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1
1996年12月以来，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对外贸易收支的外汇管制已经放开，今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首要步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中国已经放松或部分放松管制的资本项目就有20至30项。目前，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还比较缓慢，央行应对资产价格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要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不急于把所有的资本项目都开放，如果对国民经济有好处，有条件，就开放一部分”。中国不谋求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要追求物价稳定。首先，应健全金融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立法，有效地对各种金融风险加强管理，以应对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给金融体系带来的冲击。同时要完善金融业监督管理制度，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和业务接受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其次，要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健全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规章制度，发展货币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扩大金融市场的规模，使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参照系，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完善利率体系，使国内外的利率水平保持一致；第三，要完善宏观调控机制。没有宏观经济的稳定，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必将危及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应加强宏观调控力度，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加强金融监管，建立金融预警系统，防范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最后，加强人民币跨境流通的统计和监测，打击洗钱等非法活动这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以后的一项长期任务，它对于我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决策，提高金融管理的效力有重大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实现人民币全面区域化
1.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
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与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不是孤立发展的，二者可同步进行，但人民币国际化的中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深化，也是人民币走向全球化的必经之路。人民币区域化的最初表现是边境贸易和旅游消费带动的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人民币跨境流通的主要收益是为周边贸易和人员流动提供便利，减少交易成本。由于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量相对于我国国内广义货币供给量的比例较小，所以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在该过程中我们获得的收益比较明显，成本约束较小。但是，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范围的扩大，人民币必将成为一般贸易中的计价货币和交易媒介，尤其在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量将会出现稳定的增加。贸易关系的加强，贸易量的扩大必然导致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和对人民币需求的大幅增加。
为此，国家可以制定相关的边境贸易法律，以规范边境贸易。首先，应该使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逐步合法化、正规化；其次，积极与一些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在人民币流通比较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开办人民币个人消费业务；第三，与周边国家政府协商，允许中资企业到境外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最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基础上，避免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2.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仅要在使用区域范围上要扩大，而且需要在我国建立高度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备的离岸市场和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这是一国货币进行自由兑换的重要载体和渠道，也是一国货币转换成国际清偿力的重要机制。
目前，人民币境外流通数量最多的地区首推香港。2003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签署关于允许香港银行开办个人人民币业务的合作备忘录，为两地经济融合和个人消费提供更大便利，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并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开放。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为该市场开辟新的金融产品，并形成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指标，可为内地外汇市场调节提供参照。中国未来金融改革的策略，应该以香港作为中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入手点”、“缓冲区”及“过渡区”，利用香港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推动内地金融业市场化和国际化，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国家将加快QDII投资香港的进程，全国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QDII制度正稳步实施，基金管理公司QDII试点也已获得初步经验。截至2007年3月，社保基金会通过“国有股转持”而持有的H股公司股票已达到12家，转持股票的总市值达到353亿港币。
关于在内地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设想几经争论，笔者认为从经济和金融实力来看，应把上海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在这里云集了众多的国内和国外金融机构，上海已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发展最集中、最活跃的城市，其数量已超过全国的30%。目前，全球资本排名前50位的国际银行中，有25家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上海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中心，交通、通讯十分便利，在这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目的是通过一个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融网点，随时准确地把握国际经济动向，调动国际经济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促使人民币最终走向国际化道路。预计到2010年，上海金融市场直接融资额占国内融资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80万亿元左右；上海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占全国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比重达到10％左右；上海货币市场年交易额将达到40万亿元，成为全国资金集散中心；上海证券市场市值达到7万亿元，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股票市场之一；上海期货交易所建设成为世界排名前10位的有重要影响力的交易所，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品定价中心；黄金市场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市场；产权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产权交易市场。到2010年，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4.5万亿元和3.2万亿元;保险深度达到5％左右，保险密度达到4000元；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继续保持国内领先，逐步实现国际接轨。
3.两岸四地的货币整合，是人民币区域化的重要步骤
中国大陆两岸四地近年来贸易规模不断增大，经济联系不断加强，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增强了我国经济发展实力，目前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则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近年来，两岸四地的经贸往来成倍增长。香港和台湾两地在内地的实际投资额，分别居大陆外来投资的第一和第四位。台湾对大陆的出口贸易约占其总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在大陆的投资约占其对外总投资的二分之一。香港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历史悠久，关系更为紧密。如果把两岸四地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加，经济总量达16000多亿美元，经济实力可望升至世界第四位；进出口贸易两岸四地总额达1万多亿美元，占全球的8.3%，排名世界第三；两岸四地的外汇储备总额为3000多亿美元，大大超过日本。由于两岸四地存在着四种货币，带来大量的兑换费用和生产成本，因此，进行两岸四地货币的整合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完全可以在拥有共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两岸四地创建一种一体化货币——“中华元”，货币整合的最大目的是强化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当然，“中华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解决货币发行机制、风险防范机制、权利义务以及规则制定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两岸四地金融开放程度不同，金融制度、会计制度、法律制度各有差异，监管当局的监管准则、货币政策以及对金融市场的调节和干预力度不一，加上两岸还存在一定的政治障碍，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必然任重道远，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磨合，在金融作业标准、程序和制度环境进一步趋近时，区域金融一体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三、人民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区域化推动国际化
