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困境论文范文1
【关键词】走转改；新闻写作；内卷化；历史观；民族志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
10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新闻写作如何改革、创新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1982年穆青重提“新闻向散文化方向发展”，引发社会讨论；20世纪90年代，随着都市报、晚报的兴起，新闻写作呈现叙事转向，要求讲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础上，90年代末体验式新闻脱颖而出，1998年2月，《新闻记者》开辟专栏对体验式新闻展开大讨论；2000年之后，财经类媒体崛起，同时中国全球化参与度不断加深，与西方接轨的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新闻写作共同的文体追求。
但同时，也不乏叹息和质问。如邵培仁认为包括新闻写作学在内的整个新闻学是“一门绝望的学问……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为契机，引入“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并从世界观、方法论和表达方式的角度尝试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
困境：内卷化的新闻写作
内卷化，最早出现于格尔茨（Ch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和《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将“内卷化”引入新闻学的是吴廷俊和阳海洪发表于2007年《新闻大学》第3期的《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随后2008年阳海洪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继续深入阐释了这一观点，即认为新闻史的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2]
回忆新闻史，能说出一串记者，如邵飘萍、邹韬奋、范长江、斯诺、穆青等；也能说出一组作品，如《西行漫记》《中国西北角》《谁是最可爱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学》等。当下新闻写作深陷“内卷化困境”，即产业扩大，从业人员增多，作品数量以指数的方式增长。为什么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的今天却不能产生伟大的新闻作品？“这时代真的不能诞生被人民怀念的记者吗？”[3]
借用“内卷化”，可知新闻写作由于机械重复和缺乏创意而出现作品困境。但如果对“内卷化”概念的认识深度止于此，那么将忽视这一概念最重要的内涵。黄宗智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使得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内卷化”。[4]那么，大量劳动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长总产量呢？必须精耕细作，注重细节。在韦森、张小军等人看来，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内卷化是三种不同的“变迁路径”。[5]换言之，他们承认内卷化是一种变迁方式，但这是与革命和改良相并列的“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没有进步的发展”。事实上，无论是消息写作的程式化（几乎规定了每一段讲什么、怎么讲），还是通讯写作的模式化，或者摄影的模板化（统一、固定的视角、元素）等都表明，在“专业主义”掩饰下，新闻写作的精耕细作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因为，如果不这样精密化、内卷化，就不能保证“总产量的增长”，就无法满足“生存的需求”。
综上，当下新闻写作的内卷化困境在于，追逐数量，机械重复，精耕细作，过于注重细节的专业，而没有超越和突破。
世界观：走基层
走基层，不仅要“一头汗两腿泥”“双脚沾满泥巴”，更要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共和国历史上，新闻记者、编辑深入乡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一种常见的工作方式。通过蹲点驻村，调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层的真实情况，二是能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并用农民熟悉的语言和方式传播科学知识。专业记者下乡，业余通讯员发稿，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上下沟通的机制，同时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识形态的宣传。[6]
这是新中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其中蕴含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正是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所强调的。
90多年前，于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报》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文章。他说：“现在有许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总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觅一个劳少报多的地位……皇皇数年，弄不到一个饭碗。这时把他的青年气质，早已消磨净尽，穷愁嗟叹，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论：转作风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强调“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加强调查研究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调查研究”。
作为新闻记者，如何调查研究并呈现在新闻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并澄清新闻学对民族志的误读。
民族志与新闻传播的相互影响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的记者生涯。“新闻写作与质性研究写作拥有不少共同点”，“诸多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书籍中，始终对于新闻实务念念不忘”。[7]而新闻写作无论是新新闻主义、叙事转向还是体验式新闻，处处可见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以其“深描”和“阐释性”挑战了新闻的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7]但目前对于新闻写作的民族志转向还主要停留在对“深描”等写作方法以及“焦点小组、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采访方法的运用上。
