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1
【关键词】构建主义 英语语言学 结合 研究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我国英语语言学的教学存在着极大的竞争压力，这就导致学生在英语语言学的学习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当今英语语言学教学中的问题，制定新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等，英语语言学的课程设置也特别重要。英语语言学是当今英语专业中的一项重要课程，它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构建主义其实就是指情境的构建，情境的创设也是构建主义中的重要阶段。对英语语言学的教学是培养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英语专业人才，构建主义理论充分的彰显了我国当代的教学理念。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的结合可以有效的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还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二、构建主义英语语言学的含义
1.构建主义。构建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学习理论，它重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它有着极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对教学活动有着明确的指导作用。构建主义所倡导的知识并不是通过老师的传授而得，它需要学生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主动思考而学到的，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借助老师或学习资料。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以某一特定社会情境为背景。构建主义应从情境创设开始做起，情境的创设应该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切实考虑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征，在构建主义中，学生应该发挥合作性，合作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可以使学习活动变得更加简单。
2.英语语言学。英语语言学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设立的一个专业课程，是英语专业中的一项重要知识，它是检测学生学习知识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英语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类学科，它的学习过程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师生之间共同努力。在当今社会形势之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充分掌握英语语言理论知识，并且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实际口语交际能力。为了我国英语语言学的更好发展，彰显其学习的重要意义，我国各高校应该重视英语语言学课程的发展，设置合理的教学课程，创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最大程度上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
三、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结合的具体策略以及意义
1.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的具体策略
（1）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我国传统的英语语言学教学过程中，老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而忽略实践能力的培养，课堂过于以老师为主，随着社会形势的改革，教学理念也应作出改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过程应该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在课堂中自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应该以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为基础，通过丰富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小组合作讨论学习，共同学习更多的知识。
（2）设定合理地教学目标。学习目标的设定是教学活动中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它起到指引教学工作的作用。教学目标的设定应该切实考虑当今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构建主义主要表现在老师在课堂中合理的给学生布置学习工作，指引学生学习，促进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3）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传统的英语语言学课堂是枯燥无味的，这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传统教育模式多是老师采用单一教学法教学，学生被动的接收知识，学生的思维得不到培养。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教学活动应该增加趣味性，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兴趣，学生对教学内容感兴趣才会主动融入课堂中，突出主体地位，更好的完成英语语言学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效率。
2.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的深远意义。英语语言学老师在教学课堂中，构建出一种学生可以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情境，让学生可以在轻松的氛围下学到更多的知识，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自信，有利于英语语言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在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相结合可以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完成，采用声音、图片、动画等多种形式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得到简化，激发学生对英语语言学的学习积极性。
四、总结
社会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进程在不断加速，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也在加速，英语语言学的教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构建主义和英语语言学的结合是一种新社会形势下出现的教学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中的不足，符合时展的需求。总的说来，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的结合，可以大大的提高英语语言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社会所需型人才，对我国构建主义理论和英语语言学各自的发展进步有着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箫宇.构建主义与英语语言学[J].学园.2014.19.
[2]马炳军.基于构建主义角度探究英语语言学教学[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2.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2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古希腊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创立的“语法”。这种“语法”是以逻辑为基础建立的一些规则，没有涉及到语言结构。第二阶段是到了十八世纪末出现的语文学。语文学派认为语言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相反他重视的是古文献，因此，语文学主要是确定、解读和评注古文献，币忽视活的、现时的语言研究。最重要的是第三阶段，比较语文学或称比较语法阶段。比较语法源于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他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精通梵语和波斯语。在长期的语言实践过程中，他发现印度的古语言—梵语，有许多语法形式和词根跟欧洲的一些语言有联系，1786年他在印度..亚洲学会”宣读论文.阐述了这些新的看法。
进入十九世纪初，威廉•凉斯的看法被人们所重视，这样，在欧洲掀起了语言比较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现了一连串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法朗兹•葆朴、雅各布•格里木、波特、库恩、马克思•缪勒、布劳恩、古尔替乌斯、施来赫尔等等，著作如葆朴的《梵语动词变位系统》(1816年)、缪勒的《语言科学讲话》(1861年)、古尔替乌斯的《希腊语词源学原理》(1879年)、施来赫尔的《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1861年)等等。在十九世纪整整百余年时间，比较语法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尤其是印欧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做得非常细致和深入。
人们对印欧语系的语言已经有了详细的了解。比较语法虽然对开辟语言研究这个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它还没有去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它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所作的比较有什么目的，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今天看来，比较语法的研究最主要的功绩只是为重建语言的历史做了一些具体和实质性的工作。
比较语法学派既然不关心研究目的和关系意义，那么他们所研究的必然是“纯粹”的语言，所以比较语法学家对语言的看法绝大多数抱着自然主义的观点。例如施来赫尔在他的《语言比较的研究》中说“语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词的广义来说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纯粹的形式，我们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语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再比如马克思•缪勒在他的《语言科学讲活》中说:“语言学以语言为研究对象，应该属于自然科学。”又说语言的一切变化“都不是真正历史的变化，而只是自然的增长;艺术、科学、哲学和宗教可以有历史，而语言或任何其他自然界的产物，严格地说，没有历史，而只有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虽不断起变化，但不是任何人所能产生或阻止的。••，…随意创造新的词语，将好象变更血液循环的规律。”象施来赫尔和缪勒一样，把语言及其发展变化看作是类似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自然主义观，有一大批人。
到了1870年，比较语法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出现了一个新语法学派，也称“青年语法学派”。他们开始提出质疑: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真的象植物增长和人体血液循环一样的吗?以德国勃鲁格曼为代表，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古尔替乌斯，宣称古尔替乌斯等以前的比较语法学家所从事的只限于语言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说话者个人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言语的机构应该包括个人心理的和生理的两个方面。生理方面比如语音。发音是由人的发音器官发出的，是比较接近于自然的，所以语音定律(语音变化规律)跟物理定律一样产格，不容许有例外。另一方面，心理方面是与人的因素相关的，比如由类推作用构成.新的形式，发生类推作用完全是由人的心理联:想造成的。象英语的复数形式、被动态、完成:时等等形式。在新语法学派之厉，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学派，如保罗等的个人心理主义学派。总之新语法学派的兴起，使比较语法发生了转折，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考更进一步深入。正是在比较语法学末期这种背景下开始诞生了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一位天才语言学家，1878他就写出了《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这篇震惊欧洲语言学界的论文，那时他才21岁。早期，索绪尔站在新语法学派的立场，到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了一种所谓的.‘格式塔思想”，后来扩展到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语言学界特别注重对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索绪尔也深受影响，这样他对语言的观点逐渐与新语法学派发生了脱离，渐渐创立了自己一个新的学派—心理社会学学派。
