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1
老子和庄子都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很有智慧，就连孔子也曾向他请教。老子和庄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
老子的人生智慧便是弱者生存，钢亡而弱存。老子提倡做人要柔一点，弱一点，低调一点，遇事要懂得以柔克刚。这让我想起了张三丰的太极拳，据说当时张三丰正在树林中练功，看到一只蛇和一只乌龟正在恶斗，便静静的站在一旁仔细的观察起来。蛇的动作迅速而凌厉，乌龟的动作缓慢而精准，神奇的化解了蛇的进攻，最后居然一口咬住蛇头，赢得了这场恶斗，伫立在一旁观看的张三丰被这出奇制胜，以柔克刚的招式给震撼了，之后由此悟出了“太极”的概念，以柔克刚，独步天下，傲视群雄。这和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太极拳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老子思想的精华，以静制动，以柔克刚。
老子曾问他的弟子们，天下最弱的是什么？弟子们答，是水。老子又问，那天下最战无不胜的是什么？弟子们的回答五花八门。此时，老子悠然答曰，水能灭火，水滴石穿，则天下至柔即为天下至钢，柔能克刚，弱能胜强，无为则无不为。
我不禁愕然，这高深莫测的语言中包含着人世间最真挚的道理，旋即，我恍然大悟。有时候，退让并不是懦弱，这恰恰是一种人生智慧。
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2
【关键词】讲坛类节目 审美疲劳深度娱乐 传统文化
最近几年,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讲坛类节目渐渐红火起来,主持人火起来了,与之相关的图书也火起来了,而与此同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而日前,《百家讲坛》开始从“热”慢慢变“冷”了。
一、《百家讲坛》的冷思考
《百家讲坛》还能红火多久,是理论界讨论较为集中的一个话题。在其火热的背后,很多学者报以冷静的思考,认为讲坛类节目有着显而易见的软肋:
1、节目题材的单一
“百家”,只不过是传统文化领域内不同学派和主张的百家,而并非节目刚开播时,天文、地理、人文、社科几乎“无所不至”的学科百家。现在讲的多是历史事件、王朝更替、宫廷秘事等。偶尔也讲讲《论语》《红楼梦》等文学,但都还仅限于名篇大作。正如胡智锋教授所说的:“节目选题往往是单一性的,而栏目则常常需要通过批量的选题来保证正常的运行。特别是播出密度较高的日版节目,往往需要采用有主题、成系列的选题方式。”⑴
2、优秀主讲人的缺乏
讲坛类节目中,主讲人对于节目的收视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受观众喜爱的主讲人可能已经让节目成功了一半。2008年,当时《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承认:“在经过了三年的火爆之后,《百家讲坛》的确遇到了一些瓶颈,症结是让人过目难忘的主讲人的匮乏。”“我们今年的重点就是发现新的主讲人,寻找的过程将相当艰难,我们目前已经派人到各高校去寻找,但现在还没有令人兴奋的消息。”⑵这充分说明了主讲人对节目的重要性,也是《百家讲坛》目前所遇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3、观众越来越注重节目所传达的知识
这是《百家讲坛》无法回避的问题。08年的春节期间,于丹再上《百家讲坛》感悟《论语》,讲座的第一讲“孝敬之道”就遭网友挑刺。《当〈论语〉遭遇于丹》的作者马千里在网上发帖指出,于丹的《论语》感悟从开场白起就有错,每讲一分钟就有一处硬伤。⑶观众已不再满足于节目的新奇的形式,而开始关注节目能给他们传达什么样的知识,这是《百家讲坛》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4、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一开始,观众对于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一家之言”会觉得很新鲜,很独特,节目推出之初,观众的品位还停留在新鲜和猎奇的层次,只是觉得节目讲的那些事,那些野史很吸引人,但久而久之,观众越来越注重节目所传达的知识。节目的内容没有创新,节目的形态没有变化,节目的主讲人缺乏新面孔,势必会造成观众的审美疲劳。
正是因为《百家讲坛》有着这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很多学者对电视“学术论坛”热进行了冷思考,认为“电视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由浅俗向深刻的转变”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电视文化的本质是大众文化,所谓高雅文化也只是大众化的高雅文化,仍然有它的缺陷。从媒介史角度而言,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传播,主要是在印刷媒介阶段发生和完成的。当社会由印刷媒介急剧向功能更为强大的电子媒介转型时,知识的生产、传播必然被强制纳入电子媒介节目生产的程序之中。面对这种转向,学者们首先思考的不是向受众传播什么样的内容,而是如何使自己的表达更适应电子媒介传播的特点。这样一来,学者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电视媒介的一种工具性符号。电视学术文化同样也成为缺乏营养的快餐,它所起的思想启蒙意义也因此大打折扣。⑷
二、《百家讲坛》到底是什么?
自《百家讲坛》开坛以来,对于其到底是学术还是娱乐,是讲学还是说书,学术界的争议就非常激烈。
1、《百家讲坛》是深度娱乐
有学者认为,讲坛类节目是一种娱乐节目,只不过它不像《超级女生》一类的娱乐节目的肤浅和浅薄。浅薄的娱乐满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而真正的艺术愉悦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百家讲坛》正是为有着高雅品位需求的受众提供了适当的选择,是一种深度娱乐,是为了满足工作和生活高度紧张的人们的精神上的放松、愉悦和满足。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⑸
2、《百家讲坛》是文学性的说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法认为:“知识性的学术是《百家讲坛》的假面,文学性的说书才是《百家讲坛》的真相。”⑹《百家讲坛》是以“学术的名义”和“讲学的方式”,通过电视这一大众电子媒体传播开来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3、《百家讲坛》是学术与电子媒介的结合
这种观点把《百家讲坛》看成是学术与电视媒介结合之后形成的新的传播形式,学术在经过电视媒介中介后就开始由精英文化转变成大众文化,将学术浅显化、故事化,同时受众定位也更加宽泛、模糊。
4、《百家讲坛》是传媒的商业运作
这是很多学者对《百家讲坛》批评的原因之一。首先电视媒体必须要考虑到收视率问题,收视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指标;《百家讲坛》不可避免的需要追逐收视率。其次,《百家讲坛》的造星运动正在加强。比如被炒得火热的易中天、于丹等一些“学术明星”。
三、《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百家讲坛》获得受众的广泛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度之高。但它对于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学术界对此也是“百家争鸣”!
