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艺术论文范文1
关 键 词：徐渭 书法艺术 绘画艺术 大写意 创作激情
在高师的花鸟画教学过程中，无论是技法课还是欣赏课都无法绕过艺术奇人——徐渭。他无与伦比的艺术个性和创作激情给当下莘莘学子及其他创作者留下弥足珍贵的启迪与思考。
徐渭（1512—1593），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又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市）人，是我国16世纪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出生于败落的官吏家庭，年少时成为孤儿。他天资聪颖、多才多艺、读书刻苦，想通过自己努力以求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苦难生活，然却屡遭不幸。早年屡试不第，后受到牵连险些入狱，精神一度失常，前后自杀达9次之多，皆未死，此后便时疯时醒。后在精神错乱中误杀妻子，因而入狱，7年后经朋友相助保释出狱。晚年住绍兴前观巷的两间小屋里，以卖画为生，穷困潦倒。他在《青藤书屋图》上题有“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是他贫穷孤苦、颠沛流离的生活写照。最终，徐渭于1593年抱愤而逝，年73岁，死前身边唯有一条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条席子也没有，可谓凄惨悲凉。
然而，命运的坎坷却激发他的抑郁之气，生活的激烈波动，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这在他的书画中都有着强烈反映，也是形成他个性风格的最重要的因素，加上他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造就出一代“旷世奇才”。wWw.133229.coM他在文学、诗歌、戏曲和绘画上无不精通，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里仅就书法和绘画方面感受一下他的艺术魅力与激情。
一、书法艺术
徐渭酷爱书法，他的书法虽采各家之长，却又有取舍，他主张学习古人，但坚持书法中一定有自己的笔意，“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又曾言“笔态人净媚、天下无书也”“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必非高书”等等，都体现了他习古的态度及个人的艺术主张。
徐渭书法作品主要以行草为主，或行书中夹杂草书，或草书中夹杂行书，较为纯粹的草书或行书不多见，这也反映徐渭潇洒脱俗的审美追求。他留下的书法作品不少，其中《淮阴侯祠诗翰卷》《草书杜甫诗卷》《咏墨祠轴》等作品集中徐渭的书法风格。行草书又以立轴居多，他的大立轴行草大都茂密郁拔，字与字之间往往距离很小，几乎没有，行于行之间穿插得当，险象环生，但总能避让自如、井然有序。作品中点画圆润遒劲、跌宕善变，运笔超脱、狂放不羁，章法潇洒纵横、气势雄健，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令人震撼。
《淮阴侯祠诗翰卷》是徐渭书法中的代表作品。这篇作品是他豪迈磊落的性格及博学多识天赋的写照。此诗轴神采骇人，似有一股磊落不平之气咄咄逼人而来，这种在书法中表现得如狂风骤雨般的气势，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通篇点画如急风暴雨中的残花败柳、支离破碎、满纸狼藉，给人一种要打破整个世界的愤恨感觉。笔力雄强，虽狂走乱舞，笔走如飞，却点画分明、散而不乱、穿插得当、收放自如。
他曾自评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以看得出他对自己书法成就的自信。“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袁宏道）就是徐渭着意追求的一种自我释放，一种激情飞扬的大写意。
二、绘画艺术
徐渭是继陈淳之后从根本上完成水墨大写意画变革的一代大家。他的绘画以水墨为主，重神韵，重笔墨情趣。他虽受到许多大家影响，但绝不为传统所囿，他曾自信地说自己“从来不见梅花谱，信手拈来自有神”。《墨葡萄图》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图画水墨葡萄一枝，串串果实倒挂枝头，茂盛的叶子以大块水墨点成。画家不求形似，其意不在画葡萄，而在发泄积郁。画中题诗曰：“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在这里作者自比是无处可卖的“明珠”，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怀才不遇、不为人识的抑郁怨愤之情。《杂花图卷》是徐渭的另一件代表作品，画卷中有牡丹、石榴、荷花、秋菊、梅花、竹叶、梧桐、南瓜、扁豆、紫薇、葡萄、水仙、芭蕉等组成长卷，连题跋在内有十多米长。运用泼墨、破墨、积墨等多种技法，疏疏密密、虚虚实实、浓浓淡淡、轻轻重重形成了墨的旋律，笔势挥洒、泼墨淋漓、气势奔放、一气呵成，激动人心。他尽管提倡“不求形似”，但由于他对写生的对象曾有过认真的观察和深刻体会，并亲自种竹，修整葡萄，因此，又与那些脱离现实生活的一味狂涂乱抹者不同，他是用简单明快的笔墨，把形象概括简约地表现出来。他留下的作品很多，如《菊竹图》《榴实图》《牡丹蕉石图》《竹石图》等无不气势磅礴、惊世骇俗。
总之，徐渭绘画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在笔墨上挥洒放纵、大刀阔斧、纵横跌宕，从而把水墨大写意花鸟画推向能书写内心情感的最高境界，把水墨大写意推向巅峰，开创了近代大写意的这一体派。徐渭的画风，对清代的朱耷、石涛、扬州八怪及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郑板桥推崇他的绘画，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现写作意画大家齐白石亦曾说：“青藤、雪个（朱耷）、大涤子（石涛）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从这里，我们能深深感受到郑板桥、齐白石等名家对徐渭艺术的肯定和尊崇。
徐渭一生曲折，诗文书画无不张扬着鲜明的个性，戏曲亦风格清奇，不落窠臼，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徐渭在文学艺术史上占有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重要地位。
今天，我们感受徐渭，欣赏其艺术，不是为了简单地学习他已经定式、已成风格的用笔用墨技法或领悟他的艺术感受，我们应善于师古不泥，善于研究和发现，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身处丰富多彩、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之中，生活在鲜活真实的自然环境之中，也不太可能有徐渭的坎坷经历，但是他的激情、见解、胆识、悟性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我们也只有用真情去感受生活，用慧心去感悟生活，用胆识去挑战生活，才会有灵感升腾， 才会有创作欲望产生，由此而生发的创作，才会有感而发，激情飞扬。
参考文献：
[1]罗宗真，秦浩.中华文物鉴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8.
[2]戴伯乐.中国美术欣赏.浙江摄影出版社，1999.5.
