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1
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确实被低估。币值的这种扭曲固然在美国政坛上产生困扰，其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其实是利大于弊，2005年年初本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但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一拖再拖，结果不但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而且使过热的国内经济迟迟不能“退烧”，通货膨胀加剧，为今后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隐患。即便在本文发表之际中国金融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温和的调整，也已经错过了最适当的时机。中国当局应该尽快采取调整汇率的行动。在众多的汇率调整方案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按照本文的分析，当前相对最佳的选择是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
在本文中，笔者将先估算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值，论证为什么人民币币值低估了，然后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利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扭曲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困境和损失，最后讨论可供选择的人民币升值方案。
一、人民币到底低估了多少？
要回答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人民币究竟是否低估了，低估了多少。国外对人民币币值有很多说法，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
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5%，不过他们并未发表具体计算方法，所提供的也只是粗略的估计。笔者在本文中通过测算人民币汇率与其均衡值偏离的程度来判断其汇率是否低估。
一种货币汇率的均衡值，在短期内，是由外汇市场上对其货币的供求所决定的。由于市场上货币供求的不规则波动以及大量的投机行为，仅根据短期的汇率波动并不能判断该货币是否低估或高估。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否被低估，更重要的是看该货币的长期均衡值，它体现了汇率的长期趋势，长期均衡值由购买力平价决定。购买力平价假设不同的货币由汇率换算后的购买力应该一致。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是8:1,
那么，8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东西应该相等于1美元在美国购买的东西；否则贸易商就可以利用差价在两国间高卖低买套利，最后由于供求压力迫使汇率调整回到均衡值。
购买力平价理论对可贸易产品来讲很有说服力。但是对非贸易产品（如服务等）就不太适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从而使其服务产品及其它非贸易产品的价格低廉。这些非贸易商品并不参与国际贸易，从而不受购买力平价的制约。比如，在中国理发需要理发师半个小时的劳动，在美国也一样，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在中国的理发服务价格就便宜得多，但美国的消费者却不可能为了理个发飞到中国去。因此，如果衡量所有消费品包括非贸易商品加权得出的价格指数，低收入国家消费的总体价格相对要便宜。换言之，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币值按购买力平价的均衡值算是低估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拉撒─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效应”假设。要正确地估算人民币的币值，应当在剔除“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计算。这可以用线性或非线性的回归方程计算。弗朗格(Frankel2004)的计算结果是人民币在2000年低估44.8%，这个数字似乎偏大。张欣和邵琴(ChangandShao,2004)采用国际大样本并对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加以控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人民币在2003年低估22.5%（见表一）。这与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的估计一致。
从表一可以看出：1986年以前，人民币币值是高估的；1986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双轨制”，按照世界银行对人民币的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实际上是低估的；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币值呈温和低估；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同时中国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又经历了通货紧缩，致使人民币币值进一步低估；到2003年，人民币币值低估22.5%；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对温和的状况来看，2004年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应该不会低于2003年。
以上实证模型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产值的迅速增长，汇率均衡值会发生两个变化。其一，由于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服务及非贸易价格上涨，“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汇率会逐渐趋近购买力平价比率。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汇率允许偏离误差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P值会迅速减小。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程度就会更严重，也更难顶住升值的压力。除非中国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否则人民币的升值是迟早的事。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无法避免，中国只有采取积极措施去接受这个挑战。
人民币币值虽然确实低估了，但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货币相比，低估的程度并不算太严重。笔者用上述模型对其它低收入国家的货币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比人民币低估程度还要大的例子并非罕见。印度的卢比汇率低估的程度就比人民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表一的测算中人民币虽然被低估22.5%，但表现其离差统计信心程度的P值是0.286，这表明人民币的低估状况在世界上并非罕见。然而，人民币币值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比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要大得多。2004年中国已经是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6%。因此人民币汇率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要比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大得多。
由于中国对各国的出口持续快速地增长，特别是对欧美贸易的顺差急剧膨胀。以美国为例，中国和日本是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5年前两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是同期美日贸易逆差的一倍。如此迅速膨胀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舆论对人
民币汇率低估的抱怨越来越大。
二、人民币升值之利弊
经济理论可以证明，一个货币背离它的均衡值，其中一定包含着效率损失和机会成本。随着这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及其机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中国当局继续对调整汇率迟疑不决，非要等到难以承受之际再改变汇率，那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被动。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前两年可能还有些人看不清，但现在的事实已经使结论相当清晰了：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交换条件(termsoftrade)。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本来7元人民币就能换到1美元的商品，现在却要用8元，等于每出口1美元就倒贴1元人民币。这在金融资产的交易上表现得最明显。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铁矿石上的支出。这有助于压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
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冷却过热的宏观经济。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上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仅2005年第一季度即达5百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6千5百亿美元，其增长的势头依然未减。中国金融当局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货币发行量居高不下，处于失控状态。过量发行货币中的大部份热钱转向房地产业，先造成房地产泡沫，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这是目前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扩大的根源。虽然金融当局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贷款的措施，但由于未触动造成货币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所以无法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
再次，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使中国外债的付息偿还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外债的偿还成本。
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迟疑不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担心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案犹豫不决。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担忧是，这可能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导致失业增加，令目前已经十分严峻的城市就业状况雪上加霜。但是，在目前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下，这种担忧已经没有多少道理了。
