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1
关键词 纪事本末体 经解序列 《春秋》学 以事解经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88-07
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在史学史上具有与编年、纪传鼎足而三的重要地位。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下，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马《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等书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①学者们通过对该序列的考察，系统论述了纪事本末体的创始、发展、流变、特点、编纂、价值等问题。②但是若对这一序列稍作区分就可发现，《通鉴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书或是对编年、纪传体史书的改编，或是从各种史籍中钩稽材料而成书，它们的创作都是围绕“史书”而展开的。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左传事纬》《左传纪事本末》等书却不是以普通的史籍、史料为依托，而是以《左传》为蓝本。《左传》虽然可以被视作一部记述春秋列国事迹的“史”，但它更是解《春秋》之“传”。在史学意义之外，它还有浓厚的经学意义。可惜的是，学界对纪事本末体的研究至今都未能突破史学范畴。以经学看待《春秋》纪事本末体的专文、专著尚付阙如。倘若我们能稍稍超出史学视野，从纪事本末体与《春秋》学之间的关系出发，证明学术史上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纪事本末体著作，它们顺应《春秋》学解经需求而作，且足以构成一个前后相承的“经解序列”，那么，对其进行全新的经学解读或将成为可能。
一、从“属辞比事”到“事迹类编”
“属辞比事”是《春秋》学的解经传统。早在《礼记》成书时，经学家即已将其视作《春秋》之教的核心内容。郑玄称：“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罪辩之事。”孔颖达进一步解释：“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0“经解”，中华书局，1980年。可见在汉唐经学体系中，解读《春秋》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将文辞和事件从经传中摘取出来，通过属辞比事以发现异同，进而解释书法差异，辨析事件原委，判定是非褒贬，阐发微言大义。这种聚合、比次的解经方式，正是《春秋》学的特色。可以说在《春秋》经学诠释系统形成之初，就已经具备了拆分经传，突破编年限制，重构完整事件的解经趋势。同时，《春秋》学属辞比事的解经方法需要经师从二百余年分散杂乱的经传中钩辑相关内容，反复地整合比较，从而实现对书法的总结以及对事件的还原。这种繁难的工作又会对经学著作的编纂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春秋》学在汉唐间的不断发展，更大规模的、甚至涵盖全经的重新编次，成为中唐以后《春秋》学著作的创作潮流。个别的、偶然的属辞比事开始向着系统的、全面的“事迹类编”转变。今以《经义考》所载为据，可以将这些事迹类编著作统计汇列为下表：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68～208“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下文《〈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统计表》所据同此。
以上诸书绝大多数已经亡佚。表中所列的，也仅仅是借助《经义考》所载书名或序跋，能确切断定其为类编体例的一小部分著作。但通过这一份不完全的统计也能得出许多重要信息：从数量上看，类编著作在唐代以前不见著录；唐时始有高重“分国”、第五泰“事类”二书；宋代以后，事迹类编则大量涌现。这种随时间而呈现的数量差异说明：汉唐《春秋》学只是将属辞比事作为具体方法运用到解经实践中，对经传事件的整理还处于零散无序的状态。要通观经传，完成系统的类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宋以后，分散孤立的属辞比事已不能满足经师们更深入的论事需求，事迹类编才应运而生。目录的著录情况与经学史的发展轨迹正相吻合。再从体例上看，类编著作或以国、以门类为划分标准，或按经传分主、属，或作类书性质的改编，方法是复杂多样的。但无论采用哪一种划分标准，其编撰形式却都是以“事”为重心。在同一门类下，经解者可以更容易地将相近事件进行比较，事与事之间的同异、是非在分类比较中即一目了然，清晰可见。从解经的角度而言，这种分类比较正是对属辞比事的发展，是带有系统性的大规模比事。综合来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例上，宋代的类编著作都最为丰富，可见事迹类编的编纂方法在这一阶段已趋于成熟，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同时还应该看到，类编著作虽然在事件的横向比较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却仍然不便于对事件的经过进行纵向梳理。随着南宋学者更加重视对《春秋》之“事”的把握，要求“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看《春秋》，需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83，中华书局，1986年。如何照顾时间线索，在事迹类编的基础上做到“首尾贯通”成为了新的解经要求，纪事本末体呼之欲出。
二、《春秋》纪事本末体创始
现存最早的纪事本末体著作当属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此书的编撰动因是袁枢“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宋史》卷389《袁枢传》，中华书局，1977年。就历史编纂学而言，袁枢对《资治通鉴》进行创造性改编，使得史书编纂出现了纪传、编年以外的新体裁，从而在形式上创立了纪事本末体，这一传统认识无疑是成立的。不过，若从外在形式出发，进一步探究纪事本末体出现的内在学术动因，那么《春秋》学的发展其实也应该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事实上，在《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前后，还有两部纪事本末体著作影响较大且与《春秋》学直接相关。其一是两宋之际夹江人句龙传所著《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该书虽已亡佚，但在成书时间上却早于袁书，是当前可考知的第一部直接以“纪事本末”为名的著作。刘光祖《序略》称：“传，字明甫，精于《春秋》三传，博习详考，又分国而纪之，自东周而下，大国、次国特书，小国、灭国附见，不独纪其事与其文，而兼著其义。”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86，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结合书名与《序略》可知，句龙传是精于《春秋》的经师，其书先以大、次、小、灭分国编辑，又加入纪事本末的时间线索，正体现出《春秋》经解创作形式从“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的过渡。更重要的是，该书不仅收载“其事与其文”，还“兼著其义”，这与纯粹的史学编撰明显不同。它既以全新的纪事本末体裁呈现，又在发明经义方面与传统的《春秋》传注一脉相承。这些特点都证明该书是《春秋》经学意义下的纪事本末体创始之作。