书画艺术论文范文2
画家主攻山水、书法，兼作花鸟、人物及诗词、散文、评论等，经过多年书画艺术的耕耘，进步很大。他的论文《谈文艺作品中的含蓄》，获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入世文献一等奖；《笔墨当随时代与中国画题材的逆向表现》，获人民日报社人力资源部主办的跨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实践论文特等奖。他的多篇论文也在部级报刊上发表。
许砚清的作品多次参加了中国美协、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全国电视中国画大赛；中国书协、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全国电视书法大赛优秀作品选；中国美协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 550年书画大展等。画家先后获得中央电视台书画院、香港书协、台湾美协联合主办的中国名家书画展二等奖；中国西部十省书协、美协联办的西部崛起中国书画艺术邀请展铜奖；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国际中国书画艺术大展一等奖；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美术书法民间工艺大展特别金奖；中国艺术博览会金奖；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主办的第四届当代山水画展创新奖；中国文联、中国书协、湖南省文化厅主办的全国美术书法作品大展优秀奖；首届“王铎杯”全国书画书评大展金奖；第四届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大展银奖等，共获各种奖励逾130余项。
我们观看画家的《蜀乡春早》《山村幽居》《临江之居》《青山白云人家》《吴山小景》《水柏村口》《山区小景》《密林幽居》《故土情》等山水新作，已经脱离对名家笔墨追慕的痕迹，众多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画家源于自然生活对山川物象的深刻体验。《山巅之居》，蕴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墨色情感意趣；《隐居山林》又呈现出一种清逸流芳的华彩芬芳；《密林幽居》画中近处的树林、山崖深浅层次变化分明，视野中的远岫渐次浅淡，表现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功能。
书画艺术论文范文3
关键词：书画同源；源流；文人画；笔墨；道；氤氲
导论
“书画同源”这个美学命题是我们打通融会中国传统美学文化思想之钥匙，历代文人都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对当代而言，书和画的定义太过宽泛，对正确地认识书画同源这个命题有不少的干扰和歧义。正确地理解书和画的关系，对我们学习和理解中国画至关重要。在清楚了书和画的定义之后，我们还要理解如何看待书画同源的“源”的问题。只有打通对书和画的理解，才能正确地了解中国艺术思想。
一、关于书画同源的记载
一般说来，“书画同源”基本上是画论和画史家们的一种说法。关于这一点，最为著名的当然是颜延之的三种符号说。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载，颜延之写道，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在一幅流传至直的名画上题诗道“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他实践中得到的体会是中国绘画应以“书写”代替“描绘”。禅宗玄觉禅师在《永嘉证道歌》中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水月之喻，被概括为“月印万川”。它与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似。太空一月映现在众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到无数月，无数月终归来源于一月。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书画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
二、形源、神源、心源
图画与文字作为先祖们记事的工具，自是拥有相同的起源，而分别以图画和文字文字为基础而产生的中国绘画与书法艺术必也应有相同的起源了。唐代，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也为我们做出过精辟的概括。书画同“形”源，更多的是指书法和绘画表现的形式。他们在笔墨运用上具有相通性。中国绘画的造型语言强调了骨法用笔，因此中国绘画在理论上具有和书法艺术一样的追求。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说道：“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维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既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而书画在笔墨运用上具有共同的规律性更在宋元以后兴盛而起的文人画中被得以充分发展。文人画强调绘画中用笔本身的独立审美价值，这也符合了书法线条的价值，体现了书法和文人绘画的艺术价值取向上的共通性。《东图元览》载有：“孙尚子，善为颤笔，见于衣服、手足、木叶、川流诸处，皆若颤动。”类似这类的记载，充分说明了书法和绘画在表现形式，方法上具有的同源性。
抒情写意的艺术境界，是书法艺术与文人画的追求，书画同源之“源”不是仅停留于表面的表现形式、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更具有相同的神髓、意境之源。书法与绘画艺术以其不同的形式，追求事物共同的意趣、神髓之源――天地不言的大美所在，也即二者具有相同的神髓、意趣之源。人的品性皆会融入其书画作品之中，书法与绘画艺术也因其作者而有了其各自品格。故此可得，书画同源，源自人心。
三、书画同源与文人画的关系
西汉的扬雄在《法言・问神》中写道：“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可视为最早有关书画关系讨论的文字记载。书画同源的观念唐代已经开始明确的提出，张彦远认为：“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在这里，张彦远强调书画用笔的相通性的理论原因。王维认为“卦由于画，画始生书”，这两句话应作为最早把书画同源作为一种绘画的理论文字证据。在唐以前，从现有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书画同源的理论形成的脉络。而真正把书画同源理论在实践上作出努力的主要是在宋代。我们知道，在中国绘画史上，唐代是中国工笔画的高峰，到了宋代，出现了不同于以前的细腻严谨风格的绘画模式。逸笔草草的写意风格随之出现。宋代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力。这一时期，是绘画艺术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写道：“人之学画，无异学书，”并从书画艺术创作实践出发，看到“善书者往往善画，盖其腕转用笔之不滞也，此正与论画用笔同。” 郭熙的看法表达了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艺术精神互通性的理解。书画同源理论与文人画的兴起变得越来越密切起来。这表现为艺术家不要是画匠吃饭生存的技巧，大量的文人参与其中，成为文人抒发心中意气，表达内心情绪的艺术手段。这是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的一种艺术自觉时代，阿恩海姆认为“到公元1100年前后，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注重个性的时代开始了。手工艺人被文人艺术家取而代之。这很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文人既是有才华的画家，同时也精通诗文与书法。这样就提高了绘画的地位，使之从我们所熟悉的工匠技艺上升为一种自由艺术。”文人的参与，最终是使文人画被当作艺术家是表达自己感受的独特艺术方式，这种特质，正是来源于中国的书法艺术。中国的书法艺术很早就有了这样的审美方式，书法作为艺术的一种类型一开始就具有了表现的特质。文人画和书法艺术不再专注再现，不强调对外部世界的表面的摹写，而是要达到“传神”的内在精神追求。在这种认知下，绘画从“以形写神”“遗貌取神”而成为表现“意象”的造型艺术。文人画家自觉的结合书法来改变自己的画画方式。这也使得书画同源的主张顺理成章。
