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论文范文1
长期受到国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现象称为“均势”，在无政府状态下与市场进行类比是均势得以成立的基本假定。通过沃尔兹的研究，我们发现，构建一种没有政府状态下的秩序构造要建立在充分考虑有关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这和市场经济是非常接近的，国际政治系统在根本上是自发形成的，也是个人主义的。与国际结构一样，市场的建立与维护也根源于每个单元所遵守的自助原理。所以，每个单元的存在或消亡都取决于自己。这种理论利用无形的手来调配市场资源，把国际政治构造比作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以达到整体均衡的目标。沃尔兹的理论假设有一条大概是这样的：只要系统的成分是相似的，那么各种领域当中都可以使用构造的含义。经过改正之后的某一特定领域的理论，同样可以适用在类似的领域中。
二、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价值
目前，西方学者已经达成共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可以综合在一起，两者只是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同一种事物，并不是有分明的界限。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的假设，这样，一些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就给均势理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国际政治关系中理论机构与单元件的互动缺乏，导致无法完全否定宏观经济学的存在，但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有一部分的否定。在微观经济学中，由看不见的手协调而实现的自动均衡的原理，单纯强调逻辑推导，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市场实际。这个理论亚当•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论证，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但绝对不是终点。在之后的微观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也证明了这个假设。竞争关系下的平衡需要具备的条件有很多，所以一些利己的市场主体行为，即使完全竞争也无法实现最好的均衡状态。还有一些学者的观点是国家也是可以理性行动的个体，所以国家的自助行为也同样可能造成平衡而无法确立。价格战会使得每个消费者得到最大的满足，由于这种情况，自由放任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应该是最好的政策。但沃尔兹并不承认这个观点，他认为外力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均势没有确立的原因。这一观点受到的冲击还来自宏观经济学给自动成立均衡带来的挑战。假设一般情况下，均衡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那么沃尔兹没有看到的论点就可以被肯定，就可以将平衡的破坏与维护统一到一个层面上来。这样的研究方式对于已经被建立起来的结构现实主义层面的均势理论构成了挑战和补充。例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于喜好，购买一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促销产品，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就为市场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所以市场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定都是有一定的情感倾向的，并没有加入理性的思考，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际政治生活中，国家进行调控对为关系经济学中的均衡是自动生成的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每个国家在作出重大决定时，都要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要考虑到自身的收入以及需求。
三、结构现实主义均势理论与宏观经济学的关系
当前的国际关系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这些独立的个体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国际政治秩序想要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就要求每个国家都能够理性地掌握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结构并不能够长期存在。以上表明，市场中的平衡状态主要是依靠没有瑕疵的理性而达成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状态根本无法实现，虽然沃尔兹发现的理论并没有建立在每个国家理性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论点确是理性活动的基础，是达到市场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有力的干预，市场就很难实现均衡。在个体与群体有严格的冲突时，这种理性的成立就会有严格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沃尔兹对均衡达成条件的认识，并不能彻底排除宏观经济学。所以，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并没有完全分隔开，宏观分析的方法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对于宏观经济学要就事论事，要建立均衡的形态，就需要有完全的理性。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理论为均势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并使其吸引力增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沃尔兹提出的理论拓展了理论的视野，具有不能完全证明的部分，对宏观经济学的适用也应当区分条件和场合，而不能将其一概排除。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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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主义，从字面意思理解即是一种分解构成的主义，就是将事物整体，分解成独立的单个元素，对单个单位元素进行研究，再进行重组构成的一种主义。它最初是一种哲学思维，始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当时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对语言文字学中的结构主义提出批判，反对它的固有序列似的结构主义，认为这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把结构的构成当成一种枷锁。主张对其单位元素的研究，反对结构，通过对单位元素的研究，形成自我的解构。这一哲学思维反映到设计领域始于八十年代，受到当时社会开放化的环境影响，人们在设计领域也在不断的寻求突破，打破固有思维，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开放、大爆炸时代。解构主义体现在服装设计领域，就是将服装构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轮廓进行解构。通过对服装的内部造型设计的结构线、领型、袖型和其它零部件的研究设计，注重对某一单个零件的研究设计，然后重组此类零部件，以期突破传统，打破固有的设计思路，形成新的设计风格，炫亮人的眼球。
二、解构主义在服装设计中的运用
