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范例6篇

翻译科学论文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1

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下,目前绝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打破文化、语言及思维上的壁垒,在经济、贸易、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交流。这一发展趋势也对各种类型的翻译(文献编译、合同翻译、陪同口译、同声传译等)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数量及质量上的要求。因此,合格译员的培养日渐成为大学外语系及各类培训机构教学工作的要点。对于德汉译者的培训而言,科技文献的翻译训练又应当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我国在机械、电器、汽车制造等行业可借鉴德国经验之处尤多。作为一名主讲“科技翻译”的德语教师,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理论十分适合德汉科技翻译教学,值得介绍推广。

一、“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应用于德汉科技翻译教学的可能

德国“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发端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女学者莱斯(K. Reiss)提出的基于文本类型学的翻译策略甄选法,经莱斯的合作者、美因茨大学翻译学教授弗米尔(H.J. Vermeer)的“翻译目的论”及女学者曼塔利(J. Holz-M ntt ri)的“翻译行为论”发展为比较成熟的体系,又通过译员培训专家诺德(C. Nord)以英语撰写的理论总结及大量教材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顾名思义,“功能主义”翻译学派格外重视对翻译文本在目的语境中“功能”(或曰“目的”)的研究,认为这一功能的顺利实现比孤立地忠实反映源文本意图或形式更为重要。在这一流派看来,译文虽需与源文本关联协调,但其自身也可在特定语境中具备独立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神圣原文”的束缚。据此,“功能主义”翻译学派将确立目的文本的功能排在了翻译工作的首位,把与客户(翻译任务委托者)的沟通视为译者工作的基础及出发点。

“功能主义”理论因其倡导者皆有长期译者培训经验而与翻译教学结合紧密,操作性较强

。西方研究者普遍认为,该理论对文本功能及类型的划分有过分简化之嫌,因此在文学翻译领域适用性有限。但是对于各类功能较为单一、文体特征显著的应用文,“功能主义”却能提供十分有效的翻译指导,所以尤其适合成为特定专业领域译者培训的理论依据。

“德汉科技翻译”在我国应用技术类本科院校德语系中主要被定为高年级学生的限制类选修课,其授课目标通常为提升学生的技术翻译水平,培养服务于特定行业的译员。但这门课的其实际授课效果却往往与预设目标相去甚远,个中原因较为复杂。除了新编教材相对匮乏、学生语言能力及科普常识都较薄弱之外,落后的教学模式也对“德汉科技翻译”的授课效果制约颇多。据笔者观察,一部分翻译教师沿袭了始于词句讲解,终于作业评价的传统教学法,授课形式与“高级德语”或“德语阅读”无异,只介绍微观的词类、句型翻译策略,不推广宏观的语篇、读者接受及跨文化交际视角,向学生传授的翻译法跟企事业单位中译者的工作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毕业后融入职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采取实践性极强的“功能主义”理论,除了培养单纯的语言应用能力外,也将对文本分析、文本编辑、客户沟通等实用能力的训练整合进授课内容。

“功能主义”理论在大学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能性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学术界十分认可功能主义对实用文本翻译的指导,而常见的科技文献基本全部属于实用文本;二、功能主义强调翻译目的的确定性及翻译情境的真实性,而开设“德汉科技翻译”课程的大学基本都具有一定行业背景,因此可以为课堂练习提供大量真实且新鲜的翻译材料,还能一并附上翻译委托人及译文使用者的要求,有利于教师在课堂内模拟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同时也可邀请校内“双师型”技术人员(非语言教师)从可用性、合规范性等角度点评学生作业,使译文的评判标准包含更多的语外因素。

以下,笔者将主要从文本分析角度介绍“功能主义”理论在德汉科技翻译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二、“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简介

“功能主义”文本分析的主要提倡者克里斯蒂安娜·诺德是一位曾任教于欧洲多所大学翻译系的德国女学者,她教学经验丰富、理论著作等身,影响广泛,是“功能主义”翻译学派的重要旗手。诺德认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能“给应用文本及文学作品的翻译戴上一顶理论性—教学法的帽子”(Nord 1993: 8)理想的译文应当同时符合两项要求:“功能性”(Funktionsgerechtigkeit)与“忠实性”(Loyalitaet)。也就是说,相对于原文,译文虽可以拥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译者的翻译行为也必须受到先定的、基于文化规范的译文接受者期待的约束(Nord 199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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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教学 翻译学词典 翻译学建设