鉴于书法艺术和文人绘画的共通性，历代文人画家都在探索以书入画的各种可能。明代王世贞在其《艺苑卮言》一书中以画竹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述，“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无疑是对以书法之笔墨入画的一个精辟的概括。此外，尚有以八分法或鲁公撒笔法画竹叶，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画木石的说法，南唐后主李煜更曾用金错书法画竹，至于郭熙、唐棣画的树、文同画的竹、温日观画的葡萄，均由草书中得来。戴熙在《习若斋画絮》中云：“作书如作画者得墨法，作画如作书者得笔法。落笔如作草隶而适肖物象曰画。故作字曰写，画亦曰写也。”这样，画竹也称“写竹”，增强了绘画的文人审美情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人绘画艺术与书法艺术审美趋向越来越接近。这种趋同性的出现可以归结于几点。首先，文人画与书法都强调用线，线条是贯穿书法和文人画的桥梁。中国书法和中国绘画都强调“骨法用笔”的重要性，所用工具均为毛笔。书法讲究均衡和工稳，间架结构的开合、布局同样适用于中国画的法度。谢赫六法中的“气韵生动”同样成为书法创作的金科玉律。用线的质量高下，线条中蕴含的情感力度，关乎书画作品的品味高低；个人对线条的敏感性，也决定了作者艺术道路的宽度。中国绘画在材料和工具上的局限性使得其在表现空间和质感上不如西方油画的表现力度。但宣纸和毛笔的组合，在挥洒之间呈现的抽象之美，书法的点与线的控制与运用更是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其次，中国文字本身不是绘画，但在汉字形成过程中它极大地利用和借鉴了图画，运用了与图画相似的形象思维，并且在文字的书写过程中运用了绘画的思维，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观察与形象的记忆和理解，尤其重视文字所代表的客观事物的精神内涵和神情气韵的掌握。
结语
书画同源的人文特质不仅仅表现在书法和绘画的共通性。书画的“笔墨”在宣纸上造成的美感是其他绘画材料所不具备的。书画同源之“源”不是仅停留于表面的表现形式以及笔墨运用上的同源性，而是深入到书法与绘画艺术的神髓之中，具有相同的神髓、意境之源。这种审美方式也正切合了艺术的人文精神。
参考文献：
[1]（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本，《历代名画记》上海
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
[2]（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译，《文心雕龙》上
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3]（明）王世贞著，陈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
凤凰出版社，2009年12月
书画艺术论文范文4
关键词：线描 书法 书画同源
线是中国画独有的表现语言形式。线为一切绘画艺术的基础，是一切表现形式的始祖。在所有的过渡中，或许只有中国的绘画才是艺术中独有的魅力。中国的绘画在古以来就用其独特的工具和材料进行描绘――毛笔和宣纸。而线描则是通过一条条粗细变化的线条来凸显线的艺术。
线描艺术经历了中国几千年的演变，在这历史文化的河流中沉淀下了很多绘画的线描形式语言，造就了中国线描的独特艺术魅力。中国的线描艺术历代承接，就如中国的文化一样源远流长，一直到宋代线描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登上历史的舞台。
中国画是一门线的艺术，其鲜明的、明确的表现形式构成线描艺术的特性。线描在用线上讲究线条的往复、曲折、顿挫、疏密、聚散交错。在画家的手里一条线是有生命的，一条条线条一波三折，藏锋护尾，在描画的过程中无不讲究一个“无往不复，无垂不收”的原则，通过手臂，将个人内心的情感传递到毛笔上，将情感与线条结合于一体，浑然天成。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一种艺术形式与线描齐驱并驾，它跟线描有着共同的主张，有着共同的追求――书法。
1.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同样也是一门线的艺术，书法以汉字为表现载体，线描以物象为表现载体。汉字在造字上遵循着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大法则。在古代则有“六书”的说法，除此四法还有转注和假借二法。汉字的书写方式同绘画一样，都是用线来表达，以简练而又富有抽象化的线来描绘物象的外形特征。简单的日、月两字就是根据太阳圆的形状和月亮盈缺形状而创造的字体。再如“草”字繁体字是“”，其本意就是表达两束小草的形状。字的最初的状态是从图画中提炼出来的，而至于现在的简体字是为了书写和应用的方便而进行的改革。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可以说是对客观物象的升华和提升。与线描的表达有着本质的相像。所以中国画为文人画，没有“文字”哪来的修养呢？故人曰：文如其人，画如其人。一般画家都是书法与画齐驱并进，一个有修养的画家也多善于书法。
2.骨法用笔
中国线描的书写性决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书写性的入画表达的审美情趣也是文人画家所追求的。中国画一向以笔为骨，以墨为肉。谢赫在六法论中首先就提出了“骨法用笔”的主张。其主张的方式就是以书法入画，这也成为书画家的必备修养。南齐的王增虔认为：“古风肉润，入妙通灵。”其是强调骨法用笔中书写性的特征。而真正把书法和绘画融汇到一起的人是赵孟，其提出的“书画同源”理论对后世绘画的影响深远，在历史中赵孟可谓是一个发展者，集大成者。
3.书画同源
在《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在卷一《徐画之源流》记载了很多关于书法的起源和发展的学说，首次提出了“书画体说”。在这时期“书画同源”的说法并没有独立成为一个理论体系，其多以记录书画之间的共同联系，强化了“书画用笔同法的”观点，首次提出了“书画异名同体说”的见解。同时他还提出了“识书人多识画”和“工画者多善书”的观点。其独特的见解也并没有大规模的被用于书画之中，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张彦远的画论一直被文人所重视，“书画同源”与“书画同法”理论基础也深入人心，对赵孟提出书画同源的理论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理论支撑。
赵孟能文能诗，能画能书。其楷书名扬天下，与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并成为“楷书四大家”。绘画作品流芳千古，其中记录济南风景鹊、华二山的《鹊华秋色图》、还有《秋郊饮马图》、《秀石疏林图》等。其作品笔墨韵味十足，堪称之为“书画同源”的典范。赵孟不仅提倡书画同源，同时也提倡“师法古意”。正是因为其提倡“古意”讲究书法用笔的评价标准，把中国画中“画”的成分提升到“写”的意境。正所谓中国画的精神重在于“写”而非“画”。 赵孟 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赵孟在书画的主张中重写而不提倡画，他们文人在绘画的同时，把画梅叫做写梅，画竹子叫做写竹。元代柯九思诗云：“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骨、屋漏痕之遗意。”充分强调了绘画中写的重要作用，强化以书入画的观念。
结语：时过境迁，当代的画家依然恪守着“书画同源”的思想。“书画同源”的理论一经确立就被后人推崇。著名画家黄宾虹老先生曾经说：“赵孟谓‘石如飞白木如籀’，颇有道理。精通书法者，常以书法用于画法上。昌硕先生深悟此理。我画树枝常以小篆之法谓之。”黄老先生一句话道破了“书画同源”的影响之深。吴昌硕先生以金文篆刻之法入画，开创了大写意的新面貌。在美术史中关于“书画同源”的记载可谓是笔笔皆是，这也是文人画所追求的审美的理想状态。
赵孟的“书画同源”理论强调了中国画的形式美的意味，同时更凸显出线描艺术的根本。书法与线描的齐驱并进正是“书画同源”发展的必然要求。线描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书画同源”对于线的艺术本质表达的流露。
参考文献：
[1]韩玮：《中国画构图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10
书画艺术论文范文5
艺术创作要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和支撑，美学是指导艺术创作的理论依据，而古代儒家的美学思想、道家的美学观点和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是我国古典美学体系的源头活水。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于建立适应新时期艺术创作的美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典美学；书画艺术；儒家；道家；佛禅
几千年来，我国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对美的认识、思考和论述，是汇成我国古典美学理论体系的源头活水，它滋润着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书画艺术的根系，使之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奇葩。我们回味“源头之水”，旨在促进新时期艺术审美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儒家的美学思想
儒家群体以孔孟为代表，他们有很多关于审美的论断，略举一二便可窥见一斑。