解构主义在服装构成的构件上的应用是解构主义应用的一大亮点，它通过对服装的某一个零部件的分析研究，对其进行创新，然后应用于服装的整体之中，实现服装设计的新发现。在1999/2000年秋冬的迪奥公司的产品中，其推出一款与传统的开片方式结构很是不同的一款新式绿色长裙，采用了由右肩向右腰部倾斜，再向左下方旋转的的缝合线开片方式，同时它对缝合线部位还进行了深绿底色宽饰边的修饰。如此打破传统的开片方式使人眼前一亮，首先设计者对缝合线这一单位元素进行了抽离，从服装整体中将缝合线这一元素抽离出来，对其进行单独的设计，通过对这一元素的创新，然后应用于整体的创新，实现以点破面，达到以小博大的目的，同时它又体现出服装设计者的一种思维，一种线条思维，变换的缝合线，改变的线路，是否也反映了设计者对这快速变化时代的感想，由此反映到设计当中，打动人心，让人喜爱呢？服装上的图案的结构向来是服装设计的一个重点，服装设计中的图案反映了人们的思想，可以说通过对服装图案的挑选，人们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而对服装设计图案的选择，是服装设计师的一个敏感点，这一图案的选择可以反映时事，也可以反映设计者的思想，总而言之，图案的设计是有思想的，有灵魂的，它必定要有所反映，能让人看到能够引起思想的共鸣。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后，有一段时间伊拉克新闻发言人的头像作为一种服装设计图案，在美国曾流行一时，因为这一头像代表了不畏强权，敢于反抗的一种象征。这引起了一些有反抗精神的青年的共鸣，所以它就可以作为一种精神元素作用于服装设计之中。所以对于服装图案这一元素的研究，就在于其所代表的含义，通过对这一元素的分析研究，运用解构主义，将其实现的时代精神归于服装设计之中。解构主义思维对解构主义在服装设计中的影响，服装设计者的解构主义运用是服装设计解构主义运用的灵魂核心，无论是服装的构件还是图案的分析研究、精选创新，都离不开服装设计者，它都是服装设计人员思想的一种体现，服装设计的解构主义实际上是服装设计者思维方式结构主义的一种体现，它运用于服装的设计当中就是在服装中体现设计者的思维情感。譬如就个人而言，笔者比较喜欢“安特卫普六人组”中的维尔特•范拜尔唐克，它的服装设计主张“无性别主义”，认为它所设计的服装男女皆宜，其作品的灵感来源源自于视觉艺术、文学、大自然和音乐、宗教等。它喜欢大自然的狂放，在其作品中你可以看到强烈的色彩对比，感受到无比的视觉冲击力，引起人们对大自然狂放力量的无比共鸣，这种思维的打破传统，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对服装元素的及其组合的固有思维，从思想元素进行创新，体现在服装设计当中。如此实现服装设计的解构主义创新。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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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即服装的外部轮廓，它对整体的服装款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服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首要考虑的因素。服装的造型设计是在遵循人体的基本形态特征以及活动状态的基础之上，依据人体结构原理和运动规律而形成的，并在此基础之上赋予服装形式美感。在当代解构主义的影响之下，服装造型的原有结构被打破，呈现出了一种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形态。在具体的服装设计过程中，设计师常常对服装的原有造型进行大胆的改造，先把服装原有的结构进行拆散分解，然后进行创新性的组合，以形成一种充满视觉张力和吸引力的复杂造型结构。具体而言，解构主义在服装造型方面的应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其一，打破服装原有的结构。在现代服装造型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严格遵守解构主义的设计理念，对传统的服装造型以及外部轮廓进行大胆的改造，并通过拼贴、重组等手法设计出一种全新的造型，从而使服装造型既鲜活明确又严肃庄重。以日本著名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的“一块布”服装作品为例，该服装在造型上打破了原有的服装结构，就像是一块披在肩膀的毯子，只有极少的几处开剪衔接处，并且整个服装设计中没有一处省道。可以说，这是对传统服装结构的突破，是对传统意义上借助不同位置的收省处理方法来塑造人体线条的服装造型设计概念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其二，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是解构主义设计大师最常用的一种设计手法，也是解构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其恰好为服装设计师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和设计空间。这种逆向思维方式摒弃了传统的形式美法则，否定了对称、均衡等常规性的设计原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服装造型会呈现出一种奇形怪状的视觉效果，细细品味又会发现其蕴含着独特的形式美感和神奇魅力，可谓是“看似无形，却疏而不散”。如英国时装设计师维维安•韦斯特伍德就经常采用颠倒错位的逆向组合来设计服装造型，他所设计的1988年春夏女款中的一款就是将女性衬衣中的领口处替换为男性的尖角领，衬衣门禁也随意敞开，胸部再配以一只看似无意之中塞入的方形手帕，从而带给人一种毫无逻辑的颠倒错位之感。
二、解构主义在服装色彩方面的应用
在所有的视觉要素中，色彩是最直接的视觉传统方式之一，它能够赋予人们不同的视觉影像和心理感知能力，服装设计也不例外。现代服装设计就十分注重服装色彩的表现力，并将极具现代感的解构主义巧妙地融合到了服装设计过程中，从而创作出了一种全新的服装色彩形象。保尔•西涅克说过“色的分解是为了赋予色彩最大限度的光亮，并通过相互排列的色点在眼睛里产生一种色彩的光、大自然的光以及色的灿烂。”在服装设计过程中，色彩的解构主要包括“结构色彩”与“重构色彩”两个过程。结构色彩是一个集采集、过滤与选择为一体的初始阶段，是对色彩的分解；重构色彩则是将初始阶段的色彩进行归纳总结，以形成新的色彩形式。下面我们就将针对这两个过程对服装色彩设计中解构主义的应用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其一，归纳解构。从具体的服装设计及其操作角度来讲，归纳解构可以理解为对色彩的分解，即按照一定的设计原则对原有色彩的色调、色相、色块面积等进行统一的分解，然后重点采集其中最具典型性或是个性的色彩，将分解出来的色彩正式应用到服装设计的过程中去，包括抽取与支解两种不同的方式。这是一个分解、发现、过滤和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服装设计师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也最具有解构价值的色彩素材。如服装设计大师胡塞因•查拉扬在2002年春夏装会上对分解色彩的运用就十分成功，他借鉴了我国少数民族服装，并对色彩进行支解，重点提取其中的黑色，削弱原有的高明度与高纯度的色彩，成功演绎了对我国少数民族服装中五彩缤纷色彩的解构设计。其二，创意重构。色彩的创意重构是建立在归纳解构基础之上的，是按照不同的构成原则将原来不同物象中的不同色彩注入到新的组织中去，以重组产生一种新的色彩形象，这是更高层次方面的色彩分解，需要设计师对色彩有敏感的感知度和操作力。色彩的创意重构有利于打破服装色彩的单一化和沉闷化，实现传统服装设计和现代前卫化的服装设计之间的平衡。以色彩大师MarcJacobs的05春夏服装为例，其在不同明度与纯度的蓝色色块中加入了橙色以及黄色两种颜色，从而打破了原有色彩的和谐，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对比。
三、解构主义在服装材料方面的应用
服装材料是服装设计的载体和物质基础，无论何种款式、何种色彩的服装都需要借助服装材料表现出来。解构主义影响之下的服装材料打破了传统服装面料和组合方式的限制，对于材料的解构和利用到了一种无所不能及的地步。一般来说，解构主义服装设计常利用消解、否定或颠覆等手段来作用于服装面料，改变服装面料固有的样式和形态，以产生全新的视觉效果。服装材料在解构主义的修饰之下则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风格特征，或是富丽堂皇、或是清新质朴，亦或是浪漫唯美，从而满足不同受众的审美需求。具体而言，解构主义在服装材料方面的应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其一，拼贴与堆砌。拼贴与堆砌是指设计师按照一定的形式美法则，将不同质地、色彩、纹样、手感的材料进行并置结合或是简单的重复叠加，以使人产生一种多元并存且具有不同起伏感和空间关系的视觉感受。这种解构方式具有很大的灵活自由性，并且会随着拼贴材料的摆放位置以及材料形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视觉效果，其完全颠覆了传统服装材料的选用原则，赋予了服装材料新的肌理效果，同时也增加了服装的趣味性和装饰性。如张肇达时尚会上的时装就采用了这种拼贴堆砌的解构手法，其将不同质地和不同色彩的面料进行堆砌组合，或是层叠褶皱、或是流苏缠绕，将服装的妩媚妖娆之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二，变异与夸张。变异与夸张是指对服装材料进行“创造性的损害”，通过改变原有材料的形体特征和动势特征来形成一种“新”的材料，刻意制造出一种残缺、模糊、夸大的异化效果，其常常应用于服装的局部设计。例如，Viktor&Rolf03-04秋冬成衣中一款大衣的脖领处采用的就是夸张变异的解构手法，其将原本由一层材料构成的脖领领面进行了夸大数倍的应用，设计出了8层领子，从而提升了该材质面料的挺括度和夸张度，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视觉效果。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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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叙事学研究