“格式塔思想”转变了索绪尔当初的语言观，但由他所建立的心理社会学学派理论却直接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学模式，而涂尔干的社会学学说又来源于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心理社会学学派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而社会是由“观念的总体”构成的，观念又体现于人的心理，所以“社会事实”就是“集体心理现象”，语言就是集体心理现象。索绪尔深感当前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的缺陷，他毕生致力于探索，一生中很少发表著作和文章，但潜心于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如梅耶、巴利、施薛皿等。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巴利、施薛霭等于1916年整理出版的。有的人认为，索绪尔的沉默正表现了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站在时代前列的悲剧。
《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称《教程》)的问世，全方位革新了以前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及研究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各个要素构成的一个系统，语言学研究的不是各个要素，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结构”，指的就是索绪尔的“系统”。《教程》的出版，标志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立，也标志着普通语言学的建立。这时，语言学才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索绪尔成为本世纪直到目前为止，影响最深远的一位语言学家。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方法充分阐述于《普通语言学教程》，《教程》内容丰富，范围非常广泛，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几乎都能管到。又因其阐述问题概括性强，包含的思想深邃，故初学者读此书感到困难。但总的看，《教程》始终贯穿主要几条大纲，这几条大纲就是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它给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 1、区分语言的研究和言语的研究
按照索绪尔的语言观，语言既是社会的，又是心理的，而心理总归是属于个体的。他把以前人们所说的语言这个笼统概念称为“言语行为”。言语行为又区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言语是“言语行为的个人部分”，语言是“言语行为的社会部分”。言语包括说话者的意志组合(即心理)和语音表达，是次要的;语言是纯心理的东西，是在言语活动范围内人们的心理印象，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是主要的。因此语言和言语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由言语构成;言语要产生表达效果，为人所理解，也离不开语言。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是属于社会部分的语言，而不是属于个人部分的言语。
2、指出语言研究就是要从所指和能指中找出它本身的价值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这种符号系统之所以这样有用，就是因为它有价值。语言的价值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在劳动和工资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语言的价值是在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对等关系体现出来。通俗一点，所指就是概念，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义(或内容)，能指是音响形象，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形式。一定的形式总是表示一定的语义，一定的语义要用一定的形式表达，它们之间是互相对应的。正因为这样，语言才能完成交际的功能，才体现出它的价值，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做符号，语言就是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系统。这里，索绪尔给我们指出了语言研究的着手点。
3、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
由于语言和言语的存在，索绪尔又区分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两个对立的概念。什么叫做共时语言学?什么叫做历时语言学?索绪尔在《教程》里说:“有关我们的科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涉及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的，言语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时间阶段上的演变，言语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所以言语是属于历时的。相反，语言是属于社会的，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是比较稳定的，虽然语言在漫长的历史上有变化，但变化最终还是出自于言语上，所以语言可以看作静态的，共时的。索绪尔认为共时语言学研究的是同时存在的语言的各成分之间的联系，是属于整个系统的逻辑和心理的关系，是最主要的，而把以前比较语法学所重视的历时研究认为是次要的。
4、确定语言成分的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语言各种成分的关系，可以分成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种。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各个词(或称各个要素)是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个要素可能只有一个词，可能是一串词组成的句子。总之，这些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就是句段关系。句段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句子层次分析、词组结构分析、词的结构分析等.另一方面，在说话的时候，话语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出现在说话者的记忆里，这些在记忆里被唤起的东西，与说出的每个词(或称每个要素)有一些共同点相联系着，这种联系称联想关系。联想关系在语言研究中僻如名词的词形变化:复数、格。动词的词形变化:进行体、完成体、现在时、过去时、将来时等等都属于联想关系。
后来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修改了索绪尔这两个带有心理学概念色彩的术语，把句段关系称为组合关系，把联想关系称为聚合关系，被人们所公认。
《教程》洋洋大观，内容远不止上面所述，如在绪论中讨论到了文字、音位学，第三编讨论了历时语言学，第四编讨论了地理语言学，第五编讨论了原始语言，语言的史前史。但总.的说，重点在绪论和第一、二编，这三部分是《教程》的精髓。而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区分又是结构主义的精神核心，是贯穿《教程》的骨架，也是《教程》占有最大篇幅论述的内容，故此文仅作精要介绍。索绪尔对语言的种种看法，形成了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最基本方法。
在索绪尔的《教程》问世之前，没有一个人能对语言提出这样深刻而自成体系的观点，《教程》的出版成了一部划时代著作。
三、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索绪尔之后，结构主义发展分成了三个主要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学派。
这三个学派都遵循语言符号系统理论，把语言看作语言学研究对象，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大门之外，这是结构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学派的研究侧重点不一样，在具体程序操作中，一些细节也有分岐，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
1、布拉格学派
1926年，特鲁别茨科依等在布拉格成立语言学会，标志布拉格学派成立。布拉格学派主要研究成就在音位学，这方面成绩最突出是特鲁别茨科依，他最先把语言系统理论运用到语音研究，发展成音位学，他把音位定义为:在语言中相对立的不能分解为更小的辨义单位的成员。这个定义从语音对立和辨义特征两方面相结合，今天看来一直是比较科学的。
特鲁别茨科依对音今学和语音学的区分是很清楚的，他明确指出:研究言语的能指的
学科叫语音学，研究语言的能指的学科叫做音位学，语音学是纯粹的语音现象的研究，音位学是语言语音功能的研究。在他之前，索绪尔也没有给音位学作出过这样明确的定义，索绪尔《教程》里的音位学概念大致相当于语音学，索绪尔所说的音位也只相当于通常说的音素。索绪尔的这些概念称呼也只是沿用比较语法学派的称呼法，但索绪尔又说:“许多音位学家差不多都只注重发音动作，即用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而忽略了听感方面。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在我们耳朵里产生的印象不仅与器官的发动形象一样直接，而且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从这里看出，索绪尔对音位学的概念不仅只注重语音，而且考虑到了听感(辨义)的一面，并且说“是整个理论的自然基础”，也就是意味着要从语言的角度来认识音位学。所以说，索绪尔为特鲁别茨科依的现代音位学概念事实上莫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特鲁别茨科依也批评了其他一些音位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给音位下定义。
特鲁别茨科依还全面论述了音位在语言中的地位，如何确定音位，如何划分音位和音位组合的界线，音位组合时各种对立出现的情况等等，这都集中论述在他的著作《音位学原理))(有译为《音位学纲要)))。这部著作是特鲁别茨科依去世后不久出版的遗著，书中所用语
言材料多达220种，是布拉格学派在音位学研究方面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2、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纯理论研究学派。这一学派主要研究语言的符号性质，及从符号的角度确定语言在人文事实中的地位，从形式和实体方面来分析语言，给语言的本质以更严密准确的分析，形成一个严密的语符学理论体系。
语符学理论是对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系统理论的发展。索绪尔在《教程》中说，社会生活中有一门研究符号生命的科学叫符号学，语言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并且是一个自成为特殊系统的成员。接着又提到，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符号则是能指(形式)和所指(内容或意义)之间的关系。哥本哈根学派据此发挥更细，区分为: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并进而把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排除在语言之外，而把内容形式和表达形式及其所构成的种种关系看成是语言之内，并由此构成语言符号系列。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语言学不同于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我们研究语言•要在其中找到一个常数，使之投射于现实语言中，不论有任何变化，都是适用的，永恒的。他们极力拼弃以往语言研究中采用的归纳法，认为采用归纳法不科学，归纳只能寻找语言中的差异，而不能发现常数，只有采用演绎法才能找到常数。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所谓常数就是符号，认为只有符号是永恒的，所以要研究有关于符号的一切.语言学家用语符学理论套用到各种语言研究中去，确实也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但实际操作性很差，所以它基本上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所以有人说，当你理解了哥本哈根的理论观点时，它给你一种清心明目的感觉，甚至让人感到兴奋。但另一方面，它对具体的语言分析帮助不大。
哥本哈根学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有乌尔达尔、叶尔姆斯列夫，他们的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叶尔姆斯列夫的名著《语言理论导论》里。
3、美国结构主义学派
美国结构主义学派又称描写语言学派。
描写语言学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基督教的传播和战争的需要。伊斯兰教、佛教、婆罗门教等教派都规定其经文不能随便译成其他语文，基督教却不一样，相反要求它的教徒尽可能将其经文译成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在二十世纪初，美洲有大量基督教徒进入印第安语区学习研究印第安语等土著语言，进行布教活动.，他们当中有些还是很有语言修养的教士。这些教士们记录土著语言，给当地人创造文字，然后用当地文字翻印福音书，客观上积累了大量的语言新材料，同时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调查方法，从而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1911至1939年，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鲍厄斯对这些语言作了综合研究，写成很有名气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共三大册)。一般认为鲍厄斯的工作，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开端。
