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1
关键词：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居民储蓄存款；储蓄利率弹性
中图分类号：F83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0.1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0-38-03
一、居民储蓄利率相关理论研究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储蓄是利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利率的变动也会给储蓄带来反作用。一般来说，利率越高，储蓄额就越大；反过来，利率越低，储蓄就越少。表明储蓄与利率是正相关的。现代经济理论对利率的研究从利率变动所引发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利率降低时，一方面会因储蓄收益的降低而引起储蓄的减少和消费的增加，这种效应被称为“替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储蓄收益的降低减少了未来的收入从而促使消费者减少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以确保未来的消费水平不降低，这种效应被称为“收入效应”。由于这两种效应对消费-储蓄替代关系的作用方向相反，因而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消费替代关系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从总体来说，利率变动对居民消费与储蓄效应在理论上是无法确定的。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就说，现代经济学家虽然承认利率对居民的储蓄有重要影响，但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古典经济学家所阐述的那种明确的相关关系。
对于居民储蓄是否受利率影响， 国内学者把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区分开来， 利用全国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了矛盾的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有弱正相关性， 对名义利率不敏感。如在徐燕（1992）的实证分析中， 发现1979-1987 年我国居民储蓄利率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 实际利率的变化会导致储蓄额的同方向变化；有学者认为， 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有一定的相关性， 实际利率与储蓄相关性较小。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后者在研究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 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则大于零。黄宾（2006）则认为我国居民当年储蓄存款额与名义利率显著正相关， 与实际利率无正相关性，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与名义利率无正相关性， 与实际利率呈不显著的正相关性。而最新的研究中， 卢君生、蔡锐得出了实际利率对城镇储蓄有着微弱的正效应， 与李焰的研究结论相似。
那么，近年来我国利率的调整对储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果如何？本文试图给出答案，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基于1979-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从而得出利率变动与储蓄变动的关系。
二、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利率弹性的定性分析
通过对1979-2010年的相关数据分析的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的变动关系（如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长变化与名义利率的变化在大体的波动方向上是比较一致的，因而可以判定名义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变动大体上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储蓄存款的变动对名义利率变动的反映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往往在利率变动了一定的时间后，储蓄存款才会相应的发生变动，而非紧密相连的反映其影响。
而对于储蓄存款对实际利率敏感性的分析结果（如图2），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储蓄存款的变动与利率的变动关系基本上是完全相异的，利率上升，储蓄存款下降，而利率降低，储蓄存款却上升，这与理论上利率与存款间存在正相关性是完全相异的，所以可以断定储蓄存款的变动与实际利率的变动是没有明显的相关性的。
从1979年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和利率变动状况来看， 不管利率是升是降， 甚至不顾实际利率是正是负， 居民的储蓄存款始终保持稳定而快速的增长。因此， 无论是通过直接的观察， 还是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 人们自然会得出结论， 认为中国的居民储蓄存款与利率水平之间即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关系也不大， 也就是说利率变动对储蓄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 即储蓄的利率弹性很低。国内大多数研究文献都持这种看法。而由这一分析结果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必然是政府可以根据其他方面的需要如抑制通货膨胀、减轻企业财务负担等， 调整利率水平， 而不必去顾及对储蓄存款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分析储蓄存款与利率之间的关系，根据1979-2010年之间的数据对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进行了计算分析，结果如图3，从图3我们很明显的可以验证上面得出的结论，图中储蓄的名义利率弹性大部分为正，而储蓄的实际利率的弹性却基本上都为负，这也可以说明，居民储蓄对名义利率的变动是相对敏感的，但弹性系数并不大，而对实际利率的变动则是不敏感的，因而更进一步的验证了上面的结论。
三、数据的统计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居民储蓄存款与利率的敏感程度，进一步通过对SPSS11.5统计软件的运用， 结合我国居民储蓄及利率的相关数据， 对储蓄存款的利率敏感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分析并验证上面得到居民储蓄存款变动利率弹性的关系。
（一）居民储蓄与名义利率的关系
括号中的值是P值，模型中X的系数的P检验值都是0，所以模型通过检验。说明居民储蓄存款名义利率和居民储蓄增长率之间呈直线相关关系。R2值为0.524， 表明我国储蓄的利率弹性不是十分充分。
（二）居民储蓄与实际利率的关系
对实际利率和储蓄额两个变量之间的直线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R=0.286， R2= 0.084， 且P>0.05， 表明实际利率和储蓄额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该统计结果提示，在实际经济过程中， 我国的储蓄利率弹性明显被削弱，反而缺乏利率弹性。尽管储蓄弹性会因为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被扭曲，但不会因此而消失。所以货币政策当局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通过适当的措施，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使得利率成为我国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储蓄利率的目的是通过改变利率来对居民的储蓄消费结构产生影响。从宏观上看， 有利于生产和消费， 有利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 从而达到稳健的经济增长目标。从微观上看， 有利于调节控制企业贷款投资数量等等。但实际利率变动后居民的储蓄变动情况却和预期的水平相距甚远。
（三）利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模型甚至通不过检验，结果充分证明了储蓄利率缺乏弹性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有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率、名义利率和实际储蓄利率之间的相关性都较弱，这充分证明了储蓄利率缺乏弹性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效果有限。
从我国1979-2010年的名义利率、实际利率和GDP 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也可直观地看出我国储蓄利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走势关系（如图4）。尽管名义利率和经济增长率有着比较明显的一致性，但其一致性并不是十分吻合，而且名义利率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际利率才是真正反映我们国家利率情况的指标， 是我们研究的关键。从图4中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率的趋势来看， 1979-2010年实际利率和经济增长率时而呈正向变动， 时而呈反方向变动。此期间利率变化较为频繁， 波动较大， 而经济增长率则保持着平稳上升。实际储蓄利率和经济增长率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这表明， 由于我国缺乏利率弹性， 中国人民银行变动利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居民储蓄的利率弹性是不敏感的，相对而言名义利率的变动对储蓄存款的影响是正相关的，只是弹性并不是十分敏感，然而名义利率的变动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则几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相关性，因而总的来说储蓄利率是缺乏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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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2
当今，扩大以消费需求为核心的国内需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成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良方。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议题。消费需求历来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分析与研究的重点对象，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国外对于消费需求早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凯恩斯（Keynes）的消费函数，系统论述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萧条和大危机。在凯恩斯之后又出现了许多消费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利（Duesenberry）提出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m）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等。Hall（1978）把理性预期学说开创性引入到消费函数理论，对消费增长的不可预见性进行了检验。在行为经济学领域， Kahneman和Tversky（1979）创立了著名的前景理论，使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更加精确。Porter（1990）和Rostow（1990）基于竞争优势理论和国家经济增长五阶段划分，研究指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健康可持续的，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国经济发展最终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消费问题渐渐为国内专家学者所重视。从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消费需求的重点在于影响消费需求因素的分析、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和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与意义以及如何提高消费需求等方面。尹世杰（2002）论述了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从消费的观念、政策、结构、环境方面阐述了如何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范剑平（2003）提出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由投资主导型向居民消费、社会投资双拉动型转换。李文星等（2008）实证考察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得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田青等（2008）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了消费习惯、收入、购房支出、医疗、教育支出、收入波动及利率等因素对消费的影响。刘惯超（2010）研究概括了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的高投资挤占消费论、高储蓄挤占消费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制约消费论等7种观点。李燕桥和臧旭恒（2011）动态分析了1978-200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储蓄）行为，表明预防性储蓄动机对居民消费水平变动及居民消费增长率变动产生的作用强度均不大。王勇（2012）认为发展消费金融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之一。陈健等（2012）从信贷约束角度探讨了房价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机制，经实证分析发现总体上房价上涨会抑制消费。夏杰长（2012）分析认为仅靠投资与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逐步不可持续，必须扩大消费需求、调整经济结构、稳定经济增长。洪银兴（2013）认为发展消费经济是解决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供给问题，尤其需要企业的创新，引导和创造消费者，推动消费方式的多样化，消费状态的扩展，消费模式的调整。
