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1
（一）本课立意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应该怎么上，传统教学着眼于知识的数量，即事实性的知识：儒、道、法、墨四家代表人物及各自观点的记忆和掌握。新课改除了关注知识数量外，还重视知识的质量，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力的提高，对教学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我认为本课的内容不应囿于教材的浅显标注，而应挖掘基本史实隐藏的信息，从整体上宏观把握这一课在中国古代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和地位。因此，应把本课放入中国古代史的长河中，结合当时政治经济的巨变进行考量和剖析，使它不至于成为无本之木，从而明晰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二）本课目标
知识与技能：回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巨变，理解“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儒、法、道、墨思想家代表及其言论；知道儒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析各派学说形成的社会原因；评判各派学说的社会实践意义；建构本课知识结构。
过程与方法：运用“谈话法”，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精心设计系列相关问题，引导学生自主自觉探究学习，建构独立的理解和认识体系，使其内化成为元认知；运用“讨论法”，通过严格筛选的影像、图片资料增强历史学习的直观性和可感知性；采用实践练习法：教师提出问题，学生阅读教材，围绕问题组织内容，自制卡片图表，完成对问题的图说，促进内创造；创设情境，让学生分析掌握各派主张对同一情境的不同态度，促进程序性知识的迁移。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百家争鸣”诞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之中，春秋战国时期战火四起，硝烟弥漫，但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却孕育出了思想的奇葩。它们的影响亘古至今，成就了中国第一个大黄金时代。学生可以从中感悟民族文化的悠远和璀璨，培养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联系现实，正确对待古典思想文化，发挥积极效用。
教学重点：理解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原因；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历史意义；了解儒学的形成过程；了解并掌握儒、道、法、墨思想家代表及其各派不同主张；掌握“百家争鸣”的历史概念、本课内容琐碎繁杂，容易混淆，难于掌握，必须理清线索脉络才能进行有效学习。
教学难点：大分裂时代的硝烟弥漫和动荡不安何以孕育出璀璨的文化奇葩，这种看似悖论的历史知识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儒、道、法、墨各派主张的言论易于混淆；拓展分析四大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受到不同礼遇的原因；运用各派主张解决具体情境问题，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内化。
二、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国际战争不断。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硝烟四起的时代，思想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奇观，这些怒放的百花好像生长在火山灰上一样，火山爆发时的震撼固然惊天动地，但它喷出的火山灰无疑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孕育出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导出新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抛出问题：群雄逐鹿，硝烟四起?圮文化繁荣，百家争鸣，导入新课。
第一环节：火山口上诞生的文化奇葩。
1.“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
提出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具体是指哪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什么？”为何在如此乱世却出现了文化盛世，此种历史现象是否合理？
学生回忆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归纳，做出回答。（出示问题图表，学生分组讨论填写答案）
“百家争鸣”
（说明：“百家争鸣”形成原因未作为课程标准要求，教材只粗略几笔模糊带过，但其承上启下，是教师必须把握和挖掘的历史素材。学生容易理解太平治世的文化繁荣，但对于乱世中的文化奇观囿于传统思维的影响，难于理解掌握，借此引导学生打破思维常态，培养锻炼历史思维能力，促进自主学习，自觉对前知识回忆分析建构迁移，从而完成知识的巩固内化，也为新知识的学习提供支撑性观点，有利于学生新认知思维的发展。）
2.思想学术空前繁荣――“百家争鸣”的盛况
各派学说辩驳诘难，摩擦碰撞中彰显出智慧光芒，使中国的思想学术进入空前的辉煌时代。其中最主要的四大流派分别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1）学生阅读教材，了解四大流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各自主张，并以此内容自制学习卡片，梳理知识，同学间相互纠错完善。最后教师出示自制卡片和学生对比分析，看谁的更完善，取长补短，师生相互学习。
（说明：教学过程是师生互教互学的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要知识发生转化）
（2）拓展思考：纵然群芳斗艳，但春秋战国唯有法家思想独受青睐成为显学，原因何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政治思想在何种情况下才会符合时代需求，受到君主的重用？
儒家：是保守的，认为社会是退化的，最好的永远是最好的，主张以古为法。
道家：是消极的，希望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
法家：是顺势的，提倡君主集权，依法治国，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主张变法改革。
墨家：是超前的，兼爱、非攻、尚贤、节约，志在重建社会秩序。
由此看来：太平治世用儒家，确保社会长治久安；动荡年代用法家，乱世重典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民生凋敝用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墨家思想为我们勾画了理想蓝图。
（3）提供情境：天灾之年，一孩子为救即将饿死的母亲，冒险行窃被抓判刑，民众愤愤不平，各种声讨不断。主要观点如下，A.人性本善，犯错误是孝的驱使，可以原谅。B.人性本恶，但只要好好教育，孩子会改正的。C.人性本恶，必须严加惩罚，以防再犯。请标出他们分别是哪派的主张。（促进学生程序性知识的迁移）
（说明：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将教科书知识顺序做了调整。从原因扩展到内涵，最后根据所学分析总结历史地位更符合学生的认知逻辑，还能据此检验学生的认知质量，且儒、墨、法、道不应割裂，放在一起学习能促进学生的对比掌握，也可避免学生以排位次序和所占篇幅错误揣测知识地位，以致区别对待。）
第二环节：文化奇观的旷世影响。
1.掌握“百家争鸣”复杂历史概念（完成知识梳理）
“百家”泛指数量，“争鸣”指争论和诘难。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基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变，在思想文化流域出现流派纷呈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最主要的有法、儒、墨、道四大学派，各派思想学说实则是不同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各家思想彼此吸收融合，逐步成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
2.出示图片资料：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大典
分析为何全世界24个国家和地区联合祭孔，为何孔子书院漂洋过海根植世界，孔子到底魅力何在，今人要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那里汲取什么智慧？
（说明：翔实的材料让学生感知孔子理论的深远影响，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层层设问激发学生的探知欲，有利于促进本课消化和儒家思想发展后续教学的展开。）
三、小结
同学们，通过这一课的学习，大家对“百家争鸣”的复杂历史概念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把握。由此我们发现乱世带来的不只是杀戮和毁灭，也带来了希望和新生，在混乱动荡的历史情势下也暗藏着向上的强韧力量，因此才有了“凤凰涅”、“浴火重生”之说。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2
【原因之一:
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