从中国自身的利益考虑，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货币，应当推动东亚货币联盟朝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方向发展，通过区域化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证明，单一货币的实现会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微观角度看，区内各国间的汇率波动幅度将趋于零，为贸易和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从宏观角度看，单一货币的实现会提高目标区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因此，随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货币联盟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将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对人民币国际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应积极推进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亚洲单一货币区的构建，加强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完善“东盟-中日韩10+3”的运行机制，使其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依托。
人民币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外投融资活动的拓展。随着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数量的增加，中国必须要为人民币的持有者提供资产选择。当境外的人民币市场形成（人民币借贷）后，人民币将成为投资资产。出于投资和分散风险的需要，投资者要求调整资产组合。这样必然产生境外人民币投资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意愿，建设以人民币为主体的国际（亚洲区域）金融市场就格外重要。中国可以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进行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和亚洲国家合作筹划建设亚洲的债券市场，甚至可以借助香港这一窗口，尝试发行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当人民币成为亚洲贸易和金融中的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后，人民币不仅成为个人和企业的储备资产，也将成为政府的干预资产。人民币的国际化达到了高级阶段，出现了质的飞跃。人民币在民间的支付能力和政府间的支付能力都显著增强，中国的政策选择有了更大的空间。但是，人民币成为亚洲储备货币也意味着中国政府在亚洲要承担更大的金融稳定的责任，中国要在关键时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中国的金融市场更加开放，人民币将自动成为一些国家货币的名义锚。在亚洲金融事务中，中国将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大的号召力，在亚洲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币在亚洲的地位将会更加稳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但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增长前景和考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在市场巨大需求的拉动下，积极进行国内制度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人民币将最终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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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2
摘要：虽然美元的未来存在不确定因素，但目前尚无任何货币具备超越美元的实力，美元地位的下降将是漫长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国家意志和外交战略的支持。经济实力是决定货币国际地位的基本因素，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支撑着国际货币职能的发挥，但一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必然转换为货币实力，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美元堪称世界的顶级货币，但其协商货币色彩愈加浓厚，美元地位的维持要借助在位货币的优势和外力支持。
关键词：国际货币，次贷危机，金融衍生品，实体经济，国际收支，外汇储备
一、引言
次贷危机的爆发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注：很多文献中将美元的特殊地位称为美元霸权，本文主要从货币职能视角对国际货币决定进行分析，故不使用这一带有某种价值判断色彩的概念。）美国以贸易逆差的形式大量占用他国资源，同时向全球输出美元，这些美元回流美国后，借助复杂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功能，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并在泡沫破灭后通过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传导、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最终引发了严重的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
二、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经济因素
当一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延伸到其发行国以外时，就上升到了国际货币的层次。哈特曼（Hartmann，1998）从货币职能角度扩展了国际货币的定义，他认为，作为交易媒介，国际货币在私人领域被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在官方则是干预外汇市场和平衡国际收支的工具；作为记账单位，国际货币被私人部门用于贸易和金融产品的计价，官方则用其确定汇率平价或本国货币钉住的“名义锚”；作为贮藏手段，国际货币可用于金融资产组合，如非居民持有的证券、存款等和官方储备。由于支撑货币具体职能的原因不尽相同，且某种职能的获得又有利于扩展货币的另一种职能，很难理清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经济层面上，信心、流动性与交易网络，是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主要因素。
对一种国际货币的信心主要源于其币值长期稳定的纪录，包括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对内稳定指货币发行国通胀率较低，货币购买力较少受到侵蚀，对外稳定是指汇率相对稳定或有升值趋势。信心对货币的计账单位和贮藏手段职能至关重要，从动态角度看，能提供价值稳定预期信息的货币才具备国际化的基础和持久生命力。
谢林（Schelling，1960）指出，在任何用数字表达的体系中，计账单位的职能就会产生，交易中选择什么作为计账单位并不重要，关键是参与者能够达成一致。这个推论可以运用到国际金融领域：市场参与者更倾向于选择那种其他人也视为必然的货币。
三、国际货币地位决定与政治
国际政治学历来对货币权力的表现形式及分配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吉尔平（Gilpin，1987）所言：“货币次序具有分配其所代表政治力量的功能，同时也是现行体系参与者用于延续或这种次序的工具。”一些研究霸权稳定理论的学者揭示，当投资者和交易主体认为需要一种坚挺、方便、能被广泛接收的且能促进国际市场繁荣的货币所带来的信心与便利时，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霸权货币是十分必要的。
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1971）把历史上的国际货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征服货币”（Mastercurrency），意指在附属国、殖民地流通的征服国或宗主国货币；第二种类型是因内在经济吸引力而获得外国认可的“顶级货币”（Topcurrency）；第三类被其称之为“协商货币”（Negotiatedcurrency），是指一些国家（追随国）被发行国提出的条件所吸引，诸如援助、市场准入、政治同盟乃至军事保护的承诺等，选择支持其货币，但这种支持并不一定要签署正式协议，也可以是有关方达成的默契。
追随国支持协商货币，包括各层面的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原联邦德国和日本支持美元，可以部分归因于冷战时期两国在防卫上对美国的依赖，沙特阿拉伯同意用美元结算石油贸易也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支持协商货币需要众多追随国的共同承诺，但这种承诺有时并不可靠，难免会有某些国家产生“搭便车”行为。
政治还可通过经济因素对国际货币地位产生间接影响。沃尔特（Walter，2006）指出，持久的保守货币政策能孕育一国的货币实力，而这样的货币政策必须“可靠地根植于该国的政治制度之中”，19世纪英镑币值稳定的声誉及所获得的外部信心，与英国的有限政府、公民选举权以及精英金融集团控制的英格兰银行密切相关。政治因素也影响一国能否建立起发达、高流动的金融市场。斯塔萨维奇（Stasavage，2003）认为，有限权力的政府和倾向于债权人保护的法律框架，是国内金融市场成长的必要环境。
四、美元的未来与挑战
无论以何种货币职能标准衡量，美元都是当今世界头号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量占据了89%的份额，它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欧元的市场份额为37%，日元只有20%（BIS，2007）。（注：外汇交易按买卖双向统计，因此总份额为200%，国际清算银行BIS每隔三年出版的《国际外汇市场统计》提供了此类数据的来源。）作为价值贮藏手段，2007年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高达64%，欧元为26%，日元则仅为3%。全球银行存款中，美元比重为48%，美元债券的比率为44%，欧元的比例相应为28%和31%。作为记账单位，世界上有近2/3的货币通过各种形式钉住美元，美元还在许多国家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了东道国货币的职能，即所谓的“美元化”现象。
前文中提到的国际货币，如“征服货币”、“协商货币”和“顶级货币”，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即便鼎盛时期的英镑，也从来不是单一类型的国际货币：作为征服货币，英镑体现了宗主国在殖民地的权威，但在其他地区，英镑则是因为经济吸引力而被认可的顶级货币，二战后，英镑更主要地是在英联邦内充当协商货币，这些国家将对英镑的支持与从英国能获取的优惠联系在一起。显然，美元作为征服货币的色彩要淡得多，因此我们对美元地位的分析可以循着顶级货币和协商货币两条路线展开。
（一）作为顶级货币的美元
经济实力支持美元的顶级货币地位。从信心的角度分析，根据统计，美元的对内购买力一直相对稳定，以1995－2004年和1950－1964年的平均值为例，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仅比德国马克和日元略高。（注：这种现象说明美元国内货币和国际货币职能的内在冲突，显然，美国更重视本国利益而忽视为世界提供稳定公共产品的职责。）与对内价值相比，人们更关注美元的对外价值。虽然从理论上讲，汇率的稳定和坚挺是货