其一就是孔子在老子区别理解“美”和“善”的基础上，倡导人们在艺术实践中把“美”和“善”统一起来。这就使得艺术审美有了极强的哲学辩证思想。《论语》中有两段记载说明了孔子的这个思想：
《阳货》：“子日：‘礼云礼云，玉帛
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八佾》：“子日：人而不仁，如礼
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前一段记载是说，“乐”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不只是悦耳的钟鼓之声，它还要符合“仁”的要求，要包含道德的内容。后一段记载是说，一个人如果不仁，“乐”对他就没有意义了。这两段记载都强调了同一思想：在“乐”(艺术)中，“美”和“善”必须统一起来。
笔者十分赞同北大教授、著名美学家叶朗对孔子关于“美”和“善”相统一的解释：“美”与“善”的统一，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是形式，“善”是内容。艺术的形式应该是“美”的，而内容应该是“善”的。
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正体现了孔子的这种美学思想。
王羲之《兰亭序》的艺术成就为世人公认，这幅“天下第一行书”是“美”和“善”完美统一的代表。从艺术表现形式上去体味，书圣用笔有藏有露，侧笔取势，起承转合，笔意畅达且自然精妙，结体变化多姿，匠心独运，风格古朴，神韵典雅。从内容和主题上去欣赏，文人墨客少长成集、群贤毕至，曲水流觞、饮酒赋诗，观天察地、畅叙幽情，兴谈人生之感慨，悲论生死之虚诞。这种雅集真是千年美事时过难求，这种感怀方为大彻大悟令人明心醒事。这是一幅形式和内容亦即“美”与“善”统一得尽善尽美的不朽之作。
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形式角度去欣赏，长卷幅面承载着一河两岸景色，简练的笔触、流畅的线条勾勒出千百人物情态，通幅构图主次分明、虚实相生，通过市井的繁华表现当时国泰民安的主题。丰富的内容只有长卷的幅面才能承载，众多的人物只有简练的笔触才能清晰再现，宽阔的幅面只有巧谋篇、妙布局才能使繁华得以再现，形式与内容(“美”和“善”)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其二是孟子关于“共同美感”的论述。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段话说明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人人都有相同的感觉器官，所以人人都有共同的美感。孟子的论述符合人的生理本能，符合人类对所品所见所闻等一切事物的审美共同感觉。当然，由于孟子所处时代的局限，他不了解人的美感不仅具有共同性，而且具有差异性(时代差异、民族差异和个体差异)，但单从中国书画艺术的角度去理解，他的“共同美感”观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就书法创作而言，作品的观者尽管身份不同、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喜好和情趣不同，但他们对于书法美的感悟、评判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美感”的基础之上。假如我们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刚入校门的六龄学童的初次写字作业放在一起作比较性试验，让接受过初级文化教育的人来评判二者的优劣，可以断言，没有人说王羲之的《兰亭序》不美，也没有人说六龄学童的初次作业不难看，这是人们对于艺术的“共同美感”使然。由此可见，评判和欣赏中国书画艺术是依据世人公认的“共同美感”的审美原则进行的。可以说。孟子是这个审美原则的第一起草人。
对绘画艺术的评判也是如此，这里就不做赘述了。仅从上面谈到的孔、孟两大家的精辟论述，我们就可体会到中国古典美学中儒学的成分及其对后世书画艺术创作的重大影响。
二、道家的美学观点
老子的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是老庄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子提出的“道”、“气”、“象”、“有”、“无”、“虚”、“实”、“玄鉴”、“自然”等对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形成自己的体系和特点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其中“有”、“无”、“虚”、“实”学说对中国书画艺术创作中的章法布局起着点石成金的作用。
《老子》曰：“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认为，“有”和“无”构成了宇宙万物，如：地为有，天为无，地因天存，天因地在，缺其一则无另物；就现象界来说，世间万物都是“无”和“有”的统一，或者说是“虚”和“实”的统一，统一即是美的境界。老子的这个美学论断被应用于中国书画的创作之中，使中国书画艺术创作在章法布局上有了可供遵循的原则。
“虚”和“实”，是中国书画创作中时时要体现的两个方面，它们在概念理解上是对立的。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能巧妙地、合理地将它们进行调和使之达到有机而完美的统一，这正是对老子美学思想的践行。
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单从画面形式的表层意义上看，它对构图的要求相当高，要通过多种方法(如：知白守黑、虚实相生等)使观众的视觉与感知达到平衡；从艺术审美的深层次来品味，它要体现作者的美学素养乃至启迪观众的思维并从中得到教益，撩动观众的情绪并从中享受愉悦。所以，在构图上要求虚与实相得益彰，体现老子美学思想的精髓。具体地说，比如一幅梅花的构图，如果不懂得虚实相生的道理，将繁枝密朵布满整个幅面，该虚未虚，当实未实。不分主次，不论层次，满目繁花，处处枝条，令人眼花缭乱而不知重点，观众看后必定兴味索然，评价不高。
中国书法是世界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用抽象的线条语言传情达意。相对来说，虽然书法不如具象的中国画那样通俗易懂，但书画同源，在某些方面书法与中国画有诸多相似点。清代书法家兼书法理论家包世臣在其《艺舟双楫》中讲到，他曾受到邓石如的启发，邓在谈到书法的章法布局时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这段话谈到中国传统艺术书法和绘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计白以当黑”，他倡导的做法就是在绘画的构图和书法的章法之中做到“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这正是对老子“虚实相生”美学观点的继承和实践。在书画创作中践行这个观点，不使幅面安排得过满过挤，留出必要的空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虚实相生而使画面更显空灵、更有生气。在通常情况下。对悬于展厅的一幅书法作品就其整体来看，欣赏者们不会用很多的时间从微观上考察书写者用笔的正误与否、点画的精到与否、线条的精致与否、结字的合理与否，更多地是从宏观上衡量作品的几个重要要素，如风格神韵、章法布局等，而章法布局的重中之重就在于“虚”与“实”的辩证处理上，该疏则疏，该密则密。
三、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是多学科、多门类学问的集大成者。不只儒家、道家的审美观对中国书画艺术有着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佛教禅宗的美学感悟也对中国书画艺术的创作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很难从历史的故纸堆里找到佛禅美学感悟的具体表述文字，但能从可以见到的只言片语和佛禅信徒的艺术实践和论艺言语中归纳出佛禅美学感悟的大概。佛禅崇尚精神生活，追求最崇高的境界、最透彻的觉悟、最正确的真理，这是被凡夫俗子视为玄妙学问的大智大慧。佛禅是怎样看待世间万事万物、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最高追求呢?其实就一个字：悟。怎样悟?——苦行、戒律、禁欲、禅定!在这些清规戒律的约束下讲求强制的修炼和对佛法的自悟。
古代中国书画艺术的践行者们受佛禅感悟的影响，并在对万事万物的体察和研究中“悟”出了书画艺术美学的玄机，他们或信佛体事，或参禅悟理，把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的感悟运用于书画创作过程中，使笔下之作蕴含佛禅思想的玄机妙理。历史上有很多书法大家本身就是佛禅高僧，他们以佛禅的思维方式研究书法，以苦行精神习练书法；还有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书家或与禅僧有密切的交往、深厚的友谊，或在禅学上有精深的研究。这样的实例许多朝代都有。
杨隋(炀帝)以前就有智果、怀仁等僧人把书法当作修炼自身的功夫来做：怀仁历二十年集王字成《千字文》；智永历三十年写《千字文》800本广赠各寺院。
