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关系范例6篇

红楼梦人物关系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1

关键词: 2005年红学研究研究综述

2005年是红学研究极为热闹的一年,但从学术成果来看,却鲜有真正有重大价值的著述、论文、观点。在文献研究方面出现“草根红学”的新见解,但更多的是一些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追求轰动效应的奇谈怪论;在文本研究方面大多是对以往观点的重复,缺乏创新;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与思考,是该年度红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

一、文献研究

1.索隐派

索隐派研究是本年度的红学热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刘心武的“秦学”研究。

随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于2005年4月份在央视《百家讲坛》的播出,刘心武的“草根红学”――“秦学”在红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本年度的社会上的红学热揭开了序幕。此后,刘心武出版《画梁春尽落香尘――刘心武解读〈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2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东方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书海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三部著作。其主要观点有:①从养生堂抱回来的秦可卿实则是废太子家族的公主;②贾元春揭发了家族藏匿秦可卿,并类似《长生殿》的情节,在逼宫的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以牺牲她来换取暂时的休战,贾元春成为两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很可能被别人用绸巾、玉帛绞死;③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十分密切,倾向于二人是夫妻关系。

针对刘心武的观点,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

一种是以主流红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对其观点的批判,指出刘心武的研究是对周汝昌的研究的发挥,认为刘心武在小说中寻证历史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反对将学术研究戏说化、娱乐化。《艺术评论》第10期以“红学界反诘刘心武”为题,数位中国清史和红学方面的权威专家接受采访或撰文,对刘氏的“红学”和“秦学”进行驳斥。如《平心而论刘心武――访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孙玉明》(贾舒颖)、《请告刘心武先生:新索隐派之路走不通――访红学家蔡义江先生》(陈晓红)、《史学需要“证”而不是“悟”――访清史专家张书才》(刘晓真)、《是谁把红学引入不归路?》(吴祚来)。《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也集中发表了一系列对刘心武的探佚研究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娱乐氛围下的红学论争――刘心武现象之文化探析》(李虹)、《面对“秦学”,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吴祚来)、《红学的歧路与出路――刘心武“秦学”的理论困境与当代红学方向的选择》(赵建忠)、《与刘心武争鸣的态度、原则和意义》(郑铁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刊登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访谈录――关于刘心武“秦学”的谈话》(胡晴),文中三位红学家也不约而同地对刘心武“秦学”进行了严厉批评。

另有一些学者肯定刘心武的“秦学”研究,认为刘心武找到了研究《红楼梦》的突破口,或是维护其研究的话语权。如《红学研究:究竟谁在误导公众》(陈林,《江淮时报》11月9日第10版)、《红学及“×学家”的终结》(朱大可,《中国新闻周刊》11月28日)。

2.考证派

(1)对曹雪芹生平、家世、著作的研究。陈林在其红学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2005年发表于网络,2006年出版)及《“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就〈破译红楼时间之谜〉回应读者驳难》(《中华读书报》,2005年04月20日)中提出:“现存百二回本《红楼梦》为一个有机整体,作者为曹雪芹之父曹\”,并就自己论文源起、“清白动机”、论证及写作思路、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详细交待。陈林的研究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周思源出面反驳,陈林随后推出答驳难书,这次论争被全文收录于第17期《新华文摘》。

(2)版本研究。本年度在《红楼梦》版本的细节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刘世德的《〈红楼梦〉戬本,一个“新”发现的抄本》(《红楼梦学刊》第6期),通过对戬本的研究,认为戬本的底本的成书或抄缮在程甲本问世的乾隆五十六年之前,程高二人扮演的角色只是整理者、编辑者,而不是续作者。王薇的《〈红楼梦〉德文译本的底本考证》(《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红楼梦》德文译本的仔细考证,得出德文译本《红楼梦》的底本为程甲本和三家评本的结论。胡文彬的《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红楼梦学刊》第3期)通过对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研究,从中发现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的流传过程,而这部抄本不同于其它已发现的十余种早期脂评抄本和近人抄本《红楼梦》,这部抄本证明了脂评抄本《红楼梦》的存在年代和流传的范围。

(3)脂评和评点研究。吴晓龙《“狱神庙”脂评新探》(《红楼梦学刊》第4期)通过对大量材料的考证,认为:脂评中提到的狱神庙建筑在监狱之内,狱神为囚犯、狱卒和狱官共同信仰的公正之神。据此,《红楼梦》已佚的后半部有关“狱神庙”的情节中,宝玉和王熙凤在狱中最合理的身份应是未决犯,其获救或减罪的情节则有很多可能性,不能下绝对的结论。胡晴《〈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考察与研究之一》及《之二》《之三》(分别刊登在《红楼梦学刊》第2、3、5期)对《红楼梦》评点中有关人物塑造问题的论述进行考察与梳理,呈现出《红楼梦》评点中人物塑造理论的基本面貌。刘继保《〈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红楼梦学刊》第2期)则对《红楼梦》评点的阅读模式进行了考察。

二、文本研究

1.运用传统方法的研究

对文本的传统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体现了一种越来越细化和精化的倾向;二是缺乏新意,多为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续和深化,甚至重复前人观点。

人物研究方面:对次要人物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热点。如《〈金陵十二钗〉副册、又副册人物读解》(宋子俊,《红楼梦学刊》第1期)、《论〈红楼梦〉中的乳母形象――兼谈古代小说中乳母形象的发展与演变》(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4期)等。

思想内涵方面:本年度出版了众多“名家”解读《红楼梦》的书籍,但在内容上大多是对其以往论述的重复,很少有新颖的观点出现(有人统计,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一书收文75则,最少有64则见于作者先前著作)。

在《红楼梦》对传统诗词曲的吸收与借鉴的研究,艺术性研究,以及鉴赏性的研究方面,大多是对前人研究的承袭,基本没有出现可喜的成果。

2.运用西方新理论的研究。

运用西方理论到红学的研究中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年度对《红楼梦》的研究,已涉及了各种西方理论的运用:比较研究,如《自古红颜多薄命――林黛玉与玛格丽特形象比较》(杨茜,《红楼梦学刊》第1期);美学研究,如《论〈红楼梦〉的后现代美学价值》(周芷汀,《中国文学研究》第1期)等。其他还有运用心理学、叙事学、性别学、文化学等方法来研究《红楼梦》,都为红学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但从整体来看,这种研究还是琐碎的、零散的,尚未形成系统性的体系。