从历史数据看，19世纪初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最强，但其货币地位并不特别突出，直到1870年，在英国经济实力连续几十年稳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镑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二）作为协商货币的美元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元登上国际货币舞台伊始就带有协商货币的色彩，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合作的产物。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早期，虽然不乏表面上的合作，美国的超强实力及与黄金的可兑换性，使美元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稀缺资源，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顶级货币。进入20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开始显露，美元地位的维持已经由完全依靠美国自身实力向借助外力转变，期间美国曾与他国合作建立“黄金总库”，签订“互惠信贷”和“借款总安排”等协议，虽然这些举措未能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延迟了美元的颓式。而当1971年当美国政府宣布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后，美元与其他货币已无本质区别，其地位就更依赖他国所愿提供的支持。
本文对“复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理解是：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某种默契，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经济循环模式，即东亚出口商品，美国提供市场；东亚积累债权（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美国积累债务；双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这一默契与本文前面所下定义十分吻合：美元在东亚是一种协商货币。问题是，这种模式能否长期延续，东亚对美元的支持是无条件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以全球拥有美元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为例简单分析，公平地讲，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益良多，也乐意持有适度数量的美元资产，这本是可以双赢的局面。但事实是，两国从此陷入了所谓“金融恐怖平衡”，且中国的处境更为不利。例如，次贷危机后，中国辛苦挣来的美元面临贬值甚至违约的风险，但却不能通过抛售而退出，因为这会导致所持美元资产价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损失，用克鲁格曼的话来说，中国已经掉入了“美元陷阱”。
（三）美元的竞争对手
在美国政经力量相对下降后，美元实力仍得以维持，还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手能够取而代之。
谈到美元的竞争对手，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欧元。就经济实力而言，欧元区经济规模与美国不相上下，金融市场发达，欧洲央行秉承了德国央行的反通胀传统，这些条件都赋予欧元挑战美元的实力。但时至今日，欧元取得的成功仍是有限的。诚如前文所言，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记账单位的实现，在于成为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作为一种年轻的货币，欧元需要花费较长时间来构建自己在市场参与者心中的形象，由于社会惯例改变需要出现足以改变现状的强大力量，在此之前，人们仍会继续遵循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呼吁创造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并建议在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SDR）基础上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但从现实角度出发，用超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存在极大的困难，这不仅在于让各国上交货币的政治障碍，技术上也很难行得通。以特别提款权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创造出来的SDR，虽然具有价值稳定的优点，却是一种没有实体形式的账面资产，其用途也限于IMF和会员国政府之间的借贷以及会员国之间的国际收支调节，不能用于民间的贸易和非贸易结算，流动性十分有限。
五、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3
投融资机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不仅能够为中国与沿路国家的商品流通与金融合作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越来越多的投融资机遇。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在沿路各国贸易发展和金融合作的基础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据此构建沿路人民币贸易圈和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沿路各国利益，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没有一个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为保障，中国与沿路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流通规模与速度、要素配置范围与效率、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的成本都必然受约束。第一，海路港口与贸易通道建设创造的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遇。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之间的海路贸易通道建设是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础领域，主要包括对沿路的贸易港口和交通干线进行投资，提供港口的吞吐能力和交通干线的物流运输能力，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之间形成便捷的商品运输网络。沿路的贸易港口和交通干线建设将产生巨大的投融资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创造机遇。第二，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的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遇。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贸易通道建设，二是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之间的陆路贸易通道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之间的陆路互联互通，主要是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和东欧各国之间的陆上互联互通。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除了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少数岛屿国家外，大多数国家或者经济体在陆地上联为一片，陆路贸易通道、交通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是海上贸易通道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补充。如果没有沿路各国的陆路的互联互通，则海路互联互通也不可能发挥最大的贸易通道效应。陆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人民币投融资业务。第三，沿路各国内部陆港、空港、海港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的互联互通必然产生大规模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投融资业务。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的陆路和航空枢纽城市并不都是各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主要贸易港口虽然大多也是该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但除了新加坡、文莱、马尔代夫等较小规模的经济体以外，大多数沿路国家都呈现出多中心特征。仅仅依靠交通枢纽城市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发展，不可能真正形成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与贸易发展。第四，沿路各国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沿路各国的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广大经济腹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增加交通枢纽城市与经济中心城市对广大经济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配置，获得贸易发展导致的规模经济效应，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沿路各国内部交通枢纽城市、经济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之间的交通、通信和贸易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也将对人民币投融资产生巨大的需求。第五，“一带一路”沿路国家与非沿路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创造了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机会。事实上，“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仅将对沿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产生影响，也必然影响到沿路国家与非沿路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一带一路”沿路国家与邻近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有利于推动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北非和东欧各国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和扩散效应。简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沿路国家之间贸易的海路通道、陆路通道、交通枢纽与内地城市的互联互通、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之间的互联互通、沿路国家与毗邻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不仅为“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及毗邻地区之间的贸易发展，为以人民币为主要贸易结算单位的贸易圈的形成，创造公共产品供给与基础设施条件，同时，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更多的投融资机遇。
二、“一带一路”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