唐初书家虞世南撰《笔髓论》，其中谈到书法时说：“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其中“必须心悟”、“澄心运思”和“神应思彻”强调的就是，要按佛禅的要求在苦练中自悟书理；中唐书家怀素本身就是佛禅中人，他的大草书法无疑是从禅悟中变出新貌的；晚唐的僧人书家释亚栖基于自己的顿悟认识到一个从未被人发现的重要规律——“凡书通则变”——这里的“通”作“通晓”解，“通晓”即彻悟，说的是只要彻悟了书法的玄机就能变出属于自己的书体来。“若执法不变，纵能人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他的这段论述正是禅悟的结晶，一语道破自悟通变、创新自立的玄妙。
宋代大书画家、文学家坡与僧人佛印过从甚密是人所共知的，他非寺中人，却通佛家理，并使自己的书画作品散发出佛禅境界的香火味。佛禅思想对坡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可从黄庭坚对他的评价中看出。黄庭坚说坡的诗、书、文具有脱尽凡俗的禅意；其实黄庭坚本人也笃信禅宗，自言“是僧有发，似俗无空，非梦中梦，见身外身”，难怪他评说坡时用禅家语以譬喻，也难怪他的书法尤其是他的行、草书脱尽唐法，尽显宋意。
不仅宋代不少书画中渗透着佛禅思想，宋以后的许多艺术美学观点也在佛禅的影响下形成。后人有言：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那么，宋尚何“意”?说到底是尚禅意，即借书画来表达他们对世事万物的别样感悟，把功名利禄、冷暖炎凉置之度外，让心灵进入幽、深、清、远、淡泊、宁静的境界。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也是著名的禅宗居士，自名其书斋为“画禅室”，他作书画喜用淡墨，章法安排力求简约疏朗，这分明是在寻求一种清谈绝俗的境界。他也常常以禅理论书论画。
清代的石涛、山人等，无心求媚以迎合时俗，笔下的画有荒寒、空寂、冷漠的禅境。笔下的字也是冷漠于世、简疏于情，同样是禅意的清苦意境，但又透出难得的清新。
民国初年，禅意书画仍为有识者所继承，不仅有人在佛禅感悟和至高精神境界的启发下创造了空灵缥缈、远离尘世般的书画艺术。还有一些自鸣清高的文人墨客也从佛禅感悟中汲取营养，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寻求虚净自足的意境。
书画艺术论文范文6
自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美术研究受到西方艺术研究方法的影响，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多的学者和书画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使中国美术的研究方法有了重大突破。艺术院校培养了美术史论研究的专门人才。随着美术考古发掘不断取得的新成果和美术创作的繁荣，美术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回顾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拟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美术理论研究以及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等三个方面，逐一论述之。
一 中国美术史研究
“美术”一词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ART， 是“五四”时期移入中国的。在此以前，中国古代的有关著作只有画史画论、书史书论等专史专论。直到本世纪中叶，这种状况没有多大改变。用现代方法研究和写作的比较系统的专史出现于20年代中期。1925年出版了潘天寿《中国绘画史》，随后，陆续出版了郑昶《中国画学全史》（1929）、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1931）、滕固《唐宋绘画史》（1933）、陈师曾《中国绘画史》（1934）、秦仲文《中国绘画学史》（1934）、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等多部史著。50年代以后，才有所谓综合性的美术史出版，如胡蛮《中国美术史》（1952）、李浴《中国美术史纲》（1956）、阎丽川《中国美术史略》（1956）、王逊《中国美术史讲义》（1956）等，同时，也有一批专史和断代史出版，如阿英《中国年画发展史略》（1954）和《中国连环图画史话》（1957）、王伯敏《中国版画史》（1961）、郭味蕖《中国版画史略》（1962）王伯敏《中国绘画史》（1982）以及王伯敏主编的8卷本《中国美术 通史》（1988）、 毕克官、黄远林合著《中国漫画史》（1986）、张少侠、李小山合著《中国现代绘画史》（1986）、薄松年《中国年画史》（1987）、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1988）、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1985）、王子云《中国塑雕艺术史》（1988）、陈少丰《中国雕塑史》（1993）等。
本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美术史研究从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初始阶段，其突出成就表现为对古代美术史料的系统化梳理，并开始对一些门类——主要是绘画发展历史的整体把握，逐渐地形成了叙述性艺术史（以绘画为代表）的现代形态。郑昶《中国画学全史》、俞剑华《中国绘画史》以及滕固《唐宋绘画史》代表了当时美术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郑昶将绘画史的发展划分成实用时期、礼教时期、宗教化时期和文学化时期的分期是独有创见的。俞剑华《中国绘画史》收入了历代画家，资料详尽，其师承、派别关系条理清晰。滕固《唐宋绘画史》则将以往艺术家本位的历史演变改为以艺术作品为本位的历史演变，把绘画风格的演变作为论述的主线。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美术史还基本上限于绘画史的单一范围，为以叙术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
本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前和同时期的考古发掘丰富了美术史资料，特别是丰富了古代美术实物资料。一些分门别类的专史和专题研究就某一方面提供了可资借鉴或印证的成果。这些都促进了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从5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不同版本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并且，展开对各门类美术发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研究者试图或努力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开始注重于精神生产与物质条件特别是社会背景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的传统的研究方法。这既是这一阶段（乃至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就。这一时期在雕塑、工艺美术以及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可观，差不多可以说，三维空间造型艺术不为史家重视的历史宣告结束。李浴、阎丽川、王逊等史家著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毋庸讳言，由于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政治及文化环境的制约，美术史研究中的一些观点还显得简单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庸俗社会学等的影响。
进入80年代以后，美术史研究又有了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一支可观的专业研究队伍，其中包括美术学专业的博士和硕士。美术学学科建设意识的觉醒和一个时期里人文学科中方法论更新的讨论，促使美术史研究对以往研究方法的检讨，并不断纠正此前研究中的某些失误。美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以及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借鉴和参照，并使研究走向深化。这一阶段的美术史研究的成就和特点集中地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一大批关于传统绘画以外的诸门类美术的专史出版，如工艺美术史、陶瓷史、染织史、年画史、漫画史、版画史、壁画史、雕塑艺术史等。专史著述使对某一门类的材料发掘和收集得更为全面，使研究更为深入，更加系统化。从总体来看，则拓宽了美术研究范围，其中不乏镇补空白的项目。
第二，对美术史中个案和专题的研究篷勃展开。自70年代末，先后举办过浙江与黄山画派、黄公望、恽寿平、清初四画僧、八大山人、石涛、扬州画派、近代四大家等相当规模的学术研究会，有的会议之后还出版了专论集。此外，还有相关的研究会成立，如石涛研究会、八大山人研究会、吴昌硕研究会、黄宾虹研究会等。