“双百”方针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亲笔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示祝贺。“百家争鸣”最初是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而提出的。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向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回答说要“百家争鸣”。
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个基本的方针完整提出,则是1956年的事情。这年4月,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召开扩大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上,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前一阶段文艺界和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在总结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宣布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双百”方针提出后,广大知识分子以十分兴奋的心情报以热烈欢迎。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说:“我们科学界所以衷心地欢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因为‘百家争鸣’是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光明日报》1956年5月25日)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表示:“我们搞科学工作的人,百分之百的赞同‘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要科学发展,就应该做到自由论争,‘百家争鸣’。不这样,思想就会僵化,科学还哪里会发展。”
但是,对这一政策,在党的干部队伍中,不少人却心存怀疑和忧虑。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人提倡了。二是过去的一年利用反对“公式化、概念化”来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要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等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三是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作品,甚至个别人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报刊转载,有的甚至还以编者按的形式赞成陈其通等人的观点。尤其引人注意的是,2月28日的《旅大日报》在转载陈其通等人文章时,编辑部还在按语中说:“这篇文章提出了当前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几个原则性的问题,引起了文艺界及有关方面的广泛注意。在我省,日前中共辽宁省委文教部召开的文艺编辑座谈会曾经讨论了这篇文章。与会者一致认为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也是及时的,文章中提出的几点意见,都是正确的。”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也一再说过,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黎之《文坛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上海市委的一位负责人说,“百家争鸣”缺了共产党一家。北京市委的一位领导干部也持同样观点,认为1956年是唯心论抬头,唯物论的鸣声不高,向科学进军后,知识分子开始钻研业务了,但尾巴也翘起来了。
1956年底1957年初,有人向部长陆定一写信,认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攻,说什么1955年是无产阶级思想向资产阶级思想总攻击的一年,1956年是资产阶级思想反攻的一年。资产阶级思想获得了苏共二十大的援军,取得了不小的胜利,其具体表现是唯心主义解放了。此人还说,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报告,除了鼓励争鸣外,没能解决唯心主义长期存在对人类的祸害问题,因此思想界很混乱,什么人的主观意见都说是“百家争鸣”。
在那些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看来,“百家争鸣”中,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只是百家中的一家,而其他九十九家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样“鸣”的结果,很可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了上风。他们还认为,多少年来一直提倡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是“百家争鸣”一来,唯心主义也获得了“争鸣”的资格;而且他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而言,其世界观本来就是唯心主义的。因此,“百家争鸣”将会使唯心主义呈日益泛滥之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将变为一句空话,随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鸣放出来,局面将不可收拾。尽管1957年春对为什么要实行“双百”方针作了多次讲话,并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作了公开的批评,但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未真正统一。随着反运动的开展,相当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言论”的出笼与“百家争鸣”联系起来,认为都是“百家争鸣”闯的祸。所以反运动后,“双百”方针作为一句口号还在使用,但实际上已不可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
【原因之二:
对“双百”方针理解的偏差导致“大鸣大放”】
1956年大力倡导“双百”方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苏共二十大暴露出苏联体制的许多弊端,其中包括文艺和科学工作的种种清规戒律挫伤了知识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领导人在试图走出一条与苏联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除了在经济建设上提出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外,在思想文化建设上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提出在文学艺术上实行“百花齐放”,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百家争鸣”。尽管这一政策所允许的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的宽容,并没有超过1954年通过的宪法中关于“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但这一政策的提出,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文艺的粗涉和对科学研究随意贴上政治标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是对此前片面强调学习苏联且一味强调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但是,应该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种提法,虽然在建国初就已出现,可把它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是1956年4、5月间才正式提出的。而这个方针的提出,党内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思想酝酿,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讨论,因而也没有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1955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曾大张旗鼓地进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谴责,开展了对梁思成建筑设计中的“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错误”的批判,组织了大规模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些运动几乎涉及整个知识界。仅过了半年,“双百”方针便提出来了,尽管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长期的思维惯性使相当多的党员、干部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对实行这一方针抱有某种抵触情绪。就是因思想改造和各种批判运动而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也对此心存疑虑而不敢大胆“争鸣”。