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持久动力。在社会层面上，认同是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有和分享，它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4］。意识形态的认同正是通过认知(类比)、认同和内化的过程构成的。认同的生命周期包括认知(价值的获取阶段)、认同(产生归属感)、内化(强化认同并付之行动)三个阶段（见图1)。在不同的阶段，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发生机制是不同的。人们在接受一定的价值体系、产生认同之前，都必须对其价值观点、规范作一定的认知。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或信息加工的过程，这是人的最基本的心里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5］。这是最初的价值感知阶段，其对价值的认识表现为直接性、表面性、片面性等特点，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认同，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同意或接受，而是主体对他者在心灵深处的相通、相融合和在情感上的归属感，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认可、接受和赞同。内化则是强调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自觉地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
因此，要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仅仅提倡对意识形态的认知是完全不够的，必须通过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将对意识形态的情感、态度、认识等不断内化，产生对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从而加强了社会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二、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机制
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主要通过两种机制来进行。一是通过内在机制来进行(我要认同)，即通过熏陶、实践、主动学习使大学生自觉自愿地接受并赞同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认同的目的。二是通过外在机制来进行(要你认同)，即通过灌输、教育的方式，使大学生由外到内地接受并赞同主流意识形态。
1.内在作用机制
（1）内在动力。需要是意识形态认同的基本动力，人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对价值的追求，是在自身需要的驱动下进行和完成的。马克思认为：“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6］129；“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6］260如果一种意识形态与人们的利益追求和行为期待趋于一致，那么它被认知和接受的程度就高。主流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价值规范，体现了统治阶段和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引领和指导作用。因此，大学生只有认同、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才能融入社会，才会有归属感、安全感，才能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接纳、尊重，实现自身精神的需要，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也正因为这样，大学生在对待不同意识形态时，会进行相应的意识形态类比，当某种意识形态与自身的期望、社会价值需要相一致时，就会把自己纳入某种意识形态范畴。
（2）选择机制。对意识形态的接受并不是简单、机械的、被动的刺激反应，而是在已有的意识和观念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有目的地、主动地、有选择性地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并将其移入大脑的过程。对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主体根据自身需要和利益，在认知基础上对意识形态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过程。只有与主体已有观念、价值标准和符合自身需要的意识形态才能被认同。影响意识形态选择的因素主要有：1）已有的意识形态体系。通过筛选、过滤，只有那些与主体已有观念、价值标准相契合的意识形态才更容易被接受、认同。2）意识形态与主体需要的契合度。意识形态与人们的需要、利益越相契合时，被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大、认同度就越高。
（3）调节机制。在现实情况中，尽管人们的思维能力大体相同，但是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大相径庭，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的情感、意志、习惯等心理因素对意识形态认同的调节作用。情绪和情感是主体对外部事物是否符合人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大学生自我调节能力尚未完善，在接受和认同意识形态方面，其情感具有鲜明的、激烈的、丰富的特点，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大学生易于选择、接受、认同并强化引起自己愉悦、满足的意识形态，而与自身情感相悖的意识形态则容易产生拒绝、回避、抵触等强烈的心理体验。有坚强意志的大学生坚定地赞同和支持自己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竭力排除其他意识形态的干扰和侵袭，而保持认同的一贯性、持久性和稳定性，而意志薄弱的学生则可能在遇到困难时削弱对意识形态的认同，甚至放弃自己的信念和信仰。此外，人的气质、性格、个性、信念、习惯等心理特征也具有很强的调节作用，那些积极、自主、开放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往往有利于意识形态认同的形成和巩固。
2.外在作用机制
（1）教育机制。“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育作为一种外部输入的手段，对于塑造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具有重要作用。教育主要通过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等方式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了解、理解、认可、相信、认同和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是培养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机构。学校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它是根据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方向，选择适当的内容，采取有效的方法，利用集中的时间，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教育和训练，使大学生获得比较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系统的政治教育，从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政治价值观。
（2）引导机制。引导机制是指一定阶级或社会利用自身的权威或者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优势，充分展示意识形态的作用力、影响力、吸引力，以引导社会成员自发地接受、认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7］。在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元，甚至存在价值彼此冲突的现实情况下，更需要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去协调引导人们的行为，以消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紧张，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面对自由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以及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泛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引导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性，为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提供文化支撑。
（3）规范机制。阿尔都塞指出，“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符合他们的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具有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造，即使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因而人类必须不断改造自己，以适应这些条件。这种‘适应’不能放任自由，而应该始终有人来负责、指导和监督”［8］。规范机制就是国家依据法律、法规，依靠国家强制力，运用指示、命令、规章制度、条例等手段，通过权威和服从使体现统治者意志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各领域得到贯彻、执行。如果社会成员不认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遵从群体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就会受到议论、嘲讽、指责甚至排挤和处罚等。因此，外界的压力和规范也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从众心理而认可、接受、认同某种意识形态。
三、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规律的启示
