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研究范文1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和财富源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方能进行。”因此，“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即是说，任何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即环境为前提的,离开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里，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前提的思想是清晰明确的。
与此同时，通过劳动过程的精准描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 自然界和劳动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认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表现”恩格斯更加明确地指出:“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
（二）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人类必须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科学态度。只有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才可以减少和避免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耗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强调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在于说明自然界同人本身的联系，在于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能否定自然界更不能独立于自然而存在。因此，马克思把自然界当作是人的身体的延伸，这是极富有见地的理论，在价值取向上就是说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人的身体的结构的一部分，不容忽视，不容损害。人类保护自然界和顺应自然规律正确利用自然界，就是保障人的生存，就是在积极生产人自己的活动的机能。显然，马克思关于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观点，包含了生态学的哲学思考，极具意义。
（三）“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思想
“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揭示的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过程。实质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人道主义”。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要将自己的实践活动根植于自然系统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那种将自然界看作敌人，而采取一味斗争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解”的态度，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从而使各种环境问题就能得以缓解。
二、我国发展生态经济的误区
生态经济强调生态资本在经济建设中的投入效益, 生态环境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 又是生产要素, 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建设和生态利用并重, 在利用时抓环境保护, 力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保护在发展中动态平衡。总之, 生态经济是生态和经济并重、双赢的经济形式, 而不仅仅以其中之一为目标。我国一些地方却不是这样来看待生态经济的, 归纳起来有两类错误的行为, 以生态换经济的行为和以经济换生态的行为。
一类是许多地方本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山清水秀, 空气清洁, 树木繁茂, 资源丰富, 但是在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的政策下, 资源被过度开发, 空气和水被污染, 人为的痕迹破坏了自然的风光。
另一类则是该地方本来没有可以作为旅游的生态环境, 但是地方出于某种考虑, 而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生态旅游景点。对这类行为, 我们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如果发展生态旅游的投入能够以收益的形式回收, 那么我们不妨将这种行为看作一种投资, 该投资以产业的形式存在, 并且是盈利的, 那么我们可以支持这种投资。如果非但没有盈利反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则应该寻找更好的经济、环境双赢的经济活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重要内容和支撑点, 并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综合考虑, 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三、增强全民生态经济教育，更好为和谐社会服务
生态经济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掌握生态环境系统(包括森林生态系统) 和经济系统的性质及规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的关系,认识生态环境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克服对生态环境冷漠无知的态度,确认与自然协调发展新观念的教育活动。
1.协调的自然观。全球都市化正在改变人类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环境,加快全球的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诸如,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水资源的日益紧张等问题使人们感到了资源所带来的压力。人类应确认生物和环境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权利和地位,从而自觉地善待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最主要的是改变自己的主体性立场。必须把人类自身的利益看作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放弃孤立地、主观地对待人类权利的态度。
2.适度的消费观。在当今，一些人把所消费掉的东西多少,消费水平的高低,看成是事业成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标志,人变成了消费机器。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极其不正确的。人类应该树立“全面的需求”与“适可而止的消费”的观念,在维持和延续环境资源的前提下有节制地消费。在生活方式方面要走生态道路;树立生态消费的新思路;包括在能源消耗、交通方式的选择、日常生活消费方式的选择等方面都要避免浪费。
3.持续的发展观。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浪潮。但在后期，这种发展观及其实践模式受到来自经济发展自身的严峻挑战。从70年代起,社会发展的概念进入一个新阶段，“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深刻,其核心内容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整体发展,即把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矛盾或利益加以整合,使之协调发展;二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以确保子孙后代的发展;三是公平发展,包括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公平。
4.综合的效益观。以森林为例：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林副产品,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利用自身的群体效应,对环境产生了良好的作用,发挥着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林业具有三大效益,即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在三大效益中,生态效益越来越重要,经济效益在林业中一般而言已不再占优势地位。人们必须深刻领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内涵,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林业持续发展。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2
关键词：制度分析；制度经济思想；经济运行制度
20世纪80年代后，制度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但在已有的著作和论文中，绝大部分只是介绍性阐述西方制度经济理论，对马克思制度经济思想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说明我们对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落后于对西方制度经济理论的研究。
一、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以经济制度(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论证要阐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可以说，马克思是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建立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框架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注重制度分析是马克思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的显著标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就这一研究对象应采用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就把研究对象与分析方法统一起来。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反映的是一定制度的特征，是制度具有的实际内容。所以，要揭示这种关系的本质，必须运用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以其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建立了对制度研究的独特体系和方法，深刻揭示了经济制度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长期制度变革的最有力的论述”。制度分析方法在说明经济现象和解决经济问题上具有的深刻性，使人们在经济学研究的分析体系中，越来越注重采用制度分析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说，通过运用制度分析方法，使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现象层次进入到本质层次。马克思制度分析方法的运用是以客观存在的一定经济关系为前提，通过分析不同经济关系对经济活动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揭示经济制度与经济活动效率间的内在联系，及人们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的决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并从理论上构建以制度分析为主线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制度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下进行，这种生产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它的起源是什么?要说明这一问题，也必须以一定的假设前提为基础。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力。不同生产关系的存在，都是以生产力为条件，因而生产力就成为不同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社会生产力的不同性质，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以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
基本假设之一：生产是社会的生产，不是孤立的个人的生产。人类的生产活动从一开始就以社会生产形式出现。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个人只有和其他人共同生产时，生产才能持续进行。离开其他人，孤立的个人是无法持续进行生产的。正因为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所以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发生经济关系，对这种经济关系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从社会生产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来对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安排，使社会生产活动能在一定的经济关系规范下运行。基本假设之二：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同的人在生产过程中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人们在追求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时相互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所做出的规范性安排就是制度。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需要制度。只要人们相互之间有利益矛盾和冲突，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从人与人间存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假设出发，需要有一种制度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做出安排，使社会生产能在一定的制度规范下进行。
以上述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实际上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二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问题。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是制度分析的基础，它从根本上决定制度的发展和变迁。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马克思明确地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为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这是研究马克思制度经济理论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制度分析方法的基本特点是不把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作为重点，而是着重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经济关系及本质。这一分析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商品的分析。马克思分析商品并不是对商品本身的分析，而是分析商品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就具体表现为价值关系。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实质是分析商品的价值，对价值运动的分析，采用的就是制度分析方法。以分析商品为切入点，揭示价值的本质和创立劳动价值理论，这只有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才能实现。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思想