1、《百家讲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
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百家讲坛》对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有着积极的作用。它让大家重新产生对中国经典的兴趣。对于于丹,李泽厚的评价是“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⑺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百家讲坛》,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开始真正关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百家讲坛》的工作不过是启蒙这一渐进过程中的一小步,但却是开创性的一小步。就中国目前的基础人文教育程度而言,他们的努力为中小学学生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让他们有可能呼吸到较为新鲜的空气。”⑻
2、《百家讲坛》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普及
当前社会正处于一个急剧的转型期,经济迅猛发展,生存压力日益增大,社会风气相对浮躁,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变得焦灼和惶恐,越来越少的人能够静下心来阅读经典,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用《百家讲坛》来代替学习经典文化。因此有一批学者认为“《百家讲坛》的做法不是有利于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而是有利于文化经典的歪曲”。“不是帮助人们接近经典,而是在导致人们远离经典。”“《百家讲坛》的深度娱乐对你的心理系统产生影响,还要占据你的大脑空间。但它又把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戏剧化、传奇化和简约化了,结果人们获得的是一种片面的理解。当内容本身出现问题时,娱乐形式越是有助于人们接受,人们接受得越牢固,它对你的危害就越大。”⑼
历史学家朱铮维更是直接表明:“于丹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没有一处心得是于丹自己的”。⑽因此,如果用 《百家讲坛》来代替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将势必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歪曲,同时也会“误人子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⑾
对于《百家讲坛》的这些争议,笔者认为,我们无需去评价谁对谁错,至少它反映了大众内心深层对传统文化“真”的渴望。另外学术有了争议才能有发展,在这些争议中,也可以让大众形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从而形成自己的判断,去辨别,去思考。而《百家讲坛》也在这些争议中找到自身的问题,不断去改进与创新,才能使节目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注释
⑴胡智锋,《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⑵2008年2月18日《新安晚报》
⑶2008年2月21日《合肥晚报》
⑷罗锋,《对电视“学术论坛”现象的冷思考》,《新闻记者》2006年10期
⑸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3期
⑹《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⑺2007年3月22日,《南方周末》
⑻刘玉宇,《话题2006》,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⑼《会诊百家讲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
⑽《南方人物周刊》
⑾夏忠敏、刘建新,《从被叫停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10期
参考文献
⑴宣炳善,《说史”还是“说书”――兼论易中天的知识分子历史观》,《学术界》,2007年04期
⑵樊艳丽,《现代传媒在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势与局限――基于央视〈百家讲坛〉的思考》,《沧桑》,2007年05期
⑶王宏宇、张国辉,《〈百家讲坛〉的隐患》,《青年记者》,2007年09期
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3
电视与文化讲坛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电视与文字文学的结合。从口头流传、书写抄传、印刷出版、说唱演出到电视讲坛的出现，文字与视听第一次在同一个空间内得到了完美的表现。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了解传播媒介》一书里说到“两种媒介的混合或汇合是一个真理与启示的时刻，新形式也就此产生。”“在所有产生巨大能量和变革的大规模杂交结合，没有哪一种能超过读写文化和口头文化交汇时所释放出的能量。”（[加]埃里克・麦克卢汉，费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神》，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化讲坛与电视媒体在当代的结合，给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新变之基――消费文化兴盛
1、消费：文化体验工具的取代
现代消费领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大众文化作为商品在传播与流行中，电视传播的市场消费性要求考虑到大众的存在。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也成为人类消费的对象。“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等。其实质是对社会的及他人提供的精神财富（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消耗）。同时这种消费（消耗）过程又是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的过程。”（徐淳厚《关于文化消费的几个问题》，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4））
现代社会商业性文化的参与，“使得文化第一次和其它的物质生产一样被纳入了工业化大生产的统一模式中成为产品，音像于是取代文字、视听取代阅读、影视取代书籍而成为公众审美和文艺娱乐的主要活动方式和欣赏对象，这已成为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客观存在，形成了以消费为特征的借助于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生产的、尤其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文化，即大众文化。”（杨兰《当下文化语境中电视与文学的互动影响――以央视〈电视诗歌散文〉栏目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版）电视媒介的大众性便利消费成为无数“自我中心”者共同使用的一种体验工具。
2、市场：文化消遣空间的开掘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从社会学角度以其独特的“场”理论来分析“消费社会中大众传媒的文化现状”。他同时关注的是，“商业逻辑对各个文化生产场的侵蚀。譬如他认为“‘新闻场’更要受制于市场，始终要面临市场的考验。”（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学报，2004）
同样受制于市场，“文化生产场”也受到市场导向的制约。在现代传播和流通中，货币的周转已被意义与的传递取代。这种的得来是人们在不断加快的现代生活中，面对不断变化的景象，产生的一种“惊颤体验”。（[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发达资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通过使受众“心理诉求得到满足的节目，来换取受众的关注与收视，然后再将这些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从而完成货币价值的转换，以此实现自身价值，受众心理诉求构成了商业逻辑的解码器。”（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学报，2004。）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本雅明“对于大众文化及其消费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可以消解传统艺术的精英、特权、神秘、稀罕的光晕，有助于颠覆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电视的商业属性开掘着电视文化的大众消遣空间。消费文化的兴盛对于电视尤其是节目市场的兴盛起着重要的作用。
电视文化讲坛的代表《百家讲坛》，经历一番市场的磨练和摸爬滚打之后，在电视文艺节目中崭露头角，树立了自己的品牌。
（二）新变之因――媒介特质转换
从文字语言到视听语言，文学文本到新兴的电子媒介，媒介特质发生转换，是电视文化讲坛发生革命性新变的原因。类似于扎根在民间的传统说书艺术形式“有着千百年来的群众基础”，“这就得天独厚地占据了电视文艺中的‘群众性’和‘娱乐性’两大优势。”（张凤铸主编《中国电视文艺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讲坛与电视的结缘，赢得了电视媒介广泛的大众基础。
1、文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印刷时代，人们感知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是阅读文本，从书籍中汲取养分来建构自己的世界观，这在无意中培养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而电子媒介文化的出现正是对人惯常的感受世界方式的一次颠覆，打破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使艺术审美日常生活化，是一次对感性的张扬。”（方亭《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华中师范大学，2004）