良好的国际分工与合作条件随着“一带一路”沿路各国之间海路贸易通道与陆路贸易通道的建设和完善，在沿路各国、各个经济区域之间形成分工合作关系，将为沿路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创造国际分工与跨国合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在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一带一路”建设建设为各国、各经济区域充分发挥本国、本地区的比较优势，特别是禀赋比较优势，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不仅扩大了各国的商品流通范围。也扩大了各国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范围，更大的市场规模和要素配置空间范围则为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合作创造条件，也为沿路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条件。第一，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市场网络日益稠密，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市场网络条件。“一带一路”沿路各国可以充分利用贸易通道建设带来的区域内部商品流动便利化条件，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构建具有本国比较优势的特色产品与特色产业体系，参与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获得国际分工的比较经济效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内部的分工网络稠密程度受到该国所拥有的市场规模制约。市场规模越大，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分工网络越稠密，来自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收益和规模报酬收益也越为显著。第二，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地理空间范围日益广阔，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广阔的地理空间。“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就是一个沿路各国之间的市场融合与市场一体化过程，也是各国专业化分工的空间扩散过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分布在亚欧大陆核心地带，特别是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和东欧各国的地理区位和战略地位在整个欧亚大陆中居于核心枢纽地位。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各国跨越太平洋西岸、印度洋北岸和西岸、红海和地中海沿岸。通过贸易通道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沿路各国的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不断扩大:由于商品跨国流通速度提高和成本下降，各国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范围将沿“一带一路”进一步延伸;随着沿路各国贸易通道和交通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体系化，一些原先只在各国国内流通的商品将进入国际市场，一些非市场化产品将实现市场化，使得各国之间专业化分工的地理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第三，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程度日益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国际分工环境。海上丝绸之路各国在贸易通道建设的影响下，能够形成各具特色的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不同产业之间的跨国分工和同一产业内部上下游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会不断深化。海上丝绸之路各国的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基础、禀赋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各国在产业发展和同一产业的不同流程方面的比较优势各不相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能够打破一些国家或者经济体内部的封闭式产业发展和低水平产业发展循环，推动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促进沿路各国之间的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同时也促进各国在同一产业链条中的产业内分工。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之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与产业内分工程度的提高，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与产业内贸易创造了难得的产业分工条件。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沿路各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形成和深化，而且也为沿路各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创造了基础设施条件和相关制度工具，为“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市场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条件，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国际分工合作环境。中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发起国、出资国和“一带一路”上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与贸易大国，作为中国为沿路各国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重要内容，为沿路各国专业化分工与区域合作提供人民币交易和投融资工具与平台，将有力的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三、“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风险及其分布
我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能否充分发挥人民币投融资及国际化的比较优势，还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面临着各种类型的风险。如何有效控制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和课题。本文中的风险是指“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阻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统称，涉及到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风险主要涉及到六方面内容。第一，经济增长不确定性与市场竞争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市场竞争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及市场结构存在着显著差异，我国企业进入这些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时，如果不能够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则有可能面临经营风险。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但各国政府行政效率和信用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有的国家不仅政府办事效率低，而且信誉与信用水平不高，必然给进入这些国家的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带来消极影响和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涉及到两个领域:一是参与建设的企业面临的市场经营风险。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内陆国家，市场发育程度低，市场监管能力弱，必然增加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企业的市场风险。二是违约风险，包括企业违法风险与政府违约风险，也就是参与建设的国家的企业与政府违反合约导致的成本损失和不确定性风险。第二，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政治风险。所谓政治风险，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政治活动导致的不确定性及其相关成本。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的一些国家，政治制度多样，政治稳定性相对低，政党政治不规范，时有政治事件和政治骚乱发生，必然影响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经济发展。政治风险在六类地区表现较为显著:一是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该五国与我国地理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中亚五国的政治制度以强势总统制为突出特点，政治强人政策偏好变化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如果出现政治强人更替，很可能导致相关政策的变化。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曾经出现的就对中吉两国的双边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外高加索三国，即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存在的边界和意识形态冲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存在的飞地领土冲突，很可能对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产生消极影响。三是南亚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克什米尔领土争端，阿富汗有美国驻军且政局不稳，也给跨国区域合作带来较大的政治风险。四是西亚地区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该四国内部和外部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各种教派和民族冲突，增多了跨国区域合作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五是东欧地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领土冲突和战争，欧盟和北约成员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外交与地缘政治矛盾。六是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航行安全与海盗风险。第三，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环境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由欧亚大陆上处于不同地理区位、自然环境各异的多个经济体组成，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不少地方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例如中亚和西亚存在大量的沙漠和干旱缺水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较大。