另一个原因，也可称为次要原因，是二战爆发期间，为适应全球战争的需要，美国人需要学习大量外国语，描写语言学大师之一布龙菲尔德本人就参与编写过几种外语教材。以上这两种语言工作方法都是不谋而合的。
描写语言学顾名思义，注重的是对语言的描写，当接触一种陌生的语言时，学习它必须从语音结构和结构组合入手，因此描写语言学的大量工作是描写语言的音素组合，找出它的特点和规律。许多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在调查印第安民族时，他们首先遇到的也是语言问题，他们首先也得从学习和研究印第安语入手。所以在美国，许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同时也是语言学大师。
描写语言学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也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开始调查印第安语的都是欧洲语言学家，只是在长期大量的调查工作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很讲时效的一套方法特色。但总的，描写语言学完全遵循索绪尔的语言理论，首先他们亲身感受到语言是由各要素组合起来的，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各要素之间结成的关系，他们就是要渴诚找出这些关系的规律。语言的符号事实显而易见，一种语言是由有限的符号组合而成的。学习研究的是社会共用的语言，而不是某人特征的言语。研究语言重在现时的，也就是共时研究，历时研究是不重要的。这些都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原则。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师是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萨不尔生于1884年，布龙菲尔德生于1887年，是同一时代的人。两个人各写有一本书，都叫《语言论》。萨丕尔的《语言论》是一本小册子，论述很精辟;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有600多页，结构很严密，论述没有漏洞。都是语言理论的经典，同齐名。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同是结构主义大师，但他俩的语言观有所不同，可能与职业有关，萨丕尔持观念主义(或称心灵主义)语言观，强调语言有结构模式，语言的结构模式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思维观念。主张一些难于解释清楚的细节不必过于纠缠;布龙菲尔德持的是机械主义(或称行为主义、形式主义)语言观，主张研究语言是描写其形式构造，排除任何带意义的因素。因此，有的人把萨丕尔排除在描写语
言学派之外。萨丕尔又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学家，他1933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38主又当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下转第68页) 会长，足见他在这两个领域中占有的领袖地位。无论怎样，两人同为美国结构主义大师，并因这两人所作出的成绩，使这一派成为结构主义三大派中势力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派。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3
一、索绪尔和结构主义
索绪尔1857年生于瑞士，1880年考取博士学位，此后30多年潜心研究语言，从丰富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缺陷，下决心提出一个全新的有别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索绪尔逝世后，1916年索绪尔的学生们将他的理论、思想整理出版为《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也是索绪尔唯一一本著作，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创立，后被奉为语言学的“圣经”。它集中体现了索绪尔的主要语言学理论，以“语言是符号系统”作为理论核心，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提出了“能指”、“可指”的概念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重视区分共时和历时，注重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主张区别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他的符号学思想促使了符号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建立，使他成为符号学的先驱。《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而《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体现的索绪尔的思想、理论，突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局限，开创了语言学研究的全新时期——结构主义语言学时期。这场划时代的革命给语言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效应：以索绪尔的思想理论为基础，欧洲语言学出现了结构主义思潮，并促使生成了布拉格功能语言学派、哥本哈根语符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三个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派。
索绪尔极其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语言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索绪尔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是现代语言学的支柱。”①无论今后语言学如何变化和发展，他的理论和思想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巨大成就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家在汉语研究中的语音研究、语法研究、词汇研究等方面都深受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
（一）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音研究的影响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阐述的音位学理论，对中国的语音学研究影响深远。5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并不支持音位学理论；1955年到1958年，我国语言学界展开了对普通话音位系统以及对音位学理论的讨论。讨论的目的就在于如何借鉴结构主义的音位学思想，吸收欧美的音位学理论，在把握好汉语普通话属性和特点的前提下，研究汉语音位学以及发展语言学中的音位学理论。在此过程中，对于归纳音位的原则较多的采用了结构主义三大学派之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确定音位的原则，即对立互补原则、语音相似原则、模式匀整原则和经济原则等。此外，汉语中音位变体理论较多的受到了布拉格学派中在音位学方面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研究成就最突出的特鲁别茨柯依的理论。特鲁别茨柯依认为音位学应该研究在一种语言中哪些语音的区别是同意义的。这直接影响了我国语音学中对音位变体的研究。例如，在河南信阳地区，[n]和[l]的并没有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牛”和“流”不分，“能”和“棱”不分。因此在这个地区的方言中，[n][l]是同一个音位的变体。
（二）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语法研究的影响
1948年，赵元任出版《国语入门》，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应用结构主义思想来研究汉语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出现了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采用结构主义思想进行汉语语法分析的现象。索绪尔认为语言状态中，最重要的是一切以关系为基础；而这些关系通过语言单位之间彼此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产生相互作用。在《国语入门》中，赵元任正是根据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对汉语词类进行了划分。
1957年，陆志韦等人编著的《汉语的构词法》 ②出版。作者在研究汉语的构词法的时候提出了以扩展法作为确定汉语词的界限的形式标准。而此方法正是来源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直接成分分析法”（扩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汉语构词法》还根据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关于语素的思想具体论述了汉语中的词儿，这不仅新颖，而且比较符合汉语的实际。” ③
但结构主义思想也对我国语言学中的语法研究产生过消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索绪尔认为语法作为一个稳定性极高的语言的组成部分，只是静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并非变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张对语法进行断代研究。这样，就忽略了语法的历史发展。我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认为语法古今一样，古代语言和现代口语可混在一起研究，虽然不像索绪尔那样忽略古今的联系，却也同样忽视了语法的历史发展。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想对我国语言学研究负面影响的一个体现。
（三）结构主义思想对中国语言学中词汇研究的影响
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全面渗透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是丁声树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在这部作品中，丁声树大量采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进行了汉语语法分析。他采用结构主义“替换”和“分布”的理论进行词类划分，如“出题”中的“题”可以与“一个”“一些”组合，也可以用“路”“话”替换为“问路”“问话”；“题字”中的“题”后可跟“过”“了”，也可用“写”“打”替换为“写字”“打字”。由此可总结出“出题”的“题”是名词，“题字”的“题”是动词，它们不算是同一个词。这同时也体现了对结构主义理论中组合关系聚合关系的应用。比如对“次动词”的划分：“能带体词宾语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但是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又跟一般动词有区别，所以叫做‘次动词’。”④这里通过描述次动词“是一般动词的性质”（体现了聚合关系），“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体现了组合关系），对“次动词”的范围进行了界定。此外，丁声树还采用了结构主义“类义”的理论，认为词类具有共同意义。在句法分析中，他按照结构主义语法中词序配列的分析方法来确定句子成分。⑤
此外，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注重的“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对我国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也有一定影响。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4
[摘要]：电视剧是当代
abstract: tv drama is a typical form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culture. the reading of its meaning constitutes a route toward understanding social change. the research aims at explor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v drama textual analysis, and studies how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structuralism generate methods in tv drama analysis. through recoun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work” to “text”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e article elaborat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v textual analysis and discusses three major analytical tools: semiotic analysis, narrative theory and genre analysis.
key words: the linguistic turn；structuralism；text；tv drama
