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个寡妇的结构主义

2012-08-16 19:03:20 来源:写作指导

 

《第九个寡妇》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窥探到自抗日战争到这几十年中,中国历史的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的仁义思想在处于政治权利边缘的乡村民间的巨大影响;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这部依然“弥散着阐释者的魅力”的作品中看到人性的美好和不堪等等。这些丰富的文化层面的内涵使这部小说看起来更适合用文化批评的理论来解读。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日尔蒙斯基曾说过:“如果说形式成分意味着审美成分,那么艺术中的所有内容也都成为形式的现象。”他的这种反对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的说法,虽有些偏颇,但为我们解读文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形式的因素,例如故事结构、系统符号、叙述视角等来探讨《第九个寡妇》和其他小说的深层意蕴。   一、外在故事结构的转折变化与人物内心的始终善良平稳形成了巨大反差   结构主义理论家,例如茨维坦•托多洛夫和罗兰•巴尔特等人为,叙述性的文学作品一般可以看做是一个陈述句的展开,类似一个标准语句:主语+谓语+宾语的形式。陈述句展开也可理解为一个主题从平衡开始,突然间出现了不平衡,经过努力或波折,再回到平衡。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普罗普在《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提到的俄国民间童话《雁鹅》很好地证明了这个观点。小女孩的弟弟没有丢失前,文本为我们呈现的结构是平衡的,随着弟弟的丢失,平衡被打破了,经过了小女孩的努力寻找,最终找到了弟弟,故事结构又呈现出了平衡的状态。这中间经历的转化被托多洛夫称为“某些项目向它的对立或矛盾的方面转变。”运用结构主义的这一观点,我们来分析《第九个寡妇》。文本清晰地为我们展示了自抗日战争到这一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发展脉络。在这巨大的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虽微不足道,但也确实是充满了转折和变数;外在故事结构的转折变化就是在历史的变迁和小人物反复无常的命运这两个层次上展开的。蔡琥珀因为舍弃了自已的丈夫,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认领了一个“老八”而变成了英雄寡妇;后来又变成了妇女会主任、史屯农业社的支部书记、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然而这些都没有使她逃脱挂着牌子上街游行的命运,当年的神气被沮丧、后悔、无奈取代。她在台下看着戏中的自已,哭得那么伤心,再后来,她又回到了县里工作。真是人生如戏啊。还有老朴,在期间,他从一个进步的、受众人尊敬的作家一下子就变成了“老朴”,命运的急剧变化使他措手不及。   在《第九个寡妇》中,个人的命运和心境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有一个人的内心始终平稳。她不明白什么叫“集体”,什么叫“反右”、什么叫“四清”,任世道变化,历史变迁,就相信“啥也不如硬硬朗朗的,全全乎乎的”。这个人就是王葡萄。她不管孙怀清是外人眼中的孙掌柜、孙保长还是地主恶霸,她只知道他是她爹,所以,她敢冒死藏匿他;她不管老朴是别人眼中的作家还是“臭文人”、“黑笔杆”,她只知道他是一个可以和她分享同一个秘密的人,所以,她可以在红卫兵走了以后,亲切地叫老朴起来洗脸;她不管蔡琥珀是别人眼中的英雄寡妇、蔡主任还是“社会主义蛀虫蔡琥珀”,她只知道她失意了,是个需要安慰的女人,所以,她说:“琥珀,啥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葡萄的内心就是如此的平稳善良,像一块拒绝世事打磨的璞玉,永远光彩照人。这与外在故事结构的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而使得读者在“变”与“不变”中去品味人性中的真与善。   二、游走与两个对立系统间的特殊符号对生命存在的常态进行了反拨,从而实现了陌生化的效果   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说过“社会文化现象并非简单的物质客体和事件,而是具有意义的客体和事件,因此是符号;其次,它们的本质完全由一个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构成的系统来决定因此如果要研究符号,那就必须考察使意义得以产生的关系系统……“”所以,结构主义首先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即如果人的行为或产物具有某种意义,那么,其中必有一套使这一意义成为可能的区别特征和程式的系统。”我们依照这样的思路来审视小说,可以发现经典小说美学的环境概念,即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这可以被看做是一个系统,而人物则可以看作是符号,在这个系统中运行并产生意义。这个意义可能会被这个系统所肯定,但也可能被否定。