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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1
“‘超女’、‘好男儿’是一种快餐文化，而‘红楼选秀’是中餐文化、满汉全席。”江中药业副总经理郭勇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给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选秀做了注解。
此时距离“红楼梦中人”6月9日活动谢幕两个月零一周，江中药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后，终于发表了对“红楼选秀”的看法。
创新还是混乱
“我们认为非常成功，放在全国所有选秀活动中，应该得80分。”
这显然比之前一些媒体的评价都要高，有报道在评价“红楼选秀”时甚至用了“混乱”一词。
作为“红楼选秀”地面活动承办方，索贝国际机构首席品牌执行官张旭东称这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现在电视台竞争白热化，不可能都照搬旧有经验或成熟模式。‘红楼梦中人’取得这样成效，得益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也得益于所谓的‘混乱’，活动的过程和结果都在按照既定方向走, 我认为是乱而有序。”
郭勇认为“红楼选秀”的创新在于是一场“将文化与娱乐相结合的营销”。“超女”是西方的、大众化的娱乐营销，而“红楼选秀”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娱乐营销，“以红楼梦的文化底蕴，开辟了能和‘超女’相媲美的新娱乐形式”。
“不能拿‘红楼’与‘超女’相比，他们主题不同，‘超女’是娱乐第一，而‘红楼’是文化第一。”郭勇认为“超女”和“红楼选秀”的受众有很大不同，“超女”的目标人群是活跃的年轻人，而“红楼选秀”人群年龄宽泛，是一些有文化底蕴的人，喜欢“红楼梦”的人不可能像喜欢唱歌跳舞的人一样去疯狂，当然不能用投票数等一些娱乐营销的指标来衡量。
当然，郭勇也坦言，此次“红楼选秀”还有一定差距。不过，毕竟“红楼选秀”是第一次做，就连“超女”、“快男”也是在有了好几届的积累，甚至有了“美国偶像”的借鉴后，依然遭到口诛笔伐，所以“红楼选秀”有非议在所难免。
“‘红楼选秀’应该重文化，轻娱乐，用首都文化的底蕴来支撑节目。”为江中作公关服务的普纳营销传播机构副总经理韩志锋指出，“红楼选秀”的前后两个阶段并不一样。北京电视台第一阶段强调文化性，请了很多红学专家，甚至邀请“中国红学会”出了一本书《话说〈红楼梦〉中人》。但第二阶段，为了吸引更多人气，开始注重娱乐性，所以后来出现了PK、复活、粉丝团等类似娱乐文化的东西。
据统计，自“江中亮嗓呼唤红楼梦中人”官方网站2006年8月21日开通后，截至10月30日，网站累计访问量突破4800万，报名人数突破14.8万。“就是走纯文化路线，这样的高关注度也是很好的。” 韩志锋很看好“红楼选秀”的文化性。
“江中和北京台想满足的东西太多了”，郭勇认为，此次“红楼选秀”共有近50万人报名，而“超女”最高峰不过十几万，“加油好男儿”也就五六万，“红楼选秀”的影响力在前期就已经火爆了，“但当时我们对于活动的期望太大，想在各个方面都超越‘超女’”，既要符合原著文化，又要引起大众轰动，还要顾及到选演员，事实上是不能兼得的。
传媒专家袁方博士指出，选演员和选歌手的规律不一样，尤其是《红楼梦》，和选秀平台文化差距大，选出来的人不一定适合演戏，湖南也曾做过类似活动“寻找紫菱”，效果就不好。
不过，江中此次之所以选择了“红楼选秀”，却正是看中其集文化与选秀于一身的特性。
一石二鸟的选择
很难想象年轻时尚的“百事”去选择“红楼梦中人”，也很难想象中药出身的、成熟稳重的“江中”去选择“快乐男声”。
郭勇回忆到，江中此前差一点和湖南卫视合作，2005年就与湖南签过合同，不过只是为子品牌冠名，叫“亮嗓超级男生”，后来因为广电总局的原因，没有做下来。
当江中了解到“红楼选秀”这个项目后，一是因为“亮嗓”的寓意――勇敢表现、亮出来就精彩、给每人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与红楼选演员主题吻合。二是红楼梦代表了古典小说文化的高峰，而江中是做中药产业，也和民族文化密不可分，这样一来，“江中”品牌也能融入进来。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产生了“江中亮嗓呼唤红楼梦中人”这一响亮口号。
而且从受众人群上看，双方也是吻合的，“江中”作为中药品牌面向大众人群，也包括年轻人，而保护嗓子的“亮嗓”，消费群有老师、白领、唱歌者、演讲者等，与红楼的“有文化底蕴人群”重合度很高。
不过，传媒研究与运营专家欧阳国忠认为，企业通过赞助进行品牌嫁接时，要让两者有故事性、有联想，易于转述和表达，“自我解读谁都可以，关键是受众能不能自然地接受这种关联”。
“从媒体角度看，北京电视台品牌更适合做文化，湖南卫视更适合做纯娱乐。如果‘红楼选秀’放到湖南卫视来做，就会变味道。《红楼梦》是一面大旗，我们这次都沾了《红楼梦》的光。”郭勇再次肯定了对北京电视台的选择。