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潘世兹坦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有这样一种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双百”方针提出后,知识界出现了一种想“放”而不敢放,想“鸣”而不敢鸣的局面,正如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所说的:“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自信力不那么强,顾虑似乎不少。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意味着他们的积极性是动起来了,特别表现在提高业务的要求上,但是消极因素还是很多的。他们对百家争鸣还是顾虑重重,不敢鸣,不敢争;至于和实际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问题上,大多更是守口如瓶,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这种情况出现后,党内又产生了急于想改变这种局面的情绪。恰好此时,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广泛的整风运动,以改进干部作风。于是,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变成了千方百计劝导知识分子参与“争鸣”,并且将这种“争鸣”转变为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整风运动的一种方式,甚至还搞起所谓“大鸣大放”。所以从这时起, “放”与“鸣”的重点,已不是文艺与学术思想问题,而是鼓励党外人士“鸣放”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缺点。
到此时,人们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当初这个方针提出的时候,说得很清楚,是“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限定的范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之外的领域,事实上是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坚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必要进行“争鸣”。偏离“放”与“鸣”的结果,是“放”出了大量的“毒草”,“鸣”出了一大批的“牛鬼蛇神”。由于对形势作了脱离实际的判断,随后发生了严重扩大化的反运动。这样一来,“双百”方针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原因之三:匈牙利事件的消极影响】
探讨“双百”方针在1957年的历史命运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这就是1956年秋的匈牙利事件。这年10月,社会主义阵营的匈牙利发生大规模群众性示威游行,提出反政府的口号,随后演变为大规模的骚乱和,后来由于苏军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事件才得以平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甚为震惊,同时也使他产生了一种高度警惕,即如何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重演。
当时,一方面自信地说:“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但另一面,他也不能不提防中国出现类似的问题,而且要设法避免。尤其在1956年下半年,我国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的现象,城市有少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也发生了一些农业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的事件,这更增加了的担心。1957年1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指此时国内少数闹事的人――作者按)引出了洞。”他还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又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由此不难看出,此时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半年前他对“双百”方针的提倡,用意上是有所不同的。半年前,是为了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匈牙利事件后,虽然他仍有同样的用意,但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让那些“毒草”长出来,让“牛鬼蛇神”跳出来。毛甚至说:“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有人曾提出:“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做‘引’的工作。”不过笔者认为,1956年10月开始的“放”的策略,与1957年5月正式作出的“引蛇出洞”决策,在本质上还是有所不同的。此前的“放”更多的是树立对立面,使“香花”与“毒草”进行比较,从而使人们能辨明什么是“毒草”并最终自觉地与之划清界限,使“香花”更好地生长。整风运动之前,在看来,有那么一些“毒草”并不可怕,到时把它们锄掉就是了。
可是,1957年5月整风开始后,鼓励“大鸣大放”的结果,放出来的“毒草”大大超过了党的领导人的预料,这才使他们感觉到“事情正在起变化”,需要来一场大规模的锄“毒草”运动。为了将“毒草”除尽,尤其是将那些隐藏较深的“毒草”除掉,一面在党内布置反击,一面指示继续“鸣放”,目的当然是为了届时聚而歼之。如果说,1956年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种政策来提倡,那么,匈牙利事件后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主要一些。至于在作出反运动的决策后,继续鼓励“鸣放”,毫无疑问,仅是一种策略了。到了这个时候,真正意义上的“双百”方针中止也就不奇怪了。
【原因之四:
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变化缺乏足够的估计】
1956年知识分子政策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这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提法,不单单是一个称号问题,更主要的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的一种认同。
但是,在随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并没有使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提法,而是说:“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这就说明,当时党内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不一致,仍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并未改造好,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我国的政治用语中,“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是有层次上的区别的,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而劳动人民从整体上讲是不能作为领导阶级的。反运动前,一方面不断地强调要坚持“双百”方针,另一方面又一再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提法。1956年9月,他在谈到党的历史经验时,这样说:“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7年3月,在与文艺界代表谈话时,又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之所以仍将知识分子冠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在他看来,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反复强调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说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3
1、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甚至墨法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金庸小说中被有机地熔于一炉。
2、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
3、他的法律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而自成一体。
4、古希腊学者把从事学术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通过办学收费和吸引权贵的捐款过日子，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谋生方式是相同的。
