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心得体会范例6篇

翻译心得体会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1

【关键词】翻译批评 翻译教学 支柱 翻译能力

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翻译实践的规范。很多翻译学家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翻译批评的标准。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翻译学也从其他的学科中吸取了新的营养元素,翻译家们对翻译批评的讨论仍有着极高的热情。虽然翻译批评活动很早就有,但是作为学科结构所构成的理论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以翻译批评来指导翻译教学成为教学改革的新亮点。

一 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之关系

《中国翻译词典》把翻译批评定义为: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翻译批评除给予翻译实践以指导外,还充当着纽带的作用。 翻译学在发展当中有三大支柱,分别为翻译理论、翻译批评以及翻译实践。翻译批评是处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桥梁,也是中介,它是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不能缺少的一个环节。首先,翻译批评可以根据变化的翻译实践活动把翻译理论通过补充以及修正而不断丰富化;其次,翻译实践在理论方面进行构建需要一个桥梁,也就是翻译批评。翻译学的三大支柱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系统,促进了系统内各个元素的整合,推动了翻译学的发展。正如纽马克所论:“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一条根本纽带”。此外我们还应该从多角度来讨论翻译批评,可以从宏观或者微观的角度来审视它的本质。翻译批评不仅要包括自己的翻译观等宏观角度的相关内容,还要包含翻译欣赏以及翻译评价等传统方面的相关内容。所以,温秀颖博士所给出的翻译评价的定义比较到位,他认为,翻译批评是以翻译批评的理论作为基础,对各种翻译出来的作品、翻译现象以及翻译的思潮进行评论的认知活动。它是一种翻译接受活动和翻译研究活动,属于高层次的,有自己的独特地位的翻译活动;它不仅具有自律性,同时还具有他律性。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批评所承担的不仅是对译本的评论和评价的基本任务,还要从宏观的层次上来认识翻译的思潮。

许钧认为:“翻译批评是对翻译活动的理性反思与评价,即包括对翻译本质、过程、技巧、手段、作用、影响的总体评析。就翻译批评的目的而言,它并不仅仅在于对具体译作或译法作裁判性的是非判别,更在于对翻译活动何以进行、如何进行加以反思与检讨,进而开拓翻译的可行性,促进翻译活动健康而积极地发展,体现翻译活动具备的各种价值,真正起到翻译活动应有的作用。”将翻译批评与翻译教学相关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教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而不是把两者分开。翻译理论以翻译批评为基础才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而对翻译实践的批评又丰富和校正了翻译理论。例如,教师首先让学生翻译原文,然后呈现参考译文,请学生将自己的译作与参考译文和原文进行比较,并讨论译文之差别。通过学生间的讨论和老师的评讲,提高了学生对原文的理解及译文的质量,也实现了翻译批评能力的提高。这种教学方式使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的三角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展示。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一门专业来进行教学,树立学生正确的翻译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翻译习惯,让学生掌握翻译的技巧,熟悉各种翻译理论以及翻译批评理论,这样学生具有了翻译素养和翻译的能力,成为翻译事业的后备人才。翻译教学已逐渐成为区别于语言学的独立的翻译学科,因此,翻译教学应该树立自己的学科意识,探索翻译教学的最佳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在翻译教学当中引入翻译批评有很大作用。通过培养学生的翻译批评的能力,并且把学到的翻译批评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以及文本的评判能力,帮助学生学会对译文做客观的评判。引入翻译批评还可以为翻译的实践建立参照系,增加对译文的理论和实践维度的质量评判,能够使译者和读者很好地进行沟通,最大化呈现出译作的价值。

二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启示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起着实践的作用。比如,可以起到识别语篇问题的作用、反思和提高的功能。识别语篇问题的功能主要是树立学生的正确的语篇观念,运用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以及方法,根据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对译文在问题上进行分析、识别以及做评价。反思提高是学生通过翻译的课内和课外教学的批评实践活动,提高鉴别译文意识、赏析能力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反思能力。