3.对红学史的研究

部分学者开始了对红学研究及红学史的反观、总结与思考,这是本年度一个突出的现象。

(1)对研究成果的总结。陈维昭的《红学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月)细述了红学自诞生以来至2003年的研究历程,并对红学研究的不少问题进行了盘点和思考。《索隐派述评》(李虹,《红楼梦学刊》第6期)从索隐派发展历史入手,以小说的文学功能随时代变迁、社会环境之不同为基线,对索隐派作了整理性的述评。其他重要文章有:《王国维〈红楼梦〉研究的评价与反思综述》(高淮生,《红楼梦学刊》第6期)、《大观园研究综述》(王慧,《红楼梦学刊》第2期)、《25年来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评述》(刘相雨,《红楼梦学刊》第1期)、《伊藤漱平的红学成果》(孙玉明,《红楼梦学刊》第1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登了一系列的红学综述性文章:《20世纪秦可卿研究综述》(崔莹,第6期)、《贾政、王夫人研究综述》(霍彤彤,第4期)、《〈红楼梦〉诗词研究综述》(李萍,第4期)、《〈石头记〉甲戌本研究综述――20世纪〈红楼梦〉版本研究综述之一》(胥惠民,第4期)、《20世纪曹雪芹家世研究综述》(徐军华,第3期)、《20世纪袭人研究综述》(赵静娴,第3期)、《〈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第3期)。

(2)对红学研究的反观和思考。由“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的论争引起的这一层面的文章最多,百家争鸣,切入角度繁多,给红学研究展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广阔的天地。(前文中对于“草根红学”与主流红学论争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述。)《红学研究中一般方法与特殊方法之间的关系》(孙伟科,《红楼梦学刊》第3期)认为:考证(特殊方法)和文学批评(一般方法)的关系需要辨析,但这两种方法的使用都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红楼梦》的艺术性;“二书合成论”的观点否定了《红楼梦》是一部结构精严的小说,犯了将小说当作是科学考证对象的错误。《是“繁荣”,还是“泛滥”?――近两年“红学”论著出版一瞥》(任勇胜,《中国图书评论》第12期)从出版学的角度,对近期的红学研究热和红学书籍出版热进行分析,认为当前的出版“盛宴”只是“炒冷饭”,红学书籍出版热的根源在于当代媒体形态的巨变使图书逐渐承载了娱乐和即时性报道的功能,图书的商品属性凸显,出版者更多地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出版的合理结构和秩序。其他主要文章有:《论红学中的“假问题”与“真问题”》(詹丹,《艺术理论研究》第5期)、《索隐、考证与“新红学”的本质――答王平兄兼论红学史诸问题》(陈维昭,《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定性、定量和定位问题》(郑铁生,《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自传说”、“典型论”向新批评范式的转换看当代红学发展――百年红学若干个案的考察与反思》(赵建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第4期)、《从“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传统语言观角度审视红学界“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融通的学术倡议》(薛海燕,《红楼梦学刊》第5期)、《红学:从盐古温到鲁迅》(钟扬,《红楼梦学刊》第4期)、《胡适评红的百年反思》(白盾,《红楼梦学刊》第4期)、《从新、旧红学的论争看红学突破问题――五四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反思之一》(苏芸,《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运动的回顾与反思》(杜敏,中共中央党校硕士论文)。

4.《红楼梦》的翻译研究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2

关键词：《红楼梦》;清代;女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155-01

《红楼梦》问世以来，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女性读者是《红楼梦》读者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女性读者对《红楼梦》的品读和评价具有突出的特征。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清代的女性《红楼梦》，评论者，选择其具有典型性的《红楼梦》评价，分析清代女性《红楼梦》评价的个性化特点。

一、亲友之间的互动活动

通过考察清代女性留下的《红楼梦》评论性文字可以发现，他们在对《红楼梦》进行阅读和评价时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往往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互动行为。例如张问端留下过一首《和次女采芝阅红楼梦偶作韵》，从诗题中可以看出这首诗之前张问端的女儿采芝还写过一首与《红楼梦》有关的诗作，而张问端所写的这首诗是和诗。张问端是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的妹妹，她与女儿共同阅读和品评《红楼梦》，并留下评论性的诗作。

清代道光年间的王希廉（号雪香）和他的妻子周绮共同品读《红楼梦》，周绮也留下了《红楼梦题词》，并在序言中说自己写作《红楼梦题词》是因为在病中读到了自己丈夫所评《红楼梦》，可见周绮的《红楼梦题词》是一种夫妻之间的相互酬唱。嘉庆年间的陈少海写作了《红楼复梦》，他的妹妹陈诗雯为他的续书校对并作序。道光年间的范元亨写作了《红楼梦评批》，他的妹妹范淑也写了一首七言歌行。清朝女诗人沈善宝留下了大量与《红楼梦》有关的诗作，她与撰写《红楼梦影》的女作家太清是好友关系，还为《红楼梦影》这本书写了序。

二、人物命运是评红女性的重要关注点

在清代女性对《红楼梦》的评价中，最重要的关注点往往是书中众多女性人物的命运，其中又以评论黛玉和宝钗命运的文字最多。大多数清代评红女性本身就是女诗人，对黛玉出众的才貌气质表示欣赏，也对林黛玉孤苦的身世和悲剧的命运感到同情。乾隆时期的女诗人宋鸣琼的《题红楼梦四绝句》、嘉道年间女词人孙荪意的《题红楼梦传奇（贺新郎、凉）》、女词人吴藻《读红楼梦（乳燕飞）》、女诗人周绮的《题红楼梦十首》、汪淑娟《题石头记（沁园春）》、扈斯哈里氏的《观红楼梦有感》等《红楼梦》评价作品都收录了咏黛玉的诗作。在诗作中，表现了对林黛玉的悼惜，以及对林黛玉甘为情死的怜惜。

在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评价中，一些女性对薛宝钗独守空闺、孤独终老的悲剧命运表示了同情，例如女诗人王素琴。还有一些女性认为薛宝钗费尽心机谋婚，对此表示了讽刺和厌恶，例如女诗人姜云裳。有一些现代女性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悲剧命运均表示了同情。总体来看女性评红者也存在尊林派，还有持钗黛双美说者。其中女性评红者对黛玉的命运最为关注，并对与黛玉有关的晴雯、紫娟也表示关注。这些女性提供者大多都能够准确的把握黛玉的形象，虽然受到程本局限，对人物结局的把握未必能够符合曹雪芹的原意，但也表现出了同为女性，对《红楼梦》中众女儿命运的的同情、怜爱和哀悼。清代女性评红者除了关注林黛玉、薛宝钗等人之外，对书中的妙玉、湘云、香菱、袭人、李纨等人物的命运也比较关注。