梳理和回顾国内外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对消费需求问题的研究硕果颇丰，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呼吁增加居民消费的同时，对于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分析在已有文献中鲜有提及，系统性论述和相关成果更是少见。但是，随着金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管控金融体系风险对于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就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居民消费、居民储蓄、间接融资规模的实证分析，揭示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关系。其中，运用计量工具进行实证模型数据化研究是本文分析的重点部分。期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对当前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当下，控制好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有所参考和帮助。
分析方法介绍及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针对所要分析的问题，采用相关性分析方法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选取取自然对数后的居民消费率（LNHCR）、居民储蓄率（LNHDR）和间接融资规模指标（LNIFR），结合我国1989-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及模型简介
相关性分析方法，通过计算相关系数能精确的反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及其程度的大小。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通过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回归分析，以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模型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避免了经济学先验理论的束缚，在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常常被使用。
（二）变量选择及数据说明
居民消费率（LNHCR）=LN（居民消费支出/GDP），以LNHCR来衡量居民消费需求的水平，该数值越大表明居民消费水平越高。
居民储蓄率（LNHDR）=LN（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GDP），以LNHDR来衡量居民储蓄的状况，其数值越大则居民储蓄水平越高。
间接融资规模（LNIFR）=LN（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年末金额/GDP），以LNIFR作为衡量金融体系风险的指标，LNIFR值越大，银行体系积聚的风险越多，金融体系风险也就越大。
本文搜集我国1989 -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时间跨度共计23年，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由于统计指标呈指数化变化，本文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起到压缩数据、消除异方差等作用，但并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
实证检验与分析
鉴于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实证分析需要，本文利用Eviews7.2软件，对LNHCR和LNHDR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对LNIFR和LNHDR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分析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
（一）居民消费率（LNHCR）和居民储蓄率（LNHDR）相关性分析
为了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是否存在消费-储蓄的收入支配模式，对LNHCR和LNHDR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LNHCR与LNHDR的相关系数为-0.745633，可以判定居民消费与居民储蓄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消费-储蓄的居民收入支配模式确实存在。居民储蓄率提高说明居民消费率降低了，居民储蓄率下降则说明居民消费率升高了。
（二）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实证检验与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序列LNIFR、LNHDR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防止虚假回归等问题的出现，首先需要检验其平稳性，再进行VAR建模及后续相关的检验和分析。本文选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检验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结果显示，序列LNIFR、LNHDR的ADF值均小于相应的5%临界值，即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间接融资规模（LNIFR）、居民储蓄率（LNHDR）都是平稳序列。
2.建立VAR模型判定其平稳性。经检验LNIFR与LNHDR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下面来构造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判定VAR模型平稳性。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3，即建立VAR（3）模型。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平稳性判定。通过AR根的判断，被估计的VAR（3）模型所有单位根都落在单位圆内，因此可以判定VAR（3）模型是平稳的。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在已经判定VAR（3）模型是稳定的前提下，就可以进一步对VAR（3）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表明了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冲击效应。 LNIFR在受到LNHDR一个标准差变化的单位正向冲击之后，由开始值为零1年内迅速上升，上升到第2期的最大正效应值（0.025）之后又迅速下降，并在第3期由正效应变为负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大负效应值（-0.01）之后逐步上升，在第5期再次上升为正效应，之后小幅变动，但其值始终是大于零的。这说明居民储蓄率（LNHDR）上升，即居民消费率（LNHCR）下降，总体上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有正向促进作用，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居民消费率下降，居民储蓄率提高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保持相对稳定的正向作用，金融体系风险不断积累。
图2表明了间接融资规模（LNIFR）对居民储蓄率（LNHDR）的冲击效应。居民储蓄率在受到间接融资规模单位正向冲击之后，前3年由正向效应不断下降并转负，之后持续下降到第5期最大负效应值（-0.032），到第6期保持相对平稳的负值状态，而后开始持续上升，在第9期上升为正值，之后小幅度继续上升。这说明随着金融体系风险积聚，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对居民储蓄率的负面作用较大，但在近期和较长的远期表现出正效应的影响。
方差分解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间接融资规模（LNIFR）标准差从100%-87.4%的绝大部分被自身承载。居民储蓄率（LNHDR）对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影响力第1年为0，之后从第2期到第10期影响力在10.9%-13.1%之间小幅度波动。这表明间接融资规模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并稳定在一定水平，期间受到的居民储蓄率影响是稳定的且相对较小的。进一步反映出金融体系风险在较长时期内受自身影响较大，居民低消费、高储蓄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表4表明，居民储蓄率（LNHDR）标准差被自身承载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由间接融资规模（LNIFR）承载的比例不断上升。居民储蓄率受自身影响第1期为82.18%，之后到第3期有微幅上升，随后下降并且到第10期基本稳定在60%以上。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总体不断上升，由期初的17.82%，到第10期为38.01%。这表明居民储蓄率受间接融资规模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加大，反映了银行体系为了维持巨大的间接融资规模，而努力扩大储蓄尤其是积极吸收中长期的定期储蓄，以获得稳定的负债。当然，银行体系的这一行为过程，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也不断集聚着风险，给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带来隐患。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了更进一步发现间接融资规模（LNIFR）和居民储蓄率（LNHDR）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LNIFR和LNHDR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的格兰杰原因；而间接融资规模（LNIFR）不是居民储蓄率（LNHDR）的格兰杰原因。即居民储蓄率（LNHDR）是间接融资规模（LNIFR）单向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居民储蓄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的下降，能够促使间接融资规模扩大，也就使银行体系积累风险，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同时，在接受LNIFR不是LNHDR的格兰杰原因零假设时，相伴概率为0.1374，这一概率值并不高。其表明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加剧，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引起居民储蓄率提高、消费率下降。