首先，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它只会影响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这一部份还不到出口产品价格的30%。在这种情况下，若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只有3%。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很低，平均小时工资只有1美元，而美国是16.15美元[1]，所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也不会影响与美国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供应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所以，人民币升值也不至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输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多为必需品和低价商品，其需求弹性很低，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反驳理由,那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大大超过了升值可能增加失业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利差损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损失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6千多亿美元，若放任热钱流入，估计到2005年底可达8千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为5千到7千亿美元。2003年以前，美国金融资产的利息较低，假设利差为1%，每年中国在这方面承受的金融损失就至少是50亿美元或415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就不再承担这笔机会成本损失。若用这笔钱支付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按中国目前登记的6百万失业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得7千元，足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从2003年6月开始美国的利率上升，到2005年4月美国政府的10年期债券利率从3.13%升到4.27%，已高于中国政府的债券利率，虽然原先倒挂的利差消失，但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上升后，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相应下跌。由于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国家银行因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市价下跌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从2003年6月到2005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千亿美元，如果粗略地把利率和外汇储备按线性变化计算，并假设外汇储备中其他债券的利率变化和上述10年期债券类似，那么在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损失了120亿美元[2]。这是外汇储备过大造成的包袱。若人民币及时升值即可避免这些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的可选方案
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呢？有人主张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有人主张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有人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外币（可以公布或不公布该“篮子”的内容）的调节汇率制；也有人主张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后再“盯住”美元。
就第一种意见而言，过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主张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不过，中国目前脆弱的金融银行体系完全不能承受由此而造成的汇率动荡，现在已经基本上听不到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的这类意见了。
就第二种意见而言，假如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人民币的浮动区间不够大，马上会引来许多热钱来炒人民币，结果人民币马上涨停，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若进一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将引起更多的买进预期，引诱更多的热钱来炒人民币，又造成下一轮的涨停，对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会由于浮动区间的扩大而减少，反而可能变得更大，使局面更被动。而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放得足够大，这就和完全浮动体系没什么两样了。
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意见是一个修补方案，即采取浮动汇率制，“盯住”（但不公布）“一篮子货币”，不过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升值或贬值。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马骏即作如此主张。可是这个方案和调节汇率制或“肮脏浮动(dirtyfloating)”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中国宣布实行这样的方案，而市场了解并预期在大量的压力下人民币会升值，立刻就会有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一再升值。
因此，笔者认[来
为，当前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是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不过不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里有4个细节必须注意：
第一，中国当局应当突然在某一天对人民币汇率宣布一次性调整，并且宣布调整后在一定的阶段里汇率就不再动了，下次调整要等到某个不确定的将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市场投机者预测汇率的未来动向，从而降低事先和事后炒作人民币的预期。
第二，为了配合稳定新的汇率水平，要控制货币发行，目前不宜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
第三，一次性调整汇率后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外汇顺差主要来自美国，2004年中国对美国直接间接的贸易顺差达1千6百亿美元，是中国全球贸易顺差的5倍。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对美出口。更重要的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结算，如果“盯住”其它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指数，会使人民币对美元浮动，结果交易结算变得复杂，将大大增加国际交易成本。对中国大多数出口商来说，要放弃固定于美元的结算办法而改换其他的结算方法，还有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转换过程，并且必然增加他们买期保值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不过，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失控，美元走势看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通用交易单位的地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大大削弱。所以中国也应该准备在再下一轮调整汇率时考虑放弃美元而“盯住”“一篮子”主要货币。
第四，选择一次性调整汇率需要高超的技巧。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2.5%，升值的幅度应该小于这个数值，留有余地。因为任何估计数都会有误差，谁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什么幅度是真正的“一次到位”。笔者的计算结果中代表方差的P值达0.286，就说明误差可能不小。此外还必须给可能发生的近期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留有余地。再有，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带来的冲击，每次调整汇率时幅度不能太大，一般来说，调整5%到7%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个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认为调整的幅度不到位，就不能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仍然会造成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必须承认，笔者主张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完全杜绝外汇投机，但这个方案表明，政府至少在近期内将守住调整后的汇率，因此可以将外汇投机减少到最小程度，与浮动汇率和调节汇率等主张相比，效果要好得多。由于人民币汇率体制在名义上一直不是固定汇率，而是“有管理的调整”汇率，所以实行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时，政府不需要特别公布对现行汇率体制的变更。
还可能有人会批评说，如果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中国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实，只要中国继续控制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自由流通这三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通常只能取其二。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这三项目标中如果不得不舍弃一项，那么最可能舍弃的就是资本项目自由流通。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事实上是固定的，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跟着美国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
任何货币汇率的固定（或“盯住”）都是相对的。汇率如果经常浮动变化会使交易兑换成本增加，不利于贸易、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放弃了它们各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采用统一的欧元。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汇率若不稳定将对中国的外贸造成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但是汇率被长期低估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是：调整─盯住─再调整─再盯住。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案，也是相对最佳的方案。
人民币汇率向均衡值调整，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本来2005年1月是调整的最佳时刻，因为那时恰逢美国的节日之后、中国的春节之前，新年伊始，便于汇率调整后的过渡。可惜中国当局并未抓住这个时机。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2
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二）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3
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确实被低估。币值的这种扭曲固然在美国政坛上产生困扰，其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其实是利大于弊，2005年年初本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但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一拖再拖，结果不但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而且使过热的国内经济迟迟不能“退烧”，通货膨胀加剧，为今后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隐患。即便在本文发表之际中国金融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温和的调整，也已经错过了最适当的时机。中国当局应该尽快采取调整汇率的行动。在众多的汇率调整方案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按照本文的分析，当前相对最佳的选择是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
在本文中，笔者将先估算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值，论证为什么人民币币值低估了，然后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利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扭曲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困境和损失，最后讨论可供选择的人民币升值方案。