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分析，首先揭示的是这一制度的实质。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但财产私有制度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几种社会形态中，其经济制度也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具有与其他私有制度不同的特殊内涵。这就是：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度是与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是以财产私有制度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实质的分析，实际上是分析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正是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而建立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运行的分析框架。或者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是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起点，不了解雇佣劳动制度，就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就不能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正因为雇佣劳动制度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所以马克思把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分析作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分析的前提。雇佣劳动制度确立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为什么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用法律的形式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具体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社会条件。对这两个条件，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使用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这两个条件是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加速形成的。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就能把商品的范围扩展到劳动力。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私有制相比，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确立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权的扩展，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商品交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物的交换，而且也成为劳动力交换所遵循的原则。在确立了劳动者对劳动力具有私有权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进行。当劳动力成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可自由买卖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确立就具有现实可能性。雇佣劳动制度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能和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制度条件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所有权，必须从法律上承认劳动力的私有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确立的雇佣劳动制度，就其本质来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分解为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和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两层关系，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就是通过这两层关系来体现的。
第一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购买。这一层关系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在流通领域中资本与劳动力的自由买卖关系，体现了资本与劳动力作为商品交换的双方具有的平等权利。交换所遵循的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原则，即等价交换原则。因为是等价交换，双方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在这里，商品经济的原则已不再局限于物的交换，而是扩展到以活的人体为存在形式的劳动力的交换。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在这层交换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这一层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平等交换的关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能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和保证。因为它以形式上的平等交换来建立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最初联系，资本与劳动双方都能接受。
第二层关系：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这一层关系是在生产领域中发生的。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购买劳动力后，当然就要消费它。“劳动力的消费，象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由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因而劳动力商品在生产领域中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在生产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资本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已和流通领域中表现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在生产领域中，资本支配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占有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产品和价值。这时劳动力的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已不是平等的等价交换关系，而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一层关系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就是由这两层关系来反映的。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因为商品经济的原则渗透在经济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劳动力的买卖；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剥削经济，是因为它的剥削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只有把这两层关系综合起来，才能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本质。
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的思想
马克思在对雇佣劳动制度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又从更具体的层次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制度具有的特征，以及这些具体制度是如何对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提高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具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特征的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运行中的产权制度。关于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财产权利反映的是经济关系，尽管它表现为人对财产的占有，但这种占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经济权利。既然产权是一种经济关系，那么，产权关系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生产力从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来研究产权关系是马克思产权理论的基本特点。生产资料归资本所有者私有，劳动力归劳动者私有，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私有产权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产生以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各种形式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马克思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种解体，即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生是建立在以下各种关系解体的基础上的：一是个体农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土地的分离；二是个体手工业的解体——劳动者与工具分离；三是封建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人身依附的分离；四是原始经济关系的解体——劳动者与财产的分离。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特征是：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并购买劳动力，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主义生产。而劳动力所有者由于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生存下去，只能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而出卖劳动力既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所以，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关系的本质。
(二)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制度。关于企业制度，马克思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单位，社会经济活动是以企业为主体进行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对经济活动效率的追求逐步形成。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他关于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可以概括出几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对企业制度的分析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来揭示企业制度演变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又集中体现为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即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第二，马克思把提高经济效率的要求看作是企业制度发展的直接原因。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对经济活动的效率有深刻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企业制度的变革能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新的企业制度既能节约生产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增加产出。而且，一种新的企业制度还能为管理的创新提供制度条件，从而起到提高企业经济活动综合效率的作用。第三，马克思把企业制度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企业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企业制度是社会基本的微观经济制度，因而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制度。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企业制度与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极大地启发了我们对企业这一微观经济制度的认识。
(三)经济运行中的两权分离制度。关于生产要素两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要求，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作保证。从生产过程的运行来看，就是各种生产要素都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雇佣劳动制度是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典型制度。资本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中也同样采取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形式，这两种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产生了股份制度和资本主义农场制度。从经济运行的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就是在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下进行的。从经济制度层面上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各种制度(雇佣劳动制度、股份制度、农场制度)又都是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使用者，而必须要由别人来使用自己的劳动力。要形成劳动者不能使用自己劳动力的制度条件，就不能让劳动者拥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条件。所以，要使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首先要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通过原始积累的方式实现对小私有者的剥夺，一方面使小私有者失去生产资料，成为无产者；另一方面，又使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成为资产者。同时，用法律的形式把这样的基本关系固定下来，并使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按照这一基本经济关系来运行，这就是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相分离的制度。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正是因为资本购买了劳动力的使用权，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使用了劳动力，才构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制度是以劳动力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条件的。
