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文1
关键词：精神分析；欲望；政治意识；所指
引言：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结论部分写道“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1]伊格尔顿试图提醒读者，如同不存在纯文学一样，也不存在纯粹的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理论总是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相关，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总是有时代社会的烙印。笔者受到伊格尔顿启发，试图从政治批评的角度重新勾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由此阐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与社会政治有关联的理论系统。
一、从弗洛伊德理论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弗洛伊德的理论围绕一个中心矛盾展开，即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冲撞。在这里，现实原则是现实社会秩序对人性的压抑。在现实社会中，人不能够完全遵循自己的意愿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是遵循社会的秩序理应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当然，在弗洛伊德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到达最内层的意识，我们永远在无限接近却又无法触摸，这就是隐藏人望根基的无意识领域。如果无意识领域的成分一直被压抑会得“官能综合症”，只有通过将个人私欲的无意识领域升华宣泄，导向更有价值的社会目标，这样一来，个人情绪得到了宣泄，避免了陷入精神疾病的困境，社会政治秩序也得到了有力的维护。由此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是携带政治性的。
首先，精神分析起初目标并不是专为文艺批评而存在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目的是为了治疗精神疾病，以谈话治疗的方式排遣精神病患的压抑，从而获得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秩序所允许成为的人的资格。在进行谈话治疗的时候，精神病患者有可能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情绪转移到精神分析者身上。比如患者在现实中受到了家庭暴力，那么在进行治疗的时候，患者有可能将分析者当做施暴人。这种情况之下，精神分析者有可能受到患者无意识领域的攻击，因为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病人是最逼近无意识领域的一类人群。另一方面，精神病人这些攻击性的举动正是其无意识领域压抑成分的外显，分析者正是通过这些外显的攻击性举动窥探到病者的无意识领域。在无意识领域，分析者找到病者的病因，从而安抚相关的无意识躁动因子，排遣不安，达到治愈目的。这正是谈话治疗发生作用的原理。由此看来，精神分析并不是一门特意为了文本分析而存在的理论，而是有医学上的心理分析的目的和疗效。而到后来，精神分析怎样被引入文学文本的分析并发生作用暂且不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上个体不安灵魂的抚平，看到的是精神分析对于社会个体心理健康的引导。或许没有哪一个文艺理论有如此直接功效，能够抵达人的无意识领域，针对性的进行病理分析。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恰好做到这一点，治疗精神病患，最大限度的抛弃了文学理论与现实无关的论调，关注社会个体，稳定政治秩序，可以说是与社会政治秩序最为直接相关的一套理论。
其次，精神分析理论中凸显了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压抑，也即社会结构、社会道德、社会法律等一系列社会意识形态对凌乱狂奔的无意识私欲的压抑。而这种压抑恰好是社会政治性在个体身上的最大体现。弗洛伊德在分析俄狄浦斯情结时候认为，在早期，儿童由于吸吮举动对母亲有着天然的依恋，父亲出场使儿童心理受到威胁。此时，儿童也意识到除了自己和母亲的身体之外，还存在广阔的外在世界。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分析也不是停留在幼儿封闭的个体世界，而是形成幼儿――母亲――父亲的三角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儿童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无法无天的占有是不可能实现的，是受到父亲这个现实存在的压迫的。当然在家庭网络中，父亲还只是单一的压抑，但是随着儿童的成长，父亲这个角色逐渐变成一个符号，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对于自身无尽欲望的阻挡。在成长后进入现实社会中，每当现实原则对于自己快乐原则产生压制冲撞之时，儿童都在无意识领域感受着儿时母亲被父亲抢夺时候的痛楚。但就是这种痛楚使得儿童逐渐接受现实原则对于自己无法无天的快乐原则的压抑，而逐渐隐藏不被社会秩序所接受的欲望于无意识领域，最后到儿童自己都忘了这些私欲的存在。直到这时，儿童终于从过去那个有着施虐倾向的无法无天的个体，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结构、政治秩序所接纳的良好公民。