20世纪中叶以来，以“语言学转向”为中心和动力的理论转型已经迅速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逐渐在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中获得一席之地，通过体制化的建设和传承方式，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标准。简言之，最初发生在 哲学 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旨在颠覆笛卡尔开辟的以“我思”主体性为确定基础的心灵范式的统治，转而围绕“语言”重建人（类）理解“现实”的观念基础，意义的密钥隐藏在“语言”之中，试图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而获得对“语言”所再现的世界和“语言”所塑造的人（类）心灵之本性的认识。“语言学转向”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卷入了一场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改变了研究者看待“现实”的方式。“语言学转向”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即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找到作品的结构即获得了作品的意义。电视剧研究从这场科学革命过程中获益匪浅，逐渐形成了通过分析电视剧的表意结构探究电视剧意义的文本分析范式。简单地讲，电视剧文本分析就是根本致力于探究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关系及其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进而将电视剧文本分析建构为一种意义阐释的科学。
一、“非人化”的批评：文本分析简史
以人类文明史的总体眼光来看，批评是人文主义精神在文学 艺术 领域的普遍表现。西方的批评传统萌生于中世纪晚期，是在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西方传统批评的人文主义精神关怀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三种理论形态。第一类， 历史 环境与作者传记型，主张作品中人物以及事件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理解文艺作品意义的关键，例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taine, h.）关于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艺作品产生三原则的论断（丹纳，1986），即属于这种批评类型较早的体系化理论表述。第二类，道德教化型，强调作者的人格力量和艺术天赋，认为文艺作品的核心功能在于裁定并弘扬崇高的道德、启迪民众优雅的欣赏趣味，这类批评通常将特定的哲学观念延伸到文艺领域，所以往往表现为一种“正典”实践，例如英国评论家利维斯（leavis, f. r.）即根据道德态度绘制了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利维斯，2002）第三类传统批评同上述两类的显著差异在于，它将批评的重心调整为文艺作品与社会的关系，这类批评引入了社会结构因而转化为一种社会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为此类文艺批评提供了最雄厚的思想资源，相关批评通常强调社会存在独立于文艺作品，并且制约着作者和受众的接受，文艺作品是社会存在和个体意识辩证关系的对象化形式，批评活动应当提炼出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唤起变革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实践。
具体到当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艺批评的主导范式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主张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强调文艺从属于和服务于 政治 ，以阶级性和倾向性为评价标准，典型形态是以表现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主轴的革命现实主义。进入80年代特别是“文化热”过程中，随着人道主义论争以及生命哲学、精神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思想的译介，[1]文艺批评迅速释放出多元化和强劲的理论能量，例如，李泽厚在其“人类学本体论哲学”或者“主体性实践哲学”基础上发展出的“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李泽厚，1994）；强调主体性和人的价值的“主体论”文艺思想（刘再复，1988）；强调主体性的新美学原则：“自我表现”论（孙绍振，1981；徐静亚，1983）；彻底同政治决裂，提倡文艺“非社会性”，主张文艺作品的本性在于审美（王蒙，1987；夏中义，1988）；等等。除此之外，几乎每一种哲学译介都卷起一股文艺批评思潮。西方文艺批评所沿袭的诸多人文主义价值范畴伴随这个被誉为“新启蒙”的过程，迅速地蚕食着传统反映论曾经主导的空间。
无论秉持何种批评视角，人文主义的精神关怀始终将人（类）价值和发展（历史）固定在视野中央，以创作或生产文艺作品的主体、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文艺作品同社会结构的关系为坐标而建构起作品的意义领域，于其中建立对文艺对象的阐释。文艺作品是跃动翻飞在历史河面的浪花，不仅折射出人（类）理性和灵性的光辉，而且，它作为特定的人（类）生产实践所创造的人（类）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中介性地展现出人（类）本质力量“现实”转化的发展过程。
“语言学转向”以来，特别是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批评的历史地貌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迁。结构主义批评范式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发展而成。如我们在绪论中所概述的，结构语言学强调“语言”构成一个系统，它通过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符号与其所指代的客体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表达意义。结构主义为文艺批评开辟了新的视角：把文艺作品视为符号系统，某种特定的表意逻辑影响和制约作品的意义秩序（通俗的说法是“结构”，但由于该术语涉及面广再加上使用混乱，反而干扰了准确表达和理解，所以这里将其具体化表述为“表意逻辑”）。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即以此原则建构其方法。“文本”成为理论家们用以概括符号系统的术语，文本也因而成为变化的批评版图的新地标。
结构主义批评之革命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用“文本”驱逐了“作品”。在传统的批评视野里，文艺作品是沟通创作者与受众的媒介，它体现为复杂社会关系的凝结，构成人（类）经验或体验的对象化形式，主体性始终处于批评视野的中心。结构主义试图颠覆传统批评的前科学性质，使批评成为揭示普遍客观 规律 的科学。将文艺作品设定为文本是贯彻这种意图的重要行动，文艺作品通过文本范畴被视为文艺“事实”，批评的任务在于揭示文本的结构和表意逻辑，探究构成特定文本之文艺特性的抽象特征，例如“文学性”之于文学文本。因此，文艺作品不再被作为历史性、经验性实践的对象，不再依据主体性、人文主义原则建立相关的意义阐释，相反，文艺作品被作为科学研究的认识对象，文艺批评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文本研究，揭示其中制约意义生成的“表意逻辑”。与传统批评彰显浓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理解行动所求索的“意义”不同，经历结构主义革命以来的批评探求的“意义”已经“信息化”了，文本的意义不再向人文主义精神关怀敞开，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统计学或数学特性，“意义”的分量随“信息”的发掘而被评估。此间始终呼应着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基本观念，语言意义的条件就隐藏在语言自身，结构分析的任务恰恰在于将所隐藏的“条件”揭示出来。
由于阐释实践的对象范畴由文艺作品变成文本，批评的属性也随之从一种理解的艺术变成一种揭示表意逻辑的科学分析。结构主义革命和文本崛起，合力将批评从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内核的普遍性文化一极，荡向受内部表意逻辑决定的自律性形式一极，文艺作品遂由人（类）感受和经验的对象化媒介转变文本。与此同时，表意逻辑或者结构法则对文本意义的绝对统治，彻底放逐了曾经经纬交织在文艺作品中体现社会存在的个性、创造力、历史想像以及社会心理等文化因素，代之以剥离了社会历史性的、激起桑塔格愤怒的“非人化”的自足秩序。哲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类）不可消逝的个体存在使所有企图取消主体性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主体”死亡的宣称并不意味着从根本上取消了“主体”，被结构主义的革命颠覆了普遍性的、踞中心地位的“主体”，沦落为在“结构”中获得的一个位置。总而言之，结构主义批评范式的科学主义姿态确立文本的本体论地位，文本被作为认识对象，意义也相应地从自我意识、主体性、社会、历史等诸多关系的张力中分离，最大限度地收缩到文本形式之中，变成通过批评——即意义科学——得以揭示的普遍结构。
二、结构主义对电视剧文本研究的理论注入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特定符号所代表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因循习俗而固定下来，随着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意义共同体的变迁，表意习俗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对于语言的分析有历时和共时两个方面（索绪尔，1999）。历时分析考察意义随社会文化变迁而产生的转换，而共时分析关注语言系统内各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形成的普遍性语法结构，强调语言建构了人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和识别方式。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 c.）为沟通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列维－斯特劳斯发现传统上被作为社会现象的亲属关系的本质不在于基于血缘的联系，而仅仅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的表意系统（列维－施特劳斯，2006：54-55）。于是，语言学这门列维－施特劳斯认为“唯一能够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同以社会、文化为主题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相遇，语言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之间实现了一次能量转换，结构人类学就是人类学从获得启示的理论结晶。列维－斯特劳斯坚信比较和结构分析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揭示集体性质的文化和体现它的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文化诉诸“集体意识”规定个人行为，“集体意识”可以被还原为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特定个体的思想和行为所体现的普遍法则，这种普遍法则构成个体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结构主义可以破解个体心灵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秘密，可以将其还原为某种能够科学认识的普遍法则。
另一个思想家罗兰•巴特则把结构主义运用于大众文化批评。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视野没有集中共时性分析，而是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的和历史的符号系统，一旦被植入社会关系语境，大众文化的符号系统也可成为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巴特将这类形式称为“神话”（myth）。神话作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并非某种实质性的客体，而应当被理解为“一种传播的体系，它是一种讯息”，或者更确切地表述为“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一种形式”（巴特，1999：167）。各种现象或客体通过神话方式被言说，也就分有了神话的形式，理解了神话便占有了“意义”。因此，认识神话便意味着揭示大众文化的结构或者普遍法则。然而，巴特没有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将神话引向无意识活动层次，而是在分析神话的意指作用（signification）中概念（所指）对形式（能指）的促发作用基础上，为神话开辟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巴特指出，“将神话的概念与其意义结合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变形关系”（巴特，1999：181）。神话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现实过渡到意识形态，把历史性的现实变形为普遍、永恒的“ 自然 意向”。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文化的神话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构。巴特所建立的大众文化批评力图将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以揭示文本内部的结构和文本借以生成的具体社会语境如何共同促成了对文本主导意义的制造和接受。
再结合前文关于文本分析变迁的简要评述，我们逐渐接近到结构主义大众文化批评范式的理论旨趣。批评致力于探究文本的内部决定因素，寻求体现文本内部结构关系以及产生意义的普遍规则，文本中各部分之间的特定关系先验地规定和规范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模式，也就是说，人们是根据由文本既定的范畴来感知和定义外部现象的。用“表意逻辑”来概括电视剧文本分析的题旨，即基于电视剧文本内部结构而建立的规则体系，它直接指向特定电视剧文本“所述说为何”以及“如何述说”这两个涉及其文本意义的本质性问题。电视剧文本分析主要围绕这两个核心提问展开。