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涉及道路与通信系统、贸易网络和能源通道建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到矿产资源、能源与原材料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环境风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开发风险，例如中亚沙漠和干旱地区的能源开发导致的水资源短缺、环境承载力下降等风险;二是能源开发的环境约束，例如中亚和西亚地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化石能源基地，以石油、天然气为重点的能源开发受到环境的约束，大规模开发会对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三是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环境约束，中亚、南亚和西亚地区也是重要的矿产地区，以铁矿、铜矿和贵金属为重点的矿产资源开发也面临着生态环境约束。第四，安全与利益冲突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安全冲突风险。“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都不同程度受到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存在着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和宗教极端组织，对沿路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也直接影响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丝绸之路沿路各国的安全风险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暴力恐怖主义威胁沿路多国民众生活和经济建设。例如阿富汗地区持续多年的暴力恐怖活动，中亚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存在的暴力恐怖活动，对当地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二是极端民族分裂势力威胁沿路各国的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障碍。例如，2014年2月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分裂主义武装分子炸毁了三条由俾路支省输往人口密集的旁遮普省的天然气管道，导致数百万居民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俄罗斯外高加索的车臣地区持续多年的民族分裂运动成为阻碍该地区经济建设力量;我国南疆地区外部存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性影响，等等。三是极端宗教思想蔓延成为阻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例如中亚地区存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突出表现的“双泛”极端宗教思想和势力，是影响本地区各国之间及各国与中国之间区域合作的重要破坏性力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西亚地区也活跃着各种各样的宗教极端势力，阻碍本地区发展与进步。四是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对本经济带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一带一路”各国分布着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民族，有的民族之间存在着历史恩怨、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例如伊斯兰文化民族和基督教、东正教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阿拉伯文化民族与波斯文化民族、突厥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都成为影响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消极因素。第五，货币与金融不稳定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金融市场波动风险。
“一带一路”沿路各国，除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作为较大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外，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货币币值不稳定，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容易产生货币信用与金融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面临的货币与金融风险在三个领域最为显著:一是汇率波动风险。中亚、西亚和东欧的一些经济规模小、产业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容易受到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本币汇率波动频繁，容易产生汇率波动风险。二是信贷违约风险。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和良好的信用保证，在形成良好信用担保制度以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路各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可能出现信用违约现象，导致一系列的违约风险。三是货币贬值风险。小规模经济体的货币很容易受到本国经济增长变化和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更容易成为国际流动资金的投机对象。第六，外部力量干预可能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一带一路”建设必然影响到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调整，影响到全球主要大国权力与利益配置，导致主要大国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实际上，在2013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前，已经有日本、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伊朗、哈萨克斯坦等国提出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的发展战略和构想。例如，1997年，日本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2年，俄罗斯、伊朗和印度提出了北南走廊计划;2009年，欧盟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2011年，美国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战略;2011年，伊朗提出了铁路丝绸之路计划;2012年，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新丝绸之路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与政策博弈态势。当前，中亚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键地区，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国和政治经济力量的战略博弈之地。美国和北约以反恐战争名义深度介入阿富汗事务并长期驻留军事力量。俄罗斯作为前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始终把中亚地区视为自己的特殊利益区。欧盟试图通过能源战略介入中亚事务。土耳其和伊朗则凭借民族、宗教和地理区位优势积极介入中亚事务。巴基斯坦、印度、日本等也积极介入该地区政治经济事务。外部力量的干预，加上本地区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完全一致性，必然增加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外部干预风险。简言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政治稳定性与政策变动、生态变迁与环境破坏、安全与利益冲突、货币与金融、外部力量干预等多方面的风险，这些都直接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影响并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投融资的风险。
四、结论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4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的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藏这3种功能全部或部分从中国国内扩展到国外。中国自2008年底拉开人民币国际化的序幕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正一步步向前迈进。人民币正在国际范围内作为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使用。
1.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现状
我国于2009年开展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目前有206个国家与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2010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为5063亿元，2013年达到4.63万亿元，3年间增长了81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70%左右是跨境货物贸易，30%是跨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交易。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同期对外货物贸易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约80%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通过香港进行。有专家预计,到2015年之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贸易总额的50%，或者是中国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30%将用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将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结算货币。此外，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2013年12月3日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10月份开始，人民币已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根据SWIFT的数据，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场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绝对多数，而欧元的市场占有率则从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现状
