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1
■ 重庆市委书记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
春节前后，地方两会基本“收官”，作为一年一度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今年地方两会与以往相比有一个更加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幸福”成为一个热词，一种以幸福为导向的执政潮流正在形成，地方领导纷纷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幸福观，探寻幸福区域施政新途径。
：3千万条幸福中“只取一瓢饮”
常常领风气之先的广东省委书记，是一位明星官员，也是一个网络高手，经常通过网络向民间问计。在2011年1月6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用现场办公用的iPad电脑在百度上搜索“幸福”，结果有30600000条，但书记“只取一瓢饮”，那就是“幸福广东”。当天，在作《加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报告时，首次系统提出“幸福广东”。广东在全国省市中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建设幸福区域的施政目标，并已纳入了广东“十二五”规划《建议》，将成为“十二五”广东政治的主旋律。接下来，在多个场合纵论“幸福广东”，并于1月20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的战略部署。
什么是幸福广东？将转型升级与幸福广东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有机整体。这其中，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二者统一于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在此次报告中共40次提及“幸福”，他还创意性地用股市术语牛市和熊市来说明GDP与幸福的关系。指出，少数干部重物轻人，甚至为了短期经济增长不惜损害群众利益，出现了干部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的“牛市”中陶醉，群众却在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熊市”中埋怨的怪现象。
如何实现幸福广东目标？在参加2011年广东两会小组讨论时用中国传统作春联的方式谈幸福，三副对联分别是：“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最为特别的是，做的三副“幸福”联横批都是“共建共享”。解释说，幸福在老百姓的眼中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花儿生长的环境和条件，提供阳光、空气、土壤。当然，群众也不能闲着。群众要除草、浇水和松土，还要打虫子，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对于幸福广东的具体施政措施，特别强调改善民生，着力健全公共财政保障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
如何衡量幸福广东？提出，要研究和推出评价幸福区域和发展状况的新指标体系，并转化为约束性指标，分解到年度监督进行督促检查考核；从2011年开始，广东各市县都要在年初公布改善民生办实事的计划，年末请统计局调查队调查统计，可以考虑由群众来投票、社会来评选。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广东省政府负责人透露，广东省正在进行幸福指标体系的建立工作，还在征求意见，不久后将出台。1月17日，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广东省居民幸福感得分75.3分，属中等偏上水平，这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基本吻合。但《报告》调查也发现，当前广东仍存在着住房、看病、就业等方面不足，是影响居民幸福的重要因素。
：幸福不只是吃红烧肉、
穿漂亮衣服
重庆市委书记是倡导幸福的另一位明星官员。从专项“打黑”行动到干部大下访，再到户籍改革和公租房模式，留给人的印象是铁腕柔情。他的铁腕是“打黑”，而柔情是关注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感。他到重庆的3年多时间，一直规划民生幸福指数，希望通过“五个重庆”建设以及十件民生大事，彻底改变重庆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局面。将“幸福”列入地方的施政纲领，他的步子迈得甚至更早。2010年6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3000多字的《决定》要3000多亿的总投资，平均下来，1个字1个亿。在重庆市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里，“幸福指数”明确载入，并在全国率先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提出将基尼系数由0.42降到0.35。最近，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结果揭晓，重庆以其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唱读讲传”活动让老百姓大大提高了幸福感，从而成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组委会给予重庆的颁奖词写道：嘹亮红歌暖热千万心。面貌重整，效率提速。重重迷雾散尽。热辣之都，民生之城。
如何衡量一个城市的幸福感？有他的独到见解：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还取决于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等。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强调，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作，而且需要扶正祛邪。改善民生并不只是吃红烧肉，穿漂亮衣服就够了，健康的精神生活也很重要。从2008年6月以来，重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通过奏响主旋律、弘扬革命正气、传承革命理想，从根本上提升市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以及干事创业的精气神。2009年以来，重庆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说，一个地方要实现科学发展，有大出息，必须走正道，维护公平正义，把“流氓经济”、“无赖经济”彻底清理掉，营造科学、民主、法制的发展环境，让百姓安居乐业。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民生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重庆人的生活满意度（幸福度）达到88.8%。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2.5个百分点。在今年重庆两会上，在会见港澳地区政协委员、台湾地区特邀政协委员以及在渝台商代表时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建设“五个重庆”，实施“民生十条”，探索一条以改善民生为动力的发展之路。
同时，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指出，“不求经济增长最快，但求百姓生活改善最明显；不求高楼大厦盖得最多，但求百姓过的最幸福”；并提出两个50%（即要求各级干部50%的精力抓民生，财政支出50%用于民生），进而努力探索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还坦承，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发展。倘若一个家庭，有房住，能就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活环境优美，兴趣爱好能够施展，精神生活有所寄托，即使城市GDP不算高，家庭成员也会处于幸福之中。为此，2011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民生十条”，具体民生实事包括：阳光公正地搞好公租房申请审核、摇号配租，实现50万人入住；城镇新增就业30万人以上；农村养老保险覆盖所有区县，适时提高养老、医疗、低保等待遇水平；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补助与物价波动挂钩的联动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实现8900个村电视户户通，新建30个街道文化中心；改扩建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42个；新增交巡警平台200个，建立数字化城市应急指挥防控体系；完成450个社区标准化菜市场整治改造。