依照结构主义批评立场，电视剧文本分析必须从传统批评依赖的人文主义、历史主义和心 理学 的纠葛中彻底摆脱出来，切断一切建立在主观性基础上不确定的“前科学”因素，而应当致力于在客观的“文本”及其形式基础上，建立一门旨在揭示文本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之被作为“文本”，便表明它拥有某种自足的、整体性的和类似语言现象的结构。探究意义的科学要求电视剧的价值标准只能来自对电视剧文本的描述和评价，拒绝任何涉及创作情感以及观看感受之类主观因素，尽管承认电视剧作为文艺作品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体，但真正影响电视剧的意义——或者更具体地说，它“所述说为何”和“如何述说”——的因素是形式，即电视剧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文本，以及文本内部各部分之间关系如何，才是意义的原生土壤。依据传统批评立场，电视剧在审美实践中更多地被当作再现、表现或者反映的形式，始终有某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或隐或显地保持在场，观看电视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在同观看者交往互动的过程，电视剧也因此而被接受为综合了创作者、生产者、接受者等诸多社会关系以及历史关系的文艺客体。而结构主义批评范式则赋予文本以“本体论”地位，电视剧的审美实践被等价于意义的科学，电视剧也相应地被视为对虚构事件（故事）的客观性叙述方式，它根除了充任叙述者的任何形式的自我意识或者主体性，虚构事件（故事）透过文本言说自己，事件的影像序列在时间之中。
结构主义催生的“意义科学”的根本关注，就是要在众多不同的电视剧文本之下探掘某些普遍的结构，特定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原生于这种普遍的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文本的意义即结构，它在本质上反对主体能动性。又由于结构主义批评强调文本形式，故也常常被冠以形式主义批评。伊格尔顿（eagleton, t.）指出，结构主义批评的唯一结果是个人主体“离开中心”，不再被视为意义的源头和终点（伊格尔顿，2006：101）。那么，结构主义如何将个体观看过程中随机的心理反应纳入这种意义科学呢？除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保证其独立、整体存在这个前设因素外，艾略特（eliot, t. s.）和瑞恰兹（richards, i. a.）的思想提供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在艾略特眼里，文学创作者并非有待表达的“个性”的拥有者，作品自然也不是其“个性”的客体，相反，作者不过充当了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文学作品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文学作品一旦完成，便成为整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了（艾略特，1994）。瑞恰兹依据心理学将“意义”规定为，受到一种新的刺激引起的感觉而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人的反应特性（瑞恰兹，1988：287-303）。意义随着反应的特性而发展为从简单到复杂的等级，瑞恰兹把它们归于“思维”范畴，而“所有的思维，从低级的思维直至最高级的思维，不管它的发展程度如何，都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同上）。这个思维的等级便构成特定表意形式的意义“语境”。瑞恰兹的“语境”不仅包括传统上历时性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特别引入了共时性的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意义包括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群相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会对相同的文艺作品得出迥异的感受，原因在于语境而不关涉主体。
根据美国“新批评”理论家布鲁克斯（brooks, c.）的归纳（布鲁克斯，1988），结构主义或者形式主义的文本批评往往遵循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只有在作品中实现了的意图才能算作作者的意图；其二，以“理想读者”为基准研究文本的结构。艾略特和瑞恰兹的理念局部转化在此二假设当中。一方面，这种态度延续了艾略特对作品的强调，但柔化了艾略特对个性的排斥，在严格限于作品本身范围内承认作者的个性，也就是在作品中实现了的作者意图；另一方面，将瑞恰兹关于语境和意义的论证作为“理想读者”的理论基座，尽管布鲁克斯本人也不承认有“理想读者”存在，[2]但他据此坚持确认了通过具体和特殊能够达到普遍和一般，此即“理想读者”隐喻的精髓所在。在上述观念的夹击之下，对主体性的剥夺进一步扩展到文艺作品的“外部”，从创作到接受的社会领域。更确切地说，个体观看电视剧而被唤起的感受，同任何印象主义的体验毫无关联，相反，人们的意义体验被转译为特定表意秩序的产物。
三、电视剧文本分析的三种基本方法
（一）符号学分析（semiotic analysis）
具体到电视剧文本分析，最具针对性的方法首先当推符号学分析。符号学分析最基本的思维范畴是揭示文本中隐藏的二元对立结构，它出现在文本中，规范着我们对现象的认知。因此，在文本中寻找对立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的具体表达物和替代物，成为符号学分析的基本环节。从符号学分析的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文本充满了各种二元对立的范畴，比如自然／文化，男性／女性，高尚／卑鄙，美丽／丑陋，爱国主义／崇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独立／依赖等等，而这些或具体或抽象的价值范畴是由人物、场景、行为、服装、道具等各种虚构工具在不同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另一方面，文本外的和变迁的社会历史也对文本内部对立范畴的特定表达方式施加了压力，因为文本要达到传播的目的，其言说方式就要得到使用和解读它意义的社会共同体的认可。
我们以城市与乡村这对普遍存在于电视剧文本中的二元对立略作说明。早期
（二）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叙事就是故事，而故事讲述的是在人、动物、物体、想象中的生命形式等身上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中包括一系列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因此，单个的场景不是叙事，但是当其被放置在一个时间链条之中，它就成了叙事的一环，将多个场景或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前因后果的整体（伯格，2000：5）。叙事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段落认识纷繁芜杂的现实世界和自我在其中的位置。理查森（richardson, l.）认为，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它“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人们可以通过叙事‘理解’世界，也可以通过叙事‘讲述’世界”（richardson ，1990：116-135）。
电视剧文本尤其依靠既定的、被一个意义共同体中的个体所熟知的叙事模式组织人们的认知框架。电视剧的叙事不仅将人物、事件之类现实元素戏剧化构成遵循或者包含内在秩序的特定故事，而且它的叙事也可能通过观看而转化成为现实中事件之间关系上的潜在多样性的主观边界。由叙事所框定的选择就成为人们认可的、“应该”发生的事件。而被各类流行叙事模式所排除的可能性，比如“英雄”并没有得到美女、白雪公主没有复活、下岗工人也无法找回工作和尊严，就成为意识形态机制遮蔽和掩盖的那部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叙事工具特定的使用方式，比如说利用叙事来合理化既有的社会秩序，通过叙事使人们“理解”和“认可”，而不是“怀疑”和“恐惧”被模拟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运作的一个部分。而这时的叙事也就成了罗兰•巴特所说的“神话”。与叙事一样，“神话”不是特定的内容，而是将内容组织起来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功能在于给“ 历史 性的现实”一个“ 自然 化的意象”，使“偶然性”显得“不朽”（巴特，1999：202）。也就是说，神话式的叙事规定了什么是“可能的”、“正常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不正常的”现实，从而为人们感知和解释社会变迁的方式设置了意识形态的边界。由此我们具体地把握到电视剧文本语言性的方面，它的叙事构成一种特定的“现实”言说形式，和其他叙述言说一样，电视剧也发挥着语言性的社会设置功能，诉诸“词”与“物”的辩证测绘和标定“现实”的界限。
（三）类型分析（genre analysis）
如果说叙事理论旨在从电视剧文本中寻找普遍的结构因素，那么类型分析则建立在对商业化文本为了符合 工业 流水线生产模式而 发展 出来的各种手段的 总结 、分析之上。所谓类型，是指在媒介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被认可的模式，某种媒介的内容能够根据类型来分类。在《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中，类型被定义为“具有联想关系的公认套路，某种特定媒介（电影、电视、写作）的全部作品都被分门别类地纳入其中”（费斯克，2004：117）。类型的形成与商业体制理性化其生产过程和规范受众的消费行为的努力密不可分。受众通过寻找熟悉的、不断出现的因素，以获得满足预期的，而文本生产者也可以根据既定的模式来安排新产品的生产。因此，类型是在行业、文本和主体之间流通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系统（neale，1980）。从 政治 经济 学的角度来说，类型之所以兴盛于商业化的文化工业中，是因为它满足了商业体制规范生产、控制市场、降低风险的需要。而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来看，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而又高度模式化的商业文本在维持一个社会既有的“常识”观念、主流的信仰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类型利用熟悉的、确定无误的代码减少了受众的认知困难，从而强加给人们一种先期阅读（altman，1987）。正如费斯克（fiske, j.）所说的，“类型片清楚地告诉观众它可以预见的愉悦范围，从而规范、激起对相似文本的记忆和期望”（fiske，1987）。这就是说，一个新的媒介文本如果是类型片，那么它很可能和已有的结构是一致的。这个文本传递给观众的是公认的、可识别的和受控制的愉悦。因此，类型加入了将特定现实“自然化”的意识形态运作，限制了社会及其变迁可以被感知和理解的方式。
中国 的电视媒体正处于产业化的初期阶段，电视剧的类型化实践和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传统。就现状而言，中国的电视剧基本上处于前类型阶段，依赖简单模仿、灵感、偶然性、个体能力等非类型化的运作模式还大量存在。当然在上述挪用和运作过程中也会产生某些固定下来的电视剧生产模式，成为中国电视剧类型化运作的基础。除了借鉴西方市场化传媒的运作经验，中国本土的媒体政策、文化传统与消费模式都影响了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的发展模式和状况。
类型的概念对电视剧的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类型作为分类体系的形成是电视剧适应市场需求和减少不确定性努力的结果，完善的类型能够为电视剧生产提供了可以遵循的模式和调动资源的方式，因此它本身即体现出市场的资源配置效能。同时，受众通常根据他们对类型的认知和消费习惯，从大量涌现在荧屏的电视剧产品中做出选择，消费者对电视剧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来自关于类型的有意识或潜在的知识，而电视剧是否符合这种预期亦构成观看者和愉悦的重要来源。因此，类型不是划分电视剧文本的静态模式，而是连接生产者、文本与消费行为的关于导向、预期和成规的动态系统。对于媒介研究和批评者来说，电视剧的类型化运作使得其文本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式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特定内容表达所服从的既定规则，类型化的电视剧产品很少挑战社会的主流观念，成为维持社会“常识”观念、信仰和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类型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剖析在市场化条件下，电视剧作为商业化的文本生产，它在工业化的生产操作以及与广告相配合的“时段占领”和“受众群辨认”过程中，如何形成了极为模式化的制作规则；另一方面，从类型生成史的角度分析电视剧文本，能为我们提供其他分析方法所欠缺的有关社会经济关系如何渗入通俗文本生产过程的洞见，还可以为考察社会心态、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的稳定性和变迁提供有益的视角。一旦触及这些问题，电视剧文本类型分析便过渡到电视剧文本（文化）社会学领域，相应的研究也转化为电视剧文本类型社会学。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归纳出电视剧文本分析的基本原理，即认为电视剧是一种影像表意活动，影像本身又作为物质现实的表象，电视剧可以恰当地把握为基于“现实”的一种特殊的符号活动，电视剧文本即符号化的客体，电视剧和“现实”之间体现为类似索绪尔语言学所划分的“语言（language）／言语（parole）”的关系。具体说来，“现实”属于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性的、由稳定的规则构成的系统或者深层结构（语言），而“电视剧”则构成以“现实”这个语言系统或者深层结构为先决条件的具体言说方式（言语），电视剧言语必须遵循“现实”语言的规则，揭示这种规则的过程也就是认识电视剧文本意义的过程。
[注释]
[1]文艺界的人道主义论争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结束后以及“文化热”过程中达到高潮，甚至成为一场卷入整个文化界的论争，主题集中在关于人性的认识以及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伊格尔顿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专门批判了结构主义的“理想读者”假设。
[ 参考 文献 ]
[1][法]丹纳（1928/1986）. 艺术 哲学 （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taine, h. a. (1928/1986).philosophy of art. beijing: people’s literary press.]