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居民消费与金融体系风险的探究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我国间接融资规模占比很高的重要原因，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大量风险向银行体系积聚，金融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暴露，这些对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是不利的。第二，由相关性分析可知，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强，消费与储蓄此消彼长，消费-储蓄是居民收入支配主要模式。第三，脉冲响应函数表明，一方面居民消费下降、储蓄上升促进了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增加了金融体系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积聚，在近期和较长远期能使居民储蓄增加、消费下降。第四，从方差分解来看，金融体系风险加大是居民低消费、高储蓄下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银行体系在追求利润加大吸储力度，维持较大间接融资规模聚集较大金融体系风险的同时，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的提升。第五，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居民消费、居民储蓄与间接融资规模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消费水平下降、储蓄水平上升对间接融资规模扩大、金融体系风险增加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对策建议
基于结论，为了在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金融体系风险，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鼓励居民消费的同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鼓励居民消费只是从数量上能降低居民的储蓄水平，而未能改变居民收入的消费-储蓄支配模式。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分散居民消费后闲置资金流向，降低对储蓄依赖，一方面能给居民带来较之单一储蓄更高的收益，满足其合理理财需求；另一方面能从源头上降低居民储蓄率，缓解风险向银行体系过分积聚的现状，合理配置社会资金，分散风险，保持金融体系健康稳定。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主要是从股票、债券、信托产品等方面入手加快发展资本市场，在2006年到2007年股票市场处于持续大涨之时居民储蓄水平就明显下降，资本市场十分活跃，直接融资规模增大显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网络金额的发展，开发出适合众多小额闲余资金方便快捷的投资渠道和投资产品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3
关键词：居民储蓄；利率；通货膨胀；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4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4－0081－02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变化之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提高。这使居民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于经济发展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应地，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行为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既曾经出现过1988年城乡居民疯狂抢购，导致银行储蓄存款的绝对余额下降的情况，也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央行连续七次降低利息，而居民储蓄倾向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仍然持续上升的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达到141 050.99亿元。目前居民储蓄率高达46％，居民储蓄存款15万亿元左右，表明居民的潜在购买力较强。由此可见，我国居民消费的潜力非常巨大，但目前受到房价、教育储蓄等诸多制约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
一、我国居民储蓄变动的影响因素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
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居民储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函数。以s表示居民储蓄，yd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u表示其他影响居民储蓄的变量，则s=s（yd，u），且эs/эyd>0。偏函数大于零表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储蓄也会增加。
（二）利率
以r表示利率，u表示其他影响居民储蓄的变量，则s=s （r，u）。一般来讲，利率增加，居民增加储蓄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息收入，从而增加储蓄，即居民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эs/эr>0，这是利率的收入效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利率上涨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增加的预期，从而增加当前消费，这反而影响了居民储蓄，即эs/эr
（三）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
居民储蓄和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关系，但性质难以界定。真正能有效影响居民储蓄的是通货膨胀预期，而不是通货膨胀本身。当一国居民可以有效预期通货膨胀时，通货膨胀就作为内生变量进入居民储蓄决定函数。
二、实证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和部分实证分析，本文建立了居民储蓄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样本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统计检验。
（一）样本选取的理由
从数理统计学角度讲，样本选取关系到统计检验的结果；样本选取必须符合数理统计的某些要求或基本标准，以使样本具有代表母体的性质。收集样本数据是应注意的问题有a：所选样本区间内经济行为的一致性问题；b：样本数据在不同样本点之间的可比性问题；c：样本区间宽度问题；d：模型随机扰动项的序列相关问题。本文选取1978―2006年的有关数据和资料作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数据和资料基于以下原因：
（1）1978―2006年的居民储蓄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该阶段影响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基本一致且主要为经济的内生变量；
（2）1978年是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变革的重要转折点，居民在心理上和实际上均遭遇重大震动，从而储蓄发生重大变动；
（3）该阶段居民储蓄的分析有利于预测未来居民储蓄的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估计模型参数及分析检验模型
选取的样本数据如下：居民储蓄余额样本（st）、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样本{rt}、居民可支配收入样本（ydt）、通货膨胀率样本{it}等。
1.居民储蓄函数的模型构建
理论分析认为居民储蓄主要由利率、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经济和金融体制等因素决定，以函数表示就是：
s=s（r，yd，i，iexp，u）
各变量的意义描述如下:
（1）存款利率r：一般认为，利率上升，居民储蓄增加；利率下降，居民储蓄也下降。即эs1/эr>0。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2）居民可支配收入yd：一般来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用于消费的支出和储蓄都会增加，即0
（3）通货膨胀率i：就名义储蓄来看，通货膨胀使居民货币收入增加并产生货币幻觉，从而增加储蓄，即эs/эi>0；但如果通货膨胀长期处于稳定状态，或居民可 “理性”预期通货膨胀，则居民的货币幻觉消失，名义居民储蓄与通货膨胀的变动没有关系，即эsl/эi=0。
（4）通货膨胀预期iexp：通货膨胀预期往往导致预期的通货膨胀发生，从而使通货膨胀预期变为现实。居民预期未来将发生通货膨胀，未来货币的价值将会贬值，从而增加现实的消费，而减少储蓄。因此，一般来说，эsl/эiexp
（5）年龄、消费信贷限制等制度或结构性因素u：这些因素变量难以一一列举并予以量化，一般分析时就将其放入其他因素考虑，并以一常变量u表示。
通过以上简单的解释变量的分析和引入，由此可得居民储蓄函数的一般线性形式及其性质。居民储蓄函数的一般线性模型为：
st=a0+a1ydt+a2rt+a3it+a4iexpt+u
各变量的意义如下：st代表第t年居民储蓄余额变动的变动比率（单位为%）；ydt表示第t年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率 （单位为%）；rt为第t年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变动率（单位为%）；it表示第t年的通货膨胀率，用居民消费指数或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上年指数为100）表示；u为回归常项；ai（i=0，1，2，3，4）为回归系数，或者说是相关回归变量的无偏估计值。
当某一个ai值等于0时，说明与其相对应的变量不是居民储蓄的一个决定元素；当然，即使某个ai不等于0，也不能说与之相对应的变量就是居民储蓄的一个决定元素，这必须由统计检验来验证。另外，ai所反映的线性关系也并非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在理论上我们可以确定上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u为常变量或回归常项，且эs/эu=0。
2.储蓄函数的线性回归和统计检验
利用上述1978―2006年数据样本，我们首先进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统计检验，所使用的工具是SPSS11.0版本中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下：
Corr（st，ydt）=0.676,5%置信度下显著；Corr（st，it）=0.863，10%置信度下显著；Corr（st，it+1）=0.537，5%置信度下不显著；Corr（st，rt）=0.678，5%置信度下显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动及其预期等是居民储蓄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预期不是决定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
因此，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st=a0+alydt+a2it++a3rt+u
st=271.38+2.016ydt-2.628it+0.118rt （*）
（4.103）（-1.949）（0.429）
R=0.959，F=17.218，t=1.943；F0.05=4.53，t0.05=1.94
其中corr（st，ydt）=0.676，5%置信度下显著。从统计分析结果可知，在5%置信度下，上式线性回归模型的总体回归统计检验显著；居民可支配收入变动对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正向影响显著，通货膨胀率（环比）对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有反向影响，但统计检验在5%置信度下不能完全确定，而在10%置信度下可完全确定；最后，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的影响在统计检验上不显著。这样，考虑到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存在这一现象，模型中仍包括这一变量。
三、结论与启示
从（*）式统计回归结果可以判断，在1989―2006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将增加约2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可减少约2.6个百分点。从统计结果看，居民储蓄余额变动之变动比率与利率变动几乎没有多大关系。我国居民长期的低收入水平从根本上决定利率的弹性很低，无论是正的弹性还是负的弹性。改革以后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居民财富积累依然有限。这使1979年以后利率弹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响居民储蓄的程度。低于真实利率水平的名义利率也会抑制利率的敏感性。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有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利率的弹性则取决于两个相反的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当财产以长期为主时，利率的替代效应较强；当财产以短期为主时，利率的收入效应较强。我国人口增长的特征、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收入水平决定居民财产以中短期为主，这决定了1979年以后利率的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应。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还有很多，就目前我国的情形看，最重要的影响居民储蓄的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通货膨胀。