第三，两部大型美术史编撰和出版。一部是王伯敏主编的《中国美术通史》（8卷），另一部是王朝闻总主编的《中国美术史》（12 卷）。前者综合了自50年代的来大多作为教学之用的中国美术史诸版本的优长，并充实了大量新的资料，观点明确，体例清晰。后者突出的特点是，以历代美术作品与审美主体之间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为论述主线，探寻美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其主意之新、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该书于1996年完稿，正在印制中）。这两部史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美术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以上所论述的是旨在探寻美术发展规律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这是中国美术研究的主要方面。此外，还有属于发掘、整理、鉴定、编录等史料建设性的方面。后者是前者的的基础和首要条件。作为史料建设方面的美术史研究，又有两大类别：一是对文献资料和传世藏品的考据、整理、编篡、著录；二是对地下美术作品的考古发掘，即美术考古。本世纪在史料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1911年，黄宾虹、邓实开始收集编篡《美术丛书》，集历代书画、雕刻摹印、瓷铜玉石的著作，至1928年四集编竣（1947年增版），收入著作有285 种。 余绍宋编著《书画书录题解》（1932 ）将东汉迄近代860种书画论著加以分类评述，不蹈前人，言必己出。 这一时期的史料性著述还有罗振玉《雪堂书画跋尾》、《南宗衣钵跃尾》、庞元济《虚斋名画录》、王士元《麓云楼书画略》、张大千《大风堂书画录》等。50年代以后，于安澜《画史丛书》（1962）有较大影响。该书选辑自唐至清的22种画史著作，以断代、地方、别史、笔记等四类编篡，有很强的检索使用价值。俞剑华《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美术家人名工具书。《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由敦煌研究院整理编写的，该书反映了近40年间车内外关于莫高窟壁画、雕塑研究成果，内容全面，体例统一，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傅抱石《中国美术家年表》和《石涛上人年表》、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书画目录》、徐邦达编《中国书画鉴定概论》等。这一时期所编篡的主要史料有《隋唐画家史料》、《宋辽金画家史料》、《元代画家史料》、《明代院体浙派史料》以及《扬州画派研究丛书》等。80年以后的大型图录资料有《中国历代名画集》、《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雕塑史车录》、《中国工艺美术图录》、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14卷本《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以及各大博物馆收藏精品集。
这些著作者大多继承了中国人文学科学者治学的传统，从浩如烟海的文史资料中钩沉拨要，发掘寻绎，按照一定的宗旨和体例编篡成书。还有一部分作者是美术品鉴定家，他们有条件接触古代美术作品真迹或实物，积累了丰富的鉴定经验和相关的常识，从而往往就时具体作品的鉴别入手，著书立说。总之，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著述的价值更主要地体现了作为美术史深入研究的材料和依据，其中大多成为美术史学者必备的资料或工具书。
20世纪美术考古的成就更为显著。中国美术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一部分，它发生于本世纪20年代后期。首先，起于裴文中等人对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随后，又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以及浙江良渚文化遗址进行发掘，从而，对史前时期及殷商时代的石器、陶器、青铜器、玉器及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美术考古研究中，吴金鼎对于陶器的研究，容庚、郭沫若、徐中舒、唐兰对青铜器及其铭文、图案、金石及古文字的研究，陈万里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瞿中溶、关百益对汉画像石的研究，梁思成对古代建筑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还应该提到的是，岑家梧《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1941）和冯贯一《中国艺术史名论》（1940）。岑著对中国美术考古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冯著则对中国美术分类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使美术的门类突破书画的限制，扩展到包容了石窟、青铜器以及建筑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发掘成果不断出新，美术考古学者对材料进行整体化的把握并运用交叉学科的知识，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使中国美术考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原始陶器、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陶塑、杭州良渚文化的玉器、四川广汉青铜器，都是中国古代美术中熠熠闪光的伟大作品，也是中国美术研究的重要对象。至于闻名于世的陕西秦兵马俑、长沙马王堆汉墓、河北满城汉墓、西安唐代皇族墓、北京明定陵等遗址中令人惊叹的美术遗存，更是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甚至，有些考古新发现使原来美术史中的某些论述不得不重新改写。
二 美术理论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一度活跃。这同美术处在从古典向现代形态转折时期有密切的关系。美术创作自身的捩转，西方现代思潮的东渐，以及一批批学子留学归国后兴办美术教育等，都是促使美术理论活跃的重要因素。美术理论研究也分两部分，即偏重于对美术现状及发展趋向的评论和偏重于美术美学的基础理论。
世纪之初，评论性的美术理论是相当活跃的。这些理论的提出者人多面广，不仅有美术史论学者，还有文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改革家等。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1917）和吕徵、陈独秀《美术革命》（1918）中都提出对中国传统文人画进行“美术革命”的主张。1919年前后，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演说著文，主张中西文化融合，采西洋所长。鲁迅发表过多篇关于美术的文章，提出艺术为人生，拿来主义等观点，对于版画创作及有关方面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徐悲鸿《中国画改良论》（1920）提出“守、改、增、融”的改革主张，认为应该用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高剑父《我的现代画〈新国画〉观》和高奇峰《画学不是一件死物》都主张中外古今的折衷。林风眠《东西艺术家之前途》（1926）、《重新估定中国画的价值》（1927）主张调和中西艺术。民国初年，林纾《春觉斋画论》认为“法律须尊古人”，反对吸收西方绘画。金城《学画讲义》（1921）认为画无新旧，应“守古人门径”。此外，同光《国画漫谈》、倪贻德《新的国画》（1928）、胡佩衡《中国山水画写生问题》（1921）、贺天健《我对中国画之主张》（1934）以及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1937）等都先后对中国画的发展发表了文章，阐述了各自的见解。这些理论大致上分为以西画取代中国画，对中国画改良和折衷，以及反对改革而独守古人门径的三种基本观点。