在句龙传、袁枢之后又有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章书是现存最早的《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由于刊刻晚于袁书九年，《四库全书总目》即据此推测其书“殆踵枢之义例而作。”《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不少现代研究著作也赞同《总目》之说，称：“南宋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首标‘纪事本末’之名，而后世踵作颇多。……模仿其编纂形式而成的还有章冲的《春秋左传事类始末》”。刘海波：《略论纪事本末体裁的发展历程――以目录学为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袁枢《通鉴纪事本末》问世后也不乏效法者。考诸史志目录，南宋著作中与之名目相近者就有：章冲《春秋类事始末》、句龙传《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证》，《文史哲》2012年第2期。严格地讲，以上说法并不准确。且不论句龙传之书尚在袁书之前，即以章书而论，也未必是对袁书的效法。章冲曾自道创作缘由：“始冲少时，侍石林叶先生为学，先生作《春秋谳》、《考》、《传》，使冲执左氏之书，从旁备检阅。……冲因先生日阅已熟，乃得原始要终，摭推迁，各从其类。”章冲：《春秋左传事类始末》，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序。可见其书最初仅是为叶梦得（石林叶先生）三部《春秋》经解提供文献支持，是服务于解经的。而“原始要终”、“各从其类”的体例创新则是解经“日阅已熟”的自然结果，是从“属辞比事”到“事类”、“始末”的发展。这就与袁枢为了便于观览、记诵而改编《通鉴》有所不同。因此，崔文印先生即认为“与其说章冲受袁书影响，倒不如说他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更确。”崔文印：《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特点及其发展》，《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若将崔先生之说进一步指实：叶梦得其人是《春秋》名家，其书是《春秋》经解，说章冲“受叶梦得其人其书影响”，其实就是指他顺应了《春秋》学的学术需求，从而创作了经学意义下的纪事本末体著作。
综合比较句龙氏、袁氏、章氏三书，虽然它们都产生于两宋之际的学术环境中，但却可以划分为经学与史学两大阵营。以《春秋三传分国纪事本末》、《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经解在整体时间上要稍早于以《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史书。句龙传、章冲二书的书名中既包含“分国”、“事类”又标举“本末”、“始末”，正体现了《春秋》经解由事迹类编向纪事本末的转变。它们延续了《春秋》学的解经传统，上承属辞比事与事迹类编，下启纪事本末的新形式，将《春秋》纪事本末体一脉贯通，其意义和价值已经超出了“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据此可以认为，正是《春秋》学的解经需求推动了经解编纂形式的革新。纪事本末体的出现，除了可以借助《通鉴纪事本末》，在史书编纂角度寻求解释外，还可以在《春秋》学史中找到独立的发展线索。
三、《春秋》纪事本末体的发展与“经解序列”的确立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之后，效仿其体例而创作的史书纷纷涌现，“纪事本末体史书序列”随之形成。反观经学阵营，南宋以后，只有清代马《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较为著名。但马、高二书与章冲之书悬隔四百余年，仅凭这两三部著作很难确证“纪事本末经解序列”的存在。故再以《经义考》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总目》卷27～32、49“春秋类”、“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为据，对南宋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略作搜求：
《春秋》纪事本末著作统计表
著作名作者时代内容体例
三传分国纪事本末句龙传宋分国而纪之……不独纪其事与其文，兼著其义
春秋左传事类始末章冲宋原始要终，摭推迁，各从其类
春秋比事沈宋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李琪宋叙东周王、霸、大国之系……序其事变之由
左传纪事本末刘渊元
左氏叙事本末曹元博元案经以证传，索传以合经，为《左氏叙事本末》
春秋左氏传类编魏德刚元本末不相贯穿者，每一事各为始终而类编之
春秋本末傅藻明分列国而类聚之，……事之始终，井然有序
左氏始末唐顺之明人系其事，事归其汇……悉连属而比合之
春秋左传属事傅逊明用袁枢法而整齐之……国以次叙，事以国分
春秋序事本末曹宗儒明
左氏始末徐鉴明
春秋经传类事陈可言明仿建安袁氏《通鉴纪事本末》
春秋左传分国纪事孙范明原其事之所始与其所归……览一事之本末
左传事纬马清
春秋条贯篇毛奇龄清用章冲《类事本末》之意。冲类传而奇龄类经
左传纪事本末高士奇清因章冲《左氏事类始末》而广之
对上表略作分析可得出两方面结论：其一，从南宋到清代，《春秋》纪事本末代有继作，从未断绝。这些著作都是为解读《春秋》而作，且彼此间存在着一定的前后承接关系。如《春秋本末》是懿文皇太子修习《春秋》时，苦其“诸国之事杂见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见”，乃命傅藻等人改编成书。宋濂：《宋学士全集》卷5“春秋本末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其后，傅逊又鉴于《春秋本末》与唐顺之《左氏始末》两书，一则藏诸秘府，流传不广；一则“事类不全又少注难读”， 才起意创作了《春秋左传属事》。傅逊：《春秋左传属事》，“潘志伊后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如毛奇龄作《春秋条贯篇》，多有对章冲《事类本末》的借鉴，不同之处则在于“冲类传，而奇龄则类经；冲于传有去取，奇龄于经则十二公事仍其旧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条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31“春秋类存目二”，中华书局，1965年。在效仿中又含有创新。再如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同样是“因章冲《左传事类始末》而广之”，但“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则以国为纪，义例略殊。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这些记载都说明南宋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后作对前作既有借鉴，也有变革和超越，其体例正在不断发展完善。其二，上述著作虽然都是纪事本末体，但其关注焦点却不是对春秋时期史事的汇编而是对《春秋》经义的阐发。其中，《春秋比事》《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春秋本末》《春秋条贯篇》等书本就是对经文的整列，之所以做这样的改编，当然是为了更好地贯通事件，诠释经义。其他以三传为名目的纪事本末著作，主旨也在“权衡其是非，合乎笔削之大义”，“通其明、祛其弊，而后圣人之经如日月之杲杲焉”，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197“左氏本末序”、“春秋左氏传类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圣人善善恶恶之大法，所以荣黼衮而威斧钺者，不待考之义例之纷然，一开卷而了然如在目中”。唐顺之：《左氏始末》，“唐一序”，嘉靖四十一年唐氏家塾自刻本。这种注重明义、注重经学价值的创作动机与同时期出现的纪事本末体史书明显不同，它是经学著作独有的身份标识。既能构成连续发展的著作体系，又具有不同于史书的经学特征，上述两点可以证明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在元明清时期是存在的，且是独立的。这个序列是汉唐以来《春秋》学解经传统的延续，也是宋代以来《春秋》纪事本末体发展完善的结果。
此外，若借助目录学以考察纪事本末体的经、史源流，《四库全书总目》首设“史部・纪事本末类”，可以认为是纪事本末史体确立的标志。而长期流传的《春秋》纪事本末著作，如沈《春秋比事》、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傅逊《春秋左传属事》、马《左传事纬》、毛奇龄《春秋条贯篇》则仍被《总目》列于“经部・春秋类”。这种目录学上的分类很直观地表现出了两类纪事本末体著作在经与史上的差别。《总目》设立史部“纪事本末类”，恰是从反面证明了经部《春秋》纪事本末体的独立性和经学价值。如果将《总目》看作是纪事本末史体确立的标志，那么它同样也是“纪事本末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的标志。
四、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的价值
从汉至清，《春秋》纪事本末体大致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属辞比事”传统、唐宋时期的“事迹类编”著作涌现、两宋之际《春秋》纪事本末体裁正式创立、元明时期本末体著作发展完善、清代“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最终确立等几个阶段。每一阶段所产生的大量著作都能紧扣解经主题，形成有别于史学的经学特点；这些著作也能前后承接，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序列。那么，走出传统的史学认识模式，从经学角度对这一序列进行解读，挖掘其经学价值即是可行的。