行走在平衡木上的合作
“作为企业当然希望大众参与越多越好，有轰动性。现在看来北京电视台把握了原则，否则出来的节目会四不像，不会这样生动丰满了。”江中曾希望全部用大众投票的方式选出选手，以配合其“买一盒亮嗓即获得免费投三票”的促销活动，但鉴于《红楼梦》的文化性，对全部依靠观众投票选出演员，北京电视台有所顾虑，要求有专业人来把关，因此出来了一个“中和”的评选方式。
普纳曾为江中策划了一个“红楼十二金钗和贾宝玉的经典人物画像”活动，投票谁的画最接近原著描述。但因为北京电视台在后期转向娱乐化路线，计划搁浅了。“当时活动刚抛出时，所有媒体都很关注，有大量报道。”韩志锋对此很遗憾。
“其实双方合作究竟应该走哪种战略，我们也一直在思考。但总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违背经典，否则就成为“超女第二”，二是让观众消费者喜欢、参与。”郭勇总结道。文化性太浓了，受众群会窄，江中希望大众广泛参与，但娱乐过火了，文化性又会丧失，成为“超女第二”，两者的平衡点很难把握。在长达十个月的活动期间，江中与北京电视台一直在调整，“之前的买一盒送三票活动，想法是好的，但操作形式还要思考，怎样淡化商业气息，让消费者润物细无声地接受。” 郭勇一直在思考符合红楼文化的营销方式。
“温都水城与我们没有冲突”
“并不是温都水城的介入让江中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张旭东对于一些媒体关于“温都水城抢了冠名商风头”的评价不以为然。“温都水城与江中亮嗓不是竞争者关系”，并且，由温都水城出资进行的很多“红楼选秀”推广活动，都是用“江中亮嗓呼唤红楼梦中人”这一称谓进行，“江中仍然是所有活动中最大的收益方”。
“最初我们是不愿意温都水城介入的，作为总冠名商不希望有任何干扰。”郭勇对此坦言，但当时北京台与江中进行了很深入沟通，北京台需要办一场高质量节目，资金一直很紧张，江中在赞助费用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希望因为经费问题而使活动做得不好。因此，在不影响总冠名权益的情况下，引入了场地赞助方温都水城。“温都水城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有影响，我认为与江中品牌没有竞争冲突，就像说超女在湖南长沙举办一样。”
“从商业利益角度看，独家冠名商和其他联合赞助商存在矛盾，但也可以创新，可以百花齐放。单从冠名看，江中达到了目的，但从传播角度看，比起温都水城，江中的传播效果还有上升空间。”张旭东的另一重身份是温都水城的品牌服务商。
江中的另一本账
不过，出身中药、谙熟中庸文化的江中，在一番看似“退让”之后，却另有一笔账。
“一个活动成不成功，就是看过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后，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活动，我相信还会。现在的褒贬不一是正常的，我们不能太多去批判北京台，再过两个月看看，评价又会不一样，毕竟‘红楼选秀’带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东西，已经深入人心。”
的确，没有任何活动报名人数能超过50万。据江中方面统计，在江中药店渠道销售上，2006年9月到今年6月活动期间，销量同比去年增长100%以上，而在“红楼选秀”决赛的4月到6月，同比增长150%以上。
目前“亮嗓”在北京地区达到80%的认知率，在9赛区的一线城市为60%，全国范围认知率约为40%，而“亮嗓”在活动之前的全国一线城市知名度为30%。这对于药品渠道强势，而食品渠道力量有限的江中来说，为其以“亮嗓”为领头，进入全国商超渠道奠定了基础。
更重要的是，“红楼文化是无法被超越的，像最近传出的西游记选秀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二十年才有的一次机会。而且红楼文化影响深远，在今后的新版红楼梦的拍摄、播放等活动中，人们都会联想到“红楼选秀”、北京电视台、江中亮嗓等，这种价值不可估量。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2
纤弱的李沁有着一颗足够宽容的心,不介意任何人拿她与姚笛(“红楼梦中人”选秀宝钗组冠军、王熙凤饰演者)、白冰(成年版薛宝钗饰演者)进行对比。
在年轻人泛滥的新《红楼梦》剧组中,她是最稳重的那个,别人开玩笑、打闹、吵嘴时,李沁却真的像宝姐姐一样坐在旁边,微笑观看。“我跟宝钗比较像的地方就是什么事都不太表露在外,很淡定。和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希望能和大家保持好关系,不要斤斤计较,凡事以和为贵。”
叶锦添说:李沁的面相清秀、五官精美,薄薄的身体倒有一点儿纤弱之气,用她来演薛宝钗会使观众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她的戏曲底子,自然会成为很大的助力。
A面李沁:宝钗该大胆讲出爱
Hers:薛宝钗被称为“封建淑女”,身为“90后”的你怎么把握好演绎的尺度?