三、探讨《红楼梦》的价值、主旨和写作手法

清代的女性评红者不仅关注个体人物的命运，也对《红楼梦》的价值、主旨和重要的写作手法进行了探讨。

如《红楼梦》中经常用到谐音双关的手法，这在一些清代女性评红者的诗作中就有所体现。如认为晴雯谐音“情文”、英莲谐音“应怜”、可卿谐音“可亲”、秦钟谐音“情钟”等等，以及紫娟“不如归去”，黛玉号潇湘妃子暗示其泪尽而亡的命运。这些对《红楼梦》写作手法的解读都得到了当代红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可。

不仅如此，清代女性评红者还从谐音中探讨了《红楼梦》一书的主旨和性质，从《红楼梦》的甄贾与“真假”的谐音探讨了《红楼梦》的虚构性质，扈斯哈里氏更认为《红楼梦》有警世色彩，让人认识到繁华富贵如大梦一场。胡寿萱通过论《红楼梦》小启，对《红楼梦》主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她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目睹了富贵豪门的兴衰，讽刺世态炎凉，将作者的命题归结为道德讽劝，并且能够从书中的一些细节来对作者的命题和主旨进行探讨。清代女作家范淑为她的哥哥范元亨所做的所作《红楼梦评批》题诗，在诗中对《红楼梦》的主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更是引起了现当代红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肯定。范淑在诗中认为《红楼梦》继承了离骚中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寄托了作者的悲愤之情。同时肯定了《红楼梦》的价值，认为其是一部伟大的不朽之作，应该与《庄子》《左传》《离骚》《史记》等伟大的作品相提并论，肯定了《红楼梦》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

四、结语

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价并未引起大部分红学者的关注。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价是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显示出清代中后期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价在人物评论、写作手法、作品主旨、作品价值方面均有很多有见地的观点，能够对当代的《红楼梦》研究进行启发，其价值应该得到红学和文学批评界的肯定。

参考文献：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3

其一：续改篇

凡是极其美好又有巨大遗憾的文艺作品，都会被称为“断臂维纳斯”，《红楼梦》也是如此。自该书诞生以来，关于后40回是谁之作等有关的探轶从未断绝，刘心武续写《红楼梦》，就是想把多年来的研究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刘心武续红楼梦》中，刘续试图进入曹雪芹的文本语境，对前80回中所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大、小、明、暗伏笔逐一进行了照应，并对古抄本中所有脂砚斋、畸笏叟批语中透露、逗漏的后28回的情节、细节、文本用语、回目等也逐一加以了兑现。

对于主要人物的命运，刘心武完全打破了《红楼梦》120回程高本的结局。在这里，林黛玉沉湖自尽；薛宝钗与贾宝玉婚后染病而亡；史湘云死后，贾宝玉大彻大悟，回归天界恢复神瑛侍者身份；妙玉为掩护宝玉与忠顺王同归于尽；好强的王熙凤则沦为下人，再加上被贾琏报复，她一路哭回金陵老家，在路上不堪，悲惨而死。

《红楼梦杀人事件》则是其中的一个异类。作者借用红楼中的背景和人物，写成了一出现代悬疑小说，以唯美笔触全面颠覆了这一百年经典。目前有两个版本的同名书籍，分别为中国人江晓雯和日本人芦边拓所作。江晓雯的《红楼梦杀人事件》，由四个连环案件组成，每桩案件，都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极具场景感、戏剧性和表演性。深谙《红楼梦》的读者，会在《红楼梦杀人事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宝黛钗，一颦一笑仍如原著一样个性鲜明，只不过，他们的命运被重新改写。书中，晴雯、迎春、黛玉都被谋杀致死，卫若兰成了侦探，充满悬念。江晓雯以现代人的某些观念，对《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故事，进行了一次另类解读。其间，既借用了脂砚斋的某些批语，又很大程度上颠覆了高鹗后四十回的某些情节。

芦边拓的《红楼梦杀人事件》，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起比肩共读的，不是那本《会真记》，而是《棠阴比事》《折狱龟鉴》《洗冤集录》等法医学专著和《龙图公案》《武则天四大奇案》等公案小说。时空背景从“贵妃省亲”开始。从第四回起，大观园内就发生了连环杀人事件，迎春、王熙凤、湘云、香菱、晴雯、鸳鸯、黛玉等美女纷纷死于非命。同时，大观园内的人们也钟情于探案，由探春发起成立的“海棠诗社”变成了解疑破谜的“海棠谜社”；原著里一笔带过的总管赖大之子赖尚荣，由贪官变为屡破疑案的刑部司法官，他被派去调查大观园连环杀人案，而暗中协助他的便是贾宝玉。

其二：研究篇

西岭雪素有民间“红学”研究第一女性之称。在她的《西岭雪探秘红楼梦》一书中，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触觉，带领我们探秘“红楼36钗”。她把《红楼梦》中人分成了“金玉”两大派系进而进行深层分析，得出此书是个性格的悲剧集合，其主要人物都是自误。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黛玉太聪明了，所以过分敏感，影响了健康。宝钗是博知所误，熙凤则是心机所误，心力消耗过甚，旧病复发而死。西岭雪就这样一一为我们揭底了红楼中主要女性人物的悲剧性格和薄命的结局，凭吊了最耐人寻味的红楼人物宿命之谜，这在历来的《红楼梦》阅读中，都是颇令人困惑的一团乱麻。

台湾著名美学家、文学家蒋勋的《蒋勋说红楼梦》，从人性、文学的角度，挖掘《红楼梦》独特的人文内涵，还原《红楼梦》真正的文学内蕴。蒋勋在台北授课《红楼梦》美学，引来林青霞每周飞赴台北听课，并且说：“蒋勋老师是我唯一的偶像，听老师讲《红楼梦》，心里会产生安定的力量。”蒋勋有段答记者问说，“在台北听讲《红楼梦》的大概不到三十个人，大都是台北那些大企业家的媳妇，很多都是嫁入豪门的。所以一个比一个美，我忽然觉得好奇怪，我觉得我在讲《红楼梦》，然后这些人真是红楼梦中人。他们才真的是红楼梦中人。他们完全知道十二金钗的悲苦是什么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觉得《红楼梦》就像一部佛经一样，它其实也度化了我。”看来做红楼梦中人在当今社会，美学意义之外，尚有社会学之现状可作思考。

草根学者蒋国震的《真假红楼梦》，语出惊人，指出《红楼梦》的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康熙王朝曾被两立两废的太子胤。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蒋国震从曹雪芹的身世谈起，列举了大量确凿资料，证明曹雪芹只是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作者则另有其人。而后又剥茧抽丝，从《昌平州志》、《枣窗闲笔》等历史文献和文人著作中披沙拣金，描绘了胤从储君到“废太子”之后，创作《红楼梦》的心路历程，同时将一个纷乱复杂的清代宫廷政治斗争逐一呈现给读者。在《红楼梦》已有定论的前提下，我们为蒋国震不畏权威、敢于挑战之举叫好。