首先，通过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可以更好地把握《春秋》学以事解经的传统。
自孟子揭示《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后，历代经师对《春秋》的诠释一直有“文”、“事”、“义”三个向度。虽然《春秋》学的诠释体系是由这三个向度共同构成，不可偏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师的解释重心却有所不同。就论“事”而言，《左传》已开以事解经的先河，但是在汉唐学术环境下，经师更注重对凡例、书法的归纳和对文辞、名物的训诂，对“文”的诠释要远胜对“事”的考察。由唐至宋，《春秋》学进入摆落三传，阐发义理的新阶段，《春秋》之“义”在解经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宋儒解释《春秋》，绝大多数都是阐明《春秋》的‘大义’”，“略事详义，或借事明义”。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49～150页。总的来说，在宋代以前依经作注的传统经解中，事件始终是文例与义理的附属，没有成为经学研究的焦点。与汉人注重书法、训诂的传注，宋人阐发尊王、复仇义理的经解相比，以事解经手法似乎只在《左传》等早期《春秋》学传承中略有体现，缺乏长期稳定的著作形式。这就导致在现代经学研究中，学者们虽然肯定《春秋》以事解经的重要作用，并对“《左传》以事解经”、“子夏、董生以事说经”、“孔门以事解经”有深刻的论述，赵生群：《〈春秋〉经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186、231页。但却难以依托普通经解，对以事解经展开系统的考察。经解序列的确立，以经学为核心，将属辞比事、事迹类编与纪事本末体有序地组织起来，形成了一脉相承的著作体系，为考察以事解经传统提供了切实的文献支撑。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纪事本末体经解，它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经传中的事件，最便于学者们通过事件评价人物、确定是非褒贬，是以事解经最成熟的著作形式。研究这一经解序列，就能充分了解历代学者是如何运用具体事件来解释《春秋》，发挥经义的。
总之，研究《春秋》学史，应该兼顾文、义、事三种诠释方式；而研究以事解经，则更应该重视纪事本末著作。由此而言，对经解序列的解读，正是为《春秋》学研究提供了论“事”方面的新材料，是认识全面《春秋》学诠释体系不可或缺的三个向度之一。
其次，对“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进行具体的考察，有助于认识由宋至清经学考据的兴起与经学转型。
由南宋历元、明以至清初，《春秋》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弃传”回归“用传”；从义理转向考据；从议论转向实证的过程。而《春秋》纪事本末体的出现、发展、完善与这一学术转变过程也基本重合。
从取材上看，《春秋》纪事本末主要以《春秋》经和《左传》为对象，这本身就与《左传》学的复兴相呼应，有助于打破“《春秋》三传束高阁”的局面，使三传重新走入《春秋》学者的研究视野。尤其是南宋以后，胡安国《春秋传》成为“最有影响的一部《春秋》学著作”，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22页。又在明初被著为功令，《明太祖实录》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具有了垄断性的权威地位。元明时期的普通经解，无论是尊胡、驳胡或兼论三传，都很难再恢复汉唐时精于一传的专门之学。然而纪事本末体的编纂则主要从事件出发，故而特别关注《左传》一家之书，使专门之学的再现成为可能。此外，在采择、编次经传的同时，为了疏通文意，落实与事件相关的信息以便观览，纪事本末著作往往还需要将注疏文字一并采入，且加以订正、补充。这又使得以《左传》为中心的训诂、注疏之学都得到了复兴。如傅藻等人编纂《春秋本末》，即称“训诂以杜预为之主”。宋濂：《宋学士全集》卷5“春秋本末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陈可言撰《春秋经传类事》，在编排《左传》外，也“释义主杜氏而多所损益”。朱彝尊著、林庆彰主编：《经义考新校》卷206“春秋经传类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这种在纪事本末著作中附入注疏训释又加以损益的做法正是对传注传统的回归。
从方法上看，成功的纪事本末著作在裁剪整合经传时还必须对事件有所考证。只有准确地掌握了与事件有关的人物、地理、礼制等信息，才能更好地还原事件，提炼出经文所蕴含的褒贬评价。因此，随着明清纪事本末体走向成熟，考据手法的运用也日益增多。早在傅逊作《春秋左传属事》时，就曾感叹其书：“于地理殊有遗憾焉。……如天假以缘，使逊遍搜天下郡邑志而精考之，复见于《左传》编年，本固大愿也”。傅逊：《春秋左传属事》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不难看出，在明代时地理考证已成为提升纪事本末著作学术水平的重要手段。至清初，马《左传事纬》在正文之外又附以《左传图说》《春秋名氏谱》《左传字释》，对《左传》事件中所涉及的人物、地舆、山川、年表、职官、文字进行全面考证。马：《左传事纬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也有“补逸”、“考异”、“辨误”、“考证”、“发明”等专门条目，《四库全书总目》卷49“纪事本末类”，中华书局，1965年。将本末体中的考证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无论是回归《左传》、采用古注疏，还是附以编者自己的考证，元明以后的《春秋》纪事本末体著作都普遍表现出考据学的特征。与其他经解借助书法、义例揣测经义相比，本末体著作凭借考证事实以求是非的解经方法更具科学精神，符合经学诠释日趋理性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宋代义理化经学向清代考据式经学的过渡，是宋清之际经学转型比较集中的体现。因此，解读纪事本末体经解序列，对围绕事件而展开的考据手法进行系统研究，也将成为考察经学转型的重要途径。
最后，借助经解序列还可以更好地解释纪事本末体的创始。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的创始之作。近年来也有学者稍持异议而提出了《尚书》说、张东光：《纪事本末体再认识》，《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崔鸿《科录》说、王邵《隋书》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说、葛焕礼：《纪事本末体创始说辨证》，《文史哲》2012年第2期。《四库全书总目》说刘海波：《略论纪事本末体裁的发展历程――以目录学为视角》，《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等新说。但这些说法大多只是在“纪事本末体裁”、“创立”等定义上进行辩论，虽然言之成理，但多未能从纪事本末体著作出现之前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去进行考察。在《通鉴纪事本末》之前，无论是《尚书》还是其他几部著作，它们都与后世的本末体无太大关系：就外在形式而言，很难说本末体有对《尚书》的直接借鉴；就内在学术理路而言，《通鉴纪事本末》对《尚书》《科录》《隋书》等书更没有继承因袭。因此，《尚书》等书最多只能称为形似本末体或具有纪事本末的某些因素而已。
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2
关键词：发射机；自动调谐系统；总线驱动；模拟量；高频信号
引言
TBH522型发射机现使用调谐系统是2008年的产品。由于受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原系统集成度不高，器件易损且采购困难，加之原系统与新生产的硬件设备已不能完全兼容。因此，通过对调谐系统中控制电路的改造升级，有利于发射机的稳定运行。
1 原调谐系统存在问题
（1）原系统使用PC104嵌入式主板，该主板在实际使用中有诸多问题：
兼容性差：原系统选用的主板，已经停产，当出现主板故障必须更换时，选购安装关系相同的主板非常困难。加之新生产的主板与原系统很难兼容。
处理能力不足：PC104受其紧凑式定位的功能限制，不能像工控主板那样通过散热装置进行散热，因此在CPU的选择上，会倾向于处理能力相对较弱，但功耗较低的设备。
（2）集成度不够高，原自动调谐系统的内部结构复杂，分上下两层，检修维护很不便利。
（3）原系统的PM511P多功能数据采集板的插座信号引脚存在设计缺陷，维修过程中，经常会因为插拔板件，导致插针损坏，影响系统稳定。
2 新调谐系统的优点
（1）与现有的自动调谐套箱输入和输出接口一致，相互兼容，低限点和行程相同，可互为备份。