原著的作者是价值的主体、是智慧的结晶,原著当中所包含的主体思想以及主体精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以及作者的意向。在对原著正文进行翻译时,我们需要把握好原著当中所隐含的各种含义,如果想做到这点,我们需要了解原著的背景,在教学过程中,我们需要培养学生先了解作品背景的好习惯。很多学生在翻译时不看原著的作者是谁,不了解文章的出处,不考虑这部作品是如何写成的,而是拿到文章后就开始翻译,利用字典和语法书这些工具来完成翻译的工作,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想要保证翻译的质量,就需要充分认识翻译的课题,宏观把握整篇文章,才能在翻译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教师在教授翻译课程时需要让学生做到:首先,学生要谨记自己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在学生下笔之前要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读者的范围以及翻译成文后的使用功能。学生在翻译过程中只有针对不同的文本来选取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及语言的风格,才能使得原著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教师要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在翻译过程中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审美取向以及审美的兴趣,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翻译人员,就需要提升自己的审美品位,提高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品位,学生可以大量阅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译本等等,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己的审美标准。还需要学习大学语文等相关内容,提升汉语的修养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最后,学生要能够掌握英汉比较研究方面的内容。不少学生掌握了汉语的意思,可是翻译后的英文意思却不了解,主要是学生的语言基础弱,基本功不扎实,没有掌握好汉语与英语的区别。此外,学生还需要了解英语的文化,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文化中会有不同的释义,翻译不好就会引起误会和笑话。

所以,教师要教授给学生英汉语言的差异,从而提升学生的翻译能力。

1.翻译批评提高学生语篇意识

传统的翻译理论把整个翻译活动的重心放在原文上,所以,所有的译文都要保证对原文作者的意图做到忠实。多数的翻译批评也是以原文作为重心。这只是从理论上看起来合理,可是却偏离了实际的轨道。自从翻译工作开始专业化、翻译实践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委托式的翻译就要满足委托人的利益。如果是规模很大、很重要的翻译,翻译人员首先要和委托人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达成共识,更好地去实现委托人的翻译需求。所以,多样化的翻译需求使得传统的翻译理念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果翻译活动只是单一的以原文为中心一定会有失偏颇。翻译的要求、委托者的利益、原文的文体风格等很多原因都会影响翻译的重心。在这些所有的影响因素中,原文的文体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翻译的态度以及策略。例如,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在思维方式、翻译心理、译介过程、文本背景等方面均不同,其他诸如法律翻译、新闻翻译、经贸翻译等又各具特点。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商业和宗教公文多数使用祈使功能;诗歌和谈话多数使用的是表达的功能;新闻和法律多数使用的是描述的功能;小说和散文多数使用的美感的功能。但是,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只能说明语篇功能的倾向性。比如某个公司的年报会同时具有描述的功能,报告公司的业绩;表达功能,公司负责任向股东说明情况;祈使功能,建立形象和改变读者的态度等等。有些学者提出翻译理论本身很难体现翻译的语篇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翻译教学来穿插一些翻译批评的练习,从而提高语篇意识以及对文体的识别能力。

转贴于

比如,教师可引导学生对下面的语篇及其两种译文进行分析与批评,从而使他们掌握语篇翻译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原文:

她慢慢地掉过头去,只见一把伞伸出车窗外。啊,自己的伞!刚才抱孩子的那只手正向这边用力地挥着。她心头猛地一热,快步跑上前去。

车,走远了,她却呆呆地立在那里……

译文:

A parasol sticking out of the bus window. Her parasol! The hand which had been holding the baby was beckoning to her vigorously. With a surge of warmth rising in her heart, she rushed forward…

The bus was disappearing in the distance, but she stood there stockstill…

点评:原文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事件描写了感人的瞬间,是记叙文章,所以译文也应该是记叙文的文体,确保整个文章的连贯性。但是,译文在连贯方面做得很差,在句法处理上也是拘泥于原文的句法,忽略了英语的主从结构的句式,大量采用的并列句法损伤了文章的连贯性,而且,译文还有很多语法以及拼写错误。

2.翻译批评提高学生的翻译技巧

通过对译文的评价可以帮助学生逐步养成对译文翻译现象以及翻译思潮的价值判断和对翻译活动的最终成果的鉴别的意识。学生通过不断反思,可以避免成为只是按照翻译技巧来进行翻译。翻译批评不断介入翻译教学活动当中,可以让学生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对原文进行翻译、总结,提高学生翻译的能力。还是以上面的例文为例,通过对翻译进行批评,得到以下更好的译文:

“Oh, my! My parasol!” with a surge of warmth rising in her bosom, she dashed back to get her parasol from the woman’s hand.