1发挥课堂教育主渠道的作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性。托马斯·里克纳指出：“学术课程在价值观培养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如果我们不能把这种课程利用为培养价值观和伦理意识的手段，我们就正在浪费一个大好的时机”。课堂教育是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认知、接受和认同的主要路径。同志指出，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因此，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信息，使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有充分的理解，并能自觉坚持、贯彻和认同，是高校必须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主课堂、主渠道的作用，让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做到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大学生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也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使学生不断地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通过对大学生的关心、爱护，使学生感觉到有“家”的感觉，使教育成为一项真正撒播“爱”的种子的系统工程，从而增强大学生热爱校园、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2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方法的创新和改进，科学引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观呈现出自我中心取向、价值取向多元、重感性、轻理性、政治观念淡化等特点。针对这种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上要改变过去的“填鸭式”灌输的教育方法，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在情感内化和行为实践中进行科学引导。依据大学生的心理接受特点，采用科学的态度、手段和方法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促进学生个体的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活动。在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上，同样需要及时跟踪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握新特点，在社会大变动中不断加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不断提升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9］。
3注重机制建设，强化激励制约。“在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都要运用法律方法和行政方法，来实施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来维护意识形态领域的秩序、规范和统治地位。”［10］因此，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过程中，要以机制为依托，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的各种手段，把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提倡与反对、引导与约束、鼓励与惩罚有机结合，形成有效的法律支持、政策促进和机制保障。通过鼓励先进、树立典型等示范性教育手段来激励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动力和荣誉感，使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行为得到鼓励，使违反这一体系要求的行为受到抵制，形成有效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工作推进机制和社会选择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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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9.
［8］［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05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2
[关键词]意识形态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7 ― 0046 ― 04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上世纪末，苏联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果导致迅速，这是我们必须汲取的深刻教训。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和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它在目前西方意识形态不断渗透、国内思想文化意识日趋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形势下，显得异常迫切。因此，为了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也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也是密不可分、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精髓，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其具体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
意识形态是包括思想方式、信仰、情感、意志、价值观念等内容和形式的思想理论体系，价值观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构建，受一定的价值观所支配，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而核心价值观则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规定和制约着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意识形态总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组织，代表其根本利益和要求，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有着强烈的价值指向性。从根本上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乃是在于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封建主义以森严等级、固有特权为价值特征，资本主义是以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价值导向的，而社会主义则是以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本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资产阶级近代以来先后发起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宣扬理性、自由、平等、人权，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独裁、等级、特权，在思想意识领域对封建主义展开猛烈进攻，并最后封建统治，夺取政权，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资产阶级极力鼓吹的自由、民主、平等并非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只是属于少数人的，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独占的战利品，而广大的劳动群众仍然受到沉重剥削和压迫。平等、自由、民主等口号不过是资产阶级为掩护阶级统治的实质，用来欺骗和迷惑民众的幌子而已。而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是要消灭剥削和阶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超越，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与灵魂，它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世界人类文明成果相衔接，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是在我国国内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形势下，统一共识、凝聚人心的有力武器，也是在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背景下，抵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有力武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所决定，同时对社会存在起着能动反作用。意识形态具有价值导向性和辩护性，能够促使社会成员认同现存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努力奋斗，从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和灵魂，发挥着凝聚人心和整合思想的功能。核心价值观是维系人们精神的共同纽带，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选择判断无不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和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练和概括，以极少的观念和范畴揭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灵魂。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沉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夙愿，尤其反映了近代百年以来的奋斗目标。它向人们明确了在当代中国应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根本问题。历史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崛起和振兴；只有树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才能促使人们更加坚定不移的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懈奋斗。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公正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助推器，法治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整个社会树立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标准有利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向人们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塑造个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形成全体公民崇德向善的追求，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和未来。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引领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二、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困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紧迫性
