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管理论文范文1
目前，大黄石生态系统面积达48562~72843km2，横跨怀俄明、蒙太拿和爱达荷三州，由2个国家公园、6个国家森林地、3个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3个印第安原著民保护区以及州立土地、城镇和私人土地组成[5]，黄石国家公园是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核心。大黄石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温带生态系统之一。热泉特征、野生动物、湖泊、大峡谷以及石化树构成了大黄石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财富。其中野生动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国最大的放养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见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种类涵盖了67种哺乳动物、322种鸟类、16种鱼类、10种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12000种昆虫和1150种原生维管植物[6]。大黄石生态系统内的动物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所在栖息地的环境质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质运动、森林火灾、气候变化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和人为的影响。总体来说，大黄石生态系统由气象气候、地质地貌、生物水文和人类土地使用构成，而各要素之间随时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如黄石地区独特的间隙泉和温泉受到火山活动的影响；热泉中硫、碳、氮含量对水体底部的微生物(嗜热菌、细菌、古生菌)等产生影响；土壤和水体中的矿物质、大气温度湿度等变化带来植被分布和数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着食草动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数量。同时，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类在大黄石地区的伐木、狩猎、采矿、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动直接影响了植物和动物廊道；汽车尾气、生活垃圾废水、空调等对大气中温室气体含量的影响，气候变化是引起外来物种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灾也对黄石生态系统产生影响，成为维护黄石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动力之一。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结语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脐橙产业是赣南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指出了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建设中的问题，并提出了发展建议。
赣州市位于江西省南部，雨量充沛，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山地面积超过30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7％，土壤为红壤和紫色土，其中富含大量脐橙所需的微量元素和人体所需的矿物质，是发展种植脐橙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据统计，2006年，赣南脐橙发展到91333hm2，产量63万吨。建成无公害水果基地73333hm2、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脐橙）基地县4个、脐橙出口基地5533hm2，年出口港、澳、东南亚、北美等地脐橙18万吨，占赣南脐橙总产的近30％[1]。但在果业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此，加强赣南脐橙生态基地建设，实现生产方式和形态的转变，促进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前赣南以脐橙为主的果业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根据赣南脐橙生产现状，分析了在发展生态果业中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建设赣南脐橙生态果业基地提出优化措施。
1赣南脐橙栽培的生态问题
在脐橙基地建设中，赣南始终坚持生态化开发，注重农业生态保护，探索了一条被称为赣南模式的“猪—沼—果”模式。在实际生产中，不规范的脐橙栽培技术和发展规划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1果园建设水平低，水土流失严重
脐橙果园建设要严格执行标准，配套健全设施，尤其是果园梯田和排水灌溉设施要符合标准。但是实践中果园建设与生态建设没有完全同步，对生态保护工作做得不够，没有围绕脐橙产业协同作战搞好生态建设，造成果园建设与生态建设分家。虽然有的脐橙园修建了梯田，但是修建技术不规范。如一部分果园选址不科学，选在坡度25°以上的坡地、低洼地、平地；脐橙园四周没有开好防洪沟、排洪沟，每条梯田、梯带也没有背沟或竹节沟，不利于排水和降低果园水位；果园灌溉条件差，电不通，路不畅等，果园规划和建设的弊端直接带来水土流失，造成果园生态潜在的破坏。
1.2防护林建设滞后，降低了风沙危害
防护林的目的是减少风沙，增强抗御干旱、干热风、冻害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因此，应选择适应当地种植条件、速长高大、长寿、经济价值高、主根发达、水平根少、与脐橙无共同病虫的树种。但据调查，赣南80%的脐橙果园没有建设防护林，部分果园虽建有防护林，但是建设水平低，布局不合理，防护效果差；树种选用不合适，如马甲子、刺合欢等树种矮小，防护范围小；防护林距离脐橙果园太近，容易串根，造成争水、争肥、争阳光等。
1.3“猪—沼—果”模式需要加大推广力度和完善
“猪—沼—果（菜、鱼等）”是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被称作“赣南模式”。推进这种模式，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增加有机质含量，提高农作物产量，但沼气液、沼气池利用技术方法需要完善。
1.4无公害技术薄弱，存在危险性病虫害的潜在威胁
果品安全是影响赣南脐橙声誉的关键。尽管赣南无公害生产技术推广工作已经提上日程，但是，工作力度不大，效果较差。因此，至今赣南脐橙加工业示范基地没有被列入国家柑桔非疫区建设项目区。随着脐橙规模化发展，病虫害增多、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加重，土壤污染，土壤结构破坏，果实品质下降，给脐橙产业带来严重影响，破坏了脐橙生态系统平衡。
2建设脐橙生态果园的发展措施
2.1抓好果园基地建设
遵循区域比较优势原则，在无公害脐橙基地规划合理布局的基础上，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专业乡镇，并向产业经济带、专业经济区延伸。在基地规模扩张的同时，注重增强基地的科技含量，提高质量。在脐橙园规划建设上，更应强调生态果园建设的重要性。
2.2加强脐橙生态果园技术研究与应用工作
一是增加与赣南无公害脐橙生产有关的科研投入，加强常规技术研究，主要包括开发赣南脐橙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病虫综合防治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农药残留快速测定设备、有机农药肥料生产、脐橙保鲜防腐技术与设备。二是生态建设与果业建设相结合。要达到高标准建园，果园必须统一规划、集中连片，做到山、水、园、林、路综合配套，坚持先规划后开发原则，严格按照“三大一篓”（大穴、大肥、大苗和营养袋假植）与“三保一防”（保水、保肥、保土、防护林）标准和要求施工操作，防止水土流失。
2.3严格执行赣南脐橙质量标准
2006年《赣南脐橙》国家标准（GB/T20355-2006）成为我国首个脐橙国家标准。要按照标准要求，实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约束生产经营者种植加工行为，最大限度地通过促进生物循环，合理配置和节约资源，减少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以提高赣南脐橙产量和品质，维护和改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2.4狠抓赣南脐橙无公害生产的关键技术
根据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要求，无公害产品生产应具备下列条件：①产地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并且必须经农业部农垦环境检测中心审定；②原料作物的生产过程及生产操作过程须符合无公害标准，并接受监督；③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包装贮运须符合卫生标准，最终产品须经国家检测。