李沁:很幸运,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昆曲正盛行,书里面又涉及了大量的昆曲元素,我想这也是导演选择我的原因之一。拍摄过程中,我需要努力去掉表演中的“舞台范儿”,让言谈举止更自然。与归亚蕾老师搭戏时感觉特别好,能够被她的情绪带动,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就最大限度地区分开现代女生与封建淑女。
Hers:你最不能理解或不能接受薛宝钗的哪个选择?
李沁:也许是从小就学习昆曲的缘故,我做事、说话都会慢条斯理的,话也很少。所以现实中的我真的与宝钗非常像,做事时总希望能“圆滑”一些,对大家都好。不过,我不太赞同她把对宝玉的爱埋在心里,如果是我,我会大胆地讲出来。
Hers:你怎么看待宝、黛、钗三人之间的关系?
李沁:黛玉和宝玉是两小无猜,但是宝钗对宝玉的感情也是真的,只不过她是单方面的付出,只把爱藏在心底,可能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女孩会比较少了吧。我很喜欢宝钗和黛玉小时候与园子里的姐妹们在一起的感觉,而且宝钗对黛玉也是很怜惜的,会经常照顾她。如果让我来设定结局,我会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B面李沁:不会爱上贾宝玉
Hers:放下所谓的“近亲关系”,在现实中你是否会爱上宝玉那样的男生?
李沁:现实中我还没遇到过宝玉这种类型的男孩,不知道会不会喜欢。也许不喜欢,因为他对每个女孩都太好、太照顾、太怜香惜玉了。
Hers:专属于你的购物经、着装经是什么?
李沁:理智消费,我买衣服不是很挑品牌,舒服的、适合自己的就好,也会买一些比较潮流的。像今年比较流行的轻薄的牛仔、蕾丝,这些元素都会出现在我的衣橱里。上次我们去录一档节目,编导说让我们穿自己的衣服就好,我就挑了一件军装风的糖果色T恤、一条牛仔短裤,搭配一双坡跟蕾丝加牛仔凉拖,不会太高调,又有流行元素。
Hers:什么样的场合会让你选择化一个夸张的妆?聊一聊你的护肤秘诀。
李沁:工作需要的时候会化妆,一般情况下我都素颜逛街、上课。因为拍戏的时候会化很重的妆,所以对于艺人来说,护肤时会比较注意清洁,接下来就是进行一些基础的护肤程序。
Hers:假如给你一个穿越的机会,你希望自己在《红楼梦》里变成谁?
李沁:王熙凤。这个人物跟我的性格反差很大,会很过瘾的!