赵乐际：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一个好消息就是，陕西首次跨入GDP“万亿俱乐部”。但陕西并没有沉浸在GDP的冲动中，又提出一个令人兴奋的目标，那就是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增幅要跑赢GDP增幅。具体目标是：2011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左右。就在陕西两会召开前夕，陕西省统计局的居民幸福指数社情民意调查报告揭晓，该省居民综合幸福指数达80.11。这说明，陕西省大部分居民都安居乐业，生活其乐融融。这些与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的“幸福”情节是分不开的。赵乐际在此次陕西两会上参加讨论时指出，要扭住发展第一要务，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在科学发展的同时保障改善民生，不断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其实，赵乐际早在2010年陕西两会上就提出了幸福指数概念。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一切工作为了人、依靠人、发展人、富裕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先发展教育，积极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关系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活，加强社会管理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使全省人民日子越过越好、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在今年陕西两会上，赵乐际从群众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方面阐述提高幸福指数的途径。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物质需求，继续加强农村水路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积极探索群众增收致富途径，制定鼓励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租赁房建设；进一步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要满足群众精神需求，统筹城乡教育资源，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程，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加快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深化平安建设，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和公平正义法治环境，使群众健康愉悦地工作生活。
新当选的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在记者见面会上表示，如果我的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首肯，没有让人民失望，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所以，要问我幸福不幸福，首先要问陕西的人民幸福不幸福，陕西人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勤奋工作，一心为民，让陕西的父老乡亲生活的幸福指数更高。赵正永还用加减法来说明如何改善民生，目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陕西省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群众的工资性、经营性和财产性等收入，做好“加法”；另一方面要加大惠民政策的强度，通过实施“蛋奶工程”、药品“三统一”、老龄补贴等多项惠民制度，减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支出，做好“减法”，努力使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话题背景：幸福指数体系的十大要素
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在2011年广东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科学的幸福指数体系应具备10大要素：一是经济收入、日常消费等物质生活；二是包括家庭生活、文化需求等在内的精神生活；三是包括政府的服务能力、市场环境、人文环境等在内的社会环境；四是包括居住环境、生态环保等在内的自然环境；五是人与家庭成员、同事、朋友、陌生人等之间的人际关系；六是工作环境；七是健康问题；八是包括医疗条件的客观评价在内的医疗保健水平；九是合理的政治诉求；十是人生价值的体现。
话题背景：多省“十二五”规划提幸福指数 全国暂不推出
在2011年地方两会上，多个省份的幸福指数写进“十二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目前，不少地区出现了幸福指数的测算，个别地区主管部门甚至将幸福指数的高低作为基层政绩考核。比如河北省委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就提出在未来5年使得人民幸福指数明显提高。江苏省委“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使得“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人民群众实现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幸福感普遍提升。”不过，由于幸福指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目前全国尚不会推出统一的测算方法，国家统计局也不会进行统一的测算，但是有关的研究会加快推进。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2
[关键词]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7-0112-03
2012年6月，武汉市市政府出台了《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规划》，这项全国首个幸福城市规划，从富足、保障、宜居、公平、文明五大方面，列出43项细化指标“计量”幸福。为反映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水平，调查组于2012年底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等7个中心城区分别采用了分层随意抽样、多阶抽样的方法，对武汉常住居民的幸福状况进行了调查。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60份，有效率为96.7%。问卷中设计了19个具体因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家庭月收入五个方面。第二部分是分项幸福指数，包括居民对目前住房条件、交通状况、人际关系、身体健康状况、基本权利行使、生活环境等方面满意度的问题，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因素的问题。第三部分是调查对象的总体幸福指数，包括武汉城市发展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
一、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结果
1.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比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