自2010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启动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以来，该业务发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规模为2840.2亿元人民币，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达5337.4亿元人民币，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币结算额占F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长速度很快；ODI人民币结算额占ODI总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额较小。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业务发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币金融产品包括人民币存款、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权类产品和人民币基金类产品。2009年之后，人民币存款余额增长快速，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也快速增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从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万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发行第一支人民币债券以来，其离岸人民币债券发展速度较快。从2010年到2013年，人民币债券发行额增长了224%。香港债券市场的发行币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港币债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币债券比重直线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债券市场98%为港币债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间，港币债券比重降至35%，人民币债券比重高达52%。除了香港地区作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之外，主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还包括伦敦、新加坡、中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等市场。2011年9月，英国财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国副总理共同宣布，伦敦将和北京共同协力发展人民币业务。是年年底，伦敦市场上的人民币交易量已经占到除中国内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交易量的46%。中国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币债券是汇丰银行于2012年4月在伦敦发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币债券在纽交所上市。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取决于中国货币当局人民币流动性的提供。通过和其他国家（地区）货币当局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除了维护金融稳定之外，中国货币当局还可以为境外人民币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第一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共和24个国家（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30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达25932亿元人民币。
3.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现状
当前，人民币的储备职能尚处于萌芽时期。尽管如此，基于中国经济几十年强劲的增长势头以及人民币的良好声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蒙古、智利、委内瑞拉、柬埔寨、奥地利、日本、澳大利亚、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等国选择将人民币资产作为该国的储备资产。外国央行主要通过如下3个路径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一是外国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购买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投资协议；二是外国央行通过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投资人民币资产；三是通过QFII渠道进行人民币储备投资。另一方面，中国也正在努力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IMF最近一次修订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间，SDR定价篮子货币由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和日元（9.4%）组成。该货币篮子并没有真实反映当前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要改革SDR货币篮子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总裁卡恩和现任总裁拉加德都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币在SDR一篮子货币中应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俄罗斯、巴西和法国都支持人民币加入SDR。鉴于此，为了减轻人民币加入SDR的负担，IMF专门制定了一套相对较易满足的“储备资产标准”，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订时将人民币纳入SDR。尽管人民币尚不是SDR篮子货币，人民币外汇储备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币已经是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了。有实证研究显示，一国经济总量（按实际汇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将上升0.55%。假设在10年之内，中国GDP全球份额上升10%（将人民币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虑进去），那么人民币在全球央行所持外汇储备的比重将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国家央行势必会增加人民币资产的比重，最终人民币将成为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当然，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二、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仍是美元主导的体系，也被称为“美元本位制”，该体系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稳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体现在美国等储备货币发行国凭借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为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担负着该体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储备货币彻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货币供应量失去了任何约束，美联储成为世界主流经济体系物价水平的决定者，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通货膨胀机器。对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意味着美元的“过分的特权”有了一定的外部约束，意味着当人们对于美元作为价值储存失去信心时，可以有其他外汇货币的选择。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进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
1.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缓解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公平性
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显著的不公平性。表现之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的需求迫使发展中国家积累巨额外汇储备，这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以极低的利率（现在几乎为零）向发达国家提供巨额贷款（2007年为2.7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累外汇储备，是基于3个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对外汇储备的预防性需求。第二，一国面临国际收支危机时，缺乏有效的“集体保险”机制（collectiveinsurance）。虽然IMF的紧急融资（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体保险”，但是它的较高条件限制了很多国家申请使用该项贷款比例。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以求自我保险。第三，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顺周期资本流动的压力，在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时，国内资本加速外流，加剧危机，所以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积累外汇储备来对付危机。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达11.86万亿美元，在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的占比分别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82万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730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印度持有的外汇储备额排名分别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国持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低收益的美国国债，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中国如果继续持有美国国债，则有价值缩水之虞；如果抛售美国国债，美国国债价格将大幅下跌，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也将大幅缩水。而与此同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利率较高。也就是说，中国以很低的利率把资金借给美国，同时又以很高的利率从美国借款，两者之间的利率差其实就相当于将资源向美国转让。可见，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补贴着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这体现了当前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巨大的不公平性。这种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分不开的。当前，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而美元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所以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和金融活动不得不以美元作为计价和结算货币。同时，除了2012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68亿美元之外，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多年来保持金额巨大的双顺差，致使中国积累越来越多的美元储备，导致中国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币来计价和结算。例如在进出口贸易中，用人民币来计价结算，当贸易盈余时，中国贸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币，而非美元，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在国际投资中，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和外国来华投资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同样的，当外国来华投资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时，进入中国的是人民币，而非美元，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美元储备积累的减缓将有助于减轻中国补贴美国这个不公平的现实状况。此外，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并且中国为本地区提供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能力越来越强，在中国与本地区较多国家间的贸易收支关系中，中国属于逆差国。随着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中国进口商将越来越多地用人民币从本地区各国进口商品和劳务，从而本地区各国通过与中国的贸易盈余，将积累越来越多的人民币储备，相应地减缓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这些东亚、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将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币储备来替代美元储备的积累，从而也可减缓这些国家或地区补贴美国的不公平的现状。