事实上，民族志应当是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开或隐蔽地、相当长时间地参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倾听人们说了什么，提出问题并通过对社会结构、文化意义的整体描述和以当地人的视角及理解方式回答这些问题。[8]
这段话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点：第一，参与到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从当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问题；第二，问题意识，田野工作者需要针对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找到一个真问题，探索该问题，阐释该问题，回答该问题；第三，对意义的追寻。格尔兹在其《文化的解释》一书开篇即指出：人是悬置在由他自己织就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人类学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追寻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9]
这三点恰恰是新闻在专业主义采访写作过程中遗失的。新闻写作也不应当仅仅是放下身段，到农村去采访几个致富带头人、几个村支书就可以的，而是要参与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之中去，他们在关心什么问题、为什么关心，了解他们的文化是如何解释这个世界的。民族志讲究的是人不是电脑，不是点击就能系统回忆的，人是讲感情也会撒谎的，如何与被采访对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确保自己采访得到的是真实的信息？如何理解他们话语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因此，过分追求采访提纲的精致、技巧的运用，只会陷入内卷化的困境。
发现真问题，在当地的语境下“深描”问题，研究问题，阐释问题，得到意义，才是新闻写作的正路。这也是共和国新闻工作的经验遗产。
表达形式：改文风
诗人、散文作家周涛曾把散文形象地比喻为客厅：“在文学这个公寓里，各种文学的形式都有各自的居室，被墙隔开……（散文）是客厅。谁都可以到客厅里来坐坐，聊聊天。”[10]首先，客厅既然是大家的，新闻为什么不能进去坐一坐？新闻没有必要自我封闭。更进一步，如果新闻有更大的“野心”，新闻为什么不能是客厅，让各种文学形式来自己这里坐一坐？
半个世纪前穆青就曾指出“有一类新闻不能用这个框框（如5W的新闻写作模式）去套”，他提出“用散文的笔法写新闻，也是力求创新的一种努力”[11]，到1982年，他再次强调新闻写作的散文化转向。今天对这一讨论已经不再热烈，但值得肯定的是无论穆青的探索，还是美国新新闻主义所鼓励的小说式写作，都是一代代新闻人面临写作困境时作出的探索，他们用心良苦。相较今天在新闻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内卷化的新闻写作，是否应当让新闻有一些浪漫主义的“野心”？
首先，回顾历史，常常很难分清记者和作家的身份边界。如柳青及其《创业史》、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夏衍及其《包身工》……而这些小说，反应的是一个时代。这恰恰是新闻写作的理想：写出反映时代、记录历史的大作品。
其次，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文学出现新的变化。军旅作家王树增的三部曲《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纪实文学重新被关注；美籍作家彼得·海勒斯的两部纪实作品《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被译成中文并迅速畅销；同时，一批钟情于纪实文学的后起之秀的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曾维康的《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
有趣的是，能从当下文学的新变化中清晰地找到与历史上记者型作家一脉相承之处。这正说明，记者生涯，尤其是记者参与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寻找问题和意义，正是文学的土壤和根基；反过来，新闻写作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从纪实作品（或者说非虚构类叙事作品）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突破新闻写作画地为牢的程式化和内卷化的困境，追求新闻作品的“野心”？
结 语
新闻始终有一个理想：反映时代、记录历史。但当下的新闻写作却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即程式化的机械重复和对细节精致的过分追求，甚至不乏对新闻作品画地为牢的自我束缚。对此，本文借助“走转改”的契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观和世界观出现危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方法论的民族志转向，深入群众，参与体验与反复访谈，发现真问题，从当地人的视角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最终找到价值和意义。进而从新中国新闻实践的经验遗产和当下文学写作的新变化中得到启示，探索新闻写作的另一种可能，认为与民族志相结合的纪实作品可以成为新闻写作新的文本表达形式。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
参考文献：
[1]邵培仁，叶亚东.新闻传播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
[2]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J].新闻大学，2007（3）.
[3]曾伯炎.鼓吹手反思录[M]//王晨，等，主编.新闻的幕后：百名记者的自白.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94.
[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162.
[5]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J].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2）.
[6]王维佳.现代中国空间政治变迁中的知识分子与文化传播[J].天涯，2011（5）.
[7]章戈浩.反身性新闻：质性方法与新闻业务结合，以民族志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10）.
[8]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J].清华社会学评论，2012（6）.
[9]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0]周涛，等.散文的前景：万类霜天竞自由[J].中国作家，1993（2）.