调查显示，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好，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规划，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发展机遇较多，对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他们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读书“充电”来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从不断的学习中获得满足感，体验幸福。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获得工作或者获得社会支持的机会相对较少，一般感觉生活空虚、单调。调查结果显示，学历在资源分配中占有一定优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经济地位、就业机会和社会支持密切相关，较高的教育水平是影响个体体验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
2.幸福感高低与居民的职业、经济收入关联性很大
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与职业、经济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较高的群体在选择个人理想生活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可抵御经济和个人风险，因此也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幸福指数群体，高收入人群的人数比低收入人群的人数少得多。表明武汉城市居民贫富差距依然很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呈现“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3.对住房条件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对医疗、交通、环保、安全等外部环境状况的满意度普遍较低
23.8%的居民对自己目前的住房条件处于低满意度水平，22.7%的居民对自身居住的社区环境如绿化、净化等也处于低满意度水平。54.4%的居民对武汉目前的交通状况处于低满意度水平。 在医疗方面，35.3%的城市居民认为武汉的医疗条件和服务处于低满意度水平，41.1%的居民认为一般。尽管武汉市医疗技术条件比较好，部分居民认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市民就医舍近求远，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少有人问津。
2012年5月北京大学公布全国28个大中城市“烦恼指数”中武汉最末，平衡指数仅为46.69，排在第28位（如表1），反映出武汉城市居民普遍存在的心情状态。同时近年来频繁曝出的铬超标胶囊、三聚氰胺毒奶粉、地沟油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雾霾天及PM2.5使人们对社会生活环境产生担忧，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幸福感。调查显示，48.8%的居民认为安全感不强，只有7.2%的居民表示很有安全感。
4.对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较高，对行使基本权利的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人际关系也是反映人们身心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发现能够合理协调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三者关系的人，更容易获得幸福体验。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50%的居民反映可以处理好，23.4%的居民反映偶尔能够处理好，3%的居民反映完全处理不好。
武汉居民认知权利的意识普遍比较高，但27.6%的武汉城市居民对自身基本权利的行使处于低满意度水平，更有少部分居民表示他们从未行使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一个民主、公平、法制健全的政治环境是居民获得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只有居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幸福感才会提高。
总的来说，武汉城市居民在对目前生活质量的高、中、低满意度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0%、34.8%和22.2%，有60.4%的居民认为未来将会比现在幸福。可见居民对武汉未来城市的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人们一切主观活动的基础，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收入越高，幸福指数就越高。但经济收入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具有复杂性。著名“伊斯特林悖论”认为，当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的增长而提高。美国1991年人均实际收入是1946年的2.5倍，而主观幸福程度基本上保持不变（Easterlin，2001；Frey and Stutzer，2002）；对英国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Blanchflower and Oswald，2004）；日本1987年的人均GDP比1958年高5倍，但主观幸福感并没有增加（Oswald，1997）。《2013年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也指出，2012年武汉市居民收入增速首超GDP增速。但无论从总体还是从不同居民阶层等来看，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处于中等，这主要源于作为人的幸福感受的基础：武汉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物价、房价上涨影响居民的物质生活，而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与居民的文化渴求及愿望仍有较大差距。
2.民生因素
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是有效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至关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建设“幸福武汉”也成为武汉的热点议题，2012年“幸福武汉”写入武汉政协议案，2013年“坚持民生优先，增进人民福祉”、建设“美丽江城、幸福武汉”写入政府工作目标，都体现出政府正在努力建设让群众满意的幸福和谐城市。2013年武汉开通25条微循环公交线路；建设绿道200公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增加20%，文体惠民工程得到进一步推进，市民一年仅需花费200元可畅游21家收费景区等。可以说，目前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总体处于中上等指数范围与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有着密切联系。
3.人际关系因素
根据调查，收入、住房和婚姻家庭问题是位列前三的影响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家庭婚姻问题日后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影响必将越来越大。子女作为家庭单位的一份子，其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调查了解到，有受访者表示家中子女正在接受良好教育，子女在校的优良表现使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望，但过高的子女教育费用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一定的困扰。
4.社会因素
