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互鉴互融；民族药；研究思路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discussion on modern research
strategy for ethnomedicines
LI Zhiyong1*， CHAI Xingyun2， YUAN Tao3， DING Guangzhi4， TONG Haiying2
（1. China Minority Traditional Medical Center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Xin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Physics and 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rumqi 830011， China；
4.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Chinese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 and propos that the important research on ethnomedicine is to focu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and th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 processes of collecting，processing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ethnomedicine， which will be benefit to find the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method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se principles include making clear of the effective substances and mechanisms， and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thnomedicine The three methods in the new drug discovery technology system for ethnomedicine are to solve the difference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depending on finding the similarities of them， to find the conjunction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through the keyherbs， and to find medicinal sources in varieti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systems according to pharmaphylogeny
[Key words] referencing and inosculating； ethnomedicine； research strategy
少数民族医药是我国传统医药和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少数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自然因素、历史条件不同，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多样，加之受哲学、宗教等影响，少数民族防病治病所采用的医技、疗法及就地取材的药物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医药雏形，衍生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药[12]。
民族医药是对我国少数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的总称，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3]。根据学术形态分类，其可划分为3类：①理论与临床体系比较完整，拥有大量医史文献，形成相对完善的学科体系，如藏、蒙、维、傣族医药学；②理论体系尚不完善，但具有医史文献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如壮、苗、彝、土家、族医药等；③有医疗技术和药物使用经验，但无文字文献，仅以言传口授在本民族世代传承，或沿用中（汉）医药的理论且形成本民族特色，如水、布依、白族医药等[4]。根据宗教文化背景，民族医药也可分为：①以佛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藏、蒙、傣族医学等；②以伊斯兰教的生命观与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医学，如回、维吾尔、哈萨克族医学等；③以儒、释、道三教为哲学基础，加上巫术与自然崇拜，如壮、瑶、土家、满、朝鲜族医学等[5]。亦有按地域划分为西北、西南、南方、东南、东北与北方民族医药；或直接根据民族类别进行分类[3]。其中，藏、蒙、维吾尔、傣医药并称为我国四大民族医药。
纵观历史，我国传统医药发展经历了萌芽、经验积累、理论形成与发展4个阶段，民族医药也不例外。少数民族因生产力、科学文化发展水平不同，在历经萌芽、积累阶段后，具有地域、宗教、文化、习俗特征的少数民族医药，其实践过程走向了不同的历史轨迹[1]。一部分进入了“实践理论实践”的高级循环，将其特有的生命观、思维方法和实践体会汇集为理论体系，走上了自主发展的坦途；而一部分则停滞于“经验实践经验”的一般循环，仅停留于对偶然经验的传承。我国各民族之间大分散、小聚居，相互交往频繁且历史悠久，传统医药（学）在形成（传承）与发展中的交流促使少数民族医药与中（汉）医药之间、不同民族医药之间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呈现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的“交互格局”[6]。因此，任何一种民族医药，不论其身处何种循环模式，与其他传统医药之间均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借鉴与融合。
1 民族医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
我国民族医药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拉开了发掘、整理民族医药的序幕。特别是从“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国家加大了对民族医药投入，以文献抢救挖掘、特色诊疗技术规范、疑难病种临床疗效评价、民族医药学教材编写、民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等工作为主[7]，民族医药科技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民族医药工作的几点意见》（1984年，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2007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07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等11部委）、《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2010年，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2016年，国务院）、《民族医药“十三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支持民族医药发展。我国各民族地区也出台多种政策支持本地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据统计，我国各民族使用的药材总数为7 734种，其中植物类7 020种[8]。包括《中国药典》、《部颁标准》、《地升国标》、《新药转正标准》、《散页标准》等在内的现有民族药国家标准2 806个，、新疆、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省区的地方民族药标准1 511个，涉及藏药、蒙药、维药、壮药、彝药、傣药、苗药；161家民族药生产企业生产4 317个民族药品种，253家民族医医院[9]使用4 000余个民族药院内制剂品种[10]。
同时，通过设立科技规划项目等形式，对民族医药事业的科技投入也逐年增加。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民族医学领域从1990至2014年资助各类项目155项，总经费5 549万元；民族药学领域从2008至2014年共资助项目230项，总经费9 370万元；2009年累积资助民族医药领域包括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在内的总经费约14亿。受资助项目多集中在藏、蒙、维、朝、傣、壮、回、苗、土家等民族医药的药物作用机制、药效物质基础、治则治法、药用资源4个方面[1112]。国家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还联合设立行业专项课题支持民族医药科技发展，以“十二五”槔，设立“民族医特色疗法疗效评价及平台技术研究”、“苗药、傣药、黎药等民族药发展共性关键技术研究”、“蒙药产业化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维药现代化开发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课题。上述科技项目的投入，对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3]。