[11]寄晨（穆青笔名）.在工作中感到的几个问题[J].新闻业务，1963（1）.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批评者们十分认同这种充满女性意识的写作方式。认为“她们的作品中确确实实有和男人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不同于男人的话语方式，比如情感世界、心灵世界感受方式……”然而有些批评家却将性别写作泛化和绝对化了．她们强调每一种写作、阅读和批评都必须联想到性别，女作家必须自觉的运用女性意识，性别立场去写作，甚至要求作品必须写女性的独特经历与体验，女人一定要用女性的视角对传统价值观念保持警惕。对男性至上的东西进行批判。“把很多个体生命和那种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突现出来，对传统的宏大叙事产生颠覆作用，是更加深刻的。张抗抗对此提出了疑问：“那女人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位在一种很细碎、很细微、很局部的一个写法上呢?”“没有谁去定位．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女性主义批评家这样回答。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3
一、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自我提升力量而走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4
关键词：高中作文；教学；困境；分析
语文作文交流和表达的工具，在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写作是语文的一种重要形式，学生的思想、交际能力、理解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部可以经过写作得以提升。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当前学生的写作水平取得了很大的提高，但距离教学目标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高中作文教学一度徘徊在困境之中，高中的整个语文教学活动获得如何获得提升和改进，是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1、高中作文教学存在的困境
1.1学生语文基础薄弱。在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影响下，学生只以“学”为主，课余时间较少。尤其在进入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加大、节奏紧张，没有更多时间去关注语文的学习。大多老师的语文教学程式化现象严重，不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语文基础和素质的教授不够，导致学生的语文基础薄弱。老师在日常课程教学中，应该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阅读量，培养学生语文基础素养，为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2教学观念有待改进。教学实践中，许多学生对作文感到畏惧，也不会写作文，在作文时缺乏技巧和创作的思路。学生认为不如将时间用于数理化等容易提分的科目；不少教师也认为语文是天赋问题，至多和生活上的社会交流有关，仅仅是交流上的语言运用问题，至于作文只不过是考试的重要内容而已。在错误的教学理念下，教师对学生的作文教学，很难具备整体的计划和正确的教学方式。在教师学生两方面因素下，导致教师很难有效指导作文写作，而学生通过课堂提高写作能力的目标很难达到。
1.3学生写作兴趣缺乏。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尤其是高中阶段，分数是学生的直接目标和最终动力。虽然作文在高考语文科目占据很大比重分值，仍不足以引起师生的重视。许多人认为，语文作文只要表达清晰、条理清楚、字迹工整、字数凑够，再搭配上良好的格式，一般拿一个合格的分值还没有问题，没有必要投入太大精力。
1.4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和体会欠缺。学生在高中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形成时期。然而，由于其忙于高考的压力，奔走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家庭方面，家长尽量避免学生“分心”，一般的家庭琐事都自己承担；学校方面，老师们纷纷忙于考查学生，全部在为升学率、提分数忙碌。学生失去了许多体会生活，观察生活和独立思考人生、社会的机会。被学习压抑的青春和与世隔绝的状态，令他们的文章写作缺乏感情，鲜有灵性，不是言之无物，就是脱离现实，造成了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
2、高中作文教学的困境应对措施
2.1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高中阶段是学生品质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在每个个体都存有不同的个性特征，尤其在写作方面更要鼓励学生发挥个性。“文如其人”，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只有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个性，才会产生好的作文，才会让读者豁然开朗。教师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发掘并培养学生的个性，摆脱高考对语文教育的束缚，令学生自由发挥。
2.2改变传统的观念。改变应试教育的固有思维，更多关注语文教育，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和综合语文素质。对然当前存有不少改变的困难，但是教师也应该有所尝试。教师应该教育学生作文在现实中的重要作用，教导学生“大语文”的观念，将语文教育同历史、政治哲学思想相结合，以身作则，创设作文背景，发挥教师的示范作用，同学生互动，逐步引导学生认识学好语文对其理解能力的提升作用，矫正“偏科”思想，用实际行动启发学生，作文是可以写好的，通过锻炼可以提升作文水平。
2.3培养学生的作文写作兴趣。教育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都告诉我们，兴趣对于学习、认知是有巨大作用的。培养学生良好的写作兴趣，才能为写作奠定基础。在兴趣的驱使下，学生才能真正的喜欢上写作文。教师必须改善学生的作文兴趣。