关于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本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统一的，资本的所有者就是资本的实际使用者。这种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的典型形式是个人企业主。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与小私有经济有本质区别。小私有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但它的特征以自己劳动为基础。而在资本主义个人企业中，虽然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同一主体这一点上与小私有经济相同，但它的特征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于同一主体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资本也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而与社会资本出现相伴随的就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同时，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资本运行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形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信用制度发展这两个层面深刻论述了资本两权分离的根本原因和关键性因素，从而建立了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完整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两权分离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关于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马克思认为，土地的两权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已经出现。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封建地租就是封建经济关系下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体现。但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体现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地租与封建地租不同的特点。首先，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是和发达的商品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因而这种分离已成为一种单纯的货币关系。其次，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者不是和佃农发生直接关系，而是和租地资本家发生直接关系。所以，资本主义地租反映的经济关系是土地所有者、租地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关系。
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又使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和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农场制度取代封建地主与佃农的生产方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本主义农场制度的确立以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彻底分离为前提，这种所有权与使用权彻底分离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只是单纯地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农业资本家以取得土地实际使用权为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雇佣农业工人进行农业生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特点，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体现为土地所有者、农业资本家、农业工人三大阶级的关系。这三大阶级通过农场制度来发生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一制度使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跨入了企业化、社会化的轨道。
(四)经济运行中的分配制度。关于分配制度，马克思认为，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因此，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理论也是理解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依据。
各种收入的源泉是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即v+m。其中v是劳动者出卖劳动力所得到的报酬，是从新创造的价值中分得的一份。但从资本的角度看，v只是它对生产成本的补偿，劳动力只是它购买的一种生产要素，与它购买的其他生产资料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劳动者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所有者，能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并没有权力参与对剩余价值m的分配。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v+m中，劳动者只是与v有关，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有权参与剩余价值m的分配。
既然分配的对象是剩余价值，当然必须以剩余价值的创造为前提。总是先有剩余价值的创造，然后才有剩余价值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已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采取各种收入的形式，是以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把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而不是出售或出卖)为条件，也就是说，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必须把自己拥有的要素作为对生产的投入，并折算成资本，才能取得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虽然并不创造价值，但却具有对已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索取权或分配权。这就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关系与分配关系的内在联系。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3
关于陈独秀经济思想的研讨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不少学者提交了论文或作了重要发言。安徽大学的沈寂教授作了题为《陈独秀的经济思想与孙中山、的异同》的重要发言。他指出，陈独秀十分看重经济改造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以“社会生活向上”为实行民治的目的，而将政治和经济的民治主义当作达到“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其中又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陈独秀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继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革命。其次，孙中山、陈独秀和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源于经济思想的差别。孙中山是一次革命论，把社会主义革命（即民生主义）与政治革命同时并举是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主观的社会主义，客观实际是发展西方模式的经济。陈独秀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二次革命论。他们的思想有相类似之处，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则是将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囊括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实则是取消了民主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排斥的、敌视的，或是害怕的。的社会主义是主观的，因为他无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是将政治当作目的，实行计划经济服务于计划政治。沈寂教授的观点指出了今天应当重视审视和正确评价孙中山和陈独秀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积极和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安庆师范学院的张洪波教授对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了全面梳理。首先，社会更替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使生产力得更大发展，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其次，经济制度的变化决定“一切制度的变化”，改造社会先要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是因它是建立在客观的经济上的，与古代建立在伦理上的空想和主观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第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意义”，想在封建或半封建经济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批判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那种主张在落后国家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受其害，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由于所有制不同，使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方法完全改变了。然而，在社会主义初期私有制有存在的合理性，“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社会主义也绝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第五，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不同，“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第六，社会主义国家应重视对外开放，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使世界经济打成一片，经济落后的中国应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他指出，陈独秀虽没有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长篇和系统著作，其思想散见于一些政论、演讲和书信中，但有许多是合理、精辟和有远见的，有些已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
安徽教育学院的徐光寿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陈独秀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大致分两个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第一个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想宣传多于理性思考；从大革命失败直至他逝世是第二个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考多于宣传，有许多精辟见解，也出现了一些理论错误。陈独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做了回答，指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使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这是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二，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社会理想，虽可理解却无法做到。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应该确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第四，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历史阶段，从革命发生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再到在人心中消灭私有财产，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的明先生认为，陈独秀虽无成熟的经济理论体系,其经济思想散见一些文章中，却有不少合理认识,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积极昭示。其经济思想有两方面特色：一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922年以前他积极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此后，态度发生变化，开始提倡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和文化幼稚，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生产力有一定程度提高和充足的物质基础后, 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到晚年，更是公开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过，他仍然理性看待资本主义，认为当时的中国所以要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制高度发达而中国现实的不发达及中国经济仍属初期资本主义。二是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多数人的幸福。他最初宣传社会主义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把能否实现多数人的幸福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标准之一。同时，又明确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为劫富济贫，“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 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
蚌埠讲师团的张雷先生认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和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期的初步认识阶段，五四中后期的全面认识阶段和晚年的深入思考与精辟论述。在晚年，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和提高；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如民主制度等），并强调资本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第三，坚信“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在三个时期中，其许多经济思想和观点具有相对独立、前后渗透、交替发展和逐步提升的特点，如在第二时期，既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又指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要急于消灭私有制,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
原《江淮时报》总编欧阳发对陈独秀1938年发表的《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和分析：一是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资本主义有功有过；三是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化必经的过程；四是在中国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认为，陈独秀的这些观点与当时中共的“非资本主义”论是相悖的，然而，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即使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也不无参考价值。他进而联系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就社会上和理论界争论的三个焦点问题，即，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非公经济、如何正确看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省政协的陈德辉先生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陈独秀、、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及社会主义在苏俄和中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乃至社会主义在北欧国家的实践，指出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