20世纪的叙事学诞生于法国，这和古希腊伟大的哲人亚里士多德是分不开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巨著《诗学》里最早出现了关于叙事学的古典研究。其书中观点认为诗歌的目的是模拟而非再现人类的行为，但这种模拟不是一种单纯的模拟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模拟。这也是创造性理论的提出。在这里，模拟虽不是切实发生但却是对现实的再现。而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提出，到本世纪以来，在文学领域中也掀起了不小的浪潮。
(一)俄国的形式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代表人物有什克洛夫斯基和普洛普。什克洛夫斯基在1917年发表的著名论文《艺术作为手法》中提出旧的艺术已经死亡，新的艺术尚未诞生，只有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才可以使人恢复对世界的感知。他强调艺术的形式绝对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而是生活的变形，他认为艺术应独立于生活，而不是单纯地模仿，这样做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他特别关注人的注意力，他认为那是人保持新鲜生活的生命所在，艺术只有进入一种“新”的形式，才能召唤出另一种独特的生命，这种独特的生命足够能引起人们去追随、去感觉、去认知。要避免艺术形式中的“自动化”，这是不可取的。总的看来，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但他过于片面地强调文学的自足性，也未免过于形式主义化了。普洛普于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尤其是他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一书，这部书被誉为结构主义奠基之作，被看作是叙事研究中一个旗帜上的创新。在此书中讲叙了叙事研究意义的生成。就像美食家对待菜肴一样，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了分析、调配，以故事为元素，将叙事进行不同组合。在他的整个研究中，始终贯穿着一条准线，那就是试图提炼民间故事中的共性。在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普洛普从人类学中引进了一个概念———“功能”。他认为人物的行为是不变的，他将其称为“功能”，并把它作为分析民间故事的最基本单位。在他的分析里把角色的功能细分为31种，他将这些功能按一定的顺序排列，通过这些排列，他发现了我们现在称谓的“角色”。在他的研究中，角色共有7个:反面角色、救援者、协助者、英雄、假英雄、公主(被找对象)和她的父亲、送信人。现代叙事学不是单纯地只有“角色”就能形成故事，形成叙事学的框架。而另外一个元素就是功能。同时拥有了这两个基本元素才能形成现代叙事学的框架。后来普洛普的这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被许多的批评者用于对小说特别是神话的分析，此方法后来经由电影学者被运用到了电影分析中，比如对电影《蝎子王》的分析。
(二)结构主义
如果我们将俄国形式主义作为现代叙事学研究开端的话，那么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将是现代叙事学的别样的一页，对于这一领域开辟，致使结构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直接导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产生。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结构人类学》一书，是直接影响结构主义叙事学产生的作品。在书中运用此种方法分析社会结构，与普洛普的元素量化分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施特劳斯研究神框架，并提炼出神话素，他认为“神话素”是神话故事研究的基本单位。此后，西方学者激情高涨，在学术研究领域纷纷崭露头角，发表专著、论文，使叙事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结构主义的风靡下，于是有了一系列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作品。随即现代文学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如托多洛夫的《〈十日谈〉的语法》(1969年)，他是从叙事的语法角度来研究叙事作品的第一人，在语句排列基础上探讨叙述结构，又把句法分为命题和序列两个基本单位，并第一次提出了“叙事学”这个术语。还有格雷玛斯的《叙事语法》，提出了“动素模型”的概念。在布雷蒙的《叙事逻辑》一书中恢复了叙事作品逻辑单位的多变性及丰富性，并成功地勾勒这些构成要素，是叙事艺术将这些要素组合、打乱和梳理。还有罗兰•巴特，也是一位叙事理论家，在《叙事结构分析导论》(1966年)中认为当时的西方叙事学研究一旦面对现代主义的作品时，结构主义叙事学就变得无能为力了，只能针对古典或是民间作品进行研究。在巴特的观点中，叙事作品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功能，作为最基本单位，它是统领故事的主要方面，被称为功能。第二行为，情节层次，包括叙事作品中人物的分类及动作。第三叙事，在现代作品中，叙事者与作者的关系性。而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笔者认为是这些人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叙事话语》(1972年)及以后的《新叙事话语》，提出了时序、时距、频率、语式、语态等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由于其本身缺点，使它在欧美文学批评中渐成颓势。因为它太强调诗学的科学性，使小说研究呈现出一种数量化的公式，并使批评文章变得生硬和无趣，成了一种曲高和寡的东西，那么其败落是必然的，结构主义只是这样的一次尝试罢了。
二、传统的叙事学的存在
其实就在结构主义叙事学风行一时的时候，还是有一批传统的叙事学的存在。那就是英美修辞学派。他们以传统的手法研究小说的形式，叙事，结构。有的人也称这种学派为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如美国的叙事理论巨擘韦恩•布思，其代表作是《小说修辞学》(1961年)，他反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极端和科学的做法，反对用化学公式的方法来对小说进行批评，主张批评的多元化。那么这部著作也被誉为“小说美学的里程碑”。其中他提出“隐含作者”之意，在叙事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被译为包括阿拉伯语在内的7种语言，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术语，如“隐含的作者”“可靠的叙述者”“不可靠的叙述者”都成了当今叙事理论的标准术语。这无疑是一种“革新”，他对于叙事学理论中的某些质疑，也恰恰反映了他的智慧与才学，这种价值性在西方叙事学的发展中所起到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三、电影叙事学#p#分页标题#e#
电影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领域，但它的领域性虽然独立却不意味着孤立。文学理论、小说理论都能对它产生影射效应。这种效应性不是一时的，也不是短暂的，而是贯穿的，尤其是文学叙事学所带来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而小说理论所带来的影射效应也是特别的。就像所有的电影理论来自文学理论一样。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叙事学，在电影学当中同样如此。电影叙事学理论作为当代叙事学大树上的一个分支，同样有着茂密的叶子，这些叶子就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电影叙事理论大体可分为四个互相交织又有所不同的理论脉络。
(一)以麦茨为代表的“语言结构表意说”60年代出现了电影符号学，这是从电影理论向现代电影理论过渡中擦出的火花。电影符号学是电影理论上的一次革命，在电影符号学的发展中，电影叙事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许多学者用来研究电影。当时的许多电影符号学家也是电影叙事学家，如麦茨就是代表人物之一。麦茨认为电影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叙事形式和结构，而对于电影叙事时空的研究，则提出了“八组合段理论”，也可称之为“语言结构表意说”。在麦茨提出的“八组合段理论”中，镜头分解开，形成8种组合段落。在这其中，镜头在叙事上的魔力被详细地分解、剖析。他的“八组合段理论”也被认为是电影叙事结构研究的重要成果。麦茨对于“电影符号”的理论也算为电影叙事理论开了先河，因此麦茨作为当代电影叙事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名副其实的。