意识形态安全是指特定的“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体系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免遭危害，能够维持正常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有序和谐的状态”〔2〕 （P33），主要包括指导思想的安全、政治信仰的安全、道德秩序的安全、民族精神的安全等内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并不仅仅只是思想观念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对于任何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维护自己所依赖的意识形态的安全，是关系到自身存亡和发展的根本问题，有着极端的重要性。保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确保主流价值观的安全，即主流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广泛践行，成为社会的价值共识。而目前价值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极大，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极具紧迫性。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消极腐败行为，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捂，威胁着国家政党、政权的稳固性
当前，部分党员干部未能把马列主义世界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仅仅将马列主义放在嘴上讲、纸上写，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动摇、怀疑甚至否定。而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中坚力量，他们理想信念的缺失，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动摇，将直接动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稳固。同时，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缺失，精神上缺“钙”，导致了他们人生观价值观迷失、道德信条沦丧，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所侵蚀，，祸害群众，严重损害了党的声誉、国家的安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员干部在社会中具有引领示范作用，党内的贪腐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些党内的蛀虫，严重降低了党的执政能力，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使人民群众降低对党的信任和支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动摇，因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信度和凝聚力。同志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3〕（p53）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我们党在维护特定阶级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意识形态把政党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政党将意识形态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即意识形态认同是政党获得力量的根本所在”。〔4〕 （P235）一个成熟的政党，只有确立符合自我利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完美意识形态，才能够团结同志，争取群众，实现党的宗旨。因此，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政权而言也极端重要。它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精神支柱，在保证社会价值导向、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促进社会持续发展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摧毁了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打垮了这个政权，所以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也是关系到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
（二）西方多种社会思潮的涌入和多元价值取向的渗
入，极大地妨碍着人民群众的主流意识形态构建
任何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的价值观，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因而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一直遭到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攻击和诋毁。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日益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攻击的目标。他们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间文化交融加剧的契机，凭借优势的科学和经济地位，以输出的商品为载体，以信息网络为工具，进行信息垄断、思想渗透和敌对宣传，大肆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个体主义、道德相对主义、自然主义、怀疑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涌入国门。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逐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取向，也渗入我国现实生活，向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念发起种种冲击。由于上述社会思潮和价值取向有着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和看似客观的历史依据，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蛊惑性，较容易获取人民群众的认同甚至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主流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弱化，威胁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益侵蚀大学生群
体，严重影响着未来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养成
同志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学生的生活与成长环境较之以往复杂了许多，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样化都对学生群体产生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敌我势力、新旧思想、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争夺大学生群体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国际上，资本主义国家采用各种西化、分化伎俩，对我国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思想和文化渗透；在国内，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逐渐扩大，给大学生群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特别是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他们在价值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上表现出自我化、实效化、短期化的特点，以致在价值评价标准上出现混乱。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等问题，常常分辨不清。还有一些人一方面推崇诚信、敬业等基本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却时常是非善恶难分、价值观念模糊；一方面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另一方面却在价值评价上以自我为中心，价值观认知与价值观实践脱节。这种未来接班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混乱，对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是极其不利的。
三、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在当今新媒体时代，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权或曰文化软实力的争夺，是国际影响力和渗透力的较量。一国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是否强大，决定了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广度及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核心价值观的争夺”〔6〕 （P660），是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正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性，才有必要强调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潮，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召力、亲和力和说服力，提升国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教育和引导国民成为拥有主流意识形态思想的公民。因此，抓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对意识形态安全之紧迫性的自觉应对，对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负有重要作用。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党员干部是党和国家的骨干力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抓好党员干部这个重点，发挥好党员干部的引领带动作用。