（2）自动调谐套箱基于Linux系统开发，相对windows更加稳定。
（3）自动调谐套箱可实现单独运作，一旦其本身有故障，不影响本机播音。
（4）自动调谐套箱丰富了单路复位，数据保存等功能。
（5）8路预置位置，到位信息指示明确。
（6）新增检修状态下，单路位置触控式调整。
3 新调谐系统的控制电路
3.1 改造后的特点
（1）新的嵌入式主板6410以AM-11为核心，在满足低功耗的同时，提供更高的运算能力。
（2）新系统摈弃了windows系统，选择了在性能和兼容性上更为优越的Linix操作系统，充分发挥了6410主板的处理能力。
（3）电路及结构简化。新的主板搭配可以免驱动各种硬件的linix操作系统，实现了与各控制电路的直接连接。同时，在调谐系统内，取消了511P扩展板，仅用一块控制板，紧紧地嵌入一个系统主板。
3.2 嵌入式控制主板的选择
为了缩短开发周期，选用了一款基于ARM11-S3C6410的开发板及其VGA模块。ARM11-6410开发板的特点是采用了核心板和底板的结构，核心板为六层板的设计。在系统的开发中，我们使用核心板加底板进行开发，缩短开发周期，减少成本。
3.3 总线驱动电路
6410嵌入式主板总线的16根数据线经过74LS245，双向驱动后与总合控制板上的所有接口电路连接。再通过地址线的译码电路的选择和读/写信号的控制，对相关接口电路进行读写操作。
3.4 FPGA逻辑控制电路
FPGA在本系统中的主要作用是发出控制信号。FPGA的电平标准不满足现场的要求，在其外部要用光耦电路进行电平转换。
本系统的FPGA中编写了用于自动调谐的控制逻辑，包括控制逻辑包括了所有与自动调谐控制有关的逻辑电路。
3.5 键盘输入电路
键盘输入电路，将2片74LS245芯片的“T/R”引脚接地，双向的芯片就成为单向的输入芯片了。16个小键盘的数据通过DB插座连接到IN0～IN15的引脚上，由系统总线读入到DATA0～DATA15数据线上进入系统。
3.6 模拟量采集电路
控制板的模/数转换电路部分，是AD7864-四个通道同步采样高速12位模数转换器。
具有以下特性：（1）高速（1.65μs）12Bit，ADC数据采集；（2）四路同步采样输入；（3）四路采样保持放大器；（4）0.35μs采样时间；（5）1.65μs转换时间；（6）通道转换顺序可由硬件或软件选择；（7）单电源供电；（8）输入范围选择；（9）AD7864-1 ±10V ±5V；（10）高速并行接口可以和3V处理器接口；（11）低功耗典型值为90mW；（12）省电模式典型值为5uA；（13）模拟输入端过电压保护。
利用A/D部分进行前级鉴相器、末级鉴相器、末级鉴阻器和末级帘栅流的采集。
通道1作为前级鉴相器数据采集。
通道2作为末级鉴相器数据采集。
通道3作为末级鉴阻器数据采集。
通道4作为末级帘栅流的采集。
3.7 模拟量输出电路
控制板的数/模部分是采用MAX520/MAX521四组/八组，二线串行8位DAC电路。
具有以下特点：（1）单一的+5V电源；（2）简单2线串行接口；（3）I2C兼容；（4）轨到轨的输出摆动：没有缓冲输出；MAX521有缓冲输出；（5）1%-准确的削减输出电阻（MAX520A）；（6）超低4μA电源电流；（7）个人DACs有单独的参考输入；（8）开机复位清除所有锁定；（9）4μA省电模式。
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3
一般来说自我鉴定写法的以下几个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剖析：
1、虚心听取同学们和老师的意见，尤其班级辅导员的意见。因为老师看问题比较透彻，对你各方面情况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同学提出的看法值得你去认真借鉴。
2。自我鉴定必须写实。使人看了鉴定如见其人，依据鉴定判断你的品质、能力、性格等，以便组织对你有所了解和合理使用。
2、要抱着认真的态度对待，字迹要工工整整。不要将自我鉴定搞的条理不清，字迹歪歪扭扭，潦草看不清。这样的自我鉴定给人第一印象做事不认真负责，不对自己负责的人如何对别人负责了。
3、学习方面。主要内容写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成绩，以及重视课外体育锻炼、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情况。
2。思想政治方面。主要指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和态度;在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自己的思相，认识和表现等。
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4
［关键词］国债回购；资金使用；司法会计；鉴定
近几年，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回购拆入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现象较为普遍，由于投资行为失败，不能按期将回购国债购回，致使抵押国债被登记公司冻结、清算，资金链断裂，部分证券公司甚至破产、清算。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进行回购过程中，贪污、受贿等犯罪现象时有发生。以国债回购的形式挪用资金，形式隐蔽、融资过程复杂，资金被挪用后又进入股市，流转过程迂回曲折，涉及资金账户众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较大难度。
1 国债回购业务介绍
国债回购业务是客户将托管在证券公司的债券，指令证券公司在证券交易所卖出并登记，承诺在一定时间内购回。国债回购对债券持有人来说，实质上是以债融资，而对于证券公司来说，只是一种行为。
国债回购业务有如下特点：①国债回购交易的标的是标准券而不是国债本身。国债回购交易是国债现货交易的衍生品种，是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国债现货品种作质押的短期融资融券行为，标准券是按照交易所规定的折算率，以国债现券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折算成的固定面值的、统一的虚拟券，在国债回购交易中，标准券实际上起到一种记账凭证的作用。②进行国债回购交易的当事人仅限于交易所会员。与股票交易不同，国债回购交易中证券公司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发出回购指令，交易所并不知道实际交易的当事人。国债回购交易是采取一次成交、两次清算的办法，标准券和资金的结算均在会员间进行，投资者或客户并不是结算法律关系的当事人。③国债回购交易以国债质押为基础。首先，投资者进行国债回购，必须先进行国债回购申报，同意以其国债作质押进行回购；其次，证券公司席位上的所有申报回购的国债按照交易所规定的折算比率折为标准券，证券公司以标准券进行回购交易，同时以相应的国债作质押，取得资金后再结算到投资者的资金账户。证券公司也可以自有国债进行回购取得资金，但每个证券公司进行国债回购的交易总额不得超过该公司账户标准券的总值。
制度改革前，国债回购的风险隐患之一源于国债回购的二级托管制度。证券公司向交易所上报的是全部账户汇总后的数据，并非每个单独账户的数据。当客户账户里有闲置的国债时，极易被证券公司挪用交易。同时，登记结算公司只知道证券公司主席位的国债回购总量，其具体分布并不清楚，也不为投资者提供查询服务。这就造成了证券公司是否挪用了客户的债券，登记结算机构和客户自身都不知道的情况，相当于证券公司同时操作前台和后台业务，从而为违规回购提供了可能。
2 挪用国债回购过程中的鉴定问题
常见的挪用国债进行回购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券商自己直接挪用客户的国债。做法是券商与机构投资者签署国债托管合同，许诺远高于国债票面利率的收益率。在诱惑下，托管方明知现券有被挪用的风险，也可能在所不惜；二是两个客户间达成协议，一方同意临时借券给另一方，券商作为中间人为他们“牵线”。无论上述哪种挪用方式，对被挪用资金来源、去向、产生的损益及损益的去向都应该是侦查部门需要查明的事实。司法会计鉴定对被回购国债所属账户的确定、回购产生资金的资金流向、盈亏状况的确认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依据。
现结合案例，对国债回购过程中的有关鉴定问题作简要阐述。
2.1 案情介绍
2003年11月国有甲公司与乙证券公司(乙方)签订了《购买国债托管协议书》，协议约定甲公司将2亿元资金委托乙证券公司购买2002年3期国债，并托管在其营业部，合同期限：自2003年11月1日至2004年10月31日。
10月31日，甲公司在乙证券公司营业部内开设了用于购买国债的资金账户，户名：甲公司，资金账号：001，A股东账户在该资金户指定交易。11月10日，乙证券公司使用甲公司开户资料私自开设了户名为甲公司账号为002的资金账户，资金余额为0。
2003年11月1日，甲公司将2亿元资金划拨至001资金账户后，乙证券公司按照协议约定购买了2002年第3期国债199950手，并向甲公司提供了国债交割清单。2004年10月31日，上述国债本金及利息全部划归了甲公司。
