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苏轼范文1
关键词：苏轼；清空词法；南宋词坛；清空词风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5-0125-06 收稿日期：2011-12-02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8BWX004）
作者简介：郭锋，博士，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454003
苏轼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当时的诗词都把他做为创作上的典范，但他却进入不了诗词的正派序列。宋代诗词特别讲求正派体系，宋诗以江西诗派为正宗、宋词以南宋后期本色派（江湖词派）为正宗，而江西诗派的活法、江湖词派的“清空”竟然都来自苏轼！由此可见苏轼在宋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词学界普遍认为宋词豪放派就是在苏轼影响下形成的，但这只是一种肤浅的感性认识而不是词史上的定谳。相比之下，南宋本色派受苏轼影响更深一些。他们不仅在创作上延续了苏轼的清空词法，还在理论上传承苏轼的清空词风。关于苏轼对南宋后期本色派（江湖词派）词人的影响，当代学者提出了一些具有突破意义的观点。张惠民把苏轼、姜夔并列为清空的典范，李康化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勾画了从东坡到白石的词学演进轨迹，抽绎出东坡与白石之间相关联的美学意旨，认为白石实传东坡衣钵”。我的系列论文在唐宋诗学的背景下分析了“清空”理论的来龙去脉，证实了姜夔对苏轼词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些成果解决了苏轼与姜夔清空的渊源关系，但还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苏轼词自身的清空问题。本文从张炎《词源》对清空词法的批评“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切入，分析苏轼清空词法的特点及其对南宋词坛的影响作用。
一、清空中有意趣
“清空”一词在唐代就出现了。但作为词学术语它出现较晚，而且也仅见于张炎《词源》。张炎《词源》卷下采用“要点阐释、举例示隅”的批评方式，只强调要点而忽略了必要的背景材料，各个条目之间逻辑关系也不明显。我从唐宋诗学的背景上还原了“清空”形成发展演化的过程，解决了《词源》卷下的论词体例和江湖词派的理论体系问题。笔者认为张炎所谓的“清空”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词法，二是由这种词法推广形成的一种词风。作为一种词法，“清空”在北宋中期就已经形成了。张炎《词源》卷下“意趣”条枚举了堪称为“清空”的词五首，其中包括苏轼二首、王安石一首和姜夔二首。苏轼和王安石是北宋中期词人。苏轼“中秋水调歌”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夏夜洞仙歌”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王安石“金陵怀古桂枝香”写作年代无考，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唐宋词选》认为“这首词可能作于治平四年（1067）作者出知江宁府时”。但没有列出证据，所以也仅仅算是一种猜测。我们无法证实这首词一定早于苏轼那两首词作，于是就把王安石和苏轼并列为宋代清空词法的开创者。杨浞《古今词话》记录了苏轼对王安石这首词的批评：“金陵怀古，诸公寄词于桂枝香，凡三十余首，独介甫最为绝唱。东坡见之，不觉叹息曰：‘此老乃野狐精也。’”苏轼在另一个场所也称王安石为“野狐精”。蔡僚《西清诗话》说：“苏子瞻奉祠西太乙宫，见荆公旧题六言诗曰：‘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野狐精”是唐宋时期僧人的口头语，屡见于《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等佛学典籍，意为虽非正途却也是极高的境界。苏轼说王安石词不够本色，但仍不失上乘之作。其实王安石这首词并无什么新意，内容比杜牧《夜泊秦淮》更为详尽，把诗歌中常用的登高怀古移到了词中而已。苏轼与李清照评王安石词观点相同。李清照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李清照论词崇尚本色雅正，把北宋词坛诸多名家分为“知之者”和“不知之者”。王安石显然属于“不知之者”。王安石词数量不多，对于两宋词人影响不大，可以存而不论。苏轼则是对两宋词坛有深远影响的词人，有关他的清空词法就不能不论。既然张炎采用了举例示隅的方式来论述清空，我们何不从他所枚举的词例人手来分析苏轼清空词法的基本特点呢？张炎所列举的苏轼“中秋水调歌”原文词前有十七字的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交代了词的写作时间、原因和目的，可以看做是这首词的本事。丙辰中秋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八月十五日，苏轼因为不满王安石变法的某些条款，受到王安石忌恨，请求外任以避祸患。到写这首词时，他已经外放十年了。
苏轼把宋诗才学化引入词的创作，黄庭坚说他胸中有万卷书，李清照说他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苏轼的才学化首先体现在用典上。这首词用典繁密，方法也不拘一格。有的是汲取古人诗意，有的是化用前人故实；有些明用典故，有些暗中使事。无论直接搬用，还是熔铸新意，词中每一个字都有出处，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问功底。苏轼对写入词中的典故，往往要进行一番加工处理。首先以某个典故为主干，搭起词的基本框架，然后把其他典故依次附丽其上。这首词的主干是李白谪仙的典故。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怅然有怀而作是诗。”李白对贺知章初次见面即称他为谪仙这件事非常得意，常常以谪仙而自居。苏轼与李白性情相近，他认为自己也是谪落人世的仙子。于是就有了下文的把酒问月、乘风归天、玉宫清冷、再返人间、与世沉浮等一系列相关的典故。苏轼巧妙地把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和自负甚高的士大夫心态融为一体，为词作增添了摇曳多姿的艺术魅力。这首词中的典故很多，有一句一典的，也有一句数典的，还有几句一典的。无论如何用典，全都章法严谨条理清晰，毫无杂乱凑泊之感，所有的典故在词人思想中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苏轼才学化其次体现在对典故的剪裁上。苏轼常常根据写景状物的需要，对词中所用典故进行裁剪，使它们脱离本意的束缚，适应词中的情景，因而排除了因用典繁多而产生的各种歧义。李商隐的《无题》、词作一句一典，每典皆有歧义，遂使词意晦涩，难以索解。张炎批评词“质实”，即是指吴词典故处理不净，每个典故还保留原先出处的某些意义，因而无法汲取其神韵，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要求。善于锤炼字面，语言典雅，所用典故众多，但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突出一种情感或者意趣，虽然有时“眩人眼目”，但“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故张炎有“拆碎七宝楼台”之讥。张炎认为词中用典一定要做到“体认著题，融化不涩”，达到“用事，但不为事所使”的程度。他在“用事”条列举了苏轼《永遇乐》中“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的范例，说明使事用典的标准。类似的例子，在苏轼《水调歌头》中还有不少，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化用李白的《把酒问月》“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天上宫阙，用《杨文公谈苑》中的“天上宫阙已成”；“今夕何年”，出自韦璀的《周秦行纪》“不知今夕是何年”；“琼楼玉宇”滥觞于《天问》。苏轼词中包含众多的典故，会不会影响读者对词意的理解呢？我们认为苏轼词典故虽多，却很容易理解。由于他把典故的本意清洗得干干净净，典故与他要抒发词意完全融为一体，如盐著水融化无迹，把典故用得像没有典故一样。一般读者即使不知道典故的出处、用法，也照样能够理解苏轼的词意。如果明了典故的出处，探究典故的用法，就更能理解词人遣词造句的匠心。
苏轼词的才学化还体现在对词体结构的创新上。他打破了词体上阕写景叙事、下阕抒情言志的程式化结构，采用了一种散文化的结构方式。所谓散文化的结构就是把文无定法、形散而神不散的散文笔法引入词的创作，词体的结构如同散文，篇篇不同，且各有新意。《念奴娇·赤壁怀古》抒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慨，主旨在开篇和盘托出，就像我们写学术论文一样。开宗明义提出观点，然后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论证。词人围绕着这个主旨，把历史与现实，周郎与我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借怀古之名抒发了伤今之情。《水调歌头》则是前铺后垫、逐层渲染，最后才达到了高潮的。词中主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是由仕途坎坷和兄弟暌隔而引发的，但它所包含的意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两种情感，概括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也就是说人世间有许多痛苦，仕途失意、兄弟分离仅仅是其中的两例。任何一个读者阅读至此，掩卷长思，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根弦往往会被它触动。张炎认为这些词“清空中有意趣”，也就是说作者有意淡化了许多东西，如词的本事、词的情感；也有意突出一种东西，这就是我们读词时的感受。所谓意趣，即词的意象趣味。它不是一种具体的情感，而是由许多种情感构成的一种空灵模糊的审美感受。宋人常用意趣来评价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非语言艺术带给我们的审美体验。这些体验往往是抽象模糊、没有定指的，是每人心中独有又很难告诉别人的，即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那种意象或者趣味。
苏轼的《念奴娇·中秋》作于元丰五年（1082），所用典故以及化用故实的方法与《水调歌头》相近，唯两词结构不同。《念奴娇·中秋》结构规范，上阕写中秋月夜凭高远眺，下阕抒发赏月之情——举杯邀月、乘风归去、月宫吹笛，情感平和而无沉郁顿挫之致。《水调歌头》打破了上阕写景叙事，下阕抒情的程式化结构，根据情感需要安排结构，经过前埔后垫，层层渲染推出词的主旨，最后把情感归结为一种美好的祝愿，把人世间种种不如意事全部化解开来。
通过对苏轼才学化的分析，我们发现苏轼与唐人创作所用的素材不同。唐人用真情实感写诗，写入诗歌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结果全部是真实可信的，因而诗中所抒发的情感也是真实可信的。苏轼用才学作词，中间多了一个概括提炼、化实为虚的过程，有意清空掉了词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词的本事、典故出处、词体结构、词的情感，剩下了词人着重要突出的内容——一种空灵模糊的意趣。这种意趣无所定指而又无所不指，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深层次地作用于读者的内心世界，因而能触发读者的无邪之思，结合自身生活阅历产生丰富的联想，所以这是符合儒家诗教精神的。