2.4.1选择良好的生态环境建园。为防止大气、水、土壤受废气、废水、废渣及一些天然有害物质污染，宜在远离城区、工业区，离交通要道的直距离在500m以上的地方建园。
2.4.2强调重施有机肥和有益复合菌肥（如EMCM等）。提倡种草、覆草、埋草，合理配备化肥用量和比例。采用无污染水源灌溉，应用滴灌、喷灌、沟灌等方式合理供水。
2.4.3推广套袋栽培。最好全园全树皆套，这是在生物防治体系难以建立和生物农药效果不佳情况下，无公害水果生产最有效的手段。
2.4.4防治病虫上全面实行病虫害综合防治（IP计划）。以农业措施、人工防治、利用天敌和增树体抗性为主，尽量使用无毒害的植物源、矿物及生物农药和农药增效剂。减少喷药次数，做到不用含重金属的农药、剧毒农药、高残留农药和杀性农药。
2.4.5在包装、贮藏保鲜、运输过程中严防果品污染。牢固树立环保意识，积极采用国内外先进保鲜技术，采取合理的采后处理方式。按市场需求进行严格的分级、清洗、消毒、打蜡、包装和贮运，防止果品的采后污染。
2.4.6改善农产品的经营方式，大力开展赣南脐橙的绿色营销。对取得绿色证书的进行注册，挂牌销售，优质优价，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2.5继续坚持和完善“猪—沼—果”模式
“猪—沼—果”模式的工程建设，是指“户建1个沼气池，人均出栏2头猪，人均种好667m2果”，就是把养殖业（猪）、农村能源建设（沼）、种植业（果）以沼气为纽带有机地结合起来，根据生态规律，形成物质、能量的生物循环链，带动生猪和果业的发展。具体地说，就是猪粪下池发酵产气，供农户照明、做饭，沼渣用来肥果、喂猪等[2]。实践证明：这种猪、沼、果复合型生态果园，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运行能遵循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生态上自我维持，经济上有生命力，环境上无污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做到了生态、经济、社会三效益的统一。在今后脐橙生态果园建设中，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已建脐橙果园的80%以上、新建果园的100%，推广应用”猪—沼—果”模式，并且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为果业生态发展更好地提供技术保障。
3参考文献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3
近年来，学者们习惯借用生态学（Ecology）的基本概念来研究新闻传播现象。笔者深以为然。因为解决好资源开发与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是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域平衡发展重要前提。在此笔者还将引用生态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种群（Population），借以探讨近年华人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华文媒体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影响。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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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尽管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9中新网2002年10月23日。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森林资源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森林生态补偿法》
一、引言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严重、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水早灾害严重。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调节气候、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森林的兴衰与生态环境的好坏密切相关。
根据第五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资料，我国现有林业用地面积26329.47万公顷，森林面积15894.09万公顷，活立木总蓄积量124.88亿万立方米，森林蓄积量112.6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16.55%，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48个百分点；全国人均占有森林面积为0.128公顷，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的1/5；人均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72立方米的1/8。我国森林资源状况和森林环境问题不容乐观。
虽然从1998年起我国就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并在“九五”《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提出：①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19%，达到遏制全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②203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4%以上，力争使全国生态环境明显改观；③2050年全国宜林地全部绿化，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但是我国森林资源的建设和保护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森林建设和保护缺乏资金。因此，资金问题也就成为解决森林问题的关键。为此，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创造可持续的森林生态系统，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二、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现状
森林除了具有经济效益外，还具有以下生态效益：美化环境、防风固沙、涵养水源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防、科研、教育等，这些目前是不能通过有形市场交换的，也不能给生产经营者带来收益，森林的这种外在经济性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使森林的建设和保护丧失了经济动力，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了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将森林分为商品林和公益林以不同的经营思想进行运作。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既是森林分类经营的核心，也是无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向有偿使用森林生态效益转变的关键。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实质上是对生态产品给予定价的问题，目的在于把生态效益的外部性内部化。
虽然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还处在研究、审定、个别实施的初步阶段，国家尚
未出台正式的《森林生态补偿法》，但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有所体现。（见表1）
（表1）
时间颁布机关政策名称主要内容
1992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委文件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的通知要建立林价制度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实行森林资源有偿使用
199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外交部、国家环保局文件关于出席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情况及有关对策的报告按照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要逐步开征资源利用补偿费，并开展对环境税的研究