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作为中介来传达某种特定的意义，人们对文本文化的领略，联结起文字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情感。作为人们认知接受基础之一的最普遍的情感共鸣，往往就在当下人们的解读中产生新的冲击。从文学文字的单向表达到电视叙述空间的双向建构，在故事讲述的过程中延伸着情感的表达和理念的传递。
2、受众感知方式的复归
鲍德利亚说过：“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所传送的画面，而是它所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由此可见，（[法]鲍德利亚著，刘成富，全志刚译《消费社会》P132，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媒介变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由受众感知方式的变化引起的人看待世界方式的变化。
电子媒介造成了电视文化讲坛在感知方式上是一种复归。麦克卢汉说过：“技术媒介的影响不只是发生在符号形态和观念表象的层面，还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方式和感知模式。”（[美]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电子媒介文化提供了多重感知，形成了新电视文化讲坛的感知奇观。电子媒介文化以直观具像的视听身份出现，它倡导即时的感官消费，在改变人的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的感知方式和审美心理，引起原有文学认知模式的深刻变革。
3、电视叙事空间的建立
《百家讲坛》节目中对于经典名著的解读，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人生情感的某种体验。在帮助现代人们合理地表达日常的情感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通过对过去史实的复述和联想来感动和净化人们的心灵世界。文学文字的表达从故事讲述到情感表达，以至其中理念的传递，倚赖于电子媒介技术创造的电视叙事空间建立了起来。
这种叙事的空间给予电视讲坛足够的想象空间，媒介特质的转换改变了讲台的性质；从单一的传播变为双向的互动，加上消费文化的渗透，这些导致了一个新的结果：个体意识突显。
在对于文化的电视阅读、欣赏与接受中，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进行着消费。后现代的雅俗 共赏的文学消费活动是一种体现社会差异、社会多元、社会宽容、社会交流的活动，这种多元正是主体意识的多元体现。
（三）新变之果――个体意识突显
1、价值判断的多元化
现代的文化更多的是媒体传播文化。“在鲍德利亚看来，媒介将一种新型文化植入日常生活的中心”（[美]波斯特著，范静晔译《第二媒介时代》P20，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新的媒体传播文化的意义在于：使得人作为个体的意识凸显了出来。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具有个体随意性的“自我中心”式的体验排斥一切权威，造就了主体意识的强化和觉醒，也造成了人们价值判断的多元化。
电社文化讲坛里，参与讲演的嘉宾和观众都带入了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人们必须依靠自己去判断生活、选择生活和感受生活，于是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变得多元而复杂。
社会生活的巨变给人们的精神领域带来方方面面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着新的挑战。“现在传播媒介除了具有强大的启蒙意义外，又形成了一个隐蔽的文化权利中心”。（南帆《启蒙与操纵》，文学评论，2001（1）：61.)这个新的中心便是大众消费性群体。他们反过来影响最易接近信息源的把关人，使他成为大众的代言人。电视讲坛学者的独特视角，便成为了观众新视角，新的看问题方式的代表。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变化超越于媒介文本表现形式的变化，引发了人们对于文化认知方式和效果的变化。
2、认知效果的主体化
大众传媒对信息的选择或“把关”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通过观众的理解和接受才能得以实现。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影响，公众开始自由且主动地选择自已需要的和感兴趣的信息，尽管不受或者少受“把关人”的控制。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指出，“受众的收视过程就是选择过程，受众往往会根据自己的需求主动、积极地选择电视节目。”（赵智，彭文忠《影像解读》P268，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受众已经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接受群体，电视节目传播的信息要满足传受双方的需求，才能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
随着媒介变化，从文化主讲者作为文化“把关人”的把关到受众主动，在媒介论的传播意义中，人作为主体的意识凸显。从把关人把关到受众主动，大众消费者的存在使得认知准备效果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化。
精品文化需要精品文化节目来传递，传递和接受的主体都需要使各自的主体意识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革命，仍然在继续。
二、《百家讲坛》――现代性品格的文化产物
电子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与文化讲坛的结合，从电子媒介的角度似乎颠覆了传统的作者主体意志。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作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的被话语意指系统所固定的文化等级秩序，都随着电子传播媒介的特质产生了新的演变。历史成为读者和作者共同参与的对真实的解构。
文化讲授者在文化传播的现代变化中，也凸显了人作为个体的意识。文化讲授者对文化信息的把关到文化接受者在接受行为上的主动，电视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依靠强大的技术优势把文学的文字表现形态转化为 视听表现形态，实现了接受知识到感知审美这一认知模式的改变。
在此改变中，文学与媒介的结合要求二者间能相互理性对待。（方亭《电子媒介时代的文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19.）从真实到解构，从知识到审美，体系的转换最终促成了文化传播过程中当代文化讲坛更新的演变。
（一）文化价值演变：从现代到后现代
1、多元化体验包含的现代性矛盾
现代性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一种在理性与感性，伦理与审美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自身的主观感受进行的体验。而现代社会里我们的体验呈现出多元的特质，多元化导致现代人感受到一种生活的无序感，无中心的迷茫与兴奋。
迷茫的是现代权威统一性中心标准的丧失，兴奋的是自我成为标准的制定者。《百家讲坛》作为现代电视文化讲坛的重要代表，文化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在迷茫中逐渐弱化，文化接受主体的审美感知在兴奋中日渐强化。通过电视媒介转换的文化讲坛，作为一种消费品，成为现代人体验到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同样更多的不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体验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其实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体验性的认知，对于感受的描述伴随着现代性的起源。电视媒介的介入使得我们的体验生出两种路线。一面是腐朽 意识的觉醒和强化，一面是强大的声光色刺激直接诉诸于观众体验而导致的观众理性判断的弱化。
2、解构式品评引发的后现代对立
《百家讲坛》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解构，从现实的生活中分解传统的信念和文化价值中心，建构与解构形成的现代性品格在电视媒介渗入观众的生活之后表现得异常明显。
表1.1现代与后现代对立表现参照表（《电影艺术辞典》P57，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从《电影大辞典》上，我们可以摘出这样一个表，看看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在品评方式上的表现。现代式的品评特征在《世纪大讲堂》等文化讲坛栏目上得到体现，而《百家讲坛》则更多表现出后现代的品评特征。解构式品评引发了《百家讲坛》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这种解构与表达的品评中，《百家讲坛》体现出了现代性的品格。
3．张力：文化价值演变
现代社会人们崇尚理性，追求一种在社会中具有凝聚力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统一的信念，一种统一的价值，一种统一的文化，也就是一种统一性的中心标准。现代化的社会建成之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分化趋势中孕育的后现代文化，开始猛烈攻击现代文化对于理性的盲目崇拜。人们对于历史所载的那种统一的信念、价值和文化权威开始了怀疑，以为那皆是理性所创造的虚幻泡影。
现代性建构的美好前景就如同宏大的历史叙事，企图将一切纳入自身的规范和标准之中。而在《百家讲坛》里，曾经的真实开始被怀疑，被解构。曾经的知识开始成为审美的对象，从而失去了权威性。电视文化讲坛在大众化的狂欢之中经历着文化价值的演变。浸润在引发社会层面变革的因子中，电视文化讲坛同时也经历着自身的转变。
(二)历史时空转变：从真实到解构