第三，精神分析的最终指向不尽然是个体的幸福指数，而是指向整个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当然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企图透过个体对于幸福快乐等个体私欲的追寻窥探整个社会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性问题。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在后期走向悲观主义的论调，他无时无刻不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生发怜悯，这种怜悯的心态更是将快乐原则与现实冲撞上升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冲撞不仅是个体的困苦，更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困苦， “一个建筑在欲望的压抑和满足的推迟之上的文明强加给这个人类一些几乎无法忍受的要求，而这个人类就是在这些要求之下含辛茹苦。”[2]事实上，弗洛伊德正是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分析，明确个体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从而更好地找寻幸福感。可是，无时无刻不被压抑的欲望使无意识领域扩大到无疆无际，而人类真正自由活动的领域则变得愈发狭隘。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思考自身的生存状态，更加升入到了社会文明的反思，这个备受压制度压抑的现代社会究竟能承载多重的负荷？
二、从拉康的语言分析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事实上，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语言学解读也是站在政治批评的视角进行的。拉康是后结构主义大师，他重新言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其政治性更为彰显。而在分析之时，拉康主要是从语言结构与无意识的对应关系来展开的。
语言学大师索绪尔提出，语言是能指和所指的固定粘合。而后结构主义大师拉康则认为，语言符号背后的所指并不是固定粘合的，能指背后的所指也是不定的。语言符号背后存在的不是固定的所指意义，而是一连串的欲望填补。因此，在拉康看来，语言符号最强大的功能就是代替作用，“代替对于事物本身的某种无言的直接占有”[3]。有了语言，我们可以不像斯威夫特的拉普它岛民那样，背着一个装满所有事物的大袋子，和人交流就是将袋子里的事物直接拿给别人看。语言虽然可以填补人类欲望，为人类服务，但是“语言也并不是我们可以自信操作的工具，却是从里面分割我们的东西，语言总是先于我们而存在：它总是已经在位，等着为我们指定我们在它里面的种种位置。”[4]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们。我们说出的语言仅仅只是一连串的符号，它不仅表征着不在场的事物，由此填补不能真实拥有的欲望，同时，这语言背后也是一连串的意识形态。带有意识形态的语言已经为我们排好座位，等着我们主动进入语言的圈套。
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领域也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无意识和语言所指有着相像性，它是不固定的，也是难以逼近的。所以拉康说“无意识是所指在能指下的滑动”[5]，无意识和语言的所指一样，永远在接近，但永远无法真正触摸。无意识的难以捉摸不仅是因为它深埋于内心，更因为它存在于各个社会个体之间，存在于庞大复杂的社会网络之间，并且不断滑动变化。
人类能够条理清楚说话，是将流动的语言所指暂时钉到固定的能指上去，这是社会交流的需要。无意识对应语言所指，凌乱奔走，流动肆虐。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恰好要扼杀这些凌乱奔走和流动肆虐从而使一切井然有序。因此，意识生活正是暂时压抑了凌乱狂奔的无意识，如同语言能够让人正常交流一样，使得社会秩序能够正常运作。
三、伊格尔顿看精神分析的政治性
在伊格尔顿看来，精神分析对于文学批评有很大帮助，而运用精神分析来阅读文本无容置疑的带上一层政治性的眼光。这就牵涉到一个“潜文本”的概念。潜文本就是存在于实际文本之下的潜在意义，它既是文本中人物没有说出的话，没有做出的事，也是故事人物之间没有标明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将人物置于这样的潜文本所表征的社会网络之中，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心理冲突。可以说，精神分析所诠释的人物心理与潜文本所表征的政治性是密不可分的。
精神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作者创作作品时候的心理状态，提供最接近作者原意的阅读。精神分析运用到对文本中的人物进行分析也是大有用处。透过文本的精神分析，我们可以更深一层的接触到故事情节中人物的心理活动，举止行为。伊格尔顿具体分析了劳伦斯的小说《儿子与情人》。如果我们在阅读小说时候，意识到小说中的父亲不仅是父亲，也是底层无产阶级的符号，而母亲不只是母亲，而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儿子便是年轻具有艺术气息的形象符号。单是这样还不足以呈现精神分析的政治性，恰好在劳伦斯写作完成的那年，底层矿工举行了英国最大的罢工。这种政治性色彩渗入到了小说中父亲的角色，带有对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怜悯。因此在写作儿子与母亲之间那种暧昧关系时候，作者是有着纠结矛盾的内心的。精神分析为接触作者的创作心境提供了一个理论支持，与此同时，精神分析也将故事人物置于真实的政治社会生活，虽然小说文本中并没有明确写出这样一层社会现状和社会网络，但是读者将未表明的“潜文本”带入到存在的文本之中，正是政治批评在起着推动作用。
我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关注文本，政治批评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代表社会语境的潜文本。在阅读之时，不单可以读故事中的已经表明的故事情节，精神分析启示我们可以关注人物的心理斗争。然而，在实际阅读过程中，人物心理只有置于潜文本的语境之下才得以完美诠释，精神分析置于政治批评之下更能彰显其生命力。这也是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所揭示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最大的政治性。
结语：正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一直秉持的态度，精神分析虽然最初不是用于文学批评，但是如同其他文艺理论一样具有政治批评性质。从建构理论的目的、中间的诠释过程、以及最终的价值指向都是具有政治性的。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又将精神分析在语言符号背后的无意识领域进行了政治性批评。伊格尔顿则看到精神分析与潜文本的相互呼应。这一切都是精神分析与政治性的密切结合。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96.