通过对我国居民储蓄变动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4
摘要：论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上述发现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取向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储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来，中国保持着非常高的国民储蓄率，2008年的数据已达到523%，较1992年增加1201%。从变化趋势来看，国民储蓄率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增走势，从2000年到2008年，国民储蓄率年均增长392%。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储蓄率从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长408%；企业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长476%；政府部门储蓄率从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长587%。从部门的截面贡献来看，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个部门带动起来，政府储蓄虽然近几年增长迅猛，但所占比例较小。持续高位运行的储蓄率受到了西方国家的责难，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强劲增长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学者抛出了“中国经济责任论”和“储蓄国责任论”，由此引发了又一轮讨论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热潮。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这么高？学术界就这个问题给予了不同视角的解释，如人口结构因素［1］［2］［3］［4］［5］、经济增长因素［6］［7］、预防性储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门贡献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未来收入增长率与食品占家庭消费支出之比均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人口抚养比和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却未对其构成影响。［1］Modigliani和Cao（2004）运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表明，人口抚养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这些变量均对居民储蓄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2］由此看来，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结论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两篇文献的基础上重新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收入增长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且系数较为显著。（2）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3］
在较近的国内文献中，杨继军（2009）和汪伟（2009）的研究较具代表性。杨继军（2009）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对储蓄率有正向影响，且系数显著；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且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 个百分点，储蓄率就增加0124 个百分点；由于人口抚养比的弹性远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故人口抚养比是决定储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伟（2009）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是由两个急剧转变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实施的改革开放，以1978年为界，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的变动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对储蓄率的积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一转变使得中国迅速实现了人口转型，并通过“人口红利”的集中释放带来高储蓄。经济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响，又进一步提高了储蓄率。［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高储蓄率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图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间国民储蓄率与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关系，根据该图可知，2000年是这一变化的转折年份，Kraay（2000）与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抚养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与他们的数据区间不同有关，同时根据该图可知，杨继军（2009）对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呈现了负向关系。另外，由图2和图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别是在城镇地区，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在这里被分解为，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却有着正向影响。为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这二者的关系，本文借鉴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时考察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关系，特别关注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另外，我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财政手段的影响举足轻重，例如税收与财政支出会影响消费、投资与进出口，因此居民储蓄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波动，从这个角度讲，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规模或支出规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储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财政政策这一变量，来进一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以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影响。
图2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图3农村居民储蓄率与少儿、老年抚养比的关系二、变量、数据与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同时纳入财政政策，故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城镇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农村居民储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区分城乡差别的特点。在解释变量里面，我们首先选择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衡量指标，依据Horioka和Wan（2007）具体选用少儿抚养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抚养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差别，这里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少年儿童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老年抚养比是指某一地区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抚养比是从经济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会后果的指标之一。其次，我们选择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财政政策对储蓄率的影响。以上解释变量为核心变量，在此基础上引入其他控制变量X，计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首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有必要的储蓄率保证，因此这里引入GDP增长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故应该纳入表征转型特点的指标，故引入第三产业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产业比（trans_rate）以控制转型国家数据模型的稳健性；再次，从微观角度来看，居民储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长率有着一定的关系，故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长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里将纳入城市化指标（urban_rate），具体使用地区城市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重来测度。
以上变量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EIC数据库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区间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财政政策影响，受个别省份的财政收支数据的限制，省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从1999年开始有完整的统计数据，从而保证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献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这里为了对比其结论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为主。（3）根据图2和图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数据特点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龄结构与中国高储蓄率的真实相关性。
本文使用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个影响机制中，特别引入了财政收支比重，以分析当财政政策发生变化时，人口年龄结构的储蓄效应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具体而言，根据杨继军（2009）的结论，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负向影响，这个由图1就可看出，但再观察图2和图3就会发现，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储蓄效应是截然相反的，并且这个特点在城镇地区极为明显，那么这个差异是否与财政政策的变化有关联？不同地区的地方财政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际财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财政手段是否构成对“非劳动年龄抚养比的城乡储蓄效应”这一传导机制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我们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财政影响与储蓄率的关系，根据Hausman检验，本文只报告固定效应，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为基本回归方程，意在分别考察忽略财政政策时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然后引入控制变量：GDP增长率、第三产业比重、二三产业比、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个指标，同时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两种抚养比，以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针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储蓄率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计算财政收支规模的最优门限值，为后面的财政收支区间分析作准备。