其三：解密篇

读书要读人，读人读魂。青灯下的古佛的《红楼人物解码：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就写到了人物的魂，在等级森严的荣、宁两府内，他们上至贵人，下至丫环的生存空间都非常狭小，如贵人阶层的，林黛玉在“世人皆浊唯我独清”中吟唱出“质本洁来还洁去”，而王熙凤则是在“明里一盆火暗里一把刀”中落得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丫鬟阶层的，袭人、平儿、小红结局完好，而金钏、晴雯、司棋却阴阳两隔。这其间的差别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世道人情中的心机大有不同。比如贾芸审时度势，实现了从穷人到富人的变化；而贾瑞却不自量力，上演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闹剧。

侯会的《红楼梦贵族生活揭秘》，试着从物质生活、银钱经济的角度来解读《红楼梦》。第一辑“衣食住行”，试着由贾府的物质生活，探究小说的主旨和作者的志趣。《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衣食住行，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奢华的物质享受水准，大有超越皇家的势头。第二辑“银钱经济”，进一步由经济的角度关注作品。从当时的金银价格，说到物价水平，更分析了贾府的财政状况。第三辑“真相曹家”，引领我们把目光由书内移向书外，关注到曹家的经济、物质生活史实，那是小说的素材源泉。于是我们看到曹玺、曹寅父子寒酸的“工资单”；了解了曹家因接驾而造成巨额亏空。小说中不少谜题的背后答案，在本书中都是第一次披露。

刘耕路是87版电视剧本《红楼梦》三名编剧之一，所著《红楼诗梦》寻觅故典，探索诗谶，以详细注释与赏析解诂《红楼梦》诗词，慰藉曹雪芹传诗之意。刘耕路认为，“如不是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断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同样，读《红楼梦》也需要一定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才能对其内涵理解更多”。因而写作此书第一章，谈《红楼梦》曲和“判词”；第二章谈宝、黛诗词；第三章谈匾额、联语；第四章谈谜语及酒令；第六章谈赞语、偈语等。若想从《红楼梦》里领会文学与艺术的景致，可藉此书反复吟咏或赏玩。

其四：衍生篇

沈雁英教授的《红楼梦养生智慧》，深挖细做，对《红楼梦》蕴含的健康养生之道和中医保健精粹加以研究和分析，从养生保健的角度“解密红楼”，用富有哲理而又风趣幽默的语言，向读者积极灌输和倡导现代健康生活的新观念。诸如贾母“最是怜老惜贫的”，对一些老人，还有下人，她都注意做到关爱、关心和体贴，用刘姥姥的话说，贾母像老菩萨一样，能够仁者有寿。所以，人的豁达乐观，也能够对人的健康长寿有帮助。

张志鹏的《红楼梦的职场人生》，是对《红楼梦》的现实解读。张志鹏站位现代职场，依从行政视角，辅之以严谨公文的全新架构，独步匠心，活学、活用、活化了经典。全书精选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36位丽人，同时收录了刘姥姥、乌进孝、贾芸儿、薛姨妈等四位“非钗”角色，以人物引情境，以故事说权谋，成功将《红楼梦》这一旷世伟作中所囊括的政治风云、职场权谋，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等，通过一种简洁、轻松的形式一并呈递给各位读者，进而生发出对涉世生存法则和职场人生的正反两方面行政参照。

曹雪芹不仅是文学家，也是美食家。蒋荣荣的《红楼梦美食大观》以“色、香、味、情趣”四要素，写到了《红楼梦》中“吃”的学问。虽然《红楼梦》不是描写“吃”的伟著，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烹调食谱、点心饮料，宴饮场景，无不精妙异常，令人叹服，据此，有人对《红楼梦》里的菜肴、点心、饮料以及曹雪芹的烹调技术作过专门研究。或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并出于烹饪技术教育的需要，以及对《红楼梦》一书的偏爱，蒋荣荣饶有兴趣、不遗余力地整理编写了这部《红楼梦美食大观》。

潘富俊博士的《红楼梦植物图鉴》，带领读者从认识植物的特性，来深入曹雪芹的红楼世界。收录在《红楼梦》出现过的植物共242种，潘博士从每回故事大纲说起，言简意赅剖析每种植物在故事中的运用技巧，甚至溯及《诗经》的文学传统。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曹雪芹如何运用植物来写景抒情、刻画人物：比如黛玉葬花葬了什么花、十二金钗各有哪些象征个性与命运的植物，以及三十服名称讲究的中药方剂到底是真是假。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4

关键词：艺术；美学；《红楼梦》

《红楼梦》，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因为它突出了审美意义，它不只具有消遣娱乐性，也不只具有现实性，还具有突出的超越性品格。它提出了人的生活道路和生存意义问题，因此更深刻、更感人、更有永恒的魅力。《红楼梦》中的“美”呈现给世人不一样的感觉。

1 《红楼梦》中的艺术美

《红楼梦》的艺术之美，集中表现在它对中国古典美的深刻反映和刻画上。红楼梦算得上是描写我国封建社会各方各面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的文学、音乐、建筑、绘画、雕塑、风俗人情、宗教祭祀、衣食住行中蕴含着的美令人叹为观止。文学上，其中的诗词曲赋深深体现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幽、雅、朴、深得特点。其中的描写秦可卿一句：“气质美如兰，才华馥比仙”语言虽朴质无华，但其中的意味无尽。将抽象的，难以形容的“气质”“才华”用可嗅可视的兰，仙比喻，淡雅贴切。而更为重要的是，曹雪芹对汉语有深刻的造诣，游刃有余地运用了文字的意境，这当然也得益于汉字的简而深，朴而广的特点。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如此宝贵的财富，而曹雪芹超乎常人且游刃有余的将其达到极致。而将中国古典艺术之美运用如此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曹雪芹一人而已。《红楼梦》中的语言是如此有意境，并且这种意境是多样的。同是咏柳，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的《唐多令*咏柳》中的“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凭尔去，忍淹留”与自傲世故的薛宝钗的“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决然两种不同的境界。一为婉约，一为豪放，一以悲情惆怅胜，一以自负不羁胜。《红楼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即将人物与诗词的意境紧密结合，同时也赋予普通事物以更广阔更深的内涵，而第一点尤引人注目。

2 《红楼梦》中的音乐美

《红楼梦》中的音乐之美与它的文学之美都植根于中国古典艺术美，因而具有同样的特色。不论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听的高雅仙乐，还是薛蟠在酒馆茶肆听的红牙小曲儿，无不有美妙的意境。中国古典之美，或俗或雅，皆得优雅幽深隐约之意境。