会议还研讨了陈独秀研究的其他问题。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对深入研究陈独秀的必要性做了全面分析。一是，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一至五届党中央总书记，他的贡献和错误都是和党的命运一度紧密相连的。二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这种历史人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三是，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在中共党史上长期被错误定性和评价的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评价，就必须深入研究。四是，陈独秀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在一生中上演过大起大落悲喜剧的历史人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五是，陈独秀节操过人，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六是，陈独秀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在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子三人同时入选31名中央委员，陈连任五届总书记，这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第七，陈独秀是全党和全国性的历史人物，但是作为安徽人的陈独秀在安徽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革命的足迹，值得安徽史学界好好研究。最后，他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和学术界对陈独秀研究的成果被中央运用，应该成为深入研究陈独秀的巨大精神动力。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4
一、宋学的“实学”倾向与“践履”同“事功”之分
一般说来，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实际上，实学自宋即伴随新儒学（即宋学）而共生演化。理学、心学中蕴涵反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特色，而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成为东南区域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所谓"宋学"即宋代学术，包括文、史、哲、经各学。其结构特征主要是学派林立各有传承，又相互汲取相互交锋，兼容并蓄相斥趋同；其学术特征主要是对儒家经典及其传注的质疑，通过较为开放自主的方式重新解经，以阐发学术见解思想主张，探索义理性命宇宙生成。表现出经世济用、规范伦理或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学理思路又多吸收释、道二教，因而在方法、观念、学风上有别于传统儒学。宋代丰富多彩的思想学说和格调迥异趋同的观点主张，汇集而成精神文化发展的五彩长河，蕴积而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
继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宋学蓬起，自"宋初三先生"、李觏、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程颐、程颢到张轼、朱熹、陆九渊、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思想家，人才济济，学派林立，各臻其妙，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兴起于北宋集成于南宋的理学。自周敦颐、张载、二程，发展到南宋的朱熹、陆九渊，建构了理学发展的流脉体系，至元明而流变赓续，入清渐趋衰微。理学融汇儒、释、道三教，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儒学思辨化、哲理化，并发展了儒家学说的道德伦理，成为中国帝政时代后期社会秩序意识形态的核心，和士林学术思想与思维定式的规范。
实学与理学共生而又对立于理学。明代实学家崔铣说："宋之四子造诣精矣，皆实学矣。"（《洹词》卷10）"宋之四子"即周敦颐、程颐、张载、邵雍。清代实学家章学诚也称赞朱子学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认为其后学"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文史通义》卷3 《朱陆》）但"实学"一词在宋以前就有，如东汉王充《论衡·非韩篇》说："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全齐文》卷26《释玄光》有"圣贤功绩，何莫由斯。实学者之渊海，生民之日月"（收入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 册）。唐代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3 《释道岳》"毗昙成实学知非好，摄大乘论诚乃清微。"《旧唐书》卷119 《杨绾传》引其论贡举之弊的奏疏中有"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至宋，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实学"的概念被更多地运用，如《河南程氏遗书》卷一记载程颐说："治经，实学也。……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他强调"穷经将以致用也。"（同上，卷4 ）朱熹《中庸章句》的《题解》开篇讲程子释《中庸》" 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他批评"近世学者不知圣门实学之根本次第，而溺于老、佛之说，无致知之功，无力行之实"（《朱文公文集》卷46）。他认为"今学问流而为禅，上蔡（指谢良佐）为之首，今人自无实学"（《朱子语类》卷5）"一味说入虚谈最为惑人，然亦但能谩得无学底人，若是有实学人，如何被他谩才说悟，便不是学问。"（《朱子语类》卷121 ）"大抵今日之弊，务讲学者多阙于践履，……殊不知因践履之实，以致讲学之功，使所知益明，则所守日用。"（《朱文公文集》卷46）他指出："只是无志，以举业为妨实学"，提出"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13）可见朱子是十分强调实学的。其他宋学者也大多倡实学，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南轩全集·论语解》卷四）心学提倡"躬行实践"（《陆九渊集》卷6），陆九渊讲自己"平生学问惟有一实，一实则万虚皆碎。 "（《陆九渊集》卷36）其文集中有包恢在《三陆先生祠堂记》中提到"孟子之实学"（同上，卷36）"唐虞三代之实学"（同上，卷35）等说法。宋代官方文书也用实学，如建炎元年科举诏令中有"俾谨择于考官，用精搜于实学"；庆元四年有言者叹云"天下士子，谁务实学哉！"（《文献通考》卷32《选举五》）"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文献通考》卷42《学校三》）
应当说，儒家传统中是有经世内涵的，而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未完全抛弃此传统，理学思想体系中也蕴涵着某些实学的因素，"所以明清时期的实学家在批评、否定理学的空谈心性的同时，对其中的某些实学思想也多加肯定和继承。"(1) 但理学是在反对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与汉学"辞章记诵之学"中发展实学的，将追求人间真实的圣贤之学，和在现实生活中实践道德之学，称为实学，即日本学者所称的"追求人间真实之实学"与"道德实践之实学"，而称明末清初的实学为"经世致用之实 学"。著名实学研究者源了圆先生提出："实学乃如具有多种侧面之巨像"，有实践、实用、实证、求实等等之学，观其与社会之关系有"经世济民、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等等之学。"当人们不满意现存之思潮及价值观，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动摇时，则有些人将支持当时价值观之学问贬为'虚学'或'伪学'，而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以强调其正当性。"(2)说到底，实学就是指实实在在的学问。
应当看到，宋明以来，理学以"新儒学"之风貌立世，今人视理学为空谈"性命义理"之虚学，而当时的理学家则恰恰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反对章句训诂之空疏虚学而主张躬行践履的实学。但这个"实"并非明清以后"实学"之"实"，而与后一意义的实学相近的事功之学也在这一时期大成气候，事功之学不仅与理学并存，而且本身就是"新儒学"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提出"道德伦理"与"事功伦理"之分，有"功利主义事功伦理学"和"个人德性与动机伦理学"之说，认为功利主义代表了传统儒家入世思想和政治主义取向的复兴。(3)我认为心性修炼与社会实践都是理学的命题， 理学与事功学派都师承儒家修、齐、治、平理念，涵蕴修养道德和经世致用的思想。但事功学派以实现社会功利实效为经世致用，理学家则以追求真实学问、修养德性并付诸实践为实用；事功之学以改造外部社会并取得实利功效为宗旨，理学家则以内在的学问追求、德性涵养为本功利为末；虽都讲"务实"，经世致用与躬行践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寓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儒学至宋而学派分化并立（这也是自宋始可建瞻博之"学案"的缘由），经世传统向着潜沉践履和经世致用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尤其是后者对此后中国社会及 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演进起到重要作用。到"天崩地析"时的明清实学，"主要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其中经世实学是主流，其余则是支流，共同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4) 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经济之学等）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文化要素(5)。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遍及社会各领域，谋求富强的需要与社会变革的要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二、浙东事功之学的地域经济文化特征
区域史研究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而应着力于地域的文化、社会、历史等特点，及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与一致性，从其系统性（时间）、联系性（空间）、特殊性（比较）、影响性（发展）等着眼；需要以科研分工细密、基本材料具备等为前提（基本材料多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是区域史研究的困难）。应当看到地域差异在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客观影响，但不能完全以"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认识问题，尤其思想史，许多风格迥异的思想可能同出一地，同一地区的思想家乃至同一家庭的兄弟可能政治经济学术观点截然不同，这也是研究地域史中应当注意的。我以为政治性制度建构与秩序性意识形态与地域的关系较为间接；而语言、习俗、民风等等则与地域有直接关系。
就区域文化类型来看，中国南北文化自古即有差异，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孕育了不同的风俗民情、士人心态、文化特征。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即是相对于"北风"而言的。自太史公记地域文化差异以来，历代文人学士不乏高论。(6)南方士人聪慧、精细；北方士人憨直、阔博； 南方文化明丽、纤巧、缜密、委婉、飘逸，内省、求精、温怨、柔曼、灵秀等等；北方文化豪迈、奔放、雄浑、质朴、拙括、外向、刚直、慷慨、俊肃等等，可以在习俗、性情、学风、观念、思维等若干方面，找到南北相对的许多语辞来形容或概括文化的差异，但也存在许多共性，共同构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尤其东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发展，逐步取代有着厚重的历史传承的中原文化，而渐趋居于中国区域文化类型的高峰，具有改变区域文化结构中主导性文化类型的意义。据《余干县学记》载："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容斋随笔·四笔》卷5 《饶州风俗》）全祖望说："吾乡自宋元以来，号为邹鲁。"（《鲒琦亭集·外篇》卷16《槎湖书院记》）许多学者对中国南北文化及人才分布发展进行了研究，大抵认为：南宋前重心在黄河流域，此后趋于长江流域。(7) 无论从物质文化的发达、制度文化的变迁，还是精神文化的领先来看，宋代的文化类型转化，奠定了自此以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基本格局。不少宋人具体论述了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演变，如欧阳修《论逐路取人札子》（《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7）分析"东南进士得多"的原因是"四方风俗异宜"，"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苏轼也说以文辞取士，"多是吴、楚、闽、蜀之人。"（《坡全集·奏议集》卷2）北人勇悍则武将多由是出。 朝廷用人方略对区域性文化的影 响颇为明显，这也是区域文化发展使然。陆游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仁宗以后"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此后南人取士更多，有"重南轻北"之说（《渭南文集》卷3）。宋初重臣几尽北人，而至神宗朝南人为相居于主导， 司马光曾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到南宋，吴潜说："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 "（《许国 公奏议》卷1）就学风而言，陈造说："昔人论南北学异，古今几不可易。……南北巧拙甚霄壤也。 " （《江湖长翁集》卷23）朱熹批评"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每立异以求胜。"（《朱子语类》卷124）晁说之作《南北之学》提出南北学风不同古人，屡屡讲到大抵自魏晋以来如此"师先儒者， 北方之学也；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景迂生集》卷13）宋代南方文化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均有大的发展，代表着有生命力的发展趋向。经济发达提供了文化兴盛的物质条件，科举入仕为南方士人实现政治抱负、改变旧俗与文化革新开辟了道路，促进了区域经济文化结构的转换和制度变迁，奠定了此后社会发展的格局。
宋代东南六路经济发达，不仅有杭州、苏州、扬州等大城市，而且诸多市镇、集市发展，加上水陆交通与海外贸易之便，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城乡区域市场网络。(8)"京师漕粟多出东南， 江浙居于大半。"（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宋史·食货志》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东南沿海宋钱大量外流，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都有；两浙市舶司先后管辖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五处市舶务，说明这里海贸兴盛。不过，也应注意如程民生提出的"东南经济只能与北方经济平分秋色，而不能独占鳌头。经济重心在南移的历史过程中……。"(9)
两浙是宋代先进地区，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两浙之富，国之所恃"（《坡全集·奏议集》卷9）。两浙路上供在中央财政中十分重要，以宣和元年（1119年）为例，达4,435,788余贯匹两，居全国第一位。（见《文献通考》卷23《国用一》）两浙也是丝织业发达区，杭、婺、越、湖、抚等州是生产基地，产品质地"密而轻，如蝉翼"，生产规模"千室夜鸣机"，出现"机户"、富工、富贾等，带来经济观念较大的变化，尤其在职业观、消费观、义利观等基本方面。这里"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宋史·地理志四》）欧阳修《送慧勤归余杭》说"越俗僭宫室，顷赀事雕墙。佛屋尤其侈，眈眈拟侯王……饭以玉粒粳，调之甘露浆。"（《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2 ）陶谷的《清异录》卷一记载当时天下"九福"其中有"吴越口福"之说。这里的人对商业不鄙视，"渤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泊，趋利而逐末，故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陈襄：《古灵先生文集》卷19《杭州劝学文》）苏舜钦说："越俗浮薄，节行不坚"（《苏舜钦集》卷13《杜谊孝子传》）。《梦粱录》记杭都盛景，多处讲到这里风俗奢侈，骄奢淫逸，"至于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卷1《八日祠山圣诞》）