一、人民币到底低估了多少？
要回答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人民币究竟是否低估了，低估了多少。国外对人民币币值有很多说法，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
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5%，不过他们并未发表具体计算方法，所提供的也只是粗略的估计。笔者在本文中通过测算人民币汇率与其均衡值偏离的程度来判断其汇率是否低估。
一种货币汇率的均衡值，在短期内，是由外汇市场上对其货币的供求所决定的。由于市场上货币供求的不规则波动以及大量的投机行为，仅根据短期的汇率波动并不能判断该货币是否低估或高估。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否被低估，更重要的是看该货币的长期均衡值，它体现了汇率的长期趋势，长期均衡值由购买力平价决定。购买力平价假设不同的货币由汇率换算后的购买力应该一致。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是8:1,
那么，8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东西应该相等于1美元在美国购买的东西；否则贸易商就可以利用差价在两国间高卖低买套利，最后由于供求压力迫使汇率调整回到均衡值。
购买力平价理论对可贸易产品来讲很有说服力。但是对非贸易产品（如服务等）就不太适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从而使其服务产品及其它非贸易产品的价格低廉。这些非贸易商品并不参与国际贸易，从而不受购买力平价的制约。比如，在中国理发需要理发师半个小时的劳动，在美国也一样，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在中国的理发服务价格就便宜得多，但美国的消费者却不可能为了理个发飞到中国去。因此，如果衡量所有消费品包括非贸易商品加权得出的价格指数，低收入国家消费的总体价格相对要便宜。换言之，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币值按购买力平价的均衡值算是低估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拉撒─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效应”假设。要正确地估算人民币的币值，应当在剔除“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计算。这可以用线性或非线性的回归方程计算。弗朗格(Frankel2004)的计算结果是人民币在2000年低估44.8%，这个数字似乎偏大。张欣和邵琴(ChangandShao,2004)采用国际大样本并对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加以控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人民币在2003年低估22.5%（见表一）。这与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的估计一致。
从表一可以看出：1986年以前，人民币币值是高估的；1986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双轨制”，按照世界银行对人民币的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实际上是低估的；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币值呈温和低估；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同时中国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又经历了通货紧缩，致使人民币币值进一步低估；到2003年，人民币币值低估22.5%；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对温和的状况来看，2004年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应该不会低于2003年。
以上实证模型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产值的迅速增长，汇率均衡值会发生两个变化。其一，由于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服务及非贸易价格上涨，“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汇率会逐渐趋近购买力平价比率。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汇率允许偏离误差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P值会迅速减小。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程度就会更严重，也更难顶住升值的压力。除非中国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否则人民币的升值是迟早的事。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无法避免，中国只有采取积极措施去接受这个挑战。
人民币币值虽然确实低估了，但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货币相比，低估的程度并不算太严重。笔者用上述模型对其它低收入国家的货币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比人民币低估程度还要大的例子并非罕见。印度的卢比汇率低估的程度就比人民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表一的测算中人民币虽然被低估22.5%，但表现其离差统计信心程度的P值是0.286，这表明人民币的低估状况在世界上并非罕见。然而，人民币币值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比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要大得多。2004年中国已经是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6%。因此人民币汇率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要比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大得多。
由于中国对各国的出口持续快速地增长，特别是对欧美贸易的顺差急剧膨胀。以美国为例，中国和日本是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5年前两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是同期美日贸易逆差的一倍。如此迅速膨胀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舆论对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抱怨越来越大。
二、人民币升值之利弊
经济理论可以证明，一个货币背离它的均衡值，其中一定包含着效率损失和机会成本。随着这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及其机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中国当局继续对调整汇率迟疑不决，非要等到难以承受之际再改变汇率，那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被动。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前两年可能还有些人看不清，但现在的事实已经使结论相当清晰了：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交换条件(termsoftrade)。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本来7元人民币就能换到1美元的商品，现在却要用8元，等于每出口1美元就倒贴1元人民币。这在金融资产的交易上表现得最明显。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铁矿石上的支出。这有助于压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
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冷却过热的宏观经济。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上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仅2005年第一季度即达5百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6千5百亿美元，其增长的势头依然未减。中国金融当局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货币发行量居高不下，处于失控状态。过量发行货币中的大部份热钱转向房地产业，先造成房地产泡沫，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这是目前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扩大的根源。虽然金融当局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贷款的措施，但由于未触动造成货币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所以无法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
再次，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使中国外债的付息偿还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外债的偿还成本。
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迟疑不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担心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案犹豫不决。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担忧是，这可能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导致失业增加，令目前已经十分严峻的城市就业状况雪上加霜。但是，在目前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下，这种担忧已经没有多少道理了。
首先，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它只会影响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这一部份还不到出口产品价格的30%。在这种情况下，若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只有3%。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很低，平均小时工资只有1美元，而美国是16.15美元[1]，所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也不会影响与美国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供应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所以，人民币升值也不至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输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多为必需品和低价商品，其需求弹性很低，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反驳理由,那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大大超过了升值可能增加失业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利差损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损失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6千多亿美元，若放任热钱流入，估计到2005年底可达8千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为5千到7千亿美元。2003年以前，美国金融资产的利息较低，假设利差为1%，每年中国在这方面承受的金融损失就至少是50亿美元或415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就不再承担这笔机会成本损失。若用这笔钱支付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按中国目前登记的6百万失业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得7千元，足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从2003年6月开始美国的利率上升，到2005年4月美国政府的10年期债券利率从3.13%升到4.27%，已高于中国政府的债券利率，虽然原先倒挂的利差消失，但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上升后，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相应下跌。由于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国家银行因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市价下跌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从2003年6月到2005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千亿美元，如果粗略地把利率和外汇储备按线性变化计算，并假设外汇储备中其他债券的利率变化和上述10年期债券类似，那么在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损失了120亿美元[2]。这是外汇储备过大造成的包袱。若人民币及时升值即可避免这些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的可选方案