3 《红楼梦》中的建筑美

《红楼梦》中的建筑之美，全体现在大观园的构造中。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园林艺术，注重情趣之美，灵秀之美，则有山必有水，山的稳重中蕴含水的柔灵；对称中不乏错落有致，威严中包含乖趣，构成了建筑的硬性环境；花花草草，皆有意境，树木虫鱼，皆有内涵，构成了建筑群的软性环境。《红楼梦》中建筑的名字也不乏雅趣，与人物的性格息息相关。贾宝玉的怡红院，林黛玉的箫湘馆，李纨的稻香村，这些名字中的深刻意味自不可言传。拿箫湘馆来说，得之于虞舜二妃娥皇、女英斑斑点泪缀竹的典故，且以竹暗含林黛玉孤高自傲之意，恰到好处，情真意切。人说林黛玉的潇湘馆是大观园中第一好去处，这话是很中肯的，潇潇风声，淅淅雨声，根根翠竹呜咽，阵阵秋虫悲鸣，意境之深厚悠长，无与伦比。潇湘馆并非以奇巧取胜，实在是以意取胜。

4 《红楼梦》中的绘画美

《红楼梦》的绘画之美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表面的直接的绘画艺术美，这体现在一系列画作上；而更深层次绘画艺术的美蕴藏在文学、音乐等艺术形式上，蕴藏在作者的行笔之间。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贾宝玉在太虚幻境所看到的金陵十二钗等的画像，多是人物画，而我国古代的山水写意则体现在文艺形式上。中国古代绘画，特别是山水画，注重写意，而非写实，侧面烘托和渲染是常用的笔法，而曹雪芹深知此法，不管是人物描写，还是景物的描写，或是场面描写，都有一种旁敲侧击的艺术之美，并且从作者的笔触中，一幅幅意境深远的画面浮现在我们眼前。对于人物的刻画，用特有的写实手法与绘画中的写意结合起来，给我们塑造一个个形象鲜明却有隐约的人物。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林黛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文艺作品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红楼梦》中的绘画美还体现在对环境的描写，这其中既有中国画中的泼墨大写意，也有工笔，然而不管是哪种，都意境不凡。大写意，如雪中赋诗啖鹿肉一段，已经极大，而作者并无过多笔墨写雪，却让人读后为之一振，久久不能忘怀。而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却实在是另一种意境，作者于细处着墨，生怕漏了一点，其中的流觞曲水，曲径通幽，美意无尽。古人强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作诗的一大境界，而曹雪芹的“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则显得更高一筹。由此看来，曹雪芹的人生哲学是能大能小的，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5 结语

《红楼梦》的艺术之美其实就是中国古典艺术之美，作者对于古典美学的深刻造诣让《红楼梦》不仅仅是一部小说，而是伟大的艺术作品。我想说，《红楼梦》中的艺术美是一种阴柔的，幽深的，隐约的美。而整部《红楼梦》也是一部有意境的作品，这种意境也是阴柔的，幽深的，隐约的。这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关系，与东方的美有着不尽的关系，但当我们论及《红楼梦》中的思想之美时，多少就有了几分西方和现代的意味。和它的艺术水平一样，《红楼梦》的思想深度也大大超出一般的文学作品，这也是《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而历经数百年长久不衰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李峰.美学概论[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4：224.

[2] 杨春时.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8.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5

《红楼梦》是中国历代以来唯一以一本书的研究，而建立起一门专门学问的作品，这就是大家所称的“红学”。进入“红学”圈子的人，上至高层官员，国学大家，著名作家，下至普通的研究者，人数之众多，可与西方的“莎士比亚学”相比美。特别令人困惑的是，不论政治权力如何变化，不论意识形态如何“操控”，《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不可撼动，不像其他作品那样在权力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变动中起起伏伏，可以说《红楼梦》是经典的“长青树”，这里究竟存在什么奥秘？

一《红楼梦》的艺术品质与文学经典第一极

《红楼梦》作为中国十八世纪的一部古典小说，其后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首先是它的艺术品质非同寻常。它所描写的是当时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和一个爱情悲剧，题材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但他的描写、叙事和抒情，却带有高度的艺术印记。

《红楼梦》的艺术品质可以就以下四点来谈：

1、《红楼梦》艺术描写的重大突破。它把客观性的描写和主观性的描写艺术地融合在一起。《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原始、丰富、多样和复杂，可以说达到了浑然天成的地步。虽然大体而言《红楼梦》只写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但涉及的生活面是很宽的。我们甚至于可以说，生活有多么辽阔，《红楼梦》描写的世界就有多么辽阔。问题还不完全在作者反映生活的辽阔上面，而更在对待生活的忠实把握上面。即作者尊重生活固有的逻辑去写，“尊重”笔下每一个人物自身的性格轨迹，不把他们当傀儡，不把自己的好恶强加到人物上面，随意进行褒贬，哪怕就是对贾政、王夫人、王熙凤作者也能很客观地加以对待，让他们说他们所说，做他们所做，充分写出了他们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论作者同情谁，厌恶谁，决不把自己的感情倾向表露出来。作者喜爱林黛玉、贾宝玉、晴雯、鸳鸯等，但他尽力把这种喜爱隐藏起来；作者厌恶贾母、贾赦、贾珍、贾琏、王熙凤、薛宝钗等，他也尽力把这种厌恶隐藏起来。诚如曹雪芹自己所说的：“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至失其真。”

《红楼梦》描写的客观性又不是“冷”的，它是“热”的。或者说它的描写又是最主观的，因为作者把自己对生活的诗情画意的审美体验，充分地艺术地渗透进对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冷眼深情”的艺术特征。或者说，作者通过对描写素材的进行了熔铸和提炼，加以审美化和诗化，似乎每一回都留下了曹雪芹诗人的体温，灌注了他的心血，让人感受到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生气勃勃的，趣味盎然的，读者不能不为他的描写所感染和感动。诚如作者自己所云：“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字字是血”我们可以《红楼梦》中从字里行间体会出来。

最客观又是最主观，在《红楼梦》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张力的冷眼深情般的艺术悖论，正是这艺术悖论，是《红楼梦》的生活世界既超越了客观的世界，又超越了主观的世界，真正寻找到艺术的世界。