5、企业管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6、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诸子百家争鸣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在思想史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在海内内外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这本位不仅表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儒家伦理的认同，还深入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无所不包的文化，主导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8、我们认为诸子百家普遍称引黄帝的事迹，甚至托言黄帝以自重，这正是黄帝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反映，说明黄帝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核心。
9、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有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
10、一关于儒学何以会被汉代统治者接受而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学者们虽多有论及，亦多近理，但似乎尚未揭橥根本原由。
11、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2、名胜遗迹区中有插箭岭、铸箭炉、武灵殿、诸子百家殿、历代帝王宫、古代兵器陈列馆和成语典故园等。
13、痛恨宋儒疑经改经之悖谬，毛奇龄强调诠解经义必以实据为凭他严格地遵循以经证经的论学之方，而且还兼采诸子百家以及后儒之说以为旁证。
14、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15、从这个角度说，先秦法律思想是秦汉律学得以的一个理论基础，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法律的学说，是后代律学家所继受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16、二两千年来的孔子诸种神话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政治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7、认识诸子百家的产生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和演进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18、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男女之道的研究是最令人看好的，这不是因为道家的学说比其它的学说更有道理，而是道家的男女之道最讲实用性，所以也就被社会广泛的接受。
19、我们的策略是：横向链接诸子百家，纵向连锁网点！
20、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21、这些特征主要有钱币、文字、官制和爵秩制度以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地域分布等，基本涉及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
22、在讨论物权和债权两者的关系时，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但恐怕最能让人折服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为物权的重要性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前提。
23、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4、荀子生于古代的封建制度要被推翻，以将建立强权专制为目标的秦国为乱世打上休止符的时期，可谓是乱世之末的大儒家，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25、“四书”必修课教育如果成功，兴许以后能增开新的内容，将诸子百家都加上。
26、贾谊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悲剧的典型，他的思想颇得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沾溉，同时也润泽后人。
27、老子任周室守藏史的经历使得他得以全面了解远古时代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精华，也使他能够接触和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积累了知识，锤炼了思想。
28、马一浮不认同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学习六艺者各有所偏重，往熟悉的方面一路，于是都仅得六艺之一二，不及其余，因此形成各有得失的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4
那末，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从已有的平台上逐步走向繁荣，引向深化?国内一些学者多向度地表达了他们的思考，读来颇受教益。笔者在此补充两点，谨供方家指正。
第一，应当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建国后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压制甚或废弃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主要导源于对这种研究的价值之否定。例如，认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就是宣扬“封资修”，就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唱对台戏”；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研究西方那一套政治思想，云云。恐怕很难说，今天已经完全不存在这样一类偏见。而只要这类偏见尚有存在，就肯定不利于繁荣与深化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故而，应当继续克服认知上的偏见，重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论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产生，不仅基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变化发展，而且还基于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果”（3）。所谓“欧洲社会思想发展”，自然包含欧洲（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千年来，整个人类对政治现象的认知与思维步步推进，步步深化，发展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诞生，可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研究西方历史上各派政治思想的演展，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前人思想成果之间的历史承继关系，深刻理解这一伟大学说诞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坚实的认识论基础。例如，西方从“自然（伦理）政治观”中经“神学政治观”，再到“法学（权利）政治观”、“社会学政治观”，然后至马克思时代达到“辩证唯物政治观”，正反映了人类政治一思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轨迹、必然趋向。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即便在今天，它的继续发展也仍然需要不断有批判地吸收包括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在内的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诚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一系列基本观点方面，都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革命性变革和超越。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也正有助于从对比鉴别中，更加真切地、理性地体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贡献、价值与地位。例如，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等视角考察政治，较之以往从“自然”、“道德”、“神意”或从抽象的“人性”、“理性”、“权利”、“权力”等方面解释政治，显然标志着人类政治认知、政治思维领域的一场革命、一次超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揭示政治的真正本质与特性。