作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者大多受到外来美术理论或美学的影响，有些人曾经翻译相关的著作后又才投入美术理论的研究。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著作体例与传统的画论已经拉开了很大距离。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1921）对文人画的界定和价值作了精辟论述，是近代文人画研究的奠基之作。刘海粟《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1931 ）及《国画苑》（1935）在对谢赫六法论的研究中应用了西画批评的概念。 傅抱石《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1935）以及《中国绘画思想之进展》（1940）等著作，考察了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的发展规律以及画家创作时的精神状态。邓以蛰《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论》写于三、四十年代之交，以史论结合的方法对中国画研究自成体系，提出中国画的发展分期和中国画“生动与神合而生境界”的美学结构。宗白华《中国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义》（1935）及《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1949）等论文从直观的方法揭示了中国绘画美学的特征。此外，吕徵《美术概论》（1923）与《晚近美学思潮》（1924）、林文铮《何谓艺术》（1931）、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伍蠡甫《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1944）以及钱钟书《谈艺录》（1947）等在当时美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著述，是对书法、工艺、雕塑与建筑等门类的专题研究。如：黄宾虹《古印概论》（1930）、沙孟海《印学概论》、胡小石《中国书学史绪论》（1943）、商承祚《说篆》（1943）、权柏华《古瓷考略》（1930）、邹朱崖《刺绣源流述略》（1930），莫天一《塑述》（1930）、张充仁《雕刻的必要因素》（1941）、朱培钧《雕刻泛论》（1944）、姜丹书《中国建筑进化谈》（1929）、张俊kūn＠①《建筑艺术》（1941）等。
20世纪上半叶美术理论研究状况大致如上所述。其中学术专著较少，大部都是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这一时期，曾有许多美术期刊创办，从1911年至1949年间全国美术期刊、特刊、增刊等累计近四百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期刊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不少是只出刊几期甚或一期即告终止。
50年代以后，美术理论研究跨进一个新的阶段。美术院校史论系或史论课程的设置，逐渐造就了一支可观的美术理论队伍。美术期刊、报纸副刊的定期出版和诸多美术专业出版社的建立，都为美术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前优越的条件。当然美术创作的活跃与繁荣是促使美术理论发展的直接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美术理论研究又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
在前一阶段里，美术理论研究的内容比较集中，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主要是现实主义美术理论，以及相关的美学和美术创作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1950）、《新艺术论集》（1952）、《面向生活》（1954）、《一以当十》（1959）、蔡仪《新艺术论》（1951）、《新美学》（1951）《现实主义艺术论》（1958）、王琦《新美术论集》（1951）、《艺术形式的探索》（1981）、温肇桐《中国绘画艺术》（1955）、《力群美术论论文集》（1958）、洪毅然《美学论辩》（1958）、吕荧《美学书怀》（1959）、朱光潜《美学批判论文集》（1958）、《谈绘画》（1958）等。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关于工艺美术研究的论著，例如：吴劳《工艺美术论文选》（1963）、童书业、史学通《中国瓷器史论丛》（1956）、傅扬《青花瓷器》（1957）、沈从文《龙凤艺术》（1960）、庞薰＠②《图案问题研究》（1953）、黄考yáng＠③《湘绣》（1959）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对古代及近现代画家研究的著作，它们介乎于史论之间，或可视为对美术史中的专题研究。总之，这一阶段的美术理论研究基本上限于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的美学思想。在研究方法上也比较单一。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由于政治上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流行，艺术工具论盛行，彼时的美术理论大多流于片面和肤浅。
进入80年代以后，经过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美术理论研究走向正常，并蓬勃地开展起来。某些所谓研究禁区逐渐打破，从而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也促进了研究的深化。美术创作思潮的空前活跃，表现手法的多向探讨，使偏重于美术现状与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得到充分的发展。思想理论界以及相关人文学科中的探讨和争鸣对美术理论研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80年代的十年中，批评性的美术理论研究大致上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所谓热点问题的讨论而高潮迭起。例如，在美术理论界先后展开了关于人体模特及裸体艺术（1929）、美术创作中形式与内容、抽象美问题与自我表现问题（1979、1980）、中国画是否“穷途末路”的问题（1985）以及美术新潮问题（80年代后期）。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探讨，不仅同彼时美术创作思潮与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当时思想界、文化界集中讨论的热点问题也具有内在联系。在上述问题的讨论中，势必涉及到一些关于美术特征、性质等基本理论，以及美术的文化价值和意义等。这些讨论大都是以文章表述的，刊登文章的主要阵地是《美术》、《江苏画刊》、《美术研究》、《美术史论》、《美术思潮》、《新美术》、《朵云》以及《中国美术报》等。
美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此阶段特别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高潮、进入80年代以后，美术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陆续毕业，成为美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基本力量。在解放思想、开拓思维空间的同时，文艺理论界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也充实、更新和改进了美术理论研究的方法。对美术基础理论的研究是多维向的；有审美心理方面的研究，如王朝闻《审美谈》（1986）、《审美心态》（1989）、翟墨《艺术家的美学》（1989）、丁宁《美术心理学》（1994）等；有对艺术发生学方面的探讨，如邓福星《艺术前的艺术》（1986）、刘骁纯《从动物的快感到人的美感》（1986）、张晓凌《原始艺术的精神》（1992）等；有探讨传统书画基本原理的研究，如徐书城《中国画之美》（1989）、董欣宾《中国画对偶范畴论》（1990）、韩玉涛《中国书学》（1991）等；有研究民间美术的著作，如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的观念》（1992）、潘鲁生《中国民间美术工艺学》（1992）、《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1995）等；有探讨美术基本范畴和原理的著作，如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1991）、王宏建、袁林编《美术概论》（1995），有美术比较研究的著作，如邓福星《绘画的抽象与抽象绘画》（1990）、陈建初《智巧与美的形观——中西建筑文化比较》（1991 ）等以及《中国图案比较》（1996）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有陈醉《裸体艺术论》（1988）、 徐建融《心境与表现》（1993）、李广元《东方色彩研究》（1992）等。
三 外国美术研究