受历史、地域、经济、文化等因素制约，我国大多数民族医药仍面临着“名医消逝、名方失传、名药流失” [14]的存续危机以及“理论科学阐释不足”、“医籍文献整理翻译滞后”、“药材基源不清、品种混乱”[15]、“成药标准缺失、科技含量低”和“产业发展不均衡”[16]等发展危机。比如，维吾尔医学的“异常黑胆质”病机制论[17]、傣医“雅解”用药理论[18]、藏医“佐太”炮制技术[19]等，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但仍不能完全科学阐明其内涵与特色。语言文化差异也是影响民族医药继承与传播的瓶颈之一，比如维吾尔医学理论体系无论从对疾病的认识到用药原则，从功能主治表述到疾病诊断标准，与中（汉）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理论差别较大；在传播与推广中如何将其“翻译”成中（汉）医功能表述和现代医学病症表述就成为维吾尔医学需要慎重解决的问题[20]。民族医药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困难与挑战，其他学者均有论述[7，2122]，本文不再赘述。
民族医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因其有效性、便利性和经济性而为本地民族所普遍接受和使用[2324]，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健康事业发展等方面更有重要作用[25]。据WHO统计，全球有约80%的人依赖传统医药或补充替代疗法，有50%的人曾经使用过传统药物[26]，其重要性一直为全世界关注；同时，传统药物也是新药发现的主要来源，以传统医药知识或药源生境等为指引的药物筛选模式要明显优于随机发现模式[27]。因此，当前民族医药研究应当抓住其形成过程的理论经验特质与药物采、制、用等特色，借鉴和吸收中医药现代化的经验得失，采用一切有利于民族医药发展的现代技术[28]，形成有利于彰显民族医药特色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2 民族药研究的策略与方法
借鉴中药研发创新的“物质基础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与安全可控普适基本原则[29]，在对民族医药研究思路与方法的长期思考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并认识到民族药研究应遵循的3个基本策略，即：药效物质基本清楚、作用机制基本清楚和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特征基本清楚[30]。前两者旨在体现作为天然药物来源的民族药成药性的基本要求，后者则强调将承载于民族药上的民族医药理论与经验用现代科学方法予以展现，其可以是实证即证明其有效性、科学性，亦可是一种新发现，对现代医学或其他传统医学形式及创新药物研发的启示或补充。针对民族医药存在的医药理论发展不平衡、文献资料匮乏、医疗实践不系统或不健全、药材品种混乱等现实问题，基于对传统医药的互鉴互融认识，在现今的民族药研究中，或可采用3个思路方法，即：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2.1 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
WHO将传统医学定义为基于本土文化、信仰、理论或经验知识，用于预防、诊断、治疗或改善身心疾病，维持健康的医药知识、技能和医疗实践活动[31]。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具有多元的文化和传统医药知识。除了中（汉）医药之外，我国已有35个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知识得到整理、挖掘与认可[32]。民族医药源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对生命、健康、疾病认识，以及朴素的“自然与人和谐”哲学观[33]，基于不同的文化、地域、社会特征，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理论认识和医学术语表达方式。以维吾尔医学、藏医学、蒙医学和中（汉）医学的医学理论体系比较为例（表1），虽然4种传统医学理论对认识人体组成的要素、体液和脏器功能分类等方面不尽相同，且对人体健康与体质、病因的理解也存有差异，但对维持机体健康的关键是体内各组成要素、体液处于平衡状态的认识却趋于相同[32]。这提示在民族医药现代研究中，通过对不同医学体系的比较与互鉴，积极挖掘其“同”，架构不同医学体系的“桥梁”，探寻理解和解析其“异”的途径和方法。“求同解异”不仅可以体现在传统医学体系中，也可以应用于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neuroendocrine immune network，NEI）在F代医学中被认为是维持机体稳态的自我调控系统，其通过激素、细胞因子、神经递质等信使分子在细胞间复杂通讯来发挥自我调节作用，许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NEI的交互作用密切相关。NEI整体调控作用与中医的整体观念具有相似性，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念与NEI网络的双向调节有关[34]，因此，NEI可以是连接中医、西医和理解中医证候的桥梁。李梢[35]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发现NEI可能是中医寒、热证的分子基础，激素和免疫因子在寒证、热证生物网络中占主导地位，这2个网络由神经递质相连接；与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信号通路上；与寒证、热证疾病相关的基因主要分布在神经活性的配体受体相互作用通路上（图1）。哈木拉提・吾甫尔[36]分别观察维吾尔医辨证分型和中医辨证分型患者血清SOD，GSHPx，MDA等自由基变化，发现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证与中医肾虚痰瘀证具有相似的物质基础，两者可能是机体功能病理生理变化的不同医学理论阐述。另一项针对112例哮喘病例的研究显示，非激素依赖性哮喘和感染性哮喘、维吾尔医异常黑胆质型哮喘和中医痰瘀证哮喘具有相似的脑电图特征[37]。本课题组遵循求同解异之思路，比较和梳理中医药、土家族医药防治血管性痴呆的理、法、方药体系，寻找到了由土家医“毒气”学说切入的血管性痴呆特色治疗策略，即“V毒内生，脑筋不用”病机[38]与“理阴化毒”治则（表2，3）。“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互鉴”或可成为探寻民族医药理论与现代疾病认识的契合，在民族医药理论指导下进行民族药科学研究的主要依据[39]。
2.2 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
中药、民族药都源于自然界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或其加工品，它们的发现依赖于人类先天本能和后天生产生活中获得[41]。每一种药物都体现了一种医学标准，这些不同传统医学中的标准有可能无法直接比较[24]，但药物是沟通不同医学体系标准的桥梁。据统计，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蒙汉共用的400多种，共用的150多种，诃子在7个民族地区使用，天门冬有18个民族使用等[11]。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各少数民族医药之间“药材品种互有交叉”的历史和现实格局，为民族医药的现代研究预留了充裕的发展空间。
2.2.1 药性理论――互融的传统理论基础 中药、民族药融合了不同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用药理论与经验，或因医药理论的成型而迈向成熟[41]，或仅是承载治疗疾病原始功效的天然药物。对民族药功效及其理论经验的描述不仅受限于跨民族之间的语言表述差异，也存在与现代医学术语兼容性差的现象，有些传统医药术语甚至是一系列想象的隐喻。而这些诸多差异中，药性或是其共有基础。药性是对传统药物属性的高度概括。据统计，我国藏、蒙、维吾尔、傣、土家、畲、基诺、回、朝、瑶、苗、黎等民族医药理论体系中，皆含有对药性即药物属性的认识。在不同传统医药的理论中，即使基源相同的药物也可能有不同的药性表征内容，但“寒热”和“味”药性在中药、民族药中具有通识性，只是在要素组成数量、内容及与功效的表征联系（性效关系）上略有差异[42]。药性理论是“药”“理”结合、沟通医理与用药实践的桥梁，不仅有助于对民族医药理论本源的追溯，了解民族药组方规律与原则[43]，其“寒热”和“味”药性也可作为理解不同民族在识药、制药、用药上相似与互融的参考依据。
2.2.2 组效关系――互融的现代认识基础 药物的功效由其所含主要活性成分的整体作用所致。动植物具有环境胁迫适应性能力，导致任何一种植物来源的药物都含有上千种化学成分，且部分结构类型常固定并存，化学成分的多样性和各成分相互关联使草药成为具有涌现性特征的复杂系统[44]；而药物的化学成分信息与其传统功效之间具有关联性，可用于推断药物的疗效并了解其药效潜力[45]。例如对维吾尔药阿里红Fomes officinalis （Vill. Ex Fr.） Ames中三萜酸类成分的分离与活性评价发现，阿里红的“祛风除湿”功效与三萜酸类成分抗炎活性及丙二酸半酯结构之间具有潜在关联性[46]；Bao Yanfang等[47]比较了青藏高原40种寒性和热性藏药材的抗氧化活性发现，寒性藏药比热性藏药表现出更高的抗氧化活性，且其抗氧化活性与药材中的总酚类成分含量呈线性关系，而黄酮类成分只与热性藏药的抗氧化活性有关。这些发现为研究民族医药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不同语言、术语表述的民族药功效及临床应用可因相近的化学成分结构和组合信息而以相似的药理作用描述出来，这就使不同的传统医学体系具备了交流、融合的物质基础。