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呢？有人主张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有人主张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有人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外币（可以公布或不公布该“篮子”的内容）的调节汇率制；也有人主张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后再“盯住”美元。
就第一种意见而言，过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主张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不过，中国目前脆弱的金融银行体系完全不能承受由此而造成的汇率动荡，现在已经基本上听不到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的这类意见了。
就第二种意见而言，假如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人民币的浮动区间不够大，马上会引来许多热钱来炒人民币，结果人民币马上涨停，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若进一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将引起更多的买进预期，引诱更多的热钱来炒人民币，又造成下一轮的涨停，对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会由于浮动区间的扩大而减少，反而可能变得更大，使局面更被动。而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放得足够大，这就和完全浮动体系没什么两样了。
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意见是一个修补方案，即采取浮动汇率制，“盯住”（但不公布）“一篮子货币”，不过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升值或贬值。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马骏即作如此主张。可是这个方案和调节汇率制或“肮脏浮动(dirtyfloating)”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中国宣布实行这样的方案，而市场了解并预期在大量的压力下人民币会升值，立刻就会有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一再升值。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是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不过不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里有4个细节必须注意：
第一，中国当局应当突然在某一天对人民币汇率宣布一次性调整，并且宣布调整后在一定的阶段里汇率就不再动了，下次调整要等到某个不确定的将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市场投机者预测汇率的未来动向，从而降低事先和事后炒作人民币的预期。
第二，为了配合稳定新的汇率水平，要控制货币发行，目前不宜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
第三，一次性调整汇率后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外汇顺差主要来自美国，2004年中国对美国直接间接的贸易顺差达1千6百亿美元，是中国全球贸易顺差的5倍。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对美出口。更重要的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结算，如果“盯住”其它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指数，会使人民币对美元浮动，结果交易结算变得复杂，将大大增加国际交易成本。对中国大多数出口商来说，要放弃固定于美元的结算办法而改换其他的结算方法，还有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转换过程，并且必然增加他们买期保值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不过，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失控，美元走势看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通用交易单位的地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大大削弱。所以中国也应该准备在再下一轮调整汇率时考虑放弃美元而“盯住”“一篮子”主要货币。
第四，选择一次性调整汇率需要高超的技巧。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2.5%，升值的幅度应该小于这个数值，留有余地。因为任何估计数都会有误差，谁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什么幅度是真正的“一次到位”。笔者的计算结果中代表方差的P值达0.286，就说明误差可能不小。此外还必须给可能发生的近期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留有余地。再有，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带来的冲击，每次调整汇率时幅度不能太大，一般来说，调整5%到7%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个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认为调整的幅度不到位，就不能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仍然会造成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必须承认，笔者主张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完全杜绝外汇投机，但这个方案表明，政府至少在近期内将守住调整后的汇率，因此可以将外汇投机减少到最小程度，与浮动汇率和调节汇率等主张相比，效果要好得多。由于人民币汇率体制在名义上一直不是固定汇率，而是“有管理的调整”汇率，所以实行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时，政府不需要特别公布对现行汇率体制的变更。
还可能有人会批评说，如果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中国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实，只要中国继续控制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自由流通这三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通常只能取其二。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这三项目标中如果不得不舍弃一项，那么最可能舍弃的就是资本项目自由流通。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事实上是固定的，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跟着美国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
任何货币汇率的固定（或“盯住”）都是相对的。汇率如果经常浮动变化会使交易兑换成本增加，不利于贸易、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放弃了它们各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采用统一的欧元。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汇率若不稳定将对中国的外贸造成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但是汇率被长期低估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是：调整─盯住─再调整─再盯住。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案，也是相对最佳的方案。
人民币汇率向均衡值调整，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本来2005年1月是调整的最佳时刻，因为那时恰逢美国的节日之后、中国的春节之前，新年伊始，便于汇率调整后的过渡。可惜中国当局并未抓住这个时机。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在汇率调整问题上犹豫不决，是因为当时有不少国际外汇炒家预期今年1月份人民币会升值，为此把大笔热钱投入中国，但中国政府不能让他们从中渔利。确实，中国政府和金融当局在不同的场合说过类似的话[3]。倘若这个猜测果真是中国政府拖延调整人民币汇率的理由的话，那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类似小孩子赌气的大错误。因为拖延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固然令国际外汇炒家的投机失败，但因此给中国的宏观经济带来的损失则更大。这是一个实际的理性的利益权衡问题。
经济学里有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价格不能背离均衡水平太久。扭曲的价格意味着巨大的机会成本和效率损失。市场迟早会迫使价格回归均衡水平，在这一点上市场的力量最后终会胜过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只要人民币币值低估了，外汇炒家就可能前赴后继，于是国际热钱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最后中国政府在被动状态下还是不得不调整汇率。最近中国加速的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迟迟不得缓解，就起因于政府迟迟不调整人民币汇率。既然人民币币值不能通过汇率调整恢复其均衡水平，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会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这一目标，然而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远比调整汇率要大。尽管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是一个事先不公布的突然行动，但是益早不宜迟。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和汇率制度的改革延误已久，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损失已足够大了。
【注释】
[1]美国数据来源于《国际劳工组织，2004》的统计资料。中国没有相应的小时工资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年工资，按一年工作1,600小时算，合1.06美元。
[2]由于中国政府没有公布其外汇储备的具体金融资产债券组成，笔者无法计算准确的损失数字。不过，即使用各种可能的组成来做假设，可以做结论的是，死守现在汇率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远远大于失业保险的支付。
[3]中国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发言人说，谁要想投机人民币升值赚钱，是注定要失败的。总理也说过类似的话。
【参考文献】
CHANG,GeneH,andQinSHAO,2004,"HowMuchistheChineseCurrencyUndervalue:AQuantitativeEstimation,"ChinaEconomicReview,Vol.15,pp.366-371.
FRANKEL,Jeffrey,2004,"OntheRenminbi:TheChoiceBetweenAdjustmentUnderAFixedExchangeRateandAdjustmentUnderAFlexibleRate,"PaperforaHigh-LevelSeminaronForeignExchangeSystem,Dalian,China,May.
