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制度范文1
摘要：野生动物资源的所有权归属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利用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对于其权利归属，目前大致存在两种对立的制度，即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制度和私人所有权制度。二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笔者将分别对这两种制度的利弊进行分析，并结合现行法律的规定，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野生动物资源，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0-0217-01
一、野生动物及野生动物资源的概念
野生动物是指生存于自然状态下，非人工驯养的各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软体动物、昆虫动物及其他动物。或者虽然已经短期驯养但尚未产生进化变异的各种动物，包括但不限于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类，鱼类等，无论活体或死体，包括其任何身体部位和衍生物。可以分为四类：
1、珍贵的、稀有的、濒于绝灭的野生动物，如大熊猎、虎等；
2、有益野生动物，指那些有益于农、林、牧业及卫生、保健事业的野生动物，如食肉鸟类蛙类、益虫、益兽等；
3、野生动物，指那些较多经济价值较高，可作为渔业，狩猎业的动物；
4、有害野生动物，如害鼠及各种带菌动物等。
而野生动物资源，之所以为资源，是强调其“可用性”，所以野生动物资源应该是指以上所说的前三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家所有的野生动物资源是指受保护的野生动物，即珍贵和濒危的野生动物。
二、我国关于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方面的相关立法规定及分析
在我国，相关法律承认的均为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的法律制度，在相关法律中也有明确规定，如《宪法》第6（2）条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野生动物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具有很大的利用价值，应属于上述法条中的其他资源一项。
在《物权法》第49条中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此条争议很大，如梁慧星教授认为在法律许可的限度内, 野生动植物可依先占制度取得。
在动物园、牧场、承包的池塘等有管理人的土地上的动植物以及家养的动植物, 不得依先占取得。捕获的动物或驯养的动物恢复自然状态后, 可依先占取得。即可以看出梁教授不赞成野生动植物资源归属国家所有，主张以先占为主的多重所有权制度。
另外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条中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这种所有权不依野生动物所依存的土地或水体的所有权而改变。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野生动物资源归国家所有。
三、两种权利归属制度的比较分析
首先，关于野生动物国家所有权制度，我国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决定了我国主要的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只能归国家所有。正如我国宪法和民法中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专有，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因此，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的主体是国家，这就明显地表明自然人和法人不得享有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但是我认为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组成部分的野生动物并不专属于国家所有，自然人和法人均可享有野生动物的所有权，不应直接将其归为国家所有。野生动物资源所有权由国家享有的最充分的理由在于保护好野生动物资源，对生态环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再者，国家所有权可以有效地防止生物海盗，并且有力地阻止生物资源的流失。并且对于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对野生动物所持的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观念，有很大的帮助性，从而能够更有效的保护野生动物。但国家所有制度也有其弊端所在，例如一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濒危野生动物便因此受到了威胁，由于没有具体的某一自然人或法人能从保护野生动物这一共有资源的生存中的得到激励并获得直接的好处，其保护责任没能真正地被调动起来，而偷猎者反而可以不付任何饲养的成本就从中获利，这便导致了野生动物得不到真正的保护。
然而，其缺点也是存在的，在美国不少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倾向的经济学家提出过这样的方案: 拯救珍稀动物的唯一方法是建立私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并且规定只有富裕的猎手们付出很高的费用才有可能在保护区内旅行消遣。这样, 保护区的私有者即便是出于长期维护很高的收益, 也会想尽一切办法使区内的动物种群维护繁荣的局面。但是在我国，是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只有国家才具有强大的经济保护能力和资源调动分配能力。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案不是十分的符合我国的现有国情。
四、建立多元化的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及其保护立法建议
依照我国现有国情以及我国的珍稀野生动物主要分布在偏远的原生态地区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实行以国家所有制为主，私人所有制为辅的多元化野生动物所有权制度。