二、无笔力者未易到
张炎称苏轼词“无笔力者未易到”。那么，苏轼的笔力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要想搞清楚苏轼词笔力超人的原因，还得从“清空”本身来寻找答案。从唐宋诗学的发展趋势上讲，诗学与词学是一致的。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以才学为诗（词）的过程，首先是在创作中大量的运用才学，然后建立一系列运用才学的法度，最后超越这些基本的法度，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越规矩的境界。这种境界诗学上称之为“活法”，词学称之为“清空”。虽然“清空”仅见于张炎《词源》，但宋代诗学中的一些概念与清空是很接近的。姜夔《白石诗说》中的“清潭见底”、“自然高妙”，严羽《沧浪诗话》中的“透彻之悟”都很接近词学中的“清空”。实现“透彻之悟”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感于哀乐、直抒胸臆，如不假妙悟的汉魏古诗、情景交融的盛唐诗歌，都不需要什么人力功夫，仅仅依靠诗歌情感的自然感发就可以达到诗意的彻悟，这些诗歌像水一样清澈见底。二是由才学到清空，构成才学的因素很多，仅从构思方面来看就有造势、作用、苦思、偷意、炼格等，这些因素虽然有碍于诗歌情感的自然感发，却有助于诗意的清空，所以在唐代先后被融入诗歌创作。惟有使事用典一项，既妨碍诗歌情感的自然抒发，又不利于诗意的清空。因此唐人对它很矛盾。唐诗在创作中延续六朝余风，加之唐人学殖繁富，用典超越前代。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但唐代诗歌理论却普遍地反对用典，皎然《诗式》对“用事”百般辩解，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了北宋中后期，苏黄诸公主盟元事占诗坛，才从理论上承认使事用典的合法性和必然性。这无疑是唐宋诗学史上一个新的亮点。
承认用典的合法性，是判别唐音宋调的关键。唐人在理论上不承认用典的合法性，即使用典再多，也是无意识的低层次用典。杜诗用典很多，“句句有出处”、“无一字无来历”。但对于杜甫而言，用典仅仅是抒情的一种手段，而不是达意的唯一途径。中晚唐诗人延续了杜诗才学化的特点，并且把自己的个性气质也带到了使事用典上。韩愈、李贺尚奇尚怪，务言人之所不能言，甚至不屑使用前人用过的典故。叶燮说：“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元白诗歌平实浅易，能令事如己出，把典故运用到了像没有典故一样，即使不了解典故的出处也不妨碍对诗意的理解。李商隐矫正元白的轻俗，追求典雅含蓄的诗风，在创作中多使事、多用典，以致有“獭祭”之讥。事实上每个典故皆有两义，一是出处本意，二是诗人赋予的新意。用典过多则导致诗义多歧，李商隐部分诗歌就是因为堆砌故实而难以索解。孟郊、贾岛等苦吟诗人用典不多，他们的才学体现在锤炼字句上，讲究用寻常言语表现不同寻常的情感，追求千锤百炼、瘦硬奇倔的诗风。苏轼转益多师，融会唐代诸家风格，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使事用典多而且赋予新义，锤炼字句却又归之于平淡。张炎论述宋词“极要用功却又出之以平淡”句法，就是以苏轼做为范例的。他说：“如东坡杨花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此皆平易中有句法。”苏轼不但有意用典，而且还开辟了从才学到写意的新途径。以才学为诗的诗人，往往被才学所累影响诗意的自然清空，如北宋初年的西昆体、北宋中后期的江西诗派、南宋后期江湖词派的词。苏轼用典很多却没有沾染上述诸派诗人（词人）的弊端，是因为他把才学与性情融为一体，用真情驾驭才学，其次自然清空，笔力超越前人。
苏轼词的笔力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苏轼性情放达，填词率性尽意，从个性气质上讲他更接近李白而不是杜甫。然而事实上，苏轼对杜诗也是做过一番研究的。刘埙《隐居通议》卷七记录了一本苏轼编纂的、今天已经失传的书籍。他说：“家藏小册一本，字画甚古，题曰《东坡老杜诗史事实》，略举杜句有曰：‘贱子请具陈’，引毛遂云：‘公子试听吴越之事，容贱子一一具陈。公子可行即行，可止则止。’杜句曰：‘下笔如有神。’引仲舒答策‘下笔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日：‘丈夫如提笔，鼓吻取富贵，易若举杯，何青冥之翮与端共垂翅乎？’杜句‘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引武帝欲讨西羌，耿逊谏曰：‘今崆峒小麦方熟；陛下宜休王师。’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语言也。”苏轼悉心研究杜诗典故，谙熟其来龙去脉，因此他在学习杜诗时就能汲取其精华而不流于皮毛。苏轼景慕杜甫人品，对杜甫在流离颠沛之中一饭不忘君恩的品质赞扬备至，对那些不符合杜甫一贯风格的诗歌进行了无情的批评。苏轼对杜诗的理解入乎其里又出乎其外，因此他在创作上懂得取舍，不会因为偏嗜个别冷僻的典故而妨碍诗意自然，也不会因为标新立异而沦为狂怪。化艰涩为畅达，化奇险为平夷，是因为他胸襟坦荡、学识广博，而这是他过人笔力的思想基础。
其二，在具体化用才学的方法上，苏轼也常有超人之处。苏轼善于用意来驾驭才学，他给友人传授写作经验，说：“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苏轼突出意在文章中作用。意也是词作的灵魂，而各种典故甚至诗词的本事，只不过是达意的筌蹄。学殖越富，挥洒越开。苏轼在《次韵孔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五首》谈到驱使典故的方法，他说：“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这是评论友人集句诗的观点，也适用苏轼本人的创作心态。苏轼在《水调歌头》这样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词中，抒发了仕途失意、兄弟暌离两种复杂的情感，而这两种情感是别人千言万语也归拢不到一起的东西。苏轼不愧为大手笔，他后退一步，抒发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样的通俗哲理，于是仕途失意、兄弟暌离就成了“人有悲欢离合”的具体注脚。行文至此，读者不仅不嫌两种情感突兀，反而觉得意犹未尽，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相同的联想。把别人难言的情感信手拈出，实有举重若轻的妙笔。
其三，苏轼擅长炼格炼意，用寻常的题材表现不同寻常的情感。张炎所列举的苏轼清空词法的第二首词《洞仙歌》，堪称这方面的典范。《洞仙歌》词序云：“仆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从题材上看这是一首宫词，内容又涉及到末代帝王与妃子风流韵事，很容易流入香艳一途。依照常理，这样的词品味不会太高。苏轼高明之处在于他从言情出发，所抒发的情感超出了言情的范围，由深夜纳凉一事感悟到时光流逝、人生易老。张炎《词源》一再赞美苏轼炼格炼意方面的成就，他说：“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哨遍》一曲，隐括归去来辞，更是精妙，周、秦诸人所不能到”。苏轼词立意比别人高，常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思妙笔。
百家讲坛苏轼范文2
[关键词]叙事主体；叙事视角；叙事效果
当下，我们身处一个开放性的社会，每个人都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新媒体时代的大背景下，又为每个人话语的传播提供多种途径。例如大热的微博，给每个有表达欲望的主体予平台，让“微”博出现了“亿”家争鸣的“盛况”。我作为微博的使用者之一，以相对客观的看客心态面对各色声音，甚至是针对同一件事不同主体发出的各异形色的言论，不禁开始思考，这些“声音”几分真？几分假？亦或根本不存在真假，而是叙事主体的不同，或者是同一叙事主体的不同叙事视角影响了叙事的效果。
任何叙事主体，也就是任何人，都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受到年龄、性别、经历、环境、教育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上主观视角的变化，导致最终所叙事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叙事本身就是主观性较强的活动，客观事件的最终呈现必然有一定的缺陷。
显然，在电视节目中，亦是如此。例如央视10套科技频道的品牌栏目《百家讲坛》，把许多学术界的著名人士推向台前，将晦涩难懂的知识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将深奥的国学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播给普通受众，深受他们喜爱，曾经一度掀起“国学热”。从另一个角度看，虽说是“学术”界“著名”人士，也不能免俗，也天生具备人性局限。国学不像数学、物理，一是一，二是二，很多命题都是被无数实践检验过的真理，里面是严谨的逻辑关系，首先，我国古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离我们当今社会十分遥远是客观的现实，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所谓历史，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几千年前的客观事件；第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因为年龄、兴趣、经历的不同，在面对同样的历史资料时，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感受；第三，主体不同的叙事视角也会影响事件最后的呈现效果。例如，《百家讲坛》的教授主持人，在和志同道合者私聊时，其所述事件可能是最真实的主观理解；在给学生讲课时，他自然会以老师的视角，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考虑用教学技巧来保证教学效果等等各类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呈现。当他在电视前做节目时，受到的制约最大，这时他以一个主持人的视角，为了节目效果，为了收视率，他的话语权所受限制最大，可能叙述时会夸张，或者有意隐藏、避开某些敏感部分，使所叙事件离真实又远了一步。第四，作为受众，由于自身条件的制约，接收同一件事又会有不同的理解，这种理解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历经各道卡，我们通过电视得到的历史、国学，究竟还剩多少客观的真实？