人民币汇率论文范文4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1、来自国际环境的压力
从国际方面看，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实行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大幅贬值的汇率政策，给各贸易伙伴国带来较明显的经济损失，引起各贸易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目前，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锁定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美元的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变相贬值，也同样地引起贸易伙伴国的新一轮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非议。
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称美国将鼓励中国采取向灵活汇率制度过渡的举措。高盛公司运用全球汇率均衡模型测试的结果是人民币的低估幅度为15%左右，高盛财团预期中国会逐步扩大人民币波幅后，多家投资银行也纷纷加入“人民币升值论”阵营，花旗集团及德意志银行发表报告称人民币与美元汇价将于一年之内升值3%。《经济学人》更在传统的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上，以“巨无霸”指数为例，支持其“人民币币值仍偏低”的论点。其依据是，美国主要城市的“巨无霸”汉堡包平均价格为2.7美元，中国的汉堡包售价全球最便宜，仅为1.2美元，而瑞士要4.52美元。
2002年末以来，日本官方及公众媒体又提出一种“中国”的新说法，指责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要求人民币升值。2002年12月4日，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国内的通货紧缩。2月22日，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国家输出了通货紧缩”。3月6日，日本国会某参议员发表言论，提出中国应将人民币升值，以减轻因输出通货紧缩而对日本和全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了自身以贸易利益为主体的趋利动机，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纷纷提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人民币汇率应尽快升值”等观点，甚至以日本为先在今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向其他6国提交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强制人民币升值的议案，试图利用强大的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最终该项提案被否决。
“重估派”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弱势水平上，从而增强其出口竞争力，使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日益加大，并引起世界其他国家出现通货紧缩。他们主张对人民币的价值进行一次大幅调整，然后在新的汇率水平上，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
其实，大量经济数据表明，中国并没有人为地增加出口竞争力，也没有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中国更不是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约6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这一顺差为350亿美元，远低于日本的1130亿美元。这个数字也低于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5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的总和770亿美元。
中国目前的出口表现的确非常强劲。其原因要归结于实施了十余年的贸易改革，富有活力的私人企业的逐渐兴盛、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因此，认为人民币需要被重估的人，实际是误解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强劲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他们的方法不仅对解决当前世界经济问题无济于事，而且会在中长期对中国经济造成伤害。
2、日美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真实意图
在一般情况下，影响汇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外汇的供求关系、不同币种的利差、市场对该国经济发展及该货币购买力的预期、以及进出口的平衡关系等。但以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人民币升值派”不提这些短期因素，而论基于1985年的日本产业发展水平和结构状况而诞生的《广场协议》。[NextPage]
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经济振兴以及“国际贸易立国”是在长达20余年的“锁定日元低汇率”的背景下实现的。1949年，为控制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改革当时存在的多重汇率，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帮助下制定了“道奇计划”和“经济安定九原则”，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锁定为1：360，一直实行到1973年2月。在这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当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相当于美国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迫于当时美国的“新经济政策”，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
从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高开放度化”的进程，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了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出口汽车和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分别是394.7万辆和1.05万辆。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同年世界汽车出口第二大国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而美国仅出口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1981年以后，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不平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特别是日本的汽车产品大举占领美国市场，使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和原联邦德国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秘密会议，就美元高估及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货币的比价。这就是“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目前的日本舆论显然夸大了中国目前的产业基础及国际竞争力。以钢铁为例,2002年中国的钢铁业面临的现实形势是，为了应对美国“201条款”和外部倾销不得不对进口产品加征“反倾销特别关税”。显然，中国钢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与日本在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相比还相差甚远。再以汽车为例，虽然2002年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量和销量都实现了36%的年增长速度，但总规模也才不过310万辆左右，同年美国在不景气状态下的汽车销量仍达1100万量，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倍。目前全世界的汽车产量约为5400万辆，中国产量所占比重不过5.74%。事实表明，目前中国的产业基础与日本相比，远达不到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水平，甚至连日元第一次升值时的水平也远未实现。
事实上，日本正在受惠于中日间的贸易发展。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数字，2002年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高达2.75万亿日元。日本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意图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仅仅是针对中国目前家电等产业的出口态势而发的。其真正目的是企图阻止中国提高自己重要基础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努力，例如钢铁业和汽车业。人民币升值，日本在钢铁业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就将增强，中国钢铁工业升级的进程就将严重受阻。
二、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利弊分析
1.短期利弊分析
人民币升值，在短期内可以使人民币的地位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老百姓手中的财产更富有国际价值，同时可以减低中国进口的成本，也使外债压力相应减轻。
但在短期内，人民币升值后的利弊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在国内方面，首先，通货紧缩依然存在，通胀压力逐步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1-5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继续加快。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9.95万亿元，同比增长20.2%，是1997年8月以来的最高值，增幅比上年同期高6.2个百分点。目前，广义货币M2增幅已高于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之和9.8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水平。另一方面，据统计，2003年一季度企业景气指数创历史新高，而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则呈现下降走势，1月份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7.7点，2月份为97.8点，3月份为97.6点。尤其在经历了SARS的冲击以后，居民消费信心更是需要加以重树和得到恢复。这表明，尽管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正逐步加大，但通货紧缩现象依然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NextPage]