[2]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2.
[3]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6.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2
[关键词]高校；外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
一、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学科研究体系，公开出版发表诸多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著述。研究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实践问题研究两方面体现。
第一，理论问题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畴和教育过程构成要素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基本范畴层面，主要包括对中国高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理论价值、学术地位、主要作用、理论本质等理论研究。如“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理论基础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近伟大成果为指导。”（1）在教育过程构成要素层面，主要包括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目标、教育内容、途径方法、教育环境等理论研究。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为教育对象制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使他们具有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方向，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素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审美情趣。”（2）大多学者认为教育内容应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等主要理论内容。关于研究的途径方法，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从宏观论证到微观证明，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从人文科学的描述法、元理论分析、经济分析到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建模方法等都有所涉猎。
第二，实践问题研究。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问题研究，其研究具体内容有所差别，基本都是围绕其实践的实效性进行研究的，研究思路大致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寻找对策解决问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如梁金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问题现状》、冯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房晓梅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张秀荣和韦磊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张苗的《工具理性视域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分析》、邹楠的《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仲兆华的《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及根源》等文章，都是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层面进行探讨的。再如我国学者张再兴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徐艳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环境论》、李伟的《加强和改进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苏启敏的《价值反思与学生评价》、张秀荣和王瑞荪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文章，就是从解决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题维度来进行论述的。由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教育方法侧重单向灌输和说教，缺乏灵活多样的艺术方法，收效甚微，因此必须建立起教育者与受教者地位平等的双向交流模式、隐形教育模式，采取教育途径多样性与多元化的手段，从而有效提高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此可见，从宏观层面上看，我国学者对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为发展与完善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本文将进行的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研究基础。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是重复的，新意不够。相关理论大多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性陈述、对面临问题的滞后性罗列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理想主义式期盼。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第一，许多重要概念没有做出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概念，如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教育、高校政治教育、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高校德育等等，这些概念没有进行明确区分和科学界定之前，无法建立统一科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学术研究的应然程度较高，实证程度不够，仅仅依凭理论思考与逻辑演绎来构建应然性的原理原则，应结合实践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维度的实证分析。第三，理论研究方法不够丰富，目前研究方法虽多种多样，但基本上是囿于借鉴其他学科的常用研究方法。而且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经验问题研究多于理性分析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多于中微观研究。第四，在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专业课进行渗透的研究方面，学者基本都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但是在宏观层面研究较多，而在微观层面研究较少，具体措施或结合何种专业的研究大多不够全面或可操作性不强。
二、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中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专业化研究体系，但从结合高等院校学生专业背景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数量却十分有限。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院校艺术专业背景、航海专业背景、医学专业背景等专业领域背景当中，艺术专业背景研究如我国学者何勇和程辽撰写的《职场需求下的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尹振永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及对策研究》、辽宁大学硕士研究生陶思璇的学位论文《综合大学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孙传辉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徐彩萍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敬芯的学位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析》等；航海专业背景研究如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海峡、邱爱红、刘思、刘明明、田沙沙的学位论文《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研究》、《航海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我国航海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和改进对策》、《航海类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研究》等；医学专业背景研究如吉林大学硕士研究生刘汉君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刘蔚的学位论文《“90”后医学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对策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石春兰的学位论文《医学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讨》、我国学者李久东等撰写的《医学类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等。可见，其著述形式主要是以高等院校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成果，偶尔散见于期刊等文献。这些结合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背景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都缺乏理论性和专业性，仅简单罗列各个不同专业背景的特殊性，并加以简要分析，分别指出高等院校中具有专业背景的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并试图阐述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和对策。