第一，加强理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理论知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确立起为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终身奋斗的目标。第二，增强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和一贯的价值追求，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形成正确的群众观、政绩观、权力观。第三，强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党员干部在社会中起着引领示范作用。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群众的榜样和楷模，努力实现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首先应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自己首先坚决不做。督促党员干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反省自身的不足，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落实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最后，形成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制度是强化党员干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保证。要将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情况引入到党员干部考核评价制度、选拔任用制度中，形成有效、有力的制度导向，引导党员干部努力加强德行修养，提高精神境界，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自觉防止放纵堕落、贪污腐化的不良倾向。以此夯实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点防线”。
（二）加强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践行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旨。首先，要加强理论宣传和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宣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要能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用浅显易懂的方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宣传，最大程度增进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了解，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自愿接受并认同，主动摒弃错误、不良的价值观，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其次，要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社会舆论导向，旗帜鲜明地向群众宣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弘扬社会正气，传播社会正能量，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引导人们明确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增强道德责任感。再次，要推动群众广泛参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落地生根必须要落到实践上，形成人人参与、人人践行的良好局面。通过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重要节日纪念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深化群众对核心价值观精神实质的理解和领会，增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愿性、自觉性、主动性。以此筑牢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防线”。
（三）加强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抓好了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就抓住了中国的未来，有效地延展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战略纵深。“纵深防线”的构筑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整个大学教育，融入高校教学全过程。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向学生系统完整地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让学生深刻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精神、本质，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报纸、横幅、标语和海报等各种形式宣传和阐释社会主义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校园文化之中，使学生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和感染。创造社会实践平台，通过开展各种有益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之于行。要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形成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大学生内心的信仰、行动的指南，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远大目标。另一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家长和社会各方面要积极配合与协助学校教育，共同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社会风气，使学生在学校里接受正确引导的同时，在家庭和社会中也能获得良好的熏陶。总之，要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教育合力，促使大学生主动拒绝错误思想观念的诱导，形成健康的身心和高尚的人格，做到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立志成长成才，最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国的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够最终实现。以此建好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纵深防线”。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政权的更迭。十以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7〕抓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重大举措。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呼唤核心价值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做出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抵制错误思潮的腐蚀，坚定不移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是当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重大使命，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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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3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析义
价值体系是指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思想形式的总和，它由经济地位和利益决定，标志着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在价值体系中，有核心价值体系和非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它掌控社会的精神状况，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一般而言，一个社会所倡导的基本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非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处于价值体系的边缘、易于变化的价值体系，比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统一，而非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就不必统一，甚至可以相互矛盾地存在着。
核心价值体系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品质，不同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给意识形态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我们判断一种意识形态先进与否，主要是以其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为标准。核心价值体系比意识形态更加直白，更加通俗，与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核心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它就站在意识形态的前面，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且在社会的各种制度中反映出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核心价值体系清晰健康，这个社会在精神上、文化上才有较大的共融性和一致性，人们的思想观念彼此才有参照系，社会生活规范、职业规范、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社会成员所遵循。观念统一才能使意志整合。社会失范始于乱制，社会失衡始于分利不均。只有打造合理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地化解思想矛盾，在精神生活中营造和谐的氛围，进而推动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趋于协调。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因失去遵循的原则而迷失方向。