2.2.3 以药为线――互融的方法学基础 “以药为线”也是我国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乃至跨境传统医药实现资源整合、和合共赢的有效途径。历史上，《新修本草》（唐・苏敬）、《本草拾遗》（唐・陈藏器）、《海药本草》（唐・李）、《本草经集注》（南北朝梁代・陶弘景）、《滇南本草》（明・兰茂）等著作反映了中医药借鉴、吸纳其他传统医药知识和药材品种并将其中医药化和本土化的伟大实践，至《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收录被中医药使用的外来药物已达200余种[4850]；民族医药亦吸纳并使用了很多中药品种。据此，“以药为线”或能较好地应用于民族药小复方的优化升级研究，即以跨医学体系、基源清楚的共用药物为线索，在医理经验相近的成熟医学体系中挖掘有效药物组合，对民族药小复方进行建构优化，在遵循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前提下，将理清配伍关系、合理增减组成、核准配伍剂量，明确临床适应症作为民族药方剂建构优化目标。大致包括：①遵循医药理论经验原则；②原方主药地位不变原则；③基于主药关系的药物增减原则；④主治范围不脱离原方传统功效原则；⑤组方药物之间不冲突（安全性）原则；⑥经济优效原则，即优效前提下的最小组合数和最小用药量。民族医药在实践中积累和形成的大量方剂蕴藏在医药典籍或口承经验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配伍规则，但也存在大量经验组方和随机组方。相较于中医药，民族医药方剂还具有配伍药材品源不清、配伍关系不明、配伍剂量不准和类方体系不健全等现实问题；而民族医药典籍及口承经验在传承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影响了民族药处方组成、剂量、适应症等的真实性，民族药方剂组方优化面临很多现实的挑战和束缚。因此，“以药为线”即以跨医学体系共有药物为切入点，充分吸纳我国传统医药领域的有益经验，把握中医药、民族医药医理和用药的融合点，或是当前解决民族医药研究现实困难、促进中医药、民族医药协同发展的可行方法。
2.3 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
我国民族药资源丰富，具有资源物种地域化明显、物种数量及蕴藏量各有特色、药材主要来自野生采集、资源利用差异性显著等特点[51]。民族药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横断山脉高山峡谷、西部荒漠、北部草原及云（滇）、黔、桂、海南及东北边缘的山地，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植物区系成分，药物资源丰富；在中医药或民族医药中，同种药物的功效及临床应用可能不同，或基源相同但药用部位不同，也由此导致了一药多源、一药多名、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等名实混乱现象。如藏药“蒂达”由藏语音译而来，还有“松蒂”、“桑蒂”、“俄蒂”、“蒂达加布”、“森木吉蒂”、“赛蒂”等名称，基原涉及印度獐牙菜Swertia chirayita （Roxb.ex Flemi） Karsten、川西獐牙菜S. mussotii Franch、爪瓣虎耳草Saxifraga unguiculata Engl.等7个属的60余个品种[52]。
植物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形成了或远或近的亲缘关系，不仅形态上相似，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也有一定的相似性。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成分多属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近缘物种的生物活性和功效具有相似性，而具有相似功效的药用植物也具有相近的亲缘关系，这一规律被称为药用植物亲缘学[53]。如，赖新梅等[54]研究发现《中华本草》部分亲缘关系植物药在功效分布上具有亲缘倾向；李F辉等[55]也发现亲缘植物类蒙药的药性、药理活性之间具有相关性。孟珍贵等[56]以《中国民族药志》收载药物为数据来源，通过计算11种民族医药的距离得出藏药、维药、蒙药构成一支，且与其他医学体系关系较远；白族医药和纳西医药聚成一类，彝药、傣药、拉祜族药聚为一类；而苗药、瑶药、壮药又聚为一类；经计算所得的民族药亲缘关系与这些民族使用语言的亲缘关系接近。
显然，利用植物药品种的亲缘关系，不仅能快速预测研究草药的主要化学成分及在药理活性，还有助于寻找可能的替代药。肖培根院士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藏药“Tangchom Gaabo”（原植物为马尿泡Przewalskia tangutica的根）研究时，考虑其亲缘相近的种类均含有莨菪类生物碱而开展针对性化学分析，为莨菪类生物碱增加了1个新资源[57]。同样，“藏茵陈”为多药源藏药品种，马俊蓉等[58]通过比较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抱茎獐牙菜、红直獐牙菜等品种的亲缘关系，发现川西獐牙菜、紫红獐牙菜亲缘关系较近，可作为藏茵陈药用品种。管志斌等[59]分析傣药“傣百解”原植物等9种云南产牛奶菜属植物物种间亲缘关系，ISSR结果支持傣百解Marsdenia auricularis sp.为牛奶菜属植物，且和通光散M. tenacissima有亲缘关系，两者有相似化学成分组成。
3 强调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新药创制技术体系
“医药理论互受影响、药材品种互有交叉、使用互有补充”彰显了包括中医药、民族医药、民间医药在内的我国传统医药体系的整体与个性之美，把古老的“互鉴互融”智慧传延至现今的民族医药科学研究中，将最大程度尊重和继承我国传统医药的原创思维。民族医药理论和用药经验在其历史实践中保留了大量合理内核，如何挖掘与发现，平衡继承与创新关系[31]，是民族医药现代研究的艰巨挑战。基于对我国传统医药“互鉴互融”认识，在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将“求同解异，探求不同医学体系的互鉴”、“以药为线，寻找不同医药体系的互融”、“品种亲缘，发掘不同医药体系的多样药源”用于民族药创制与新药发现；在基于民族药的新药创制技术链上，将其划分为“民族药（复方）发现与评价”、“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组方/组分优化”3个关键环节，以民族医药理论经验为指导，挖掘特色民族药（复方）并进行系统性评价，网络药理学、计算化学、In Silico等干法实验技术为民族药多靶点、多途径药理效应提供可量化数据，已成为民族药新药发现与药效评价的新思路与新方法[60]；“活性成分预测与辨识”环节重点在阐明民族药药效物质基础，并用其化学成分表征民族药质量与有效部位[6162]；“组方/组分优化”环节以成药性为目标，在明确其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民族药组方/组分优化改造，完成民族药（复方）的临床前研究。在上述各环节中，是否阐述清楚民族药的药效物质基础、作用机制及其所蕴含的理论或经验特征可作为民族药新药研究的关键标准。
我国少数民族在生存与繁衍的漫长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医药文化，其形成轨迹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不断地相互借鉴与融合。在当前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生命科学共荣发展的环境下，如何开展民族药的现代研究，应该采取哪些策略与方法是新时期民族医药实践的重要议题。本文在总结我国民族医药科研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互鉴互融”理念，形成了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一些策略、方法思考，并初步提出强调民族医药理论经验特征的民族药创制技术体系构想，希冀其能对民族医药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本文对民族药现代研究的方法学探讨仍需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和完善。我国民族医药“千头万绪”又“异彩纷呈”，本文也仅是“引玉之砖”，仍需更多的方法探索与实践。
[致谢]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封亮副研究员、新疆医科大学米仁沙・牙库甫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何春年副研究员、青海大学仁青东主副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孟宪丽教授等在文章写作中给予的指导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李志勇，李彦文，崔箭.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发展简史[J]. 医学与哲学， 2011，32（7）：78.