根据模型（1）和（2）可知，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均非常显著，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两种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形成巨大反差，这与图2所显示的特点是一致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这个情况刚好与城镇居民储蓄率相反，这说明人口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
为了稳健性起见，模型（3）和（4）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财政支出比重，同时加入了5个控制变量，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602减小至0575；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由原来的-0559减少至-0781。数据虽有少许变化，但总体上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与原来的影响方向一致，说明人口抚养比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作用是稳健的，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结果相反。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在影响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几个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二三产业比，它对城镇居民储蓄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881和685，前者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后者在10%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其次是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这说明影响城乡储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产业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区的转型特点对储蓄率的积累特性，其中的第三产业比重在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系数较为显著，但在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中并不显著，由此可知二三产业比更适合控制转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长率在城镇方面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村方面却未通过检验，为此我们对模型（3）和（4）做了GLS回归，结果表明，该系数的t值概率分别为0509和0031，城镇居民方面未通过检验，而农村居民方面却较为显著，这个城乡差异不足以说明GDP增长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这与Horioka和Wan（2007）的结论相反。城市化水平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较为显著，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系数却不显著，这说明，城市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城镇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农村地区不明显，这个结论也是显而易见的。
考虑财政政策影响的情况，城镇储蓄率方面，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644，财政支出系数为-0706，两个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易见收入规模的扩张有利于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规模的扩张却会导致储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较大。农村储蓄率方面，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的系数也较为显著，系数正负与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个控制变量中，只有二三产业比和人口自然增长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引入的财政收入系数为-0415，而财政支出系数为0748，容易发现这与城镇储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据模型（3）和（4）可知，引入财政收支比重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解释力度仍较强，同时财政收支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
下面通过引入财政收入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收入比重与老年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少儿抚养比、财政支出比重与老年抚养比的交叉项来考察财政政策影响的强弱，由此分别形成模型（5）、（6）、（7）和（8），根据我们计算的财政收支规模门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过分析不同的财政收支区间来反映抚养比对城乡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表2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不断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税收规模为465%，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713%，城乡储蓄率存在着相反的特点。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只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减小后增大，最优支出规模为399%，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剔除数据后，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标准差为757，最小值为851，最大值为5576，平均来看，财政收入比重没有超过465%，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负向影响。类似的，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最优税收规模为399%，而省际财政收入比重的均值为1911%，也未超过这个门限值，故验证了图2中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正向影响。省际财政支出比重的均值为1601，标准差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来看，财政支出比重远超过门限值86%，故验证了表1中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储蓄率的系数值-0559。
根据表3可知，随着税收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税收规模为84%，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没有影响。随着支出规模的增加，老年抚养比也只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且影响是先增大后减小，最优支出规模为86%，而对城镇居民储蓄率无影响。
从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单向关系，而是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的制约，不同的税收规模与支出规模可能对应着相反的储蓄率效应。另外，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
一般来讲，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居民储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经济领域，老龄化会对消费、储蓄、投资、税收等发生冲击，在公共政策的视角下，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门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应对老龄化问题。［17］在这个宏观系统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平衡着储蓄与消费的互动，比如财政支出尤其是消费性支出（如中国政府部门的三公消费）的增加通过挤出效应使得居民消费减少，从而改变了居民的储蓄水平。（2）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在年轻时会多储蓄而到年老时就会拿出储蓄部分来消费，因此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应使得居民储蓄率不断下降。（3）人口老龄化过程导致了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中位数大幅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收入就会随之减少，因而储蓄也相应减少。［18］
但是，根据中国数据的测算，结合表1可知，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使得城镇居民储蓄率不断增大，而使农村居民储蓄率不断减小，可能的解释如下：（1）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我国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设计是以城镇职工为主，对城镇职工实行社会养老保障，即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责任共担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探索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没有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各地区改革在制度和标准上都不统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碎片化”趋势较为严重。目前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村养老保险共有1900多个县级统筹单位，标准大多是“一地一策”，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不仅正在试点的新农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同时存在多种制度。另外，没有纳入试点的农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个人养老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远不如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完善，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制度使得城镇老龄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养老金，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老年人的收入不减，近年来政府又提高了养老金的支付额度，使得城镇老年人的腰包越来越鼓，故其储蓄份额有所增加，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现的问题也较多，故农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远远不如城镇居民。（2）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老龄化促使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这在城乡都是一致的，但城乡就业岗位性质的差别在于，城镇地区的岗位多以脑力劳动为主，而农村地区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对而言），这就使得城镇老年人仍可以有机会或有时间继续工作，以获得薪金收入。而农村老年人就会因身体的原因而走下岗位，收入也随之减少。这样的结果导致城镇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储蓄起来，而农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储蓄的重要来源，因而农村储蓄率必然下降。（3）财政政策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为城市偏向性的财政政策，［19］因而较容易地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例如社会保障支出较多地使城镇老年人受益，而使农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却明确说明了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只在农村地区受到财政政策的影响，在城市地区却无影响，可见财政压力对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大，财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减少，这就影响到其储蓄水平。