The bus was disappearing in the distance, but she stood there in a trance for quite a while…

综上所述,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文体识别功能以及反思提高的作用有很重要的意义。通过翻译批评,翻译技巧和理论得到更为透彻的阐释,师生之间及译者和读者之间得到更为良好的互动和沟通。它可以树立学生的语篇观念,培养学生对英语原文的赏析能力,根据翻译的目标和原文的文体来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建立翻译实践的有益参照系,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为培养专业化的翻译人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叶水夫、冯亦代.关于恪守译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J].出版发行研究,2002(04)

[2]吕俊.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J].上海翻译,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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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恩冕.论我国的翻译批评回顾与展望[J].中国翻译,1999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6]朱健平.关于翻译研究各流派分类的现状分析——兼论中国译论在国际翻译理论体系中的地位[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2)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2

[关键词]目的论;广告;广告翻译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费米尔(Hans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iesthemeans)(Nord,2001)。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isthenonpersonalcommunicationofinformationusuallypaidforandusuallypersuasiveinnatureaboutproducts,servicesorideasbyidentifiedsponsorsthroughthevariousmedia.(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据此可知,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itshortand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ScenicAreaisthicklycoveredwithtreesofmanyspecies,whichaddcreditforitsscenery.Amongthemover300areconsideredrareandprecious,halfofwhichareunderStatetop-levelprotection.Themostfamousspeciesincludegingkoand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Whisper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Cola”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a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burdensomepossession)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Ducks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ofSichuan''''sfinestspotsisHuanglong,whichliesinSongpanjustbeneathXuebao,themainpeakoftheMinshanMoutain.Ithaslushgreenforests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inging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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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心得体会范文3

关键词:翻译规范;中西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0-0257-01

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翻译规范一直是其研究的热门领域,是翻译实践和批判的依据。早在20世纪50年代,Vinay和Darbelnet就在所著的《法英比较文体学:翻译方法论》中指出建构规则体系是译学研究的第一要务。图里也认为“规范在翻译行为和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处于中心地位的规范,是“对翻译现象进行描述性分析的一个范畴”。

一、翻译规范的概念:规范本是个社会学概念,指的是群体中个体自觉遵循的行为模式,并且以群体共同期待和接受为基础。吉瑞・列维(Jju Levy)首先将其引入翻译研究领域。他提出翻译实际上是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两套规范或成规制约着的决策过程。图里(Toury)从行为主义的角度出发,把“规范”定义为“某一译语社会里所共享的价值和观念,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是翻译能力和翻译实际行为之间的中介,如什么是正确和错误的。什么是适当和不适当的,转化成在特定情况下正确的适当的翻译行为原则;图里之后,赫曼斯(HerlTlans)认为“规范是心理和社会实体,是人们互动交际中重要的构成因素。他把规范界定为“行为的规律性,以及可以解释这种规律性的隐含机制”。综上所述,翻译规范简单说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标准和规则。

二、在翻译规范研究上,中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表现为:

1.中国翻译规范研究多为总结式,西方翻译研究多为描述式,2.中国翻译规范研究多为译者的随感,是经验的产物,通常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西方翻译规范研究通常建立在系统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具有详细的逻辑推理和论证。3.中国翻译规范研究通常以文本为本位,割裂了原文和译者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研究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认为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等主体之间的一个互动交流过程。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1、中国传统文化以主体做为万物的中心,即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因此形成了本体型的思维方式,以主体为中心来观察、分析事物。崇尚主观体验和心灵感受,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是相关的,不需要进行推理分析便能看出事物之间的联系,因此其研究方法习惯从翻译实践中提炼经验式的总结,然后以缺乏理论支持的精要格言的形式流传于后人供其领悟。如中国古代译者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五种不译”等翻译标准。在现代,我国的翻译规范研究也处在主观经验主义的阶段,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刘重德的“信达切”,朱生豪的“保持原作之神韵”等。西方人的传统思维习惯重逻辑分析,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检验的,讲求用严格的方法论对客观世界进行精确的观察、描写。这种分析的态度,最终引导西方译者在20世纪50年代后,转入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语言学派的译者借鉴语言学理论严谨而高度形式化的方式来来阐释翻译规范,为各个层次译文和源文的比较分析提供在语言学框架下的具体、有说服力的依据,如图里把翻译规范分为预期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切斯特曼将翻译规范划分为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而技术规范又分产品规范和生产规范。产品规范又称期待规范。生产规范亦称专业规范。生产规范又可细分为为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及关系规范。这些都体现出西方翻译规范研究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科学演绎。