其二，社会政治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增强政治思维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又是天生的“理性动物”。自古至今，多少智者以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不同动机，关注着、细察着、思索着那斑驳陆离、变幻无穷的政治现象。思维所至，见仁见智，各有感悟，各领风骚。西方政治思想，便是整个人类政治思维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有助于启迪政治思维，思考当代的现实政治问题。那些承载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著述之所以享有这种地位，完全是因为它们所含有的分析能力，以及这些分析往往被证明是思考当代政治问题之卓有成效的起点。”（4）尽管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政治现实与（历代的或当代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所面对的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但，只要承认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存在着某些共同的规律，那末，就不能忽视西方政治思想在深层次上所蕴含的某些思维方式、方法、切入点，对我们开展政治思维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注重对“权源”（权力的起源、来源、根源）的考察，注重对权力委托与权力运作过程的研究，注重对权力腐败的警惕，注重从体制上构建对权力的制约。这些对于我们思考当今中国的政治建设、政治发展，有着相当的启迪性。或许即是“洋为中用”吧。当然，不是说照搬某种现成的体制，而是说可以启迪我们的政治思维，有利于我们选准思维切入点，结合国情，拓展思路，改革与完善自己的政治体制。
其三，一个开放的国家，一个身处东方，与西方存在着诸多差异乃至隔阂的国家，需要了解西方。在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世界政治走向多元化的时代，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将在更大程度上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频繁交往，这就更需要了解西方与了解整个世界。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运作，在深层次上，往往与其传统文化及现当代思潮有着紧密联系。而正如T.L.索尔森所言：“政治学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象征。”（5）因此，为了了解西方，就不能忽视对西方政治思想（包括传统的政治学说与现当代的政治思潮）的研究。例如，欲洞察当代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策之嬗变，就应注意研究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特征及其影响。而不重视研究西方有关“人权”、“主权”、“分权”等政治观念及其在当代的发展变化，就无法全面、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也就难以开展“人权”等问题上的国际对话。
从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加强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应当重视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真正重视起来了，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引向深化，就有希望。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人力、资料、学术园地及研究水准等问题，也就不难解决。——《浙江学刊》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价值，于是，专供学者耕耘的这样一块专业学术园地便呈现在了我们眼前——即是明证。
第二，应当倡导健康的学术争鸣。一般来说，学术研究主要有赖于个人独立的思维活动，“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6）。这就需要各个研究者付出极大的精力，潜心探索、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从而获得相应的研究成果。然而，“人是万物的尺度”。囿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感悟等），往往会导致不同研究者对于同一研究对象作出“见仁见智”的不同判断与结论。理性地说，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绝对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或缺损。为了克服偏颇，走向完善，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真理性，便应当倡导健康的学术争鸣。在争鸣中，鼓励研究者敢于发表不同的见解，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开展讨论、批评、碰撞。“智慧同智慧相碰，就迸溅出无数火花。”（7）这火花可进一步激活人们的思维，从而促使某一研究者发现其学术观点的偏颇之处，并通过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修正与完善自己原有的观点；或者促使某一研究者完全放弃自己原有的学术观点，而接受其他研究者的合理结论；或者促使某一研究者更加坚信并更加充分地论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或者促使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将某项研究更加引向纵深。就此意义言，学术研究除了主要有赖于研究者各自独立的个人思维活动外，也有赖于研究者之间思维碰撞的集体效应。这正是所谓“百家争鸣”推进学术繁荣的奥秘所在。从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现状看，一些学者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正面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至于针对某一学术观点发表不同见解，开展讨论与争鸣的，还很少见到。这可能是造成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尚未达到繁荣与深化的一个原因。反言之，这也许正是促使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所必需的途径之一。故而，笔者作为一种期望，郑重地提出这一点。我想，《浙江学刊》将新辟的这一“专栏”可以在倡导学术争鸣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至少可以起到搭台引戏、鸣锣助威的作用。具体来说，“专栏”中，除了发表研究者各自评介或论述西方某一种政治思潮、政治流派、政治学说和某一位政治思想家、某一本政治思想名著的论-文外，也应当发表一些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鸣文章。可以是某一学者对其他学者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申述自己的不同见解；也可以围绕某一学术问题，以“笔谈”形式同时发表一组不同观点的论文；还可以发表综述某次学术研讨会上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甚或由贵刊出面与有关高校（研究所）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争鸣）活动。总之，形式多样，目的一个，即倡导与鼓励学术争鸣，以推动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
其实，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对同一问题已经发表了较明显的不同学术观点，只是各说各的，尚未展开争鸣、互相切磋；有的学者在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实际上已经隐含着不同的学术观点，只是尚欠鲜明，更未构成争鸣；而有的学术问题目前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重视，日后一旦重视起来，很可能会出现不同学术观点。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开展学术争鸣的课题。在此不妨略举数例。
例一，关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问题。即西方政治思想（自古至今）究竟是围绕什么样的中心话题、核心内容而展开的。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国家主题论”。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就是探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观点、理论和学说”（8），或者说，就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思想、观点和理论。”（9）一为“人-社主题论”。认为“西方政治思维中经久不散的主题框架”是“人与社会”。（10）。那末，到底应当如何准确归纳与把握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如何认识这种“归纳”的理论价值？例二，关于支配西方政治思维的若干“政治观”问题。政治思想是人们开展政治思维的产物。众多的思想家各自形成的政治思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家，其政治思维往往潜移默化地受到同一种“宏观文化氛围”或曰“政治范式”、“政治观”的“笼罩”、“支配”与影响。从而驱使他们在求索政治问题的宏观维度、深层逻辑与根本方法等方面，又常常存在着惊人的相同、相近、相通之处。那末，究竟应当如何准确地概括与阐述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几种“政治观”？在古代，是“自然政治观”还是“伦理政治观”，抑或是“自然-伦理政治观”？在近代，是“法学政治观”还是“权利政治观”？在现当代，是“社会学政治观”还是仍为“权利政治观”，抑或是“辩证唯物政治观”？（11） 例三，关于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问题。显然，这方面的研究对象，不象古近代政治思想那样已经经受过大浪淘沙、历史积淀，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派林立、众说纷呈、五光十色，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这便给我们的研究增添了难度。