中国学者对外国美术的研究，是从翻译和介绍开始的，而且，对外来美术史论的翻译和介绍一直同对外国美术的研究并行。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介绍外国美术以及有一定代表性的外国美术史论著述，是对其进行研究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从20年代至40年代末，特别是在20年代和40年代的20年间，是介绍和研究西方美术的一个相对高潮时期。一大批学子纷纷出国留学，他们在引进西方美术教育、美术创作的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美术史和美术理论著述，对外国美术的传播者和研究者中，不仅有美术家和一般的美术史论研究者，而且还有作家和人文学科学者。对外国美术及其理论引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发表在当时为数众多的美术报刊上的文章。有些期刊还特别侧重于对西方美术的介绍和传播，如上海出版的《中华美术报》、《美术》、《艺术界》、《美育杂志》、《亚波罗》、《艺苑朝花》、《上海艺术旬刊》（后改名《艺术》）、《美术杂志》、杭州的《中央画报》、《艺风》，南京的《中国美术学会季刊》等都登载过在当时产生过相当影响的评介西方美术的史论文章，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丰子恺《西洋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纲》、《西画论丛》（1937）、陈之佛《西洋美术概论》（1934）、《西洋绘画史话》（与陈影栋合著，1940），李金发《意大利艺术概要》、《十九世纪法国三大雕刻家》、李鸿梁《西洋最新的画派》、汪亚尘《国画与洋画》、岑家梧《史画艺术史》（1937）、《图腾艺术史》（1938）等。当时的一批翻译过来的著作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板垣鹰穗《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译）、顿拉克《阿波罗美术史》（李朴园译）、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阿美其里斯《美术考占一世纪》（郭沫若译）、里德《今日之艺术》（施蛰存译）等。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引进中国的外国美术主要是苏联美术和一部分欧洲古典美术。在理论上，则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艺术论著和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理论，除此以外的内容，基本上被拒之于国门之外。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文化艺术交流频繁，苏联美术及美术史论著述的中译本蜂涌而入。实际上，这种文化交流并不对等，苏联的艺术成为中国艺术发展的示范，所以，中国美术界基本上是被动的接受，而缺乏批判性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苏联美术的研究著述是不多见的。对于欧洲古典美术的研究著述大多为编著，而且也比较简略。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西方美学和一些东方国家的艺术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例举的著作有：倪焕之《苏联美术》（1951）、唐德鉴编著《希腊雕刻简史》（1955）、常任侠《中印艺术因缘》（1955）、《东方艺术丛谈》（1956）、江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美术》（1952）、朱龙华《希腊艺术》（1962）、丁文光《犍陀罗式雕刻艺术》（1963）、丰子恺《雪舟的生涯与艺术》（1956 ）、王文秋《匈牙利的造型艺术》（1957）等。此外，还有关于乔托、提香、达芬奇、米开兰琪罗、 拉斐尔、戈雅、德拉克罗瓦、米叶等西方美术家和列宾、苏里抖夫、希施金、列维坦等苏联美术家介绍的著作。朱光潜《西方美术史（上、下）》（1961—1964）、汝信、杨宇《西方美学史论丛》（1963）也成书于这一时期。还应该提到的这一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的一批译著，如涅陀希文《论艺术中的典型问题》（杨成寅译．1954）、《艺术概论》（1985）、梁斯柯芙丝卡娅《列宾评传》（严摩罕译．1958）、约翰雷华德《印象派画史》（平野、殷鉴、甲丰译，1959）、锡德尼芬克斯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赵沣译．1964）等。
从以上所引著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外国美术的介绍和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同时，这期间的介绍和研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例如，只介绍苏联和东欧少数国家的当代美术，引进有限的艺术流派、艺术理论和艺术思想，阻隔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美术及其理论的引进，特别是西方正在盛行的印象派之后的美术。并且，由于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不适当介入，对于欧美艺术特别是欧美流行的现代艺术及思潮，缺乏实事术是的分析与评价，在认识中带有主观片面性。以至在始于60年代中期的文革十年中，对外国美术的介绍与研究告于中断。
70年代末，外国美术研究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如果说，此前两个阶段对于外国美术更偏重于介绍，所及范围还比较狭窄，所及内容还比较浅显和零碎的话，那么，在这新的研究高潮中，研究的成分则大大加深了，所及范围也大大的拓宽，所及内容也比较深入和系统化了，仅在80年代的十年当中，翻译过来外国美术史论著作就有七十余部。这些译著对于外国美术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外艺术家的展览，频频来中国展出，与之相关的美学、哲学、史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外国学术名著也纷纷移译入境，中外特别是中国同欧美国家的文化艺术有了更多的交流。这为外国美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时期里，研究外国美术的中国学者也比以前增多了。美术专业期刊几乎都辟有外国美术介绍与研究的专门栏目。从下面所列举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中，也略约地反映了在这一阶段里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如：李浴《西方美术史纲》（1980）、吴甲丰《印象派的再认识》（1980）、常任侠《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1980）、迟轲《西方美术史话》（1983）、刘汝醴《古代埃及艺术》（1985）、张少侠《欧洲工艺美术史纲》（1986）、穆永麟《西方美术史略》（1986）、朱铭《外国美术史》（1986）、邵大箴、奚静之《欧洲绘画简史》（1987）、王琦《论外国画家》（1987）、吕澎《欧洲现代绘画美学》（1989）等。
在这一阶段翻译过来的数十部著作中，影响较大的有：《罗丹艺术论》（沈棋译，1978）、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常任侠译，1978）、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等译，1986）、贡布里希《艺术发展史》（范景中译，1988）、雷、Η、肯拜尔等《世界雕塑史》（钱景长译1989）、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刘萍君译，1979）等。比较有影响的译丛有：《现代美术理论翻译系列》（四川美术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美术理论译丛》（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西方现代美术史美术理论翻译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
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外国美术研究热潮是空前的，它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国民视野的大拓展，是中国对西方文化艺术的全面开放和接受。从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在美术学研究中的反映。它之所以呈现为一种热潮，还因为在经过长时期的封闭以后，人们怀有逆反的心态和好奇的心理，从而形成一种爆发性的态势，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在作为美术学研究的一个领域里，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忽然面对新颖的研究对象，并接触到异域学者特有的思考方式和表述方法，这就促使他们自觉与自觉地会对中外艺术加以比较，自觉不自觉地汲取外国美术研究方法中的优长，这对于美术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就观念和思维启迪的意义上说，对外国美术介绍和研究的意义，也许并不仅仅限于美术研究自身的范围。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方右加方下加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