1993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造林绿化的通知要改革造林绿化资金投入机制，逐步实行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制度
1994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使用制度，实行森林资源开发补偿收费
1995林业部《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应本着“使用者付费”的经济原则，建立完善的森林资源补偿机制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体系
199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按照分类经营原则，逐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费制度和生态公益林建设投入机制，加快森林植被的恢复和发展
199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199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县和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要尽快建立水利建设基金。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也要抓紧研究，尽快建立起来
1998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0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问题的意见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对于改善我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2001财政部财政部财农[2001]5号文件同意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助基金，主要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统称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和管理
三、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条件分折
1、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居民收入逐步提高，使建立补偿制度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较快。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7650亿元。提前五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保持在7~8%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我国加入WTO以后，为经济发展打开了国际市场，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这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提出了更高的精神需求。当前我国的旅游业不断升温，特别是生态旅游得到人们的青睐就是例证。另外，居民的环境意识增强，更多的人愿意承担生态环境建设费用。
2、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我国的发展日趋成熟
从上文（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森林生态效益的经济补偿问题在国家的相关政策中已发展，这表明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问题给予重视，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2001年11月开始，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试点工作在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南、广西、新疆11个省(区)的685个县(单位)和24个部级自然保护区展开，涉及0.133亿hm2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而且已经有个别省区试行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如广东省，以政府令的形式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生态效益林建设管理和效益补偿办法》（1998），福建三明市政府于1998年批准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办法，浙江省的同类制度也在商议过程中。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也为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奠定了基础。
3、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我国，对森林生态效益进行补偿的政策理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出现高峰，21世纪初期仍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研究的重点包括了：森林生态效益计量评价和计量模型、生态效益的交互作用及叠加效应、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和法律特征、补偿对象、补偿原则、资金来源、补偿依据、补偿标准、补偿范围、补偿办法以及基金管理方法等方面。这些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对于中国全面实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意义非常重大，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施行。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设想
根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践，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应当根据“收益者付费、损害者赔偿”的原则，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依据。森林资源除了具有经济效益，还具有生态环境效益，森林的建设和维护，需要有一定的费用投入。森林的生态环境效益具有外部性，把这种外部性内化，就需要对森林生态进行经济补偿，这样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的持续发展。
2、明确森林生态补偿资金筹集的途径。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除了国家出资以外，应当根据“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其他主体包括个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应缴份额，从而体现了生态效益的社会共享共担原则。
3、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对象和范围。重点防护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以及其他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区，应当作为森林生态补偿资金重点补助的对象和范围。
4、明确森林生态补偿金征收的标准。确定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是一项复杂的自然社会系统工程，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既要顾及森林自然生态要素，又要重视林区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制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森林自身生态功能的大小、森林生态功能与人类生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当地居民与森林之间的经济密切度、森林生态效益的社会认同程度、国家与地方的财政状况、森林保护等级。
5、明确森林生态补偿的检查监督制度。森林生态补偿金应当专款专用，用于森林环境的建设、保护与管理。因而，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必须有配套的检查监督制度，主要内容应包括：森林生态效益的核定、补偿资金筹集和补偿的实施等方面的检查与监督，以保证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的有效运作。
五、结束语