[2][英]利维斯（1960/2002）.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leavis, f. r.（1960/2002）.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5
似乎是离很远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专业的文学工作者，如果不太接触西方理论，也很可能会不以为然地说：“结构主义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早已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思想方法上的一场广义的革命。结构主义诞生之后，它像一把利剑一样改变着人们看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文化思潮，它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如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作为文艺思潮，结构主义几乎影响到文学艺术的所有领域，从理论到创作，从小说、戏剧、诗歌到电影。这一思潮还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国际影响，从60年代中期开始，它以法国为中心，迅速扩展到英、美、西德、意大利、丹麦，并对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产生了影响。wWW.133229.cOm它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那么，是谁制造了结构主义这么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剑呢？
谁制造了结构主义？
没有一种思潮可以在一夜间形成并名震天下，结构主义也不例外。尽管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但它并不是在60年代才形成，也不是诞生于法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岁月。当时西方有一部份学者对现代文化分工太细，只求局部、不讲整体的“原子论”倾向感到不满，他们渴望恢复自文艺复兴以来中断了的注重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因此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思想，强调从大的系统方面（如文化的各个分支或文学的各种体裁）来研究它们的结构和规律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表达的见解：世界是由许多“状态”构成的总体，每一个“状态”是一条众多事物组成的锁链，它们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就是这个“状态”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一种最初的结构主义思想，它首先被运用到了语言学的研究上。
出生于瑞士的斐迪南·德·索绪尔是将结构主义思想运用到语言学研究的始作俑者，他在长期的语言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与19世纪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比较语言学的观点相对立的新观点。比较语言学把一些语言事实当作孤立静止的单位对待，只注意了它们的历史比较，而忽视了语言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忽视了语言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索绪尔则把具体的语言行为（“言语”）和人们在学习语言中所掌握的深层体系（“语言”）区别开来，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系统。产生意义的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组合关系。语言学是研究符号组合规律的学问。索绪尔使用的词虽然是“系统”而不是“结构”，但意思是一样的。他把语言的特点看作是意义和声音之间的关系网络，纯粹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并把这种关系作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这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原则。索绪尔的理论在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来以《普通语言学》的书名出版，对结构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人们敬称为“结构主义之父”。
1945年法国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他把社会文化现象视为一种深层结构体系来表现，把个别的习俗、故事看作是“语言”的元素。他对于原始人的逻辑、图腾制度和神话所做的研究就是为了建立一种“具体逻辑”。他不靠社会功能来说明个别习俗或故事，而是把它们看作一种“语言”的元素，看作一种概念体系，因为人们正是通过这个体系来组织世界。他随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科对结构主义的高度重视，于是，到了60年代，许多重要学科都与结构主义发生了关系。一个如火如荼的结构主义时代到来了。
结构主义为什么能在60年代的法国流行起来并如日中天呢？其原因大概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既是我概述的社会和语言危机的表现，也是对那种危机的反应。它从历史逃到语言－－这是一种讽刺行为，因为正如巴尔特所看到的，没有什么行动在历史上能更有意义。”战后的法国和其他曾经将版图延伸到国土之外其他土地上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法国的学者们已不能自由地出入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实地考察，重实地调查、轻理论分析的研究方法已不再适合他们，结构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他们的需要。这大概也是结构主义的大师们看上去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学教授”的原因。另外，战后法国经济飞速恢复与发展，以“他人是我的地狱”为宗旨的存在主义哲学同现实格格不入，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等这些存在主义的概念失去了早先的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
于是，在存在主义的退潮声中，以后起之秀身份出现的结构主义思潮紧锣密鼓地登台亮相了。
结构主义方法论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情境里、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出生于瑞士的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他在1906年到1911年他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的课程，建立起与传统语言学理论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体系。在此之前他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一事业作铺垫：他年轻时曾经在日内瓦大学和来比锡大学读书，并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于1878年完成了《论印欧系语音元音的原始系统》的著名论文，引起轰动。此后，他又在柏林大学和来比锡大学继续深造，1881年到巴黎的高等研究学院教授梵语，并兼任巴黎语言学学会秘书，建立起法兰西语言学派。他还来不及将他的讲稿编写成书就与世长辞。后来，他的学生们根据他的一部份手稿、材料和同学们的笔记，编辑整理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于1916年出版，从此，他的语言学理论便以极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被扩散到全世界，并渗透到各行各业的研究中。其影响正如美国学者戴维·罗比所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是使语言学改变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强大影响使现代语言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超越了纯粹文学语言问题而产生出有关整个文学甚至整个社会文化生活的性质和组织的新理论。”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
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1908年生于法国，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神话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他早年就读于巴黎大学，1935年到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社会学，并用了4时间对巴西的原始部落进行民俗学、人种学的调查考察。二战开始，他曾回法国服兵役，巴黎陷落后，他旅居美国，结识了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领袖人物、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他的影响下，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运用于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用语言学的模式来解释亲属关系和神话结构，从而对结构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大量著作；《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热带的忧郁》（1955）、《结构人类学》（1955）、《野性的思维》（1962）和《神话学》（四卷本）（1964－1971）奠定了把结构主义方法引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石。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
1．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
2．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
3．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
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是以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键词】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阅读
【正文】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20世纪掀起的思想波澜已无需赘言，更无需按部就班地作一番导论式的介绍。因此本文主要以对比的方式来勾勒出它们各自对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其中以凸现后结构主义的文化贡献为主要着眼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其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政治理论、社会学、民族志、历史学到精神分析等诸多领域，后结构主义的踪影几乎无处不在，至今仍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当然，要对后结构主义进行讨论，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问题。
一、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不可否认，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划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注：杨大春，1998，第64页。）不过，这反倒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既然无法对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作出界限分明的划分，那么不如将着眼点落于二者之间的延续性和对立性方面，由此来澄清二者的异同。这种做法既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争论，又可以使二者各自有一个清晰的轮廓。
结构主义，简要地讲，起始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后经列维-斯特劳斯的发展，成为人类学中的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法国，其影响不仅波及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且通过巴尔特等人的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又扩展到文学批评、历史学乃至哲学等领域。可以说，50年代是一个以结构主义为主导批判话语的年代，它取代了40年代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地位。然而，在50年代中期，某些结构主义话语的实践者，如巴尔特，已经开始去超越结构主义内在的局限性；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新一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m.布朗绍和g.巴塔耶；这些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深受尼采、海德格尔以及更为自由的思想传统所影响，他们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拆解结构主义，而是有更远大的目标，只是由于结构主义在当时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暂且采取一种批判战略。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的最新形式，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是作为对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的序幕。（注：surber,j.p.,1998,p.191.）
从这样一种背景去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的划界往往在于如何去理解后结构主义的这个“后”字(post)，因为这是许多争论的焦点所在。（注：edgar,andrew&sedgwick,peter,(eds.),1999,p.299.）如果从“强”意义上去理解，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一种超越和替代；如果从时序的角度去理解，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朝着某些新的方向发展和扩展了结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发展脉络来看，它最初是作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本身明显带有一种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的色彩，因此明确地反对以往的“主体中心化”的思想运动。从这一点上来看，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间显然存在着延续性，只不过后者的理论主张并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怪圈，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将它所要反对的东西重新表现出来。后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纲领中得到了非常重要的理论启示，却没有停留在结构主义的基本前提上，而恰恰要对结构主义进行拆除，进而去消解任何以“启蒙”的知识和真理观念为前提的理论。
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后”字可以理解为对以往种种“主体中心化”理论立场的全面告退。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说结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产生的若干思想运动之一，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在后现代主义这个广阔的背景下最早产生的思想运动之一。也可以说，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野，如同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野，尽管很难从时间上作出确切划定，但是后结构主义以其鲜明标志区别于结构主义：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消解形而上学传统，（注：严格地讲，应该是“解除形而上学的中心作用”，因为“消解”(decentre)一词原本的意思是“去掉……的中心”或“非中心化”，后来在中文的使用中逐渐简化为“消解”，从字面上反倒看不出与“中心”的关系。不过，这对理解上似乎并未造成太大的妨碍。）无疑是后结构主义最显著的标志。然而，这并非是后结构主义的首创，而是对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进一步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后结构主义的最重要的历史先驱，因此我们不妨从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来追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