以《百家讲坛》苏轼系列节目为例，主持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康震，第一章节，苏轼少年成名。康教授讲：苏轼和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进入科考第二关――礼部考试时，所写文章，得到了主考官、当朝的翰林学士欧阳修的大力赞赏，同时也得到其他几位副考官的认可，稳拿第一。康教授说：“欧阳修拿起笔来，准备给他（苏轼）点第一名，这笔拿起来还没落下去，到底姜还是老的辣，老头有点活思想，琢磨着这文章写的也太好了，这谁写的？琢磨琢磨，想来想去，老头有点得意，这么好的文章，别人写不出来，肯定是我的学生曾巩写的，曾巩也是唐宋家之一，我欧阳修教出的学生写的文章，我当然是天下第一了，那我的学生起码是天下副第一，老头一想，这问题很严重啊，相当严重！我要给我的学生，点个第一名，将来传出去，岂不说我们师徒之间互相窜通，？我的名声跟我学生的名声都会受到重大的创伤，不能这么办啊！我得忍痛割爱，大义灭亲，梆梆梆！老头给这篇文章点了个第二……”康教授的这一段，以主持人的视角，在叙事的过程中，为了易于理解也好，为了使故事更具可听性也罢，用了大量的心理描述，来解释大文人苏轼的文章为何没有得到应有的第一名。显然，康教授对于欧阳修，当时的心理描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作为一个主持人，为了节目效果，在叙事时也可能加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对“苏轼科考没得第一”这件客观事实，赋予了更多的色彩，比如这样描述可以更加渲染苏轼的才华横溢和他与欧阳修之间的传奇故事，而这些主观赋予的色彩很可能并不存在。难道苏轼当时科考只拿第二真的是这个原因吗？欧阳修当时的心理活动真的是如此吗？至少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再谈其对叙事效果所产生的影响，我作为受众之一，节目进行到这时，由于康教授变身为康主持人，他的叙事视角的改变和叙述方式的趣味性，我本能的反应是质疑：你怎么知道几千年前的欧阳修就是这样想？苏轼没得第一真的是因为这个吗？而有的受众可能会持相反态度：原来苏轼没得第一是因为这个，太可惜了！欧阳修怎么能这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谁也没办法回到那个时候和欧阳修聊一聊，只能是通过尽可能多的去了解当时的资料文献，以还原相对的客观，去想象当时的情景。
再例如纪录片，应该相对接近真实，但同样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真。首先纪录片所拍摄的不可能是一个事件的全部真实，可能只是事实的一个或者多个角度，这和拍摄者的兴趣、思想、教育等有很大的关系，拍摄主体以个人的某个视角为基础，会尽可能多的去呈现他想要的部分，而较少的呈现或者直接略过他不要的部分，加上后期的剪辑、制作、配音，最后的成品很可能会与客观事实稍有差距。
不止以上所举两例，以此类推，任何节目形态都不可能呈现绝对意义上的客观事实，任何叙事主体――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同的视角必然导致有差异的效果呈现。因此，从传播主体的视角出发，我们播音员主持人承担着新闻人的责任，应该尽可能客观的呈现相对的真实；以受众的视角，每天面对铺天盖地的“新闻”，我们应尽可能多的掌握新闻资料，尽量还原事件原貌。
百家讲坛苏轼范文3
一、文坛艺苑中的巨匠
苏轼会通百家，冠绝千古，在众多领域上堪称大家、誉为大师。其文学成就辉煌壮观，其哲思成果独树一帜，其艺术建树卓尔不群，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天才型巨匠。后世对苏轼有“坡仙”、“诗神”、“词圣”的美誉。
文坛巨星。“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②，作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苏轼的道德文章，冠冕天下。在人生舞台上，他虽时而在朝，时而外任；时而身居高位，时而被贬流放，但终其一生，从没离开过文学，政治上失意的时候恰是他创作旺盛、成果丰瞻的时期。正所谓“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生活不幸文章幸”。苏轼一生留下2700多首诗歌，340余首词和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散文著作。苏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清・赵翼《瓯北诗话》），想像奇绝，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上独具一格，在宋代诗人中首屈一指。他的诗确立了“以议论为诗”的宋诗新体，推动宋诗以精警雄奇、内容宏富、哲辩纵横、旷达俊逸的特征，与唐诗的意象比兴、情景交融、色彩绚丽、含蓄蕴籍的特色，形成双峰并峙、各呈其美的态势。人们把他与李白、杜甫、韩愈并举，誉称“李、杜、韩、苏”。苏词气势磅礴，酣放畅流，“以诗入词”，将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词的表达领域，极大突破了过往词以描写温情婉约为主的局限，一扫唐五代柔靡气息，开创豪放一派。苏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词典概》），其内容广度、表现深度皆超越前人。苏轼以前，词属艳科，其伲侬小唱，多为文坛不屑，难登大雅之堂；自苏轼始，“词”便逐步上升到与“诗”并行的地位。被誉为豪放词开宗立派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成为“千古绝唱”。苏文个性鲜明、恣肆，随物赋形、自然天成，既有哲思郁郁、短小精干者，也有洋洋洒洒、纵横捭阖者，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驾齐驱，是公认的北宋文坛领袖人物。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有“苏文擅天下”之誉，并同为“唐宋家”。其代表作“前后赤壁赋”流芳千古。苏轼之“诗”、“词”、“文”，“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宋史・苏轼传》）
思想大家。苏轼深受儒、释、道影响，又精研法老名墨、纵横阴阳乃至三教九流等各种思想，融会贯通，博采众长，成为“千家说尽何需我，别具胆识向洪荒”的思想开拓者。苏轼的思想还散见于其大量的“策论”、奏札中，涉及天道人性、治国理政、人生哲思、艺术美学等诸多领域。其“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的“道之大全”〔宋〕秦观：《淮海集・答傅彬老简》：“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即《东坡易传》、《书传》、《论语传》。这“三传”集中了苏轼融汇但又突破儒、释、道的独特思想的精华，正如他本人所言，“一生得意处，在于三传”（《答苏伯固》）。尤值一提的是，其中的“人性观”、“民本观”、“义利观”等思想，有着跨越时空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如何认识和对待“人性”，是中国哲学不同流派都倾力探讨的重大问题。苏轼秉承又超越庄子的自然人性论，创造性提出情本人性论。〔2〕他认为，情出于性，情性合一，人的自然欲望即人性，人性即合理。人性是人的本性的自然显现，是饥寒之需和男女之欢，圣人和小人所共有，生而有之，不可改变《苏轼文集》卷四《扬雄论》：“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圣人无是，无由以为圣；而小人无是，无由以为恶。”；应当高度尊重自然之理，包括尊重人自身的自然之理，建立更多的符合应然状态的自然功业。他开创性地辨析了人的本真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区别。认为具体的人表现出的善恶，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并变化着的，不是性本身。《苏轼文集》卷四《扬雄论》：“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正统儒家所说的性的“善”、“恶”，实际上是人在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社会性，符合社会集体公利的是善，而只符合一己之私利的就是恶。《苏轼文集》卷四《扬雄论》：“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但这种社会性对人并不具有普遍性和长久性，只有那些无时无处不在，随遇而发而又来自生命深处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才是人性。苏轼之人性论，具有较强的弹性、张力和辨析、引导功能。如何认识和对待“民众”，是中国历代为政者高度重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苏轼的“民本”思想，继承前人关于民本的思想精华，又有独到见解。他主张尊民，明确提出“民者，天下之本”（《策别训兵旅二》）的治国理念，要以民心之所向作为判断善恶正邪的标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治政伦理中，他石破天惊地提出天下不是君主的，君主只不过是替人民治理罢了：“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御试制科策》）。他主张爱民，国家要减少不必要的战争、轻刑、不违背农时、不与民争利，要“节用廉取”，减少“冗兵”、“冗费”，减轻或废除各种名目的征敛和税收，否则就是暴政，害民误国。要让百姓有表达自己意愿和充分选择的自由，国家的治理也只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尽可能地满足人民的各种需要。苏轼在《涣卦》的注释中说：“……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他主张富民，认为应先富民、后强国，推崇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思想，民富则国家自然会富，国家财富皆来源于民，并提出“安万民”、“厚货财”、“省费用”等具体的富民方略。纵观苏轼的一生，其以民为本的仁政爱民思想在宋代独树一帜，在其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彰显出蓬勃的创造活力。如何认识和对待“义、利”，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义利之辩往往能标识一种哲学思想，而儒家义利观多呈重义轻利之倾向。在儒家的社会伦理中，“义”是一种行为准则，也是一种检验标准，反映内在修养，表现外在约束。人的行为一旦与“义”相左，别无选择地要让位为“义”，否则就要背负“寡义”的恶名。而苏轼却主张义利兼重。他重“义”但不讳言“利”，重视物质利益，认为物质财富关系到国之存亡。苏轼在《东坡易传》中阐释《系辞》的“理财正辞”时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也，贼其位者也……”，并进一步引申道：“……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财之出入有道，而民之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为非，则上之用财也约矣。又安以多取为哉！”。他提出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保护和谋取百姓的利益，让人与物各得其所、各安其所。当然，他所言之利，非一己之私利，而是民众之公利，天下之公利，同时也是千万个体的生活需要和生存权力。〔3〕苏轼义利兼重的思想，为中国哲学千百年来的“义利”之辨提供了崭新视角、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苏轼学术思想持批判态度的朱熹在其《杂学辩》中，将苏氏《易传》列于首位，但谈及此时也不得不承认：“此言圣人体利贞之德也。苏氏说无病。”（宋・朱熹《杂学辩》）