翻译是人类古老的文化活动之一,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虽然翻译实践的历史悠久,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进入20世纪之后,翻译研究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将翻译定位为附属于语言学学科反差之下的附属学科地位,而且翻译研究的内容多局限在对翻译的方法、标准等具体方面的研究和讨论,即只侧重于对翻译实践方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有涉及,但这些研究一直处于一种分散、不系统的状态。20世纪70年代,James Holmes认为应该给翻译以学科地位,并在其80年代出版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以translation studies为其名。在中国,“翻译学”这一名词首先在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中亮相,且以书名出现。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翻译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共同促进了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翻译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多部翻译学词典相继问世(较有代表性的国外翻译学词典如由Mark Shuttleworth 和Moria Cowie编著的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Mona Baker主编的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较有代表性的国内翻译学词典如林煌天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孙迎春的《译学大辞典》和方梦之的《译学辞典》)。“任何一门学科建立、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这门学科的系列优秀词典的编纂和出版”。以翻译学词典的编纂及相关研究为内容的专著、论文亦有不少,如张柏然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孙迎春的“论译学词典的象征”、曾东京等的“论翻译学词典的编纂”等,以及黄希玲与赵巍等在博士论文中也分别论及了基于系统理论的翻译学词典编纂和译学词典的原型及评价系统。由于翻译学学科建立时间不长,这些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往往具有开拓意义。但综观这些文章,不难发现其中大多数是对译学词典进行评价或从译学词典本身出发来讨论译学词典的研编,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集中讨论翻译学词典应该采用描写性还是规定性原则。而无论是在翻译学词典的收录内容、服务对象,抑或是其系统关联上,却较少有人论及翻译学词典这一翻译学工具书对进一步推动翻译学学科发展的作用等方面(仅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朱徽的《论译学辞书与译学建设》)。而对于翻译学词典促进翻译专业教学并进一步促进翻译学学科发展就更无人提及。事实上,翻译学词典的使用者既包括专门从事翻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翻译专业的学生。他们中有些人会在将来从事具体的翻译实践(口译、笔译),还有一部分会是将来从事翻译学及翻译学词典研究的专家、学者或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教师。所以,提高其翻译学方面的综合素质很重要。但是,无论是从国内的翻译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还是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翻译教学都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尚未形成从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甚至到博士后这样完整的翻译教学系列、教学中过于注重实践层面的指导却忽视对理论素质的提高等。而如何在翻译教学中有效地利用翻译学词典来提高翻译教学效果,推动翻译学发展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

作为工具书,翻译学词典能帮助翻译专业的学生更方便地检索翻译中的术语、专名,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翻译学词典的归纳整理还可以帮助更加系统地了解翻译理论和发展情况。同时,翻译学词典对译学研究的术语发现、存在的争议与新出现问题加以介绍,可以深化学生对译学的认识、关注和研究。另外,翻译学词典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着统一定名的作用,可以避免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及由此造成的学生理解的困难。

翻译学词典在翻译专业教学未能发挥其应起作用,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首先,在翻译专业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工具书使用的指导,未能调动起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大家都知道词典在英语学习中能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学校也开始开设词典课,指导学生如何使用词典,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但是,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却很少注意指导学生去合理地使用翻译学词典这一专业工具书;相应地,翻译学专业的学生所拥有的关于翻译技巧和方法的工具书可能不少,但是对翻译学词典却了解不多,更不要说合理利用了。

另一方面,现存的翻译学词典在促进翻译教学方面也存在着种种不足,如翻译学词典的对象范围过于宽泛、所收知识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检索不方便等,这些不足之处势必会影响翻译学师生对翻译学词典的使用频率和效果,最终影响到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为此,既要加强对翻译专业学生进行翻译学词典使用的引导,同时在翻译学词典的编纂中应切实考虑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努力编出更适合翻译专业学生使用的全面、系统、检索性强和使用方便的翻译学词典,让翻译学词典真正起到推动翻译教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范芬,于薇薇.论译学词典的功能[J].上海翻译,2005/S1.

[2]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穆雷.翻译教学与翻译学学科发展[J].中国翻译,2004.3.

[3]彭卓吾.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

[4]石永浩.论翻译学词典编纂的规定性[J].上海翻译,2005/S1.

[5]孙迎春.2004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孙迎春.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C].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7]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编纂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J].外国语言文学,2007.1.

[8]孙迎春,黄希玲.论译学词典的研编[J].外语与外语教学.

[9]王新朋.论译学术语词典的规范性[J].上海翻译,2005/S1.

[10]曾东京.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3

[关键词]《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共生互彰

一、引言

手中有尺, 方可量长短;心中有道, 才能辨是非。

如果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学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却又同时使得不少研究者一头栽进文化研究的迷宫而无法转向,那么,《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以下均简称为《翻译之道》)便是那及时现身,在熹微晨光中为研究者们指引前路的征夫。如果说解构主义使得研究者重新考量和定位主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却又同时使得不少译者忽视翻译活动固有的客观性,甚至大胆宣称翻译标准、翻译定义乃至文本意义无法确定,并认为“原文只不过是籍空气震动传达的一串声波,或是印在纸上的一串符号,本身原来并无绝对意义”(转引自p165),那么《翻译之道》就是那破空而出,刺破那一串串由“无绝对意义”的“声波”“符号”堆砌而成的学术泡沫还翻译以本色的利剑。如果说当下跨学科、去学科甚至泛学科的倡议使翻译研究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和更繁多的研究途径却又同时使得我们陷入了丧失学科特色之危境,那么,《翻译之道》则是那适时出现,为我们划定疆界、确定学科范围的丈量之尺。曹明伦教授在该书中以其特有的敏锐视角,凭其严谨的治学精神,靠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为我们拨开当下学术研究中的层层迷雾,刺破一个个五彩迷离的学术泡沫,再现了翻译活动之根基,指明了翻译研究之前路。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学”、“术”共生双修之路,此乃学术研究之正道,亦乃翻译活动之“常道”。