关于少儿抚养比的储蓄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少儿年龄人口不具备劳动能力，因而没有收入来源，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使得社会负储蓄增加，以提供足够的经济能力抚养少儿年龄人口。然而，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抚养小孩成本的城乡差异。一般认为，小孩需要抚养的阶段是指从一个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备独立的生存能力。抚养一个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产前费用、生产费用、衣食住行、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以及其他不可预期的费用，而我国城乡地区在这些成本支出项目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据研究，城镇居民基本生活线为594286元，而农村居民基本生活线为196801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3312%。［20］这说明农村整体上的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城镇的高消费水平使得城镇家庭抚养小孩的开销大大增加，从而可储蓄的部分就会相应地减少。而农村因其较低的消费水平而较小地影响其储蓄能力，但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储蓄效应系数为正数，也就是说，小孩数量的增加反而会提高农村家庭储蓄水平。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在农村一直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所以农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会进行预防性储蓄，以保证自己老了有人所养。（2）财政政策影响。一方面，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税或消费税的调整，很容易使城镇劳动者的收入发生改变，而这却较小地影响到农村劳动者，因而抚养小孩数量明显会造成城乡家庭储蓄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所具有的挤出效应（主要是消费性支出的挤出效应）会影响到城镇居民而不会影响农村居民，因而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比较大，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则不会产生影响。
四、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人口年龄结构、财政政策与高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影响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龄结构，而是经济体的转型特征，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宏观角度改变了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比例，从而传递到居民部门，影响其储蓄行为。（2）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储蓄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3）财政收支比重对城乡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税收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支出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负，而对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为正。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体的运行具有明显的转型特征，这个特征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而且也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加之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又改变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转型调整所带来的储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财政政策通过宏观层面对经济进行干预，使得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行为发生改变，进一步影响到储蓄能力。从以上原因来讲，我国高储蓄率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将伴随着储蓄的减少，但就现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单凭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总量快速的增长而忽视中国发展阶段的实质。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人口红利的优势将逐渐释放直至消失，在此过程中国家调控的方向应是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人力资本积累等途径为主，这些措施虽然看似较为传统，但考虑到中国高储蓄这个发展特点，它们的实施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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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0-12
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5
关键词：居民 储蓄 金融
居民“超储蓄”是指居民储蓄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一直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而2002年,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竟达到17.8%。进入2003年,居民储蓄存款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到2月末,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比年初增加5894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3877亿元,活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亿元。
一、居民“超储蓄”为何令人关注
按理说,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要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对此有学者解释为主要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从历史发展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也应高于已没有过高增长压力的发达国家。有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认为高储蓄率既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习惯,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储蓄存款既表明人们对未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有充分准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人们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也有人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居民储蓄存款过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资工具的匮乏。
上述分析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也确实给人很多启发。但我们认为,就目前来说,居民“超储蓄”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些经济现象的结果或显示,而是它可能成为哪些经济后果的原因或前兆。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制度环境下,居民“超储蓄”引致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经济金融后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首先,居民“超储蓄”会使本已增长乏力的宏观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从1998年以来,国内经济受需求约束的特征逐渐显露,在外贸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的内在扩张动力也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由此从“适度从紧”悄然转向“积极”和“稳健”。而居民“超储蓄”可能会从两方面给刚刚稍有起色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超储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这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储蓄”的存在使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投资乘数缩小,也使银行超额储备增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从而将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其次,居民“超储蓄”有可能进一步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降低全社会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了信贷资金投放,大量储蓄存款要么上存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利息,要么以买国债形式借给政府,要么拆借给金融机构,而投放到实体经济中的比例较低。这样一方面银行“惜贷”使得大量的储蓄囤积在银行系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有投资机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民间投资却得不到金融支持,抑制了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的形成。从资料上看,2003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14.44万亿元,存差4.46万亿元,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就意味着总投资小于总储蓄,也就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
再次,居民“超储蓄”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银行,意味着银行作为全社会信用基础的地位被充分认可,同时其作为全社会风险聚集地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低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居民储蓄的增加会带来银行吸存成本的增加,如果不寻找合适的资金运用渠道,就无法产生盈利,也就无法以正常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银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由此看来,居民“超储蓄”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而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低