艺苑宗师。在书法、绘画、音乐等众多的艺术领域，苏轼既以作品名世、也因立论成家，独领、饶有卓见。在书法上，苏轼融会百家之长，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形成丰腴跌宕、大度硕美、有天真之韵、得烂漫之趣的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于当世广为推崇，至后代誉为“苏体”。米芾认为“苏轼画字”，其“《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为天下法书第一。”〔4〕清包世臣说“坡老书多烂漫，时时敛锋以凝散缓之气，裹笔之尚，自此而盛。”〔5〕在绘画上，苏轼认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鲜明提出“士人画”理念并付诸实践，影响深远。苏轼以枯木怪石警世，米芾曾论其独特性云：“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宋・米芾《画史》）他擅长画竹并创出有名的“墨竹”，开创文人诗、书、画结合一代新风，是中国“文人画”之开先河者。其存世画迹《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世人争相传阅、一睹为快。在音乐上，苏轼也有独到之处。他一生与中国民间音乐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民间音乐滋养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在其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对民间音乐活动的素描。豪放词风正是苏轼感到当时流行的词曲风格不足以表现其豪放性格的突破创新之举。苏轼曾写信给好友鲜于辏自言其豪放词风是受“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的影响，并从中获得了“颇为壮观”的艺术效果，虽然这可能导致“爱之者绝少也”。在游览吴越地区的九仙山时，他记录下这一带传唱的儿歌，带回杭州仔细研究和整理，并加工创作，把“含思宛转，听之凄然”的《陌上花》改造成“清新质朴、流畅感人”的《陌上花》，使之得以更广泛流传。任定州太守时，他利用民间小曲创作了许多插秧歌舞，后发展成地方小戏――“定州秧歌”，至今尚在演唱（《定州县志》）。苏轼对一些传统民间歌曲的起源、产生背景等进行考证，写下了诠释《子夜歌》、《阿子歌》、《团扇歌》等民歌的辨析文章。这些，对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此外，苏轼还是美食家，川派名菜“东坡肘子”即为其研创；是工程师，尤其是兴水利成效显著；是博物学家、治军行家、教育名流、医界名士……，不少桂冠均可戴在他的头上。纵观古往今来，实难觅出其右者。
二、人生征途中的强者
苏轼一生坎坷，境遇苍凉。官，越当越小，由朝中重臣到昌化军安置；人，越贬越远，从繁华京都至“天之尽头”。苏轼曾被贬到被称为“天之尽头”的海南儋州，在当时，被流放此地仅次于杀头。但不论何种情况，苏轼都能清净为心、奋厉当世，雄风赫赫，伟绩昭昭，展现了超乎寻常的强者形象。
在“变法”与“守成”的交争中不改初心。苏轼生活的北宋时期，政争纷扰。王安石领“新党”行“变法”之举，司马光率“旧党”持“守成”之见，双方力量此消彼长，几番拉锯。处于“新党”与“旧党”政争漩涡中的苏轼，坚守“道高于势”的原则，坚持“中和为贵”的主张。其核心指向是治政必须利于社I稳、民富安，这是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也在他矢志不渝的实践中形成一种可贵的政治伦理。在其仕途生涯的几十年间，苏轼刚直无畏地痛骂弊政，责斥皇帝，抨击权豪，惩治贪酷，得罪了许多当朝执政及其追随者，但他却一生坚持时时以社稷为重，处处为百姓说话，绝不折节保身，更不同污求利。由于长期地方工作而“接地气”，与底层百姓有亲密的情感交流，从而自有“天涯万里意”：既对民间疾苦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又能站在理论层面看待社会现实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主张。“新党”力推新法，苏轼认为“求治太急”，且青苗法、条例司等有损民众利益，上书力陈其弊；“旧党”后来矫枉过正，苏轼又认为新法中的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利于民众，反对尽废新法，于是既不取悦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但不论形势如何变化，际遇如何坎坷，苏轼都从不贪得患失，而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节义固守，始终如一。不仅在治政主张上如此，在做人做事上苏轼也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一生坦荡磊落，即便穷困潦倒也不求媚于上、随波逐流，更不“随世a仰，改其常度”。 〔6〕从苏轼的政治实践、伦理实践再到艺术实践，方方面面都展现出一个坚信自己对世事与人生的基本理解、言论和行为高度一致的强者人格。
在“忠规”与“恤民”的兼顾中奋励淑世。忠规即谨行职责、恪尽职守，忠诚于社I安定、民族兴盛之大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苏轼认为，作为士大夫知识分子，应当忠心为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在少年时代，他就“奋厉有当世志”（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步入仕途后，始终没有放下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哪怕“鬓微霜”也不改“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C）的报国雄心。仕途通达时能在职而尽职尽责，仕途不顺时仍心系天下，居卑位而无怨悔，不计个人得失忠言进谏、力所能及地为国分忧。苏轼的“忠”得到广泛赞誉。苏辙就认为其兄“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宋・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宋孝宗也称赞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宋孝宗《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但究其本质，苏轼的“忠”，是公心为国的政治家胸怀，是履职尽责的职业操守，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甚至不是对君主的盲从和愚顺。这在他仕途后期特别是贬谪岭南后表现尤为明显。他说，忠臣“事君之义，虽以报国为先，而报国之道，当以安身为本。”（《乞郡札子》），对“至诚”“至仁”的君主，可以“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和陶咏三良》）；反之就不能“从死”，否则就是“事君以私”，失了大节。难能可贵的是，他兼顾忠规与恤民，认为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忠”者必须恤民，恤民自是持“忠”。因此，在其整个仕途生涯中，他能坚持做到尊民爱民，平等待民，勤政富民，固防安民。或直接上书为民鼓与呼，或“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二首（之二）》），以诗文反映民间疾苦；在地方为官时则因法便民，修水利、兴教育、办医堂……帮助老百姓大力发展生产、解决生活困难。凡能利民之举，皆倾全力去办。比如，在密州，为减轻蝗灾损失，带领人们用火烧或用泥埋，并且用米奖励捕蝗的人。在杭州，积极赈灾，上书朝廷免除民之债务，率领人民修复六井，疏浚西湖，于西湖南北修筑长堤。①在扬州，上谢表说农民“丰凶皆病”而最怕丰年，“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请求减免税赋。在海南，作《劝农诗》殷切劝农种地脱贫……苏轼一生尊民而得民尊、爱民而受民爱，民众的拥戴，使他厚植了直面坎坷的裕足底气、拥有了笑对沉浮的坚强内力。
在“顺途”与“逆境”的变换中韧而挺立。在苏轼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有春风得意、“历典八州”②的顺达之时，但更多的是宦海悴恶、“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的逆违之境。顺逆之间，反差强烈。在出仕顺途，苏轼以过人才识而先后获宋仁宗和太皇太后高氏赏识，被委以重任，位列朝中重臣，可谓是“一朵红云捧玉皇”（《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其一）》）。但他能以平常之心淡然对之，既不内傲于心，也不外狂于世，只是心无旁骛，夙夜尽责，勤于任事而拙于谋身。而处逆境时，他数遭贬谪，流放蛮荒，以至“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新居》）。直面命运的残酷捉弄、生活的荣悴剧变，苏轼总能以旷达之心一笑置之、履险如夷，情托自然、心系事业，坚韧以对、卓然挺立。他平静地对待来自外界的各种压力：“入峡喜f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出峡》），进而从逆境中寻找快乐：“哺糟啜醴，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更将逆境视作人生历炼，拜为上天所赐，“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在夜渡琼州海峡而北赴廉州途中，苏轼乘舟漂泊于茫茫大海，但他却并未哀叹岭海七年流放之命运不公，而是庆幸人生能游历边远、得此奇遇：“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此种坚韧和旷达，天下几人可比？苏轼常感慨自己身为物役、身不由己，但又紧守内心的一方净土，不愿心为物役，并将这种坚毅和韧性伴随终生。在苏轼强大的内心世界面前，得失、祸福、贵贱、贤愚并无二样，外界的风云变幻、晴雨迭转乃至难以言状的恶劣环境，不足挂齿，其奈我何？即便是年岁流逝、青春不再，苏轼也从不伤感，而是以顽强的意志慨然唱响“谁言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的人生强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的所言所行，无不向世人展现出一种“人生所遇无不可”（《和蒋夔寄茶》）、“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三月七日》）的强者气度。
在“出世”与“入世”的冲突中超然自适。纵观苏轼一生，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较深。但他能融三者精髓而又有所突破超越，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由此构筑了独立、自由而强大的精神王国。鲜明体现他精神世界的，就是他既“出世”独得超脱，又“入世”因缘自适，进而直面坎坷、笑对人生的旷达自适境界。苏轼年少时有过出世之念，曾自诉“欲逃窜山林”（《与王庠五首（其一）》），“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与刘宜翁书》）而“汲汲强奔走”（《夜泊牛口》）。随着岁月流逝、阅历渐丰，他日益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无常、飘忽难定，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临江仙・送钱穆父》），并发出“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西江月・平山堂》）的感叹。他曾“欲脱世网”，产生了“我欲乘风归去”（《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的“出世”想法、“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入峡》）的“归田”倾向。但苏轼从未真正“仕隐”。受其父苏洵的影响，他自小就有救时、济世的现实情怀，“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和柳子玉过陈绝粮》）。关注现实，济用当世，是他读书做人、写作济世的基本原则。面对人生百态、世事万变，苏轼从人之为人的本性出发，透入人性深处、聆听心的声音，视环境陡转和遭遇裂变为生活所赐的磨砺，在无常变化中融入生活，在接受现实中自适自得。他没有在东坡雪堂里消沉自我，而是不苛求人生完美、不在意一时得失，澄怀观道，求得对生活的更深理解，探寻自我的发展空间。即便是身在岭海、北归无望的处境下，他依然没有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希望，依然存有“永愧虞仲翔，弦歌沧海滨”（《和陶示周掾祖谢》）、“常恐抱永叹，不及丘明迁”（《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九）》）的事功之心。寄寓人世而又超脱尘外，亲和世俗而又“为我所用”，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与强者。在这一点上，苏轼堪称典范。