区分两浙的东、西是区域史研究中似应注意的。浙东包括温、处、婺、衢、明、台、越七州；浙西包括杭、苏、湖、秀、常、严六州及江阴军、镇江府八地。浙东多山地，浙西多泽国。王柏说："东浙之贫，不可与西浙并称也。"（《鲁斋集》卷7《赈济利害书》）浙东山地贫瘠， 负山近海不宜耕种，如越州"地无三尺土"（庄绰：《鸡肋编》卷上）；台州"负山濒海，沃土少而瘠地多。民生其间，转侧以谋衣食。"（《嘉定赤城志》卷13）温州平阳县"浙东之穷处也，邑于山谷间"（许景衡：《横塘集》卷18）。浙东粮食不能自给"全借浙右客艘之米济焉。"（周去非：《岭外代答》卷4 ）温州"其 货纤靡，其人多贾"（程俱：《北山集》卷22《席益差知温州制》）。"永嘉不宜蚕，民岁输绢，以贸易旁郡为苦。"（陈傅良：《止斋文集》卷51）到明万历时修《温州府志》还讲温州"土薄难艺"、"民以力胜"、"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乾隆《温州府志》说这里的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平阳一带"文风逊浙西远甚。士子得一青衿便为止境，养习商贾事"，"诵读者率皆志气卑小，甫游痒辄束书高阁，营什一之利"（民国《平阳县志·风土志》）。这里风俗却好奢，杨简作《劝农文》说这里"其一风俗好奢，故虽耕而终贫；其二风俗好争，以好争故虽耕而终于贫……皆以奢侈为美为荣，父子兄弟意向，州闾邻里意向，无不趋于奢，无不羞于俭。"（《慈湖遗书》卷5 ）《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等不同。
就当地经济结构来看，这里酿酒、产盐、造纸、采矿、漆器、制瓷、造船等是重要行业。韩彦直《桔录》记载"桔出温郡最多种"，"岁当重阳，（桔）色未黄，有采之者，名曰'摘青'，舟载江浙间"。当时有"永嘉之桔，为天下冠"（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的说法。另外，"二浙产盐尤盛他路，自温州界东南止闽、广，盐升五钱，比浙贱数倍。"（方勺：《泊宅编》卷3）据研究， 南宋盐利占国家财政的百分之48.4至54.2。(10)时人说："今日财赋之源，煮海之利实居其半。"（《宋会要辑稿·食货》27之33）造纸业也很发达，两浙嵊县的剡纸，余杭的由拳纸都很有名，而"温州作蠲纸，洁白紧滑，大略类高丽纸。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自余皆出其下，然所作至少。"（《说郛》卷20），两浙纸大量外销，"两浙笺纸三暖船"入汴河上京（彭乘：《墨客挥犀》卷5）。 温州的漆器长期占据东京市场，《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宣德楼前专有"温州漆器什物铺"；温州雨伞也是古今有名之物。温州还是造船基地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记载两浙路造船最多，宋哲宗时令温、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这里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年）及元代先后置市舶司于温州，当时，广、泉、明三州为主要海贸港口。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11)。叶适《汉阳军新修学记》讲"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水心文集》卷9）。"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 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永嘉学派所在的温州地区"素号多士，学有渊源。近岁名流胜士，继踵而出。"（《宋本方舆胜览》卷9 ）时有"温州多士东南最"（真德秀语）之说。据统计《宋元学案》所载两浙学者中浙东七州共534人， 浙西八地共146人 ；南宋两浙状元共23人（状元总数49人）福建13人居次，两宋状元合计也是两浙30人居首位。《宋史》正传与《循吏传》统计两宋南方为官者以两浙最多（250人），超出第二位的福建（124人）一倍多。最高层次的人才是宰相，两浙先后有29人任相，比第二位的福建18人远多。(12)
浙东地区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其形成与发展具有浙东的经济条件和文化学术传统，也与当地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有关此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13)但对于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将经济思想的系统考察置于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并与实学研究及后世近代化的结合研究大抵阙如。"古典的功利主义把行为的或规则的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总功利；平均的功利主义把正当性规定为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均功利。"(14)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为基础。作为事功学派，其经济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核心甚至标识；而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处但不突出，尽管陈亮与朱熹进行了亘日持久的"王霸义利之辩"，但其经济思想却不够系统，不足以反映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叶适的经济思想则较为丰富而系统，且具有其特色和思辩性，成为研究的重点。
三、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学术氛围与思想特色
浙东地区是历代实学之渊薮，经济思想是"经世致用"之实学的核心。宋代浙东实学经济思想既是其地域经济文化的产物，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氛围分不开。
宋代文官政治的一个重要文化特色，是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内忧外患的时局与"优待文士"的政策，促使有宋一代人才辈出，鼓励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精忠报国"、"士可杀，不可辱"等气节仕风；激励着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革时政的时代潮流。"方庆历、嘉?，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陈亮：《龙川先生文集》卷11）连被认为是守旧派人物代表的司马光，也一再条陈"因循旧贯，更成大弊"、"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8、卷37）。熙（宁）（元）丰变法，则是震惊朝野中外的大变革。(15)宋人的"变风俗、立法度"以为"万世法"的意识，也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的。但与此同时宋代官场中，因循苟且、昏愦守旧甚至屈膝投降的风气主张，成为志士仁人高风亮节的鲜明对比。
反传统精神的再一个表现，是士林中较为普遍的"疑古惑经"的怀疑精神。传统的儒学体系，受到唐中叶以后社会变迁的震荡与道家佛学的冲击，儒家经典的神圣与先贤解经的权威，都发生着深刻的动摇。欧阳修疑《易·系辞》非孔子所作，刘敞著《七经小传》"异诸儒之说"，苏轼兄弟谓《周礼》不可信，司马光写《疑孟》菲薄孟子学说，王安石作《三经新义》以己意解经为变法张目，二程改《礼记·大学》，朱熹怀疑《诗序》的真实性，如此等等。(16)今人有统计宋代知名士人一百三十人先后对十三部经书分别疑改的记录，(17)这也成为"新儒学"的重要特征。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
反传统精神在经济思想中的反映更是鲜明。如"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受到严厉批判，范仲淹为商人鸣不平，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李觏集》卷16），吕陶建议"罢去榷利，许令通商"（《净德集》卷3），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坡全集·续集》卷11、《奏议集》卷12），王安石曾提出"罢榷茶之法"（《王临川集》卷70）等等；都是商品经济思想的发展。传统的义利观也有较大的突破，如李觏的"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卷29）司马光提出"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39），苏洵则提出："义利、利义相为用。"（《嘉佑集》卷8）义利已无褒贬且先后可以颠倒。这些思想主张都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义， 许多观点属于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在经济思想史上颇有价值，对于促进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
浙东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诸家大抵于经术外，精研史学，以谙悉掌故、经济、事功为务。被朱熹指斥为"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123）。"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 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朱子语类》卷122）浙东之学先有周行己、薛季宣、许景衡、郑伯熊、郑伯英、陈傅良等学者，至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而光大。关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及渊源前人作了许多研究，黄宗羲《宋元学案》分立相关各门学案析其源流、阐其特征，章学诚写《浙东学术》今人吕思勉先生的《理学纲要》设有"浙学"篇，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是研究专著。何先生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19)
金华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其祖上曾封东莱郡侯，号为东莱先生。隆兴时中进士，又中"博学宏词"科。他历太学博士，官至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等，著述丰瞻，家富中原文献之学源远流长，吕氏自吕公著始，"登学案者七世十七人。"（ 《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吕祖谦在浙东讲学，生徒甚众，兼治经史，声名昭著，教人必以"致用"为事。他与永康、永嘉等学者至交，又同朱熹等理学家友善，与朱熹、张试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全祖望案语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金华学派规模宏大，探性命之本，贵涵养实践，学术力主"明理躬行"，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物理心性，注重治乱兴衰和典章制度。金华学者趋于事功，吕祖谦在所上札子中讲："不为俗学所汨者，必能求实学；不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与内兄曾提刑》中提倡"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在《太学策问》中提倡"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他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传说》卷5），其经济思想主要有货币的起源及功能的认识、币制利弊分析等方面， 《文献通考·钱币二》有载。
永康之学代表人物是陈亮。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后不久逝世。他力主抗金，《宋史·陈亮传》称他"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志存经济，重许可，人人见其肺肝。"他气节高迈，终生极论时事，倡导经世济民的事功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有黄百家案语："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虽然陈亮的观点颇多新见，但其学说不够系统。
经济思想方面，陈亮在《四弊》中提出了他的行业分工认识："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这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他主张富民，为富人说话，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反对"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批评王安石变法"惟恐富民之不困也"，"惟恐商贾之不折也"，要求朝廷保护富民。在义利观方面倡言功利，提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他说"人生不能无欲"，（《龙川文集》卷23）与要求"去欲" 的观点不同；《四弊》中有"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哉！ "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 "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相关材料主要在《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和《龙川文集》卷二（《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八）中，是其义利观念的集中体现。他不满朱熹规劝其为"醇儒"、要他"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等，复信反驳，《又甲辰秋书》重申"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辩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故亮以为……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二人互辩不已。此后，陈亮又在《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说："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陈傅良在《答陈同甫》中，概括其主张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止斋文集》卷36）邓广铭先生认为他的归纳有悖陈亮原意，邓先生指出这场争论"是因为陈亮不承认朱熹说他有'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而引起的，这场笔墨官司虽是不了了之的，但朱熹也不再把 这一主张硬栽到陈亮身上了。……我们只应当把陈亮称做'王道霸道一元论者'和'仁义功利一元论者'，而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或称他为'功利主义者'，像《宋元学案》的编纂者们那样。"(20)
"王霸义利之辨"一般被认为是理学与事功之学"义利观"的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全然否定人欲功利，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河南程氏遗书》卷18）又说"仁义未尝不利"，"夫利，和义者善也；其害义者不善也。"（同上，卷19）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对义利的看法是："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集注·孟子》）"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朱文公文集》卷76）但他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朱子语类》卷36）"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朱子语类》卷51）他把义与利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部分，如同一根棍子，半截是义半截是利，二者的关系则是 "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 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只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朱子语类》卷68）在朱熹思想中，顺循天理就是"义"兼得"利"，"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朱子语类》卷37）朱熹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经济思想中义利观问题值得深入研究。(21)
四、叶适经济思想的要点与价值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浙东实学中最具系统性，而其集大成者叶适的经济思想具有典型意义。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年）中进士，历仕京外，曾为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太常博士等，屡奏言复兴，要求抗金。《宋史·叶适传》称"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开禧北伐时，他出知建康府立有战功；又在江淮屯田练兵修垒筑堡，防御金兵进犯；到韩佗胄败后，他因"附会用兵"被革职。叶适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他批评"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主张"黜虚从实"，修实政、行实德、实事实功(22)。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艮斋学案》的案语中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实际功效是衡量道义正确性的指标。