2.人民币国际化将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
从历史上来看，国际交易是以占主导地位的债权国家货币的使用为基础的。由债务国，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来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前美国这个最大债务国的货币———美元，却恰恰就主导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样的体系是不可持续的，国际储备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多元化时代。当前这个体系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为常态，而且金额持续扩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连续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导致了美元在中长期内趋于贬值。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之下，私人机构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贬值导致其所持的美元资产即刻缩水，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买入了私人抛售的美元资产。即使是这样，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担心，美国净债务的积累会使得甚至连中央银行也不愿意继续积累美元资产，原因是担心遭致美元贬值的损失。另一方面，在面临着资本的顺周期流动压力、国际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性、缺乏“集团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又不得不持有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以加强自我保险。由于持有较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在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要少，2008年金融危机又进一步强化了各国持有更多外汇储备的行为。如果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外汇储备的巨额需求，美国不得不靠保持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来应对。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这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收支逆差已经致使美元贬值，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投资者将不再愿意继续持有美元，从而，这个美元本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也是极其不稳定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对于外汇储备的巨大预防性需求与外汇储备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第一，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就可以用本币进行各种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尤其是，中国可以用本币进行国际借贷，摆脱了“原罪”（theOriginalSin）问题。那么，中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大为减少，中国就从最大的储备货币需求方转变成了供给方，有利于协调储备货币的供求矛盾，从而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二，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其他和中国经济、贸易、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在选择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时，就可以将人民币作为其选项之一。而且，随着中国更深地融入经济、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币作为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美元储备供求之间的矛盾，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第三，人民币一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打破当前美元和欧元的双寡头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增进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作为全球的主导货币，享有垄断地位，既不受国际制度的约束，也不受其他国际货币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级特权”得以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和政治“胁迫”。欧元启动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美元构成了竞争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权，而日元和英镑不论是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还是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事实上是一个“双元寡头”的体系。但是，美元和欧元的地位又是不对称的，美元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可以从两种货币在全球已公开的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反映出来。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欧元的这一比例分别为60.9%和24.5%，可见，欧元对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够约束美元的过分特权。而一旦人民币国际化了，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就有可能进入了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时代。这种体系的优点包括：其一，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3种可供选择的清偿工具，缓解了用一种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而导致的“信心和清偿力之间的矛盾”，还避免了两极货币格局容易产生的“跷跷板效应”；其二，对称的三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为各国的外汇储备提供了分散汇率风险的机制，使第三种货币成为另外两种货币波动的平衡力量；其三，对称的三元寡头垄断的国际储备货币之间相互制衡，既竞争、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成本，也有利于维持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说的，在多元的储备货币体系下，美国将不能再滥用其“过分的特权”。一旦美元的主导地位被其他货币挑战了，美国将不得不减少其对外国储蓄的需求，从而减少将来发生危机的风险。
三、总结
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对外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梳理国外已有的相关文献中发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货币国际化关系的研究比较零散，研究也相对独立，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相对缺乏。
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源自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论，典型的理论包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维农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等。
近期的研究侧重实证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过对1980――2005 年间33 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得出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国别差异，对该国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认为，一种货币能否成功实现国际化，关键在于市场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变。为此，至少在货币跨境使用的初期阶段，国际市场上必须广泛存在着对该货币未来价值及其稳定性的信心。价值稳定的货币有利于交易个体核算成本与收益，也减少了为防止外汇风险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则研究了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其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论指出，人民币汇率变动或人民币升（贬）值预期会显著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Maziad et al.（2011）认为，货币国际化后，由于对该货币或以该货币计价的金融资产需求的增加，储备货币发行国将经历本币升值。Frankel（2012）指出，货币国际化一方面会导致本币升值，另一方面，货币国际化后，会导致市场对本币需求的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汇率波动。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资本市场开放和中国金融改革以及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和贸易一体化，肯定了人民币在中国商业领域中对对外直接投资和交易的影响和作用， 说明人民币具有国际化的潜力。只有人民币满足可自由兑换这一条件时，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实现国际化。