效率来看,这种隐患极有可能转为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现象的真正理由。
二、居民“超储蓄”的特征与根源
分析居民“超储蓄”归根到底是为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危害,而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立足于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对居民“超储蓄”的特征和根源做出适当的总结和合理的解释,以便对症下药。
近年来我国居民“超储蓄”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储蓄存款的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储户结构与地区结构极不平衡。据资料显示,占总人口20%的居民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60%以上,而其余80%的居民只拥有不到40%的存款,其中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拥有的储蓄额仅占到储蓄总额的17%左右。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有全部储蓄额的60%以上,中部地区占有20%强,而西部地区只有10%左右。二是近年来储蓄存款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许多分流银行储蓄存款的做法,包括连续地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和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但居民增加银行存款的势头一直不减,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最近由央行组织的储户问卷调查中,有 34.1%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地储蓄最合算,比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高位。而在调查居民家庭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时,选择储蓄存款的人数也最多,占被调查对象的68.8%。由此看来,储蓄存款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
上述居民“超储蓄”的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均储蓄存款低和存款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储蓄存款总量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所以在基本解决温饱后,要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中等收入阶层有较稳定的收入预期,但当前却无力进入更高层次的消费,又缺少适当的消费信贷支持,只好选择积累性的储蓄;高收入阶层人数不多,但货币资金充裕,他们主要受制于市场上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档次和质量的不合意,以及投资品种与渠道的欠缺,所以选择存款作为投资性储蓄。从地区不平衡角度看,东部地区储蓄充足,但投资需求却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在开发中有较强的资金需求,却缺乏自身储蓄的支撑。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居民“超储蓄”的上述特征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数的64.15%,基尼系数约为 0.39,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较为突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扩大极容易带来更为恶劣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从消费品市场来看,消费水平从百元级至千元级再到万元级的升级过程,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用了200年才走完的,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仅用了20年即已走过。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的滞后致使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出现了较大的供给缺口,从万元级到10万元级之间基本没有有效的商品供给来填补,消费品种出现断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消费潜力的释放。从投资品市场来看,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真正能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很好结合起来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无法满足现有闲置资金的投资需求,因而银行储蓄存款这种传统的投资品种也就成了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最后是社会信用制度欠缺、信用基础薄弱的问题,这或许是目前我们能探究到的居民“超储蓄”最深层次上的根源。一个发育充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应该具备一种相对完善的信用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主体在投资和消费活动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使社会总体的防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反观我国目前的情况,支撑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和诚信基础都极为欠缺,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混杂,由于交易者对交易对方资信等信息缺乏,只能通过减少交易量来消极地防范风险,其结果是消费者因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不敢消费;投资者因市场欺诈、丑闻黑幕不敢投资;银行因为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敢放贷。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下,居民的“超储蓄”和银行的“高存差”实际上是市场交易各方从自身利益考虑最理性的选择。
三、应对思路与具体措施
深入分析居民“超储蓄”现象的特征和根源是为针对其隐患而设计应对思
路提供一个平台或框架,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诸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效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等问题一一展开来论述,尽管从最终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或许它们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居民“超储蓄”乃至银行“高存差”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因此,对其可能带来的隐患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立足现实,而不能采用强迫的办法。从理论上说,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进行分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增量方面,要促使未进入银行的居民储蓄向消费分流或向其他非银行存款的资产形式转移;二是存量方面,要促使已进人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有效转化为投资。当然在现实中储蓄存款增量和存量之间也是在不断转化的,但在理论分析上我们暂只做两种考虑。
从对储蓄存款增量的分流来看,居民是选择当期消费还是储蓄,是选择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还是以持有股票、债券、保单的形式储蓄,完全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自发的自利行为,其中自有其合理性。我们只能在充实市场供给和完善市场基础建设方面做工作,而不能引诱或强迫人们做出不合意的选择。关于储蓄资产的选择问题,目前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一种倾向,认为将居民储蓄存款引向股市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暂不论这种建议在目前条件下的可行性(事实上上文关于居民“超储蓄”特征和根源的分析已基本回答了这一问题),单论其合理性恐怕也值得商榷。首先,关于金融体系选择问题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很多,但直到目前也并无定论,也就是说并无充分证据能说明机构在实现金融功能方面就弱于市场,所以要最终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政策主张在理论基础上并不牢靠。其次,从近两年以股票市场为导向的储蓄分流实践来看,这种分流既未使更多的资金流向实际投资领域,也没有达到使国有企业的实物投资效率得到实质性提高的预期效果,因而最终也未能达到提高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目的。
当然,从我国金融体系结构调整的战略安排来看,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比例,但这在根本上应该是市场自发演进的产物,而非人为催生的结果。具体到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的法律制度,增强其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丰富可交易的品种等具体措施,达到能真正吸引广大投资者长期投资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分流银行系统的居民储蓄,资本市场也得以健康发展。若不是从市场基础建设上下功夫,而是采取非常规的方式要达到降低银行储蓄、刺激市场行情的目的,动机既不清晰,效果也就很难令人满意。
从对储蓄存款存量的分流来看,就是指银行在资金来源相对充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资金运用的问题。就银行的资产业务来说,有实质意义的就是贷款和有价证券及投资两大块,后者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和市场环境下很难有大的改观,所以银行的资金运用还是要立足于用好贷款。银行贷款的宏观经济意义在我国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有资料显示,如果按最终来源分,银行信贷资金在全社会投资中占到50%以上的比例,这还是在大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贷款需求没有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的统计。更为重要的是,现在银行在全社会的消费支持方面也有必要性和很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与消费低迷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居民有很多现实的消费需求又无法实现,而这些问题在有正常的消费信贷的金融支持下是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缓解的。从理论上讲,银行融通资金的功能不仅体现在空间上,也体现在时间上,个人消费信贷不仅能实现消费资金在不同居民之间的融通和转移,更能实现收入和消费在个人生命周期中的最优配置。另外,现代银行业越来越有提供个人服务、支持消费活动的倾向,因为这正是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所在。更进一步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投资和消费的概念也已越来越模糊,如投资于金融产品也可看作是对金融产品的消费,而消费教育产品也可看作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商业银行应分析利用这一趋势,对自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地位及时做出重新定位。
目前国内银行业在提供贷款上存在着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放贷积极性不高,即所谓“惜贷”。惜贷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归根到底是由于银行和借款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此要进行信用制度建设,建立个人和企业的征信体系。而征信体系的建立中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持续不断的信用交易,才能有个人和企业真实的信用记录。但目前银行的惜贷恰恰使全社会信用交易规模萎缩,有关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信息因此也极为匮乏。如何打破这一僵局或恶性循环的局面呢?恐怕还是要由银行方面采取主动,一方面要改变经营理念,变消极回避风险为积极管理风险;另一方面要对银行内部一些不适当的信贷管理政策进行调整。从外部来说,信用制度的建设必须要有