二、《翻译之道》的结构及内容

曹明伦教授的《翻译之道》一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进行论述:

(一)以史为证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

作者深知此句深意,在书中第一部分,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追溯两千年中西译史,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前的中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以史为证,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联系是紧密的,关系是和谐的”(p2),从而论证了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间的“良性互动关系”(p3)。

(二)以今为鉴

曹明伦教授在第二章里,采取严谨的实证考据方法,运用缜密的逻辑思辨,对当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之间存在的不和谐与脱节现象进行描写,分析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来龙去脉”,指出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脱节源于概念上的混淆,源于研究者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而未能与其他相关学科划清疆界(尤指翻译学与译介学)。此外,作者还强调,在新桥拓宽学科视野、增加学科研究对象、丰富学科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应谨记历代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的译论家为我们建起的连接文艺学、语言学、美学和阐释学之旧桥是我们连接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基本通道,断不可弃,“新桥旧桥并用”方为学术研究之正途(p107)。

(三)划定疆界

正如李运兴老先生所言:“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应用到其他学科中去,可使研究人员思路豁然开朗,产生突破性进展”(李运兴,2001:1)。的确如此,任何一门学科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懂得如何去借鉴、去拿来,翻译研究也不能例外。然而,翻译研究的“拿来主义”并非就是不要章法,好的、坏的、有用的、没用的,一股脑儿的照单全收, 也不是“拿来”新的就弃了旧的,将 “孩子和洗澡水一块儿到掉”(p108)。 相反,我们越是要拿来,就越是要知道我们要什么,别人有什么;越是要跨界,就越是要清楚我们是什么,别人是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越是要发展就越是要明白“根基不存,学科焉在”的道理,只有划定疆界,“保持学科特色,明确研究领域”(p111),才能清醒地去“拿”,大胆地去“跨”。

在该书的第三章到第五章,作者从宏观到微观对翻译中出现的各种模糊学科特色和影响研究领域之确定的问题进行探究,审视和考证,从而为学界清除了学术泡沫,使读者走出学术迷宫,令学科研究疆界清晰可见。

在该书第三章里,作者运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分析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关系以及当下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逻辑混乱之现象,重新厘定翻译的属性、概念以及翻译活动之性质,最后得出结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语言符号转换’,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p139)。

在该书第四章里,作者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功能目的论、解构主义、新批评、译介学以及严复的“信、达、雅”的多方解读,使读者明确了何为翻译之目的、任务及标准。其间,该书首次区分了翻译之“文本目的”与“非文本目的”,辨明了翻译之“文本行为”与“非文本行为”; 重新解读本雅明之《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之解构主义,指出“本雅明提出的译者之任务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译者之任务并无不同”(p160),强调德里达认为“只要有解读经验就能看到真实”(p165),德里达之解构实乃文本解读策略;同时,也首次对译介学与翻译学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译介理论并不等同于翻译学之翻译理论,译介学对误译的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下部分译者宣称翻译研究可无标准之论据;随后, 作者重新对严复“信、达、雅”之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指出时至今日“信、达、雅”仍是“译者的自律准则和评判译作质量的标准”(p176)。

在第五章里,作者从宏观上对翻译理论进行了定性与定位,以“翻译理论定位图”的方式形象地向读者展示了翻译学学科所应包括的疆界。图中,作者“将翻译学学科范畴分为‘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个部分”(p191),明确了翻译理论的地位以及与翻译学的关系。

(四)求真务实

作者在六、七章里,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对典型个案分析的方式,小中见大,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个方面对当今译界的问题进行反思。第六章里主要从当下译界理论建构中主要存在的考证不严、逻辑混乱等六个问题着手,对当前译坛的浮夸学风进行批判,并指出,研究者只有以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善善从长,认真借鉴”,才能避免浮夸学风,杜绝翻译理论之悬空怪涩。第七章则主要对翻译实践之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指出译者“正视实践现状,走出翻译危机”(p243)的两条途径:“加强理论学习,规范翻译行为”(p244);“调整翻译教学,弥合人才断层”(p246)。

(五)翻译之道

在笔者用了整整七章的篇幅从历史到现状,从宏观到微观,翔实有力地论证了理论和实践必须互补、互构、互彰、互显之后,在第八章里进一步解读者之惑,辨纯理论与纯翻译理论之异同,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途径,指出“只有真正关注翻译的理论才是真正纯粹的翻译理论”(p264), “对翻译活动、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阐释、启发和预测”(p264)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途径。