二、为什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最终必然会使社会思想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在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今天，只有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才能积极引导社会思想发展的方向，有效疏导公众情绪，弘扬社会正气，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的思想氛围。
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思潮。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关系，也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关系，原有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利益关系等都受到巨大冲击，经济体制的转换使意识形态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与落后意识形态的危害性同时存在；意识形态发展的多样性与引导上的滞后性同时存在。这就必然会导致社会思想的多样性。在这种新形势下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凝聚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使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兴阶层。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阶层结构之间的矛盾已经开始出现。阶层的分化打破了传统的利益格局，新的利益格局还处在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层的心理都处在动态发展中，对未来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希望社会变革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为了调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整合社会资源，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升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整合社会各阶层有益的或无害的思想意识，使社会各个阶层在意识形态中都能找到归属感。在改革开放中新产生的社会阶层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它们非常在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把自己涵盖进去，因为这是决定一个阶层政治地位的重要标志。
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整合社会资源，统率社会思想，实现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意识形态发挥其作用的基本方式。在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会受到影响，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受到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容易受到挑战。在信息化时代，传统的信息流动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单向流动变为多向交互流动，信息流动的渠道也大大增多，人们获得新信息的时间在不断提前，这使得政府通过传统的信息管理方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变得不再可能。信息网络化还使我们面临信息安全的挑战。网络会塑造人们的批判人格，挑战权威，颠覆传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控制力的减弱。还有，随着政府信息的公开以及一些外交档案、党史档案的解密，公众可以查阅这些相关的材料。有些人利用党在历史上出现的失误，利用现在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大做文章，夸大事实，丑化党的形象，挑拨党群干群关系，这些现象的存在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侵蚀。针对这些现象，我们要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就必须积极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社会思潮。
三、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应做到“三个坚持”。
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思想体系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形态存在。思想形态的多样性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世界观的变化、审美情趣、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相关。这种多样性既符合人们对现实不同的生存感悟，又可以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精神归宿。尽管有些不同思想形态、价值观念之间有矛盾，但要彻底铲除它们中的腐朽成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这些东西也将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并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统一。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时也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的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要坚持和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不只是靠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必要的行政手段当然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说理的途径来实现。我们不能以主导性排斥多样性，也不能以多样性替代、置换主导性，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讲主导性，就没有主心骨，人们容易失去方向；而只讲多样性，社会就没有坚实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形成凝聚全社会的精神力量。我们要用主导性去影响和带动多样性，用多样性去培植和激励主导性，注意平衡，把握方向，掌握主动。
坚持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在现阶段，必须立足于社会实际，从全体社会成员的现实道德水准出发，把先进性要求和层次性要求结合起来，照顾到部分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不搞一刀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推行适用于普通劳动者、爱国者的思想道德。在全体人民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教育，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同时，也要肯定和提倡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思想道德观念，对于那些虽然不先进、但是对国家和社会也不会造成危害的思想意识，也要允许它们继续存在，做到先进性和层次性的统一。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4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曼海姆在两种意识形式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意识形态”；一种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乌托邦”；同时他在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出区分：一种是具体意识形态，一种是整体意识形态。具体意识形态是个别人的观念和表象，目的在于掩饰个人的私利；整体意识形态是特定历史时期或特定社会团体的意识形态，目的在于塑造特定的世界观，确定理论思维的总体构架和主体的认知态度。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整体意识形态，因为只有它才能揭示出一个时代或一定团体的思维结构、一个社会的主体的认识态度是怎样形成的。曼海姆之后，盖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这样，意识形态的精神分析便渐渐浮出水面，而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对意识形态理论的透视，使我们发现了另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
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成为曼海姆之后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不表现在它是某个特定阶级出于利益的考虑而对现实所作的扭曲，而是来自个体与团体无意识间的“自欺”，是人类为了抚慰心灵的伤痛而制造的“狗皮膏药”。威廉·莱希在《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中精彩分析法西斯主义的起源、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对精神压抑、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三者相互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弗洛姆认为意识形态是“纯粹的幻想”，“意识形态批判”的使命就在于揭露掩藏在各种幻想下面的真实状态。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理论颇具特色。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迫使卢卡契、科尔施、葛兰西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崩而不溃”、“灭而不亡”的秘密。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大难不死，原因很简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只有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斗争中获得胜利。