三、社会生活中的凡人
苏轼作为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一生经苦雨，千古颂芳名；但在现实社会中，他挚爱生活，旷达乐观，入“凡尘”，接“地气”，崇尚真善美，不抑哀忧惧，是一个实打实的“凡人”。
坚守本真。苏轼一生的经历，从根本上讲，是他本性的自然展现。无论何种境况，都坚持本性为人、本真示人、本色待人。真实而不虚饰。林语堂说，苏轼“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7〕他一生“真性孤露”，表里如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发于心而出于口，敢于坦露自己的心襟肺腑，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喜恶爱憎，虽因诗文获罪而屡遭贬谪，亦不改弦更张。他认为，人寄寓于世，就应尽性存真、守护真吾，“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8〕例如，面对“声色”，苏轼并不刻意显示自己的清高与圣洁。在杭州时，还为歌女写过“停杯且听琵琶语，细忧崧＃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这样艳情味颇浓的诗句，并坦言“难在去欲”。率性而不夸。苏轼的率性突出表现在：坚持自我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遵从自己的内心，不压抑自己的本性，宁逆人不逆己，始终以“真我”示人。在密州，他率众狩猎后欢饮大醉，“得意忘形”以至“酒酣胸胆尚开张”（《江城子・密州出猎》），将一个率真随性的“太守”形象展现于万民。“乌台诗案”几乎葬送性命，亲朋好友皆劝他就此罢笔，但出狱当天，他就“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一》）〔9〕，率性至此，无以复加。被贬儋州后，生计艰难，半月未饮酒食肉，期望东家把祭灶的酒肉送给他：“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吾”（《纵笔三首》之三）。一般士大夫对此是羞于言表，苏轼则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并妙笔描之，真率之气，溢然于外。对“率性”的苏轼而言，见溺杀婴儿挺身而出与见“新法”损民挺身而出并无二致，无论居在，尽皆应然自然，并无隐忍、顾忌。淳厚而不做作。苏轼一生朴实无华，宅心仁厚，乐“善”好施。他极富悲悯情怀：谪居黄州期间，针对当地溺婴恶习，捐献大部分俸禄、筹建“救儿会”，并致书鄂州（武昌）太守，建言“明以告诸邑令佐”（《上鄂州太守朱康叔书》），严禁溺婴；在密州时收养弃婴数十名；在惠州时收葬暴骨，施医散药，疗救孤苦……。他亲和尊重他人：对所有人包括曾经排挤甚至是诬陷过自己的人，都抱有亲、爱之心。比如，曾排挤过他的王安石在“旧党”掌权后被贬，苏轼专程前去探慰。他认为人应当互爱，因而“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他也重至亲之情：思念远隔之弟子由，遂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丙辰中秋》）的咏叹；为满月小儿洗身，遂有“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的祝愿；悼念至爱亡妻，遂有“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凄然……。苏轼可谓圣人但非神人，常年的颠沛流离，使他对病痛也有忧惧。其数千首诗作中，涉病诗达200多首，略见一斑。可以说，无论是谁，在与其交往中，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真实、率性、淳厚的苏轼。
乐于平民。苏轼从来都把自己当作普通人，既不以身为“大家”而自恃显贵，也不追求特殊的物质享受，安于守贫处富，不屑以铜货骄人，曾把自己“编于民”，自称“民之一”（《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他看重的，是还原成平民后自己的作为：“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躬耕谋生计。苏轼每一次遭受贬谪，生活就陷入困境之中。为必要的生活之需，他和普通平民一样，躬耕劳作于田陇。“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更是饥贫交迫：“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答秦太虚七首》）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与章子厚参政书》）甚至一度陷入“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寒食雨二首》）的困境。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得到一块荒地，遂率家人劳作其中，“身耕妻蚕”（《与李公择书》），开始生产自救，帮补生计。居无定所，他便筑室自居，“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以一己之力谋生。正如他赠王庆源诗，“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怡然随乡俗。苏轼每到一地，都把自己当成土生土长的本乡人，迅速融入当地，尊随乡规民俗，从不因曾居高位而端显荣贵、也不因文人之身而自视清高。被贬黄州，他说：“一如本是黄州人，元不出仕而已。”（《与赵晦之》四之三）被贬惠州，他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与程正辅》）被贬儋州，他更是俨然以“我本儋耳人”、“海南万古真吾乡”的本地人身份参与到当地的民间活动中去。在任凤翔签判时，久旱逢雨，他如当地老农一般欣喜不已，筹建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亲密结民友。苏轼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也是与老百姓亲密交往的一生，林语堂曾称他是“百姓之友”。〔10〕长期的谪居生活，使他感同身受民众的苦难，能真正从老百姓的角度、以老百姓的身份进行思索，并直接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在黄州时，他就是一个“可以下到底层”的“快乐的农民”〔11〕，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与屠夫、菜农、和尚等结邻；惠州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宋史・苏轼传》）；被贬儋州后又很快与当地民众建立了亲密关系：“邻里有异趣，何妨倾盖新。殊方君莫厌，数面自成亲。”（《和王巩六首并次其韵》）他遍访黎庄村寨，串门作客，与当地黎人亲密无间，与黎老小童戏笑为友：“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访黎子云》）他到黎族朋友家做客，酒足饭饱后回家竟迷了路：“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一个与民为友的鲜活苏轼跃然纸上。
融入生活。人之在世，生活无非锅碗瓢盆、冷暖饥饱，进而有所痴好、期以厚生。无论圣愚，概莫能外。苏轼更是深知此理。他热爱生活，对人生始终保持着一种持久的热情和灵活的适应性，总是以一种积极而又现实的态度融入到生活中去。喜品茶，曾学习黎人“汲江煎茶”，品味“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汲江煎茶》）的惬意。时而也“把盏为乐”，既独酌，“殆不可一日无此君”（《苏轼文集・饮酒说》）；也与友人共饮，甚至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还亲自酿制过“天门冬酒”、“真一酒”。尤爱美食，曾和幼子苏过以山芋制作“色香味宜奇绝”的玉米羹，对日常食品、用品，他亦时有创制，曾自制椰子冠、松墨等等。晚年惠儋之贬后，泡菜度日，“虽粱肉不能及也”（《撷菜》）。他乐享生趣，善于在普通人习以为常的平凡生活中寻觅快乐，享受盎然的人生意趣。林语堂曾称苏轼为“秉性难改的乐天派”。〔12〕比如，在黄州时，四野荒城在他眼中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漫天风雪中见胡须上满是雪霰冰粒，他却能感受别一番的乐趣：“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临皋烟景世间无。雨脚半收檐断线，雪床初下瓦跳珠，归来冰颗乱沾须。”（《浣溪沙・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多石崎岖的坡路，在他笔下成为“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在徐州农村的田野里，他尽情地享受煦暖阳光、绿伴鸟鸣、澄净空气与艾茧清香，“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被贬惠州后，他爱上荔枝的美味：“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惠州一绝》）。儋州“四时靡不佳”、“鲜鲜霜菊艳”（《和陶九日闲居》），则令他兴奋不已。最为艰难的谪居岭海七年，苏轼饶有兴味的活着，肆意享受人生。“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超然台记》）的审美观，使苏轼善于在平淡甚至痛苦中发现美，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世界，进而拥有诗化人生，尽享生活意趣。他珍养生命，认为生命既然短暂，就应该好好珍惜和养护，而不能“听天由命”任其空转。他认为简单的生活更符合养生规律，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上神宗皇帝书》）他注意锻炼强体，年轻时喜骑马、射箭、打猎、习武，一生爱散步、爬山、导引，以自我按摩、叩齿、梳头等方法养生。他还主张穷其“苦生”，视苦难、困境、挫折等为生命的“营养”，以洗炼身体发肤、激发生命意志，不怕“穷到骨”、难得“寿无涯”（《和王巩六首并次其韵》）。苏轼能坦对坎坷和逆境，与其珍养生命而心态恬淡、体魄强健不无关系。
回首千年看“居士”，“千古一人”坡。他既平凡又尊贵，既随俗又清傲，既普通又杰出，既“渺小”又伟大。他的身上，始终闪现着一个生动、鲜活的，立体、大写的“人”，不仅为当时“四民”旧谓士、农、工、商为四民。所钦服、更为后世万众所景仰！雄才垂史册，浩气写春秋！苏轼本身，就是一部宏大巨著，就是一册浩繁长卷，他所拥有的烁耀环宇的恒久光芒，所具有的穿越时空的存在意义，值得我们去用心品鉴、去广为倡扬、去世代传承！
〔⒖嘉南住
〔1〕〔7〕〔10〕〔11〕〔12〕林语堂.坡传〔M〕.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09.