同志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认识到森林资源的环境价值远远超过其经济价值，森林是保障生态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提供森林生态服务的宝贵资源。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一部《森林生态补偿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才能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的建设，实现《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提出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目标，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王焕校,常学秀.环境与发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彭珂珊,王继军.中国退耕还林(草)的发展历史阶段与对策探讨.水土保持研究(vol.11,No.1)2004,3.
国家环保总局.全国生态环境状况调查报告.环境保护,2004.(5).
郑四渭.森林环境可持续发展管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
陈国明,缪光平.关于公益林建设的几个问题.林业工作研究,1999.(3).
周生贤.全面加快新世纪林业发展步伐.林业经济,2003.(9).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5
生活在海河流域中不同区域的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比如京城百姓，危机似乎是个与之无关的告诫。除了不断上调的水费与愈演愈烈的沙尘暴之外，人们并未感受到危机的来临。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缺水的艰难；也不必操心每日的污水排向何处。近年来，北京市河湖整治大有起色，水边环境与景观得以改善，湖上又见飞回的水鸟，河里重开欢乐的游船，都成了市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绿色食品虽贵，却也渐受青睐。但是，面对世上少有的这座人口千万、地位特殊、不依傍大江大河却仍在膨胀之中的超级城市，保障供水安全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与周边地区构成的尖锐冲突，就不大被关注得到了。
要说天津市民，危机早就不是耸人听闻的传言。1981年密云水库改为专供北京城市用水，天津市饮水陷入困境。直到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通水，才结束了天津人民喝苦咸水的历史。但是，工农业发展仍靠超采地下水在维持。目前，天津地下水漏斗中心水位下降到了105m，引起的地面沉降达1—3米不等，暴雨之后，涝水难排。城市水环境虽经治理有所改善，但是周边仍在恶化之中。2000年，因大旱连年，滦河上的潘家口水库几近枯竭，国务院第6次决定引黄济津，投巨资从千里之外的黄河紧急调水4亿m3，才解了天津渴水之急。而今，市民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体会，除了水少、水脏之外，又添了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市场上农产品、水产品虽然丰富，但是谁知道是不是要命的污水灌养的呢？
至于流域中的其它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急剧演变，则是经历了令人由喜转忧，由忧生畏的过程。五十年代大修水库，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从平原洼淀迁移到了山区；六十年展机井，地下水位开始下降，平原区大片盐碱地变成了良田，为流域中灌溉农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50年来，海河流域中的人口翻了一番，粮食产量却增长了近6倍。海河流域面积只有全国总面积的3.3%，人均水资源量305m3，只有全国平均值的1/7，但是人口达到1.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近1/10,而生产的粮食占全国1/10，人均粮食还高出了全国的平均水平[1]；同时，还要支撑起北京、天津这样急剧扩展的超级城市。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不可免，也是无所顾忌地被打破了。
就在人们为发展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为巩固与扩大发展而不遗余力时，流域中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不期而至。有河皆干，有水皆污，湖泊干涸、湿地萎缩，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地下水过度超采，几近枯竭，并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问题，对流域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对于流域中、东部与滨海平原区中生活的居民来说，生态环境的危机，已是威胁生存，而单凭自身又无力摆脱的困境。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与流域内人类活动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人看到了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先后赶超发达国家的历程。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产生了严重的水问题。但是，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水平之后，就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了较强的实力。但是，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已经处于危机的状态，而人均GDP尚不足1千美元，这就迫使我们要因地制宜地探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环境改善之路。
目前，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危机仍然处于激化的过程中，局部有所改善而总体继续恶化，且区域间的冲突加剧。本文从深入探讨危机的成因入手，提出流域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与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建议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研究课题。
二、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
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分析,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症状主要表现为：
（1）有河皆干。根据对流域中下游5787km河道的调查统计，常年有水的河段仅占16%；常年断流（断流时间超过300天）的河段高达45%；有河皆干，不仅使平原地区失去地表水源与地下水的补给源，而且干涸的河床成了风沙的源头，积留在河道内的垃圾与污染物也成了地下水的污染源；
（2）有水皆污。流域中87%的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全流域9951km的水质评价河长中，受到污染的河长（水质劣于Ⅲ类）达75%，其中严重污染（V类和超V类）的河长高达65%；水库、湖泊甚至地下水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污水灌溉、养殖已达到了威胁人体健康的地步；污水排海已对渤海湾的渔业资源带来了灭绝性的打击。
（3）湖泊干涸、湿地萎缩。20世纪50年代流域中湿地面积9000km2，世纪末湿地面积与水库面积总和只有3852km2，湿地面积减少了57%。
（4）地下水几近枯竭。目前，地下水年开采量达243亿m3，超采65亿m3，其中浅层超采24亿m3，深层超采41亿m3。从50年代以来，已经累计超采地下水近900亿，形成了9万km的超采区，和10多个大面积的地下水漏斗区。90年代末，深层地下水已形成整体联片的地下水位下降区，面积达5.6万km2。目前开采的含水层（组），将在10—15年内疏干，有3000万人生活的地区将面临地下水资源枯竭的危险。超采地下水还引起了地面沉陷、海水入侵等严重的问题。
（5）水土流失。海河流域山区面积约占流域面积得60%，地形起伏大，土层浅薄，植被稀少，森林覆盖率仅有10.4%，水土流失面积为10.6万km2，约占流域面积的1/3。水土流失成为海河流域土地退化、土壤沙质化、山地石质化的主要根源，可使原本人多地少的海河流域，进一步丧失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同时还加速河床、水库的淤积，加剧沙尘暴的肆虐。