娱乐圈的炒作先驱“刘姥姥”
非常时代,非常消费,便有非常手段。刘姥姥换成大龄平庸女青年,推手换成浪哥,酒宴开在互联网上,看客换成我们,就成了天仙妹妹。当然,真金白银还是真金白银。
几十两银子的“打秋风”
你想知道一个人能最大限度引起多少人的厌恶吗?去看芙蓉姐姐。
你想知道一个人能最大限度招致多少人的反感吗?去看罗玉凤。
你想知道一个人能最大限度令多少人唾骂吗?有个姑娘叫马诺。
张爱玲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人。
《红楼梦》里那位乡下贫婆子,虽生于山野,却很明白生存之道,便是“豁得出去”。从古至今,“秋风”从来不好打。翻遍正史野史,也只有《儒林外史》张静斋和范进“打秋风”的例子。
刘姥姥拼着一张老脸,却不能不说她智勇双全。倘若混入娱乐圈的大小明星们有其一半乖滑伶俐,只怕不容章、范等女子横行天下。刘姥姥要抱富贵人的大腿,钗、黛等是逢迎不上的。小姐们眼睛全在头顶上,可容不得一星半点烟火气。平儿、周瑞家之流权势太小,做不得主。
因此,她目标明确,策略得法,要抱便抱大观园董事长贾母的大腿。宴会上一出双簧,唱得天衣无缝,幕后推手则是园内CEO琏二奶奶。二奶奶捧,刘姥姥逗,老太太呵呵一乐,几十两银子落了腰包。
芙蓉与凤姐的“刘姥姥精神”
娱乐圈堆满金钱,也堆满名利,但更多的是失败与辛酸。它永远只把包装过的东西拿到你面前,幕后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娱乐圈的“秋风”最不好打,要打,就要付代价,沉重的代价。
所谓:别当真,当真你就输了。
蓝洁瑛的疯癫失态,媒体大肆报道渲染。照片上那个女人,五官依稀仿佛有些春三十娘的模样。只是蓬头垢面、大腹便便,哪见一点风流俊俏、媚眼如丝?有需求才会有市场,“人性”是最有趣的书,一生一世看不完。既然观众有需求,那就剥光了、放大了拿出来看,没有明星生造也要造出来,要诀只需一个:投其所好。
芙蓉姐姐荣登《时尚先生》,进军影视,出场费已涨到15万元人民币。她可以笑傲红尘,自信满满地说一句:我在娱乐圈这趟酱油,谁能比我打得成功?凤姐面临封杀,大有窦娥六月雪之冤屈。同为雷帝,天壤之别。罗玉凤说:我只是想买个房子呀。
我们看了,我们笑了,我们骂了,可是我们也糊涂了。这场戏码,究竟便宜了谁?
眼看她起高楼,眼看她宴宾客,眼看她退场了。
第三只眼看新《红楼梦》:
不说白话文,这个可以有
关于新《红楼梦》台词不够现代的观点,我誓死不能同意。不可否认这一版的《红楼梦》的确在风格把握与造型设计上存在种种缺陷。但考虑到《红楼梦》的成书年代,以及曹老先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良苦用心;考虑到它妙笔生花、字字珠玑,若改得再白话一分便更流失一分韵味的份儿上,还是不改的好。
毕竟,具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片子我们并不缺乏。我则坚定地认为,一味逢迎,才是对观众的不负责任。李少红使用原著半古半白的台词,这部分的坚持我十分尊重。
井上三尺:女,湖北武汉人,满族蓝旗。喜清静,爱香茗。嗜书、好画、摄影、设计、旅行,清静闲人一名。已出版作品《奇书》《完美世界前传之人鱼传说》《一起去看玄妙的雪》等。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3
想当年,鼓曲的威风劲儿远远盖过了相声,尤其是京韵大鼓,更堪称曲艺当中的中流砥柱。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京韵大鼓名家们走到哪儿,曲迷们就追到哪儿,比现在歌星的粉丝团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台曲艺晚会,再好的相声名家,最多也只能排在倒二,攒底压轴演出的,永远得是京韵大鼓。只可惜,那都是过眼云烟老黄历了。
现而今鼓曲的威风不再,跟现在的年轻人提起曲艺,除了相声小品没有别的。倘若提到京韵大鼓,他们的印象,多半也只能停留在《我爱我家》里宋丹丹扮演的那个半吊子大鼓演员何平身上了。
但是,就如同有人形容昆曲是“久衰不亡”一样,京韵大鼓也没断了血脉香火。今天的北京,依然有一些年轻人,一手打着鼓板,一手举起鼓键子(鼓槌),伴着四胡、三弦、琵琶的伴奏,或壮怀激烈,或曲折委婉,或如泣如诉,开口唱起那些前朝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
“潇湘馆病倒了林黛玉,门儿寂静掩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闻黛玉的病体到垂危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看望她的外孙女孩……”
在湖广会馆大戏楼里的舞台上,付蔷的《宝玉哭黛玉》刚刚唱罢头一落儿,台下已经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有的观众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别说,还真有味儿。”“嗯,不错。确实有点儿意思。”作如此品评的,基本都是听了一辈子大鼓、“吃过见过”的老年观众。能得到他们的褒奖,演唱水平自然非俗。而一些初次接触京韵大鼓的年轻观众见到付蔷,则更加惊艳于她的美丽。