首先，如何界定“政治思潮”的概念？其与“政治流派”、“政治思想”之间是何种关系？其次，如何构建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研究的框架（体系）？如何判定哪些是真正反映时代特征的，可以传世的政治思想，哪些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难以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痕迹的政治理论？再次，如何从总体上概括与分析现当代西方各种政治思潮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等？以上三例，均是在宏观层面上列举的，应该说都可以也都值得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假若从中观或微观层面考察，那就更是不胜枚举。譬如，如何概括与评价某一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如何理解与分析某一种政治理论观点？如何较析不同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之特点与研究方法？如何评述某一种政治思想（思潮）的哲学基础、基本特征、理论价值？还有，如何认识某一种政治思想（思潮）对西方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对我们进行政治思维、考察政治现象可以提供的某些启迪？等等，等等。围绕这些问题，若能开展学术讨论与学术争鸣，对于繁荣与深化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肯定会有促进意义的。
诚然，我们所希望倡导与开展的是“健康”的、“正常”的、“有益”的学术争鸣。为此，至少应确认与遵循这样一些学术规范。第一，参与争鸣者应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了解对方学者的基本学术观点及其真实涵义，防止误读、曲解，防止断章取义，防止人为地“假设”对立面，构成不正常的“争鸣”。第二，参与争鸣者应准确认定自己与对方学者在哪个学术问题上，存在着怎样的分岐，特别是分岐的焦点何在，防止形成1表面上似乎分岐很大，实质上双方观点并无二致的所谓“泡沫”型“争鸣”。第三，参与争鸣者应将自己与对方学者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之上，应尽量要求自己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同时，尊重别人的发言权，欢迎对方的批评或反批评，认真倾听对方的申述，乐于接受对方合理的观点，防止出现居高临下、强词夺理、独断专横的“单向”性、“霸道”型“争鸣”。笫四，参与争鸣者应坚持“三不”方针。对于任何学术观点，只要不违背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准则，不超越宪法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就不能“打棍子”、“楸辫子”、“戴帽子”。应依法保障学者参与学术争鸣的权利，保障学术争鸣的正常秩序，防止重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整人”式、“斗争”式的所谓“争鸣”。窃以为，若能正确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遵循学术争鸣所必需的若干规范，营造与维护学术争鸣所应有的氛围，那么，必定能促进国内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与深化。但愿《浙江学刊》创设“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专栏”能成为这一研究走向繁荣与深化的契机与征兆。是为盼。
注释：
1，丛日云：《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见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2，高 建：《面向21世纪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见马德普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版，第4页。
4，《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译本，第577页。
5，［美］ G.H.萨拜因著，T.L.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中译本，第7页。
6，［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见《俄国民粹派文选》，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7，［俄］马尔林斯基：《考验》，《马尔林斯基小说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28页
8，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9，刘绍贤主编：《欧美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5
【关键词】韩非；功利主义；法家；文化
一、先秦韩非思想兴起源于百家争鸣的历史大背景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最早出现的学术流派，孔子亦是诸子中最早出现的思想家，孔子之前，教育是由贵族垄断，孔子兴办私学，提供了文化教育资源，文化教育由贵族普及至平民，壮大了士人阶层，为中国最早一批知识分子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民间兴办私学浪潮的兴起，文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不同的文化与思想百花齐放，战国末期形成显学并立、诸子共存的百家争鸣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首先，战国时期，书写工具有了进步，使得民间学者立言著书有了可能性；而在春秋时期有能力制作书籍还仅限于官方政府，书写工具的进步加快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影响力。对此，傅斯年说道：“《周书》、《雅》、《颂》不必说，即如《国风》、《小雅》若干篇，性质全是民间者，其著于简篇当在春秋之世。《国语》乃由各国材料拼合而成于魏文侯朝，仍是官家培植之著作，私人无此力量。《论语》虽全是私家记录，但所记不过一事之细，一论之目，稍经展转，即不可明了。礼之宁俭，丧宁戚，或至以为非君子之言，必当时著书还甚受物质的限制，否则著书不应简括到专生误会的地步。然而一到战国中期，一切丰长的文辞都出来了……若不是当时学者的富力变大，即是当时的书具变廉，或者兼之。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 i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王朝逐渐丧失对各诸侯国的统治权，“内其国而外诸夏”，各诸侯国都以正统自居，地方性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形成了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
二、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是当时经济形势的折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的原因。比如秦、齐两国皆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模式却截然不同，上层建筑的精神文化更是大相径庭，秦国重农抑商，民风剽悍，连荀子都忍不住感慨秦国“其殆无儒”ii；齐国则重渔盐工商之利，开设稷下学宫，广招天下英才汇集于齐传播讲学。文化模式的迥异便由生产力模式不同所致，秦国地处西北，气候苦寒，物质匮乏，没有努力耕战，就没有财富；齐国靠近大海，与中原各国贸易往来密切，是当时风气最为开放的商业大国，经济繁荣自然能招揽众多学者云集于此，韩非的老师荀子也曾在此讲学。文化的生长繁荣无可避免的会依托于整个时代，是时代大环境使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变革时期，思想难免受到时代变革的激发，摩擦出火花。纵观人类历史，愈是激烈变更的时代，愈是文化“轴心时代”。儒、墨着眼于“道德”、“天命”对各家“发难”，法家作为诸子中较晚成型的后起之秀，便从功利主义思想的角度对儒、墨两家显学进行批判，顺势提出功利文化论的主张。韩非曰：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iii
从引文中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墨的思想的蔑视之情溢于言表，韩非认为儒、墨学派内部不仅思想混乱，还缺乏实践的检验，没有依据，是愚昧和虚妄的学术观点，倘若依照如此学说治理国家，必然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如果用功利标准衡量儒、墨两家的文化，显然是不符合功利目的，因此应该予以禁止。明显韩非也想争夺学术话语权，对多元文化并立的局面深恶痛绝，甚至认为多元文化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会影响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三、对先秦韩非的功利文化论思想的反思
韩非推导出单一文化思想优于多元文化思想的文化功利论，对儒家的仁政思想进行批判，比如韩非认为，不应救济穷人，穷人贫穷除了饥荒、疾病、刑罚等原因之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自身的奢侈和懒惰。既然如此，救济穷人无疑等同于以国家的名义掠夺勤劳致富之人的劳动果实供养奢侈、懒惰之人。长此以往，无疑助长了奢侈懒惰之风，给社会利益造成严重损失。韩非认为建立在公平的资本原始积累之上的贫富分化也是是公平的，在这个前提之下，政府通过财富的再分配来劫贫济富便是对富人的掠夺。因此，韩非反对儒家的仁政主张，反对儒家提出的对穷人救济的福利政策和德行政治政策。