(二)以艾柯为代表的“影像符号编码说”艾柯对电影影像符号学的研究是深刻的，他对电影的认识也是深刻的。电影在他的心目中是有生命的。在他的理论中电影并非现实物象的记录和复制，他重视电影语言的运用，并将它发挥到极致。他对电影符码的三重分节与语文符码的双重分节进行了区分。艾柯的电影理论是在用简单的语言符号形式讲述复杂的核心层面，这是对电影叙事元素的再认识，也只有这样的再认识，才更好地诠释了电影叙事元素。
(三)第二电影符号学的电影叙事理论在这段发展进程中，电影叙事中的符号学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开始了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过程。从结构主义到精神分析、到修辞分析等。这些转化层面都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主要的研究方向。众多影视作品见证了这一转化过程，比如电影《灵数23》，通过数字串接电影情节，用精神层面来演绎现实情境，还有就是劳拉•穆尔维的《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通过女性立场对男性进行剖析，等等。这些理论分析与批评，呈现出的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它们都借用了精神分析法来表现影视作品。这种方法很适用，恰当运用此法会让影片走入观众的心，使画面与观众能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良好沟通。这种发现可以说脱离不开弗洛伊德的精神论，毕竟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的先驱者。将这种“精神论”的理念带入影视中，会让影视作品作为“静止”的语言，形成各种“对话”语言。尽管这种对话需要运用各种对话方法，影片同样需要修辞策略，需要叙事操纵、视点运用，而这也是分析问题的关键所在。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5
空间诗学是当下极具前沿性的学术领域。卡尔维诺是20世纪鲜见的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双丰收的作家，他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研究、鉴赏和品评作品方面有着出色的才华。他被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并提，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卡尔维诺的诗学理论主要集中于《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为什么读经典》、《文学的作用》、《时间零》等作品中。其轻的诗学、童话思维、元小说写作等受到了学者较多的关注。但是人们较少从空间诗学的视野全面审视卡尔维诺的文艺思想、理论话语和文学创作，因此，从空间诗学维度来探赜卡尔维诺诗学蕴含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在20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和变革中，空间理论突破线性时间思维的约束，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领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人们将其称为“空间转向”(spatialturn)。空间转向意味着当代哲学思维范式的嬗变，蕴含着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重要变革。空间转向波及当代各种学科，空间已是当代思想重要理论资源。麦克•克朗主编的《思考空间》一书指出:“空间在现代思想中无处不在。……空间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呈现不同的不同的性质。例如在文学理论中，空间往往是操作者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用来转换文迹。在在传媒理论中，空间呈现出叙事及时间的美学转向特征———一种基于视觉传媒的构建模式……在所有的学科中，空间是一种表现策略”(转引自麦永雄38)。 当代空间诗学理论资源引人注目。巴什拉的《空间诗学》(1957)强调人在空间中的体验和想象，他分析了20世纪众多文学作品的空间意象蕴含的诗性体验。巴赫金的“时空体”、“超视”、“外位”等诗学话语丰富了空间诗学资源。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提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所以，在她看来，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这里引文的拼接，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就是一种不同于时间思维方式的操控文本的手段，俨然是一种空间思维的范式。福柯、列斐伏尔、德勒兹等人的空间哲学又大大丰富和充实了空间诗学。当代诗学的交叉性、跨学科性、文化间性等特征均显示出了它的空间特性。 卡尔维诺的诗学话语中虽没有出现“空间”的字眼，但是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空间特性。卡尔维诺的诗学观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较为清晰的联系，而从空间理论的视域看，结构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文论都是关于空间的诗学。对作家和批评家来说，空间是处理文本的一个方式，空间是对世界的一种感知方式，结构是一种空间存在和感知方式。1967年卡尔维诺移居巴黎，在那里停停留留有15年之久，与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符号学家罗兰•巴特等人来往密切，与原样学派和乌力波文学圈交往频繁。在这个璀璨的文化之都巴黎，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先锋思想丰富了他的创作，充实了他的小说诗学。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诸多概念在学理上与空间理论密切相关。结构主义强调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后结构主义强调开放性、生成性、流变性、碎片化等。它们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处理空间的方式的区别，是审视世界的思路的不同。卡尔维诺虽然没有使用空间这一术语来，但是他较多地使用了具有空间性的诗学话语，有意识地将空间视为处理文本的一种方式。他的迷宫、时间零、结晶体、大百科全书等诗学概念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空间概念，并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检验小说的空间诗学问题，极富思想启迪。 卡尔维诺的文学思想具有典型的空间思维特质，他的诗学及其创作实践都朝向一种开放性、繁复性和生成性。“迷宫”、“时间零”、“结晶体”、“百科全书”都具有浓郁的空间的思维特质。此外，卡尔维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互文性”特点也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思想。 迷宫这个空间体系有许多复杂的通道和死巷，比挪•韦斯认为“迷宫因它的多层次性和复杂表征而成为世界文学形象的典型”(Beno71)。迷宫繁复的空间特点启发了卡尔维诺，他追求多头绪的写作，追求多重理解的生成性，试想，卡尔维诺的哪一部小说不是像穿越迷宫一样费解呢?《命运交叉的城堡》、《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皆是如此。 时间零这个术语极具卡尔维诺的独创性，在他的论文集《你和零》中有提及，更是在短篇小说集《时间零》中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时间零》、《追赶》等试图图解这个理论。在《时间零》中卡尔维诺是这么阐述时间零的:“弓弦松弛，我伸开左手持弓，我右手向后拉弦，羽箭在空中飞鸣，悬停在它轨道三分之一的地方。同时一头狮子张牙舞爪向我扑来，也悬停在它轨道的三分之一的离我的箭稍远一点的地方”(Calvino95)。这个绝对的时间卡尔维诺称它为时间零。羽箭和狮子的空间运行轨迹是微妙的，是通向多种可能性的，空间的敞开性的文学空间实验就是《寒冬夜行人》，每一个小故事都是到某个点便戛然而止，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关注的都是写作的开放生成，极富空间思想。结晶体无限延展，有多个琢面，百科全书有众多的系统，每一个系统都有诸多的线索可以无限发展生成。