三、《翻译之道》的写作特点

《翻译之道》一书体例结构极为严谨,前后呼应,协调一致;视角宏大、视野开阔,同时又做注精准,令读者查找方便。

《翻译之道》视角宏大。在该书从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独特视角出发,横贯古今、融合中西视野,对翻译理论与实践间的与生俱来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刻地研究。同时,该书在宏大的格局下亦不失对局部关照,通过对“Translation Studies”名实之争的聚焦,深入剖析文化转向后 翻译界的繁荣背后暗藏地危机。并以此为基础引出对系列问题的思考:翻译理论还需不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如何看待跨学科建设?如何保持翻译学独有的学科特色?(p104-116) 总体来说,《翻译之道》始终围绕着这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和论述,横贯中西、胸怀古今、聚焦当下,通过对中西代表性译论进行深入全面、客观翔实地描写和剖析,对翻译之定义、翻译活动之性质、翻译目的、任务及其标准、翻译理论之定位与定性,以及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各自地位、翻译学之学科定位进行了非常有创见的反思和研究。

《翻译之道》视野开阔。书中涉及历史、哲学、语言学、文化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分析透彻中肯,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均能从翻译学的研究视域出发,在理清概念的同时亦成为了真正的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对译介学、文化研究、新批评、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剖析和应用,更使得翻译学无论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扩展和深入。

此外,该书做注精准且便于查找。该书在每章结尾时,都会附上详尽的注释,既为读者阅读和进一步理解提供的方便,又不影响行文且便于读者进一步查找。作者还在书后附上了15页的引用文献和6页的重要概念和人物索引,为读者查询翻阅提供了方便,并为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梯石。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做注亦极少疏漏与失误,经笔者对全书进行细读,发现只有182页的注35有误。(“Derrida, 1967: 18-19” 实为“Derrida, 1976: 18-19”)

四、结语

读罢掩卷,感触良多。综观《翻译之道》全文,作者以详尽确凿的论据,凭严谨缜密的推论,引领读者认识到这条毋庸置疑的结论——“‘术高’方能‘学高’”(同上,247),翻译研究始终是一个“学”、“术”共生共显的过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永远都是翻译活动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循的理想之路。”然而,这心血沥成的洋洋23万字中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对当今译界各种论调的解读,对何为翻译,何为翻译理论等等概念的厘定,也不仅仅是论证翻译理论必须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翻译之道,而是该书背后笔者非一夕之功的知识积累,以及学术研究过程中缜密的逻辑思辨,严谨的治学态度。“道由心悟”, 笔者望读者悟出的是求真务实,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知难而上的治学态度。“授人以渔”, 书中授予的是如何质疑,如何引征,如何求证的实证考据和逻辑思辨的方法。 翻译之道固漫漫而其修远兮,吾辈却决不可缺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只有不唯书,不唯上,不盲从,不轻信,“学”、“术”双修,方可踏上通向绝美学术顶峰的治学之道,方能一步步接近那柏拉图笔下的绝对美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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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美学 接受美学 发展

abstrac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aesthetic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and its school and methodolog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considered as an end with xuyuanchong’s “three best”. combined with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the trends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n china are explored, which is pointed out that translation aesthetics, based on dynamic and reasonable communication in language transformation, focuses on all the constituent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o reproduce the pragmatic, cultural, social values of source language, which is believed to be of great help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ranslatology.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aesthetics; reception aesthetics; reduction and development

1. 引 言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 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 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 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 “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 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 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 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 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 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 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2004)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 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 (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2004)、韩子满(2004)、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2004)、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 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2004),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 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 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2004);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2004);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 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论文网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 70 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 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 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 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 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4. 结 语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我们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绝对规律是个美丽的童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傅仲选. 实用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2.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3.刘宓庆. 翻译美学导论[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2005.

4.罗新璋. 翻译论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

5.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 翻译研究;范式;研究模式;方法论

Abstract: A paradigm is a model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ets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the breakthrough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always been accompanied by paradigm shifts. The paper briefly surveys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translation studies, analyses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maintains that what is urgently needed now are new paradigms which could enlarge the research scope, usher in a diversity of research models and provide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objective and scientific.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paradigm; research models; research methods

一、 科学研究的范式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或之所以区别于宗教或伪科学,就在于认知的权威,即科学客观地描述实在;而认知的权威又在于用以发现和描述规律的理性准则——科学方法的权威(吴小英,2000:18)。古典科学强调观察、归纳、预测和重演。波普尔(Karl Popper)强调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科学的理论必须是可证伪的;传统理论正是在不断被证伪的过程中逐渐被新兴理论所代替。库恩(Thomas Kuhn)强调研究范式(paradigm)的演进和变迁。他指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吴小英,2000:19)。在着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认为,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庞加莱(Henri Poincare)、爱因斯坦等所进行的研究,都因改变了当时的研究范式才引发了科学史上的革命。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Hermans,1999:9-10)。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