政府的介入,事实上在我国政府一直是银行信用的后盾和基础,只不过现在需要将原来政府的隐性介入变为显性存在,建立以政府担保为支持的个人消费信贷机制和中小企业信贷机制,促使其尽快走上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正常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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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范文6
关键词：利率政策;政策效果;居民储蓄存款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11-02
1 引言
在2010年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扩大内需成为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第一要务。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最终消费率总体呈下降的态势,投资从1992年的36.6%逐步提高到2009年的46.8%,消费率则从1992年的62.4%逐步下降到2009年的48.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同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年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2008年的我国GDP总量是1993年的7.59倍,但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却是1993年的13.33倍,二者差异巨大。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且国家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但居民储蓄倾向仍然很高。根据实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材料,中国的国民储蓄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其中1989――1993年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居世界之首。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1月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加强了对利率的调控,至2008年为止,利率的调整先后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四个阶段。活期存款利率由1993年的2.16%下调至2008年的0.36%,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由1993年的9.18%下调至2008年的2.25%,但这是在此期间,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效果不大。
黄怀亮(1999)认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储蓄存款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个人收入水平的增长、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和人们未来收入不确定性而导致的。至于利率的高低、通货膨胀的程度与储蓄存款的关系,不能说没有丝毫影响,但影响不大。
赵尚梅(2001)指出,总体上看,一般居民的储蓄量和储蓄结构对利率的变动反应迟钝,利率调整对储蓄量和储蓄结构的作用并不大,二者不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居民基本以银行存款的形式进行储蓄,利率政策的储蓄效应不显著。
张珊珊(2007)认为,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居民消费水平增长率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但回归系数为-0.7778,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性。可见,存款利率的变动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影响较微弱。
储蓄是利率的增函数的理论是在假设其它因素不变,或者其它因素的变化对储蓄存款的影响小于利率变化对储蓄存款的影响时才成立的。我国在这一阶段所出现的居民储蓄存款的利率弹性小的现象,说明了还有其他因素对储蓄存款的影响比利率的影响更大。
2 我国利率水平调整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2.1 居民储蓄动机的分析
2.1.1 居民储蓄的预防性动机
在1996年至2008年这一阶段,我国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由传统福利制度所提供的保障逐步转移给市场,居民更多地依靠自身的物力和财力解决医疗、住房、教育、失业、养老等方面的问题。同时,由于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企业出现大规模下岗分流,失业率上升。人们不仅要面对可能而来的长时间失业,还要直面医疗、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的“新三座大山”。因此,居民的消费支出更多地考虑未来消费,因而个人储蓄存款增加。1998年国家统计局对“居民储蓄动机”的问卷调查表明,我国预防性储蓄比例高达82.4%。在八次降息后,有关部门又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目的的排序中,前五位为“子女教育、购房、养老、应付事业及生活不测事件的发生、医疗”,全部属于预防性动机,表明当时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结构是“以预防性储蓄为主,投资性储蓄为辅”的。这种储蓄结构导致了我国居民储蓄的低利率弹性,从而也就决定了我国的储蓄存款难以因利率的下调而有明显的减少。
2.1.2 居民储蓄的盈利性动机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使得人们希望通过手中的货币获得更大的收益。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使得人们投资时有了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但相对于储蓄而言,股票投资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而且还存在风险,对于失业的人们来说,绝对不会再冒这种风险。债券虽然风险相对较小,但由于当时部分企业债券在兑付上出现困难,再加之企业普遍效益不好,因此居民购买企业债券的热情并不高。而投资于国债又受时间、空间和数量的制约,不能随意买卖。因此,对于工作不稳定的人们来说,既能保值,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值的储蓄自然成为首选,以此防患于未然,避免在未来当不确定的风险真正发生时无钱可用。
2.2 从行为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居民储蓄行为
传统经济学中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收益的效用是以获得该收益的概率为权重的,即获得该收益的概率越大,这份收益所带来的效用在期望效用中的比重就越高。而事实上,行为经济学创始人Kahneman发现人们在面对确定性收益和风险时,人们会高估确定性收益,低估风险收益,而不是根据收益与损失的价值理性地对待这两者。同时,Kahneman和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认为：（1）人们不仅看重财富的绝对量,更加看重财富的变化量;（2）当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更加倾向于冒险,此时人们是风险偏好的;当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时,更加倾向于确定性的盈利,此时人们是风险规避的;（3）一定量的财富减少带来的痛苦程度大于等量的财富增加带来的快乐程度。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何我国利率水平的调整对居民储蓄存款的影响并不显著。
绝大多数人都是损失厌恶型的,人们厌恶任何形式的损失,并尽量使这种损失不再发生。人们在决策的过程中赋予损失的权重明显大于赋予获得的权重,即对于100元的收益和损失来说,失去100元的痛苦要大于获得100元时所带来的快乐。对于投资股票来说,其收益是不确定的,可能会有10%甚至是100%的收益,但同时损失也可能达到100%。相比之下,储蓄是100%会带来收入的,至少是名义上的收入。同时,2001年6月股市开始出现下跌,虽然年底出现反弹,但进入2002年,下跌继续,到2002年一月底,在为期将近七个月的下跌中,指数由最高的2245.43点一路下挫到1339.20点,跌幅达40%。“沪深股市出现深幅调整,股票投资风险加大,股民资金回流银行储蓄”。因此,当人们面临选择时,更倾向于确定性盈利,因此,居民在投资工具的选择上更加钟爱储蓄。
3 提高我国利率水平调整效果的建议
3.1 拓宽居民的投融资渠道
应当进一步推进金融投资工具的创新,使金融资产日趋多样化,摆脱金融资产结构单一的局面,同时,完善资本市场改革,使金融资产之间的转换日趋便利。随着近些年我国利率逐步实现市场化,证券和债券市场的波动也将更加频繁,风险将继续增加。而证券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因此,国家应积极支持证券市场的发展,丰富投资工具的数量与结构,以满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的需求。在居民传统的投资渠道如存款、保险、股票以外,可以发展多种金融市场产品,逐步实现储蓄分流。随着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的日趋完善,以及陆续推出的融资融券、股指期货等将进一步构建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同时,也为我国投资者提供了风险对冲和套期保值的工具。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消费信贷发展,增加贷款品种,完善信贷担保制度。开拓对居民的信贷业务,调整其资产结构,扩大其参与金融活动的深度,改变居民金融资产过度集中于银行储蓄的状况。
3.2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哈伯德、斯金纳和扎德斯等人(Hubbard,Skinner and Zeldes,1995)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过后,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通过数字一百调查公司,对3201人进行的调查表明,60.9％的人表示只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人们才敢于消费。因此,完善的保险保障体系能够降低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进而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存款,使之转化为以收益为目的的储蓄投资,从而提高居民储蓄投资和消费行为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应建立和完善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和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多种形式、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展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特别是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突出社会保障的互济功能。只有加快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的改革进程,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稳定居民对未来各项支出的预期,使居民在适应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理性预期,增强其即期消费的欲望,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
3.3 完善市场基础建设
居民是选择当期消费是储蓄,是选择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储蓄,还是以持有股票、债券、保单的形式储蓄,完全是在现有市场条件下自发的自利行为,其中自有其合理性。我们只能在充实市场供给和完善市场基础建设方面做工作,而不能引诱或强迫人们做出不合意的选择。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市场的法律制度,增强其信息公开和透明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加大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为我国个人投资者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投资环境,提高广大居民的投资热情。达到能真正吸引广大投资者长期投资的目的,从而从根本上分流银行系统的居民储蓄,资本市场也得以健康发展,而不是由于种种负面新闻而使有意投资的人对市场望而却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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