这些空间体验卡尔维诺十分精巧地运用到了《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小说创作中。 “互文性”(文本间性)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空间诗学思想。卡尔维诺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另一些文本的吸收和转换、拼接、引用等等。《命运交叉的城堡》编织进了很多意大利的民间故事，《寒冬夜行人》模仿了多种国别多种文体的创作，《看不见的城市》化用了历史人物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相关背景。 卡尔维诺的空间诗学和文学空间生产在现在看来极具前瞻性。卡尔维诺在1986年去世，那时候的空间理论尚没有像现在那样丰富。但卡尔维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和诗学理论中已经比较系统地讨论了空间的多元性，看到了多维空间交叠的特征，他精巧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多维叙事空间的创造者。他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和文学空间实验都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特点，体现了后结构主义哲学、美学已和空间理论融汇的特点。#p#分页标题#e# 荷兰哲学人类学教授约斯•德•穆尔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中指出赛博空间是“超越人类生命发生于其间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的一种新的体验维度，而且也就是进入几乎与我们日常生活所有方面都相关的五花八门的迷宫式的关联域”(穆尔2)。卡尔维诺的诗学概念“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多维叙事空间就具有赛博空间的特点。结晶体的多面结构，不断生成不断变化。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繁复”主题中提到:“当代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尤其是作为一个联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间万象的网络”(卡尔维诺105)。结晶体和百科全书的不断生成变化就好比是赛博空间，赛博空间的特点是瞬息同步性、多媒体性、超链接性、互动性等。如超文本超链接一样，结晶体的每一个晶面都能发展，百科全书的每一系统每一个细节可以发展成为繁复的系统。这样的创作，使得传统的线性阅读已经不太适用于卡尔维诺的小说，他的《寒冬夜行人》、《看不见的城市》、《帕洛玛尔》等章节之间不存在时间的逻辑关系，更多地体现了空间的多元、开放关系。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1925－1995)为20世纪空间哲学贡献了以下重要的概念:如生成、褶子、块茎等。这些空间性的哲学概念为我们审视世界提供了新的方式。《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说:“生成是一个根茎，它不是一棵分类树或谱系树”(德勒兹加塔利336)。“结晶体”和“百科全书写作”的诗学概念也体现出了这种根茎的空间诗学思想。根茎，又称“块茎”，是迥异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分类树”或“谱系树”的模式，后者具有中心论、等级制等特点。“根茎”(块茎)则强调开放性和逃逸性。 时间零诗学像根茎一样具有开放性和逃逸性。“对于每一个多元体，都存在着一个边界，它绝不是中心，而是包含之线或极限的维度(我们根据这个维度对其他那些维度计算)———所有这些线或维度在某个时刻构成了一个集群(逾越这个边界，多元体可能会改变其本性”(345)。雄狮纵身跃起、羽箭空中飞鸣那一刻不是高潮，不是中心，而是边界，越过这个点，事物会朝着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发展。同样利用时间零诗学创造的《寒冬夜行人》里是个小故事，每一个故事的结束点与其说是高潮，还不如说是叙述的某种维度，或边界，逾越这个维度，叙述会朝着不同的空间发展。可见时间零诗学具有开放性、变动性的特点，它打破传统叙事的一维性，强调跨越边界，叙事可以有自由驰骋的空间维度。 卡尔维诺的诗学思想与德勒兹的“褶子”(fold)论契合度也是相当高。“褶子”这个概念是德勒兹在他的哲学著作《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风格》中的核心概念。德勒兹认为褶子以其丰富的形态出现在外部宇宙和内心世界之中。褶子的折叠、解褶、再折叠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多重的丰富空间。迷宫就是一个褶子。卡尔维诺的迷宫式写作就是褶子的折叠，迷宫中有无数条曲线与无数个点相切的变化曲线，读者的阅读就是解褶，读者的阅读与阐释其实也是一种再折叠，这反复创造的文字迷宫、意义迷宫不就是一个褶子吗?《看不见的城市》这个文本华丽至极，卡尔维诺说这个文本含义在他的所有小说中是最丰富的，因为他所创造的这个多维叙事空间具有褶子般的变化性、互动性和开放性的精神。 卡尔维诺对小说叙述形式的探索可谓到了极致，他喜欢创新，每一部作品和以往的相比都有新的变化。总的来说，卡尔维诺的诗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最大的贡献是探索了多维叙事空间并付诸于实践。他的多维叙事空间融合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空间哲学和美学等思想，极具前瞻性，它的价值不仅仅限于文学。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6
20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学研究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强化了文学理论的政治言说维度。对此，拉曼•塞尔登等人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解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文学理论成为“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可以说，这一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实质，进人“后现代”时期的20世纪西方文论的确大规模地走向了“理论化”，走向了“政治化”。陆贵山先生指出:“正当中国新时期的某些学人着意淡化和消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时候，当代西方社会却掀起了这样那样的论述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热潮。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国外相关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文化政治”为关键词的研究几乎遍及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学、历史、音乐、绘画、舞蹈、影视、传媒、出版、教育、翻译、身份、种族、宗教、伦理、阶级、经济、法律、国家、建筑、医疗、科学等各种观念、现象和学科，为之提供全新的阐释和研究视角。但是，从总体上宏观地探讨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之关联的研究并不多，尚处于起步阶段。据笔者查阅，最早以“文化政治”为题名关键词的单篇论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写于1973年的((审美主义与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质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为理念的审美主义的纯粹性，即审美主义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圆其说。米雪儿•巴瑞特的论文《女性主义和文化政治的定义》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该文强调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确意识到文化政治会涉及到意义之争。论文通过考察“女性主义艺术”与“艺术”、“妇女的艺术”的区别，认为艺术作品不能与媒体意识形态的再现艺术相混同，从而得出结论:任意扩大艺术的政治意义是危险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艺术作品的虚构、想象和审美之维，艺术的许多方面不能缩减为意识形态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渗透艺术领域的时尚之中能够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着实难能可贵。