2、中国传统译者受“天人合一,物我两化”文化的影响,天人合一的实质是天主人从,人为得到上天的眷顾,听命于天,迎合于天,顺承天意,遵守天道。在翻译中体现为,译者缺乏主体性,过度重视及依赖原文。因此无论是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案而而传”,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还是钱钟书的“化境”说,都是一味主张以原作为权威,追求译作与原作的全方位契合,呈现出重作者、轻译者,重原文、轻译文的状况。西方的传统思维讲求主客二分,物我两分,自然客体与本体具有等同的地位,认识活动就是主体去接近,把握主体之外的认识客体的过程,人只有征服客体,改造客体的过程中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和生存。因此在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中,从客体论到主客间性论再到主体间性论,翻译主体意识不断得以加强。客体论以原著为中心,宣称译者是作者的奴仆,关注的是如何产生准确忠实的译文。如奈达先后提出“动态对等”和“功能对等”,要求翻译不仅要内容对等而且要形式对等。主客间性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译者和文本两者共同建构的,也即做为‘仆人’的翻译家有着选择‘主人’的权利。如图里认为译本是在“目的语文化整体接受性”和“译本对应于原文本完整契合度”两者之间的游离,因此图里对翻译规范的研究都是围绕译者选择的过程展开,使译者的主体性得以凸显。而主体间性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包括译者,作者,读者在内的众多主体交互对话形成的共识。它打破了主体的孤立状态,构建起多个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如赫曼斯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交往行为,是由对交易过程感兴趣的各社会人共同参与的一种交易行为”。翻译规范的目的是协调译者,翻译活动发起人、译语接受者和原文作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各方的最大利益。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4

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http://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 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 hermans)、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 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 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伦理道德因素首先是构成译者主体品格的重要内容。传统译论中关于译者基本素养的要求即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比如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广博的知识之外,还特别强调译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隋代名僧彦琮在其所著的《辨证论》中提出了“八备说”,其中四条涉及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人格修养,包括“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第一条),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第二条),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第五条),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 (第六条)。[3]37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曾经提出“地道”的翻译原则,该原则中包含着“做人地道”的内涵。

抛开种种对翻译工作者的规定和素质要求,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体现在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上。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翻译都被看作低等、次要、边缘化的活动,翻译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贝洛克(helaire belloc)曾在1931年说过,翻译的艺术是一种附属的艺术,是派生的,因此,它从来没有取得与原作对等的尊贵地位,且在文人中受到批判。[4]直到今天,无论从社会声望还是物质报酬方面,翻译都无法和创作相比。在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德国学者兼翻译家顾彬还对世界范围内的多数翻译家不被所在国重视以及生活窘迫的现状表示同情,并呼吁提高翻译家待遇。他说,翻译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译者既要忠实原著、理解原著,还要用好的母语在译文中进行再创作。许多译者为翻译工作耗尽心血、精力和时间,却一生默默无闻、无名无利。他们最大的安慰是看到,通过他们的译诗、译文、译著,使原作者及原著在另一种语言中产生影响、获得成功。的确,很多翻译工作者不惜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热情地投身于翻译事业。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种种困难和社会政治压力,翻译家们把大量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茅盾在1945年为《现代翻译小说选》所写的“序文”中写道:试论文学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影响到近几年来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但是屈指一数,这几年来译作范围之广阔,不亦大可说明我们的从事外国文学之介绍者非但不曾在困难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发的么?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文学的传统,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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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仅肯定了翻译工作者的成绩,也赞扬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没有翻译,人们可能就无法读到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http://,无法了解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翻译,不同民族就缺乏沟通的桥梁,人类就可能缺少发展的动力。