生态环境、交通环境以及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与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进而影响着居民的幸福指数。武汉在全国31个省会及直辖市中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为第26名，空气质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居倒数第6位；在全市70个主要监测湖泊（水库）中，25个湖泊（水库）水质较差，均为劣Ⅴ类，占35.7%。从调查结果看，武汉市居民对社区环境与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很低，分别为15.63%和14.06%。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看病就医等社会问题突出是导致武汉城市居民幸福度不高，也是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三、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提升策略建议
1.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加快“软环境”建设
政府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高武汉市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积极改善外部“软环境”建设，摈弃以牺牲环境、过度竞争为代价，单纯追逐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的旧有模式，逐步建立起与人们幸福感高度融合的新模式。只有GDP与GNH同步协调发展的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断进步的社会。
2.改善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解决交通、环境、公共卫生等问题。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进一步把发展成果体现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来，引导民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多数人幸福为目标的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推进，政府职能也在由以经济社会发展为核心调整转变为以多数人幸福为核心的基础上来，将提升GNH纳入到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评体系中，不断完善武汉居民幸福指数考核的硬性指标，“幸福武汉”才不会成为一个空头口号。
4.加强居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培养
城市居民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相应的追求目标，幸福感表现为一种价值感，自己感觉到有存在的价值就会感觉到幸福，应为居民多创造出这样的条件或机会，使其在一步步的实现中感觉到满足与快乐，自然就会产生幸福感。
综上所述，通过因素分析和逻辑分析，上述武汉市居民幸福指数状况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武汉居民的现状和未来的诉求取向。虽然限于问卷范围和居民主观因素的影响，其结论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但随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越来越关注武汉市的发展能给居民带来什么，越来越关心能否从城市的发展中获得更多幸福感。作为党政部门，积极提升武汉城市居民幸福指数，既是责任又是义务，既有困难，又有机遇，本文提到的几点策略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希望能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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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3
超过60%的人在2011年认为自己幸福。“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小悦悦之死刺痛了国人心灵，“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二
2011年10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幸福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0~2011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79.9，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幸福小康指数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各方面。
2011，你幸福吗？
这样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们，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在深陷震灾的日本，一个住在安置点的老太太告诉中国记者，“海啸虽然来过，但樱花还是开了”。
在硝烟弥漫的利比亚，一张卡扎菲浑身是血、狼狈不堪的死亡照片，宣告利比亚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战争。但利比亚民族和解、民主进程的路依旧漫长。
在美国的金融中心，冲到华尔街的民众喊出了“We are the 99%”。
还有不堪骚乱的英国、洪水肆虐的泰国……
若是非要做一个横向比较，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是否会觉得相对幸福？
2011年10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展开的“2011中国人幸福感调查”得到了这样的数据：觉得现在“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参访者比例为60.2％。也就是说，超过60%的人，在2011年，感觉到了幸福。
本次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的287个城市，参访者男、女比例为52％和48％，年龄介于20岁与60岁之间，涉及农民、公司职员、公务员、企业高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领导等十余种职业。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调查利用NetTouch系统对参访者所在城市、性别、职业、收入等配额指标进行了后台控制，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税感，是幸福感，还是痛苦感
“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是 “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公众城市幸福感的最大因素”
今年最令中国人不幸福的，大概非税莫属。近几年，媒体和公众对“税”的关注，其广度、深度和热度远远超过以往。从个人所得税到车辆购置税、物业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等的关注，一直延伸到很多类似“馒头税”一样的“隐形税”是否被转嫁给消费者。有人说，中国已进入到“税感时代”。
今年9月，个税新法正式施行。而美国《福布斯》（Forbes）杂志两年前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2009 Tax Misery & Reform Index）排行榜也再度盛传。在这个榜单上，中国大陆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第二位。这个两年前的榜单被再度热议，是因为那些被税负困扰的人们，在此时找到了一个有力的论据。
针对《福布斯》排行榜，《人民日报》采访的专家批驳说，《福布斯》将各个税种最高税率相加的算法很不科学，国际通用的税负考察方法是取一国税收总量与GDP的比值，即以“宏观税负”来衡量，如此计算，中国的税收负担并不很重。另一些专家则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税负多少，而在于人们通过缴税获得了什么样的公共服务。