1．表达历史真实社会生活发生的变化，不仅在现代文学作者的笔下流露，也从现代文化学者对“史”和“实”的文化研究中反映出来。那些“已发生行为的叙述”，(齐亚娟《论中国当代电视娱乐文化》，上海大学：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30.)形成了一类以真实存在的现实世界为原型的空间。
文史系列专题的《百家讲坛》，其电视讲坛形式成为叙述历史事件的主要载体。正像李希光所说的“我们脑海里的真相绝大多数真相是媒体制造的”，所以现代电视文化所展现的内容都可能成为对历史的记录。专家学者们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也可以成为后代人认识当代社会的历史资料。
2．深化时空解构
在现代叙述的主要载体电子媒介面前，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不由自主地经受着符合现代人视野的新解构。再通过现代人容易接受的符合现代情境的学者表达，重新又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形象与空间。
当《百家讲坛》满足大众需求，开始选择将历史文化学专业的题材系列化纵深化的时候，观众要求的时尚轻松和娱乐趣味，都在专家学者的讲演中得到了新的享受。历史开始被欣赏，被赏玩，被按照大众的要求而改造。“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权威和独特性已经慢慢缺失，精英文化苦心建构的历史时空开始遭到解构。
3．张力：历史时空转变
对历史解读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历程，与此紧密相关的便是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挪移和从反映客观世界向表现主观世界的变迁，真切体现了从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的观念转变。
《百家讲坛》里“学者一读者一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表达内容(书籍历史)与表达者，从反映客体到展现主体，人们突然发现还可以这样解析人物表述历史。在这种对历史时空的表述形式的转换中，个人的主体意识唤醒了，文学作为审美文化，电视讲坛作为大众审美文化的特性真正突现了出来。
(三)认知模式改变：从知识到审美
1．认知情感的深化
从原始口头传播的语言到印刷时代为主的文字，到电子媒介时代电视文化语言与文字以及视像的完美结合，文化活动借助于现代媒介手段的传播形成了新的媒介文化，也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新的影响。《百家讲坛》在对历史文本的结构过程中，知识的表述由深到浅，同时却影响了审美情感的传递由浅入深。
作为学术精英代表的电视文化讲坛节目，《百家讲坛》在电视传播的规律下，大众对精英文化的解构已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文化审美的接受。从2003年清史专家阎崇年开讲清帝疑案，收视提升，在推动知识审美特性中，《百家讲坛》开始把在电视屏幕上最为引起观众注意的个人魅力和口才作为选择讲师的一个重要标准。
电视文化讲坛以学者代表的精英来到现代公众面前，因为是在电视传播中实现着讲座，认知情感的“浅"传递使得学者不再成为讲台上威严的精英，而成为一个普通电视栏目中的演员。成为演员，并非仅仅是形式上被观众所“看”，与其它文化讲坛相比较，《百家讲坛》的不同在于它独特的演员性的表现方式。
2．认知载体的异化
电视文化讲台，在文化学者的讲授中，主要传播的还是文化理念。但仅仅以语言表达为主，如何将居于抽象哲理层面的理念清楚准确地传递给观众?《百家讲坛》的主持人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其它文化讲坛形式的本色表演（《电影艺术辞典》P17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认知载体在传输中使得学者成为演员。学者运用自身的独特形象和气质，通过对自身创作素质和魅力的展现对观众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这些都成为《百家讲坛》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学者们不再处于观众心理上的崇高地位，知识的传输由学者为载体，变成了以演员为载体，而知识也随之成为了被欣赏的对象。从《百家讲坛》里“明星化学者”的出现，我们已经看到学者表演的当代荧幕形象并不逊色于以前文化讲坛中存在的知识传输者的形象。
3．张力：认知模式改变
将精英和大众大俗大雅地混为一体，《百家讲坛》提供了新的刺激，契合了大众文化追寻新鲜事物的热情，在文学与电视这种精英与大众的雅俗渗融的结合中，《百家讲坛》中认知模式的转变似乎在朝着下行的大众化方向发展，但是隐藏在现代社会之后的一种力量却在致力于树立一条上行的统一的线路，便利转变可以平衡过渡。至此，一种文化传播的“电视文化讲坛”的新样式也成了现代性品格的文化产物。
《百家讲坛》的受众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文学著作的读者，可能是一般电视节目的普通观众。经历了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化价值的演变，从真实到结构的历史时空的转变，从知识到审美的认知模式的改变，《百家讲坛》将精英文化很好地做成了大众所周知的文化晚餐。
三、颠覆与重建之间的张力――狂欢现象之后现代性平衡
1、新解构――新表达
《百家讲坛》替高雅的文学精英披上了电视的大众化外衣，在传授交流中缩短了与大众之间的高低参差的心理差距。降低身份不等于降低内容的质量，在这种雅俗共赏的传播中，大众文化正是由主体通过电子媒介，成功地对于主流精英文化进行了颠覆和解构。但是精英文化借助电视传媒在重建自己规范的同时也宣扬了自己的立场。
影视媒介文化表意的形象性使观众不需想象就可以轻松地解读文本。颠覆了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文学创造的那个内蕴反省和理性批判的神奇文本世界也随之坍塌。观众的判断力由此被削弱甚至放弃了自身使命，这就为精英趁虚而入，建构起新的文化表达方式留下了空隙。
2、颠覆与重建的张力
《百家讲坛》是在文学基础上的电视文学艺术，是文学话语在电视上的展示，在文学的传播中影响着文学观念的转换。节目中的视听符号意指系统有着对大师法则的颠覆与个人语型的重建，对审美距离的颠覆与互动参与的重建，以及对史实的再现与生活的颠覆性滑稽模仿。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百家讲坛》对恢弘历史具细化的解构中得到了表达。
“当代英美学者如费斯克、费瑟期通等人普遍认为读者大众对于大众文化能够进行策略性解读或解码活动，能够发挥和挖掘蕴含其中的积极的游戏、颠覆和批判的价值。”（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P259，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在颠覆与重建之间。从文化讲台到电视文化讲坛，文化精英利用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为自己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为传播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同时，从前的精英文化如今出现了审美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引发了文化的现代性张力。
历史和文学经典中存在的人文理念，需后人做发挥性阐释，现代人要用现代人文理念对其进行批判性表达。文学有合理虚构的能力，历史也有依据客观史实和主观理解来解读或批评文学的权利。而精英文化就借助这一点“权利"再次实现了自己对于经典的流行性新“权威”的颠覆与重建、解构和表达。
结论
无论是从真实到解构，还是从知识到审美；无论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之间的角逐，还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张力，亦或颠覆和重建之间的张力，这些现代性特征都来源于一种体验。
这种体验促使电视媒介对历史的解构力量激起主体的自觉，使受众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但是这个觉醒的群体会反过来影响以电视媒介为载体的文化讲坛。文化讲坛自身进入电视媒介之后，面对的是主体意识已经觉醒的大众。他需要适应大众的觉醒，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但很难讲电视文化讲坛所作出的新的表达是为大众文化代言。电视媒介成功地在赋与大众自我意识的时候也会剥夺大众的判断力。于是电视文化讲坛也可以借此优势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新的建构性。
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4
――《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
《百家讲坛》是“三无”产品，“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
《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武汉大学教授赵林
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社科院研究员周国平
阎崇年挨打，于丹受威胁，收视率在过去的两个月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10名。创立于2001年的央视《百家讲坛》，转瞬已整整7年。在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火爆之后，目前的《百家讲坛》已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本期策划，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个曾经创造收视神话、风靡一时，而今逐渐失宠的一个栏目面临的“七年之痒”。
1．《百家讲坛》进入死亡倒计时？
这个时代，所谓娱乐至死，或是娱乐到死，或是因为娱乐，所以死了。
死亡倒计时，已经开始！
从汉代人物到品三国，再到此次的“诸子百家”，易中天沿着一条上溯的路线品读中国历史。但有点意外的是，媒体对他此次复出“救市”话题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诸子百家本身的关注。
易中天被采访的那几天，《百家讲坛》正在播诸子百家之“儒墨之争”。针对“救市”之说，他的回应是：“这个题材不是救市，诸子百家对于观众来说是陌生的，而且不那么有趣，靠它来拉动收视率是不可能的。”