2、“言情”小说模式的重大突破。中国古代描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为什么这许多爱情小说都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筛选，《红楼梦》独能“脱颖而出”，二百多年来赢得无数读者的青睐，在文学史上获得崇高的地位，成为永远不被摧垮的文学经典呢？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其他言情小说无法达到的：第一，《红楼梦》创造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我们注意到，此前的小说、戏剧和诗歌也有不少描写爱情的优美篇章。但是，其范式是这样的：“才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佳人”，或倒过来“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才子”，两人一见倾心，瞬间产生了感情，于是暗中传递消息，表达彼此爱慕之心。但他们的心思或行动终于被人发现，因为违反礼教而受到阻绕，“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彼此相思、痛苦，其状十分令人同情。最后必是“才子”科甲及第，一般是中了状元，皇上知道了事情原委，终于赐婚，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范式的写法构成了一个“文学社会”，如著名的《西厢记》、《牡丹亭》等，都属于这个“文学社会”，连朝鲜的《春香传》也无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作品更差的言情作品。有清一代所产生的言情、人情世态、才子佳人小说很多，如《林兰香》、《金云翘传》、《女开科》、《平山冷燕》、《情梦拆》、《风流配》、《春柳莺》、《玉娇梨》、《好逑传》、《吴江雪》、《定情人》、《玉之玑》、《赛红丝》、《锦香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个范式，而落入窠臼，逐渐湮没无闻。在这个范式里面所演出的各种各样的小说的意义都是有限的。《红楼梦》则冲破了这个陈旧的“范式”，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范式”：贾宝玉与林黛玉则因经过长期的相互了解，并因都反对“仕途经济”而相互爱慕。可他们的爱情终因违背了封建礼教的规定而遭到封建卫道士的扼杀而失败，并酿成了悲剧。林黛玉死了，贾宝玉出家了。这个爱情“新范式”的要点是：男女主人公的相爱乃是由于共同的思想感情的基础，和相互之间长期的了解和爱慕，但由于反人性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无法避免的原因,最终造成了悲剧。这个新范式容纳了现代爱情悲剧的要素，因而具有现代意义。实际上，《红楼梦》的爱情新范式一经流行，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文学社会”就被拆解，而一个以《红楼梦》言情新范式的故事框架的“文学社会”就被确立起来。不论哪为作家，只要他写的是现代的爱情悲剧，就自觉不自觉地、或多或少地加入《红楼梦》新范式的“文学社会”中。鲁迅的《伤逝》、张爱玲的《金锁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差不多都是《红楼梦》新范式的变异。可以肯定，我们今后还会有新的“爱情小说”，特别是爱情悲剧，不论如何创造，很难跳出《红楼梦》新范式的“窠臼”，真是写不完的《红楼梦》。

3、典型、意境和意象同时并现。一般的作品或者创造典型，或者营构意境，或者塑造意象。唯有《红楼梦》三者兼而有之。《红楼梦》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许多典型，已经是十分可贵。但同样可贵的是，它还营造诗一般的意境．读者走进大观园，就会走进有情景交融所构成的或热烈或温馨或凄凉的或悲哀的意境中，让人体验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感，使人达到物我皆忘的境界。在《红楼梦》还有那奇怪的写满字的石头，有绛珠草，有贾宝玉生下来就挂在脖子上的玉，有“太虚幻境”，有“正册”、“副册”……这些象征意象，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其中的文化和哲学意味都耐人寻味，至今仍是未能解开之谜。典型属于“知”的领域，意境属于“情”的领域，意象属于“意”的领域，《红楼梦》是人的全部心理功能的全部展开，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4、汉语白话的成熟形态。《红楼梦》所使用的语言是白话。它的白话是最纯净的，最典范的，最丰富的，最生动的，最具有表现力的。《红楼梦》之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白话；《红楼梦》之后，白话则因受东洋和西洋文化与语言的影响，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遭到各种“标准化”的影响，而遭到“污染”，失去了纯净的丰富的品质。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还有谁能超越曹雪芹用纯熟的白话写出新的小说来。

以上四点，是我对《红楼梦》艺术品质的看法，应该说多数人都这样那样地肯定过《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只有著名的“红学”家之一的胡适尽管拿《红楼梦》的考证来宣传他的研究方法，可他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缺乏认识的，甚至认为“《红楼梦》在思想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巧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①这只能证明胡适并不十分懂文学或他持有文学偏见。他的这些说法与鲁迅等绝大多数人的看法相反，因此他的观点无法掩盖《红楼梦》的艺术光辉。

文学经典有两极：一极是作品的艺术品质，即作品的艺术原创性、意义的丰富性、艺术描写的特点、艺术展现的辽阔空间和艺术语言的生动性等。只有高度的艺术品质所产生的艺术魅力，才能征服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这才能保证作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冲刷而作为文学经典保留下来。一部艺术品质不高的作品，可能因一时的权力推崇和意识形态的推波助澜而喧嚣一时而成为经典，一旦推崇它的权力和意识形态过去，那么它就必然要跌回非经典的地位。《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是因为它的艺术品质这一极是经得起严格的审美检验的。离开这艺术品质这一极，无论谁权力多大，鼓吹得多么卖力，都无法保证《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

二　“红学”与文学经典第二极

文学经典的成立不仅需要文本的艺术品质第一极，还需要“文本接受”这第二极。如同“接受美学”所阐明的那样，当一个文本未被阅读之前，还不能成为审美对象，文本的艺术品质再高，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文本被读者阅读之后，其艺术世界被具体化之后，那么文本才构成审美对象，才真正成为作品。对于文学经典来说，它必须经过历代作者的持久的阅读、评论和研究，特别被一些具有权力的人、具有学者资格的人所评论和研究。《红楼梦》成为文学经典的长青树，就是它的艺术品质被众多读者所评论和研究，并非常幸运地形成了“红学”，从而使这第二极变得十分强大。因此考察几代“红学”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考察它们从哪个角度切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对于解开《红楼梦》的文学经典长青树之谜，是十分重要的。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说起。《红楼梦》实际上围绕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描写了一个大家族贾府由烈火烹油之盛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般衰败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是由家族为单元的。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意味着，“家??国??天下”是一个链条，可以透过一个“家”看一个“国”，透过一个“家”与“国”再看一个“天下”。这样，曹雪芹的《红楼梦》由家族描写所展开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越了许多小说。从这一个意义上看，《红楼梦》历史地具体地生动地描写了一个“家族”，其意义的多义必然是多元的，说不尽的。人们必然可以从中解读出不同的东西来。诚如鲁迅所言：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②

大家知道，乾隆年间，曹雪芹家道中落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化了十年时间，默默无闻写出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正如他自己所言“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乾隆56年（1791年），高鹗续成了120回本，并两度印刷。在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名最初的“焚书毁版”灾难之后，《红楼梦》开始盛行，遍及海内。当时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此后，有所谓“索引派”的“旧红学”的解释，有胡适、俞平伯的考证派的所谓“自叙传”观点“新红学”，有1954年受到支持的“革命红学”，还有更为激进的“”红学，有“”后的五花八门的新新红学，……，虽然对《红楼梦》的意义发生了争论，各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角力，赋予《红楼梦》各不相同的意义，但它们都不能不说是这样或那样地抓住了《红楼梦》部分意义，而《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地位则不但始终没有受到冲击，反而在争论中更更见灿烂和辉煌。各种意识形态都承认《红楼梦》是文学经典，都从《红楼梦》里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且都有其一定的理由和说服力。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说明了作品本身的辽阔意义空间，引来不同读者对文本的不同接受，这是《红楼梦》建构为文学经典的另一极。