其实“税感”是个中性词，可以是痛苦感，也可以是幸福感。这个新词的出现，体现了民众在通胀预期加剧、物价上涨的压力下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焦虑，而这些都在考验着政府和官员们的执政理念与智慧。今天，我们不再仅仅停留在追问“我能少交多少税”，而是要进一步追问：我交的税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希望能够听到明晰清楚的回答――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和政府必备的基本素质。
这样的观点，在本次《小康》调查中也获得了佐证。在选择“最影响公众幸福感提升的社会因素”时，排在第一位的，是认为“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25.6％的参访者选择）；而就“对于提升公众幸福感作用最大的五个因素”这个问题，参访者给出的答案，则依次是“提高工资水平”、“降低房价”、“提高医保水平”、“改善医疗卫生服务”和“改善城市环境”――公共服务水平依然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重中之重。
当公共服务成了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后，问题变得有点复杂，因为有专家进一步指出，民众倾向于从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感受公共服务水平，而政府将财政收入用于国防、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换来的益处却不易得到体认。仅凭可感知的公共服务收益判断是否幸福，似乎有失偏颇。
关于经济建设对幸福感的影响，人们其实并非缺少感知：本次《小康》调查显示，“经济发展水平”被44％的参访者选为“影响公众城市幸福感的最大因素”，位列各选项之首。国家统计局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较前一年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9％，而自1998年以来，这还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市居民。2011年10月，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表明城乡差距缩小的良好态势仍在持续：2011年前三个季度，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3.6％。
在本次《小康》调查中，参访者认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幸福感提升的影响仅次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若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至少在过去一年里，因地区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不幸福感，应当有所减少。
幸福，靠奋斗还是靠老爸
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很大作用”
然而另一种趋势，即社会贫富阶层之间的疏离，似乎又给幸福感的提升增加了障碍。
2011年5月，国家统计局了“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数据：上海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位列全国之首，年均71874元；江西职工年均收入最低，约为2.9万元。
两个月后，胡润研究院《2011富豪消费价格指数》，报告称“目前中国已有96万名千万富豪，比去年增加了9.7%，其中还包括6万名亿万富豪，比去年增加9.1%”，奢侈品和奢侈品级服务的市场需求因此持续增长。这份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与上海相关的数字――2011年，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入会费为180万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14％。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相比较不难计算，对于年人均收入71874元的上海职工而言，这样一个入会资格需要用25年的工资购买，而对于年收入2.9万元的江西职工来说，这笔钱够他干上62年。
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职业的选择就像是幸福的岔路口。在本次《小康》调查中，在评价“最具幸福感的职业”时，参访者们的首选是“公司/企业领导/管理人员”，第二名为“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
《小康》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90%的受访者认为家庭的权力背景、经济实力、人际资源等“具有决定性作用”（ 30.4％），或“具有较大作用”（59.6％）。
《2011胡润百富榜》上，上榜的亿万富豪中不乏年轻的80后，“关系”注解一栏为“父子”或“家族”者更多。一直以来，寒门子弟想成功，还有借教育成长奋斗为精英人物这一路径。但在2011年7月，一位有15年教龄的老师发表博文说“这个时代寒门再难出贵子”，他的依据是“学校里的中考状元，或者高考状元，基本家里都是条件很好的”，“成绩都是钱堆出来的，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教育的差别越来越大，穷人的孩子要想成绩好，光能吃苦是远远不够的，从见识上来说，起跑线上已经低了一个级别”。
本次《小康》调查也显示，共计70.7％的参访者说他们“完全无法接触到”和“无法直接接触到”“官二代、富二代”；而表示“经常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到幸福感降低”和“曾经有弱势感并因此觉得幸福感降低”的，占到参访者比例的77.8％。
一方面是受教育质量与家庭财富水平成正比的事实，另一方面是教育公共服务投入占GDP总量4%的承诺近20年不能兑现。这真的是一个“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时代？
有好风气，才有幸福感
影响婚姻幸福感的最大因素，依次为“收入”、 “夫妻二人的情感”和“住房”
“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第二
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古话放在今天依然让人感慨万千。本次《小康》调查显示，高达7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是影响婚姻幸福感的最大因素。其次，才是“夫妻二人的情感”（占 66.4%）。而在本次《小康》调查结果中， 排在“影响婚姻幸福感”因素第三位的是“住房”。
民政部的统计报告显示，我国近年来离婚人数逐年上升，平均增幅为7.65%，每天有5000多对夫妻劳燕分飞。房子怎么分，成了离婚案件最常见的争议焦点。
201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三）》开始正式实施。《新司法说明三》中引起人们最热烈争议的是：房子假如是父母出资买的，那么谁的父母出资屋子归谁;如果是婚前贷款买的，那么谁首付房子产权归谁。
这项对“女方父母买房男方没份”也予认同的法律无疑是公正的，只是肯定合理的事情却未见得合情，不合情处，就如将同样内容的法律放到印度必然招致男性反对一样，因为那里有与中国截然相反的女方陪送厚重嫁妆的风气。而对中国的民情来说，大多数人所追求的幸福感其实很简单：离婚了，在没有了情感慰藉之后，希望能尽可能地减少财产的损失。
除了经济水平、收入、房子这些“硬件”之外，还有一些“软件”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本次《小康》调查显示，24.5％的受访者认为“社会风气”对“公众城市幸福感”的影响力巨大，仅次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在第二位。
如此结果并不让人意外。这一年里，人们看到、听到了太多拂逆社会正气的事情。南京“彭宇案”阴影尚未散尽，2011年，“老人跌倒，路人该不该主动去搀扶”再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全国各地频现类似天津“许云鹤案”等多起搀扶摔倒老人反被“冤枉”的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新闻屡见于媒体。在这种背景下，卫生部甚至公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这个2万多字的指南从技术上解答了“老年人跌倒应该怎样扶”的问题。当不敢搀扶跌倒老人业已变成一种让人无奈的社会风气时，人们都在反思，到底是什么，让见义勇为者寒心，让行善的好人得不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信任危机之中？