有关《百家讲坛》走入窘境的声音，早在此次“救市”说之前的2008年年初，就已经见诸报端。一位不愿具名的央视科教频道(央视十套)的节目编导告诉记者：“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月、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前十名开外，最低的时候是第十八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
这位编导评价说：“跟之前稳居第一的日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有其他节目发力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出了问题。”
来自观众的审美疲劳也显而易见。一位原来喜欢《百家讲坛》的观众说，现在的节目到底好不好看，她没法评论，“因为这段时间根本就没看”。而在百度的“百家讲坛吧”，网友各种批评性的言论随处可见。
《百家讲坛》的衰微气象，从2008年主讲人的火爆程度也可见一斑。2005年《百家讲坛》推出刘心武与纪连海，2006年易中天和于丹更是异常火爆，到了2007年，栏目大力推荐王立群、蒙曼等，声势明显弱了很多。到了2008年，后继无人的栏目只能让刘心武、易中天等老面孔轮番上阵，重新出山。
即使老面孔，也不一定靠得住。
与此同时，之前《百家讲坛》系列图书市场上“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状态，也堕入低谷。在北京著名的第三极书局，本月初的销售排行榜上，前十位已经难觅《百家讲坛》系列图书的踪影，成绩最好的是阎崇年的《康熙大帝》，排在第十九位，其他的书店情况也类似。
《百家讲坛》难道真进入了死亡倒计时？
2．是太娱乐？还是伪学术？
《百家讲坛》主讲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表示，任何事物都有其高潮低潮，这是自然规律。他对该节目的一贯态度是：“《百家讲坛》过分追求娱乐、摒弃思想，这是我早就批评、一直批评的。”
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浩，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方向的教授，他近期发表的文章《现象批判 ：吊诡的大变脸》，将《百家讲坛》称作“三无”产品，即“无学术、无学理、无学者”。
早期《百家讲坛》走的是精英路线。对它的前期节目，李浩是肯定的，但对后期也就是“变脸”之后的节目，他主要持批判态度。“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在我们圈内公认的优秀学者，比如叶嘉莹，学问好，口才也好，于丹见了她也毕恭毕敬的，口称学生，但在《百家讲坛》就火不起来。再比如傅佩荣，在台湾大学主攻哲学的，他有西学背景，也有旧学根底。他讲课我听过，有学理有问题意识，无一句无出处，人又儒雅，口才也极佳。但可惜的是，按他自己的说法，‘于丹把我挤出了《百家讲坛》’。”
李浩说：“这说明什么？说明《百家讲坛》不认专家，不注重专业。”
他表示，“变脸”后的节目无学者。改革与变脸后，担纲主讲的并非是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甚至干脆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没有写过相关论文，没有先行研究，所以对这一领域的现状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心中没有游戏规则，更没有学术戒律”。 比如，对儒家经典中一再出现的“小人”，于丹“创造性地”解释为“小孩”，让人大跌眼镜。
让一个领域的专家讲述另一个专业的内容，这几乎成了主讲人能火爆的铁律，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人莫不是如此。也正为此，这些在学界看来根本没有该领域普及资格的学者，引起了来自学界和草根阶层的争议，而这种争议，恰恰又暗合了传播学的规律，“争议化传播”将主讲人推到更火爆的境地，个中微妙令人玩味。
文化评论者北邙山樵在《百家讲坛：权力结构与传媒生态》一文中，也从传播角度分析了刘心武的走红。“刘心武为什么可以在考证不确凿的情况下就信誓旦旦地讲《红楼梦》，此间并无知识的真伪，而只有声音的强弱（谁背靠强势媒体谁的声音就强）。”
这种庸俗化娱乐化的解释，即使在被视为“最学术的主讲人”王立群身上，也屡见不鲜。比如，王立群新解“凤求凰”，称司马相如对卓文君的追求是“有预谋的劫财又劫色”。再比如，他称“可以负责任地说，汉朝的很多皇帝，包括刘邦都是双性恋”。这种庸俗化的视角，无疑是为了迎合观众的猎奇心态。
不过，王立群并不承认自己有娱乐化的现象。他表示，自己的要求是要有学术底蕴，又有通俗表达。“就我讲的来说，不存在娱乐化的现象。我管住我讲的东西是学术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不过别人怎么讲，我管不了”。
别人怎么讲？北邙山樵评点阎崇年、易中天、于丹三大主讲人说：“阎崇年虽然饱读史书，却居然是在历数清代宫闱的帝王轶事和花边新闻；易中天号称是在‘水煮三国’演绎名著，其精神内核却是展示中国人最应该去批判的官场哲学和阴谋论；至于于丹，她讲的内容根本就和孔子庄子无关，她是以复活经典的名义，传授犬儒主义哲学，对大众进行心理按摩。”
在这种原则下，很多主讲人即使自己想做一些有价值的发挥，却被编导以“太专业”的理由砍掉。近期主讲“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系列的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说，在讲到《梁祝》的时候，他本来想要指出，祝英台扮男装读书，是因为读书权作为古代女子人权的一部分，被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体制性文化压制了。“就连这样的话，在节目里面也算太专业。”
对此，很多主讲人都表示了不满，与栏目组的矛盾也公开化。武汉地区上央视《百家讲坛》第一人、“武大名嘴”赵林教授，就曾公开发飙：“央视《百家讲坛》如果还是这种讲故事的形式，我肯定再不上了。”
周国平在谈到《百家讲坛》时指出，作为强势媒体，它排挤了传统载体，他担心：“由于它的大众传播性，会带来人们阅读思考的缺失。”
南京大学中文系傅元峰博士的指责则更为直接，更为尖锐。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他认为：“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通过央视《百家讲坛》成名的学术名人们，实际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百家讲坛》。只要《百家讲坛》存在，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易中天和于丹被制造出来。”
《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不仅在央视讲，也会接受其他电视台的邀请做讲座，其显示出的娱乐化倾向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纪连海在上海纪实频道《文化中国》节目中谈到大禹治水时，发表新解：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另有隐情，因为“大禹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此论一出，一片哗然。
在《娱乐至死》中，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提到了娱乐遵循的三个原则：第一，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在观看你的节目时，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第二，你不能给观众出难题，动脑筋的事儿别涉及；第三，你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传统演说方法。
这三条，条条都像针对《百家讲坛》而言，似乎在提醒观众：这是一个娱乐节目。
3．一切都是名利惹的祸？
有人评价说，内容的娱乐化与操作的产业化，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两大法宝。以电视节目为中心，《百家讲坛》与出版社、主讲人、听众等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条。而打造这个链条的主要幕后人物，就是制片人万卫。
“这个人不好玩。”说到万卫，易中天说。“除了谈工作以外，不会谈别的。把工作谈完了就笑，他是不会聊天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体不好，原则上不参加宴请和应酬。他觉得吃饭很累，应酬说闲话，他都不会。”
有人写文章把万卫比作张艺谋。“万卫也和张艺谋一样，包装明星、出书、出碟、签售、讲学等一路下来，全程一条龙。其实，说到底，所有的围绕‘学术明星’的衍生产品，都是一个利益问题，收视率上去了，电视广告就上去了；名气来了，出版商的利润就上去了。”
录制《百家讲坛》本身的报酬很少，主讲人无论名气大小，都是一集1000元，还要扣税30元。来央视的接待水准也很低，像易中天这样的大牌主讲人，来京录制节目也是自己下飞机，花16块钱坐大巴到公主坟站，然后打一个出租车到附近的央视“影视之家”，自己入住，全程没有接待人员。
为什么如此低的待遇，很多学者却趋之若鹜？利益刺激无疑是极大的一环，这个利益中，最看得见的就是出书后的版税收入。200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以竞标价500万元、首印55万册夺得易中天《品三国》（上）的版权，开启了中国图书出版版税最高纪录，该社2006年总共6000万的码洋，有三千多万是易中天的“贡献”。在2006、2007年度的作家富豪榜上，易中天收入高达800万和680万。
而夺得《于丹〈论语〉心得》版权的中华书局，起印数升到60万册。从2006年11月27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签售会开始，一个月内，该书的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而《于丹〈庄子〉心得》更是首印100万册，创下近10年畅销类图书首印的最高记录。2007年，于丹版税收入高达1060万，超过易中天。
易中天、王立群等人的命运已彻底被一个栏目改变，这一点他们也不讳言。易中天回忆说，当年留校武汉大学，“最开始住办公室，然后是住宿舍，一家人一间房，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在楼道里弄一个小煤炉子，到山上捡一些松果，回来做饭。”而现在，媒体上热炒的是他的“别墅”风波。
即使没有易中天、于丹的火爆，只要你成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书的销量跟之前皓首穷经写成的学术著作难以同日而语。王立群就对记者披露，在进入《百家讲坛》之前，他出版的学术著作版税是8％，印到3000册算不错了，但现在出版“读《史记》”系列，首印都是20万册，按10％给版税，两者之间的稿费差距之大显而易见。