以上介绍表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各种症状都是以水为主体，或者说，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核心要素。正因为如此，这场危机又被称之为海河流域的“水生态危机”。
自然界中，不同区域所形成的不同的生态系统，是由当地占优势的地理气候环境所决定的，并仅能适应环境要素一定幅度的变化。受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的影响，区域的环境要素处于不同程度的变化状态，因此，生态系统也总是处于动态的平衡之中。当环境中某个或某些不稳定因素的变幅或变速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会因受到强烈的冲击而紊乱，甚至发展到局部或整体的崩溃并威胁到系统自身的安全，即系统处于了危机的状态。要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态或重构系统新的平衡，就必须要准确把握系统危机的成因。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成因分析需要从自然与人为两方面进行探讨。
三、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自然成因
一般而言，在恶劣气候条件下形成的生态系统，适应性较强，但是生产力较低；反之，生产力较高的生态系统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较高，对气候环境变化的适应性较弱，或者说，是较为脆弱的生态系统。
历史上黄河北流的自然作用与京杭运河修建的人为影响，形成了海河流域诸多河流汇聚天津入海的局面。平原上大量的湖泊洼淀，是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这种环境下形成的生态系统，对海河流域的气候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与自我恢复能力。但是，这一生态系统的产出较低。历史上，海河流域的人口比今天要少得多，但是一直需要依赖南粮北运，才能保证京京畿重地的供给。
海河流域生态系统的灾难性威胁，首先是来自于不稳定的气候环境。我国东部地区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降雨具有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幅很大的特点。而海河流域处于半湿润的过度地带，大旱大涝、连旱连涝、旱涝交替伴生的现象更为显著。历史文献中常用“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和“一片，灭顶之灾”一类的词语来描绘大旱、大涝后的情景。例如明崇祯十年至十五年（1637—1642），连年大旱，“河北九河俱干，白洋淀涸，淀竭、河涸现象遍及各地，人相食的现象频频发生”。遭受一次严重的水旱灾害，数以万计的灾民会失去基本的生存条件，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灾区往往需要多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灾前的水平，同时水生、陆生的动植物种群也会濒临绝境。
可见，大旱大涝、连旱连涝的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不仅对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而且对于仅能适应气候环境一定变幅的自然生态系统，亦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海河流域持续大旱，白洋淀干涸7年，若不是依靠古人所不具有的筑库拦洪、机井抽水的能力，历史上华北平原赤地千里的惨景必定重演，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整体上会受到更为灾难性的打击。
除了年内年际间的旱涝变化之外，较长时间尺度的地球温暖化趋向也对海河流域产生了影响。地球气候在我国隋唐年间有过一个偏暖期，随后长期偏冷，直到19世纪后半叶，再次出现增暖的趋势，并在地球上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量总体趋减的干旱化问题。在总体转暖的过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气温一度下降，在全球曾引起小冰期来临的恐慌；到七十年代后期，气温再度转升，全球温暖化受到日益普遍的关注。我国东部地区近百年来也呈干旱化的趋势，“这种干旱化趋势与全球增暖有一定的联系。东部干旱最突出的是华北地区”。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河流域呈现用水量增加而降水量总体上下降的趋势，加之人口翻番，人均水资源量从700多m3降到305m3。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加的用水量，主要是不断挤占流域中生态环境用水的结果，使得保障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
显然，资源型缺水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自然原因。这一认识表明，①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海河流域固有生态系统的平衡必然要被打破。由于流域固有的“自然环境”，既无力支撑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保障流域生态系统的安全,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决不能以回归从前的“平衡态”为目标，而需要发挥人类的能动力量重构新的平衡；②在重构平衡的过程中，应注重考虑增强生态系的自调节与自恢复能力，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然而，在资源型缺水的地区，人类重构平衡的力量何在，如何把握力的作用方向与力度，如何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则需要从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海河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人为成因
海河流域自古就是我国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地区。流域内的生态系统，早已不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系统，而是自然生态与人工生态的混合系统。在该系统中，随着人工生态系比重的不断加大，系统总体上对环境平稳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脆弱性也随之加大。
因此，海河流域的发展，对水利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从历史上开运河、筑堤防，到现代建水库、挖减河、打机井，直至跨流域引水，人类需要不断规划、建造出规模更为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增强对水的时空分布的调控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水利工程是将水害转化为水利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旦疏于治水，水旱灾害就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近50年来，山区水库的大量兴建，使得流域中调蓄洪水的主要场所，由下游平原搬到了上游山区。据统计，历史上淀泊总容积最大时243亿m3，几乎相当于今天海河流域1900多座水库的总库容。但是，今天，湿地与水库面积的总和只有3852km2，仅为20世纪50年代9000km2湿地面积的2/5。水面减少，可以降低流域水资源的蒸发损失，增加大量耕地面积，满足了当时以粮为纲的发展需要。其间，地下水开发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保证大旱之年夺丰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上跨流域引水的措施，也支撑起了大城市的发展与扩张。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河流域的水问题日益突出，并逐步演变为生态环境的危机。
①由于连年干旱与需水量增加，水库成为重要的供水水源。水库过度拦截基流，导致河道相继断流，河流生态系统几近毁灭，并大大减少了下游平原地下水的补给源。
②流域中大规模打井，无节制地超采地下水，使得地下水位急速下降，部分地区几近枯竭。一旦无水可抽，当前依靠超采地下水维持的经济必将遭受沉重的打击。
③在流域中污水排放量成倍增长的情况下，水污染防治不力，有河皆污，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沉积于流域之中，导致土壤与地下水的污染，华北平原将长期受到“尿毒症”的折磨。
④山地开发，保护治理措施不力，加剧水土流失与石质化，最终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由于人与自然之间陷入了恶性互动的状态，人类为了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行为，反过来威胁到了自身的福利与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人为原因。