〔2〕〔3〕刘t.苏轼伦理思想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4〕〔宋〕米芾.海岳名言〔M〕//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5〕〔清〕包世臣.艺舟双楫〔M〕//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校点.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百家讲坛苏轼范文4
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羞辱，然而惨痛的政治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用自己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阴霾，完成了心灵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释散内心的痛苦，用超然旷达去平息心中的种种不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①虽然政治的伤痛不免让他有如惊弓之鸟，逐渐地由锋芒毕露的积极出仕转向佛老心态的谦退之道。但是从林语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尽劫波的苏轼已对政治斗争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权力的中心，能够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遥云游、为百姓多做一些实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运弄人，宋神宗驾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当政，即诏司马光回朝，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进入“元■更化”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轼急剧得势，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宠儿。仅仅在他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官级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担任宰相仅有一步之遥。极尽荣耀的苏轼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施才华、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次的飞黄腾达似乎是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运披着幸福的伪衣，带着不怀好意的幽默，伸出手，无情地将苏轼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无底深渊。这一次，他被贬惠州，是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自此之后，苏轼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尽、再无起色，与他晚年相依为命的是流放岭南后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壮与凄凉。
可以这样说，被贬惠州是苏轼政治生命陨灭的开始。寻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纷繁复杂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终招致祸患的内因，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政见的抒发上，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而经历史证明，这种不分时宜的戏谑怒骂不仅让苏轼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党派之间的争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戏谑”被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处”，于潜移默化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复杂险恶的政坛，“不慎言”往往就是断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马光当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反变法派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因政见不和、权力之间不能达到很好地制约平衡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场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在“洛蜀朔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突出、显著。而“洛蜀”两党之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轼、程颐两人交恶、失欢在前。而两人之所以结怨、内心种下仇恨的种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因程颐泥于古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讥笑、嘲讽程颐，让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无存。对于此段史实，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日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
又如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尽记载此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卒先，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歇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到了苏轼严厉的戏谑与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极为精当，堪称妙语的评价可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间，将程颐的缺点表达得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苏轼的一句戏言，直接引发了众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颐的面目难堪、无地自容。苏轼作为一名天才级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势必与守旧泥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迥然不同的人格气质、政治见解和人生态度。苏轼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对程颐不留余地地抨击与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这种让苏轼本人拍手称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对于程颐来讲，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他对苏轼的恨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以程颐为首的蜀党更是对苏轼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必须拔除、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就不难理解，由最初的苏、程二人愤懑不释、宿怨难解直接导致的“苏轼策题之谤”，并以此为导火索诱发的愈演愈烈的“洛蜀党争”了。可以说，“洛蜀党争”对于苏轼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又为政治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衅程颐在前，身陷政治斗争当中，在没有给政敌程颐留有一丝喘息余地的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有丝毫退路，他已自断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题之谤”后，苏轼已然惹祸上身，并且殃及身边的门人，深感力不从心的苏轼调离京师，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原离京师并没有让他自此远离政治的浓烟炮火，元■九年，苏轼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轼即获外放。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然后被贬惠州，最后流放岭南，谪居儋州。
试想，如果苏轼能在第二次重返朝廷之时，学会隐忍，适当地收敛自身因耿介直率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张扬外露、嫉恶如仇、敢说敢骂……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的政治局面？即使没有他的一句戏谑也终不能阻止洛蜀二党的争斗和厮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明哲保身的苏轼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不受党争的波及，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其位谋其政治，造福社稷；或者他可以在羽翼尚未丰满、不足以完胜政敌的情况下，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备在时机成熟之时绝地反抗，给予政敌以致命的一击；又或者，他可以选择相对含蓄的言语进行内心的阐释，相对弱化的语言可能不会让程颐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进而对苏轼的怨恨也不会如此之大，之后苏轼遭到的政敌打击也或许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耿介直率的苏轼偏偏不会为求自保，咽下要说的“真言”。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不忍，乱大谋”，“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他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让自己活得潇洒坦荡，却也自此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壁垒，进无门，退亦无路。由此，我们联想到苏轼曾在《贾谊论》中别具慧眼地写道：“夫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苏轼意在从主观内因去探析贾谊的“不遇”已是一个全新的思维与角
度。沿着苏子匠心独运般的巧妙构思，从探求自身内因的维度出发，解析苏轼自身的“不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因“洛蜀党争”被贬惠州不仅仅是“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等纷繁错杂的外因促使，更是自身性格让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规避性格中的弱点，进而让万丈雄才为“不慎言”所累、难以有施展平台的内因所致。
百家讲坛苏轼范文5
自古才子爱佳人，佳人爱才子。文怀沙曾把美女分为美人和佳人两种，他说：“美人爱的是男人强健的身体，而佳人爱的是男人智慧的大脑。”佳人与才子互爱，是因为他们懂得相互欣赏。才子看佳人，第一看容貌；佳人爱才子，首先爱才华。但嫁给才子并不―定就意味着婚姻圆满幸福，如果才子只知道风流自赏，佳人们也就只有顾影自怜了。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的李白，年轻时就慷慨自负，不拘常调，一方面他有着济世理想，另一方面又个性纵放不羁，四海云游。李白一生曾经有过四次婚姻，其中有两次是正式的，另外两次按照今天的话说是同居。李白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与许氏在安陆成亲，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多年。这期间，李白过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酒隐安陆，蹉跎十年”。许家小姐身为名门之后，大家闺秀，也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据宋长白的《柳亭诗话》记载，有一次李白写了一首《长相思》，其中最后一句是：“不信妾断肠，归来看取明镜前。”李白拿给夫人看，许氏看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你听过读过武后的诗吗?我背给你听：“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看取石榴裙。”李白本来想在夫人面前炫耀―下才华，结果反被看出模仿的痕迹。可见此女非同寻常。但有才，并不一定就会被珍惜。许夫人逝去时，“一生好人名山游”的李白却正在南阳游玩呢。
李白的两个妾中，有一个姓刘的女子，十分追求婚姻的平等自由与幸福，对长年不回家的李白很有意见。就说，“你再不回家，就与你离异”。李白很气愤，写了一首《雪馋诗赠友人》来斥骂这个女人，诗中写道：“彼妇人之猖狂，不如鹊之疆疆；彼妇人之淫昏，不如鹊之奔奔，坦荡君子，无悦簧言。”在我国诗坛上，写出这样斥骂自己妻子的诗，李白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李白还算是比较客观，他自己也承认不是一个好丈夫。他自己有诗为证：“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嫁与李白妇，何如太常妻。”(《赠内》)
记得梁实秋曾经不无幽默地说过，在历史书籍里与一个诗人相逢，你会油然而生一种崇敬之情；倘若在你家隔壁住着一个诗人，那便是笑话!同样道理，在书籍里你爱上了一个诗人，那是种浪漫，在生活中，你嫁给卜个诗人往往是场灾难。对于杜甫的爱情，我以为最经典的一句是“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弯针做钓钩。”如果因此诗而觉得嫁给杜甫温馨浪漫，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嫁给这个性格“褊躁傲诞”、生活能力低下的文化人，就只能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颠沛流离的乞丐般的生活了。杜甫诗《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中的“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以及《奉赠韦左丞》中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便是他在长安生活的真实写照。《云仙杂记・夜飞蝉》引《放怀集》载：“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丈夫穷困，老婆自然也是一副寒酸相，客人实在看不过眼，叫夫人给杜甫老婆送了一个头上的装饰品。后来，杜甫被迫离开长安，流落到了成都，一家人借住在浣花溪畔的一座古寺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杜甫自己对这段生活有所记载：“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杜甫终身功名无成，事业寂寥，临老还漂荡江上，苦度残生，可谓悲哀凄凉。其实，这与其性格上的缺陷有很大关系。杜甫年轻时，不大求上进，《唐才子传》说他“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新唐诗》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虽说“诗穷而后工”，但文人也是人，第一件事还是要养家糊口。一个人，如果无法让自己和妻儿过上安稳的生活，而谈什么“兼济天下”，未免有些虚妄和不切合实际了。
冰心老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和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最佳男人应该“情、趣、味”兼备。寻常男子，能具其中之一已是难得，三者兼备者，真是少之又少，在古代众多的才子中，也许北宋的苏轼能算一个。且看苏轼如何有血有肉重感情：“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这是苏轼在妻子王弗去世后十年写下的悼亡诗。隔着近千年的时光，我们仍能感受到词人无尽的悲痛。
自古男儿多薄情、喜新厌旧，有几人似苏轼这般深情?再看苏轼如何机智幽默有风趣：苏轼的妹妹苏小妹，从小习读诗文，聪明才智不亚其兄。苏轼大胡须、长下颏，妹妹高额头、深眼窝。兄妹互相取笑嬉戏。妹妹笑哥哥，“口角几回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传。…‘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哥哥笑妹妹，“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先到画堂边。…‘几回拭脸深难到，留却汪汪两道泉。”苏轼之机敏与幽默，由此可窥一斑。幽默之人，往往是最体贴、最富有理解力的，也唯有这种人，方能从平凡的生活中寻出无尽乐趣。一本正经的道学先生，是供外人钦敬的，却并非自家人喜欢的。再看苏轼如何讲究格调重品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苏轼的豪迈；“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是苏轼的俏皮；“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苏轼的胸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的旷达洒脱。苏轼还是一位大书法家、美食家，流传至今的东坡肉、东坡肘子就是佐证。他诗词好，是文学品位高；书法好，是艺术品位高；讲究饮食，是生活品位高。似这等有才有情有趣又有品位的男人，世间能有几许?