2.4提倡学生观察生活，在作文中反应真情实感。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充满爱、充满感动，同时也充斥矛盾。认真体验生活中的真善美，是学生写好作文的基础。让学生懂得作文写作同文章阅读一样，是一个审美过程。引导学生的真情实感的发挥，充分发挥学生青春激昂的想象力，让学生懂得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贬斥人性的假丑恶，细致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在文章中倾注社会真实性，进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
2.5延伸学生的语文学习范围，提高写作水平。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注意补充课外学习的资料，通过历史故事的讲解、评析；通过讲解课外美文，展开详细分析，提升学生在作文上的创造力，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令学生积累写作的素材，学习到用词、用句的方式，提高写作技巧和方法，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构思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学生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和写作水平。
总之，语文教育中作文教学的确存在问题和面临很大困境，但只要通过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是不难克服的。抓住教育问题的重点，困境就自然会解除。教师应对照新课标的要求，转变教育方式、改善教学理念，按照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灵活的开展作文的教学方式，必然能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和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进而推进语文教育的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 刘元太.浅谈语文作文教学的方法[J].教育教学研究，2009（1）.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5
【关键词】企业 宣传 新闻报道
一、洞察全局,围绕企业“闪光点”选材做文章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没有发展,一切都是空谈。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面前,拉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外贸、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众多的民营企业连同国有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面对企业举步维艰的境地,记者和通讯员就必须进行“换位”思考,在诸多不利的环境与因素里,用科学发展观的思维和要求,用新闻工作者独特的视觉看待生活,积极寻找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积极报道企业发展经营的“闪光点”,使广大职工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为企业共度难关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如在1996年,笔者在韩城矿务局桑树坪煤矿宣传部时,当时煤炭企业经营面临困难,效益较差,职工人心涣散。围绕写出高质量的稿件鼓舞人心,我认真思考,采写了《创造活力之源》、《托起贫困矿工的期盼》、《寻觅新生之路》等文章,系统反映了矿经营集团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如何帮助困难职工自立自强的经验和做法,起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在今年,面对新成立的神木煤化工产业有限公司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公司职能定位及其经营战略,我先后撰写了《在困难与夹缝中生存》、《煤化工产业发展,一道似难易解的课题》、《春色满园关不住》等文章,在《陕西工人报》发表后,收到各方肯定。133229.cOM
二、选准切入点,让职工群众唱主角
企业越是困难,越要加强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面对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经营阵痛,宣传思想工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深入开展形势宣传教育的同时,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真正将镜头,将笔锋面对最广大的劳动者,突出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让他们成为报纸、电台宣传的主角。因为,他们才是宣传报道永恒的主体。
多年来,我始终把企业宣传的主体对准基层、对准第一线的那些“最可爱的人”。如《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中国煤炭报》刊发的《执著铸辉煌》、《工人技师徐国代》等稿件,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歌颂了全国煤炭系统工业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徐国代鲜为人知的奉献敬业精神和他感人至深的内心独白。《煤海恋歌》、《矿上包公》等稿件,则是歌颂了科技尖兵何国益和劳动模范姚俊强的感人事迹,激发了广大职工“学先进、赶劳模”的工作激情。《矿工张勇成为难不倒的维修大拿》、《30年风雨人生路》等稿件,记叙了矿工张勇等人不计个人得失,立足岗位,勇破技术难题的事迹。
三、审时度势,从抓焦点、热点、难点上下功夫
每一次新的社会变革,都会产生新的思想碰撞;每一次突发的金融危机,都会形成不同的关注热点。对于企业也不例外。因为,每个企业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都不可能独处其身。
面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给新闻宣传报道带来的新的变革,如何在危机里增添新闻宣传报道独特的视觉,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必须破解的难题。首先,要破解的是纵横交织的不同矛盾体如何对待。此外,要破解的是东西方新闻思想、理念如何交融。如我采写的《打造诚信的金字招牌》,文章从市场并不可怕、市场是一个大课堂、市场是核心技术的竞争等方面,记述了合阳合亚达公司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思路和对策,达到了平中见奇的效果。如《面向市场的战略转移》、《兴办三产不可盲目决策》等文章,则是从经济发展规律、市场如何运作的角度,回答了企业应该如何应对挑战的现实问题。这些文章在《陕西日报》、《中国劳动报》等报刊发表后,同行们纷纷赞同说,“问题抓在了点子上,具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