[2] Hong Liya， Guo Zhiyong， Huang Kunhui， et al. Ethnobotanical study on medicinal plants used by Maonan people in China[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5，11（32）：1.
[3] 海波，刘天君. 民族医药的内涵与分类探讨[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1， 17（4）：71.
[4] 奇玲，罗达尚.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药大系[M].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
[5] 洪宗国. 中国民族医药系统化分析与分类研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30（2）：43.
[6] 李志勇，李彦文，朴香兰，等. 论中药与民族药的关系[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12， 34（1）：26.
[7] 朱根华，熊耀坤，钟国跃. 少数民族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改革策略研究――以蒙、藏、维民族医药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8）：147.
[8] 贾敏如，张艺，严铸云，等. 中国民族药的品种和使用现状[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7）：1546.
[9]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划财务司. 2015年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R]. 2016：23.
[10] 郑健，过立农，昝珂，等. 九省区民族药质量标准现状调研综合报告[J]. 中国药事， 2015， 29（12）：1223.
[11] 韩立炜.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谈民族医药基础研究的特色与创新[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7）：3379.
[12] 李禾，马超一. 从文献分析角度看我国民族药的发展现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0）：1941.
[13] 张伯礼，陈传宏. 中药现代化二十年1996―2015[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14] 李维宇，李敬，杨建熔. 我国民族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探析[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 25（3）：195.
[15] 杨洋，张艺，黄宇，等. 民族药质量标准研究现状及思考[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7）：2878.
[16] 何雁，刘勇，罗晓健，等. 我国民族药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J]. 中草药， 2006， 37（12）：1915.
[17] Halmurat Upur1，Yin Chen， Mayila Kamilijiang，et al. Identification of plasma protein markers common t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ur and Abnormal Savda in Uighur medicine： a prospective clinical study[J]. BMC Complem Altern Med， 2015， 15（9）：1.
[18] Zhang Chuang， Virasakdi Chongsuvivatwong， Niwat Keawpradub， et al. Analysis of prescription database extracted from standard textbooks of traditional Dai medicine[J]. J Ethnobiol Ethnomed， 2012， 8（34）：1.
[19] 李岑，王东平，多杰，等. 藏药佐太安全性研究及其复方当佐的临床安全观察初探[J]. 中国中药杂志， 2014， 39（13）：2573.
[20] 何江，王宏，张论理，等. 维吾尔药复方的研究现状及其建议[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 42（7）：1220.
[21] 罗莉，宋民宪. 民族药成方制剂标准中存在的问题[J]. 中药与临床， 2015，6（2）：98.
[22] 孙东东，程海波，洪净. 民族医药传承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28（2）：447.
[23] Shafiq Ur Rahman， Achyut Adhikari， Muhammad Ismail， et al. Beneficial effects of Trillium govanianum Rhizomes in pain and inflammation[J]. Molecules， 2016， 21（1095）：1.
[24] Ruiping Fan， Lan Holliday. Which medicine？ Whose standard？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medic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J Med Ethics， 2007，33（8）：454.
[25] 叶华，刘树林，翟永松，等. 谈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J]. 中国中药杂志，2014，39（16）：3176.
[26] Choi J G， Eom S M， Kim S H， et al.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herbdrug interaction： a focus on pharmacodynamic interaction[J]. J Altern Complem Med， 2015，22（4）：262279.
[27] Yea S J， Seong B S， Jang Y， et al. A data mining approach to selecting herbs with similar efficacy： targeted selection methods based on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J]. J Ethnopharmacol， 2016，182： 27.
[28] 许志仁.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许志仁在 2014 中国民族医药大会上的主题报告[J]. 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4，12：11.
[29] 梁琼麟，罗国安，邹健强，等. 中药复方新药创制及技术支撑体系[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8，10（3）：1.
[30] 周文斌，林力，李志勇，等. 土家药天珠散防治血管性痴呆的有效成分与作用机制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668.
[31] Raja Ikram R R， Abd Ghani M K，Abdullah N. An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health Informatics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a review of four traditional medicine systems[J]. Int J Med Inf，2015，84（11）：988.
[32] Elaine Yu， Hakima Amri. China′s other medical systems： recognizing Uyghur， Tibetan， and Mongolian traditional medicines[J]. Glob Adv Health Med，2016，5（1）：79 .
[33] Zhu Zhaoyun， Wang Ting， Fu Dehuan， et 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ethnomedicines： an overview of ethnomedicines in China[J]. Front Med， 2016， 10（2）： 166.
[34] 李志勇，李彦文，张，等. 神经免疫内分泌网络学说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19（4）：68.
[35] Li Shao. Network systems underl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and herb formula[J]. Curr Bioinform， 2009，4：188.
[36] 徐卫方，哈木拉提・吾甫尔，阿不都热依木・玉素甫. 异常黑胆质与肾虚痰瘀的关系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5，28（4）：300.
[37] Igor Gogol，哈木拉提・吾甫尔，努尔买买提・艾买提，等. 基于中维西理论的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3，36（3）：297.
[38] 李志勇，赵晖，裴凌鹏，等. 血管性痴呆“V毒内生”病机初探[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94.
[39] 李志勇，李彦文，庞宗然，等. 民族药特色与研究[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27（5）：17.
[40]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 [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41] 骆和生. 中药起源探讨[J].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14（1）：15.
[42] 李志勇，杨永强，李林森，等. 民族药药性理论的规范化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12）：2356.
[43] 任小巧，王明强，毛萌，等. 基于藏药药性理论的藏药方剂组方规律探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16，18（5）：894.
[44] 柴兴云. 试论中药涌现性特征[J]. 中国中药杂志，2015，40（13）：2480.
[45] Thomas M Ehrman， David J Barlow， Peter J Hylands. Phytochemical informa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rapeutic relevance[J]. J Chem Inf Model，2007，47：2316.
[46] 韩建欣，袁涛. 维药阿里红中2个新三萜酸成分[J]. 中国中药杂志， 2017，42（7）：1225.
[47] Bao Yanfang， Li Jiyu， Zheng Lifang， et al. Antioxidant activities of coldnature Tibetan herbs are signifcantly greater than hotnature one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vels of total phenolic components[J]. Chin J Nat Med， 2015，13（8）：609.
[48]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先秦至隋唐五代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1）：25.
[49] 金素安，郭忻. 外来药物传入史略――宋金元明清时期[J]. 中医药文化，2011（2）：23.
[50] 吴孟华，赵中振，曹晖. 唐宋外来药物的输入与中药化[J]. 中国中药杂志，2016，41（21）：4076.
[51] 钟国跃，王昌华，赵纪峰，等. 民族药资源研究思路与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5.