其次，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其一，大规模不良资产仍然存在。1999年组建的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剥离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约14000亿不良资产，曾一度减轻了我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规模过大的压力，但到2001年底，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这一比例又高达25.37%。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按五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平均不良资产比率达到26.1%。其二，国有银行资本金不充足。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资本充足率平均在10%以上，但我国的银行体系与之相差很远。2001年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为8.30%，工商银行为5.76%，建设银行为6.787;，农业银行为1.44%，国有独资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为5.07%。其三，金融机构盈利水平较低。我国金融机构由于不良贷款比例高、信贷资金周转慢和利息回收率低而造成效益低下和经营困难。1995年末，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合计利润为255.45亿元，到1998年末下降为77.05亿元，2000年末为320.78亿元，2001年末又降为230.08亿元。虽然利润水平逐步好转，但资产利润率仍然偏低，平均不到0.3%（按照商业银行风险评价的考核标准，该项指标应为0.5%）。四家国有银行虽然账面盈利，但按审慎会计制度核算，实际仍然亏损。其四，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性缺陷仍然相当明显，具体表现在资本市场产生的制度环境、资本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资本市场功能扭曲、资本市场基石不牢、资本市场监管不力等方面。其五，金融监管手段落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稳健运行和持续发展的要求，总体上看，金融监管基础较差、手段落后、成本较高、效果不尽如人意。
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形势存在诸多变数。一方面，大多数国家通货膨胀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增大。而多数国家通货紧缩风险加大有其具体的经济和金融原因，比较复杂，非短期因素所致。虽然中国物价目前也在低位运行，但其对世界价格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形势仍然严峻。2002年以来，在世界经济恢复乏力、地区政治危机、美国经济恢复不稳定、公司利润萎缩、大公司丑闻频频曝光等因素影响下，国际金融市场继续动荡多变，市场风险加大并出现市场信心危机。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2002年底美元对欧元、日元汇率分别为1.0496、118.74，比上年末分别贬值16.2%和10%。以贸易加权指数计，美元在2002年下跌了9.6%，是1987年以来全年最大跌幅。欧元汇率不断攀升，年底对美元汇率达到三年来最高点。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降息成为各国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自2003年6月5日欧洲央行降息50个基点以后，美联储也于6月25日决定降息25个基点，将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25%降至1%，为195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日本更是早就将短期利率降到接近于零的水平。各主要经济体在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之前纷纷采取降息举措，表明经济萧条以来的降息趋势有望在本年内继续大范围延续。而在目前的外汇市场上，息差已经成为决定各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的最关键因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国际外汇市场汇率走势的变数。
但从短期看，对汇率的变动与否要有客观的评价。如果实行完全浮动汇率制度，本国货币无论具有升值或贬值的趋势，其市场汇率都会在均衡汇率水平上下波动。实行管理浮动或固定汇率制，政府有可能在短期内使汇率高估或低估，但汇价过高过低都会利弊互见，政策效果没有绝对优劣之分。例如，高汇率有可能增加旅游外汇收入，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不利于扩大出口，往往会加大商品进出口不平衡。低汇价则有大体相反的两面效果。
2.长期利弊分析[NextPage]
人民币升值有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压力，刚刚成长的中国制造业将遭遇阻力，吸引外资的优势也会受损，而中国经济的震荡在远期更会对亚洲经济的稳定产生影响。
从长期看，对于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国家，其货币汇率会呈现上升趋势。这时，汇率上升或本币增值是好事，不仅在于它使得本国国民拥有的给定数量的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大的购买力，更根本的意义在于它反应了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成就。但即便在这类情况下，货币升值仅仅是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刻意追求高汇率政策的产物。另一方面，高通涨或增长乏力的国家其汇率则难免下降。货币贬值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是经济基本面情况的客观反应，因而是必要的；反过来说，如果通过政策手段人为地勉强维持高估的汇率，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损害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3.国内经济发展需要汇率稳定
2002年，中国向全球输出的产品总额达到3255.7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由226亿美元扩大到305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27亿美元。外汇储备、外贸出口、吸引外资等持续上升，汇率却维持不变，自然引起了日美等国的注意。
但从总体上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近年来，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韩元和泰铢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58.1%和78.7%。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合适的。因此，现行的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
决定一国货币币值的因素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两类。长期因素是指通过提高一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和经济实力来提高其货币的对外购买力的因素，比如贸易条件（TOT）、GDP增长率、技术进步因素、消费物价指数差、利率差、外汇储备等。另外，价格水平和利率水平虽然不能直接反映经济实力，却代表了综合的商品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是诸多其它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能够影响汇率的长期变化趋势。经典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利率平价理论就是分别通过本国和外国的价格差与利率差来估算本币的相对变动的。
其实，GDP高速增长不必然导致实际汇率升值。从中国的情况看，在GDP增长速度较快时，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进口技术的需求大大提高；同时技术引进反过来又对GDP增长有促进作用。所以GDP增长快可能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引起贸易项赤字，导致实际汇率贬值；而在起飞的中后期，因资本流入加快和出口制成品能力的相对提升，引起实际汇率升值。据测算，GDP增长的汇率弹性为0.0077，即GDP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贬值0.0077个百分点。1998年GDP全年的增长率为7.8，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因此贬值0.06%，因此，GDP变动对汇率的贬值作用不太大。但外资进入中国，看中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包括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股市的发展、上市公司治理的改善等等，并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汇率绝对不是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项还没有开放的国家来说，储备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短期因素的存在使得有效汇率偏离均衡汇率。但因为这些因素是短期的，对汇率的影响只是暂时的，无法掩盖汇率波动的长期趋势。典型的短期因素包括因势利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战争、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也会对当前汇率造成负面影响。
三、人民币汇率政策建议[NextPage]
1.我国汇率走势回顾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体制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1988年9月27日，人民币汇率只有官方牌价一轨。第二阶段是1988年第四季度-1993年底，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双轨。调剂市场汇率是市场供求力量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政府干预不多。第三阶段是1994年汇率并轨至今94年元旦，人民币官方牌价从5.8飚升至8.7，而后汇率变动不大。
2.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思路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汇率决定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基本意思是，一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比如，同一种轿车在A国卖1万美元，而在B国卖8.3万人民币，则美元兑人民币的比价为1比8.3。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这个比价常常是不准确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A国对B国的贸易持续保持顺差，那么，A国货币就会升值，以使两种货币的购买力保持“均衡”。然而，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汇率往往又是不够灵活的，常常不能反映这些购买力的变化。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项目”中，除了最重要的“商品贸易”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服务贸易”。然而，由于统计上的难度和滞后性，服务贸易的内容常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比如，如果A国公司接受B国公司的审计服务，或A国学生常常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大量出国留学，这些货币兑换需求就属于“服务贸易”的内容，同样应该列入经常项目的平衡表内。因此，“商品贸易”的状况常常不能真实反映“经常项目”的平衡。
汇率的决定是与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关联的，不能指望单纯地从商品贸易的层面寻找答案。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什么问题都沉在水面下，债权人愿意延展债务，投资者也会将利润汇出暂时留在国内。而一旦经济增长滑坡，或是出现了负面的外部冲击，利润利息的汇出不可估量。
人民币终将走向自由浮动，而且早比晚好。在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放开汇率管制，势必增加外汇市场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这将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资本项目输出，而资本项目输出有赖于经常项目赤字，但中国的经常项目又是盈余的，这样外汇市场人民币的强势就会得以保持。如果币值一旦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势头，将会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出现经济萧条和大面积失业。
3.几点政策建议
关于汇率政策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人民币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因此人民币汇率从长期来说应该是升值的。好的汇率政策必定要考虑经济效率、
关于外汇市场的发展，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形成并非反映了真实的货币供求，而是现实经济利益的表现。因此，要大力发展我国的外汇市场（如银行、企业间外汇市场的发展），进一步放松外汇管制和限制。