2003年11月11日至2004年3月8日期间，002资金账户以A股东账户上的国债为抵押，连续进行国债回购业务，回购拆入资金共计2315462405.96元。上述抵押的国债于2003年11月18日至2004年3月10日全部拆入购回，购回国债占用资金2316592686元。期间，该户频繁进行股票买卖，无其他资金流入、流出。2004年3月15日至3月24日，该账户8种股票转托管转出，经计算其购入成本为36262082.15元。2004年3月24日资金期末余额为10.64元。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东账户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显示：2003年11月至2004年3月期间，A股东账户共有2002年3期国债199950手，处于被抵押状态，无其他证券变动记录。
针对上述案情，办案人员就002资金账户资金来源、炒股赢利数额问题向我们提出鉴定要求。
2.2 简要分析
002资金账户，在没有购入国债情况下，进行国债回购业务操作，显然是回购了本交易席位下其他资金账户所持有的国债，是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资金的惯用做法。
A股东账户在001资金账户进行指定交易后，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全面指定交易制度试行办法》，是不允许同时在002资金账户进行指定交易的，只有证券公司违规操作才有可能形成。且通过登记公司提供的资料看，A股东账户在相关时期内只有一种证券即2002年3期国债199950手，且处于被抵押状态。因此，可以初步判定002资金账户回购的国债即为001资金账户持有的国债。
002资金账户炒股赢利数额的确认可以根据“资金账户期初余额+存入或转入资金、证券+本期赢利=期末资金或证券余额+转出资金或证券”的等式，进行相关计算后确认。
2.3 相关论证
（1）对002资金账户资金来源的论证
对账单资料显示，002资金账户无现金或转账等外来资金存入，无转托管、转入股票，该账户股票交易使用的资金，均为抵押A股东账户上的国债，回购拆入的资金。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A股东账户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显示：2003年11月至2004年3月期间，A股东账户共有2002年3期国债199950手；从001资金账户对账单等资料显示：该国债均为2003年11月1日001资金账户上所拥有资金购入，而该资金为甲公司委托乙证券公司购买国债的2亿元资金。
（2）对002资金账户赢利情况的论证
对账单资料显示，002资金账户 2003年11月10日资金期初余额为0.00，2004年3月24日资金期末余额为10.64元。期间无存、取款记录，无转托管转入证券，有转托管转出证券，经计算核对该账户各类证券买入数量=证券卖出数量+转出数量，即该账户期末无证券余额。
根据资金来源等于资金占用的会计原理，002资金账户资金运用的会计等式为：资金账户期初余额+存入或转入资金、证券+本期赢利=期末资金或证券余额+转出资金或证券，即002资金账户 2003年11月10日至2004年3月24日的赢利=期末余额或证券+转出资金或证券-期初余额-存入或转入资金、证券，结果为10.64+2316592686+36262082.15-2315462405.96=37392372.83（元），其中，留在002资金账户 10.64元，转出股票购入成本36262082.15元，国债抵押融资费1130280.04元(2316592686-2315462，405.96)。
3 其他鉴定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两个资金账户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即共用了一个股东账户进行国债回购业务操作，这给我们认定国债的归属、进一步认定资金来源带来一定的便利。现实中，证券公司挪用客户国债进行回购时，购入国债账户与进行回购业务操作的资金账户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仅据账户资料难以判断被挪用国债的归属。
对上述情况，可以根据如下信息进行判断：
首先，证券公司作为交易所市场的结算参与人，其属下的每个营业部在交易所都有交易席位。按照现有规定，不同的席位可以联通结算，即以一个被称为“逻辑席位”的“债券主席位”作为统一的债券结算账户，证券机构应按债券结算主席位设立总账，并按债券结算子席位及客户建立二级或多级明细账，同时进行总账和明细账的核算和管理，履行托管责任的登记结算公司只按此债券结算主席位进行总账结算。通过证券机构按债券结算子席位及客户建立的二级或多级明细账，可以了解各营业部、各客户分别持有的国债数量、国债被回购数量等信息，作为判断那些客户持有的国债被回购使用的信息之一。转贴于
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5
火热的七月，喜有难得的清凉，在紧张忙碌中，我们送走了2007年上期。07年上期，一个非常短暂的学期，学生开学报名的情景犹在眼前，转瞬就到期末，现就2007年上期教导处工作做以下工作总结：
一、教育教学工作：
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工作在学校领导下有序开展，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本期教育教学工作硕果累累：
初中二年级期末考试全优生名，集优生名。
初中一年级期末考试全优生名，集优生名，也取得了可喜成绩。
二、教学六认真工作：
本期经过三次教学六认真检查，每次检查都认真作好记录，作好了总结。并实行量化打分，充分反应了教师们平时的六认真工作情况。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兢兢业业对待工作，且有些教师出色地完成了教学六认真工作。
陈雪梅老师，备课环节设置紧凑，作文备课中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写作引导，班务工作仔细，每周1--5都对班级情况做了详细记录，弱差转化达9人次，值得其他班主任借鉴。
还有周建老师，人年轻，经验不足，但后半期以来，坚持做好每课反思，长期坚持也将会取得明显效果。做得好的教师不能一一详评，徐俊熙老师堪称教学老黄牛，还有谢一卉、钱时林、席弟春、蒋琴、刘俊、赵容
三、教研工作获丰收
学校常规教研，今年只设了文理两大组，在组内又分小组。两个大组都较考，试大收集整理好地完成了教研工作，特别是理科组，安排得当，进行有序，无论是上课还是评课，都让教师们在专业成长上进了一大步。外出赛课，经片区选报，四个科目我们参加了三个科目的比赛，参赛教师较为出色地完成了比赛，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刘英老师获信息技术一等奖，白新春老师获外语二等奖，王军老师获历史二等奖，另有多位教师。同时，本期理县同仁还到学校献课一次，观摩学校教研工作、普教工作一次，实现了教研工作走出去，请进来的要求，达到了促进步，促发展的目的。
四、普教科研工作
学校继续坚持对省级课题《留守娃良好习惯的养成和培养途径的探索》的研究。参研教师也都积极撰写个案或论文，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程。
五、普九和继教工作
普九工作稳步进行，2006年我校普九各项都顺利完成，通过自查，基本达到双高普九指标，为今后我乡普九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续教育方面，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业务能力，我校教师参加了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目前有11名同志正在参加各种学历晋升培训，有力地提高了学校教师学历结构。
六、存在不足
1、常规教研主动性不强。虽然文理组都在开学之初做出了安排，但教师缺乏主动性，未能按安排展开教研活动，导致时间延误，文科组还有一名同志未上教研课这学期就结束了。
2、六认真工作美中有不足，极少部分教师对待六认真工作存在应付，备课、听课、作业批改，比够检查标准，一字不多，且备课指导性不强，有待来期改正。
3、普教科研积极性不高，很多参研的教师都是在临近期末或期末才匆匆补个案，没有起到平时积累，为研究提供佐证材料的作用。
期末鉴定自我总结范文6
一、研究的背景、理论和假设
1背景分析：政策规制与各地现状
政府楼堂馆所问题是我国政治生态中的痼疾和恶疾。1988年国务院出台《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以加强对楼堂馆所基本建设的控制和管理；1999年原国家计委《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明确了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办公用房面积；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和培训中心项目建设的通知》，再次强调“要把有限的资金更多地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继续从严控制党政机关新建办公楼和培训中心”；2007年，中纪委、国家发改委、监察部等七个部委又联合下发通知，对党政机关办公等楼堂馆所建设项目进行清理。