百家讲坛苏轼范文6
关键词： 苏轼 常州 缘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逝世于常州，距今已经整整900年了。历朝历代乃至当今的中国人都时刻怀念着这位文坛巨子，罕见的全才、奇才。他兼擅诗词文、书法、绘画的非凡才华，至今为人们所称羡；他颠沛流离的宦海生涯、浪迹天涯的人生经历，至今为人们所慨叹；他开朗豁达的胸襟、刚正不阿的气节，至今为人们所景慕；乃至他的传闻、轶事、佳话也是妇孺皆知。清人周启隽说得好：“先生蜀人也，生于蜀而不拘乎蜀，先生盖天下士矣。”[i]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也是常州人的骄傲。900年前，苏轼在常州与世长辞。从此，他的一腔浩然正气在江南大地上回荡。常州作为苏轼魂系江南的终老之所，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常州的各个角落，这正是“莹域所藏，寝庙所寄，虽非其乡而谓之乡人可也”[ii]。
常州为我国江南的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很早就有历史记载。自汉朝起，先后曾有毗陵、毗陵郡、晋陵之称。隋开皇九年(589)于常熟县置州，因县得名为常州，后移治于晋陵，废郡称常州，沿用至今。辖境相当今江苏常州市、无锡市及武进、江阴、宜兴等县地。苏轼与常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买田宜兴、仙逝常州，常州可谓是苏轼的第二故乡。
“吾归何处”
苏轼自幼才华横溢，至嘉?二年(1057)一举进士及第，名震京师。从此宦海沉浮，屡遭不幸。在坎坷的仕途上走遍了天南海北的苏轼飘泊无归，已是“心如死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iii]，这使其不得不对自己归根何处及早进行周全考虑。苏轼在各地为官时均以体恤人民疾苦为己任，再加上他负有魅力的才华，乐观豁达的胸襟，热爱生活的本性使他无论官居何处，都深受各地人民的爱戴和崇敬。对将来卜居何处，他有太多选择，这与他随遇而安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叶落归根乃人之常情，在初入仕途不久，他在《华阴寄子由》诗中就说：“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iv]，可见苏轼对故乡的一片拳拳赤子之情。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政见不和，出任地方官，通判杭州，与杭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于是有卜居杭州之意，有诗云：“居杭积五岁，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v]苏轼也曾任徐州太守，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说：“余为彭城二年(徐州又称彭城)，乐其土风。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vi]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也有“是处青山可埋骨”的感叹[vii]。后苏轼贬谪黄州，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他于四月离黄州时作《满庭芳》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viii]这首诗把苏轼历尽颠沛离难，渴望一个宁静港湾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以后的飘泊生涯中，苏轼还曾有卜居金陵、蒜山、汝州、庐山、惠州等地的打算，在其诗文中屡屡可见，但均未如愿。而买田宜兴、卜居常州也是他多年的愿望，并最终了却心愿，这也许是中国传统宿命论中最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份”吧。
“殆是前缘”
据《苏轼年谱》及其他史料记载，苏轼一生中出入常州多达十一次。其中路过常州，仅作短暂停留有六次，在常州停留较长，并有各种活动，留下不少诗文、佳话、遗迹的有五次。从熙宁四年(1071)仕途不畅到归老常州，消逝人寰，苏轼对常州青睐倍致。元丰七年(1084)十月十二日，苏轼撰《楚颂帖》：“吾来阳羡(即宜兴)，船入荆溪[ix]，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x]。在《又送叶淳老》中也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xi]可见一个“缘”字把苏轼与常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早在嘉?二年(1057)，苏轼金榜题名，进士及第，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倾心畅谈，遂结成莫逆之交，并相约卜居阳羡。这可以说是苏轼与常州之缘的源头。继初次相约居常到苏轼首次过常相隔整整十四年。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在朝廷政见不合，自京师通判杭州。在赴任途中，苏轼第一次路过常州，但却没有时间，似乎也没有心情到早已心有所属的常州游历一番，而是后来在杭州任上常来往于常州、宜兴等地，赈灾、救饥、访友、游览，常州等地遍布了他的足迹，更有大量佳作传世。特别是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畅游常州阳羡，尽情领略清山秀水，与好友饮酒作诗，不亦乐乎。后于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距宜兴县城五十里的黄土村买了一份田产，卜居阳羡之约初步履行，心情舒畅，遂寄友人诗曰[xii]：
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
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
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
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
对此，周必大《省斋文稿》卷19《书东坡宜兴事》云：“公熙宁中?y杭，沿檄常、润间，赋诗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又有‘买田欲老’，‘地偏’、‘俗俭’之语，卜居盖权舆于此。”苏轼买田居常，也惹得章??嘣迹骸熬?窖粝鄄沸戮樱?乙辔饷泡菥陕????毡庵墼祭赐??步??漆蜷杂妗！?xiii]然而苏轼并未能如愿所偿，因政治风云，官场动荡，展转颠沛又近十年。在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五年之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获赦量移汝州，途中不惜路途遥远绕道来到常州宜兴，再次买田置房，为移居常州作充分准备，可见苏轼在历经磨难之后归常的迫切心情。后苏轼于赴汝途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词意肯切：“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xiv]金人赵秉文《题东坡乞常州奏草》云：“唐卢坦有言，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材者必剥下以致之，……东坡奏稿以薄田粗给?粥，乞常州安置，其后竟卒于常州，岂以田故邪?天留此二帖以警世贪饕之徒耳。然则无德而千驷者，亦可悲也夫!”[xv]“以薄田粗给?粥”，真是一代清官，两袖清风。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南都(今河南商丘)接到了朝廷批准他常州居住的诏命。五月，苏轼作《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xvi]，充分表达了他得以放归阳羡，归隐田园的喜悦之情：
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
道人劝饮鸡苏小，童子能煎莺粟汤。
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但好景不长，元丰八年(1085)六月，在过了一段时间虽短但极其舒适的田园生活之后，苏轼受诰命复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在常州“为田舍翁”的梦想又一次破灭。此后苏轼又在官场几经沉浮，晚年竟然垂老投荒，远贬惠州、海南数年。苏轼将全家安顿在宜兴，只有朝云和三子苏过同赴贬所。常州仍然是苏轼赖以存活全家的故地。
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幸获大赦后，经过数年凄苦的海南贬谪，踏上归途，下决心定居常州。对此，费衮在《梁溪漫志》卷4中载苏轼语友人曰：“然某缘在东南，终当会合”。正象苏轼本人所说的“某缘在东南”，自从三十年前首次经过常州之后，九死一生，此时常州是其归老的最佳选择。周启隽说的好：“盖尝论之东坡赤壁，非不乐也而非其志；珠崖儋耳，非不安也而非其宜；金马石渠，非不欲也而非其处；惟阳羡之居，先生欲之志所存也，而安而乐焉。”[xvii]
“眷此邦之多君子”
自海南获赦北归之后，苏轼最终消逝人寰于常州顾唐桥北孙氏馆。“吴越之民，相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满城(常州)上下，咨叹之涕”[xviii]。一代人杰与世长辞。凡事必有因果，苏轼选择常州为归老之所，不是无故而为，而是有诸多的缘由在里面。
1、苏轼自少就“奋历有当世志”[xix]，想成就一番事业。但名扬京师后，却因政见不合而屡受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满腹经纶也是徒劳。在种种无奈的情况下，苏轼疲惫不堪，他不愿继续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上摸爬滚打、勾心斗角。在北归途中，苏轼曾作《雨夜宿净行院》诗：“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xx]可见，苏轼对“名利场”——官场，已深感厌倦和畏惧。他毅然决定回归常州，与此有很大关系。