[52] 文检，张艺，刘川，等. 藏药“蒂达”的基原、药性及功效的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2016， 41（4）：609.
[53] 陈四保，彭勇，陈士林，等. 药用植物亲缘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5，7（6）：98.
[54] 赖新梅，杨雪梅，陈梅妹，等. 基于植物亲缘关系的中药功效频数统计分析[J]. 情报探索，2014（2）：18.
[55] 宋晓玲，李F辉，靳敏，等. 植物亲缘关系与蒙药性味相关性研究[J]. 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1）：110.
[56] 孟珍贵，杨永平. 几种民族医药的亲缘关系初探――兼论数值分类软件NTSYS的使用[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07，89（6）：347.
[57] 郝大程，肖培根. 药用植物亲缘学导论[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58] 马俊蓉，李子信，温红艳，等. “藏茵陈”的基原植物和药用亲缘学[J]. 广西植物，2009，29（4）： 552.
[59] 管志斌，张丽霞，宋美芳，等. ISSR标记研究云南产牛奶菜属几种药用植物的亲缘关系[J]. 中国中药杂志， 2012，37（11）：1550.
[60] 魏志成， 童东， 杨娟，等.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沙棘总黄酮治疗心肌缺血的作用机制研究 [J]. 中国中药杂志，2017， 42（7）：1238.
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2
【关键词】生物技术专业 医学院校 课程体系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05C-0071-02
近些年，随着科技的进步，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生物技术在各领域展现出了无限潜力，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被世界各国确定为21世纪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新型产业。现代生物技术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融合，逐步形成了农业生物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和工业生物技术三个应用领域，其中医药生物技术领域由于和人类的生命安全关系密切，成为现代生物技术中最实用、最具发展势头的领域之一。
一、生物技术专业人才需求及各院校招生情况
随着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以及新的理论技术不断涌现，具有扎实理论基础、较强探索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药生物技术人才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生物技术相关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有增无减，尤其是医药行业生物技术人才需求快速增长。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对生物技术人才的需求，教育部于1998年正式将生物技术专业列入理学本科专业目录，主要培养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之后，很多院校都相继开设生物技术专业，中国前300名大学中，具有生物技术专业的大学占到了33.7%。通过对生物技术专业在这300所大学不同类别的分布分析可以发现，生物技术专业在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和师范类高校中设置的频率较高，分别占相应各类高校总数的70.6%、70.8%、82.6%、97.3%。而我们通过前期统计，全国90所医学本科院校，开设生物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仅有28所，占31.1%，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医药行业生物技术人才的供给远远小于社会需求。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与普通院校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有所不同，其特点体现在医学知识和药学知识与生物技术的深度交叉融合，因此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开设的课程也要反映相应的医药特色。但是，由于生物技术专业在国内相关院校的开设主要集中在综合类、理工类、农林类和师范类高校，在医学院校开设的相对较少，必然会导致教学模式和内容偏向于工业生物技术和农业生物技术的教学。体现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就是医药生物技术人才的相对缺乏。面对大好形势，高等医学院校作为医药生物技术人才培养的主体，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建设，以培养与行业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关系到专业兴衰成败的关键课题。
目前，医药生物技术的教学模式还存在一些缺陷，针对性的医药生物技术人才培养机制尚属于探索阶段。如果照搬其他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就会导致学生能力的同质化严重，不能很好的与医药行业的职业岗位需求相吻合，学生的核心竞争力不足，从而造成就业困难。所以，迫切需要建设适合医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课程体系及人才培养方案。另外，生物技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是夯实理论知识和培养科研思维必备的手段。因此，在教学体系设计及教学过程中必须重视实践教学，这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各高校生物技术专业开设课程分析
统计了全国21所高校生物技术专业所开设课程，其中包括4所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统计分析结果如下：
（一）各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开设情况
从总体来看，各学校课程开设率较高的课程有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所统计所有学校均开设有以上三门课程；其次，开出率较高的课程有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生物信息学、免疫学等，下图为所统计各学校开出率前21位的课程。
（二）医学与非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开设情况对比
与非医学院校相比，医科学校生物技术专业中，各学校课程开设率较高的课程同样有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统计的所有学校均开设有以上三门课程；除此之外，医学类学校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生物信息学、免疫学、生物技术综合性实验、生理学、人体解剖学、药理学、蛋白质工程等几门课程开出率高。下图为综合所统计各医科与非医科学校课程开出率前20位的对比图。从图上可以看出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基因工程、医学统计学等开出率两类学校均较高，但是临床医学概论、病理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医学相关课程，非医学院校均开设较少或未开设。
三、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思路
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注意医学基础知识与生物技术学科各课程间的交叉和渗透。所以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上就应该与其他院校有所区别，具有自己的特色。除了生物技术专业必开的基础课程及专业技术课程之外，具有医学特色的相关课程也应该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中，可以使学生将医药基础知识更好地应用于医学生物技术的实际工作中，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适应医药生物技术行业。因此，通过对其他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的学习以及近几年的教学实践探索，总结了一些本校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
（一）合理选择授课科目，突出医学院校优势
目标是培养出适合我国现阶段实际需求，具备扎实医药生物技术理论基础，熟练掌握各项实验技能，能在医药、检验、食品等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和行政管理部门从事与生物技术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服务等工作，以及在科研、营销、第三方检验等领域从事研究助理、产品销售、检测试剂盒的设计开发与使用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因此，我们的学生除了学习一般生物技术专业必须学习的理论知识，还要补充如临床医学概论、病理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医学遗传学、医学统计学等与医药生物技术相关的医学类专业课，从而进一步提升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调整实践教学模式，开设专业综合实训