翻译家之“有所为”的思想观念和翻译动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伦理内涵和道德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为译者追求自我实现的品格。袁莉指出,翻译“不是对原作品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译者认识自我、发挥自我潜能、追求成功的人生和真实自我的过程和方式,是“译者生存、发展、实现自我生存价值的本能需要”[7]。例如,茅盾把翻译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巴金把翻译看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选择译介那些积极宣传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作品,瞿秋白把翻译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成自己的职责,傅雷认为翻译是“崇高的事业”等等。

译者的自我实现与对社会现状的道德关注紧密相连。人的自我实现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相联系。同样,译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会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正体现了翻译家的精神品格。历史表明,伟大的翻译家是积极的社会观察家,他们对社会变化和发展潮流非常敏感。由于熟知两种语言文化,他们往往能够判断出哪些是最需要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翻译。例如,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是翻译家翻译选题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翻译家的参与社会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8]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王央乐曾经指出,译者和编辑的责任是为读者提供“最需要的”和“尽可能好的”文学作品,为此,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择书而译。[9]28-29他所说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做到对外国文学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要对国内的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黄雨石在分析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时认为,这一原则表现的基本精神是鲁迅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但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10]郑振铎在1921年《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也曾呼吁选择翻译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不过在实际上,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 贵推(geother)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开开(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3]228

翻译体现了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和追求,这在《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威尔斯(wilss)认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可以看作是引发笔译、口译者需求的事件。[11]表面看来,语言不同是催生翻译需要的前提,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和沟通呢?答案就在于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这可以从追问“巴别”的含义以及建造巴别塔对人类的意味来思考翻译与人类终极追求的联系。在《巴别通天塔》(de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德里达引用伏尔泰(voltaire) 在《哲学词典》(dictionarie philosophique)关于“巴别(babel)”的词条。在德里达看来,伏尔泰认为“巴别”不仅有“混乱(confusion)”的意思,而且兼指[父亲]之名,“是当作父名使用的上帝之名”[12]。在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了一切,是万能之神,而从人的存在来看,上帝不过意味着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预设。因此,能够生活在“上帝之城”,意味着能够拥有万能的力量,拥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造巴别塔象征着人类共同追求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行为。虽然上帝“混乱”了人类的语言,但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这就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在深层上,翻译和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人类终极存在的关怀使译者从个体自我升华到人类“大我”,把翻译与人的现实需求和未来需求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人类的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巴金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金说自己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积极宣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他解释为什么翻译爱罗先柯的作品时说:“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现实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13]在《巴比塔文丛》代前言中,许钧、唐谨说:“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4]

三、伦理道德体现于翻译中的对话和策略

把翻译与价值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有助于理解译者、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解读译者的某些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及文本的关系中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传统译论中,译者通常被要求“忠实”于作者,原文作者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译者则必须“愚忠”于原文。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作者和译者的不平等关系遭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反驳和挑战。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剥夺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强调译者对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译者/作者关系,突出译者的主体性,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探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杨恒达、吕俊、孙宁宁。他们一方面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对解构主义等给予译者过度自由和权威的观点,强调以文本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译者的真诚性与良心。杨恒达认为:“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要看译者是否真诚,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15]转贴于 http://

毫无疑问,强调译者、作者和http://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把译者仅仅看作作者的传声筒,则忽视了译者价值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译者应该确保翻译能为原作增值。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计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进行的批评过程的结果。[16]这一观点从时间的维度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增值过程。翻译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为艺术作品增加了读者,从而为艺术作品增值。因此,译者应该本着负责的精神保证译文的质量。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17]避免这种“坏翻译”的发生不仅有赖于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取决于译者的责任感,涉及译者的良心和道德。

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方面的内容是三者关系中更重要的方面,即在三者关系中体现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关怀,特别是对美和善的赞美,对丑和恶的批判,对人性的塑造等等。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的一段话充分揭示了这种关系: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18]

茅盾的翻译观中也表露了这种关系。他的翻译观和文学观一致,都强调表现人生,使人的精神向上,并肯定翻译和创作同等的重要:

自古至今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曾经独立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和拢来,乃得稍近完成;必须得加上从今以后无量数的文学家努力的结果,乃得更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 “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3]239