10月21日凌晨，被两车碾轧、被18个路人视而不见的小悦悦走了。小悦悦之死，引起了一场媒体和微博的大讨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每个家庭都有可能会有一个可爱的小悦悦，每个“小悦悦”都事关一个和几个家庭的幸福和未来。小悦悦之死会引起我们长时间的痛感和反思。广东省委书记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在公众参与下创造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但愿小悦悦之死，能以刮骨疗伤般的痛楚让我们每个人远离冷漠，修复爱心。
2011年，个税起征点提高了，高铁速度下降了，城乡差距缩小了，而人们的总体幸福感则稳中有升。在将本次小康幸福感调查结果与国家有关部门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后，《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机构得出2010～2011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79.9，比上年提升0.4个百分点。
“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当面对这一问题时，本次《小康》调查中，67.7％的参访者回答“是”。
很多时候，有希望，也是一种幸福。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4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城乡居民；河北省
2010年，在春节团拜会上，温总理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在2011年2月27日，温总理和网友在线交流时提出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乡居民高达13.47亿，所以居民感觉幸福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问题的提出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的研究起因是寻找一种能够衡量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指标体系。在后GDP时代，研究国民主观幸福感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来看，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标体系的设置与评价问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并且学科交叉性很强。研究和分析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相关因素，将有助有落实国民幸福指数发展理念对策和建议，从而对实现人的幸福和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从现实意义来看，正如两会期间，“幸福指数”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GDP减速，幸福提速”在中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地已经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幸福”处处可见。
所以，关注“主观幸福感”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情绪感受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一）城乡居民生活有趣程度分析
（三）城乡居民情绪起伏程度分析
调查中发现，认为“中等强度”及以上的居民占整体居民的31.99%，表明情绪起伏程度不大。在比较中，县城居民中选择“中等程度”和“有一些”的人数比重明显比乡村居民多，这表明县城居民情绪有一定的起伏，但起伏程度不大，而乡村居民的情绪更稳定。由此可推导，县城居民的文化层次更高一些，因此居民对生活更敏感，导致幸福感的下降。因此，可通过增加县城居民释放压力的方式，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
三、生活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一）城乡居民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差异程度分析
调查中发现，认为“不接近”及以下的居民占整体居民的24.92%，表明现实生活大体上为其理想生活。在比较中，乡村居民在“比较接近”的选项上超过了县城居民18%，表明乡村居民认为现实生活更理想一些。由此可见，县城居民对理想生活的标准更高一些，与居民的生活经历和文化层次有关。
（二）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分析
调查中发现，共有67.34%的人表示不同程度的满意，总体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对生活还是满意的。其中乡村居民认为生活满意的占73.91%，而县城居民占64.39%，表明乡村居民对生活更满意。可见近阶段，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的较多，基本上满足居民的需求。
图5 城乡居民满意度比较图（数据来源：作者调查）
（三）城乡居民实现梦想程度分析
调查中发现，认为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占被访者的50.50%，总体显示我国城乡居民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重要的东西。其中乡村和县城居民中认为自己得到想要的重要东西的比例分别为55.43%和48.29%，表明乡村居民的生活比县城居民更理想。可见乡村居民对愿望的地位较低，实现的可能性更高，因此主观幸福感较高。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城乡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
解决城乡问题，离不开城乡经济的发展。村办、集体企业是城乡地区建设的重要经济基础，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目前可选择农产品深加工产业为突破口。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业。但我国村办、集体企业中农产品深加工占比很小，60%以上农产品加工在城市完成，这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因此，农产品加工业应成为今后城乡企业发展的主要内容。经济水平上去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指数也就有了相应提升。
（二）加大城乡地区教育事业力度，提高城乡居民文化层次
对于城乡教育问题，首先要提高思想意识，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其次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应取消“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教师工资直接由省级政府发放，这样，教师工资受县乡经济发展水平的束缚程度减少。提高了城乡居民的文化层次，才能从主观的方面对居民幸福感进行认识与提升。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5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满意度；幸福度