比王立群还不知名的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隋丽娟，入主节目后推出《隋丽娟说慈禧》，其销量也有十几万册。该书编辑对记者表示：“这个数量也是不错的。”
从穷教书匠到名教授，社会地位的提高显而易见。走红后的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都是社会活动频繁，其接待级别也水涨船高。王立群最近刚去太原讲了一次课，他透露是“市委副书记亲自主持，市里副处级以上官员悉数参加，一千多人都在下面听我讲课” 。
《百家讲坛》主讲人孔庆东曾说：“倘若《百家讲坛》这样演变下去，简直成了评书或学者讲故事，那我们学者就没有人来了。”这句话前一半是对的，后一半是错的，因为面对利益的诱惑，不是每个学者都能抵制住诱惑。
李浩认为，所谓“学术明星”的流行，给了一些学者不少误导，觉得上《百家讲坛》才是学者的风光，能名利双收，特别对中青年教师以及地方高校的教师影响颇大。“不少年轻学者把上讲坛作为终南捷径，以为做学者也可以像当明星一样一夜成名，大红大紫，这就极大地误导了青年学生。”
身为西北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李浩对很多地方大学热捧《百家讲坛》的风气不以为然。“有些院校认为，自己学校的老师上《百家讲坛》，等于是给他们学校争荣誉，也等于给他们学校打广告，就鼓励自己的教师去争取。”他认为，《百家讲坛》已经变成了个人与团体的名利场，这使本来就浮躁的学风更加盛行。
4．让我拿什么来拯救你？
2008年的一次制片人峰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对《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说：“你们《百家讲坛》的形式就不能换一换,总是那么一个破桌子?”作为《百家讲坛》的坛主，万卫给出的答案是：“不能变。”而在网络调查中，面对“《百家讲坛》目前刻板的讲堂形式需不需要变革”的问题，超过一半网民认为“迫切需要，否则观众流失更严重”。
无论精英分子，还是草根，都希望在《百家讲坛》上实现对话，意图让持不同意见者占据一样强势的平台。魏明伦就直斥《百家讲坛》垄断了无法对答的话语霸权，“《百家讲坛》可否另设一席，请海内外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俊杰，与易中天‘教父’、于丹‘圣母’对话《三国》，答辩《论语》？”
对于《百家讲坛》的模式，易中天觉得无法改革，他斩钉截铁地说，互动是不可能的，场场自发的提问，根本不可能，只有找托儿，找托儿还不如不做。这是不懂行的意见。
由于缺乏对话的渠道，外部的草根力量开始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形式，向《百家讲坛》发起冲击，网友“大汉之风”掌掴阎崇年事件就是一个极端例子。
掌掴事件之后，网友韩江雪又以一种相对柔和的形式，与《百家讲坛》形成了一种对峙状态。他以山寨版《百家讲坛》主讲人的身份，拍了一段6小时的视频，专讲岳飞的《从靖康耻到风波亭》，上传到播客(视频分享)几天，3天内的点击率就超过3万，被人称作“民间易中天”。
易中天不想对《百家讲坛》的未来做预测，也不喜欢说电视栏目有个寿命。“我不太喜欢那些人讲规律之类的话，我不太喜欢听这种话。那是先验的，不是经验的。不是有人讲，楼价跌一分我就道歉，只好道歉。你少说这种预言好不好”？
李浩说，虽然《百家讲坛》一直想推新人、新选题、新思路，但从传播学的原理来看，大众的兴奋期已过，不会再亢奋了，更不会再如痴如醉了。“《百家讲坛》已进入了衰退时期，将成为一段历史。”他说。
那么，《百家讲坛》的拯救之路又在何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百家讲坛是怎样起家的？它目前衰落的原因又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百家讲坛》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无意之中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第一股浪潮。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全面落后西方之后，崇洋便成了主流，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中国文化于是出现了第一波回潮。
除此之外，《百家讲坛》成功的另一个秘诀是，它以“功利”的方式满足大众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它的视角总是锁定这样几个关键词：权术（有人也称它为管理）、赚钱、猎奇以及心理按摩等等。
那么，《百家讲坛》又为何今天风光不再了呢？主要原因是用功利的方式去挖中国的历史文化已经被他们挖掘得差不多了。明白了《百家讲坛》兴衰的根本原因，也就很容易看清《百家讲坛》的未来，如果《百家讲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讲坛”，它近期的前景确实不太乐观，它需要等待中国文化复兴的第二次浪潮。
至于有人担心《百家讲坛》的学者明星化会对中国学术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担心在如今的情况下让很多人理解，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肯定不是通过消灭《百家讲坛》来解决的。许多人爱用西方的情况说事，实际上西方也有两种学者，一种偏向研究、一种偏向科普，如果碰巧能写出一本畅销书，照样获利颇丰，不过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因此被认为是“高级”学者。另一方面对很多西方学者而言，他们普遍抱怨他们的报酬低于他们所作的贡献，所以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不是因为兴趣，谁还会做研究呢？
中国经常有文化热，但回头看，每次热都是虚热，没有一次热出成绩。因为《百家讲坛》你再火，你说破大天去，也就是文化领域那套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当然可以有高峰，但到了今天，一个电视评书似的东西成为高峰，那不笑话吗？文化最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绵长的，这样才叫韧。
人文历史只是各种精神需求当中的一种，经验告诉我们，它通常都是很低调的，即便高调，也不可能在电视台里高调。而且一个民族视历史为本民族的第一爱好，那这个民族真是个没有明天的民族，真是老气横秋。当世有太多的事情值得人去操心和关注了，不用心在这些地方，天天想古人，做古梦，是人觉得现实活得不开心的一种反应。
其实《百家讲坛》有的是可讲的，它不讲。
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如果《百家讲坛》将自己定位成“用通俗的方式向老百姓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讲坛”，它也许能浴火重生也说不定，因为这方面老百姓的需求实在太大了。我们相信至今仍有很多人知道《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丛书，据统计它的发行量接近一亿册，并影响了几代人。这提示，《百家讲坛》只要以普通老百姓的需求为出发点，不再把自己束缚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上，可讲的内容其实非常多。
一个节目火的时候讨论得不行，它不火了，为什么还要讨论？
这都是毛病。媒体总是有着暮音唏嘘、昔日年华的感叹，要不没得说啊。满清一朝，没有讨论过昆曲为何衰落；宋代勾栏瓦舍里的戏，明朝人也不讨论为何衰落。人文生态里的品种存亡，决定性的是产生那品种的生活方式在，还是不在了。电影和体育运动在当代，是一种生活方式。你的朋友能容忍你不知道某某歌星吗？如果不能容忍，它差不多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
再说，绝对收视率的数据并不是评判一个电视栏目的唯一标准，电视栏目受时间和季节等因素影响很大，所以应该对电视栏目进行动态评估和综合评价，即所谓的绿色收视率。即使在《百家讲坛》最火爆的时候，其最高收视率也没有鹤立鸡群，而只是排在央视科教频道收视排名的中游位置，季度平均收视率保持在0.15％至0.22％之间，然而栏目的综合排名始终名列前茅。
崔永元曾说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公共电视，它有非常严格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教育。国外的公共电视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表述各党派政策，不做评论，他就干这个事，服务人民。
没有民间的文化，就是死的。南京城南的老澡堂，被视为真正的“百家讲坛”。浴客不分社会地位，没有收入的高低，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服务，当然在高谈阔论时也能享受平等话语权，既暂时逃避了生活中各种烦恼，又获得一份认同感。陈大爷在建新池一出现，立即就能成为浴室论坛的领袖……
《百家讲坛》是很多人真心喜欢过的节目，虽然败相已露，我们还是祝福它有好的前景。表面上看，《百家讲坛》可能是败在过分娱乐化上面，其实，它不火是正常的，火倒是不正常的。在收视率、品质、和舆论导向三者之间来回奔突，可能这个出路，是央视不能给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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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相继死去的大牌节目
《实话实说》无话可说
2005年，《实话实说》退出央视一套。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披露过这样的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崔永元可能也没有办法，所以有网民说，《实话实说》根本就没办法实话实说。
《综艺大观》退休
当第一期的《综艺大观》展现在观众面前时，这个将相声、小品、歌舞、杂技、魔术等融为一体的综艺节目，以“小春节晚会”的姿态吸引了众多观众。直到2004年，这个央视的王牌节目退休。专家认为，病症有三：形式老化、观念陈旧；忽视年轻观众；主持人和栏目脱节……