在这个观点的观照下,我们来看《第九个寡妇》中蕴含的两个对立的系统,或者是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常人的世界,还有一个是侏儒的世界。常人的世界是被意识形态浸染过的,充斥着争斗、运动、饥荒等等,而侏儒似乎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中,那里人迹罕至,他们静静地旁观着正常人的杀戮,看到葡萄的儿子挺后,他们的脸上写满疼爱。在葡萄看来他们才算是真正的人。这两个系统由葡萄这一个特殊的符号来链接。说她特殊,是因为她生活在常人的世界里,但她绝对不属于这个系统,她是常人眼中的“疯子”,永远不知道惧怕是怎么一回事;按照传统伦理道德的标准来看,她是不贞洁的寡妇。然而如果脱离了这个系统来看,我们会看到她淳朴善良、不谙世事的本性和她身为一个年轻女子对情感的真实诉求,这些作为使她看起来更加适合生活在矮人的世界里。   这个特殊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对传统女性的认识。生活在父权文化背景下的女性,遵循着“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的古老准则,一生都在追从于某个男人,缺少独立的人格。而王葡萄几乎没有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相反,她身边的很多男人都在接受着她的关爱,甚至是庇护。她的公爹孙怀清被她冒死救下并藏匿起来,从此,这个男人的生存便完全依赖于葡萄的照顾;她的丈夫铁脑在日本人面前吓得魂飞魄散,葡萄却表现的无所畏惧,从容地保护了自己和自己的男人;她的儿子虽不在她身边长大,但是葡萄一直挂念着他并为他选了一个好去处———远离世俗纷争的侏儒世界。此外,孙少勇在葡萄的指引下重拾被失落的亲情,完成人性的复归;老朴在葡萄的关爱中度过人生的低谷,和这个女人在一起,他觉得踏实而温暖……至此,我们可以说,葡萄以她的真诚和质朴赢得了众多男性的信任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她成为了这些男人追从的对象。#p#分页标题#e#   这种对生命存在常态的反驳为文本带来了陌生化效果。正如霍克斯所言,陌生化是要“创造性地破坏习惯性和标准化的事物,从而把一种新鲜的、童稚的、富有生气的前景灌输给我们”。作者在创作中应该“最终构建出一种焕然一新的现实,借此取代我们已经继承的并且习惯了的非虚构现实”。当然,陌生化存在着“度”的问题。很多俄国形式主义者所坚持的“唯陌生而陌生”的观点显然是“过度”的。严歌苓很好地实践了这种陌生化的理论。文本经验的“前在性”使审美主体惊奇地意识到王葡萄———这个眼中缺少惧怕的女人是一个“异类”。但是在她的周围则生活着众多极其符合生活常态的女性,她们或是积极接受意识形态的浸染,如蔡琥珀;或是在突然失去所从的对象后失魂落魄,如老虎的妻子李秀梅……就葡萄本身而言,她的性情中也存在着大量“常态”因子,例如她心中长存的仁义思想,特别是对公爹的孝顺,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道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使得王葡萄这一形象既有新奇之处却又非常不可理解的一面。严歌苓出色地把握住了“常”与“奇”的辩证关系,使得审美主体在适度的接受张力中获得了美的享受。这是这个文本艺术魅力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小说通过视角的自由转换,巧妙地解构了历史的崇高性和真实性,彰显了历史感悟的个体化倾向   视角即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有意识地设计了不同的叙事角度。在描写政治意味浓烈的场景时,她自觉地使“上帝”隐退,借用王葡萄的眼睛在角落里来看历史的变迁。她“掂着分量,挪步到后门,从大张嘴的铡刀看出去。门缝外满是人腿,全打着布绑腿,也有穿马靴的……”她分不清那些是谁的腿,她只是看见了腿。“上帝”告诉我们这是中央军占领了史屯;后来,“她扒在门缝上往外看,见沾着泥土尘沙的无数人腿‘跨跨跨’地走过去,‘跨跨跨’地走过来……”这是解放军来到了史屯。在随后的批斗封建地主的大会上,葡萄看见的是胳膊。“她”看着满坡遍野的拳头,一下一下地往空气里打着,她心里说“这是打啥呢?”类似这样的描写还有很多。历史的重大变迁在这个“不觉悟”的女人眼中似乎成了一出出闹剧,极具政治意义的事件完全被当成了肢体运动,历史的庄严性荡然无存。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说:“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人有权利去作出自已的解释。”历史叙事的这种不可靠性为个人体验和书写历史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于是,我们用葡萄的眼睛去打量历史,便看到了一段混沌的、缺少人道精神和理性精神的历史,而不是充满了战斗激情和胜利喜悦的历史。这启发我们去关注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丧失的美好人性;启发我们去思考历史的进步到底给个体生命带来了什么等等。   总之,《第九个寡妇》是一部能够带给人们众多启示的作品。本文遵循结构主义思路,采用叙事学的观点,从形式因素入手,窥探内容,这仅仅是一种解读的方式。正如毕加索的画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叠合式空间一样,这部作品展现出了多义性和丰富性,因此值得我们用不同的文艺理论观点来审视它,角度不同,收获自然不同,这就是一部优秀作品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