共同的价值关怀正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基础,这种意识同样体现在译者和读者的关系中。例如,对读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许多译者的翻译动机,并决定着译者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1888年,天津时报馆刻印张赤山的名为《海国妙语》(原著为伊索的《伊索本作》)的译本,在前言中译者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不仅在于娱乐读者,还在于道德启蒙:

余恐日久散佚,因竭意搜罗,得七十篇,爰手抄付梓,以供诸君子茶余酒后之谈,庶可传播遐迩,借以启迪愚朦,于惩戒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衷所深祈祷者,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是为序。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天中节,赤山畸士谨识于紫竹林之知之讲会。[19]

翻译家李俍民在谈到为什么选择翻译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时说:“我相信,对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在照顾他们物质生活的同时用大力进行教育,进行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品德教育。解放十七年来,这种教育方法,显然是行之有效的。我之所以要选择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英雄烈士题材的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主要的用意就在于此。”[9]283-289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是道德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影响着翻译的选材,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往往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语言的使用。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及词语上。例如,有些词语本身指涉某种伦理角色和伦理关系,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这类词语不可避免地会把译入语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带入翻译。例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时使用“孝”来翻译“nature”及其同类词语。邹振环认为,这种翻译用汉语文化中的儒家“忠孝”伦理观取代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杨周瀚也指出,在孙大雨的翻译中,使用了诸如“逆伦”、“负恩”、“恩情”等词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儒家伦理观。[20]此外,很多译者为了达到彰显其伦理道德的目的,实现道德理想或为保证与读者的道德对话能够顺利进行,有意选择突出伦理道德因素的策略或使用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词语。在林纾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林纾使用“节概”、“贞操”等词语来赞美女主人公吕贝加,这些词语无疑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原文旨在赞颂吕贝加的勇敢精神。王萱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林纾的改动并非对原文词汇的误解,绝非错译,而是有意为之,林纾对书中女主人公之一吕贝加非常喜爱,称赞她“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她身上,寄予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借以教育国人,宣传传统的伦理教条。[21]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5

当今社会,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网络得到广泛普及。这给高校教育教学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给教师带来巨大的挑战。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应用和普及极大地改变了翻译工作者的翻译环境、提高了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效率。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深刻探讨如何将网络运用于翻译课程,提高教学效果。在此,以商丘师范学院日语专业两年来的试行为依据,主要探讨翻译工作坊和网络在翻译课,特别是在笔译中的应用问题。口译与翻译工作坊的结合再另文探讨。

一、何谓翻译工作坊

翻译工作坊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翻译培训班”(Translation Workshop),是一种类似于商业性的翻译中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译者集中在一起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其运用于翻译课堂的教学,则是成为作坊式翻译教学法。实质上,它是一种合作学习,通过互相合作提高学习的效率和积极性。

运用这种翻译教学法时,可以由教师精心挑选合适的文本,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综合水平进行合理分组,一般三到四名同学一组,两人分别负责翻译,一人为主译,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译可互相讨论、商量或利用网络寻求帮助,然后由另外的两人分别负责一审和二审的审校,最后由组内同学挑选或修正出最佳译文,并总结翻译方法和技巧,交给教师,由教师做终审。教师在终审时,挑出班内的最佳译文,并在课堂上讲解,指出学生翻译的优点和缺点,解决学生的在翻译中存在的共同问题,总结翻译方法与技巧。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主体,主要起向导和监督的作用,学生则变为主体,参与翻译实践、总结翻译方法。它加强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强化了学生在翻译教学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翻译教学的实践性。

二、如何使翻译工作坊与网络的结合

教师提前,比如前两周下达翻译任务。任务可以是校外承接的真实项目,也可以是网络中的资源。学生根据各自的角色,完成各自的翻译任务,进而完成整个翻译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师担任委托方的角色,提出相关的翻译要求。学生根据要求,上网搜相关平行文本,分析其特点,寻找、总结相关文体的写作或翻译翻译技巧,解决翻译中可能遇到的困难。然后根据角色分配进行模仿翻译。笔者在实践过程中一般要求对一个文本,每名学生都需进行翻译,然后由组内其他同学负责其一审、二审,最后组内讨论挑选出最佳译本,交给客户(教师)完成翻译任务。