从外语专业背景进行的系统化理论研究就更为鲜见，只有河南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代晓雅的学位论文《高校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河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婷的学位论文《高校英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姬喻波的学位论文《外语专业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现状及其教育对策研究――以四川外国语大学为例》等数篇文章。
另外还有二十余篇期刊论文形式发表的论文。首先，如以概括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为出发点，分析并论述相应问题对策的文章《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征及其思路》（漳州师范学院学者项梅）、《外语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及教育对策》（商应美等）、《外语类大学生思想素质教育刍议》（彭海）、《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对策探讨》（河北北方学院学者段汝和）、《试论提高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集美大学学者肖振南）、《外语专业女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策略分析》（苏惠芬等）、《新时期加强外语专业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高荟等）、《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研究》（黑龙江大学学者曲亮等）、《高职院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心探析》（萧君虹）、《新时期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伍廉松）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阐述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这些学者普遍认为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具有专业学习背景、教育生活环境、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等特殊性，并针对这些特殊性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原因分析和宏观对策研究，但这些研究重复率较高，大多是对特殊性和对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罗列和泛化研究，没有深入研究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没有从微观层面出发给出具体对策和方法路径。
其次，如从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进行论述的《入世后外语院校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曹文泽等）、《关于外语院校实践育人模式的思考》（大连外国语大学学者李宝章等）、《外语院校德育工作实效性的影响因素及对策》（四川外国语学院学者陈洪丽）、《新媒体时代外语类高校思政工作创新策略研究》（西安外国语大学学者迟鸥）、《外语院校育人特点分析》（西安外国语学院学者刘伟）、《对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为例》（成都理工大学学者张钊等）、《加强独立学院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讨》（广东海洋大学学者谢睿萍）等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从高校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角度对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在中国外语类高等院校的管理层面论述了外语专业背景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对策。
再次，如将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放在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外在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强调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途径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网络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心》（刘练）、《互联网时代外语专业学生的思政教育》（x睿萍等），这些文章虽然及时关注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信息化特征，并根据时代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特殊性进行了合理分析，但并未将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及解决困境的对策路径与时代背景直接联系起来，也没有做出系统化专业化的深入研究。
第四，如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教学方面的论述来研究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问题。《浅析外语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困境与对策》（四川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庆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外语专业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影响研究》（闫春）、《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文化哲学研究》（张家政）、《涉外院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探略》（笔者）、《浅析在外语专业学生中开展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田雨）、《思想政治教育在英语教学中的渗透》（杜琳娜），这些文章大体分析了目前中国外语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面临的现实困境，从宏观层面提出一些相应对策路径。也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外语专业课的两种课程教学角度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结合外语专业学生特点进行外语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相互渗透的教学方法。这对于改进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现状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但这些文章大多没有对导致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提出的对策和路径不够全面具体，同时实际操作性不强。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以上相关研究成果还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外语专业背景下中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依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部分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但在相关研究成果中还是缺乏权威性著作和系统性论述，经验问题研究多于学理性研究，静态描述多于动态分析，宏观理论研究多于中微观理论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简单罗列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泛泛分析导致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而从宏观层面给出相应对策和路径。因此，结合时代特征、社会背景对中国高校外语专业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对其内涵做出准确解读、对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分析、对其困境及其产生根源做出详尽论述、对其调适路径和对策方法进行合理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张秀荣，韦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冯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郑永廷.《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注释：
（1）张耀灿，郑永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3