二、 翻译流派与范式的演进

研究范式的演进最明显地反映在翻译理论家划分翻译史的观念上。纽马克以语言学翻译论的兴起作为翻译前语言学模式时期与语言学模式时期的分界(廖七一,2001:166),认为前语言学模式时期的翻译研究“忽视了翻译与意义、思维以及语言普遍性的关系”,讨论往往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直译与意译、优美与忠实之争,理论上没有多大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卡特福德、奈达、费道罗夫、穆南、威尔斯等将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语言结构、文本功能等引入翻译研究,分析和制定翻译活动中语言转换的规律,成绩卓着,翻译研究局面为之一新。

奈达将翻译研究划分成语文学派、语言学派、交际学派和社会符号学派(Nida,1984:9-15),更加明显地表现了范式的演进。语文学翻译观注重“语义结构,内容选择和组织的方式”,“详细分析修辞手法,权衡和比较修辞价值”(ibib:9)。语言学的翻译观将翻译视为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力图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交际学的翻译观着重研究动态使用中的语言,刻意分析文本内容、形式、接受者以及交际情景对翻译的影响。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以皮尔斯和艾科的符号学理论为理论基石,强调“语言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与其他符码的关系”(ibib:11),强调符号、所指和解释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四种翻译研究模式不仅承前启后,在时间上有相随性,而且在理论假说、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均有革新和超越:语言学派克服了语文学派将文本孤立于整个语境和情景之外的缺陷;交际学派又克服了语言学派过分倚重语言结构而无视语言交际功能的倾向;而社会符号学派则力图克取交际学无法充分考虑翻译中各种符号交互作用的不足。

根茨勒(E.Gentzler)将当代翻译研究划分为五大流派:美国翻译培训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派主义派,同样体现出翻译观念的嬗变。美国翻译培训班派将翻译视为一门艺术,认为培训班可以加强学生对文学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进而通过翻译经验的交流提高翻译技艺和水平,强调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转换”,注重作品的“文学价值”(廖七一,2000:17)。

翻译科学派即翻译语言学派。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翻译语言学派是对19世纪施莱尔马赫、洪堡等人语言学和翻译观的批判继承,同时又是对语文学或培训班重文学价值和美学体验而缺少系统化理论的反拨,使翻译研究深入到词、短语、句子的层次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根据。

早期翻译研究派认为,无论是从文学或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他们借用俄国早期形式主义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翻译中文学作品的主题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作品的“文学性”,即使作品之所以成为文学作品的诸多因素。同时,翻译研究应从狭隘的原文——译文内部关系扩展到翻译的外部关系——社会历史因素。

多元体系派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早期翻译研究派注重翻译中一对一的等值关系,而多元体系派将翻译理论概念置于更大的文学、社会和文化的系统框架之中进行考察,试图为翻译研究设计出一个多维的构架整体,并且认为目的文化的社会文学标准决定了译者的美学假设,因而影响翻译的全过程。此外,多元体系派还特别注重客观描述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解构主义翻译派一反传统的翻译观,认为文本的结构与意义既不确定,又难把握,因而否定原文——译文,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二元对立关系,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Bassnett,1996:11)。其次,解构主义派超越了微观的翻译技艺的讨论,从形而上的角度审视翻译的性质与作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

翻译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所做的概括,清楚地勾画出翻译研究的发展轨迹,同

时又深刻地揭示出研究范式的交锋与替代。其中有研究视野的扩展,也有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对传统翻译观念的扬弃,也有研究重心的转移;有新的研究思路的引进,也有研究手法的更新。可以看出,西方翻译研究范式的转型“带有明显的横向开拓特征”,即“文化外求”。方向大致有三:1)外求于“他种文化”,如借鉴巴西食人主义的翻译观;2)外求于“边缘文化”,如女性主义的翻译观;3)外求于“他种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信息论等(参见乐黛云,1998:7-8)。了解范式在翻译研究中的积极意义和范式转型的特征,对探索中国译学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 研究范式与中国译学

纵观中国译学史我们也能发现类似的发展模式,译学研究的高潮与理论的创新或思维的拓展始终交织在一起。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彦琮的“十条八备”,玄奘的“五不翻”,赞宁的译经“六例”,马建忠的“善译”,严复的“信达雅”,以及傅雷的“神似”说和钱种书的“化境”说,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视为对传统译学的扬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译学至今仍然是因袭多于创新,考证诠释多于建树和超越。辜正坤就指出,“信、达、雅这三字经一样的论点,即便在1700年前支谦的一段不足300字的文字中就已能逐字拈出”(辜正坤,2001:11),“译界学人近百年来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似乎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方法似乎无须有所革新,研究视野也无须有所扩展。然而,辜正坤同时又指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同上)。

中国译学的局限性基本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译学研究的视域狭窄,观念僵化。传统译论在原文与译文对比研究和字词句推敲上颇有建树,但对原文——译文以外更广阔的领域很少涉猎。科学与艺术之争、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直译与意译之争等形成了僵硬的二元对立。第二,研究思路和模式缺乏多样性和丰富性。译学研究的对象仍然以文学翻译和学术翻译为主,其题材的翻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译学主要的理论来源仍局限于中国传统文论,缺乏跨学科的理论支撑。第三,在方法论上,传统译论长于“模糊、抽象的定性概括”而“弱于条分缕析的量化陈述”(辜正坤,2001:11);长于随感而疏于实证;重点评和个人经验而轻概括和理论提升。因而扩大理论视域,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探寻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成为促进研究范式转型的首要任务。