只见她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七五。皮肤白皙、五官周正,水汪汪的大眼睛焕发着神采。而将鼓键子高高举起再轻盈落下的动作,更是透着一股潇洒帅气。并且那天,她并没有穿常见的旗袍,而是穿着一身浅粉色的带有中国风的晚礼服,再加上一头挑染成褐黄色的长发,在古典中又融合了时尚之美。
在付蔷的演唱中,不管是对这段子早就烂熟于心的老观众,还是初次听到的新观众,全都被宝玉与黛玉的爱情、紫鹃与黛玉的姐妹情所打动。有的击节拍手、有的静默聆听,有些女孩甚至还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到这段《宝玉哭黛玉》唱完,喝彩声和掌声久久不息。付蔷连续返场6次,方能够走下舞台。
门里出身的比赛型选手
付蔷演唱京韵大鼓并非出于偶然,她生长于鼓书艺人世家,传到她这里,已经是第4代了。按行话讲,这叫“门里出身”。她说,她的血液里,就流淌着京韵大鼓的因子。“我从小就受到家里的熏陶,整天满耳朵听的不是单弦就是大鼓,再不然就是京剧。不用学,听都听会了。”
从小学到大学,付蔷一直是班里的文艺委员。尤其小学时,每次联欢会班里出节目,都让她和另外一个男孩给包圆儿了。她唱一段京剧或者鼓曲,男孩练一段杂技。后来,那个男孩被杂技团挑走,还在葡萄牙获了大奖。而付蔷,虽然没有选择进任何专业团体,但也始终没离开曲艺舞台。
10岁那年,付蔷第一次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录像。“那次是中央电视台给崇文区小百花艺术团录像。那会儿应宁、王波都是小百花艺术团的,他们合说了段相声。另外还有一个单弦岔曲联唱,叫《火车站前》。小百花的学员们怎么唱都唱不好,这个岔曲的作者,‘曲艺杂家’崔琦就把我和我弟找去了。崔琦是我太姥姥的徒弟,也是我们的长辈,他知道我们唱这个肯定没问题。果不其然,我和我弟过去开口一唱,就是正经的单弦味儿。就这么着,带着其他孩子完成了录像,那些孩子特别羡慕我们。就是那一次,让我心里油然生出了一股优越感,他们不会的东西,我会!倍儿自豪,更加坚定了要正式学习曲艺的念头。”
17岁时,北京市曲艺团开办鼓曲培训班,付蔷成为培训班里年纪最小的学员,开始系统地学习鼓曲。教她的老师有孙书筠、种玉杰、张蕴华等人,都是鼓曲名家。“选择白派,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无意中听到阎秋霞的一盘磁带,当时就被牢牢吸引住了。”阎秋霞是白派京韵大鼓的代表性演员,有人曾经评论,她之于白派京韵大鼓,就如同李世济之于程派京剧,都是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付蔷云遮月的嗓音,恰恰与阎秋霞很近似。
在培训班的几年间,付蔷的演唱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转眼间,就迎来了毕业汇报演出,那也是她首次正式登台。演出在晚上进行,而在当天上午进行过最后一次彩排后,从来不知道紧张为何物的付蔷手心里竟然全是汗,不由自主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烦躁得不行。同为鼓曲演员的妈妈见到这种情况,就把她带到了西单启明茶社。“我特别佩服我妈,她这招儿实在是太高了!我在启明茶社看了一下午的曲艺表演,演员全都是我的老师和师叔、师爷辈儿的演员。演出特别精彩,我看得那叫一个投入、尽兴,无形中就模仿起了老先生们的那股潇洒劲儿,一下子就不紧张了。”
到了晚上,观看汇报演出的观众把本就不大的剧场坐了个满满当当。付蔷演唱的是白派的经典名段《探晴雯》,一登台,付蔷就把下午刚刚从老先生们身上“偷来”的神采展现出来,二十多分钟的段子一气呵成挥洒自如。
钟“情”白派
在付蔷看来,京韵大鼓是一门优美绝伦却又不曲高和寡的艺术,它的唱词雅致不俗、节奏舒缓相间、唱腔丰富多彩、意境深远绵长。并且,不同流派各有所长。京韵大鼓流传到现在,并立三大流派:刘宝全创始的刘派、白云鹏创始的白派以及骆玉笙创始的骆派。这其中,刘派多唱金戈铁马激越铿锵的武段子,很多都取材于《三国》《水浒》。白派擅长表演哀婉曲折的言情作品,并以《红楼梦》的段子最为著名。而骆派则在音乐性上更进一步,更善于通过曼妙旋律抒感。相比之下,付蔷还是更钟情于她所传承的白派。
“白派不像刘派,没有什么高腔儿,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情’字。尤其是白派里边儿有很多都是取材于《红楼梦》的段子,这就更对我的脾气。”从小,付蔷就特别爱看《红楼梦》的电视剧。只要电视台一放,她就会搬个小板凳,老老实实地坐在电视机前,也不管之前看过多少回。二年级的时候,她开始第一次“啃”原著。到现在,也数不清啃了多少遍。反正每啃一次,都有新的感触。“很多人都把87版的电视剧奉为经典,我也是。从小我就认为,那些演员能够把自己融在宝玉、黛玉、宝钗、晴雯……那些人物里,真的很幸福。而现在,我每每唱起《红楼梦》的段子,不管是《黛玉焚稿》《宝玉哭黛玉》也好,还是《宝玉探晴雯》《宝玉娶亲》也罢,又或者是《遣晴雯》《双玉听琴》等,我都觉得自己比那些电视剧、电影演员还要幸福。他们能够诠释的,只是一个角色,而我一个人就可以演绎大观园里所有人的悲欢离合。”