最后，在外汇平衡方面，要兼顾总体平衡和结构平衡。
4.如何在短期减压人民币升值
一方面，我们可以尽快确立科学的人民币币值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地反驳“人民币重估论”。针对《经济学人》所称的“巨无霸指数显示人民币币值仍偏低”。我们可以选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先进的计算方法予以论证。例如，用人均收入指标作比较，“巨无霸”指数下的人民币还应该贬值。但从外汇储备的增长看，人民币显然又被轻微低估了。2002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740亿美元，2003年一季度又增加了300亿，到今年一季度储备已达到3160亿美元。中国的央行在大量购买外汇，使人民币的名义汇率保持在1∶8.27左右，如果汇率实行自由浮动，人民币肯定已经升值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重申不赞成人民币升值的几个理由：
首先，从理论上，人民币升值将会符合了外资流入的升值预期。目前，中国有大批外资流入，这些资金中无论是国外游资，还是外逃资金的回流都有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因此是“热钱”性质。当前的资金流入与二十世纪80、90年代的资金流入在性质上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次，人民币升值将不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讨论基础，就是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严重的低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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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特点问题策略选择
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点
(一)当前我国外汇市场主要是本币和外币头寸转换市场。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结构由两个子市场组成，一是外汇指定银行和企业间结售汇市场，一是外汇指定银行和央行参与交易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从结售汇内容、银行外汇上额管理和央行经常调控的过程来看，现在的外汇市场是一个与现行外贸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性外汇市场。
(二)人民币汇率是局部外汇交易汇率。目前人民币汇率是在结售汇制和外汇指定银行外汇上额管理规定的约束下的外汇交易价格，外汇交易主体少，外汇供给充分，而外汇需求受到严格限制，企业、银行、政府机构和个人的外汇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形成的交易价格不是市场出清的外汇价格，只是有限的交易主体在有限需求下的外汇交易价格，或称为市场局部均衡价格。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压力来自贸易项目状况。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所决定的汇率，基本上不反映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外汇供求变化，汇率变动的压力主要来自经常项目的顺差或逆差。当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对华贸易逆差。
(四)央行的干预成为经常行为。由于外贸顺差和大量引进外资，企业被强制结汇，外汇指定银行持有外汇头寸又受到上额限制，央行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进外汇，同时为了使人民币汇率维护在波动幅度之内，央行也必须买卖外汇，央行人市买卖外汇就成了经常行为。央行交易中持有外汇净额的迅速上升，造成了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本来是企业、银行和个人的外汇需求，由于制度约束被央行买进变成外汇储备，外汇风险就从企业、银行和个人向央行集中。
二、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问题
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建立在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基础上的。其外汇市场仍属于初级市场，缺乏系统完善的运行机制。在形成机制方而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从交易主体上看：现行外汇市场组织体系不健全。按照国际惯例，规范的外汇市场组织体系应由一国中央银行、外汇银行、客户和外汇经纪人组成。而我国外汇市场主体只有外汇银行和中央银行。
（二）从交易性质上看：现行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管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交易市场。在线
（三）从市场开放程度上看：现行外汇市场垄断程度太高，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
（四）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现行外汇市场交易的内容和品种过于单一化。目前我国外汇市场的交易币种仅仅是美元、日元、港元和欧元；交易品种只有即期交易。还缺乏调期、期货、期权等业务品种。这种现状不仅不能满足我国企事业单位对多样化外汇交易的需求。
三、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策略选择
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策略选择包括固定汇率、自由浮动制度及有管理的浮动制度三种形式。
(一)固定汇率
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愿意在外汇市场上以固定汇率同私人部门兑换货币。
(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中央银行不会为了固定汇率而干预外汇市场，能自动地保持汇率的弹性。
(三)有管理浮动汇率制
由以上分析可见，前两者显然无实现可能，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增加弹性和灵活性。从长期看，应从增加汇率的弹性，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逐步过渡到人民币的独立浮动。
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具体措施
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国家，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从理论而言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同时也有宏观调节。但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机制。不论是研究机构还是实务部门(包括政府管理部门)都在深入探讨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基本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按照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应从运用行政机制转变为运用市场机制。
在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且外向型经济已占较高比重的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应当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体措施包括：
（一）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银行结售汇的强制性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封闭性是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缺失的重要原因。
（二）适度放松对机构和个人使用外汇的限制，使市场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机构和个人对外汇的需求。
（三）中央银行在改革和调整人民币汇率政策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监管，严厉处罚违法违规行为。
（四）增加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主要包括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在市场上的干预频率，代以其他的经济方式和手段调整汇率水平。
五、结论
从现行汇率制度出发，综合考虑多方利益，把汇率制度改革同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收支状况、国际货币合作联系起来，渐进地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要以汇率水平稳定为前提，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经济内外协调和均衡发展，搞好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经济基础。做出的选择既是多方利弊博弈的结果，也是渐进放开汇率管制的过程。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只有对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才能使中国经济在迈向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进程中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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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另类诠释——汇率机制中的央行干预与非对称性马德功云南社会科学-2004(4).-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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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成熟的国际收支理论认为，贸易、FDI与实际汇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总和，一般来说，国际收支逆差表明外汇供不应求，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国际收支逆差会导致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反过来说，国际收支顺差会引起汇率下降，本币升值。近年来，随着全球资金快速流动，汇率波动衍生的不确定风险，对于出口部门的影响，成为近来研究重心。理论上，汇率波动加剧将提高贸易风险，增加避险成本，减少预期利润，降低厂商从事国际贸易意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远期外汇市场不尽完全或者缺乏效率，避险渠道受到限制，厂商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可能更甚于已开放国家。对于汇率水平的波动与FDI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学术界尚无定论。从理论上来说，汇率通过两个渠道影响FDI：相对生产成本和财富效应渠道。
传统的汇率理论（Hymer，1960）认为，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汇率水平波动将不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只是企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另外一种传统理论将FDI看作追逐比较成本优势的现象。它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是更好地利用国际间不能流动的另一国十分丰富的廉价资源优势，即后来英国学者Dunning（1997）概括的区位优势。