1. 扩大研究视域

翻译学科的建立必须以科学体系的认定为前提。霍姆斯曾经指出,翻译学应该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客观描写“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的各种现象”,二是确立“描写或预测上述现象”的“普遍原理”(Holmes,1972;Venuti, 2000:176)。霍姆斯将翻译学划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两大分支,而纯翻译学又细分为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他提出的翻译学研究范围的设想,后经图里(G.Toury)进一步阐释和完善,受到译学界的普遍认可(Baker,1998:278)。

其后,巴斯奈特(S.Bassnett)又提出译学应该包括四个最基本的领域:

1) 译学史,包括不同历史时期翻译的理论研究、翻译评论、翻译授权出版的具体步骤、特定时期翻译的作用与功能、翻译方法的发展以及翻译作品分析;

2) 译语文化中的翻译研究,包括具体文本、作者或学派本身所在的文化习俗,翻译对译语文化的影响,以及译语文化中翻译取舍的原则;

3) 翻译与语言学研究,着重译语与原语语言要素的比较研究,如音素、词素、词汇和句法等的比较研究,语言等值问题、语义问题、不可译性问题、机器翻译以及非文学翻译的研究;

4) 翻译与诗学研究,包括概述性研究和具体文学领域的研究,如诗歌、对剧、小说等文本翻译,或者电影文学翻译,具体译者的诗学研究、译者诗学对比研究、诗学结构研究、译文与原文相互关系,以及“作者—译者—读者”相互关系的研究等等(参见Bassnett-McGuire, 1991)。

与霍姆斯和巴斯奈特提出的翻译研究范围相比,中国传统译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翻译始终被当作文人雅士的一种技艺,研究大多集中在原文—译文比较,具体转换技巧或先验性的翻译标准方面,长于“一字一词的得失”和“增词、省略、重复、反译、分句和合句”这些基本技巧的总结与归纳,“忽视对翻译基本问题和对翻译及翻译有关的问题的客观研究”(许钧,2001:4)。视野基本局限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文”与“质”的争论,以及对严复信、达、雅理论的“挽救”与“完善”(朱志瑜,2001:3)。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取舍等至关重要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等紧迫问题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研究“主题文化的规范和环境”,以及“翻译活动与主体文化”相互影响的着述(孔慧怡,1999:3),逐渐打破了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对那些与翻译实践有一定距离,目前尚缺乏实践意义、但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的探讨一直是讳莫如深。

译学研究既要重视文本或翻译机制,但也不能漠视主体文化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既要甘于形而下的分析研究,也要有人敢于从事纯理论的探讨,对语言与民族精神、翻译的性质、翻译活动的一般规律、“意义的阐释和传递的纯文本理论”等问题进行形而上的观照(盛宁,1997:287)。19世纪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洪堡(W. Humboldt)等对翻译和语言相互关系的分析,20世纪上半叶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对“纯语言”、“亚当的语言”以及原作的“来世”(afterlife)等观念的阐述,都超越了当时人们的认可能力,甚至被认为是“神秘主义”的产物(蒋骁华,1995:64)。但是到了20世纪末,这些研究竟成为解构主义翻译观灵感的源尔和理论基石,促进了文本互文性的研究,为创译提供了理论依据,引发了翻译观念的革新。纯理论的前瞻性和宏观指导意义由此可窥一斑。

2. 引入多元互补的研究模式

理论视域的扩展自然会促使研究模式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到了20世纪后半叶,翻译题材和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学、宗教、哲学和科技翻译;翻译也不再被看成是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传统印象式、点评式、随感式的翻译批评日渐苍白,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要正确地描述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需要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模式。由于翻译的跨学科性质,相关学科无疑会对翻译的某一侧面或层次提供理论框架,多种研究思路也必然会在翻译研究中找到适应性。

语言学的最新发展继续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自从卡特福德、奈达等成功地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翻译之后,语言学的研究模式使翻译中语言各个层次上的分析更为精细和完整。贝尔(Roger Bell)试图用心理语言学来研究口译和笔译,加深我们对翻译心理过程和“对人类一般交际行为的认识”(Bell, 1998:190)。哈特姆(B. Hatim)和梅森(I. Mason)则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翻译的“交际层面、语用层面、符号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从“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方面讨论了“衔接方式如何在语境因素的作用下影响译者的翻译活动”(廖七一,2001:267)。