Abstract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measure policy theory-practice inter-diffusion and its time-lag in policy diffusion according to two-dimension model of frequency. Meanwhile， the paper， regarding informatization policy issued by the provinces of Jiangsu and Zhejiang and theory documents of informatization theory in China as the study objects， builds two-dimension distribution diagram to quantify the time-lag between policy theory and policy practice. Measuring time， topic and region of informatization policy， the paper confirms that informatization policy theory lags behind its practice. Therefore，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policy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policy； policy theory； policy practice； policy diffusion and time-lag
1 引言
1994年以?恚?我国信息化政策的内容框架在不同政策周期体现出明显差异性：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到信息化应用，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再到两化融合、智慧城市、信息惠民、信息化深度应用等政策命题，进而产生了信息化政策实践随时间波动的政策主题差异；另一方面，信息化理论和信息政策理论的研究范围和热点也发生了相应变迁：信息政策研究议题逐渐由信息技术或国家宏观议题向信息应用、信息服务和政策微观议题转变，研究问题也日益由现象和影响分析向政策机理和具体操作性问题研究，如马海群等[1]提出我国信息安全政策体系的基本框架问题和高校信息公开政策问题[2-5]；陈传夫等[6]提出的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问题；张建彬[7]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的信息质量指标问题等。而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也逐渐提升日程，如罗力[8]、易斌[9]、等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研究；赵蓉英[10]、范吉胜[11]等提出了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侯瑞芳[12]、钟芳芳[13]等分析了图书馆服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等。
本课题组在政策扩散研究中发现，信息政策在其酝酿、发生和执行过程中往往因所处的政策环境差异而并不同步，因而政策科学研究中有从政策采纳和执行角度探索政策学习和政策扩散，甚至是扩散速度和强度问题[14-15]。但在政策发生层面，尤其是政策研究对政策实践的推进作用却鲜有研究。本文尝试以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信息化政策文本为例，从交互扩散的视角探讨信息化政策理论对政策实践的影响，期望为政策制定或政策研究提供参考价值。
2 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操作性定义
通常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会向已有的理论研究学习，典型的如国外咨询委员会（Boards and Commission），通过理论研究者群策群力提高政府政策制定的效率。近年来，智库（Think tank）的发展成为我国科学制定政策的重要体现。智库积累了各学科领域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政策相关知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参考智库学者的意见，以提高政策质量。因此，本文假定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学习过程，而这种学习的强度可通过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主题概念的频率近似测算。基于此，本文将滞后性限定于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即理论研究滞后于政策实践或政策实践滞后于理论研究。
2.1 政策滞后与政策学习
滞后是指一个现象相对于另一相关现象的落后或延迟而造成的一种状态。政策滞后是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客观规律[16]。当前，学者大多通过供求分析框架进行滞后性解释，典型研究如国外的马克?赛特菲尔德的制度滞后模型[17]，诺思的政策时间滞延理论[18]，科斯等人的制度变迁研究[19]等，国内主要有周冰[20]、钟裕民[16]、向玉琼[21]等。从研究领域看，集中于经济领域，尤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通过分析影响政策时滞的机理与因素，从而测算出时滞的具体时间[20-24]。影响政策滞后的因素，如经济因素、政策级别、宏观因素等，复杂多样，且具有动态性，需要综合考虑。而对于如何稳定控制这些影响因素，基本都通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滞后性分析，但国内研究较少。目前，围绕社会政策、教育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的滞后性研究不断受到重视，方法上大多采用现象描述与简单归因。
上述研究主要探讨政策实践到执行过程的滞后性，而政策学习则将视角转为实践―实践或实践―理论的学习过程。政策学习是普遍存在的[25]，其内容来源主要为经验、实验和辩论。经验可以来源于先前的政策[26]，也可以是对现有政策缺陷的学习[27]。实验结果的反馈则是政策学习的重要基础[28-29]。王绍光[28]认为各个时期、各个地方的实践和有组织的系统性实验是政策学习的两大类别。辩论互动对学习具有促进作用[27]，使得政策参与者能够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
2.2 政策扩散与知识扩散
美国学者Walker[14]于1969年研究美国各州公共政策扩散时，发现政策创新往往会被邻近州效仿，从侧面反映邻近空间的政策具有相似性，?@被认为是最早的政策扩散研究；Brown和Cox[30]总结出政策扩散研究的规律性，即时间上呈现S型曲线、空间上表现为邻近效应、区域内出现领导者―追随者的层级效应。此后，不少学者致力于政策扩散时空规律性研究，如Gray[15]、Berry[31]、马亮[32]、王浦劬[33]，王洪涛[34]等。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学者均认为时间上，政策扩散过程呈现S型曲线特征，但空间上的扩散特征则未有统一的结论，主要由于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政策具有不同的扩散模式，如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与垂直影响模型等[35]。因而，涌现了很多关于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研究[36-39]。
在政策扩散特征描述中，典型的研究方法，如Walker政策创新指数[14]、Gary政策采纳模型[40]、Savage政策创新指数[41]以及Berry夫妇邻州政策平均采纳比率测算等方法[42]等。此外，研究者们注意到政策扩散与知识扩散的相似性，将知识扩散的计量研究方法引入政策扩散领域，进行政策文本或理论研究的知识概念扩散强度以及政策扩散过程研究，典型研究如Peter[43]、Provan[44]、O’Leary[45]等。
2.3 政策扩散时间滞后研究的操作性定义
目前，政策扩散与政策滞后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足：首先，已有政策扩散研究注重扩散过程的规律性，较少考虑滞后性，如文献[33]提炼出中国公共政策扩散的四种模式，但未能进一步阐述政策扩散的时滞问题；其次，政策滞后研究虽然考察了滞后性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但忽视了政策理论对其执行的影响，无法全面地进行效果评价。本文的创新之处则是综合考虑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扩散，通过主题概念的频率二维分布分析探究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间的滞后效应。
通常，可以用两种体系描述政策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滞后性：第一，同一政策主题的时间序列对比，通过政策主题的时差来测算滞后性。时间序列比对通过对政策主题的时间进行赋值或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计算时间权值的差额以更加精确地描述时滞的强度。该方法比较直观，但在具体操作上很难追踪或确定每一个主题产生与消亡的时间；第二，同一时间截面上不同主题的分布趋势，常用于知识扩散领域，如陈超美的前沿分析和演进趋势[46]，以及引文编年图工具。通过建立一个时间截面，从主题分布的密度差异来描述政策主题的滞后性。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政策扩散S型累积曲线的实证分析，政策主题概念的累积频率在时间轴上也应满足S型曲线分布，亦即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
本文假定政府信息化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累积词频分布具有相似的密度分布。假设某一政策主题A在政策实践层面的频率为FP，在政策理论层面的频率为FA，则当二者同步演进时政策主题在信息化政策文本集或政策理论研究文献中应具有相似的累积词频分布，即Fp = FA。与之对应，若Fp > FA，说明政策主题A在实践层面演进先于理论层面的演进；若Fp < FA，则说明政策主题A在实践层面演进滞后于理论层面的演进。按照上述逻辑，将政策样本集中所有的政策主题在实践词频（政策概念累积密度）和理论词频在二维框架中描述（见图1），则可以根据词频的分布区间区分出四个政策类型空间：分别对应于P1象限（实践热点、理论热点）；P2象限（实践盲区、理论盲区）；P3象限（实践盲区、理论热点）；P4象限（实践热点、理论盲区）。那么，通过诊断区域P2象限和P4象限中的政策主题密度就可以判定政策主题扩散是理论优先于实践，还是实践优先于理论，从而建立起一种时滞判定逻辑或方法。