四、要立意深远,从针褒时弊上选题下功夫
危机中的经济报道,是没有局限性的,可以采取不同的新闻体裁综合地、立体式地报道。否则,就不会收到好的宣传效果。
纵观今年内我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每次新闻报道都显示着不同凡响的思路和举措。如四川汶川大地震、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的华南虎事件等等,媒体采取的宣传报道方式有图片、长篇通讯、报告文学、言论、评论等,可谓是“百花齐放”。这种立体式的宣传方式,所起的作用非常具有震撼力、感召力和战斗力。
对于困难企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讲,虽然平时难以经历宏大的事件,但却有专业记者们所不具备所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身处基层,对事物的感性认识得天独厚,只要找准了视觉,掌握好了采写的角度、高度和深度,也会写出高质量的稿件。如笔者结合矿区“三乱”问题,撰写了《不妨也为煤炭企业立块盾牌》的言论。稿件从问题现象、管理者的忧思、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组稿,提出了治理矿山“三乱”问题的对策和思路。《比富要比出精神》一文,则是结合煤矿企业实际,针对高档消费、大吃大喝回潮等不良现象,以两个农民相互比阔,比出两所现代化的小学为由头,指出了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应当倡导的社会主流。言论发表后,收到好评。
写作困境论文范文6
关键词：新写实 社会转型 还原生活 零度情感 局限
一.新写实产生的背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社会变革处于波谷时期，改革的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人们变得更加“务实”，急功近利的实惠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风充斥着社会，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混乱和失落。此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面对变化显得无所适从，生存的困境面前他们无力逃脱处处碰壁，为了“活着”只能妥协忍让。平静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使他们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走出生活的困境。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是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诉求的。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政治干预生活，曲解了生活的本真，使文学创作的关注对象与现实生活构成了疏离，与社会大众的阅读期待相割裂了。“由于泛政治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从价值观念到话语构型两个方面都有力地抑制了作家们‘写实’的能力，甚至阻碍着他们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解。因此，新时期的文学变革无论从思想观念还是话语构型方面都存在着一个走出泛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让文学艺术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情感及其话语形态摆脱单一的政治视野的制约，以充分展现出生活和艺术的多样性。”[1]在这种呼吁下“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的新写实小说便顺应历史变化和人们的诉求，成为了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
二.新写实之“得”——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挑战与突破
新写实之“新”在于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题材内容、价值取向、叙述方式、叙述视点等方面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挑战与突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正体现于此。
从题材内容的选择看，还原生活本相，在作品中表现生活的“纯态事实”是新写实最基本的创作特征，也是消解泛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种创作策略。新写实代表作家池莉说过“我就是要看看人生中是哪些生活细节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和精神。”因此，新写实作家排斥政治对生活的干预，强调生活的原汁原味，使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睡等生活现象成为文学创作的本体。如《一地鸡毛》中小林的全部生活都是围绕孩子、蜂窝煤和大白菜展开，他的眼里没有热闹的外部世界，没有曾经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实实在在的生活，生活的幸福感体现在 “如果收拾完大白菜, 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 让他喝瓶啤酒,就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