同样,文学研究的发展也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文艺心理学将视角从文本转移到译文的读者,强调读者的心理功能和审美体验;现象学既重视文本的本体结构和要素的剖析,又特别强调译者(原文读者加译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创造性;读者反应理论强化了阅读接受和批评活动的 主体性观念,揭示了读者反应种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又深化了人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重视读者期待对翻译内容的取舍与翻译手法的选择的反馈作用。例如,奈达就认为,翻译既然是选择和决策的过程,那么选择与决策的大脑活动机制自然应该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翻译紧密相关的语言能力也许就深植于DNA或人的大脑之中(Nida and Liao Qiyi,2000:52),研究和破译翻译中的“黑匣子”显然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巴斯奈特等对当代的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使翻译研究柳暗花明,前景豁然开朗。文化翻译论者认为文本不是语言中静止不变的标本,而是译者理解作者意图,并将这些意图创造性再现于另一文化的语言表现(Snell-Hornby,1994:2),因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协调和操控(cultural mediation and manipulation)。文化人类学家从神话诠释的角度分析了翻译的多样性、多极性和连续性的本质(multiplicity, plurality and serial nature)(Flotow, 1997:47),改变了人们对意义单一性,以及原文尊贵、译文卑贱的二元对立认识。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们看来虽有些超前,但是,我国最近几年版权引进与输出(外译汉与汉译外)的严重失调就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对我国译学未来的潜在影响。西方女性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翻译许多基本问题的传统认识,一批女性译者还按照女性主义的原则从事翻译实践;无视这些事实的存在,对其置之不理至少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甚至出版社、赞助人、大学课程设置与教授聘用,以及政府行为和政策对原文作品的选择,对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手法的限制,都成为译学研究的课题。与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相比,研究主体文化的规范如何制约和影响翻译政策和策略,似乎意义更加重大。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嫌不足,没有“达到真正突破性的发展”(孔慧怡,1999:5-6)。例如,西方译界忌讳的将本族语翻译成外语的做法在中国却经久不衰,许多翻译名家也乐此不疲。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和极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译作(中国学者翻译成外文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和种种古典名着)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如何?译者的翻译理念与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有何关系?中国译者与西方译者在翻译观念、翻译标准、翻译方法上有何异同,有何侧重?这些问题实际上能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中西译论的差异。

翻译科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传统翻译理论 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

当翻译理论的研究经过文化转向以来,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面临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功能对等”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即文化之间的对话、协商以及如何协调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冲突。例如,当把 “You are a lucky dog”翻译成“你是一条幸运的狗”时,很多中国读者可能会心有不悦,而把“绿帽子”翻译成“green hat”时,又有多少外国读者明白其中的隐义呢?由此看来,当代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和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予以小议。

一、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重心

传统的翻译研究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跟文化的关系不大,主要需要掌握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巧,从而把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忠实准确地表达出来。

传统的翻译理论主要是在语言文字中展开,围绕的中心就是“怎么译”的问题,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近代的“信、达、雅”、“神似”、“化境”,[1]还是西方传统译论中的“不忠的美人”,“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归化和异化”理论,都默认一个原则,即“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才是好的翻译”。在传统的翻译观中,由于受到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思想的影响,翻译不能有丝毫的改动,原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的观点非常深入人心,而“不可译性”的观点也往往是由主张“忠实于原文”的人提出的。

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还有“有无之争”(即翻译研究有无理论,翻译理论有无价值)和“中西之争”(即西方翻译理论是否能适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翻译就是实践,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中国历史上也并没有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对于中国译论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案本”——“求信” ——“神似”——“化境”[2],然而这算不算是翻译研究的理论呢?总的来讲,传统的翻译理论更多地是在进行“术”的探讨,而当其上升到“学”的高度时,即完成了向当代翻译理论的转变。当前,翻译理论所处的文化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的内容和学界的译学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也给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翻译理论的误区

误区之一:翻译是语言的转换,这个转换应当完全根据原文,怎么能容许“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发生呢?或者大家普遍认为“创造性叛逆”是由于译者不遵循原文的内容或形式,主观能动地改变译本的一种手段。这种想法有两个地方值得商榷,一是其忽略了客观实际和主观想法之间的差距,译者很可能主观上是想遵循原文的,但由于客观的操作和表达存在误差,或者是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达有不一致的地方;二是由于文化背景,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程度,译者不得不将原文中一些不符合译入语文化或译入语读者不能接受的部分加以修正,如晚清的《迦茵小传》翻译和文革时期王佐良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等等。[3]

误区之二:翻译理论的历史化研究,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是否是对传统的翻译训练的挑战,并使翻译人员和工作的训练无所适从。实际上这种想法混淆了翻译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的教学及基础训练之间的关系。几千年的翻译实践把“忠实”作为一种原则继承下来,是值得现在及后来的翻译人员遵守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翻译原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来看,并且对于偏离这些翻译原则的现象加以解释时,我们采用的是描述性的研究方法,因此对翻译的研究和实践是两个层面的东西。

误区之三:翻译理论研究似乎与翻译实践脱节了,翻译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也并不一定能作翻译实践工作,因此翻译理论研究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没有用的理论。这种看法实际上有失偏颇,因为从其他相关的学科来看,很多文艺理论家并不能创造出很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作家、诗人和戏剧家也并不一定能提出高深的理论。随着学科发展的精细化,我们不仅需要能从事翻译实践的治“术”的人才,同样也需要研究翻译理论,特别是超越语言,从文化层面治“学”的学者。不管什么学科理论,我们都不能一味地将其功能简单化,克服狭隘的“唯用论”,而将其推向更高的层面。