就学术渊源看，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有永嘉先辈周行己、许景衡、郑伯熊等，经薛季宣（1134─1173）、陈傅良（1137─1203）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永嘉实学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序录》）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上》）叶适引留茂潜语："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学术流脉固然重要但不易说清，且思想家的研究不宜仅以此为据，故宜较宏观性把握。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之大成；其学术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中原文化的发展流变与 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当时，孝宗朝既有战争威胁又相对稳定，要励精图治就要务实空谈无用，这也是时局的需求。另外，宋南渡后大量士人荟萃东南有利于交流汲取，形成众多学派并存的生动局面，具叶适所说的"师友之教"与"流风相接"，加上他任官务实的经历等等，对永嘉实学之大成均起作用。
叶适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与朱熹有联系，又与浙东其他学派有来往，他推崇陈亮，为之铭墓志、序文集，他们被朱熹指责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子语类》卷122）早年他还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进言说话；在《进卷·管子》中，指责管仲始坏王政， "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水心别集》卷6）；在淳熙五年（1178 年）的《廷对》中他提出："孔子修群圣人之道，付之儒者使世守之。而秦汉以还，习于功利杂伯之政，与群圣人之道不类"，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水心别集》卷9）。而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变化， 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此书"根柢《六经》，折衷诸子，剖析秦汉，迄于五季。"（《习学记言序目》嘉定十六年序）是他对对传统思想的系统反思。
叶适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贡献，突出于其反传统精神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特征，并且较为全面系统，所及几乎涵括传统经济观诸方面，(23)以下要点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创新──
① 义利观
事功实学在义利观上有其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序目》卷23）汉代大儒董仲舒的名言受到"全疏阔"的评价，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只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进行的深刻修正。叶适解释道："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习学记言序目》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水心别集》卷3《官法下》）他说："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义，利之本'； 其后曰'何必曰利？'然则虽和义犹不害其为纯义也；虽废利犹不害其为专利也，此古今之分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1）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习学记言序目》卷22）。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利"不仅与"义"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完全不同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来取"利"的要求。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把义理与功利结合起来，"仁义"以功利为基础，利义统一。他强调致富，但认为"'崇高莫大乎富贵'，是以富贵为主，至权与道德并称，《书》、《诗》何尝有此义，学者不可从也；从之则富贵不足以成道德，而终至于灭道德矣。"（《习学记言序目》卷4） 他不认为义利是对立的，也不主张"明道"和"计功"对立；功利是义理的外化，主张结合事功讲义理，他说："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水心别集》卷3《士学上》），"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②本末观
"重本抑末"是传统经济观的主要倾向。叶适则讲三代"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到汉代始行抑商政策，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习学记言序目》卷19）此前反对"重本抑末"者也不乏人，但对这一传统教条本身进行公然批判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他的"非正论"说，已经标志着宋人的商品经济观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水心别集》卷1《治势下》），指出"夫山泽之产，三代虽不以与民，而亦未尝禁民自利"，当时"而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水心别集》卷2 《国本下》）他要求政府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丞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习学记言序目》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等，在经济思想史有着重要意义，这与时代变迁相关联。当时"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认不群者，亦许解送。"（《宋会要辑稿·选举》卷14之15、16）苏辙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唐六典》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 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经济地位提高，政治利益要求也提上日程；而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集团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化。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与西方的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这一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承其学，并有光大。叶适生前对他褒奖有加，在《题陈寿老文集后》中夸陈之作"驰骤群言，特立新意，险不流怪，巧不入浮"。（《水心别集》卷29）陈耆卿在所修《嘉定赤城志》卷三七《风俗门·重本业》中，采用绍圣三年（1096年）当地地方官郑至道所作《谕俗七篇》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此为迄今所发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业皆本"的史料，较以往学术界定论此论最早由明末清初的黄宗羲（1610-1695年）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提出早约五百余年，(24)浙东实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贡献。
③理财观
传统时代的经济问题中财政是为关键。由于"讳言财利"，连大张旗鼓变法理财的王安石都小心谨慎地避"言利"、"聚敛"之名。(25)叶适指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而其善者，则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余而下不困，斯其为理财而已矣。……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他是说圣君贤臣都应善理财，这是很杰出的思想。他还提出"世异时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财也。"即再好的办法，不顾客观 时代环境也不行。他批评王安石变法"夺商贾之赢""天下终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为圣贤不理财，言理财者必小人而后可矣。""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水心别集》卷2《财计上》）他的"善理财"的标准是"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之"， 但他并不赞成司马迁的自由放任主张，《习学记言序目》评述《史记·货殖列传》时说："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其次教诲整齐'者，其权皆听于奸猾不轨之细民而后可，则孰与为治？兼失之矣。"要通过理财来进行管理。然而，他也不赞成官营禁榷行管桑之术，认为："王政之坏久矣，其始出于管仲。"因为"欲收 天下之功……以利为实，以义为名……故凡为管仲之术者，导利之端，启兵之源，济之以贪，行之以诈，而天下之乱益起而不息。"还说："若桑弘羊之于汉，直聚敛而已耳，此则管仲、商鞅之不忍为也。盖至于唐之衰，取民之利无所不尽，则又有弘羊之所不忍为者焉。"（《水心别集》卷6《进卷·管子》）
他对当时财利匮乏的认识也别具一格："盖自昔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故财以多为累而至于竭。……财以多为累，则莫若少之"（《水心别集》卷10《实谋》）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是不多见的论点。不过，叶适自有他的道理："隋最富而亡，唐最贫而兴。……故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所患者，谋虑取舍，定计数，必治功之间耳"（《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一》）即关键在于治国方略的正确和取得实利功效，而不应"奉头竭足以较锱铢"。他提出入宋以来财入数倍发展"是自有天地，而财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但贫乏越重。指出"夫计治道之兴废而不计财用之多少，此善于为国者也。古者财愈少而愈治，今者财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财愈少而有余，今者财愈多而不足。"他要求罢去苛捐杂税，则"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以之求治。"（《水心别集》卷11《财总论二》）尤其针对越来越多的财入，说是"盖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经总制之为钱也，虽吴居厚、蔡京亦羞为之。"（《水心别集》卷11《经总制钱一》）"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兵多而至于弱矣， ……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矣。……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而后强也；财以多而乏者，可使少而后裕也。"（《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也就是要削减财入，减轻民众负担，这与他的富民思想分不开。(26)
④富民观
主张"藏富于民"是传统儒家的主张，但这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他反对"抑兼并"和行井田制，说："俗吏见近事，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间……虽告亦莫之听也。夫二说者，其为论虽可通，而皆非有益于当世，为治之道终不在此。"他认为"不可以为井"、"亦不必为井"，因为"已远者不追，已废者难因。"再就是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应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对于豪强恶霸则应当"教戒"使之"自改"。在叶适的认识中，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当然应当 受到保护，不容抑制损伤。"富人代天子养小民"之说有特殊意义，说明宋代国家与自耕农及佃农的关系变化。"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此天子与其群臣当汲汲为之。"（《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反对夺富人"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 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上》）"数世之富人，食指众矣，用财侈矣，而田畴不愈于旧，使之能慨然一旦自贬损而还其初乎，是独何忧！虽然，盖未有能之者也。于是卖田畴鬻宝器以充之，使不至于大贫竭尽，索然无聊而不止。"（《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下》）"使后世之治无愧于三代，则为田之利，使民自养于中，亦独何异于古！"（《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他多次要求除去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水心文集》 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三》）要求保护求富，与儒家传统的"不富不贫"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 叶适为富人辩护的思想，包括了地主、农民和工商业者的整个民众在内，他把富民作为富国的基础，但并非从"国"与"民"的分配关系中，完全代表"民"的利益。他强调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而国家是以民众为基础的，这也是古代中国富民思想的特征，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富民思想，如叶适这样具有鲜明的反传统意识者也不曾逾越。
余英时先生十分重视"富民论"，认为主张国家应保护富民使之能"安其富"的观点，"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27)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主要讲明清时代，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与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中国前近代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大学衍义补》卷13《蕃民之生》）并发展为"安富"思想；他也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同上，卷25《市籴之令》）王夫之说："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名也"（《黄书·大正第六》），"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读通鉴论》卷2），抑兼并是"犹割肥人之肉以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 而肥者毙矣。"（《宋论》卷12）明清以后这样的观点越来越普遍，成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反映。
⑤人地观
人口问题也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问题，而人口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到宋代尤其南宋才凸显出来，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28)叶适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也很独到。他在《民事中》中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他的所谓"得民"一是要合理利用民力，二是要人地优化配置。当时宋金战争疮痍遍地，人口大规模南移，两浙人口"百倍于常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叶适说："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 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勉为其难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强，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劳动力不能充分利用还徒耗财富，应当"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税增，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水心别集》卷2 《民事中》）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功用。