通过政策累积词频假定和二维描述尺度，本文
构建了一种“可视化”的扩散时滞描述方式，即对于
所有政策主题而言，若大部分政策主题居于P4象限的实践热点而理论研究的盲区，则是理论研究亟需加强的领域；反之，如果处在P2象限的理论热点、实
践盲区，则是理论研究过于超前，而政策实践滞后，亟需加强政策实践，推动政策实施的潜在政策区。
3 数据收集与预处理
3.1 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的范畴
本文所研究的政策理论是指学者研究的政策理论框架或指导原则，政策实践则是政策制定主体的已经落实或即将执行的政策条文。考虑到政策纯理论研究文献和已执行的政策条款抽取的难度，结合研究的效度，因此，本文提出以下近似假设：第一，假设信息化政策纯理论与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群分布具有相似的频度或集中离散分布，即信息化政策理论分布可用研究文献的关键词群分布表示；第二，假设信息化政策的八类政策文本[47]均被认为是有效的政策实践，且为已经或即将执行的政策实践。
3.2 数据样本集采集与处理
本文采集的信息化政策实践为江苏省和浙江省信息化政策，包括省、市、区政府部门的条文，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和搜索引擎共获得811条样本；信息化理论则通过CNKI期刊数据库，以信息化、数字城市、两化融合、智慧城市、互联网+等进行标题检索，共获得8938篇研究文献。其中，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
实践样本集和理论样本集结构异质，实践样本集有标题和全文两个表现形式，而理论样本集存在标题、关键词、摘要和全文等多种属性，因而在滞后性分析之前，需要对样本集的属性进行筛选。利用Rwordseg中文分词包对各属性分词进行统计并得出结果（见表1）。可见，政策样本集的全文和理论样本集的摘要、关键词在规模、语词分布和词频总量差异较小，可避免数据倾斜程度过大。课题组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从政策理论摘要角度测算的交互扩散效果较好。因此，本文选择政策文本集的全文和理论文本集的摘要进行分析。
4 信息化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的数据描述
4.1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时区二维分布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存在一致性，通过主题概念的二维分布分析，能够深入与充分地发现理论与实践扩散的不足。分别对各时区的信息化政策理论摘要与实践文本的主题概念进行交叉绘制（见图2-图5），发现除“十五”时期二维分布中存在较多的诊断区政策主题概念外，其余各时区政策主题概念分布均呈现对角分布，体现了政策主题概念一定的层次性。并且R2值较小，词间关系并不显著，也不存在明显的分布规律。但从分布象限来看，都大致分布于左上象限，即实践热点、理论盲区，说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与实践层面仍存在差距，整体上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
4.2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主题二维分布
基于政策概念的分时主题二维分布，主要通过
统计不同时间段的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关键词
词频来显示主题概念的变化。具体而言，通过某一主题的理论与实践频率差值反映其为理论或实践热
点，若差值为正，则该主题为理论热点；反之，则该主题为实践热点。
通过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概念分主题二维分布（见表2），发现：
第一，“十五”时期是一个理论特殊期、实践过渡期，其理论方面比较关注国外和财政方面的信息化政策，其实践方面更承前启后，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在分时区二维分布中，十五时区存在较多诊断区的政策主题概念。
第二，各时期理论和实践热点具有相似性。理论上，技术层面和领域信息化，如教育、会计成为各时区的研究热点，特别地，数字城市或城市信息化贯彻着三个时期（除“十五”时期外）的政策理论，而实践层面比较重视信息服务、信息资源与管理等方面。
第三，各时期理论和实践热点也有差异性。“九五”时期，由于我国信息化水平较低，所以政策实践大多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十五”时期较为重视向国外学习，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学习的理论研究；“十一五”时期出现了电子政府，政务信息化等方面的政策；“十二五”时期理论上则突出智慧化。
4.3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分地域二维分布
结果表明，江苏和浙江两省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二维分布较为相似，主要政策主?}概念都居于右向上倾斜的直线两侧，并且左上区的主题概念分布点较多，即实践热点、理论盲区（见图6、图7）。
5 结论与展望
5.1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滞后性原因
通过时间、主题和地域等维度刻画信息化政策
理论与实践的滞后性，整体上实践领先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样本集的选取对于二维分
布测算结果具有一定的影响。理论样本集和实践样本集在词群数量、规模和分布上并不完全均衡，而政
策样本集的来源为我国信息化水平较高的江浙两省，政策推进力度可能更为有效；第二，测算方法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在时间维度上，理论样本集笼统地按照政策的五年规划进行分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可能对于理论样本集并不合适。
5.2 信息化政策理论与实践滞后性启示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4
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问题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发展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分析为前提，以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文献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内容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理论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经济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应用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5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引言
产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使经济学家们逐渐发现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好的经济政策成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加速器。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区域经济研究这一领域，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将从五个层面阐述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共性与个性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和微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宏观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
区域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世界各个国家都有，特别是国土面积大的国家。由于气候地形的差异，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不同等诸多因素导致了区域间的经济不平等。为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健康快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国家都正对自己国家区际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学界对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对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几个国家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进行研究。刘建芳（2002）分析了二战后美国为缩小区域差距而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李亚琴（2011）分析了苏联时期、叶利钦时期、普京时期三个不同时期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区域经济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阐述了战后日本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实施的一系列区域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地区振兴与开发政策、区域产业布局政笨、缩小地区差距政策及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政策，日本在实施区域经济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进行统一规划协调指导，给予财政金融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推动和法律法规保障，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日本区域经济政策；[1]李晓辉（2013）分析了统一后的德国为减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经济差距所实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步骤。而我国更是典型的区域经济平等的国家，改革开放后更是进行了一系列推动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经济政策，众多的学者从各方面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观的区域经济研究