这两篇论文对文化政治文论的研究有首创之功，但都没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规模的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艺术渗透的研究出现于1990年前后。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费尔德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主编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丛书②，两位总主编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确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话语的冲击下，197()年以来英国文学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发生了“断裂”，新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式重点关注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化)理论的方法、政治义务以及文本分析，因为“文化意义最终总是政治意义”，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们强调指出，作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不再伪装政治中立，“相反，它将其任务定位于改造社会秩序，这一秩序正在以种族、性别、性态和阶级的名义压榨着人民。
显然，这套丛书就是运用文化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各种文化现象，并以发掘其政治含义为旨归。莲达•赫哲仁的((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现代的摄影、绘画、小说、历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关注它们表意实践背后的意识形态编码策略和意义版图的争斗，所以，此书所要探讨的正是文化政治与后现代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论的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一书以“表征”、“意识形态”、“作者”为三个关键词，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理论加以剖析，凸现出这些理论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传统的认识论艺术史观，而代之以符号学的建构主义的文化观、历史观:一者，处于历史语境中的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义深刻地影响着历史叙述和知识建构;再者，新的政治观和表意实践会使得文化价值、文化意义观变动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丛书的共同缺陷是:有关文化政治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战批评与怀疑论之政治》第一次从“怀疑论政治”的角度全面评述和反思了战后兴起的各种批评理论。作者认为，新近出现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精神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等政治化文论以“种族、性别、阶级”为三大主题，克服了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乃至新历史主义批评局限于“学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贴近现实政治，但还是处于政治隐喻的言说状态，难以落实于实际行动。
希伯斯希望强化文化政治文论的实践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战批评”应当加强现实政治关怀，发挥实践功能。从全书来看，他局限于美国一隅，对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当代文化政治文论把握得不够全面，且评价过低。格林•乔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阶级、性别、种族和后现代世界》‘川对“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较为清晰的界定，他们认为文化政治是文化产品在意义、价值、主体性形式和身份建构方面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关涉文化在阶级、种族、性别、身份等社会区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过，他们放弃了文化的人类学含义，只是指艺术产品，包括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和电影。作者从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理论开始，重点分析了文化艺术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的分化和抗争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书的缺点是对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过于宽泛，按照他们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时期即已经存在文化政治文论，这就模糊了它的时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后现代解构普遍性、元叙事、主体本质和意义的稳固性的做法表示担优，因为后现代欢呼差异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会差异，在书的结尾，他们意味深长地反问道:我们是将文化政治当作一项严肃的事业，还是游戏?这种对后期文化政治逐渐脱离经济、制度、权力的忧虑，同晚期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伊格尔顿、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等人的观点倒颇为接近。这也正预示着文化政治随同文化理论一起，在新世纪的“后理论时代”步人反思阶段。2000年前后，随着马丁•麦克奎兰等人编写的《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瓦伦丁•卡宁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让一米歇尔•拉巴特的《理论的未来》、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现，西方文论进人了“后理论时代”。对于文学理论而言，恢复文学的审美、诗性、形式、伦理、价值等被“理论”所遮蔽的层面似乎又成为新的时尚。在“后理论时代”背景下，学界面临的任务是要正确估价和承接“理论时期”所馈赠的政治化文论的遗产，对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深层关联作出新的思考。#p#分页标题#e#
二、国内相关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国内文艺学界为人所知离不开两位海外华人学者的引介和推广。一是谢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学》中涉及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逊在这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用文化斗争来抵消旧的阶级战争，这不仅因为文化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在当代的消费社会里，文化是阶级斗争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场所。谢少波认为，这是一种“新葛兰西式的反霸权政治”，也是对后现代微观政治的修正。