那么，具体说来，各派“红学”都是如何来接受和阐释《红楼梦》的呢？这种阐释是否都是勉强的？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投射给《红楼梦》的时候，根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最早产生的“索引派”。“红学”中的索引派是把《红楼梦》中的本事与历史上某些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相互比附。那么这种比附是否能从《红楼梦》的描写中找到它的道理呢？原来红学索引派的产生确有作品本身的某些原因。《红楼梦》第一回引作者的话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这段话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毫无疑义。但对于研究《红楼梦》的人来说，其意义是巨大的。作品中的确有“甄士隐”和“贾雨村”两个线索人物，看来作者的确是把真事隐去了，用假语村言写出来了，那么作者隐去的“真事”是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使人去推测而想揭示其真事。其中又有“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等忏悔的话，似乎用此书回忆一个曾经兴盛过的家族的往事。这样，就怪不得有人去猜测这是否是写清初一个大家族的兴衰过程。于是早期索引派的“明珠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张侯家事”说相继问世。这些索引派总是通过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所谓“关合处”，使小说与历史构成某种“互文”关系。

“红学”索引派的文化蕴含在于古文章的一种风尚，即所谓“文人感事，隐语为多；君子忧时，变风将作”。就是说，文章做法有隐有显，隐是一层，显又是一层。隐为谜底，显为谜。用今天的话来说，即通过文章的隐语来暗指某人某事，已发泄心中的感情，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所以索引派对于《红楼梦》的“真事隐去”、“贾语村言”特别加以关注，并由此切入展开对《红楼梦》的影射对象的解读，是有一定根据的，是中国写作传统的一种延续，根本不为足怪。至于说到后期的索引派，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引》，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就更有另一重理由。那就是“排满”。蔡氏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持民主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如“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即“红”字影“朱明”王朝；“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也；小说中之人都以生活中人为依据，并有象征的作用，如贾宝玉“言伪朝之帝系也；宝渔者，传玉玺之义也，即指胤初。”③这种解读中已经隐含“反满”的意识形态，这对于“反满”、“反清王朝”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自有他们的批评眼光，也与《红楼梦》所写的事件与细节有某些“暗合”。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胡适、俞平伯的曹雪芹“自叙”说，相对于索引派的“旧红学”，被称为“新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他们通过大量的曹雪芹家世的考证，力图说明《红楼梦》所写的人与事不过是曹雪芹自身的家世，是他的亲历亲闻亲见。应该说，这种“新红学”是有一定根据的。从大量的考证来看，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当时政府的重要官员，曾任“江宁织造”，很有权势也很富有，但后来获罪，最终被抄家，全家被勒令回北京。家族的这一由盛而衰的变故，对于少年的曹雪芹印象极深，体验极深，严重影响其日后的人生出路。 “新红学”从考证《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出发，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④作者以“自然主义”之笔墨，展现了一个封建世家由盛及衰的过程。这应该是一种“洞见”，它揭开了《红楼梦》“写实”的精神⑤，揭开了作品所展现的艺术世界与作者亲历亲闻、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认为可以从曹雪芹家事的考证中，获得了解《红楼梦》的钥匙，为《红楼梦》的研究开辟了新路。胡适和俞平伯的“自传”说与《红楼梦》所描写的场景大体契合，也就具有了相当的价值。当然，这种研究是具有“五四”时代的意识形态性的，即从“五四”的新精神，特别是“个性解放”出发，更多关怀个人的身世变化，而与“索引派”往往关心影射某个家族不同。

1954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的运动中，胡适和俞平伯的“新红学”遭到严厉的批判。而当时青年教师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观点则得到的支持。从今天的观点看，对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的批判并不恰当。“新红学”一派观点完全可以存在和继续发展。但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又不能否定以李希凡、蓝翎为代表的“革命红学”。李希凡、蓝翎的“红学”观点当然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含义的，那就是到了封建社会运转到了后期，封建贵族阶级已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他们的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从这种意识形态催化出来的“革命红学”，也自有合理之处，也贴近作品本身，也成为一种“洞见”。李希凡、蓝翎最早的评红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⑥写道：“红楼梦出现在满清帝国的乾隆盛世，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乾隆时代正是满清王朝行将衰落的前奏曲。在这一巨变中注定了封建官僚地主阶级不可避免的死亡命运。这恶兆首先是有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崩溃开始。曹雪芹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封建官僚家庭在这时代的转变中崩溃了，使他不得不过着贫苦的生活。自然，作为在富贵荣华中生长起来的曹公子，在‘贫穷难耐的凄凉’的生活中，对‘当年笏满床’的盛世是不无惋惜怀念的。作者通过书中许多人物的对白，时常流露出追怀往昔的哀感，这正是作者世界观中的矛盾所在。像其他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一样，曹雪芹的同情虽然‘是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他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他将这种预感和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以完整的艺术形象体现在红楼梦中。把封建官僚地主内部腐朽透顶的生活真实地暴露出来，表现出它必然崩溃的原因。作者用这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尽管这是一首挽歌，也丝毫未减低它的价值。”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话，是因为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革命红学”的基本观点：1、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论；2、阶级论；3、作者亲身体验论；4、挽歌论；5、现实主义论。应该说，“革命红学”的这些观点几乎统治了半个世纪，至今仍有它的价值，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些观念尽管是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但也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从《红楼梦》具体感性的描写中，我们的确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用一幅“生动的典型的现实生活的图画埋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命运”，的确可以感到作者的描绘是“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得来的，的确感到这是作者为自己所同情的阶级唱起了“一首挽歌”，的确可以感到作者整个描写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作者亲身体验的观点，与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并无二致，实际上是把“新红学”的考证的结果原本地接受过来，这说明了“革命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是密切的联系。

从索引派的“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革命红学”，它们的意识形态的支持是完全不同的，“索引派”背后的封建社会写作文化传统，或者是“反满”的意识形态；“新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五四”时期所形成的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红学”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唯物史观，但它们都支持《红楼梦》作为文学经典，都形成了对于《红楼梦》经典的“洞见”，都揭示出《红楼梦》所蕴含的某种意义。不同意识形态却都支持同一部文学经典，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首先，这三者都指向“一个家族的兴衰”，可见“家族的兴衰”对于中国社会历史面貌的一种缩影，具有广阔的意义空间，不同的观点都可以从“家族的兴衰”中作出不同的解读。当然，描写家族的兴衰的作品不止《红楼梦》一部，还有别的作品也写“家族的兴衰”，为什么就不能获得与《红楼梦》相同或相似的阅读效果呢？