生物技术专业涉及到的五大工程技术之间彼此交叉渗透，互为基础。因此，生物技术实验课程的设置必须打破传统上每门课程单独设立实验的传统，将本专业主干课程实验根据内在联系进行整合，单独成课，设立一些综合性实验、实训，而非简单的课程实验。综合性实验要求学生具备一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一般在第三到第四学年开展。另外，综合性实验内容的设置还要能反映多门课程的综合知识，最终达到对学生实验技能和方案进行综合训练的目的。例如，我校开设了生物技术综合实训，该实训共安排8周时间，分两学期上完，每学期安排4周时间，中间不再穿插理论课学习，给予学生充分的实践机会。该综合实训涉及基因工程各个方面，以蛋白药物开发作为主线，包括蛋白药物的克隆、表达、检验、纯化、药物活性的检测等一系列医药生物技术操作环节。该实践环节与真正蛋白药物的研发生产相一致，使学生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充分结合，与社会、行业接轨。另外，根据专业生物技术专业医药特色，开设病理检验、实验动物学、抗体制备、临床分子诊断、动物细胞培养等实验，这些实验除了培养学生基础生物技术技能之外，加入医学相关内容，使学生掌握交叉学科知识及技能，更适应社会对医药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培养出的学生更适于快速发展的医药生物技术行业。
（三）根据市场需求，合理整合教学内容
在生物技术专业课程的教学中发现许多知识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出现，造成教学资源的浪费。另外通过对学生实习企业的调查，我们发现企业最需要那些实践能力强、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毕业生，而我们的某些授课内容缺乏纵深性，对知识点的讲解并不系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教学内容的整合，减少理论教学时间，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比重，同时注重了某些理论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学生快速系统地建立知识体系。例如在“分子诊断学”授课中，增加遗传病的介绍，如常见遗传病的临床特征、分子诊断手段以及基因治疗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授课内容中加入临床诊断试剂盒的研发、临床生物技术检测及基因诊断和基因治疗方法等内容，以培养具有良好医学基础的生物技术专业人才，适应社会并服务于社会。
生物技术尤其是医药生物技术方向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可以说改变了现代医学的发展，但是对于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目前对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通过思考后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探索，能够培养出与社会及行业、企业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郭弘艺，张旭光，邵露等.生物技术专业现状浅析[J].中国校外教育，2014（12）
[2]刘瑞珍，张兰凤，邱启祥.医学院校生物技术专业解剖学教学探究[J].四川解剖学杂志，2014，22（2）
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3
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研究报告显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存在的问题
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4
中图分类号：R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01-0008-03
藏医药学是藏族人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与疾病斗争的经验，以其系统的理论和独特的临床疗效及用药特色，为本民族的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随着人们医疗观念的转变，藏医药以其来自高原、纯天然，及天文历算与医学结合等独特的诊疗技术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笔者拟对藏医药临床研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作一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1 研究现状
目前，藏医药在医疗、教育、科研、产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政治局势稳定中越来越发挥出自身独特和应有的作用。一个以藏医医疗机构为主体、藏医药教育和科研为基础、藏药产业为依托的藏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并辐射到国内许多省份和地区，影响波及海外。
1.1 临床疗效显著提高
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民族医药科技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显示，“十一五”规划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及各藏区大力推进藏区藏医药工作，藏医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形成，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区藏医院也加大了专病专科建设力度，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设立专病专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治区藏医院心脑血管专科、山南地区藏医院外治科、林芝地区藏医院心脑血管科和昌都地区藏医院肝病科等多个专科已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据县以上藏医院有关统计表明，藏医治疗以常见病为主，其中对乙型肝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骨髓炎、皮肤病、风湿病疗效甚佳，门诊的治愈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愈率则可达85.2%，说明藏医在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症方面临床疗效显著。
1.2 藏医特色疗法得到临床推广应用
藏医具有很多特色医疗技术，如药浴对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均甚满意，深受患者的欢迎；艾灸、火罐、药浴、放血等[1]也很有特色。目前，县级及以上藏医院基本上能够运用藏医艾灸、火罐、药浴、放血和牛角吸等特色和适宜技术，开展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病的诊治。
1.3 藏药制剂特色明显，基本满足临床用药需求
研究报告还显示，部分县级藏医院及藏医科利用本地藏药材能够自制100多种常用藏药制剂，不仅满足本院（科）的临床用药需求，还可满足本辖区内的乡镇及村里的部分藏药需求。
1.4 藏医药临床科研水平得到提高
研究报告显示，自治区藏医院在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胆疾病、风湿疾病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卫生战线上首次获得的最高部级奖励。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由青海金诃藏药集团和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所共同完成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攻关课题――“七十味珍珠丸药效及作用机理研究”成果通过了专家鉴定。传统经典藏药二十五味松石丸是藏医临床治疗各种肝胆疾病，特别是乙型肝炎的必备药品[2]。二十五味珍珠丸也是一种传统的藏药，对多年的中风、偏瘫、脑血栓等心脑血管疾病效果极佳，不但被藏民誉为溶解血栓的“疏通机”，而且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此外，还有很多传统藏成药的药理和应用也得到进一步研究。如仁青常觉、仁青芒觉、二十五味珊瑚丸、坐珠达西、九味牛黄丸、智托洁白丸、藏汴宝补肾丸、七味散、冰片九味散、檀香八味散、诃子十味散、熊胆七味散、石榴八味散等。当前，还有大量药方散落在寺院和民间，既无标准也不规范。很多藏药研究开发机构先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远赴牧区、民间、寺院，搜集挖掘、整理藏药秘方、验方、组方，积极抢救保护传统藏药的民间宝藏，但仍有许多未发现的药方，值得进一步发掘。
2 存在的问题
2.1 临床研究基础薄弱，名词、术语缺乏规范
从现有的文献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藏医药的名词、术语、诊断等缺乏规范，导致沟通、交流的困难和研究结果的公信度较低。
2.2 研究层次和水平偏低
藏医药的疗效显著，凝结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对藏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藏药浴疗法、尿诊法、高原藏药等在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病、皮肤病等方面作用显著，深受群众欢迎。但由于藏医药形成的文化背景、区域环境等的复杂性，藏医药临床研究基础薄弱，藏医药临床研究论文很大一部分属于个案报道或未进行随机对照研究[3-4]；部分设随机对照的文献没有记载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组间基线的情况，即使个别有记载也过于简单，甚至将随机、半随机和随意混淆。多数没有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甚至部分没有诊断标准和疗效评定标准。疗程不规范、缺乏统一性、样本含量小、可控因素差、缺乏正确的统计学方法等问题的存在，常干扰藏医药临床研究的可靠结论，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和提供最佳证据，阻碍了藏医药临床医学治疗性研究水平的提高。
2.3 临床特色技术缺乏规范
藏医特色医疗技术作为藏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藏族人民群众乃至一些特殊人群的欢迎，确实解决了一些难治性疾病，为患者减轻了痛苦、延长了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解决了现代医学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的问题，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火灸、油脂擦涂、放血、金针、药浴、敷缚、藏医熨敷、药蒸等疗法，这些藏医特色核心技术为藏医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其中不少技术由于缺乏规范的操作规程，其推广应用存在困难，极大地限制了藏医药走出藏区，服务海内外。