1.对于西方文明的总体批判
在现代思想家当中，尼采是对所谓的西方传统展开彻底、全面和持久的批判的第一人。在尼采看来，柏拉图关于不变的理念世界与流变的感觉世界的区分所确立的这种基本对立主导了欧洲思想和历史进程。按照尼采对柏拉图的解读，在这种区分下，我们的现实世界在与另一个更完善世界的对比之下被贬低了。那么曾被尼采称之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正是建立在柏拉图的这种对立之上的，因此基督教要去宣扬此世苦行来世回报的教义。虽然现代性对于宗教的怀疑削弱了对于来世的信念，但并未成功地将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所否认的意义或价值归还于当下世界。其结果便是虚无主义，即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盛行的一种无意义或无价值感；尼采以“上帝死了”这句名言恰到好处地表达了这种虚无主义状态。
海德格尔正是由于全面地研究了尼采才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从现象学研究转向了总体批判。尼采对于西方文化的指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道德批判形式，针对的是其宗教和政治基础，而海德格尔则将欧洲文化的道德虚无主义看作为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的征兆。在海德格尔看来，当思想被禁止提出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时，虚无主义就深深印刻于西方文化的起源，其最终结果是当下世界的虚无主义。在这个世界中，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最终实现了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支配。而人类本身却在越来越受管制的生命中失去了意义感或价值感。海德格尔认为，超越这种虚无主义之路在于对西方文明展开一种总体批判，彻底拆除其最深层的和最基本的假定，从而为建立一种新兴的存在与人的关系扫清道路。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并不是另一种哲学或意识，而是更新的和更为本真的，不再受逻辑、科学和现代技术所支配的经验言说和思维方式。
海德格尔的这种反思方式使得其后来的著述越来越诗意化，甚至神秘化。就这方面而言，后结构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倾向于追随海德格尔，同时在许多方面仍然贴近于尼采的批判立场，但是后结构主义者对于尼采的接受主要表现为认同尼采对西方文化所作的宣判：西方文化最终是由哲学所决定的，欧洲哲学在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任何批判工程必须首先从总体上去动摇和拆除与西方形而上学相关的假定和观念。
2.求真意志与权力意志
尼采在寻找西方文明的虚无主义轨迹的驱动机制中发现，虽然西方哲学及其旁系是以求真意志为其特征的，但这不过是一种更基本的和更普遍的原则—权力意志的历史变体。按照尼采的分析，权力意志不仅仅是个人欲望的一种功能，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原则。这一原则规定着一切，从自然、社会乃至人的存在，以至于任何事物最终要设法获得其存在都必须划出其形而上学的势力范围。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顶峰，是表达西方传统的最终意义的最后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观念，由此可以走出权力的专制去迎接存在与人的新关系的黎明。
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海德格尔对于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释表明，总体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去揭示所有文化话语、文化制度以及文化实践是如何在特定的权力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及如何被用来去支持和强化这些形态的。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权力问题并不仅仅是某些形式的经济组织的历史特征或附随现象，而是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和话语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可以借此来抵御任何严厉的政治批判。
3.语言的中心性
如果说尼采以“真实的幻觉”揭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虚假性，那么海德格尔经过反思之后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这一著名论断。（注：surber,j.p.,1998,p.188.）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对于人类经验和思想的控制是逐渐地渗透于我们的话语方式，因此必须从语言中去寻找这种控制的根基。那么要重新发现存在的意义，则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新的语言观和一种与语言的新的关系。显然，尼采和海德格尔对于形而上学的揭示预示了对语言的中心性的消除。
后结构主义汲取了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见识，将话语及其在不同文本的具体作用列为其批判纲领的核心。他们认为，话语与人类关系连接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对文本中的操作机制进行批判就等于批判文化本身。事实上，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文化即是其各种话语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对文化展开批判即是去揭示形形色色的文化文本显现其特定的权力形态的方式，去揭示为什么文本偏爱于某些术语、隐喻和修辞而压制其他对于文本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术语、隐喻和修辞。那么，所谓彻底的批判的目标则是去揭示文化文本所造成的“真实的幻觉”，去揭示建构文本所经由的偏爱和压制的过程，从而让人们认识到占主导地位的术语和隐喻如果没有正是它们试图加以遮蔽和压制的这些限定便不会有任何意义。换言之，如果语言是隐喻的集合，而这些隐喻在其起源被遗忘时又成为固定的客观术语或真实概念，那么彻底批判的任务则是通过揭示其历史的、偶然的和任意的谱系来产生一种非神秘化（祛魅）作用，彻底揭穿其妄称客观真理的虚假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后结构主义的批判之所以往往带有似乎让人难以理解的怪僻风格，其原因显然与这种语言观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语言从本质上讲是语言手段和修辞手段的一种复杂和动态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作为一组所谓带有真实性的命题来加以分析的某种东西。同时，从后结构主义者的愿望来讲，他们是不惜一切代价来力求避免建构另一种“真实的”或“概念的”话语，因为这样的话语会使他们陷入他们要去批判的陷阱，这样后结构主义自身的表述风格便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其批判话语的风格并不是一种随意的或突发奇想的选择，而是一种批判手段，用来对他们所批判的文化话语的术语进行例示、折射、颠倒或游戏。因此，后结构主义的基本策略并不是力图陈述关于某一文本的某些真实论题，而是让其话语风格产生工具、折射和离变作用，进而教授读者如何自己来批判文本，也就是说其目的不是设法让读者相信某种真实的或客观的文本解释。不过这样一种策略是否成功仍然是一个问题。
4.消解策略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到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那么要理解后结构主义的“消解中心”策略——即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中心性——则需要以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作为出发点。黑格尔的宏大哲学综合是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断定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关于现代哲学的发展（开启于笛卡儿的“思想的我”这一概念，后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费希特和谢林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黑格尔认为西方传统的最高境界乃是自我意识即人的意识的最终实现，也就是说主观性意识到自身是所有现实、真理和存在的来源。在黑格尔看来，虽然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自己”为西方哲学确立了基本议程，但是，苏格拉底的这一规劝只是在后基督教即现代世界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黑格尔以最为极端的形式确立了意识或主观性的中心地位，认为意识或主观性是所有真理和存在的中心，是不可反驳的终极法庭，它负责裁决一切有关真理、意义和人的价值的断定。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存在都无法拒绝纳入自我意识所代表的绝对和封闭的循环：自我意识的主体没有“自身之外”（outside,出位）和“他物”（other,他者），（注：surber,j.p.,1998,p.189.）因此它标志着神在人间的真正的道成肉身，虽然仅仅表现为图形或符号的形式。
其次，与这些思想紧密相连的是黑格尔的文化观，尤其是他把哲学视为文化的最高体现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西方文明的真正可以流芳千古的成就，乃是像黑格尔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所提出的思想和体系，因为每一位哲学家都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形式的纯理性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位哲学家都体现出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的自我意识或主观性。黑格尔对于文化和历史的这种解释之根本，在于认为所有文化文本最终必然是哲学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所最为清晰表达的“真理”。不过黑格尔认为，将一个文本视为合理的，意味着文本是一个有内在连贯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达的是贯穿于全部文本的惟一的主导思想。换言之，按照黑格尔哲学范式的解释，文本应该被看作为完全明晰的中介，直接地和毫无扭曲地把作者的合理统一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对于在哲学上自我意识的解释者来说，他应该能够把握赋予文本以生命的本质和统一的概念，文本的具体内容或风格与其哲学意义和意谓全然无关。后者只能是连贯的、统一的和合理的。因此，黑格尔将文本视为合理的、统一的和中心化的观点，与他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所有文本的最终来源是完全对应的。
最后，黑格尔的观点意味着，历史绝不能被看作为仅仅是经验事件的偶然排列，或各种传统的一种复杂织体(texture)。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在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对现代哲学的统一的、必然的和合理的展开。哲学的历史构成了历史本身的真正本质和范式，因此真正的历史只能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实际上，黑格尔甚至走得更远，认为历史是一种普遍的、超越个人的“世界精神”达到自我意识，是对注定要发生的进步所作的一种惟一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叙述。这种历史观，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来讲，就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那么去解释历史文本不过就是确定它们在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这个支配一切的目的论的发展过程当中所发挥的特定作用。
虽然黑格尔以后的几代思想家对黑格尔的哲学抱以摒弃的态度，但是黑格尔哲学赖以为基础的基本概念依然产生着影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者就是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西方形而上学的这些残余，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批判策略则旨在消除形而上学的核心观念。
于是，拉康去消解主体，德里达去消解文本，福柯去消解历史。虽然他们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采用了不同的批判话语，但是他们的消解策略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因此要在他们的观点之间划出明确的界线反倒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无论哪一位后结构主义者，他在进行消解之前首先要超越结构主义的种种二元对立。或者说，后结构主义的消解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为主要对象和背景来展开的。
三、超越二元对立
后结构主义的产生恰恰以结构主义作为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结构主义是在超越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过程中来具体实施自己的消解策略的。所以说，消解并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设想，而是具体的理论建树。众所周知，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于认为一个文本或现象的表层结构与其深层结构之间可以清晰地划分出一条界线，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这种区分不过是在重申生成与存在、意见与真理、表现与实在、现象与本体等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且在每个对子中总是轻前重后。后结构主义认为，在每个对子中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互依赖的，因此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的区分是假定的，是意义或意指(signification)游戏的产物，并不是现实的或终极的区分。不仅仅是深层结构必然要左右表层结构并在表层结构上显现自身，而且表层结构往往要反抗，打破乃至否弃深层结构的所谓逻辑。更具体地讲，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寻找任何文本的意义并不应在文本本身背后或底层的深层结构中去寻找，而应在文本自身要素的不断转换的意义游戏中去寻找。
这样，后结构主义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然而，这种突破是具有真正的认识论意义，还是走入了一种更加极端的主观主义？或许，后结构主义的对于二元对立的超越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补救，也就是说在结构的观念处处捉襟见肘的时候，后结构主义以一种更加令人迷惑的意义游戏把人们引入一个更加远离自然世界的文本世界。这中间既可以看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断裂，也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断裂可能是一种假象，它掩盖的也许是一种转换或延续。从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所谓超越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超越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或者说是一种游戏方式的转换。