但随着20至30年代早期垄断资本主义的巩固，卢卡契和科尔施直接激发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努力宣告失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再次明白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朴素道理，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批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和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人们需要意识形态，是因为它能为人类体验世界确立某种模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失去了认识世界和体验世界的可能性。阿尔都塞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这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密切相关。伊格尔顿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传统，以“意识形态”一词对西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剖析。最具有典范意义的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认为只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剔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神秘因素，才能复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达不仅没有使意识形态走向终结，反而使它以一种新颖独特的方式得以强化，并以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一言一行。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恨之入骨，但在如何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也是苦无良策。在这方面，哈贝马斯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以“意识形态批判”著称于世，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之处在于，他志在社会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歧异之处在于，他虽然注重理论的实践性，但无力因而也无意资本主义制度，只是试图建立一种超越性观念，以消除他所谓的“被制度扭曲了的交际”。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3、思潮的透视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在形式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但在内容和功能上又不乏交叉重合之处：经历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洗礼之后，任何意识形态都可能以一定的学术思想为根基，任何学术思想都不能排除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可能性。由学理到思想，由思想到价值，由价值到信仰，由信仰到行动……便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功用的步骤和过程。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这与中国近现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近代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时代孕育危机哲学，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都以“危机哲学”为核心和基石。中国危机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现实危机，亡种、亡国、亡教是中国人面临的灭顶之虞；二是文化危机，情境上难以界定，精神上流离失所，乃其典型表现。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时代，解决危机是全体中国人的当务之急。这就不难理解，情境的界定以及方案的制订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多么急迫；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在发挥意识形态的功能，都高度意识形态化了。一切学说、理论、思想、观念，只有为解决中国危机“献计献策”，才有生存的可能性；一切无关乎解决中国危机的学说、理论、思想、观念都将被弃之如敝屣。
一方面，传统的经学、史学、理学逐渐式微，这不仅因为它们无法应付西学的挑战，而且因为它们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局势束手无策，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我们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学术思想无一能够逃脱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我们并没有接收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博大精深的学理，没有顾及孕育、产生它们的具体文化环境，只是一味在“经世致用”的驱策下对其予以“生吞活剥”。我们特别注重每一种学术思想的社会含义及其解决具体问题的可能性，对其学理漠不关心。这种华而不实、逐流而不探源的学风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学术传统，今天我们在面对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时，依然还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赐福”。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功能还是相当有限的。科学主义或许可以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发挥一定功能，但在“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方面却是无能为力的。它具有的只是一定的阐释职能，却无力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它可以解释自然现实，甚至可以隐喻性地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讨论民族救亡大业)，解释人的生理现实和精神现象，但究竟如何进行民族救亡，它既无切实可行的方案，也无实现这方案的纲领步骤，“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更是无从谈起。作为科学主义之一种，进化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持续发生影响的思想主流，就是因为它同时具有几项功能：第一，解释当时中国的险恶情形及其成因。第二，提出应付三千年未见之变局的策略和方法。第三，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根据。但它最终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其原因显然不外乎：第一，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危机的成因。第二，它提出的改变中国近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策略失之于粗疏无当。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弥补它的缺陷，它能告诉我们如何组成政党，如何进行阶级斗争，如何实行无产阶级，如何打倒帝国主义，一招一式十分清晰。第三，作为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的理论依据，它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它的中心议题是以变应变，变到最后的结局将是如何?我们不知其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理论依据是十分完备的，它对人类社会的分期，对共产主义的构想，都使人信服，而且又有俄国革命成功的先例，于是替代进化论已经成为时代之必然。第四，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及中国人寻找自身的意义，而进化论却做不到。在进化论那里，人只是受难者和牺牲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人是革命者，人的价值与光辉全都体现在解放全人类然后解放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因而能够引发强烈的革命激情。第五，进化论一方面强调物竞天择是进化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力可恃，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这使中国人困惑；进化论中不可避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使得一向钟情于传统道德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感到矛盾：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又不可爱。他们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学说，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西方的威胁。中国接受进化论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矛盾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克服了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外力条件的作用下，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也在情理之中。从这个角度说，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绝非偶然。它多方面地满足了中国的现实需要，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中。只要它还能多方面地满足中国的现实需要，还能深深根植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之中，它就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力。