二是张旭东，他是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理解文化政治的，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结构，人依赖于这个意义结构来组织个人和集体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问文化的社会政治内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追间文化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但此书并不以文学理论为论述对象，而着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刘象愚等人译介的弗兰西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倒是对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尔赫恩认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义将文化超越于政治的传统看法，发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远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验，它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了。‘川孙盛涛的《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向“文化政治”的转向追溯到卢卡奇和葛兰西，依据就是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这种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开通向美学的道路，使政治与美学的关联纳人文化研究领域的思想大平台，政治与美学的关联更加细密而自然。冯宪光的《在革命与艺术之间:二十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文艺理论研究》也引用马尔赫恩的文化政治观，但他认为，正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的后现代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才提出了“文化政治”问题。从“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著作还包括:陈永国的《文化的政治阐释学:后现代语境中的詹姆逊》、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吴琼的《走向一种辩证批评:詹姆逊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赵国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未关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论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没有达成一致。
当然，国内已有部分学者从总体上注意到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特征。童庆炳等人对文化研究影响下的西方文论政治化问题，有两点概括和担忧:一是它们的“反诗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有着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价值立场，“这就是突出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与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评是一种‘文本的政治学’，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识形态，以及文本所隐藏的文化一权力关系，它基本上是伊格尔顿所说的‘政治批评’。他还注意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少数族裔理论、生态理论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论的繁荣，正是文化政治赐予文学理论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结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一书为“文化政治”概念编写了一个简短的释义，认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权力关系，具体包括性别政治、阳性政治、视觉政治、同性恋政治、身份政治、身体政治等类别，所以，马克思主义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身份研究、性别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点。周宪也撰文指出，当代西方文论从文学理论转向“理论”，也就是从纯学术向“学术政治”的转变，其结果是将传统的人文主义、审美主义文论还原为意识形态的建构物，把任何文学研究都看作是“理论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将文化政治文论形态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60年文学理论”第三次转型”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国情还值得商榷③，但他认为文化政治一维的加人对于面临全新语境的文学理论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实际。本文认为，以上对文化政治文论的概括性论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现状的不足
总的看来，到目前为止，文化政治对文艺理论和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研究在国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关系的研究在国内有所展开，但是，尚存在以下几点缺陷:
1.因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内涵非常丰富、复杂，文艺学甚至政治学界至今都没有对其做出一个清晰的梳理，运用起来相当随意和混乱，这必然会影响对文论政治化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7
【关键词】话语分析；起源；发展；本土化
一、话语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话语分析作为现如今常用的研究方法，并非一蹴而就的。梳理其历程，发现其经过了早期的萌芽与兴起阶段，中期的发展与成型阶段，后期的繁荣与革新阶段。
（一）早期：萌芽与兴起
话语分析发轫于语言学、文学理论、传播学、符号学等人文科学，尤其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1952年，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Harri发表了题为“DiscourseAnalysis”的论文，文章提出了DiscourseAnalysis这一概念，并将Discourse定义为“超越句子或小句子的语言”[1]。国内对Discourse的翻译，还存在一些争议和混用的情况，本文为便于叙述，将Discourse称为“话语”。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继结构主义语言学界的Harris首先提出“话语分析”这一术语和“超句”这一概念之后，其他领域学者同样对“超句和叙事结构的分析感兴趣，T.F.Mitchell结合语境研究了对话的特点[2]，M.A.K.Halliday对语法的系统和结构进行分析，D.Hymes编辑了主要分析文本和谈话结构的语言学论文集[3]。这一时期，话语分析处于刚刚萌芽的阶段，只是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被不同领域的少数学者关注，而远没有形成一门学科。
（二）中期：发展与成型
话语分析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来自各领域的大批学者参与到相关概念的研究之中，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尤其集中在语境（context）、语域（register）、话题和述题（topicandcomment）、指示（deixis）、指称（reference）等课题上。在这一时期成果影响较大的学者有I.Lehister，vanDijk，J.E.Grimes，M.A.K.Halliday和R.Hasan，J.Sinclair和M.Coulthard，H.Rieser，D.Metzing等人，分别对话语分析进行了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发展。这一时期，话语分析逐渐“从结构主义的限制中突破出来”[4]，汲取各个学科中话语分析的养分，不同领域关于话语分析的成果相互影响、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的雏形。