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地方政府疯狂建设楼堂馆所的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到“四风建设”，新一届中央政府强力整顿“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此中央政府在新任四个月内三提“停建楼堂馆所”。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新一届政府的“约法三章”，承诺本届政府内政府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 中央政府门户网：《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2013年3月17日，http：//gov.cn/2013lh/content_2356400.htm.5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通知，对修建政府性楼堂馆所情况开展清理检查；7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明确提出5年内，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12月11日，中纪委根据三中全会决议精神，再提“专项清理干部住房用车，违规一律清退”。 新华网：《中纪委：专项清理干部住房用车，违规一律清退》，2013年12月11日，
表1报告了2003～2012年各省级地方政府年均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年均增长率，据此，可观察到省级地方政府在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诸如陕西、山东和甘肃等呈现“高投资，高增长”态势，上海、广东和贵州等呈现“低投资、低增长”态势。以一河相隔的陕西和山西为例，陕西的年均人均真实FAPS为741.48，而山西仅为85.51，前者是后者的8.67倍，可见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省际差异显著。
2理论与假设
为何在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接近同质化的前提下，省级地方政府在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增长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呢？公共财政和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大都借鉴经济学中“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框架。 Pennings.P.， “Explaining Variations in Public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40， 1999，pp.332～350.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单一制国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分权”改革中，享有一定的财政收支和经济发展自主权，但中央政府始终牢牢掌控着“政治集权”，因而中央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 Blanchard，O. and A. Shleifer.，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vol.48， 2010，pp：171～179.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在1987年和1996年分别颁布《行政办公楼建设标准（试行）》和《中央国家机关办公及业务用房建设》，对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建设予以专门规定，后经调整在1999年12月21日，再次《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以下称《标准》），对各级党政机关干部的办公室面积做出严格规定（见表2），此《标准》通用至今。
《标准》还对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选址与建设用地、建筑标准、装修标准和室内环境与建筑设备等进行了严格限定。依据该《标准》，党政机关楼堂馆所建设应总体上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和制止奢侈浪费的方针，符合城市规划要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根据使用单位的级别和编制定员、严格遵照建设等级和建筑面积指标，按照统筹兼顾、量力而行和逐步改善的原则进行建设。尽管中央政府对地方党政机关的办公用房建设基于严格的政策限定，但现实生活中，奢华大气的政府楼堂馆所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结合中央的政策规定，本文在模型建构中，考察了如下几类变量。第一类是人口变量，包括人口规模、社会抚养比、人口机械增长；第二类是经济变量，包括人均真实地区产值、贸易依存度、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第三类是交通变量，包括铁路运营里程和公路运营里程，该类变量一方面是考虑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一定的公车购置费用，另一方面通过铁路营运里程和公路营运里程衡量各省的区域面积差异，以克服省际区域面积变量因共线性无法进入面板模型的不便；第四类变量是主体变量，用官民比加以衡量；第五类变量是财力变量，包括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转移支出占GD P比重和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收入；第六类变量是土地变量，用城市建设征地面积加以衡量；第七类变量是政策变量，2003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通知限制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由此设置名义变量以检验中央禁令对地方政府楼堂馆所建设的影响程度。其中前三类变量是需求因素，后四类变量是供给因素。此外，模型中还设计了一期滞后变量。
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是公共部门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客观要求，一般说来，当地公共服务供给越丰富，客观上就意味着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越高。 张军、高远、傅勇、张弘：《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人口变量、经济变量和交通变量都是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在需求变量，因而也就极可能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考虑到人口的规模经济效益，在人口变量中特别设置了人口平方。主体变量、财力变量、土地变量和政策变量都是影响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供给变量。理论上，除中央政策禁令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外，主体变量、财力变量和土地变量均应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此外，考虑到预算政治中的渐进主义原则， Aaron Wildavsky and Naomi Caiden，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Fifth e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9.