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5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 [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 “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快感，生理快感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性功能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性功能，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
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 “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 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 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百家讲坛观后感范文6
【关键词】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策略；传统文化；受众兴趣
2004年前，央视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徘徊在将被“末位淘汰”的边缘，如今它却一跃而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电视节目之一，影响力深入人心。其中，诸多因素影响着栏目的转变过程，可以探知的是，其生存策略的调整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传播学角度分析，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活动分为：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和传播效果。其中，传播内容是传播活动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同一信息由不同的传播者或用不同的媒介传播，有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信息由同一传播者或用同一媒介传播，其产生的效果通常都会不一样。因此，传播活动能否成功，在媒介一定的情况下，传播内容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到一个栏目来分析，则可以说，栏目成功与否与栏目内容有着莫大的关联。所以，在《百家讲坛》生存策略调整的过程中，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概括起来，其内容选择策略的调整就是过去“大杂家”式的选题内容逐步集中，并向着以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选题转变。
一、栏目选题内容集中化的优势分析
2004年以前，《百家讲坛》选题几乎囊括了当前学术领域的所有话题。但是据“第三版《百家讲坛》两个时段的节目类别比例分析”[1]，2004年9月后，历史探秘类和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类共占到了节目内容的72.3％，节目选题在更多地向这两类内容集中。内容的集中化是《百家讲坛》内容选择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内容集中化使本栏目与其他栏目之间产生明显差异
现代社会中，受众对媒介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根据STP营销，媒介组织应从市场细分入手，确定目标市场，再进行产品定位。这样才能选定销售潜力最大、获利最丰并且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目标，采取相应的策略，打入并占领这些市场，赢得受众。而如今的媒介市场上，受众市场容量的相对饱和与电视频道资源过剩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受众关注度的稀释，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现在的媒介在产品定位时多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即“媒介组织为了使产品有别于竞争对手的产品而突出产品的某些特征，以巩固其市场地位和避免价格竞争的一种策略。”[2]央视设有生活频道、少儿频道等不同风格的频道，就是运用此策略来尽量赢得目标市场内的受众的最大关注度。差异化策略可用于频道定位，也可用于栏目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同一频道内其他栏目的差异性。若一个频道内的多个栏目的内容有重合，受众多半只会选择其中之一，这既影响栏目的收视率，也影响频道的整体形象。《百家讲坛》如果按照以前包罗万象的选题范围运作，就很容易与科教频道的其他栏目重合。比如自然科学类节目容易和《走进科学》的内容冲撞，两个栏目在争夺市场时难免会各自损失一部分受众。由此说明，《百家讲坛》选题内容的集中化，充分考虑了和其他栏目，特别是和“兄弟栏目”产生差异性这一产品定位要求。
（二）内容集中化更能培养固定受众群
栏目内容集中化后，也有人质疑：“观众批评《百家讲坛》变味，‘所谓百家已经变成了几家，涉及面也从百家百科变成了只讲历史及人物。’”[3]其实内容的集中化并没有使《百家讲坛》丧失观众，反而是它获得成功的原因。媒介市场千差万别，广大受众决不是“铁板一块”，任何媒介组织都不可能面向受众总体。正所谓众口难调，如果为了满足所有受众的兴趣而扩大节目的选题范围，反而难以培养固定的受众群和观众的忠诚度。根据STP营销，现代媒体大多会根据自己确定的目标市场的特点采取专门的营销策略。也就是说，栏目不可能平均安排不同类别的节目大费周章地网罗所有的受众，而只会集中火力专攻一批人群。内容的集中化便是《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培养固定受众的表现。果然，《百家讲坛》“集中火力”后，收视率飙升。面对观众的批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百家讲坛》固定受众群外的少数人的意见。对于节目内容单一的问题，现任制片人万卫表示，“只要收视率不降低，就说明观众喜欢，栏目暂时不会作调整。”[3]
二、素材集中为传统文化题材的策略优势
上文分析，内容集中化策略在《百家讲坛》内容选择的运作上十分成功，那么内容集中到何处则需要进一步考虑。要使媒介在产品投放时获得最大化的受众群，目标市场内的受众数量也要尽量达到最大化，所以首先必须圈定受众数量更多的目标市场。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共同兴趣点。现在《百家讲坛》的选题内容已集中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上，其如今的栏目介绍也提出要使栏目“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那么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的优势又何在呢？
（一）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可以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具有主动性，他会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这一观点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吸引受众选择的关键在于调动受众的兴趣，如果受众对节目内容不感兴趣，就很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即使注意了也不会持久。因此，是否符合受众兴趣是衡量栏目内容选择策略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
1．“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受众心理研究中通常将兴趣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其中，“直接兴趣是对事物本身的兴趣，比如对事物所进行的过程，对事物所进行的方式感到兴趣，对于仅仅获得事物的结果并不会感到满足。”[4]从新闻价值要素分析，接近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受众由于求近心理的驱使，会更多的关注离他身边越近、关系越密切的信息，对那些与自己的认知结构格格不入的内容，很难调动受众的直接兴趣。改革前的《百家讲坛》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科学等专业性强的内容。从中国目前的状况看，了解自然科学等专业知识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内容难以调动一般受众的直接兴趣。相比之下传统文化的优势则显现出来。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受众是熟悉的。中国大部分受众从小就或多或少接触过传统文化的知识，书籍、广播电视评书、影视剧等传媒也通过平时对受众潜移默化的影响，为《百家讲坛》开坛讲授传统文化做了充分的受众准备。受众在收看节目时，如同经过预习的“学生”一样，传受双方的共同经验区较大，一般不存在理解障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受众来说又是陌生的。虽说受众经过了其他传媒的“预习”，但很少有传媒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权威、讲座式的讲解，大多数受众在“预习”后对传统文化也只是知其皮毛。陌生感导致好奇心，加上对新知识的渴望，更能增进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另外，栏目组选择的传统文化题材多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更将“熟悉”与“陌生”这两者进一步融合起来：大众媒介热播某部历史剧，产生“议程设置功能”，使受众产生“熟悉感”；受众对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细节是陌生的，在“待证心理”[5]的驱使下，他会产生求证剧中的描述与历史是否符合的欲望。此时，专家讲述这段历史，填补给受众造成“陌生感”这部分知识空白，恰好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求。正如受众心理学上所说，“对于大众传播来说，吸引受众直接兴趣的……是那些受众原先已有所了解，而又能增加他们的新的认识、新的知识、新的信息的内容。”[4]以传统文化为选题内容，给受众这种“熟悉的陌生感”，符合受众的直接兴趣。