1.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结构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源自索绪尔关于记号的定义。索绪尔把记号定义为能指(signifier)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关系，后者被看作为一种心理概念。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任意的，因为从其根基上来讲并不存在任何自然关系。然而，一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被确定，由此产生的记号往往被看作为语言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单位。对于这种稳定的、静态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者显然不能予以认同。于是他们在能指与所指前面加上“可变”(sliding)一词来标明同结构主义的分歧。所谓“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的概念无非是把一种静态的概念转换为一种动态的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地转换和变化，因此同一能指在不同语境或不同历史时期可以根据与之相关的所指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后结构主义以语言的文学使用，尤其是以诗体和修辞手段作为例证，来强调意指的创造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与结构主义的僵化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他们指出诸如隐喻和转喻这些手段比之结构主义拘泥字面意义(literalism)的做法更能体现语言的实际性质。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结构主义所描述的语言结构正如尼采所言，不过是隐喻和其他比喻的残余物，它们通过不断的重复和流传而丧失了其诗的光泽。（注：surber,j.p.,1998,p.192.）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显然是要将诗意归还于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在本质的意义上是诗”（海德格尔语）。这种诗意乃是真正的意指所在，它如同海神普洛透斯千变万化，稳定的语言结构是无法捕捉到这样一种品质的。
2.语言与言语以及封闭问题
后结构主义者沿着同样的思想轨迹，拒斥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之间的严格区分。后结构主义的可变能指与可变所指关系的蕴涵是，一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可能性不可能脱离语言的实际使用，因为在语言活动的实际发生当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总是在铸造新的和有创意性的关系，语言系统本身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那么，一种语言绝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给定的和封闭的意义可能性母体，实际的言语活动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语言创新的历史档案馆，某些意义可能性不断地被抛弃，其他的可能性又不断地补充进来。
后结构主义特别批判了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系统或它们所产生的文本的封闭性(closure)的假定，认为这种假定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残余。对此，后结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语言和文本是彻底开放和多义性的。这就是说，语言和文本可以传达多重意义，接受多重的解释。因此，语言和文本是进行意义游戏的开放空间。
3.共时性与历时性
虽然结构主义把共时性与历时性作为一个二元对立提出，但是其分析显然更注重于前者，即语言、文本或文化的共时维度，而对其历史的，即历时的发展的注重则逊于前者。后结构主义无意去重新进行历时性的历史叙事，它的关注点是指出共时性与历时性区分的人为性和不充分性。显然，一个“时间片段”是从一个动态的时间过程抽离而来的，正如同任何动态过程都可定格于某一个点，从而产生一个时间剖面进行分析。过程与剖面始终是同一现象的正反面。然而，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更为关键之处在于：正如同结构主义的共时性分析所寻求的系统结构实际上是由于压制意义游戏而产生的一种幻觉，历时性分析所产生的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同样是有效假定的人为效果。不仅语言及其文本自身是开放的和多义的，而且它们的产生、接受以及相互影响的历史不能按照某
种连续的或没有断裂的弧形来勾勒。后结构主义者意在指出，各种不同的语言产物和文本是随着时间以相当任意的和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影响、相互借用、相互评注，而且经常是相互削弱对方的表面意义。为此，后结构主义有时使用“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一词，以唤起对于随着时间而进行的文本游戏的注意。这样，后结构主义拒斥了任何关于某种无所不包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允许各具特色的文本去相互影响、相互对抗。
4.作为纵向聚合关系的书写
作为结构主义的奠基者，索绪尔对于口头语言的注重显然胜过书面语言，因而“说”处于一种特权位置，而“写”则处于次要位置。在他看来，写只不过是一种“关于记号的记号”(signofasign)，（注：surber,j.p.,1998,p.193.）是对口头语言进行编码的第二级的即辅助的工具，其自身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语言学意义。因此，在结构主义的纲领中，写从未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后结构主义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缺陷，认为对写的压制是结构主义所沿袭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个典型特征。于是，后结构主义者反其道而行之，对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重要性进行了颠倒。首先，后结构主义者认为，重口头语言轻书面语言，或者重生动的说轻无声的写，自然导致结构主义从心灵的角度或其概念思维过程来推断结构的某种最终来源。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曾经认为，他所研究的结构是人类心理或文化的固定和不变的特征，（注：surber,j.p.,1998,p.193.）而这中间所蕴涵的恰恰是后结构主义要去否弃的那种本质主义观点；其次，认为说而不是写是语言的纵向聚合关系的表现，往往加剧了结构主义对于意义游戏和意义多义性的理论盲目性，因为这无形中是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原则上，任何陈述的意义都可以通过进一步追问说话者来澄清和确定。当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在书面文本中发生，但是在结构主义那里，关于确定意义的说话者的在场的观念自然地扩展到关于写的观念。因此，结构主义往往像理解语言系统本身那样去理解文本，将文本理解为封闭和统一的整体，具有与作者建构文本时的意向相对应的确定意义。
在后结构主义看来，写为理解语言的实际功能提供了一个更为充分的聚合关系。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写本身呈现为一个表层上的有形标识组合，它们由不同的间距（spacing,间隔）和标点来分隔，而写者即这些标识的制造者往往并不在场，无法进行澄清。恰恰是写的物质性表现了它的人为构想的性质及其记号的“在场”与间距的“不在场”之间的游戏。这就是说，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一个多义的构成，具有许多“开放”点，解释可以从这些开放点进出。作者作为对其自己的书写的“权威”，他的不在场恰恰显示出读者的活动的重要性。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去重视作者所要表明的意义，即按照作者在一种语言中选择的结构可能性来确定的意义，而是在读者自己的解释语境中去对书面文本进行破解，重新编码和游戏。
由此可见，所谓对二元对立的超越，无非是从一个语言的、科学的世界转入一个文本的、解释的世界，无非是从结构、逻辑、方法转换到解构、解释、游戏。这种突破能否完成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摧毁？
其实，无论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德里达的解构谋略，抑或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尽管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只能说他们完成的是一种认识视角的扩展，并不足以颠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因为后结构主义本身不过是一种“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注：anderson,p.,1983,p.54.）简而言之，它只是对实证主义的声讨中的一种呼声而已，并不足以形成一种认识论上的革命。
当然，后结构主义并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游戏的循环，它所提出的解构对于文化分析和文化批判确实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四、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正如同结构的观念当初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解构的观念一经提出同样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如同当年英美人类学界对于结构方法趋之若鹜，一时间结构分析几乎弥漫于所有人类学研究，解构同样在70～80年代红极一时，特别是在美国“耶鲁”学派的推动和普及下，从文学批评领域扩展到整个文化研究领域。这说明解构并不是德里达本人的专利，并非他一人所玩的“游戏”。解构之所以成为一股“思潮”，正因为解构已经走入了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解构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解构，而是具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不过，“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被清楚界定的“流派”，虽然通常大家会将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of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claudelevi-strauss）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结构主义语言学范文6
关键词：语言学 索绪尔 承继 影响
粗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难以就文章的各章各节作一一概括和评述，毕竟这是一部见解独到、内容精深、系统广泛的划时代语言学巨著。同时，有感于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表J.希利斯？米勒的关于任何文本在文本序列中都处于“寄生”与“寄主”的地位的观点[2]，于是试着以此并结合《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特点来梳理一下这部著作对前人的承继和对后世的影响。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当然非亲自所著，由其学生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应该是20世纪以来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索绪尔充分吸收了前人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作为自己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石。与此同时，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又对后世语言学领域乃至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的建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承继
在索绪尔之前的语言学，大体分作三个阶段，先是讲语法确立规范，然后是注重对文献的历史研究，即是所谓的语文学阶段，再然后是比较语文学确立，研究辨析语系的亲缘。这三个阶段中的后两个，已经对语言学的大多数问题有过阐述。不过索绪尔以为即使是比较语法阶段，仍不免“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3]。
在前人的基础上，索绪尔大胆采用了有异于传统的历时研究方法的共时研究方法，开拓了语言领域的新天地。索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突出特点有：一、第一次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二、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提出了所指和能指的概念。三、阐述了语言系统中语言的横组合关系和纵聚合关系。四、第一次将语言学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
二、影响
索绪尔的语言论无疑是划时代的，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它的启发下，产生了许多新的语言理论和批评理论（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及符号学批评、解构主义等）。这里单就后者作点概述。
1.俄国形式主义
索绪尔将人类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层次。同时又将语言学划分为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认为历时语言学研究言语的历时性发展，共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强调建立共时语言学，要求排除语言的历时性干扰。他试图告诉人们，任何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是因为超越其上的普遍的语言结构在起作用。这直接启发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文学语言普遍法则的关注，如研究诗的格律和韵律等诗歌普遍遵循的形式规则，真正达到对文学的科学性的研究。此外，索绪尔区分了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俄国形式主义也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认为重点是内部研究。形式主义者接受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系统、共时性和语言学中各种因素相互类比的结构观点， 把音位学作为语言成分的因素用来剖析和构建形式结构。
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后期的布拉格学派， 深受索绪尔的影响， 其批评理论中出现了系统的概念， 显现出了现代语言学的影子。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理论是通过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对比来解释诗歌的“文学性”， 而这一区别性正是索绪尔理论思想的内涵之一。“他（索绪尔） 帮助我们理解区别性的重大作用， 正是区别性组织了周围世界的结构和惯例系统的结构， 才使人类能够赋予事物以意义”[4]。
2.结构主义――符号学批评
索绪尔对言语和语言的区分，突出了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它告诉人们，任何言语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够表情达意是因为超越其上的普遍的语言结构在起作用。这一思想同样直接启发了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模式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将索绪尔开创的共时语言学方法、符号学理论及结构主义音位学的观点运用于他的人类学和神话学研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语言学的基础，就不可能有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索绪尔曾经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包括语言学在内的新学科“符号学”。后来符号学的创立者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建立了符号学批评方法。如罗兰？巴尔特的《写作的零度》就借助索绪尔语言学模式在文学符号学领域展开研究。格雷马斯接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符号矩阵模式。
3.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索绪尔关于言语和语言二元对立的语言学是建立在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之上，解构所要做的就是要消解这些“中心主义”和等级，于是，他从语音和文字入手。同时德里达在索绪尔语言学关于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以及差异性原则的接受和怀疑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构的重要概念――异延。
参考文献
[1][3]普通语言学教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商务印书馆，2005；
[2]作为寄主的批评家，王逢振、盛宁、李自修，漓江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