完成后的翻译成果,可利用多媒体,制作成课件在班内进行展示。此过程不仅是展示结果,更重要的是运用相关理论由老师和全体同学一起讨论各个翻译成果的优缺点、总结翻译技巧。

笔者于2011年在商丘师范学院2008级日语专业一班的学生中试行,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为了比较教学效果,将2008级本科生1班作为实验班,采用以组单位的作坊式翻译教学法,以2班为对照班,采用传统的翻译教学方法。一班36人,二班38人,日语水平相当,均有2年的日语专业课程的学习,且修完一学期的日汉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经过半年的试行,实验班的1班的翻译水平明显高出对照班的2班。现在商丘师范学院的日语翻译理论与实践课基本上按照以上的程序、采用翻译工作坊式与网络的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的。

三、翻译工作坊与网络结合应用于翻译课的反思

(一)莫忽视理论教学

翻译工作坊式的教学法是一种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法,对翻译实践有较强的指导作用。但是该教学法的创始者们对翻译理论的教学不够重视,甚至公开声称“反对任何理论的束缚”,片面强调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向学生传达一种错误信息:翻译理论及翻译课的无用性。这就使学生更加忽视翻译理论的学习。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是源于实践的,并对实践起指导作用。翻译理论当然也不例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刘泌庆曾说过,理论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实务的操作能力及对译作的评析能力。

因此翻译课教学一定不要忘记理论教学。理论教学可根据情况,由教师讲解,或由学生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并有教师指正,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利用相关的理论进行翻译实践。

(二)翻译文本要多元化、多层次

教师在利用浩瀚的网络资源寻找与大纲要求一致的翻译文本时要注意文本文体的多元化。同时,在教学中要遵循由短到长、由简到难的原则,其总体难度应保持在让学生在现有水平之上跳跳脚就能够得到。对一些难度较高或陌生领域的文本,教师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进行文本分析、介绍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背景。

此外,教师在寻找教学资源时,最好还要了解学生的就业趋势,并据此有所偏重的选择一些翻译文本。我想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为他们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一定的知识储备。

(三)加强督导减依赖,纵向比较添自信

翻译工作坊的翻译课中,教师成为翻译课的组织者、督导和顾问,学生成为整个翻译课程的主体,是实际的参与者、实践者。但是翻译工作坊的教学只是类似于商业性的翻译中心,不是实际的翻译中心,缺乏竞争机制,可能会存在一部分同学过分依赖教师、同学,甚至将自己的任务委托其他同学的情况,这就需要教师加强督导作用。笔者的办法是每个学生都要进行初译,互相进行校审。同时,也会有部分语言基础较差的同学面对翻译束手无策,缺乏自信。对这些同学,笔者多是纵向比较,比较其以往的翻译表现,表扬其今天优于昨天的地方,提高其自信心,提高翻译 积极性。

四、结语

翻译工作坊的教学实质上是合作式的互助学习,学生可以分工,互相配合完成某项翻译任务。网络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教育教学也受到深刻的影响。翻译工作坊与网络结合应用,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还使翻译课更富有实践性。同时,学生互相合作进行学习,合作意识加强,提高了学习效率和积极性。

一种教学方法总是不断地改进、改良,将翻译工作坊与网络结合的教学法也是如此。对于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要积极的进行反思,使这种新的教学法更好地应用于教育教学。

[参考文献]

[1]郭健种.当代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42.

[2]刘泌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7:257.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6

关键词:外宣翻译;翻译模因论;翻译规范理论;期待规范模因

一、切斯特曼翻译规范理论

规范(norms)一词来源于社会学,指社会公认的普遍的价值观或观念,以区别正确与错误,适当与否,作为适用于特定情况的规范,指导具体行动。资料显示,最早将这一术语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两位学者分别是利维(Jiri Levy)和霍姆斯(James s.Holmes)。而真正使翻译规范研究得到翻译界重视的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研究成果。继图里之后,对翻译规范的本质及适用性等方面做了深入研究的还有赫曼斯(Theo Hermans)、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mby)以及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等人。其中,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在切斯特曼的理论研究中,“文化基因”和“规范”是两个基本概念。而“文化基因”这个生物社会学术语首次见于道金斯(Dawkins)的著作《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原义为“文化传播的单位,或是模仿的单位”。而翻译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包含着文化基因,传达和反应翻译及翻译理论的文化基因即为翻译文化基因,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均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同翻译文化基因。这些具有主要影响力的文化基因随着势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壮大,渐渐得到了大众所认可的典范的地位。切斯特曼认为,这种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基因就是规范。