Froot&Stein（1991）发现了汇率变动的所谓“财富效应”（wealtheffect），认为本币币价的变化与FDI之间存在着逆向因果关系。即货币升值时，FDI流入量会下降；当货币贬值时，FDI流入量则会上升。这是因为一国货币贬值，投资者所持有的本币的相对价值就上升，这意味着可以以相同的财富购买到更多的东道国资产，这势必会促进外商投资的增加。他们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FDI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相反，Goldberg和Kolstad（1994）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则发现汇率贬值对于FDI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又发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数据表明，币值的变化与FDI流入量之间甚至存在正向的关系（Raymond，2004）。会计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volatility）对FDI流入量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但是目前国际上多位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发现汇率的波动幅度与FDI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Cushman，1985&1988；Goldberg&Kolstad），还有一些学者得出波动与FDI流入不存在任何关系。同时也有人关注国际收支内部FDI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Maxwell（1996）的实证结果显示FDI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改善。
最新的理论则是把FDI视为跨国公司购买的一种真实选择权（Realoptions）。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影响国际市场的因素远比国内市场复杂，而且变化无常，所以从事国际经营业务的风险非常高。跨国公司为了降低自己直接投资的风险损失，往往借鉴证券投资中惯常使用的多样化策略来分散现有的投资布局，即通过在国外并购或新建一个或多个工厂（当然须相应推迟在何处进行生产的决定）来分散投资风险，从而确保取得较为稳定的投资收益。此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相当于购买了一种真实选择权，其价值自然就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风险大小。英国学者Dixit和Pindyck（1994）在该领域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国内关于对外贸易，FDI与汇率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FDI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FDI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志鹏（2002）的实证分析认为，FDI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国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
1996-1997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外贸收支顺差较小且波动较大，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1996年的FDI规模为417.3亿美元，1997年中国成功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大量外资持续流入，1998年达到454.6亿美元。这也与FDI从周边国家流出有关。随着危机国家经济的逐渐复兴和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199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2001年以来随着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的逐步恢复，同时，由于WTO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入世”效应在利用外资中开始显现出来。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14.7%的恢复性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27.43亿美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程度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为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同时也注意到2003年度内FDI的流入额的波动很大。从2003年的535亿美元到2004年的606亿美元，经历了大概12%的增长。2005年我国FDI流入量为855.1亿美元，考虑2005年FDI撤出的数量，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这一数字为63.8亿美元，这样2005年的FDI净流入量为791.2亿美元。
实际汇率是反映一国国际竞争力状况的指标，其计算方法为：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外国物价指数/本国物价指数）
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和FDI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同时鉴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地位，我们以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反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水平。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美国消费价格指数/中国消费价格指数）
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走势看，尽管199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维持了稳定，但由于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化，1996至1997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实际升值状态，之后一直到2003年2月总体走势是对美元实际贬值，2003年3月以后由于中国物价水平迅速回升，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2003年底相对于2003年2月升值幅度达9.28%.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今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破8”。之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返回，到6月15日再次“破8”，人民币较2005年7月21日升值3.49%.
对外来直接投资数据进行进一步考察就不难发现，自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可能对不同类型的外来直接投资有不同影响。事实上，在过去流入中国的FDI中，1995~1998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断增加之势，而中外合资型FDI则呈不断减少之势；1998~2005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期间，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则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十分明显，只有外商独资型FDI在不断加速增长，并于2002年超过其他类型FDI而占FDI总额的近乎一半。
根据Froot&Stein的相对财富理论，在一国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货币升值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这符合财富理论的前提假设，而对我国以往情况的检验结果也符合该理论的结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所谓“财富效应”将使持有外汇资产的外国公司相对于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国内企业突然间拥有更为充裕的人民币资金，从而更有利于外国公司对我国企业资产的收购或刺激它们来华投资；与此相反，人民币升值则将减少外国公司的相对财富，并增加其在华投资建厂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削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由于1995年依赖人民币汇率（包括我国贸易加权的有效汇率）一直呈现升值趋势，并因为我国外汇储备长期持续增长而隐含升值预期，所以，我国中外合资型FDI是最符合Froot和Stein的“财富效应”的，中外合作型FDI与“财富效应”基本吻合，而外商独资FDI则与“财富效应”完全相悖。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影响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在直接投资之前，为了明确中外双方的权益和义务，中外合资项目或者中外合作项目无疑都要涉及外商投资物品，技术以及商标等在我国国内的作价或估价问题，自然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最大和最直接。与此相反，外商独资项目通常是在直接投资发生之后的国内采购或支付工资等费用时才会涉及人民币汇率，因此基本上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它受其他因素特别是追求区位优势的影响最大，这正是近几年外商独资型FDI在我国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或者钉住美元的政策制度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微小变化本身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真实选择权型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真实选择价值只取决于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大小，而风险不是指变化本身，而是指变化的不确定性或变化幅度。会计
不过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步扩大浮动范围，人民币汇率的经常变化势必增加国际交易条件的不确定性，从而刺激更多的跨国公司把更多的国际交易内部化，并促使以追求内部化优势以及知识产权为目的的外商独资型FDI更快速的增长。同时，随着入世后我国不断完善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相关法律，人民币汇率变化也将会影响将来通过并购进入我国的外商独资型FDI，它们会因人民币贬值而增加，或因人民币升值而减少。
三、结论
（一）尽管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但出口空间的大小不是影响外资流入的主要因素，吸引FDI可能依然是较高的投资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潜在的巨大市场等国内特定因素。实际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对FDI短期内会有促进作用，但是长期内会由于实际汇率的波动对FDI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造成FDI的波动，甚至是造成FDI的下降。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吸引FDI.（二）尽管199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维持了稳定，但是实际汇率变动较大。贸易的顺差会导致一定时期内人民币的实际升值。FDI的增加初期会导致人民币小幅度的实际贬值，一定时期（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后导致人民币实际升值。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本文研究显示，FDI的大量流入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而人民币升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收支，但会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汇率水平对流入我国的FDI存在一定的影响。中国若要继续扩大吸引外资，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一）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流入我国的FDI也不会存在巨大的影响。因为根据Hymer的理论，在完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投资只受该项投资报酬率的影响，而不受汇率水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