作者简介：朱成（1977-），男，汉族，河南睢县人，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经济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9-0035-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思想。和谐社会是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人们较高的幸福感是维持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没有占全国总人口56%的农村居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中国的和谐；没有农村人幸福感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农村居民对建设新农村全心全意的支持。如何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成为目前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幸福感是一种心理感受和体验，但它不是缥缈无根的凭空幻想，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经济发展是提高人类物质条件的保障，因此，经济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研究表明，影响幸福的因素很多，但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经济因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如何？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下面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讨这一问题。
一、幸福及其测度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人们对生活各方面满足程度的一种综合体验。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的追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的，较低级的需求会因这种需求已得到满足而成为人们幸福的基础。萨缪尔森用数学模型建立了著名的幸福公式：
幸福=效用/欲望
此公式虽然不能计量但描述了与幸福有关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幸福就越高。
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家庭、事业等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的心理的集中表现。在外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人所体验到幸福的强度是不一样的，这表明幸福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幸福的强度也在变化，也就是说幸福具有变化性；另外，幸福感是一种综合评价，是对工作、生活和生命状态的整体满意度评价，具有综合性。因此，幸福是不易测量的，任何想用定量方法来研究幸福的大小都是不合适的。它就像西方经济学上的“效用”一样，不具有相加性，只有强度的不同。也就是说，对幸福的测度用幸福感的强烈程度――“幸福度”来表示是较合适的。
二、实证数据的搜集及整理
为了研究经济因素与幸福度的关系，2007年10月，我们在河南省各地市的农村进行了一次“农村居民幸福度调查”，调查对象是河南省农村居民，采用随机抽样，指定专人调查。其中涉及有以下调查项目：家庭年人均收入、家庭收入满意度、给自己的幸福度打分（百分制）以及影响幸福的因素等。经过数据的科学统计和整理，得到以地区为单位的数据如下表。下面我们用这些数据做实证分析。
三、幸福与收入及收入满意度的关系
西方学者赛利格曼认为，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性就小得多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一定就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即经济发展超过临界值（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时，幸福感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就几乎不存在了。中国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人民币（河南省为3851.60元），还远未达到临界值，也即中国农村居民的财富还处于短缺状态，按上述观点经济收入对幸福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根据表1的数据 “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的相关性分析。从散点图可以看出，数据点分布比较散乱，呈现非线性状态，计算的相关系数r=0.178647，这说明家庭年人均收入与平均幸福度得分之间的相关性极弱。
上述数据是河南省某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数据，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及收入来源的不同，人均收入也不同。既然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还远未达到临界值，那么按照赛利格曼的观点，人均收入高的地区的人们的幸福感也应强，两者应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实证结论却相反。这里除了有数据的随机性误差影响外，我们还不能盲目否认赛利格曼的观点，而应该从另一个方面考虑。经济收入考察的是一个绝对量，它的大小在不同时点上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标准，在同一时点上相同收入对不同的人或家庭其效用也不同，由此给不同的人或家庭带来的满足程度也不同，那么由满足度产生的幸福感也不同。5000元的人均收入对于一个家庭可能很富裕，而对另一个家庭可能很不够：子女上学、就业、成家、治病、建房、抚养老人等对不同的家庭负担是不一样的。因此，低年人均收入在低生活负担下可能有高的幸福感，而高年人均收入在高生活负担下可能有低的幸福感，两者之间呈现较弱相关关系也就不足为奇了。
幸福脱离不开物质世界基础，而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提高的保证。那么幸福与经济发展必然有内在联系。零点公司的调查也表明，在中国，无论城乡，人们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依然是贫穷――有54.6%的城镇居民和66.4%的农村居民将贫穷列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而从表2影响幸福的因素可以看出，经济负担占26%，排在第一位，说明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提高的主要因素。在收入一定时，生活成本的高低决定着收入的效用大小，只有当收入与成本配比能显著提高生活的物质水平时，收入的增加才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而单考虑收入的提高不考虑生活成本的因素，未必能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为了综合考虑收入与成本的配比结果对幸福的影响，调查中选择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指标――收入满意度，它兼顾收入与成本，低收入与低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高的收入满意度，而高收入与高家庭负担相对应可能有低的收入满意度，也即收入满意度是收入与负担（成本）配比的结果，收入满意度越高，收入效用能带来的物质条件的提高越大，人们感觉到的经济负担越小，生活越轻松，幸福感就会越强。实证分析如下：利用表1中的“平均幸福度得分”与“收入满意度得分”数据作相关性分析，做散点图，从散点图上可以看出，数据点呈直线分布状态，用相关系数公式计算的相关系数r= 0.794，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外关于收入与幸福间关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有钱即快乐’,到不存在或仅有微弱的相关关系,到第三阶段‘有条件’正相关关系”3个阶段的发展。