由于翻译规范论属于近年新兴的翻译理论,因此将翻译规范理论与特定的外宣材料翻译结合起来,分析此类文体在翻译实践中的翻译原则及方法尚处于待研究阶段。近年来,外宣翻译研究逐渐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不同的学者运用中外翻译理论阐释其在外宣翻译中的运用。本文结合翻译规范理论提出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对如何将极具中国特色的外宣材料汉语文本翻译成为外国读者清晰易懂的目的语这一实践进行分析,努力通过理论的指导使此类外宣材料文体翻译实践科学化,以期不断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与水平。

二、外宣翻译的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一方面中国主动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也愈加强烈和迫切。在这种双重需求的推动下,中国对外翻译日益蓬勃。其中,对外宣传性质的政府文件英译版本是外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此类政治外宣文件多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真实、丰富并且客观地介绍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文化、建设成就,旨在争取世界人民的了解、信任和支持,改变他们对我国的固有思维定势,从而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可见,我国外宣政治文件翻译担负着维护国家利益,反应我国真实发展情况和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使命。正是因为这种重要性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优秀的学者和译者为中国政治外宣资料的英译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外宣材料翻译与其他翻译的最大区别,是翻译内容的政治性强、政策敏感度高且含有大量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因此翻译难度较大。如果在翻译政治词语时不够谨慎,或过于粗糙,则会使外国读者难以理解,无法接受,有时也会引起歧义,甚至导致政治事故。所以在翻译实践活动中,笔者经常会遇到句子结构较为复杂且词汇生僻的情况,使得翻译实践活动难以继续进行。通过阅读大量翻译名家对于政治文体翻译技巧的总结以及相关文献和政治外宣材料翻译范本,根据翻译规范理论的理论指导以及翻译规范要求,笔者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将原文本准确的进行翻译,力求符合外宣材料的宣传目的和传宣意义。

三、翻译规范理论在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外宣材料基本上都是要对外介绍的素材,利索当然是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贴近国外受众需求的,对于从事外宣工作的翻译人员来说,最重要的关键点则是要潜心研究外国文化和读者的心理思维模式,深刻认识中外文化的差异及特点,时刻谨记应按照读者群体的思维习惯去翻译原文本内容。笔者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上的转换,也是文化的交流。由于政治文体的遣词造句多具有中国特色,其中不乏针对中国国情大政方针及基本国策的新词汇、新词组、新提法,所以翻译起来不免有些难度。作为译者,翻译此类文体不仅要了解外国的文化,更要深入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还要不断地把两种文化加以比较,这样才能做到译语与源语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影响等方面的真正对等。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明确其翻译目的从而对原文本进行准确的翻译。为达到该效果,笔者借助翻译规范理论来指导翻译。翻译规范理论对翻译规范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规范的来源、规范对具体翻译活动的影响、规范背后的价值观等文体进行卓有成效的探讨之后,进而构建的翻译理论。最佳的翻译方法,尤其对于外宣翻译而言,并非是按照中文逐字逐句机械地将中文转换为英文,而是根据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的加工,准确的做出删减、增加注释,使得译文可以更好的被外国读者理解。

首先,符合目的语的期待规范、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是成功的外宣翻译的标准之一。外宣翻译属于一种实用性文本的翻译。根据中英文不同的语言特点,结构层次,外宣译者需要采取一些必要的翻译策略。例如,

例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在翻译这句话时,如果单纯的直译为“five talks,four beauties,three loves”,外国读者阅读时一定会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上述引文正式透彻把握了原文的主要内容,首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一出原文的意思,然后再对其进行详尽的解释,是读者可以准确的了解原文的内容。由此可见,“死译”、“硬译”、“字对字翻译”外宣材料之所以不可取,就因为这种作文违反了翻译的本质,违反了语言的规律,不符合翻译理论规范,从而达不到其对外宣传的根本目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