在对各国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之外，还有大量学者致力于区域经济政策的微观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分析各种区域经济政策发挥的具体作用，例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体系构建、实施细则、取得的成绩等；二、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例如区域经济政策与金融业、环境、民生以及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例如区域经济政策法研究（绍跃，2008），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研究（楼海鹏，2007），区域经济政策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从理论层面看，当前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主要包括两种情形：系统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产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础理论与运用具体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博弈论上。
（一）系统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仅涉及对现存的各种区域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还对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事物的产生、演变和发展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和支持，挖掘区域经济政策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周毅（2003）在《区域经济政策理论及其误区超越》一文中阐述了区域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论：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孔舒、李伟红（2007）从区域经济政策在区域经济中的内在机理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出发，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铸（2013）阐述了区域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二）具体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
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政策的产生和演变外，一些学者还用个别理论深入的阐述区域经济政策。罗辰宇（2012）运用增长及理论分析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马丽、庞效民（2001）针对传统区域政策只基于目标区域利益考虑的缺陷，应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区域分工的动力机制，以及区域政策对区域竞争和分工过程及结果的影响。[3]葛新蓉（2009）运用增长极理论、循环积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罗斯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
三、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和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从区域的大小的层面看，当前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第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主要是国际合作组织，现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国际合作组织是欧盟；第三、地区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当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级。
（一）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式下，各国加强了彼此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现今世界，成立了多个跨国经济组织。规模最大、发展成熟的是欧盟（EU）、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TTA），其中欧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的跨国经济合作组织，学术界关于欧盟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研究，从多个角度展开，例如现行制度框架中欧盟基金的分配机制问题（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欧盟多层系统内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财政负担问题（Arthur Benz，2011）；欧盟经济结构调整中结构政策和结构基金的设计与完善问题（周淑景，2002；马颖，2000）；欧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布局与空间规划问题（刘慧，2008）。[4]
（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对国家层面区域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讨。例如，关于中央政府在区域发展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区域就业保障政策的效应评估（BarryMoore，1973）；国家区域政策成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沈建法，1996）；国家区域政策发展历史的回顾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魏后凯，2010；汤学兵等，2013）；国家区域社会经济政策绩效的评价（淦未宇等，201l；贾彦利，2006）；国家区域政策对生产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刘可文等，2012）；国家区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逆向软预算约束”现象及其原因等（杨爱平，2007）。[4]
（三）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相比于学界对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对地方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存相对不足。但是随着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一些省级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的论文成果。促进京西南区域发展的地方性区域经济政策趋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区域经湫的存在雠与形成原因――来自苏北的经验证据（徐龙字、黎欢，2013）；湖南省粮食主产县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研究（江红梅，2009）；试论东南亚因素与中国发展战略作用下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1950――2006）（吴永威，2008）。
四、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从研究的方法层面看，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个案实证分析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一）个案研究
就研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言，学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体个案的实证分析。大量的论文都是阐述各国家、各地区的某个或某些区域经济政策。例如，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王怀新，2006）；南太平洋区域经济政策、体制和渔业开发（李令华，2003）；战后日本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分析（张洁中，2013）；试论治理环京津贫困带区域经济政策（孟元新，2007）；论区域经济政策中的政府干预―― 以江苏省苏北区域为案例（魏晓锋，2005）等等。
（二）比较研究
相比个案研究，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集中在国外与国内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上。例如中外区域经济政策的比较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颉雅君，龚勤林，2002）；中外区域经济对比（吕允英、刘慧，2006）从欧债危机救助机制看中欧区域经济政策的差异（时雨田，2011）。