韩非在《五蠹》篇中总结了五种对国家有害的蠹虫，这实际是种借喻讽刺，五种蠹虫代表了五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学者是指儒家，言谈者是指纵横、名辩学派，带剑者是墨家侠文化的代表，商工之民是齐法家商业文化的代表，患御者是道家贵己重生文化的代表。韩非提出的五蠹害国，实质是为了推行文化“大一统”，具体到功利文化论的实施内容，便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韩非曰：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iv
韩非的功利文化论主张是为其功利政治论思想服务的，韩非提出禁止私学，学在官学，由政府统一兴办教育，不过是为了掌握学术话语权。兴办官学的理念本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韩非对百家争鸣文化状态的禁止却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简言之，功利文化论可以看成“大一统”的政策在思想文化上的延伸，虽然一定时期之内确实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功利文化论无异于饮鸩止渴。
注释：
i 参见傅斯年著，雷颐点校.史学方法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ii孔子西行不至秦。秦国的儒学之风是列国中最淡薄的，因此荀子发出“其殆无儒”的感慨。
iii 见《韩非子・显学》，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iv见《韩非子・五蠹》，参见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参考文献】
[1]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百家争鸣对后世的社会影响范文6
这位“铁娘子”的话虽然有些依据，但却有些偏颇。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一头迷失的雄狮
秦汉以来的中国文明，可被称为“儒家文明”，这种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文明，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因为儒家思想注重道德、秩序、人际关系，所以，儒家文明在前期还是非常有活力的，然而，到了中后期，由于专制主义的泛滥，开始出现没落，并最终被西方文明反超。鸦片战争后，“沉睡的东方雄狮”虽然苏醒，但长期处于迷茫的状态，甚至一度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化，源于三皇五帝，经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然后有汉唐的文化荟萃：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促使“百家归儒”，此后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举，儒家为主(道教创办于东汉，佛教也于东汉时期传人中国)。唐朝时期，虽然重点不同，但基本也是儒释道三家并举，而且都处在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再加上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整个华夏大地，出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人们积极进取，思想也非常活跃，在哲学思想、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等领域均有创新。
宋朝时，政府力倡偃武修文(明朝也是)，虽然取得了经济、文化上的大发展，但为全民族埋下了孱弱的种子，宋之时，国家四分五裂，汉家处处受制，宋之后，汉家再无雄起。北宋开始的程朱理学，因号称“兼容儒释道”，被政府(元开始)引为官家正统思想，强行给莘莘学子“洗脑”，如此培养出来的士子，大多是一些只知道唯唯诺诺的奴才，只识得“乎时拱手淡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更有甚者，“闭关锁国”和“文字狱”如两条沉重的锁链锁住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整个中华大地真的成了一个内部沉闷，对外封闭的“铁屋子”。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愚昧，越来越孱弱，虽然偶有一些“呐喊”(如李贽)，但毕竟没有形成社会潮流，终被视为“异端”无情地绞杀。
元清两朝，本是“外族”入主中原，应有一些新的文化带进来，但蒙满这两个民族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底蕴，最后也只能乖乖地成了汉人的弟子。而且两个民族的野蛮使得专制主义更加膨胀。满洲汉子的血性虽然也营造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在文化方面，已经今不如昔了，所谓康熙字典和四库全书，只是对过去成果的总结，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毁书数万，又何尝不是对文化的摧残和桎梏?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直在一边学习西方，一边创建自己的文化。洋务运动是学西方，戊戌维新是学西方，辛亥革命也是学西方，但是，以学习西方为主的系列活动，基本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还是学习阿方，但大革命失败宣告“五四”运动的失败。此后的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次以农民起义为基础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对这次革命的指导作用是有限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民起义的胜利者“砸碎了万恶的旧世界”，但并没有建立一个真正的新世界，起码，精神层面上没有。“”是一次盲目的“说不”，它否定了一切，最后使中国陷入“狂乱”的状态。改革开放后，总设计师提出：先放下姓资姓社的问题不谈，优先谋求经济发展，这个观点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但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对文化建设的暂时牺牲。不多久，中国民众出现了信仰危机……
今天，我们成了“世界工厂”，成了“第四经济体”，甚至体育大国、军事强国……但是，我们在文化方面拿出来的东西确实不多。
所以，撒切尔夫人的论断，确实让我们有点心虚。
但是，正如阿Q说的，“我们以前阔过”，多少还有点家传的宝贝，只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而已。
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大国文化。
维系中国九州大同，并不足依靠武力征伐，而是“文化”。尧舜禹汤靠个人魅力维系“天下”，使诸侯来朝，周朝制订“礼”，以规范上至天子，下至七人的行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于是有了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名等九流十家从各个角度探讨治国安邦的“大道”。
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儒家成了官家正统，制约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孔子也成了圣人。但事实上，董仲舒以后的儒家文化其实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诸子集成。
史载，孔子是汤的后人，他的偶像是制订“周礼”的周公旦，而孔子的学术原则是“述而不作”，孔子创办并宣扬的儒家文化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总结与传播。所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正统，是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主张“仁义礼智信”、“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中庸”、“修已安人”等观点，重视道德，宣扬“自强不息，内在超越”，在政治方面主张“王道”、“仁政”。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立国之本，虽然有其局限和缺陷(后有论述)，但造就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辉煌，不但国内政通人和，民富国强，而且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发展。所以说，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大国文化，谁反对都不能改变事实。
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历史潮流的洗礼，必将放出异彩。二上世纪末，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发表了著名的《巴黎宣言》：“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从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中国新大国文化的构成与内容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崛起中的中国需要新的大国文化!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文化?