谈到自己演绎过的人物,她却说最喜欢的不是红楼梦中人,而是《三国演义》里的美女貂蝉。“白派有一个传统名段叫《凤仪亭》,讲的是吕布戏貂蝉的故事。我之所以最喜欢貂蝉,就是因为她一直夹在董卓和吕布之间,处境始终很微妙。没有人帮她,她必须依靠自己的智慧左右逢源。为了成就大业,不但要牺牲自己,还要时时刻刻观察形势见风使舵。一个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大忠大义气节高尚,但又用一种男性所做不到的阴柔的方式,在历史大势的关键转折点上起到决定作用。我作为一个女人,特别钦佩貂蝉,在我心目中,她就是女性的典范。所以每次在唱这个段子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作为女性的自豪感。”
曲艺&时尚
“曲艺一定要时尚化。”付蔷对曲艺未来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认识。“曲艺要想流传下去,必须要发展年轻观众。现在好多年轻人一听见‘鼓曲’两个字,连听都没听过,就说听不懂。其实,我的好多同学、朋友,还有我先生的朋友,听过我的段子以后,一下子就迷上了曲艺。现在,他们不单单听我唱,还发展到去票房、去剧场,甚至还特意赶到天津去听。这就说明,曲艺的魅力是巨大的。不管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只要静下心来听一听,一定会被抓住。”
事实上,时尚,也是很多人对付蔷的第一印象。私下里,她的着装、妆容、举止,完全都是一副外企女白领范儿,绝难让人把她与传统的曲艺联系到一起。舞台上,她也很少穿旗袍,更多都是选择具有中国风的晚礼服。“我就是要用行动来实现曲艺时尚化,我要让观众们知道,曲艺演员也可以时尚靓丽。这两年,我在湖广会馆或者其他一些场所演出的时候,台下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多。我也加入了一些曲艺QQ群,跟他们一起聊曲艺。这些年轻观众喜欢古典文化,接受传统段子,同时他们身上又不乏时尚元素。跟他们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曲艺的明天是美好的。虽然鼓曲不可能再恢复到民国时那样的地位,也很难像如今的相声一样火遍天下,但它一定会像涓涓溪流,不温不火地流传下去。传统艺术就是这样,它很淡然,没有烟火气。一个人总有一天,会需要这样的声音,来慰藉浮躁的心灵。”
双子座的双面
付蔷是标准的双子座。双子座的双面性格,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展现。别看在鼓曲舞台上,她总能够动情地演绎宝黛钗,可是换一个舞台,北京妞儿的爽快大气就一览无余了。
除了演唱京韵大鼓,付蔷平常还在北京的几个相声场子做主持人。相声讲究砸挂,演员经常拿主持人寻开心。有一次,应宁和王波合说相声,应宁在段子里砸了付蔷一挂,这要是换作别的主持人,也就只能听着了。但一来付蔷和应宁、王波都是发小儿,彼此间特别熟悉,二来付蔷打小儿就有股子争强好胜的豪气,在报幕时又给应宁砸了回去。“我记得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刚才您欣赏的,是应宁、王波的相声。我跟他们两个,还有张伯鑫、孙悦,从五六岁就认识了,我们都是发小儿,关系特别好。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那几个都长大成人了。只有应宁,这么多年始终没长。他这叫永葆青春,科学家可以研究一下他,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因为我说的另外几个人都是胖子,只有应宁一个瘦子,所以台下观众一下就反应过来我是在反砸他,哄堂大笑,演出效果特别好。”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4
关键词：80后文学 文化语境 市场 网络媒体
进入新世纪，“80后文学”浮出历史地表。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格局，为当代文坛的创作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同时其写作的商品化追求，无视文坛评论权威，不谈文学的精英与责任，旨在制造销售神话又引来了不满和批判。因此，对其评价一直褒贬不一。然而，不管80后文学受不受文坛和文学评论界的认可（王蒙同意郭敬明加入作协引起很多老作家的不满），它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在谈论新世纪文学时绕不开的话题。那么，“80后文学”为什么产生，它的文化语境是什么？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市场经济是“80后文学”产生的温床
伴随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文学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慢慢滑落到边缘化位置，不再负有启蒙大众的责任，也不再是大众瞩目的焦点。这种备受冷落的身份不得不与市场进行“磨合”，从最初的水火不容到简单受制到现在的雅俗文学的界限模糊不清。与此同步的是，文学的评价的标准像“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开始让位于“市场标准”。市场标准是由销量、与大众品味的融合度以及时尚元素是否充足为取舍的，大众买你的书，销售量大，就说明这书有价值。说白了，是金钱利润这只“无形的手”在指挥着一切。不可否认，80后写作首先是一种得到市场认可的商业化写作。