二、国内研究综述
近年来，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开，这些研究中不仅有对二者单独展开的研究，而且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系统梳理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研究。叶华光（2010）将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即中国出口贸易规模及其世界占比、对外投资规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场的完善及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性。刘艳靖（2012）从实证的角度对目前国际储备币种构成的历史演变（1980-2008 年）进行了计量分析，尝试从更加规范的角度探讨货币国际化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一国的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量、金融市场是影响该国货币在国际储备中占比的基础性因素，同时还受通货膨胀率、汇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响。
其二，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曲金丽（2013）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仍面临着美元国际地位难以撼动、我国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善、人民币跨境贸易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基础，跨境贸易的发展令人民币“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应进一步加大资本账户的开放度，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此外，还特别需要大力鼓励和推动外贸企业与境外贸易伙伴以人民币结算，为此有必要考虑由中国人民银行补贴针对外贸企业的人民币汇率调期服务（Swap contracts），其目的就是推动有关企业以人民币结算。
其三，有关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关系的研究。姚枝仲（2012）认为对外投资会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历史上几个主要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过程都伴随着对外净投资过程，英镑、美元、马克和日元概莫能外，保持对外净投资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王路、刘红超（201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如跨境贸易一样是扩大人民币跨境流通的原动力，我国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提供了实体经济网络支撑，而且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以周边国家为主，这些地方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占比最大的地区，有助于以投资带动贸易共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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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 货币竞争 人民币国际化
过剩美元大量外溢，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外部不经济，由此不少国家开始寻求经济各方面的去美元化，中国也不例外，在2009年以后开始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目前国际上的强势货币竞争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又是有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本文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并且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同其他强势货币竞争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
1. 国际货币层次以及竞争的概念
Cohen（1998）将货币总体上划分为了七个层次，包括顶级货币、贵族货币、精英货币、普通货币、被渗透货币、准货币和伪货币，这些货币可以粗略的被分为两类：国际货币和非国际货币。前三种为国际货币而其他四种则为非国际货币，非国际货币只能在本国流通，而国际货币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作为结算和储备的媒介。Kenen（1983）将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职能按照官方与私人部门划分为六种，具体的划分如下表1。Philipp Hartmann（1998）将 “国际货币竞争”定义为决定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何种程度上被非居民所使用的过程。
2. 国际货币竞争影响因素的理论
学术界对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一国货币国际使用情况是由该国自身因素决定的，具体的因素大家莫衷一是，主要理论认为有三种。
2.1综合实力因素
2.1.1经贸金融。Tavals（1997）将货币国际化的三个条件总结为：对货币发行国的政治稳定有绝对信心；发行国拥有开放、深入的金融市场；其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较高比重。Philipp Hartmann&Otmar Issing（2002） 提出经济规模、经济实力及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货币的国际使用。
2.1.2政治、地缘因素。Posen（2008）指出美元的贬值无法改变其国际化地位，因为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这是欧元无法取代的。Cohen认为欧元区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架构，结构松散，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国家缺乏地缘政治影响力，拉丁美洲的美元化现象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地缘政治特征。
2.2货币特性说
其实这个理论无外乎是综合实力说的侧面印证，只有综合国力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高，才有可能去影响结算货币的使用、高度地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保持币值的自主稳定。Grassman（1973）、Carse（1980）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般选用发达国的货币，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货币选取则视乎贸易种类。李稻葵、刘霖林（2008）在对国际储备中币种结构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中显示，GDP比重显著且系数最大，此外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真实利率都显著，这一结果印证了前两个理论所要求的综合国力和币值稳定条件。
2.3规模效应说
2.3.1网络外部性。所谓的“网络外部性”是指一种国际货币在使用规模和范围方面具有正反馈现象。Lim（2006）利用1999-2005的外汇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网络外部性”的存在。Gaspar（2004）提出货币现行范围越广，越频繁，交易成本越低，就越具有竞争力。
2.3.2历史惯性。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演进同经济中的许多宏观变量一样受到明显的惯性因素影响，各种实体因素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导致一国货币占比的上升、下降。Chinn&Frankel（2005）、石巧荣（2011）都在国际货币竞争的因素计量模型中加入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作为惯性因素，结果证明惯性因素确实显著。
3. 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中外文献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作为参考：
3.1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综合国力的支撑。在经济发展方面，目前资源消耗性的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向更集约、更科学、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转变。金融市场资本项目管制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需要先将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深化，在离岸金融市场较快速的提高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收益性，使国内外人民币金融市场能够更安全、稳固的对接。政治方面，除上述与贸易伙伴的协议外，中国要先在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利用自身经济、外交上的优势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意愿，促成人民币的区域化进而推进到国际化。
3.2币值稳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实证分析已经证实汇率升值幅度、波动幅度都对货币的国际使用有显著影响。目前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没必要人为地扭转其趋势，更重要的是要防止人民币实际汇率短期内的大幅波动。
3.3由于国际货币竞争存在网络外部性与历史惯性，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及早推行，当然作为国际货币市场的后入者，必将遇到更大的阻碍和付出更多的代价。根据李稻葵&刘霖林（2008）的回归预测，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可能达到接近20%。而石巧荣（2011）的实证分析显示未来20年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交易领域人民币都将崛起成为第四大国际货币。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只是时间，相信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完美的。
参考文献：
[1] 李稻葵，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
[2] 刘玲.国际货币竞争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博弈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
[3] 石巧荣.国际货币竞争格局演进中的人民币国际化前景[J].国际金融，2011（7）：34-42.
[4] 宋晓玲.国际货币竞争的决定因素：理论评述[J].金融理论，2010（10）.
[5] 刘玲.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货币替代与货币竞争博弈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1（9）.
[6] Chinn Menzie and Frankel Jeffrey，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