五、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和针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从研究的对象的目的层面来看，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可以分为以研究成功区域经济政策案例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的启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国内现有的区域经济政策发现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鉴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的区域问题，如区域分工与合作不协调所产生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地区间竞争过度、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主义等诸多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5]而一些发达国家在解决区域经济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区域经济政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学界很多学者也致力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为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给予启示。例如，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路径建构与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欧盟区域经济政策学习与借鉴（张志强，2005）；国外区域经济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秉福，2006）；美、日区域经济政策及其启示（陈涛，2008）；美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机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张力、夏露林，2010）等。
（二）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
对国外成功案例的启示研究是为我国制定更完善的区域经济政策给予借鉴，而学界对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更倾向于对国内区域经济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区域经济政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机制（沈培科，2008）；我国区域 经济政 策重心转移及效应分析（李光德，2009）；我国区域经济政策解读（戴绍波，2010）；中国区域经济政策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分析（姚敏，2011）；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与展望（刘名远，2014）。
结语
研究有关区域经济政策的文献，梳理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内容、方向和方法，能够清楚看到学界对区域经济政策的高度关注，也能够深刻认识到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能够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衣保中、任莉.论日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及其特色[J].现代日本经济2003 （5）：18.
[2] 孔舒、李伟红.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J].现代商业2007（23）：144.
[3] 马丽、庞效民.区域经济政策的博弈解析[J].地理研究2001（4）：1.
时政分析论文范文6
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学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它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
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 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二)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三)对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四)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 (五)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 (六)对现代化之前的政治制度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证、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透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它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 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一)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 。(二)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三)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 。(四)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这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紧密。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
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地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此，我们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其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和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主权、联邦制和立宪政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没有改变的，即政治学者始终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从而可以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政治。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凌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和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它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做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籍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它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学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它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做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它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做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做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是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无论从基础理论的探索抑或现实需要的角度来说，都要求我们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就笔者个人的看法，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充分发挥各种优势，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在某些方面的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它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是缺乏历史深度的。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资料，开展自已的研究，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已作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人类学工作者应该引以为鉴，并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 Easton)就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它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