第一，国民精神。
《易经》有云：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又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国国民的传统精神；又有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节义礼仪廉耻，也是中国国民的传统精神；还有中庸之道，也是同民传统精神。但是，这些国民精神曾经被批为“吃人的封建礼教”，至今也没有全面此外，道家的无为飘逸，佛家的超脱，虽然为上亿人提供了一个精神的“广厦”，但要成为大国文化，几乎无此可能。新中国成立后，曾经用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作为主流精神，但社会发展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奉献精神难以大行其道最后，塑造国民精神的可能要靠“八荣八耻”了。不过，“八荣八耻”基本上是行为规范层面上的具体要求，用“八荣八耻”武装的下一代国民，能与以“自南、平等、民主、博爱、创新、冒险”的精神武装的下一代西方社会国民抗衡吗?
第二，社会管理哲学。
民主与法制，是西方国家成熟的管理体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西方体制在中国能全面推行吗?崛起中的中国能甭全面照搬吗?是不是还有一种更好的体制，更适合中国传统，以及未来的大国?
第三，国际外交哲学。
“和平共处五原则”是否需要修正?“负责任大国”似乎更像一种表态，是不是有更清晰、更具体的捕
述?
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否则，又会陷入当年的“铁屋子”状态。
中国新大国文化建设的资源
一个国家的文化建立，是需要一定的历史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等，但更重要的是现存的文化成果，中国大国文化建设的文化成果来自于：
1)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应指儒道法墨名等九流十家，十家之中，影响最大的应属儒道法。其中，儒家注重道德、秩序、人际关系，对农业社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后来成了束缚中国发展的绳索，根源在于其农业文化本身的局限性，以及等级社会的影子，还有“程朱”以来的教条化，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对它的断章取义。
但是，人类社会最终还是需要和平、安全、稳定、秩序，以及和谐的关系，尤其是全球化运动中，国家、社会团队、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将决定人类及社会的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智慧，如果能够将现代义明与儒家精神结合，儒家文化是很有价值的。此外，儒家文化还提供了大量的管理思想。
道家追求的是恬静、自然与飘逸，以及精神自由，虽然很难作为国家建设的主流思想，但因其超脱的态度，可避免陷入物资主义，拜金主义。此外，道家的无为而治，与“看不见的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某些方面，也可提供一些管理思路。
法家思想在儒家看来是有些残酷，但它的“公平、公开、公正”的理念与西方的“法治”如出一辙，自当有很多可取之处。
2)西方文化。
相对于中国的农业文化，西方文化被称为海洋文化，以其严密、科学、民主、冒险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甚至一度令中国人自惭形秽。
西方文化将人类带进了工业文明，确实是人类文明的一项重要贡献，可以说，西方科学文化将人类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了，西方文化模式下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给予了人类平等、自由与人权，然而，人与人类却越来越缺乏约束，正如黎鸣所说：人类社会愈是按照西方文化的模式走向“进步”，人类对待自己的同类愈是冷酷无情，甚至残忍凶狠(《西方哲学死了》)。此外，西方发展模式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也是空前的。西方的掠夺式、征服式的文化和发展模式，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警报。
所以，西方文化不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人类文化还需要向前发展，如果说西方文化解放了人类，那么“塑造人类”的任务还需要另一种文化来完成，中国的新大国文化能否承担如此重任?
3)“五四”以来的经验总结
文化是由经验沉淀而来的，但“五四”以来的经验还没有沉淀为文化，因为很多东西还没有最后定论，但或者就是这些实践，孕育了中国的新大国文化。
中国新大国文化的建设运动
文化的运动，最初或者是一种自发的运动，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洲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宗教改革，中国的新大国文化建设运动，或许已经开始了，开始得像文艺复兴一样――从国学的普及开始。百家讲坛推波助澜，人民大学设立国学院、以及遍布各地的孔子学院作为研究和推广基地，但是这些仅仅是起步，大国文化的建设，需要经历再一次“百家争鸣”，出现几位像孔子、老子、孟子一般的文化巨人，或许，他们就出现在活跃于网络世界的“愤青”当中
唯有创新，才能走出历史，超越历史；唯有创新，才能学习西方，赶超西方。唯有新的大国文化，才有新的大国。
政府与其他社会团体在这次文化活动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