4、理论的批判不仅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意识形态史，而且一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史——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所谓“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某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形势之下，在某种特定利益的驱使之下，让文学发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我们文学理论所强调的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其实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功用，因为强调文学的“认识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的作用，强调文学的“教育作用”就是要求文学发挥“指引方向”、“社会认同”、“社会动员”、“情感沟通”的作用。我们有这样的批评传统，孔子所谓的“兴观群怨”，就把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极其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出来。从理论上讲，文学能不能发挥意识形态的功用取决于许多因素。要而言之，这首先取决于文学自身是否具有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潜质，其次取决于社会需要的内容与性质，一个危机重重、动荡不安的社会不需要“杨柳岸晓风残月”式的抒怀，一个平安富足、安乐祥和的社会也不需要“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式的悲壮。现在看来，无论就文学的性质而论，还是就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而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沉痛的事实，也是一个无奈的感慨。
化约和确立假想敌是学术思想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一个重要步骤。化约就是简化，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界定情境方面具有极强的简化、诠释功能。中国近代启蒙主义者失望于现实的政治专制，因而迁怒于政治专制的文化心理基础，把这个文化心理基础化约为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传统文化化约为传统儒家文化，把儒家文化化约为宋明理学，把宋明理学化约为几个腐儒乡愿式的标语口号(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简化的典型表现。孔子的地位在现代史上的变化可以表明假想敌的确立对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性。维新初期孔子名声还很不错，后来谭嗣同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是“秦政”，为之服务是“荀学”，可它们“罔不托之于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荀学”，把“荀学”当成封建旧礼教、旧思想、旧文化的根源。真正使孔子“斯文扫地”的是康有为。维新失败之后，变法维新的意识形态——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的合法性已经渐渐消失；袁世凯复辟打出了孔子的旗号，想以此为专制复辟寻求合法性，康有为甚至要“定孔教为国教”，这不仅使孔子之学进一步走入困境，而且迅速激发起知识分子批判儒学的政治与道德热情。“打倒孔家店!”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象征。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5
【关键词】意识形态、认识与实践、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社会主义文艺
一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 tan（做什么）？”《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毛泽东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
为物质载体的。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意识形态个人心得体会范文6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审美意识形态复合结构
论文摘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有机的整体，是有着丰富的完整内涵的复合结构。从其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功能上看，既有认识性又有情感性；从目的上看，既有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性，又有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存在于文学的审美性中，而文学的审美性又总是表现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两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一种新质——审美的意识形态。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它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文学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不是把文学看成“审美”与“意识形态”的简单相加，而是说“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对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抽象，并不存在一种称为“意识形态”的实体。苏联著名“审美学派”的主将阿·布罗夫曾说过：
“纯”意识形态原则上是不存在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各种具体的表现中（作为哲学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才会现实的存在。
我们须要注意的是：第一，意识形态都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只存在于它的具体的形态中，没有一种超越于这些具体形态的所谓一般的意识形态。第二，所有这些具体形态的意识形态都各自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系统。意识形态对象的差异，导致它们在形式上的差异。这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了自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完整的思想领域。例如，西方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总的来说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表示不满，对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人性的丧失、人的异化、人的悲惨生存状况以及非人的生活环境等，进行“诗意的裁判”。在这种情况下，审美意识形态自身就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系统，它的整体性也就充分的显现出来。
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复合结构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总的说是一种复合结构。
第一，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毋须讳言的。这里所的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其实，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质。
第二，从功能上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是认识的，又是情感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例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有的作品则表现为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许多浪花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
但是，文学的反映包含的认识，又不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性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性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那根弦，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蕴含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就像盐溶于水那样，无痕有味，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
第三，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目的上看，既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他们都无法达成实际目的，或者说无法获得实际的东西，譬如事物的有用性，经济、政治甚至情感的物化结果，有谁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一个金币、一个官位或者一个真实的爱人呢？这是一个缥缈的虚幻世界，是无限美好的水中月镜中花。你只有用心灵、用想象才能获得那种超越世俗的情感与精神收获。在世俗的心态里，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将离这个世界更加遥远，甚至与它毫无关系。
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做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遣写不下去。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的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性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譬如在特殊时期文学作为战斗的号角和“武器”出现，中国古代用之载道明理劝善惩恶，就是一种证明。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化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可见，非功利与功利，在文学中总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一个隐与显、间接与直接的构成关系。
第四，文学审美意识形态，从方式上看，既有假定性，又有真实性。
文学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文学的真实性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就是这种假定性与真实性的统一体。
著名画家毕加索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文本中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画鬼神奇幻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是没有文学。
但是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诺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艺术真实性是指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觉得它真实。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