当期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应受到前一期的额度影响，因而滞后变量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也应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由此，模型假设如下，见表3：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运用的数据集包括了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2003～2012年的相关社会经济数据，这些数据皆来自官方公布的统计年鉴，由此可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其中2010年各省“城镇化水平”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各省历年“财政转移支付”数据来自《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历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征地面积”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而2012年分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征地面积数据尚无法获得年鉴数据，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本研究最终样本为2003～2012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高度平衡面板数据，名义上总的研究观测点为310个，但存在个别数据缺失的情况。
《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3）》在“按主要行业分的全社会国定资产投资”一栏完整报告了各省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鉴于各省在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通胀方面存在的差异，本文选取“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面板模型的因变量，以真实描述省级地方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行为。而一期滞后变量，指的是“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滞后一年”。
需求变量中，人口变量中的人口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在“人口”一栏中报告的各省每年“年末总人口”，为检验人口的规模经济效应，计算各省每年“年末总人口”的平方值作为人口平方变量；社会抚养比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在“人口”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社会总抚养比”，是“少年儿童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这两组数据的加总；人口增长率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所报告的各地区“本年年末总人口”和“上一年年末总人口”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人口变动情况。经济变量中的人均真实GDP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人口”和“价格指数”中分别报告的“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年末总人口”和“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而成，用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和“对外经济贸易”中分别报告的“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和“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价格汇率”计算而成，用以衡量各地区的对外经济联系密切程度；城镇化水平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所报告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并未报告该项数据，故该项数据参考《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1》中的“各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经济增长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前一年为基准）”。交通变量中的“铁路里程”和“公路里程”指的是《中国统计年鉴》中“运输和邮电”一栏中报告的各地区“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里程”。
供给变量中，主体变量官民比由《中国统计年鉴》中“就业人员和职工工资”和“人口”中的各地区“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雇员”和“年末总人口”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公共部门雇员规模。财力变量中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中国统计年鉴》中“财政”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各地区财政收入”和“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计算而成，用以描述各地区的财政汲取能力；转移支出占GDP比重，由《中国财政年鉴》中所报告的各省接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民经济核算”一栏中“各地区年末生产总值”计算而成，用以衡量中央政府对各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倾注程度；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由《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土地出让金收入”和《中国统计年鉴》中“人口”一栏的“年末总人口”及“价格指数”一栏中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计算而成。土地变量征地面积指的是《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中的“征用土地面积”。政策变量中央禁令是名义变量，2003年和2007年中央政府出台政策限制地方政府营建楼堂馆所，故2003和2007年赋值为1，其他年份赋值为0，以此检验中央禁令效力如何。具体的变量界定 见表4：
在数据处理上，为满足模型对数据分布的要求，故对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滞后变量、人口、人口平方、人均真实GDP、铁路里程、公路里程、人均真实土地出让金和征地面积等变量均取其自然对数值。表5报告了模型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除社会抚养比、外贸依存度、城镇化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等变量在统计上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和差异性外，其他变量在统计上基本保持稳定，波动性较小。
三、模型报告与统计分析
表6报告了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于面板数据而言，首先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估计结果是系统一致的，如果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那么就应该采用随机效应估计；反之，原假设被拒绝，则需要选择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在对估计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检验值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随机效应与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显著不一致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另由于本项研究涵盖了2003～2012年中国31个分省，为控制时间和地域变量的影响，故采用双向固定效应进行模型估计。