由于南宋偏安一隅，生产密集生态破坏，叶适十分忧心："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那么，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办法，认为这样一来，就会"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务之急也。"（同上，《民事中》）即以"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的人地优化配置方案，来解决人多不富的"偏聚不均"问题。
吴越之地数十年无战火，所以人口拼命云集于此，造成激烈的人地冲突；而荆、楚之地到汉末还很兴盛，唐、五代后才"不复振起"。若前者以其盛坐待其衰实在是傻事；后者有广阔的开发复振前景，不利用也是很可惜的。他从生态平衡角度分析闽、浙集约式经营有伤地力，不解决会"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所以提出"均民"的主张，发展了苏轼的"度地以居民"的思想，也是对"适度人口"理论的较早理解。这有利于打破传统的安土重迁习惯，减轻发达地区压力，开发落后地区的后发优势。叶适注意发挥人口的生产要素功能"有民必使之辟地"，在《民事下》中他还提出了招徕农民开垦各州荒地等主张，想既可解决土地问题也可缓和贫富对立，还可增加国家税收。统筹全局合理分布，缓解人地冲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效益；并使发达地区免于盛极而衰，使落后地区重振优势，这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合理配置方面是重要的思想。
⑥货币观
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有其独特地位。"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29)北宋人论钱荒主要是指金属货币，尽管交子在四川发行，但与"钱荒"关系不大。到南宋则不同，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的内容复杂得多，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包括几种货币的相互关系。因此，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经济思想史中有独到价值。
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所载文献中。他的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提出"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水心别集》卷2 《财计中》）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来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说是"然则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认识，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并能辨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关系，且较为符合当时无价变动的实际。叶适这里讲的是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但不能满足物价上涨后的流通需求，因此不能认为是"钱荒"。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中的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说：由于钱币不足"至于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设法以消天下之利，孰甚于此！"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而纸币贬值使持有者受损失，还使人们不愿将商品多上市── 一系列恶果。 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称为"格雷欣法则"， 认为是十六世纪英国人格雷欣（ 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不过，李约瑟（j.needham）考证哥白尼（n.copernicus 1473─1543）不仅创立了"日心说"，写出过震撼世界的《天体运行论》，还写过《论铸币》的重要论文，陈述了"劣币驱除良币规律"。(30)而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历代名臣奏议》卷273 《便民疏》）只要并行几种质量不同的货币，就会出现上述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前200-前168）"奸钱日繁，正钱日亡"（《新书》卷4 《铸币》）南北朝时颜竣"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宋书·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均出《财计中》）明确，叶适的货币观是较为先进的。
总的来说，叶适的通达与明智，远见和卓识非一般人可比。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自然趋势，让经济沿着自身发展规律演进，反对强权干预，主张富民发展民间经济实力，批评"腐儒"陈见，主张务实重实利功效，提出一系列反传统性经济思想观点，代表了浙东实学的较高成就，值得深入系统研究。
本文通过以四个部分，阐释浙东实学经济思想的反传统倾向与务实重用特征；考辨其赖以产生的地域经济文化与学术思想变迁，涉及与其并存的理学及诸相关问题。试图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宋代实学尤其是浙东实学经济思想进行初探的尝试。
注释：（凡引用史料于正文中用夹注）
(1)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其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2)同上，第205页。
(3)参见田浩（h.c.tillman）著、姜长苏译：《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的挑战》，江苏人民出版 社1997年版。
(4)同(1)，第13页。
(5)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中国社会科学》98-4。
(6)陈序经：《中国南北文化观》一书中，记述历代南北文化观主要论点和史料，参见台湾牧童出版社1976年版，《牧童文史丛书》14。
(7)参见张仁福：《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丁文江：《汉唐宋明各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载《科学杂志》第8卷第1期1923年等。
(8)参见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10)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55页。
(11)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6页。
(12)参见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236、234、135、142-143页。
(13)参见陈国灿：《80年代以来南宋事功学派研究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96─3。
(14)艾伦·布坎南著、廖申白等译：《伦理学、效率与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6页。
(15)参见拙著：《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三联书店1996年版。
(16)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7页。
(17)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55，1980年6月，第205-208页。
(18)参见拙撰：《商品经济观念的历史转化──立足于宋代的考察》，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9)吕书，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何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204页。
(20)参见《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1-543页。
(21)参见拙作：《论"利"》，载《中国经济史研究》98-2。
(22)张义德：《叶适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记叶适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等修实政、行实德的行谊。
(23)有关叶适经济思想，可参见拙作《叶适经济思想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24)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第183-185页。
(25)参见拙著：《传统经济观大论争──司马光与王安石之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58页。
(26)胡寄窗先生认为这"标志着传统经济观点的一种重要转变和时代的新要求。"《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27)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 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页85-92。"还说1994年4 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我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相关问题可参考拙作：《为富人辩护思想解析》，载《浙江学刊》92-1。
(28)参见拙作：《论宋代的生产力思想》，载《生产力研究》89-6。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5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在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问题是封建王朝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民和农业发展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如何优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提高土地经营的绩效，才是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和提高封建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关键。陈亮从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的现实出发，着眼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看待农业发展问题，有区别地看待和妥善处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问题。一方面，倡导保护小农经济，稳定农民生活，维护农民利益，这是封建国家维护统治的根本。陈亮生活的乾、淳时期正是南宋土地兼并最盛时期，许多官僚地主占据大批良田，形成“阡陌绳联，弥望千里”，相反广大农民无地可耕，沦落为佃农，生活困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朝廷真正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广大农民仍然难免破产流亡，成为流民。这不仅对封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将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因此，除积极推行轻徭薄赋政策、减轻农民负担外，还应限制官僚地主的土地占有和制止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土地侵占。同时，作为事功学派代表的陈亮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看到在封建社会里，无论是官僚地主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还是有才能的人用合法手段的土地经营，其结果都将导致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因此，陈亮立足现实，为稳定农民生活设计方案。他认为，导致农民生活困苦的直接原因是地主剥削的沉重和农民生活来源的不确定性，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作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陈亮反对笼统的、不分具体情况的“抑制兼并”和“打击豪强”，主张要区别看待和妥善解决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他认为，那些靠自身才能，以合法手段获得土地、诚实经营的地主土地，应给予保护和支持。他倡导保护富民，反对一切“折困天下之富巨室”的行为，反对封建朝廷恣意向豪强增加赋税的做法，“时朝廷令两浙、江东人户田一万亩者，籴米三千石，抑配度牒，关子之属。公（指章服）以为：事类科敛，无体民经国之意。”在他看来，因经营有方而致田产巨大的豪强不仅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引导人们走向富裕的榜样，起着榜样示范作用。
发展农业，要重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搞好农田水利建设。陈亮认为，发展农业，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是关键。陈亮指出，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管理的不善、信息的不了解，经常导致所建水利工程不能发挥出预期效果，有些农田水利建设甚至于既劳民伤财，也无避免灾害之利，政府对此要高度重视。他指出要科学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就必须加强对农田水利建设的研究。为此，他希望年轻人去从事农业，潜心农田水利之法的研究，造福百姓，“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政”。
发展农业，就要重视发展商业，强调“农商一事”，“农商相籍”，这是是陈亮农业思想最为突出和最闪光的地方。历代众多思想家大都主张“重农轻商”、“重农抑商”，认为重视农业生产，必须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实现“利出一孔”，使农业生产成为人民经济收入的唯一来源，推行“驱民归农”措施，传统农本思想将农业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孤立系统来看待，发展农业和繁荣工商业两者被对立起来，这种农本思想使整个社会经济严格地限制在自然经济的范围内，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法宝，但并不能真正实现和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对此，作为浙东事功学派核心人物、永康学派代表人的陈亮，对传统农本思想的狭隘性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开放的“赖商而行”的新农本思想。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农桑相籍”。国家要以农为本，教化要以农为先，天下无浮食之民，则民力常裕，国家富强。但发展农业，并不是以抑制商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相反，农业只有与商业协调发展，才能“展布四体，通其有无，官民农商，各安其所行而乐其生”。他从当时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实际状况出发，主张朝廷不应守旧，一昧死抱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放，而要农商一事，农商互利，以此为目标调整改变政策，使农商相互为用，协调发展，所谓“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农商协调则为两利，相互损害，则为两病，“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则“郡县困匮，而其弊日又甚矣”。陈亮认为，农业和商业是构成社会经济体系的两大支柱，是联结其它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两者并无高低轻重之分。他强调：“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过，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农商之间有行业分工，更有紧密联系，两者不仅是非对立、排斥的，相反是互利、促进的。农业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而商业的繁荣又能反过来成为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重视农业发展，就必须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只有发展商业，才能畅通农产品物流贸易，促进农业和封建经济的发展。