韩寒、郭敬明是“80后”写作的典型代表。韩寒的《三重门》和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分别卖到100多万册。在这个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一本书如此畅销令很多老作家不可理解。而其实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张颐武认为,“80后”一代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能力特别强,“他们是独生子女,赶上了我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他们要买书,于是郭敬明变成了文化英雄;他们要玩游戏,于是陈天桥变成了网游大亨;他们要看电影,于是《头文字D》卖座……他们的文化消费力量越来越强大。”“80后文学”被冠以“青春文学”或“校园文学”之名，他们的作品大多得到初中高中生的追捧，而这些学校里的高中生是当今图书市场上不可忽视的购买力量。作品的畅销给年轻的“80后”作家们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在《福布斯》公布的“中国名人排行榜”上，郭敬明列于第94位，榜上收入为160万元。但是否热卖的、畅销的、利润多的就是经典？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市场的力量在“80后文学”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打造、包装、出版等写作的商品化运营，加之市场经济倡导自由竞争，为确保在竞争中胜出赢利，使他们的作品只注重迎合大众口味，只关心能不能大量卖出去，而不考虑其他。传统的作品精神一概不谈，在近来的“韩白之争”中，韩寒甚至口出狂言“文坛算个屁”，文坛的神圣性在这儿遭到解构。人文精神流失、道德责任感缺乏、作品质量的下降也当然不可避免了。也正是在这样的“只向钱看”观念的主宰下，使这些“80后”作家们只在市场上穿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丧失贻尽。面对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被告抄袭庄羽作品《圈里圈外》案成立，郭敬明坚持只赔钱不道歉的现象，张悦然在博客里写道：“‘可以赔钱但决不道歉’的思维方式是文学被商业化操纵形成的必然恶果。”
二、媒体网络的推波助澜
“80后”作家的出场是由《萌芽》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奖赛”隆重推出的，《萌芽》的根本初衷在于拯救自己销售危机，这些参赛者最初的动机当然也不是登上文坛，成为名人或作家，而只是想走一条进入名牌大学的捷径。岂料，“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发不可收拾，掀起了“80后文学”的热潮。“80后”文学之所以成为“现象”，受到人们的再三关注，这与媒体的推波助澜有着极大的关系。“80后”文学从产生到发展都受着媒体极大的关注。诸如韩寒退学事件、郭敬明抄袭案、张一一征婚到目前炒得沸沸扬扬的“韩白之争”，郭敬明上了《福布斯》，春树上了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偶像派和实力的划分等，媒体抓住空隙便炒作爆料，轰动效应越大他们的利润越多。媒体愿意将“80后”作者打造成明星偶像，这些作者们像歌星开巡回演唱会一样由出版社安排到每个城市签名售书，受到粉丝们的热切追捧。曾经精神高贵甚至圣洁的文学成了媒体操作的一场场娱乐盛宴，文学和影视越来近，央视发起“大众讲坛”,刘心武评点红楼梦、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一个个学者都开始走上荧屏，与媒体“共谋”，更何况是“80后”的年轻人（郭敬明被媒体冠以“忧郁王子”、张悦然被称“玉女作家”），他们更容易为了利益为了虚荣而被媒体利用。
如果说传统媒体是“80后文学”发展的催化剂，网络则给“80后文学”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当然，网络也属于媒体，但它对“80后文学”的作用是报纸、电视所不能企及的。自从1998年互联网在我国迅速普及，至今我国网民已跃居世界第二。各大网站历次的统计数字均表明：18-25岁的年龄段是中国网民的中坚力量，也是最大数量的上网群体。因此，80后文学的文化载体也就必然主要通过网络来传达。想写作想发表，再也不用经过谁的同意，只要会打字在互联网上点击“发表”即可。像上世纪30-40年代鲁迅先生对萧红萧军等晚辈的扶植传为美谈的事似乎再也没有发生的语境了。文学权威的范围越来越小。“点击率”成为当今最有权威的说明。无须权威、无须话语，只要鼠标轻轻点击一下即可。 网络培养了属于他的一代人，网络也带来了一夜成名的机会。远至“芙蓉姐姐”近及范跑跑，只要说点什么过激言论都可成名，甚至想不成名也不行（如：2007年的“梨花体”诗人赵丽华）。网络为80后文学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尤其是那些还未成名的们，在博客（网络日记）上发表文章多了，看的人多了人气旺了，很容易被出版社发现再次打造出新的“80后作家”面孔。不难看出，“80后文学”变成了媒体和市场“共谋”的产物。