2.4 现行的临床指导原则有悖藏医药理论特性
目前，藏药尚无基于藏医药理论制定的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只能参考现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来制定藏药成方临床试验方案，而这种做法在藏药研究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矛盾。①藏医在长期的医药实践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药理论体系，在药物认识和用药习惯上与中医药存在很大的差异；②藏药的药性理论及功效主治与中药有许多不同之处，特别是一些药物的独特效用与中医药认识完全不同；③按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设计的研究方案和套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评价藏药临床疗效严重违背了藏医理论体系，也无法完全用所得的试验数据验证藏药临床的治疗作用。没有藏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藏药的发展只能削足适履，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3 藏医药研究方法思考
3.1 指导思想
3.1.1 继承是基础 藏医药是藏族人民几千年防治疾病的结晶，认真继承才能有发展的底蕴。藏医药千百年的发展证明其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基础，藏医药的内容包含一些现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内容，如藏医认为人体内“龙”、“赤巴”、“培根”三大因素在一年四季或者一日24 h的量或盈亏是不同的，即人体内环境是处于动态的，因此，对具体疾病的用药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药物必须在凌晨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中午服用，有些药物必须在傍晚服用，这与近2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时间药效学”、“时间治疗学”等新的学科内涵不谋而合。研究藏医药，首先要继承藏医药的理论和特色，但继承不是唯一目的，在传承藏医药的规律和自身特点的同时不断创新，在解决当前生命科学中的一些问题中，发挥藏医药的作用，从而促进藏医药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入发展。
3.1.2 突破影响藏医药发展的瓶颈 藏医药的特色优势在于藏医药系统的理论、独特的治疗手段、特殊的用药理论、无法替代的药物资源；但同时必须看到，藏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恰恰是藏医药现代化研究中的薄弱和落后之处。这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而支撑藏医药特色和优势的技术标准和评价方法不能被现代医学理解和接受，已成为制约藏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瓶颈，解决这些关键技术问题，才可能在短期内使藏医药有一个跨越式发展。
3.1.3 以藏医药理论为指导进行藏医药研究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藏医学与其他任何传统医学一样面临着极大的考验。如现代诊断和治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西药在许多疾病治疗上取效迅速以及西医外科手术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等令藏医专业人员在很多情况下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如在诊断疾病的方法上，有了西医的检验、影像等定性定量的检验方法后，许多医生屈就西医诊断，藏医本身的脉诊、尿诊等内容慢慢淡化，趋于形式；又如，藏药的研究有些按照中药的研究方法研究，有些按照西药的研究方法研究等，均有使藏医药失去特色优势的危险。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保持和发展藏医药的特色。
3.1.4 多学科融合是实现藏医药发展的重要条件 藏医药是本民族历代祖先长期以来在高原上同各种疾病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以博大的藏族文化为背景，融合了藏族古代哲学、天文历算、生物学和化学等知识，并同藏传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同时吸收其他兄弟民族及外来医学的许多精华，不断地予以补充、提高，进行创造，成为一个完整而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从社会、心理、环境的协调中去探讨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因此，从现代的角度看，藏医学本身包含许多学科的知识，对藏医药只有应用多学科知识、手段、方法进行研究，才有利于揭示藏医药的内涵，促进藏医药的发展。
3.2 藏医药临床研究特点
3.2.1 以藏医基本理论为指导 藏医临床研究离不开藏医学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充分认识、理解藏医学理论体系的自身特点及其防病治病的独特方法，才能扬长避短，更好地开展藏医临床研究工作。
3.2.2 在藏医临床实践中提出并且检验假说 临床研究要在临床实践中完成，不仅如此，藏医临床研究课题的提出和研究思路的设计也大多来源于藏医临床的诊疗实践过程。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藏医临床研究的假说很少是来自动物实验的结论，这一点与西医临床研究有显著的不同。直接的临床研究结论避免了结论外推过程中从动物到人的种属差异，但同时由于研究因素不似实验研究中易于控制而可能增加人为的误差，也由于医学伦理的原因，有些从临床观察中提出的假说无法通过临床研究加以验证。
3.2.3 临床研究操作的复杂性 ①人群选择的复杂性：临床研究诊断标准多建立在疾病诊断和证候判断基础上，疾病诊断多是参照西医的诊断，证候诊断遵照中医诊断，因此给临床研究带来操作上的双重要求；②治疗措施的复杂性：不同于现代医学，藏医治疗多数是复方、多途径给药、结合一些藏医药特色治疗技术，往往是综合性的治疗措施，如内外治法合用、针药并用等才能取得最大治疗效果，单纯的治疗措施很少；③疗效评价的复杂性：治疗效应的综合表现给评价带来困难，单个指标的效应并不突出，评价指标往往是多重的，在多个指标上体现出治疗的持久性弱效应可以说是藏医药的特点，因此，评价终点指标和生存质量被普遍认同；④安全性研究的复杂性：迄今为止，藏医治疗措施仍是以植物、动物、矿物的天然药物为主，在藏医理论指导下，考虑药物的炮制使毒副作用降到最低，因此，安全性评价重点应该针对引起安全性问题进行。但目前临床研究的安全性评价要求与西药的评价相同，而由于藏药组成的复杂性，给藏医药安全性评价带来困扰。
3.2.4 质量控制观念的薄弱性 藏医药发展历史受文化、自然、传承等习惯的影响，有设计的研究意识比较淡薄，研究中的质量控制意识更加薄弱。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如何遵循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和伦理原则，怎样建立一整套操作规范好像只是医院药理基地的事情，临床医生很少关注。这种现实与目前重视临床研究和开展大规模多中心临床研究需求的形势不符合。所以，在藏医药临床研究任务迫切，经费和项目支持较多，临床研究人员的研究素质和水平偏低、不足以应对研究的需要的情况下，加大培训力度、强化研究水平、短时间内培养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成为当务之急。
3.3 临床研究的任务
由于藏医学特殊的文化背景、生存条件等，其所包涵的内容可能更为广泛，因而藏医临床研究所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这其中既包括对过去藏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科学评价，也包括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和发展藏医药有关疾病防治体系的问题。本着“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藏医临床研究。根据藏医药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藏医药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诊断方法、手段客观化的研究为基础，在藏医药治疗重大疾病、疑难杂症、传染病治疗方案，治疗方法、疗效及评价方法研究，藏医药方药有效性、安全性评价的临床研究，藏医药方药临床应用规律的研究，藏医药养生、保健理论的临床研究等方面开展藏医药临床研究工作。
总之，藏医临床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藏医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学，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藏医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和措施，发展藏医药，为防治疾病、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建立现代化的保健和疾病防治体系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角加才仁.论藏医放血疗法对高脂血症的治疗[J].中国藏学，2010，16（4）：150-154.
[2] 孙学华，陈静，李晓红.藏医药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临床及实验研究[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2，8（2）：17-19.
[3] 尕日毛.藏药真吾素交治疗风湿性关节炎220例[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8，14（1）：13-14.
[4] 杨全富，四郎卓玛.藏药珍珠七十味配合针灸治疗中风的临床经验[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5，11（1）：4.