当然，这与《红楼梦》的艺术品质相关，与《红楼梦》的意义空间是否辽阔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文本接受状况相关。文本接受的权威性、普及性很重要。像《红楼梦》接受的权威性和普及性，是任何作品无法比拟的。如索引派的存在，与乾隆的阅读参与有关。索引派中的“明珠家事”说，广为流传，据说与乾隆有关。据《能静居笔记》作者赵烈文回忆，他曾听说过：“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止。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明珠家事也。’”⑦这条记载的可靠性如何，很难断定。但起码有此传说，则是无疑的。另外对《红楼梦》的阅读、评论是大家都知道的，以他领袖地位和在国内外的崇高的威望，他的正面阅读参与和文本接受，使《红楼梦》的文学经典地位更为稳固，也是在情理中的。“新红学”的创始人也非平凡之辈，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更令曹雪芹感到幸运的是，他的《红楼梦》获得普通百姓的欣赏，自一百二十回的程甲和程乙本印出来后，不胫而走，红楼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这就回答了为何以一个“家族的兴衰”的故事写的小说，而获得大家都认同为经典原因。由此也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不完全都是负面的，不都是偏见，有时候倒构成一种研究的视野，而生发出对经典作品的一种真知灼见，那种认为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操控”的看法并不是完全妥当的。

三　《红楼梦》研究视野与文学经典化两极的连接

前面我们以《红楼梦》研究为个案，阐明了文学经典化的两极。但是“艺术品质”这一极与“文本接受”这一极不能连接的话，那么文学经典的建构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文学经典化这两极如何才能连接呢？这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作品艺术品质并不差，但因文本接受情况不好，而不能成为经典。反之，有些著作文本接受情况很好，却因艺术品质差，而难以成为经典。这里的问题关键仍然是作品本身的思想意义是否开阔，可供挖掘的东西是否深厚，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某部作品是否“说不尽”，总之仍然要“回到文本本身”。只要是作品的思想意义无限辽阔，可供人们挖掘的东西很多，那么虽有意识形态风暴和文化权力的横行，也可能出现作品的意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情形，而在“文学经典”里立稳脚跟。最典型的就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如上所述，曹雪芹的《红楼梦》由于它所描写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极致，艺术表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所产生巨大张力等，因而是一部具有辽阔阐释空间的超越性的作品。它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冲刷和解释，也经得起研究视角的探索与挖掘。换句话说，由于作品本身的艺术品质，它以多元的召唤结构，可以向各种研究视野敞开，从而形成文学经典化两极的对接。

“红学”流派除了上面所举的“旧红学”、“新红学”和“革命红学”之外，也许更重要的还有王国维开始的《红楼梦》批评，这种批评的视野和价值取向显出更为多样的形态，从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极”连接的桥梁。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前述的索引派和考证派专从作品外部下功夫不同，它力图回到《红楼梦》自身的价值结构。王国维评论的视野是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曹雪芹乃中国18世纪作家，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哲学家，他们之间有何关系呢？曹雪芹的“色空”观念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有和关系呢？但是王国维在熟读了《红楼梦》之后，在理解了叔本华之后，终于在生活与欲与痛苦三者为一的生命哲学，与《红楼梦》“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始终”的现实之间，实现了一次顺理成章的连接。

又如，夏志清的《〈红楼梦〉里的爱与怜悯》一文，也是着眼于《红楼梦》的内部的“爱”与“情”的层面。但《红楼梦》的中的“爱”与“情”会与基督教的教义有联系吗？当然一般人根本不会从这个视野去考察《红楼梦》。然而，夏志清的上述文章就是从基督教的教义的视野对《红楼梦》作出诠释。夏志清说：“《红楼梦》虽是一部言情小说，它最终关怀的‘圣爱’（agape）原胜于‘爱’eros，是怜悯与同情远胜于。”这种诠释对于《红楼梦》提出的“”的确可以对接起来。

我们来说说王蒙的“红学”研究。我们读王蒙的《红搂启示录》，觉得王蒙把《红楼梦》读活了。似乎他把红搂人物和事件看成是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同学、同行等，他似乎在评论《红楼梦》，又似乎在评论我们经历过的生活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曹雪芹曾想到二百多年后，会有人这样来解读他的书吗？按照我的观察，王蒙是按照现实的人、人的生活来理解《红楼梦》的。在王蒙那里，生活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红楼梦》中去寻找答案。印象非常深的是，他曾写了对王夫人的分析，我读后，就觉得他是对照某个年生的人和事来写的。但王蒙否认这一点。他说他只是照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本来的样子分析王夫人。王蒙提问：“为什么《红楼梦》偏偏提供了歧义性？同是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怎么就没听说过被研究成‘密码’，‘缩微’，‘图是信息’？外国文学瑰宝多矣，怎么也没听说这种独特命运？”王蒙自己回答：“说来说去还是由于《红楼梦》相当全面、真实、丰富、准确、而又包罗万象地、规模宏大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人。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⑧看来王蒙对于《红楼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实人生自身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他觉得红楼故事中的每一个人物，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角色。我们可以通过《红楼梦》种种人物来理解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王蒙的“红学”研究是通过人、生活本身在《红楼梦》文学经典两极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上面所举三例，研究的视野完全不同，但都可以“艺术品质”和“文本接受”两极实现连接。这就说明对于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两极，可能会因作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连接。我们不能肯定那种一概以外部的所谓权力作用、意识形态的“操控”的单一视野，来解释文学经典化问题。在文学经典化问题上，充分理解这两极及其连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我们理应有更具说服力的精微的思考。

参考文献：

①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90页。

② 鲁迅：《〈绛洞花主〉小引》，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9页。

③ 蔡元培《石头记索引》中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上，第319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3年版。

④ 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⑤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红楼梦》“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见《鲁迅全集》第8卷，第1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⑥ 李希凡、蓝翎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54年第9期，《文艺报》同年18期加以转载。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文6

关键词：《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运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却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束定芳，汤本庆.隐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与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2002（02）.

[2]王黎.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3]刘法公.谈汉英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中国翻译，2007（06）.

[4]肖坤学.论隐喻的认知性质与隐喻翻译的认知取向[J].外语学刊，2005（05）.

[5]肖家燕，庞继贤.文学语境与人名隐喻的翻译研究：基于《红楼梦》英译文的个案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5）.

[6]金娴.《红楼梦》霍译本中的人名翻译及其对文化的“传真”[J].文教资料，2010（01）.

[7]李占芳，杨春红.《红楼梦》人名、绰号翻译与人物身份构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红楼梦人物关系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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