根据模型，在需求变量中：1.人均真实GDP对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正相关影响，考虑到中国GDP的结构性不均衡，特别是大型企业的显著作用，这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应对企业公共服务需求（特别是企业发展政策、社会治安和基础设施建设等）而积极增加办公场所、办公工具和办公设备的投资，另一方面考虑到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联，这也体现了政府与企业的“互惠式合作”，即政府为企业发展做支撑，而企业则资助政府的楼堂馆所建设等；2.外贸依存度和社会抚养比对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影响，其他公众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变量表现不显著，这一方面意味着对外贸易联系越紧密的地方，地方政府的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相对较低，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自身投资成本也相对较低，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的自身固定资产投资并不是民众基础服务需求导向型，也并非客观经济发展需求导向型；3.人口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呈负相关关系，这一方面是受民族地区的政策扭曲影响，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央政府特别注重加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投入，相应地大幅提升了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自身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另一方面也受东部发达地区“沉淀效应”的影响，整体上由于东部地区发展起步早，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存量大，近年来整体上中西部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增长速度高于东部地区，整体而言区域发展差异显著。
在供给变量中：1.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和征地面积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均呈正相关，这意味着政府自身固定资产投资受到资金和土地供给的制约，但是模型中相关系数值则表明这种影响并未构成严格的约束条件，而基本上呈现“软预算约束”；2.官民比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负相关影响，这意味着恰恰是在官民比较低的地区，官员由于缺乏必要和全面的监督，因而自利的倾向也就越高，官员越容易为了满足自身办公环境和办公条件的舒适和优越而肆意扩大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这尤其以安徽、江苏、重庆和四川诸省最为明显，而近年来媒体频繁曝光的奢华政府大楼也恰恰集中于这些地区；3.中央禁令对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显著性负相关影响，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动用政治权威“震慑”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是有效的，但是混合模型中名义变量的不显著又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禁令的效果随之淡化，除非中央政府严抓不懈，否则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仍会迅速反弹并加速膨胀。
以上实证分析显示，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并非公民需求导向型，而是GDP增长需求和官僚自利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体现了地方政府“亲资本”和“重自利”的特征。这表明，一方面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有效应对社会需求，特别是企业发展需求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官员的自利和政治家意志也推动了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毕竟舒适的办公环境和优越的办公条件也是官员的理性追求，在此激励下，政府公车消费和楼堂馆所建造所需的资金和土地并未构成其扩张的严格限制约束条件。
四、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地方政府奢华楼堂馆所屡屡见诸报端，不断招致民众的不满和批评。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地方政府违规建造奢华楼堂馆所的现象仍是屡禁不止，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以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而论，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诸如陕西、山东和甘肃等呈现“高投资，高增长”态势，而上海、广东和贵州等呈现“低投资，低增长”态势；2.地方政府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是GDP增长需求和官僚自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发展型政府“亲资本”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公职人员的官僚主义和自利的特征。因此，中央政府要严抓党政机关的楼堂馆所和公车消费等，有效约束和规制政府行为，重塑政府公信力。
对于各地区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年均增长速度上的差异，有三种现象特别值得关注：1.北京等地区在2003年之前，特别是90年代，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处于高速扩张时期，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居高不下，但2003年之后其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保持在较低水平，某种意义上这显示了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积淀效应”，即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客观上需要一段时期密集地改善办公条件和办公环境，随后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便快速下降。2.山西等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陕西和山东等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某种意义上这显示出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效应”，即行政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相对于商业文化氛围浓郁的地区，可能更强调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3.西藏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人均真实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和年均增长速 度普遍处于较高水平；这显示出“民族政策效应”，即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基于充足的政策和财政支持，以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