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5
刘，男，1952年3月出生，1969年12月参加工作，中专文化，中共正式党员，现任县计划生养服务站主管中药师。
个人自1993年1月被聘任为主管中药师以来，牢牢围绕计划生养工作重点，认真学习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养法》、《计划生养技术治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有关医药法规，不断加强自身医德修养，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广大育龄群众服务为宗旨，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尽心尽责，对技术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努力进步业务技术水平，圆满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自任职以来，始终坚持工作质量第一，服务质量第一。工作中，严格按照《药品治理法》的规定，加强对药品质量的控制把关，严防假、冒、伪、劣药品进进临床。同时，做好毒、麻、剧等特殊药品的治理，确保临床用药安全有效，防止舞避现象的发生;积极协助领导指定和完善单位药品治理制度、先后指定了《药品质量治理制度》、《药品保管制度》、《药品发放工作制度》等治理制度，使单位的药品治理趋于制度化、规范化，避免了违规操纵和差错事故的发生;工作学术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较多的工作经验，进步了自己的业务技能，较好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以医药法规为准则，时刻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果断纠正和杜尽医药行业中的不正之风，使本人的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达到了主管药师的水平。工作中，明确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与任务指标，认真做好缺药登记、效期登记，认真对待处方的审核、化价、调配、发放工作，严格遵守处方调配制度，认真按照“三查七对”处方审查制度，严格操纵，发现处方中存在的配伍禁忌、剂量、规格等方面的差错，能及时与医生联系，正确调配，认真复核，近五年来，发放药品32300张处方，未出现任何差错事故，为群众提供了快捷、正确、优良的药学服务。同时，积极主动地向服务对象宣传计划生养、避孕节育和生殖保键知识，协助医生做好计划生养技术指导、咨询以及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工作中，严格执行“品”、“医疗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治理办法以及特殊治理的有关发规。熟练把握药品的微机化治理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药品的财务治理的正确性，做到微机化价，操纵熟练、迅速，尽可能减少病人化价等候时间，对发放到病人手中的药品，能主动向病人讲解有关用药的常识与留意事项，尤其对孕产妇用药留意事项作耐心解答，使病人在服药时良好地遵守医嘱。积极参加本专业的各项活动，加强药学基础理论知识学习，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了解和把握药学界的学术新动向，熟练把握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操纵技能，利用药学专业知识指导临床公道用药。
随着医药改革的不断深进，药学事业的迅速发展，药师职能的转变，积极参加临床药学药物咨询和新制剂、新剂型的研究工作，不断吸收应用国内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了解和把握药品的新动向，及时向临床提供有价值的药物信息资料，并与有关临床医护职员共同探讨最佳治疗方案，促进公道用药，同时开展新药咨询和药物监测工作，建立不论不良反应报告制度，使临床用药更科学、更公道，以适应计划生养工作的需要;在学术方面，能够虚心向老同道请教，吸取他人之长。丰富个人知识，同时加强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先后自学了《药学》、《药理学》、《中药学》等医学专著及文献，做读书笔记近30万字。每年还订阅一定数目的医学刊物如《中国药学杂志》、《中国医院药学杂志》、《中国药房》等，及时了解和把握药学新进展、新动向，积极探索新理论，研究新方法。近几年来，利用中医药理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先兆流产65例，取得了满足医疗效果。能力钻研、刻苦学习不断进步药品新知识水平，留意加强医药信息沟通。任职以来，先后有近十篇论文在省、市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其中3篇分别在《中华新医学》、《宜春学院学报》、《中华临床新医学》上发表;199年9月参加了省中医学院药剂专业学习，通过一年半的刻苦学习，取得了大专专业证书，从而使工作和理论有了系统性的进步。任职以来，积极培养指导下级职员开展专业技术工作，自1996年以来，长期担任大、中专实习生进修生及乡镇计生服务站职员的临床实习带教工作，先后在县乡组织的业务培训班上担负《药学》、《药理学》授课任务，为全县计生系统培养了近百名合格的业务技术职员，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在领导和同道们的大力支持热情关怀下，经过个人的积极努力，先后于年三次被县评为先进工作者。年9月，受计生局指派到镇计划生养服务站帮助指导工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对站内业务职员进行了系统的业务培训，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各项治理制度，使治理更加科学，各项工作上了新台阶，在年度评选中名列前茅。本资料权属文秘资源网，放上鼠标按照提示查看文秘写作网更多资料通过近几年的刻苦努力，个人在专业技术等方面已具备副主任药师资格，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更加刻苦学习，创新开展工作，力争把专业技术水平再进步，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医药生物技术论文范文6
我们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让中医学与现代生命科学技术相结合,这样就能为中医学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与契机。本文将从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出发,提出对中医学发展的新的见解,并对这一见解在中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做出相应的探讨。
2中医学发展中生命科学技术的分析思路
通过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会发现,生命科学技术能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他们之间已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并且生命科学技术成了中医学发展的推动力。即使是这样,我国中医学的发展也要遭遇一个瓶颈期,因为很长时间以来,阻碍中医学发展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保证我国中医学的发展,我们必须在生命科学技术上找到一个发展的突破口。这个突破口是我们发展中医学的关键,那么这个突破口包含几个方面的意思呢？我认为其一是,中医中症状的科学解释。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精髓之所在。而所谓的辨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所收集的症状和体征,通过中医学的思维,以辨明疾病的原因。诊治的时候,我们要着眼于症状。因此,中医学的症状理论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所以中医症状理论研究作为中医学发展现代化的突破口是理所当然的。其二是,药剂作用机理的研究。药方和药剂是中医用于临床防治疾病的形式和手段,药房和药剂本质就是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揭示他隐藏的科学内涵,我们可以要对症状进行规范化的研究,并把对它的描述由定性变成定量。为了能做到这些,我们可以围绕中医学上望、闻、问、切的手段和方法所能获得的资料,建立一个可以定量检验的数学模型,为症状的科学内涵的研究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确定生命科学技术的分析思路是把症状作为机体的一种异常功能状态,不应该奢望在解剖学上找到相对应的组织、器官,而应该在基因组、蛋白质组、细胞组等上寻找其具体的功能网络。而且我们还要在阐释具体功能网络时,不仅要有反映患者症状和体征的研究,而且还要有反映患者心理状态与遗传背影的相关信息。做到这些基本上就能全方位阐释症状的本质。
3中医学发展中生命科学技术的实施策略
通过上述我们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基本上就能得出中医学现代化的实施策略。第一,我们要找出和完善一个能快速而高效的提取和分离中草药里化学成分的方法和思路。比如,我们可以利用LC-MS、GC-MS等技术来建立一个中药成分的代谢产物组,来科学地解释中医中中药复方药效的物质基础,为日后的中医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第二,我们还要找到和完善一个能够适合中医药物的筛选方法。现实中由于中草药的成分比较复杂,并且是它里面的多种成分发挥药效,所以,用对西药筛选的方法难以完成对中药的筛选。我们需要从生命科学技术出发,找出一个从细胞、器官及整体水平上进行药物筛选的方法。
4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