从深层次上进一步探究，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表明我们长期缺少对生态系统价值的基本认同与保护意识，缺少能够有效促进水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流域水管理体制，缺少把握适度、激励自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缺少公正、广泛的社会监督体系。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用水浪费的现象却十分普遍，污水的处理率与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也都很低，许多转变观念、健全管理、利用成熟技术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依然严重存在。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社会腐败的风气更是庇护了部分人贪得无厌、急功近利、掠夺资源、牺牲环境的行为。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人类活动失度、失当、失控，却难以适时纠正的根源。
上个世纪中，一些起点较低、而人均GDP陆续超过了10000美元的国家（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虽然也付出了牺牲环境的代价，但是同时积累起了相对雄厚的资本，为随后大规模的环境治理奠定了经济基础。然而，在海河流域的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已经进入了危机状态，人均GDP依然不过1000美元。这种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却无力为环境的治理积累起资本。传统的水利工程体系，只是为了保障这种发展模式而规划、建设与运用，以至于会被一些人误判为造成流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元凶”。
以上探讨表明，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中，生态环境危机的克服，不是现行水的管理体系与管理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背景下，流域中的水利发展必须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调整，海河水利自身面临着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重大课题。
五、海河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的阶段性目标
海河流域目前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既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又是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动因。在这一转变中，新的平衡尚难达到，但是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必须扭转。水利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环节，必须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实现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向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
现代水利在其成熟的过程中，为了适应社会发展不断提出的更高的需求，必须不断增添新的功能，突破传统观念，调整管理体制，改进技术手段，扩大投资规模。表1说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用水量与用水保证率大为提高，传统工程体系无力解决区域与城乡之间水资源合理配置等问题，需发展资源水利；接着，水体污染与其它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水质、水量统一管理等问题，形成了环境水利；其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了建立安全、舒适、秀美、亲水的生活环境，诞生了景观水利。至此，现代水利的发展，还只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随着人们对生态系统价值观念的改变，人类认识到水利不仅要考虑人的需求，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需求，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又发展起生态水利。
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不是治水阶段的更替，而是现代水利内涵的逐步扩展与提高。每上一个台阶，都意味着在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技术手段、投资规模等方面的突破性进展；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对原有基础的否定。现代水利，如果不能在各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就无力解决相应各层次的问题。
对比表1可知，我国现代水利的发展，欠账太多，远远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流域过去的水利建设，无疑为今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如今愈演愈烈的生态环境危机，又暴露了现有水利系统应付新问题的能力不足。水利系统如果要胜任生态环境恢复的重任，必须在观念、管理、技术、资金等几方面逐步谋求实质性的突破。
海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在水利发展战略与治水方略调整目标的选择上，不宜简单划线。景观水利与生态水利的层次目前只有局部地区有能力追求，大多数地区近期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仍属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范畴。
六、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若干模式
在过去短短的50年中，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态环境的危机在一些区域已经达到了威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程度。生态环境的恢复，成为海河水利的重要使命。
在人类活动密集、资源型缺水的区域，生态环境危机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环境要素的变化超出了自然界自身能力可恢复的范畴。因此，生态环境的恢复，难以简单地通过人类活动的退缩而回复到过去的状态。根据林镇洋等（2001）的综述，生态环境的恢复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即复育、修复、改善与再造，其特征经整理，列于表2。
针对海河流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与生态环境危机的不同表现，流域内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仅仅依靠某一种形式，而是需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形式，或者是多种形式的综合运用。比如城市周边保护与恢复部分天然湿地，可称之为修复；而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制定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恢复计划，就是一次重建新的平衡的再造过程。
无论是复育或修复原有的生态系统，还是改善或再造新的生态环境，首先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海河流域气候环境波动起伏大、易大旱大涝的基本特点，将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作为基本的前提。海河流域中的生态系统是依赖水利系统维护的自然与人工的混合系统。系统安全性的保障，需要从两方面考虑：①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调控能力，将环境要素的变化控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限度之内；②对生态系统进行调整，增强系统自身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与自调节能力。以下结合三个具体方案作初步的探讨。