只有协调发展，社会才能走向全面繁荣，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任何歧视、压制、打击商业发展的举措，不仅不利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它还将严重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由于农业受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其生产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商业的发展，既可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局面，又可在灾年互通有无，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陈亮虽然公开批判与否定了千百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重本抑商观念，倡导重视商业，发展商品经济，但并没有走向贱农极端，对于重本思想，不仅没有否定，反而一再给予强调，把重农劝农作为治国之道的一项基本内容。综观陈亮的有关论述，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是持完全赞同的态度。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职能。他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思想，但有学者指出，“只是为了纠正传统的重农轻商偏见，才较多地强调了商业的重要性。”“农商一事”和“农商并重”的核心是农。对商业的重视，一方面表现为一种逻辑关系，是农业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商业之所以要重视，关键还在于其服务农业的功能，能为封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实现富民强国。从这一角度讲，只能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商人阶层的代表。“不同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而主张农商并重”。这表明，陈亮在体察社会经济内部结构和农商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农本思想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农本狭隘思想的束缚，是对传统农本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新农本主义思想，一种开放的农本思想，是传统农本思想发展的顶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推动商业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实为明代思想家公开倡导“农商皆本”思想铺平了思路、开了先河。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陈亮的见解对后来明代思想家正式提出‘农商皆本’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封建国家的立国之本。农业的经济地位反映到思想意识领域，就形成了牢固的农本主义思想，并导致封建政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其实，从本质上讲，农本思想则是重农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形式，重农思想本身不仅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是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封建社会中，在重农思想、农本思想指导下，推行了各种重农政策，使我国农业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在今天，农业作为第一产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它是我们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轻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来源。农业发展可极大地提升农村购买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产品市场，还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提供大量劳动力资源等。无论是历史时期，还是在现实中国，农业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加强农业，全面振兴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陈亮丰富的经济思想，蕴含了许多重要的价值，就其农业思想而言，也不例外。如果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的话，陈亮农业经济思想的价值和现代意义就显露无遗了。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做好“三农”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要立足实际，放眼世界，认清和研究各种新形势、新实际和新变化，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也要注重挖掘历史，努力从传统农业发展思想中提取、吸收有益的东西，并赋予它们反映时代特点和精神的崭新内容。
[参考文献]
[1]《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2]《陈亮集》卷二十《汉论•文帝朝》
经济思想研究范文6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认识国情的基础上,论文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各自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从而科学地指导了当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工作。
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
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国民经济应该具有怎样的性质和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还是以公有制为领导,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深化以往认识和思考的理论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公有制成分占领导地位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在建国前夕,新民主义经济应该包含多种经济成分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但其中的关键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问题。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进而分析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国家掌握国家企业和农业经济的条件下,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什么危险,不能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实行这种在确定公有制成分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并允许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全国解放战争前,党内外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性质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思考。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社会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p.139)
1948年9月13日,刘少奇在会议发言中着重阐述了与此相同的观点。他指出:“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他同时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2](p.182)
当时,在东北局工作的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后简称《提纲》),并报送中央。刘少奇对提纲进行了认真修改,得到的肯定。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1948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问题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同年12月25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但要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他特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
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构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强调保护生产力的同时,毕业论文始终坚持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框架。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到:“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3](pp.1255~1256)1948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指出:“整个国民经济,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2](pp.1~4)于9月15日在起草的《提纲》中提出了六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后经中共中央修改确认后的《提纲》写道:“东北经济在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即取消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特权以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这一思想为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吸收。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的问题,他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
三、新民主主义各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第一,关于国营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当时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虽然还未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但已占有很大比重,并掌握了社会经济的命脉,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它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反对投机操纵,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是国家最可宝贵的财产。它的发展前途是无限的,因此,我们对它必须特别关心,使它获得一切可能的发展,把它放在国民经济建设的最主要的地位。
第二,关于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中的劳动互助组织”,“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4](p.32、p.36)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用以帮助、领导和逐步改造广大小生产者的主要工具”。[2](p.48)合作社经济可以提高生产力,增加生产品,增加小生产者的财富,养成小生产者的劳动互助习惯,为将来实现农业集体化创造条件。
第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它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2](p.52、p.146)其形式主要有:出租制、加工制、定货制、合营制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它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的方向。”[4](pp.37~38)
第四,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硕士论文由于新民主主义时期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社经济也还不发展,加上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形式主要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其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
同时,要看到,不管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就包含有无组织的带有破坏性的经济活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在根本上是很危险的,也是很错误的。
第五,关于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主要是农民的小商品经济。它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要使中国的小商品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要经过比较长的教育和斗争,“对小生产者采取最谨慎的政策”,要通过合作社等形式把它们团结起来,要巩固小商品生产者的私有权,鼓励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发家致富。
这五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一矛盾和斗争中,“合作社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它只有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营经济结合起来,并取得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和帮助,才能使组织在合作社中的小生产者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4](pp.36~37)它可以促使小资本向大资本集中,小生产向大生产发展,使国家的管理监督更为便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处于对立地位的,它和私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竞争是不可避免的”。[4](p.30)这种经济竞争,是长期的,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但是,私人资本主义是分散的,中小资本家居多,“任何一个资本家不能同国有经济相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着国家,可以引导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经由国家资本主义之路,最终走向社会主义经济。”[2](p.49)
小生产经济“则是一种动摇的力量”,一方面它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社形式,另一方面它又“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5](p.4)无产阶级要在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中取得胜利,关键是争取小生产者;要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就必须积极地、稳妥地引导小生产经济走上合作社经济。
党的事业的开拓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党在总结以往解放区和当时东北老解放区经济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性质、成分构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和思考,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这些经济思想对于目前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刘少奇论新中国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