（三）后期：繁荣与革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话语分析迎来了发展和兴盛。1981年，话语分析的专门学术期刊TEXT创刊，由vanDijk担任主编，此刊物的创办可以说是话语分析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20世纪80年代，话语分析研究成果丰硕，G.Brown和G.Yule合著、于1983年出版的DiscourseAnalysis，对话语分析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完善的概括；R.Longacre所著、出版于1983年的TheGrammarofDiscourse，讨论了话语分析框架、概念结构的层次等课题；vanDijk主编、于1985年出版的论文集HandbookofDiscourseAnalysis论述了话语分析的各个领域、话语的各个方面、话语和对话、社会中的话语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在话语分析研究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话语分析在理论研究方面大放异彩，在各领域中的应用也层出不穷、遍地开花。话语分析领域初步展现出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框架，证明其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发展出多种学派的话语分析，近年来，衍生出多模态话语分析这一领域。
二、话语分析的学派与特点
在话语分析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形成了多个派系，按照不同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理论的来源以及研究的重点等方面作出的分类，可以将话语分析分为三个学派[6]，即英美派系，福柯学派和批评话语学派。
（一）英美派系
一是英美学派。英美学派是最早开始研究话语分析的，Harris于1952年提出“DiscourseAnalysis”这一术语，此后英美两国学者率先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故而称之为英美学派。英美学派也可以被称作“应用语言学派”，其中，一部分学者强调“话语”的结构性意义[7]，一部分学者[8]强调“话语”的功能性定义，此外，部分学者[9]对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定义抱有折中的态度。总而言之，英美学派的研究重点是语言的结构和语言的应用。而“从功能语言学角度看，英美学派进行的话语分析是一种‘解释性活动’，其目标是对语篇进行评估”[10]。
（二）福柯学派
二是福柯学派。福柯学派以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的理论为基础，侧重于研究“话语秩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等有关社会实践和社会变革的问题”[11]。这一学派受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的影响也颇深[12]，相比于英美学派对语言应用的重视，福柯学派对语篇、话语分析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情况更为感兴趣。福柯学派的影响很大，更重要的是，由于福柯学派的理研究兴趣，哲学家、传播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学批评家，乃至人工智能专家等领域的学者也加入到话语分析研究的行列中来。
（三）批评话语学派
三是批评话语学派。批评话语分析又叫做批评语言学，最早由R.Fowler等人提出[13]。作为一种语言研究方法，“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是这样不仅对话语的意义感兴趣，而且对话语如何产生这种意义感兴趣”[14]。批评话语分析致力于通过语言形式的表象，分析“权势关系”，揭示意识形态与话语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以及两者与社会活动的联系。批评话语分析同样注重研究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现实问题，并且关注人们是如何通过语言进行社会活动、“保持、创造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合理”[15]。事实上，批评话语分析现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话语分析分支，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话语分析的本土化运用
（一）概念介绍与引进话语分析
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改革开放前，我国尚未引入关于话语的研究，语言学对语法的研究中一般只到句子这个层面，而“篇章段落的分析是作文法的范围”[16]。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有学者向国内介绍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论。1979年就有发表在《语言学动态》上的“《英语话语接应》简介”（周绍珩）、“《超句子统一体》简介”（李卓译述）、“苏联的话语语言学（1948—1975）”（冯加方摘译），这三篇文章首先向国内介绍了话语分析[17]。进入20世纪80年代，对话语分析的介绍和本土化研究的进展取得很大成果。介绍性文章方面，陈平的“话语分析说略”[18]、廖秋忠的“篇章与语句和句法研究”[19]等文章向国内系统地介绍国外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和流派，以及当时的研究动态等。黄国文所著《语篇分析概论》[20]是第一本系统性介绍话语分析理论的专著，从各个方面介绍了话语分析，并且用英文例句解释了话语分析的各种方法。
（二）话语分析实践与应用
1983年，廖秋忠的“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21]首先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对现代汉语进行研究，是国内话语分析本土化较早的体现。陈平发表的“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1987）[22]和“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1987）[23]等文章，“将话语分析和句法研究等方法进行了对比”[24]。这些研究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还出现了话语分析相关的论文集。如王福祥和白春仁主编的《话语语言学论文集》[25]（1989），收录了“句子实际切法”“超句统一体”“篇章分析”“话语语言学和话语修辞”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陈平则提出“所选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讨论现代语言学中有代表性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另一类则运用有关理论和方法，描写与解释汉语和英语中的一些语言事实，所涉领域主要是句法、语义和话语”[26]。刘坚、卫志强、詹志芳、徐赳赳编辑的《廖秋忠文集》。此外朱永生主编的《语言•语篇•语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语用研究论集》中也有部分文章涉及话语分析。
（三）话语分析的未来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话语分析的研究进入高速发展期，成果斐然。如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27]重点介绍了语篇的衔接问题，这是话语分析的一个分支课题，并且采用了英汉对比的研究方式，书中使用的既有英文例句也有中文例句。张德禄的《功能文体学》[28]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详细探讨了文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理论，以及文体特征在各语言层次中的体现。辛斌、苗兴伟、李悦娥等文章就话语分析的方法、理论，以及具体的结构问题进行了探讨。20世纪90年代，话语分析在中国已经是一门发展迅速、研究学者和研究成果众多的学科。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召开了话语分析研讨会，会上重点讨论了“从认知的角度宏观地讨论篇章的理解，从功能的角度探讨篇章的连接”[29]以及话语分析的方法和理论。如今，由于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网络文本的出现使得话语分析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本文。结合计算机编程、文本挖掘（TM）和自然语言处理（NLP）等技术手段，千万级的大数据网络文本话语分析可以成为现实，也将是未来话语分析的新出路。
四、小结
结构主义论文范文8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反社会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