1、推行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海河流域各条河流在山区具有远近交替分布的特征。对于局部暴雨形成的洪水，可以通过在平原上沟通河道间的横向联系，利用河网使得洪水在平原上尽可能得以分散，增加回补地下水的机会。流域山区大量水库的兴建，使得平原地区洪水的压力有所减轻。除了重点保护区的堤防之外，一般河段的堤防，不宜再继续加高。适当允许洪水泛滥，并在面上考虑进一步的减灾措施，以控制洪水的淹没范围、最大淹没深度与淹没持续时间等，既可将灾害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限度之内，又能使地下水得到较多的回补，还可以产生滞水、冲淤、冲污、洗碱、淋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1996年海河南系诸河发生了1963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水。在已有防洪工程的调控下，虽然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淹没损失，但是，地下水得到了明显的回升，为随后两年农业的丰收，奠定了基础。由于流域中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我们已经有可能考虑泛滥允许型的治水模式。
2、在蓄滞洪区部分恢复湿地
海河流域中下游平原一些蓄滞洪区，过去都是湖泊洼淀，具有调蓄洪水的功能。现在湿地大量消失，被改造成良田。随着经济的发展，今后分洪阻力与分洪风险增大，一旦分洪运用，国家补偿的负担很重。如果在蓄滞洪区中恢复部分湿地，不仅可以降低分洪阻力，减少分洪损失，减轻国家的补偿负担，而且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恢复。
海河流域中，只有大城市的排污河呈水量稳定增长的趋势，但水质很差。污水用于灌溉，生产的粮食、蔬菜，已经威胁人体健康；排入渤海湾，导致了优良鱼种的消亡。中小城镇与非点源污染完全依靠污水处理，代价太高，超出现有的经济实力。如果仅对污水作满足湿地利用的低级处理，则成本较低，然后利用湿地可对污水作进一步的降解。据调查，许多城市地区的非点污染源（磷、氮、重金属、悬浮固体、生化需氧量）可以在湿地内大量被去除（由于沉淀、植物吸收及分解），去除率可达50%—90%，有效地改进河流水质。在许多河流中，非点污染源所占的比例，高达50%以上，比点污染源还要重（郭振泰，1995）。因此，将洪水资源化与污水资源化结合起来，有望解决维持湿地的常年水源。
目前，蓄滞洪区中生活着数以万计的群众。单纯限制经济发展，蓄滞洪区群众的生活无以改善，承灾能力低下。有的靠直接引污水灌溉、养殖，长期下去必将导致蓄滞洪区生态环境的恶化。而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进，在蓄滞洪区中合理规划、建设以水库、苇地、水田、鱼塘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湿地，增设水的内循环系统，使水库存水在水库与苇地间往返流动，死水变活，改进水质，再供给水田与鱼塘，蓄滞洪区将不仅能够维持调蓄超标准洪水的机能，而且能够在平时增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发挥改善、恢复生态环境的作用。达到这一目标，蓄滞洪区就有条件重点发展绿色农业、湿地经济、旅游经济等，有望创造更好的价值。
3、发展河道滩地型污水治理工程
重现河水清流，是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本要求。然而，流域中有水皆污的问题至今仍然愈演愈烈。2000年全流域废污水排放总量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其中87%未经处理就排入了河流与水库。今后，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废污水的排放量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真想实现恢复河水清流的目标，单纯寄希望于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是绝对不够的。
污水，一旦进入了河道，就相当于进入了水利部门的领地。利用水系之间的沟通，水利部门目前已经在努力通过合理的调水措施，对严重污染河段的水体进行稀释、置换，控制水的污染程度。但是，在资源型缺水的海河流域，除了特殊重要的城市河段之外，这种措施无能为力。在干旱缺水的年份，即使是污水，也会被步步拦截，直接用于灌溉、养殖。为了恢复河水清流，水利部门必须突破现行观念、管理体制、技术与资金投入渠道等方面的障碍，勇于承担起污水治理的重任。
目前，海河流域中，即使排污河两岸的滩地，也被用来种植庄稼，直接引污水浇灌。长此以往，后患无穷。如果利用河道滩地发展生物-生态污水修复技术（董哲仁，2001），以高水无碍行洪为原则，低水期间，抽污水上滩，经过沉淀、植物吸收及微生物的转移、转化及降解，较清的水回流河道，循环往复，是恢复河水清流、又成本较低的办法。
七、海河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基础课题
海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恢复，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海河水利的重任。治水思路的转变、流域水管理体制的完善，治水对策、技术的发展，水利投资渠道的拓宽等等，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的必要前提。传统水利虽然极大地增强了流域中调控水多水少的能力，支撑了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难以胜任流域中协调配置水资源、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为了摆脱困境，必须大力加强前期基础研究，具体建议如下。
1、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资源水利、环境水利与传统水利的一个基本的差异，在于单靠局部地区的力量，已难以解决自身的问题。过去可以筑堤保一方平安，打井供一方水源；但是在水资源合理配置与水环境恢复的问题上，区域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就需要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从全局出发，发挥统筹兼顾的作用。流域管理追求的是系统整体的协调发展，以实现系统整体的长远的最大利益作为管理的目标，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局部地区当前的最大需求。流域管理机构的解决方案，可能是任何局部地区都不会自愿实施的方案。因此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强化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的职权，大力加强流域机构自身的能力建设，使其切实能够肩负起责任，并具备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与教育等手段协调解决水问题的能力。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如何健全流域水管理体制，以非工程手段促使工程体系的建设与应用有利于全局与长远的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2、探讨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模式。治水，是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除害兴利的活动，历来就带有与自然力相抗衡的特性。传统水利，是以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基于水的平衡不断被打破。而人类的治水活动，总是试图在新的层面上，重构满足人类需求的平衡。但是，单纯依靠工程手段的治水活动，难以避免人与自然之间陷入恶性互动的关系。当人与自然的交互式作用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可能转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或者仅满足局部地区的短期利益，而损害其他地区以至整体的长远利益。如何扭转人与自然之间恶性互动的关系，是决定流域生态环境恢复成败的关键问题。
3、增强生态系统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海河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总趋势是系统中自然成分下降而人工成分上升，使得系统的脆弱性不断增加。面对海河流域易旱易涝的特点，只有依靠更为强大的水利工程体系来保障生态系统的安全。如何通过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方式的合理调整，增强生态系统对异常气候的自调节与自适应能力；水利建设如何有利于促进这种调整而非仅仅维系现行的发展模式，是关系到生态环境恢复的成效与代价的基本问题。