2．题材的文化内涵符合受众的间接兴趣。“间接兴趣是对事物可能具有的结果的兴趣，而事物本身，如事物的发展进程、事物的进行方式并不能使人感到兴趣。”[4]要获得受众的间接兴趣，充实的、有意义的内容是十分重要的。随着现代人生活压力增大，人们逐渐倾向于从电视媒介中寻找放松。为了迎合大众放松的需要，一些娱乐节目逐渐远离正统文化的崇高感、责任感、使命感等人文情感内涵，越来越呈现出肤浅化、低俗化。肤浅、娱乐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和满足，但这种满足源于感官直接的生理，生理一旦消失，娱乐行为带来的满足也就随之终止。加之此类节目内涵肤浅，能很快被受众熟悉而产生审美疲劳，它们大多靠形式的新颖取胜，同质化现象愈演愈烈，再火的节目也往往会被群起效仿的节目所淹没或被更为新颖的节目所取代。纯粹的娱乐带来的感官满足是短暂的，缺乏内涵的娱乐节目的生命周期也是短暂的。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文本只是艺术作品的一极，构成艺术作品的另一极的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具体化，因为只有通过接受者的感觉和知觉经验将艺术文本的空白填充起来，才能实现意义的表达。”[6]有文化内涵的节目能做到这一点。它具有更为厚重的源动力，可以带动受众思维的参与，加深情感的体验，使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得到愉悦。即使它可能会暂时被浮躁的娱乐快餐所遮蔽，但只要一点触动就能引起共鸣。因此，传统文化的选题内容不仅以其“熟悉的陌生感”赢得了受众的直接兴趣，还以其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受众的间接兴趣，从找准最大多数受众的兴趣点的角度上说，《百家讲坛》的内容选择也获得了成功。并且，栏目组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他们在网站上公布近期备选的节目选题，发动观众投票，以决定最后的选题内容。这是用发展的眼光来寻找受众的兴趣所在，加强了与受众的互动，充分尊重了受众。
（二）传统文化作为选题内容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受众的兴趣点找到了，受众的需求满足了，但只做到这一点，栏目又会被疑心走上了一味迎合受众的媚俗化道路。有人提出：“如果过多的纠缠于一些历史的细节，变成了到历史的故纸堆里去找一些所谓的‘真相’，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节目的服务就会极大的丧失。”[7]《百家讲坛》果真只是为了迎合受众而选择了传统文化？关注历史就会导致节目的服务功能丧失？从传播效果看，《百家讲坛》不仅没有丧失服务，更承担起了媒介的社会责任。
1.传承传统文化是媒介的社会道德责任。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会形成根植于共同地域、语言、心理的共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拉斯韦尔概括的大众传播社会功能之一，因此传播传统文化也是大众媒介所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民族精神是将整个民族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力量，对民族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精神又通过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表现出来。《百家讲坛》传播传统文化，增进受众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了解，能增强其民族自豪感，进而增强民族凝聚力。再从社会历史观教育的角度分析，媒体应注意传统文化层面的选题宣传。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每个人都有了解自己所属群体的历史的义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每个民族都要根据其历史文化条件来决定其发展策略，也要借鉴历史，少走“弯路”。《百家讲坛》的《于丹<论语>心得》就是结合现代实际将《论语》中一些朴实的道理传播给大众。可见，关注历史并不代表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普及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其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一些媒体为了争夺受众市场而变得媚俗化，传媒的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在逐渐让位于大众娱乐。《百家讲坛》在此时出现，力图建造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以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响应了当今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需求，承担了传承社会遗产的社会责任。并且，专家们对传统文化的讲解包含着深层次的内涵，这在满足受众求知欲、吸引受众眼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兴趣品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栏目能够提高受众的文化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因而具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拨乱反正”是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麦克唐纳在1957年就指出了大众文化崛起所带来的威胁。“它打破了阶级、传统、趣味的旧障碍，消除了一切文化的差别。它把一切都搀和拼凑在一起……”[8]影视作品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也会以各种“暴力”方式掠夺其他文化资源，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资源无疑是影视剧的一个巨大的题材宝库。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对传统文化霸权的叛逆心理及人们在生活压力重负下追求娱乐的心理驱使，当前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常以“戏说”的方式出现。“戏说剧”通常以创作者对受众心理的揣测结果或以自己的兴趣品位为依据，将正史或野史中的相关情节近乎随意地夸大、扭曲，以幽默消遣的方式解构历史。即使有一些所谓的依据正史创作的“正说”历史剧，也因为其艺术表达手法的使用以及场面装潢、服装设计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历史。受众若经常接触这些“戏说”影视剧，也会感到厌倦、厌恶，在待证心理和求真欲望的作用下，他们更希望知晓历史的真相。基于这种情况，《百家讲坛》侧重选择与热门历史影视作品有关的素材，既能引起受众的兴趣，又能通过权威的专家学者的讲解对影视剧“戏说”历史的现象进行“拨乱反正”，使栏目承担起了现实社会赋予媒介的重要责任：正确地传承社会文化遗产。譬如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时，纪连海就通过《正说清朝二十四臣》指出纪晓岚与和绅官位相差（下转第12页）（上接第29页）极大，不可能与和绅周旋。
同时也有人认为《百家讲坛》为了让大众理解讲述内容，采用戏剧化的讲述模式缺乏学术严谨性，主讲人的观点也并非绝对正确，是媒介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试想如果受众对传播内容不能理解，传播效果自然为零，普及传统文化从何谈起？对不同的层次，严谨性的要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做学术需要较高的严谨性，普及大众文化则不必如此，如果因为要求严谨而放弃普及传统文化，岂不是“因噎废食”吗？学者的观点受到争议不可避免，利用栏目提供的平台使各种观点广泛传播，受众恰恰能在观点的交锋中学到更多东西。当然，《百家讲坛》也可以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多使用“于丹《庄子》心得”“王立群读《史记》”等说法，向受众表明是一家之言，不代表绝对真理；尝试针对同一问题邀请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演讲，让受众选择性接受，使栏目内容更显严谨。
三、结语
一个电视栏目能否成功，需要考虑栏目的形式、内容、公关策略等多方面的因素，内容选择只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电视媒介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许多媒体要么因为内容太过高端、深沉而失去了受众，要么为了迎合受众的一些低俗品味而放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走向了媚俗化道路。很多时候，这样的栏目只是昙花一现，缺乏维持其长期生存的生命力。其实，栏目内容做到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并不是矛盾的。只要学会运用营销策略选择好栏目选题方向，找准目标市场，兼顾受众和媒介责任反而会成为栏目成功的重要策略。《百家讲坛》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将选题素材集中到传统文化的内容选择策略，值得所有电视媒体的深思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任中峰，彭薇.《百家讲坛》的“雅俗”变革[J].传媒，2006，(3).
[2]吴文虎主编.《新闻事业经营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3]隆准.《百家讲坛》变成“一家讲坛”[N].重庆晚报，2007-02
-06（22）.
[4]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
[5]姚珂.待证心理，即“当人们对一件事物的发展以及结果发生好奇时所产生的等待、盼望以至渴望亲自求证结果的一种期待性心理。”收众收视心理研究与电视收视率[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3,(3).
[8]杨海燕.雾里看花水中望月——透视电视节目娱乐化、世俗化趋向[A].王晓玉.传播学研究集刊（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