三、“80后”作家自身的成长环境
伤感是“80后”文学的头号招牌。郭敬明的文字被称有着“明媚的忧伤”。80后的作家们出生于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时期，生活条件要比前辈好，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是所谓的“小皇帝”、“小公主”，集家庭宠爱于一身，性格脆弱而任性。等他们懂事的时候，最大的“苦难”和压力可能就是高考。生活在校园里，作品中的忧郁苦闷只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为老师、父母的批评与不理解而难过，为朋友的毕业分离而伤心，为爱情的若即若离而苦恼。当然，这样的感伤最能得到同龄人的认同，畅销也就顺理成章了。
“80后”作家们是吃着肯德基、麦当劳，看着动画片、漫画书长大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依赖，对小资情调情有独钟。这也导致了他们作品的雷同现象。主人公的装扮永远是帆布鞋加棉布衫，他们大多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花钱挥金如土，追随时尚、引领潮流，为情感而困惑迷茫，心灵单纯、爱情执着、讲哥们儿义气。如：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一群刚毕业或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实习便拿着高高的工资，有着殷实的家庭，出入各种名流宴会，出手阔绰得吓人。相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人物的生活环境过于理想化，缺乏真实的生活背景，犹如一个没有物质烦恼的爱情童话。
“快乐男声”、“超级女生”、“红楼梦中人”等选秀活动大量存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一夜成名”的狂热之中。后现代文化的影响，恶搞现象的大量出现（以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无极》为代表），人们把文化精神都当成了游戏娱乐。叛逆的性格被当作有个性。讽刺崇高、亵渎神圣、戏说经典、虚妄无聊，韩寒在近作《长安乱》中写了江湖中的无聊打斗、可笑的争夺，英雄都是吹出来的，大侠们一个比一个怕死。整部小说就是在描写一些笑话和贫嘴。这样的作品当然无法求其深度，后现代的文化语境就是一个反深度的环境。
红楼梦中人物关系范文5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 The key topics about the movie studies in 2007-2008 are mainly focused on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movie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was launched in 1978. The refinement of movie industry system and reform of theater chain management are also widely discussed. The studies of television art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e productions of television drama， and the research makes progress in the filed of television art columns and documentary.
Key words: China; Movie; Television Ar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nual 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牛顿和约翰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 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 彰显人性 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 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 《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 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 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主观真实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