三、当代翻译理论的讨论重点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对翻译理论的关注点从“怎么译”转为“为什么译”,研究的重点也从“以原文为中心”转为“以译本为中心”,这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跨学科的理论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在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之后,以色列翻译理论家埃文—佐哈儿(Itamar Even-Zohar)提出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成为翻译理论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籍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推动翻译研究完成了文化转向,并为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后来的翻译理论越来越多地借用解构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功能论、跨文化研究理论等,使翻译研究呈现出更活跃更多元的新面貌。[4]

由于西学东渐,当代翻译理论已是以西方翻译理论为主导,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并未脱离对翻译技巧或文本本身的阐述。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谢天振教授归纳为“三个突破”和“两个转向”[5]。“三个突破”是从怎么译深入到翻译行为本身的讨论,从文本研究到翻译行为的发起者、操作者和接受者的研究,将翻译置于宏大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语境中来研究;“两个转向”即翻译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的文化转向。

在文化转向后的翻译理论研究,从不同的层面关注源语和本族语在转换的过程中信息和文化意象发生“失落、变形、增添、扩伸”[6],如翻译中译者有意的误译,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这样一种文化交流活动已不再被视为仆从性的工作,更多的学者从翻译是主观能动的活动的角度去研究翻译活动是如何发生发展,如何使原作的生命得以延续,甚至给了原作第二次生命的。翻译可以对原文的风格、语言、内容等进行改写,使之符合译者自身国家的文化形式,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的同时,也在对文化进行过滤。翻译的过程也是译者介入的过程。翻译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变异。这说明翻译研究已经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化或文学的研究。

当代翻译理论的重心从语言转换向文化方面转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翻译内容的多样化。传统的翻译材料大多是宗教文本或科学典籍,但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演进,许多新的翻译材料出现,如流行小说、电影、广告、商标、新闻等,在这些译文中,对功能和文化的考虑因素是反而是第一位的,甚至鼓励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举个例子来说,在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富有张力的四字词组更能得到观众的喜爱,所以“The Matrix”译为《骇客帝国》,“Inception”译为《盗梦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观念的更新和翻译理论的与时倶进是值得倡导的。

四、译介学与当代翻译理论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是由中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发展起来的一个译学理论,它属于比较文学理论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谢天振教授在其专著《译介学》中把译介学界定为:“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7]在理论探索方面,谢天振先生以比较文学理论为背景,高屋建瓴,主要有下列三方面的贡献:第一,他继承并发展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翻译中的变异,有意误译等,已成为译介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为前者既包括文学作品的中译外,也包括外译中,翻译文学史应该是包括作家(译者)、作品(译本)和事件三个要素的文学史,而后者文学翻译史是以翻译事件为主线,以译者为主体,考察译者的翻译风格、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以及对本土文学和外来文学所作出的贡献等;第三,他还对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上作了界定,认为翻译文学既不同于源语文学,又不同于译入语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实体,并且应根据翻译者的国籍来确定翻译文学的国别划分。谢先生在这几个方面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译介学理论,使其具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在当代视野的译介学理论中,研究的中心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译论而进入到“创造性叛逆”的阶段。“翻译研究不仅积极肯定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更进而提出翻译对原文的‘不忠’是绝对的、必然的,而且这种‘叛逆’与‘不忠’往往携带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而,翻译研究......转向以译者、译文为中心,将翻译问题语境化,探讨充满误读、误译的翻译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分析产生种种误译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机制。”[8]

但是大家会问道,甚至不少的学者也疑惑,是否译介学就是当代的翻译理论呢?笔者认为,当代翻译理论范围更广,包括了译介学等翻译理论,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理论体系,但就学科分类的理论框架而言,从1972年霍姆斯(James S. Holmes)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标志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以来,只有几十年的发展时间,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时间就更短了;且或许正由于此原因,当代的翻译理论过于庞杂,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翻译理论而言,但凡涉及一点对于翻译的论述,即解释或归纳并于一种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从大部分翻译方向硕士生的论文来看,有很多的文章只是生搬硬套各种翻译理论来解释文本,并未吃透理论,大多理论也流于清议空谈,且以解释文本的方式来推动其理论的发展。且就译介学理论的归属而言,它仍属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媒介学下的一个分支理论。因此,对于广大的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讲,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谢天振,《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中国翻译》, 2001年第4期,第2-6页。

[2]万涛,徐燕珍,《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钱钟书翻译思想》,《海外英语》,2012年第3期,第40-41页。

[3]穆雷,《也论翻译研究之用》,《中国翻译》,2012年第12期,第35-38页。

[4]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第3-5页。

[5]谢天振,宋炳辉,《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关于译介学研究的对话》,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页。

[6]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