4、规范信息管理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在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过程中，以信息化带动水利现代化是基本的需求。没有可靠、实时、完备的信息来源与信息分析、预测技术，就难以实现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目标。但是信息工程与土木工程有许多特性上的不同，如硬件淘汰快，软件需要不断更新升级等。对于土木工程，我们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规范；对于信息工程，也必须尽快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流域机构如何在信息系统规范化的进程中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与管理功能，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5、建立更为合理的投入机制。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无法满足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发展需求，其效益评价的基本准则，与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的价值观念相比，也已经显得陈旧。传统水利的投入机制不调整，资源水利与环境水利发展的必要投入就无法保证。如何为现代水利的发展建立起长期稳定、与经济发展同步按比例增长的投入机制，是早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之上，但是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已经严重阻碍我国现代水利进程的瓶颈问题。
6、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制度。生态环境恶化，是在每一个局部地区都在争取“以最小代价获得自身最大利益”的发展中爆发的。只有“受害者”才是纠正“受益者”不良行为的根本力量。公众参与，在国际上已经被公认，是解决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无论公众参与引出了多少麻烦，这一环节只是不断被健全、而不是被取消。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对于现代水利的发展至关重要。
致谢：向立云、苑希民、梁志勇、吴玉成、李娜、王艳艳等多位专家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谨此深表感谢。
参考文献
[1].王志民主编：海河流域水资源管理研究，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2].林镇洋、钟诗明：都市水环境与生态工程，2001年海峡两岸城市环境规划与管理研讨会论文集，2001。
[3].郭振泰：都市发展与水患，水患何时了——水患与防洪排水研讨会论文集，时报文教基金会丛书⑦（ISBN957-13-1727-6），1995。
[4].董哲仁：受污染水体的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中国水利科技网，2001年12月。
注：
1海河流域水生态恢复研究（初步报告），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2002年2月。
2中国水旱灾害，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7年，p.291
3同上，p.31
生态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措施；浙江温州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加上优越的气候条件，使温州市的森林植被资源、生态环境具多样性、区域性和过渡性等特征。温州市平原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占陆地面积的18.3%，丘陵山地主要在西部。沿海平原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生态环境污染也日趋严重；而西部丘陵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变，局部气候差异明显，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海岛淡水资源缺乏，多受风暴潮等灾害危害，但森林质量较好。
1森林生态体系建设分区
1.1东部平原海岛生态林整治区
本区位于温州市东部沿海岛屿及平原水网地区，包括洞头县，鹿城、龙湾2区全部，瓯海、永嘉、乐清、瑞安、平阳、苍南等6县（市、区）部分乡镇的滨海平原或水网平原。
1.1.1东部海岛、滨海生态林整治亚区。本区位于东部沿海，包括沿海乡镇及洞头县岛屿，乐清市沙门，瑞安市北麋、北龙，平阳县南麋、瓯北区灵昆，鹿城区七都，苍南县北关等岛屿。本区岛屿港湾众多，浅海滩涂面积大，土地后备资源充足。本区山地以丘陵为主，海拔大多数在200m以下，山地的土层薄，肥力低，土壤质地较差，常受台风登陆影响。本区主攻方向是：完成沿海防护林体系与高标准平原绿化工程，提高抗台风防洪能力。
1.1.2平原水网生态林整治亚区。本区位于温州市东部的平原水网地区，包括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平阳、苍南等县（市、区）的68个乡镇。该区域内耕地集中，河网密布，水域面积大，交通便利，人口稠密，乡镇企业发达，是我市经济活动最集中地区。本区主攻方向：完成高标准平原绿化工程建设，重点抓好农田林网，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标准化绿化及坟山绿化，提高环境质量。
1.2中部低山丘陵生态林建设区
本区位于温州市中部，主要分布在平原的内侧和西北山地的外侧，包括乐清、瑞安、永嘉、瓯海、平阳、苍南等县（市、区）的87个乡镇。区域内森林质量差，陡坡耕地多，山溪性河流落差大，蓄水能力差，水土流失严重，是生态林重点建设区。本区主攻方向：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措施，加强森林资源培育和保护，切实提高森林的质量。
1.3西、北部山地生态林保护区
本区地处我市的西部，包括文成、泰顺两县全部山区，永嘉、瓯海、乐清、瑞安、平阳等县（市、区）的128个乡镇。本区以山地为主，群山连绵、峰峦起伏、地势险峻，是楠溪江、敖江、飞云江等水系发源地，森林植被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部级乌岩岭自然保护区及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均在其中。本区主攻方向：抓好生态公益林建设；加强水系源头保护，禁止滥垦乱伐、陡坡开茺，保护天然林资源，加快生态恢复进程。
2森林生态体系建设重点工程
2.1沿海防护林建设工程
全市列为国家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有48个乡镇。重点建设以木麻黄为主的123km泥质海岸宜林地段；在此基础上，沿海防护林体系建成总面积达到1.77万公顷。
2.2平原林网建设工程
乐清、瑞安、鹿城、瓯海、龙湾、平阳、苍南等县（市、区）平原水网地区86个乡镇，按照省林业局“高标准平面绿化建设工程”要求，使农田林网控制率达80%以上，道路绿化率达95%以上，村庄绿化率达到25%以上。
2.3通道绿化建设工程
本工程涉及全市114个乡镇。重点建设金丽温、诸永、同三线温州段高速公路隔离栅两边绿带50m，以及沿路通道两侧山地的生态公益林，建成后总规模达到4.57万公顷。
2.4城镇绿化建设工程
全市重点建设是人工造林1323hm2、林相改造1444hm2、林地管护5510hm2，使公共绿地达到1432hm2，城镇公园达到850hm2，环境保护林达到4475hm2，街道绿化达到650hm2，庭院厂区绿化达到930hm2。
2.5重点生态保护区建设工程
我市现有2个部级风景区、7个省级风景区、20多个县级风景点线，有国家自然保护区2个，森林公园13个，国有生态林场14个，总面积达3.55万公顷，是我市旅游风景与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必须花力气建设好、绿化好、保护好。
2.6生态防火阻隔带建设工程
采用生物防火阻隔森林火灾蔓延，应列为长远防火体系建设项目。重点建设省界线248.8km，地区界344.4km，县界885.2km，乡镇场交界与重点防火范围内8008.5km。要经过15～20年努力，使全市形成以生物防火林带为主体的森林防火阻隔网络体系，提高森林自身的综合防火能力。
2.7库区生态林建设工程
我市现有大中小型水库70多座，其中大中型水库9座。按库区周围500m范围，或第1层山脊、小支流300m内范围，森林按水源涵养、护岸林、水土保持林的要求，全市需建设库区水源涵养林2.83万公顷，封护灌木林500hm2。
2.8水系源头生态林建设工程
温州市辖区有瓯江、飞云江、敖江、楠溪江、大荆溪、清江、浦门溪、甘溪、交溪、沙程港水系。全市需在上述水系河流源头封山育林1.35万公顷，封山护林13.69万公顷，营造水源涵养林1.73万公顷，封护灌木林0.72万公顷。其中，飞云江流域生态林4.92万公顷，敖江生态林2.99万公顷，楠溪江生态林4.67万公顷。建成后的生态林将发挥森林“海绵作用”，减少雨水径流的冲击动能，增强保土防冲、涵养水源的功能，减少、减轻中下游洪涝灾害，进一步提高生活用水质量。
3森林生态体系建设措施
3.1建设管理体系
为如期实现森林生态体系建设目标，必须在现行建设管理体系外开拓新管理模式。但是，森林生态体系建设不论管理体系如何，其最终要落实县乡级政府建设责任制，充分发挥政府对建设生态环境、为民办实事的职能。
3.2营林技术措施
3.2.1“封、飞、造”结合。对具有萌芽更新、母树飞籽更新条件的宜林地块采取封山育林，培育混交异龄复层林；对连片面积较大的迹地，采取飞机播种造林办法，加快绿化进程；在立地条件较好的地方采取人工造林，种植速生常绿树种，加大混交林的比重，以达到生物多样性，提高森林资源的抗逆性、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