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发展使人们的收入不断提高，金钱给人们带来的边际效用不断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对提高幸福的作用不断降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2004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盖普洛公司的调查也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2004年奚恺元对中国10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在10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平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2847元）、北京（2484元）和广州（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2300元）和成都（1515元）则排在前两位。生活在高收入的国家和城市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生活很累、生活的压力很大，高的收入背后是高的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是收入提高的前提，而经济发展往往又伴随着通货膨胀，物价和生活成本的提高抵销了收入的增加，而当两者配比后者高于前者时，人们的物质水平就会下降，由此出现了经济增长而人们的幸福下降的困境。至于收入与幸福间“有条件”正相关，除了研究者们指出的人们自身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客观环境外，还应包括收入与生活成本配比能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四、结论
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也即在人类生存需要满足以后，社会发展的目的不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以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为主旨，而经济收入依然是影响农村居民幸福度的最主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经济发展与幸福间的辨证关系。首先，幸福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不同的人，影响因素的权重也不一样，经济收入只是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对幸福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即经济发展不是“万能”的，它不是解决农村居民幸福的“万能钥匙”；其次，经济的发展是物质水平提高的保证，是幸福的物质基础。经济收入增加与幸福度之间不一定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经济发展是农村居民幸福的基础，没有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就不会有农村居民幸福水平的提高。也即幸福离开经济发展是“万万不能”的。
在研究农村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对幸福的影响时，应该把家庭收入的增加与家庭负担的增加结合起来考虑，只有两者配比的结果能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水平时，经济的发展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旨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生活负担，然而，农村居民的幸福度并不容乐观。调查显示，河南省农村居民的平均幸福度是66.17分，在农村居民的收入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成本也在大幅提高，农村居民一边享受着国家恩惠甜蜜的同时一边却承受着生活负担增大的苦涩，农民的幸福感能提高吗？因此，国家在制定农村政策和发展规划时，应兼顾经济发展与人们幸福感的提高。在强调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一硬指标的同时，更不要忘记切实降低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再把幸福感这一软指标的升降作为农村政策制定成败的标准，相信农村居民在享受农村现代化带来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同时，幸福感也会随之增强，那么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幸福感不随经济发展增加的困境也将不再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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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云勇.从统计学角度看幸福[J].统计教育，2007，（09）：13-14.
［3］ 张剑锋.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国内外研究评述[J]. 学术交流,2008,(02)：32-34.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6
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排行榜
第一名：丹麦
丹麦
这个人口数仅有550万的国家排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首位，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自1973年起，丹麦在欧洲委员会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中位列第一，它是针对成员国市民的健康和幸福的一项调查。今年年初，首都哥本哈根在国际杂志《单片眼镜》的评选中，同样因其高生活质量而被誉为全球最宜居的城市。同时，因为拥有全球最好的餐厅，因此你在哥本哈根可以享用到最棒的美食。
第二名：挪威
挪威
今年年初，挪威也在列格坦研究所的全球繁荣指数中，被认为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在95%的调查中，他们都为自己能够有选择生活方向的自由而感到高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高达36088英镑(人民币约35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也排在全球第二位。
第三名：瑞士
瑞士
瑞士在最幸福国家中排名第三。而根据最新的世界经济论坛报告，瑞士连续五年蝉联最具竞争力国家的榜首。其获奖理由为：教育的出色、市场的活力以及创新的实力。
第四名：荷兰
荷兰
荷兰在去年的全球幸福报告中同样排名第四，它因其自由的政策和美味的啤酒而闻名。
第五名：瑞典
瑞典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中，瑞典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平均7.6的满意度，这是调查中的高分之一。
第六名：加拿大
加拿大
因其高收入水平和平均寿命，加拿大在今年的全球幸福报告中是排名第六。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幸福指数，94%的加拿大人认为他们认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依靠的人，而82%的民众认为他们平时能积极的面对消极的体验。
第七名：芬兰
芬兰
根据列格坦研究所的全球繁荣指数，芬兰是全球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而根据全球和平指数，它也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家之一。
第八名：奥地利
奥地利
这个多山的陆地国家仅有人口847万人，以丰富的音乐和艺术场景而闻名。根据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奥地利也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第九名：冰岛
冰岛
冰岛是一个位于北欧的岛国。它不仅给居民提供相对较低的所得税，还有免费的医疗保健和直至中学的义务教育。同时，在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编制的全球和平指数中，它还被评为全球最和平的国家之一。
第十名：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