2、大凡古代的风流才子均乐山水之美，佳山胜水令其流连忘返，吟咏不已，甚至产生永居于此之念，苏轼也不例外。最初蒋之奇与苏轼的鸡黍之约即因蒋大赞其家乡山水之美而订。对此，明人吴宽有言：“盖嘉?初，公登进士第，与同年蒋之奇联宴席。蒋，阳羡人也，谈及其乡山水之胜，遂有终老此地之约。”[xxi]后于熙宁六年(1073)，在好友的陪同下，苏轼畅游阳羡，秀美的山水，淳朴的民风，使苏轼为之感动。元丰七年(1084)，苏轼力请居常终如愿以偿后，直言“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xxii]。“溪山好”显然是苏轼居常的重要原因，看来苏轼是要在山明水秀的阳羡聊度余生了。对此，清人周??也说：“东坡初入荆溪，有乐死之语，盖喜其风土也。”[xxiii]
3、“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独徘徊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xxiv]这是苏轼在常州为好友钱君倚作《哀词》时发出的感慨。苏轼一生好交游，由于其为人幽默风趣、豪爽正直，所以至友众多，常州人士就不下十多个。如钱安道、钱君倚、胡宗愈、蒋之奇、单锡、单锷、孟震、胡仁修等，在现存的苏轼诗词文中频频露面。前已述及，早在嘉?二年(1057)，苏轼就在琼林宴上与同科进士常州宜兴县的蒋之奇、单锡，武进县的胡完夫等相约卜居阳羡。后来，蒋之奇等人果不食言，为苏轼在宜兴买田助了一臂之力。此后，苏轼又结识了报恩寺长老、滕元发、邵民瞻、蒋公裕等友人，均有诗文记载。
4、苏轼决计卜居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他与常州人民的深厚感情。政治上的波折大大缩短了苏轼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使苏轼成为处处体恤人民饥寒的父母官。在熙宁六年(1073)苏轼通判杭州期间，常州地区岁旱民饥，苏轼奉命前往常州赈饥。除夕之夜，苏轼为了不惊扰地方，竟泊舟常州城外，过了一个寒冷、孤寂的大年夜，并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来表达内心感受，其中一首云[xxv]：
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
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轻。
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这样的父母官，哪个老百姓不崇敬，不爱戴呢?而其诗情之至深，清人查慎行在《初白庵诗评》卷一中说到：“每当孤舟旅泊，时披读一过，觉陇水巴猿，未是断肠声也。”元丰六年(1083)，苏轼上《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谓“苏、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并“旧闻常州宜兴县进士单锷，有水学，故召问之，出所著《吴中水利书》一卷，且口陈其曲折，则臣言止得十二三耳。”[xxvi]可见，苏轼又在为常州的水灾而奔波，访贤纳士，真可谓人民公仆，难道不是现在许多政府官员的楷模吗?
5、晚年苏轼自海南北归，决计在常州度过余生，还因为他在常州已有薄田，可“粗给?粥”，不至于忍饥受寒。另外，苏轼在贬谪惠州时，只带上了小儿子苏过，长子苏迈、次子苏迨已于宜兴安家。苏轼谪居惠州时，曾作《与曹子方五首》，其三云：“某惟少子随侍，余皆在宜兴。”[xxvii]此时，苏轼已将阳羡视为自己的故乡了。此外，当时苏轼举家已在舟上度过多日，正值六月酷暑，急需一个安息之所，不宜久留，要早作决定。
苏轼卜居宜兴，归老常州，这一切都不是一时的即兴之想。自首次路过至最终仙逝常州，苏轼始终与常州有特殊关系，对常州怀有亲切深厚的感情，这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无怪乎宋人费衮说：“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xxviii]
“葬我嵩山下”
苏轼身后葬于河南汝洲郏县，而他既欲归老常州，又仙逝于此，为何未葬于常州呢?古人讲求忠孝两全，其父苏洵之墓已在四川，苏轼本应归葬四川，苏辙《卜居赋》也云：“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xxix]为何苏轼未归葬四川眉山呢?除因路途遥远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原因，与蜀中赵捻一案有关。赵捻本西南夷人，其父赵庭臣杀其族党，归降朝廷，赐姓赵。赵捻于绍圣元年(1094)擢进士第二名。《朱子语类》卷133说：“蜀中有赵教授者，因二苏斥逐，以此摇动人心，遂反。”结果 赵捻兄弟被诛，父母妻子皆被流窜，这当然是为苏轼兄弟帮倒忙。自岭南北归，任便居住时，苏轼便选定常州。若回故乡或回故乡安葬，必然给政敌以话柄。
为何选在河南呢?这是因为苏洵早有宿愿要迁居河南洛阳，“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xxx]，所以苏轼遵从父言，遗命把他葬于嵩山下：“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xxxi]再则，当时苏轼全家的经济条件也很窘迫，其子在苏轼过世之后，只有去河南颍州投靠苏辙为生。“东坡以病殁于晋陵，伯达、叔仲归许昌，生事萧然。公(指苏辙)笃爱天伦，曩岁别业在浚都，鬻之九千数百缗，悉以助焉，嘱勿轻用。”[xxxii]以此看来，苏辙在苏轼葬于何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思的。苏轼死于常而没有葬于常，对常州而言，难免有一丝遗憾。但因于此，苏轼更值得常州人民怀念。
“买田阳羡吾将老”，苏轼仙逝常州距今已900年了，这位几十年来一直在逆旅奔波、席不暇暖、过着流亡生活的蜀山游子，终将一代才子之灵气永留于江南这座美丽的小城。至今苏轼与常州仍前缘不断，他为常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咸淳重修毗陵志》卷23载苏轼有关常州的诗近二十首，为此志所载诗人的诗歌数量之首。清人阮升基赞叹道：“考公词翰所及，屡称阳羡，则阳羡境内何处非公吟魂浩气所往来耶?”[xxxiii]凡是苏轼足迹走过的地方，在民间都历代流传着对他的歌颂和传说。如今，还有多处有关苏轼的遗址胜迹供人们游览和瞻仰。如常州的苏文忠公祠、舣舟亭、洗砚池、藤花旧馆；宜兴的东坡海棠园、东坡书院等。此外，苏轼还留有许多轶闻、佳话，在各种史书、文集及方志中均有记载，为人们所传颂。常州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伟人，常州就是一代文坛巨子苏轼的第二故乡!
[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清光绪八年刻本。清李先荣原本，清阮升基增修，宁楷等增纂。
[ii] 同上，卷4。
[iii]《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诗集》卷48，页2641。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同。
[iv]《苏轼诗集》卷5，页224。
[v]《喜刘景文至》，同上，卷34，页1815。
[vi]《苏轼文集》卷11，页368。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
[vii]《狱中寄子由》，《苏轼诗集》卷19，页998。
[vii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23。薛瑞生笺证，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
[ix] 在江苏宜兴县南，以近荆南山得名。上承永阳江，下注太湖。
[x]《苏轼佚文汇编》卷6，页2578
[xi]《东坡词编年笺证》卷3，页565。
[xii]《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苏轼诗集》卷11，页553。
[xiii]《和章七出守湖州》题下“施注”引章??氖??端臻???肪?3，页649。
[xiv]《乞常州居住表》，《苏轼文集》卷23，页657。
[xv]《滏水集》卷20，金赵秉文，四库全书1190册，页263。
[xvi]《苏轼诗集》卷25，页1346。
[xvii]《重修东坡书院记》，《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卷10。
[xvii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xix] 同上。
[xx]《苏轼诗集》卷43，页2368。
[xxi]《跋东坡楚颂帖》，《家藏集》卷50，明吴宽，四库全书1225册，页458。
[xxii]《菩萨蛮》，《东坡词编年笺证》卷2，页474。
[xxiii]《清波杂志》卷3，清周??，四库全书1039册，页23。
[xxiv]《钱君倚哀词》，《苏轼文集》卷63，页1964。
[xxv] 《苏轼诗集》卷11，页533。
[xxvi] 《苏轼文集》卷32，页915。
[xxvii] 同上，卷58，页1775。
[xxviii] 《毗陵东坡祠堂记》，《梁溪漫志》卷4，宋费衮，四库全书864册，页718。
[xxix]《栾城第三集》卷5，页1523。
[xxx]《丙申岁，余在京师，乡人陈景回自南来，弃其官，得太子中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囿于其间以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景回欲余诗，遂道此意。景回志余言，异日可以知余之非戏云尔》，《嘉?集笺注》，页450。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xxxi]《亡兄子瞻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页1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