从价值取向上看，新写实追求世俗化和平民化的价值观，不谈“主义”只谈“日子”。它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典型化”“理想化”“英雄化”的“伪真实”“伪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将理想和崇高彻底撕裂，文学作品不再刻意追究生活的本质及意义，而是将叙述视角下移，将更多的将目光投向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和小人物理想的破灭。在《一地鸡毛》中小林和大学同学“小李白”的相遇“你还写诗吗?”“小李白”朝地上啐了一口浓痰:“狗屁!那是年轻时不懂事!诗是什么,诗是搔首弄姿混扯蛋!如果现在还在写诗,不得饿死!你结婚了吗?”小林说:“孩子都三岁了!”“小李白”拍了一下巴掌:“看,还说写诗,写姥姥!我可算看透了, 不要异想天开, 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 就在人堆里混, 什么都不想, 最舒服, 你说呢?”小林深有同感,于是点点头。“小李白”的变化让我们看到理想被嘲弄，人们不再把目光放在未来，更加务实更加注重物质性和享受性的生活方式。
从叙述方式上看，“零度情感”是新写实的主要话语方式。强调作家在作品中淡化主观情感介入，不对所描写的生活现象进行主观评价，而是把评价的权力交给了读者。排斥传统现实主义中政治干预生活的创作方式，摒弃作者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弱化文学的宣传教育功能，作家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客观的作小人物的最佳代言人，帮助他们直面生活直面人生。叙述过程中热衷于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描写，淡化情节和逻辑关系，呈现随机性、偶然性、琐碎的真实生活。
三.新写实之“失”——先天的局限性
在社会务实文化心态的影响下，新写实作家通过“零度情感”“终止判断”的创作方式还原世俗化、市民化生活的本来面目，帮助底层人民直面生活直面人生。普通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柴米油盐等琐碎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作家关注的重点。“只有在新写实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才真正由神圣化走向了生活化，生活才还原了其本来面目。”[2]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是因为其关注琐碎的烦恼人生和生存的困境，却又无法超越而不得不妥协退让的尴尬情境，造就了其自身的局限性。
从还原生活本相的角度看，初读新写实小说会感觉亲切，产生“生活就是如此”的强烈认同感。但读多了之后，不免感觉压抑，甚至质疑“生活就是这样吗？生活只能这样吗？”新写实小说不遗余力的展示生活的琐碎和困境，环境具有不可超越性甚至能左右人物命运。这种夸大外因的创作方法，加剧了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迷茫无助，理想和信仰被撕裂，生活只有说不出道不尽的悲观。“苟活”便是此时人们的生活态度。如《活着》中写到“人是为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池莉说“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方方笔下的何汉晴劝慰自己“想不开的事情太多，要养成想不开也得想得开的习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受这一场累，可能人就是得把他这一生该受的累受完，才能去死。”
造成这样的尴尬是因为“新写实小说无意完成任何观念的升华，无意给时代提供某种文化镜像，它们仅仅是纯粹的生活事实。”[3]对生活的真实描写固然重要，但我们也必须认清“真实是作品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它的全部价值”。作家的艺术创作不仅仅要做到“恤民”即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真实的刻画人民的生存现状，反映时代精神和诉求，更重要的是做到“问天”即拷问造成困境的根本原因，承担起文学的社会责任，帮助人们意识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突破口。而这一点恰恰是新写实所缺失的。
“零度情感”的话语方式，陈思和以“消极”一词来概括其后果。主体情感支配力的丧失表现于“作品中对平庸无奈的生存状况逐渐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所有改变现实的理想因素都被消解，最后存留下来的潜在态度无非就是迁就、认同于这种本来极需改变的现状。”的确零度情感的创作方式对于还原生活本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叙述过程中“终止判断”把评价权力完全交给读者则必然会导致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使文学作品丧失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精神的引导作用。没有力量的文学作品是难以长存难以经典化的。
四.新写实的文学史意义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性、世俗性、物质性和享受性为内在质地的文化，是为大众而生产的文化，并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而新写实与大众意识对接，极力消解崇高，以一种无意义、无必然、反严肃、反英雄等后现代主义语码为自己的鲜明标记，体现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是对“五四”以来游离大众的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补正。
但是，新写实其自身的局限性也让我们认识到“写实是在打球，是一个迂回。凭直观感受，没有强大的力量把握世界，所以产生不了大作品，未来文学应打破一切格局，融入作者强大的理性和情感力量”。[4]
参考文献：
[1]王又平：《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第20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张永清：《新时期文学思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程云莉：《下沉视点 反抗虚构——论“新写实”的创作特点》[J]，西北大学学报，2003（3）.
[4]丁永强整理：《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5]王、尹华斌：《大众文化视野下的新写实主义文学特质》，孝感学院学报，2003（3）.
[6]林漫宙、郭宝亮：《尴尬中的超越——新写实小说现状思考》，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7]王晖：《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野中的新写实》，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5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