首先，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在我国现状下，具有很大的优势所在，符合我们的公有制国情，利于国家通过行政方式来统一保管和保护野生动物，并从立法司法上确定保护方式和对损害野生动物保护的行为如何通过法律制裁。另外，如今自然环境受人类影响很大，并不完全符合地理地域特征，原本适合某种野生动物的生长环境或许随着人类的开发等因素变化很大，所有权归国家，国家可以通过区域调动，使此种野生动物迁移到最适合繁衍生长的地区去，这样更加有利于保护野生动物。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野生动物所有权体系，可以加入一些私人承包的辅助制度，对于一些保护要求相应过低的野生动物群体，可以由其生长环境附近的居民进行区域承包保护，但其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给付保护费用，这样可以使当地部分有能力有条件实施保护的居民从中获得一定的收入，也能使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任具体分配到个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同时也减轻国家的压力。
再者，可以按照野生动物的物种来划分应更科学些，将同种或者在生活习性方面相关的物种放在一起保护，从而更加有利于野生动物的繁殖，保护。或者按区域划分自然保护区，按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地理特征自然环境划分，统一保护规划，并且由国务院统一规划部署，下达到各地方政府，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体系；
最后，在立法司法方面应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立法，细致立法，明确损害野生动物的责任制裁方式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在司法方面，加强司法，防止地方政府为了减轻自身保护不到位的责任，而采取保护隐藏案件的行为，明示化司法，在办理此案的同时，对其他人也形成警示作用。同时，可以加强对社会公众有关野生动物保护的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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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野生动物 资源保护 现状 对策 研究
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是当前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文化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国际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共同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涞源县东临易县和涞水，背靠蔚县灵丘、小五台，西倚千里太行，换宝恒、太二山脉。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现就涞源县野生动物资源与保护现状以及相应的保护对策探讨如下：
一、野生动物资源现状
1.涞源县总面积367.2万亩， 其中山场面积305万亩，占全保定市山场面积的四分之一，全县总面积的83%，其中有林地129万亩，疏林地6.5万亩，灌木林地70.5万亩，未成林造林地16.2万亩，苗圃地0.03万亩，宜林荒山地96.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5.1%，森林覆盖率的上升，有力改善了全县的生态环境条件，造就了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气候特点，由于多种因素影响，野生动物除野猪、麻雀、等少数种类种群数量迅速增加外，总体上呈现种类减少、种群数量降低的趋势在全县境内，曾经生存过的老虎、狼等动物现已不见踪迹。
2.据调查统计，涞源县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区系组成，包括历史记载和近年调查，陆生脊椎动物149种。其中，部级保护野生动物有21种，包括褐马鸡、斑羚、豺、金雕、黑鹳、豹、兔等，河北省重点保护陆生动物12种，部级保护的有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85种，鸟类、兽类其中有猫头鹰、鹰、狐狸、山鸽、乌鸦、野狸，布谷鸟、石鸡、山羊、狍子、野猪、喜鹊、野兔等，这些野生动物已有三分之一的物种列入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
二、野生动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据史料记载分析，历史上涞源县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远远高于目前的资源水平，但实际上除少数物种外，涞源县的野生动物资源已十分稀少，有些已成为濒危品种，涞源县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不够健全，专项资金不足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的部门主要有农业、林业、渔业、工商、公安、环保、水利、旅游、交通等，在这些部门中，野生动物保护都不是主要职能，加上多部门交叉管理，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并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又是一项公益性、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人员和资金，执法水平低下，以罚代法、有法难依、执法不严或放弃法定职责现象时有发生，野生动物保护执法不到位普遍存在。由于资金不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的宣传、培训、执法以及资源调查等工作难以展开.特别是涞源县候鸟保护任务相当繁重，急需建立的乡村护鸟联保网络组织体系由于没有专项经费难以落实，而直接影响到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
2.经济利益驱动，资源消耗过量
近年来，市场上对野生动物的需求量较大，特别是各大宾馆、酒店经营野生动物已具普遍性.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导致非法猎捕、经营鸟、蛇、蛙等野生动物的现象时有发生.凭借现有的执法管理力量，难以达到有效管理，大量消耗了有限的野生动物资源。
3.野生动物保护与维护群众利益的矛盾
保护野生动物，必须兼顾群众利益.近年来，因保护野生动物，经常造成林农的庄稼受到不成程度的损毁，国家至今没有明确规定补偿标准和具体实施补偿方案，致使群众保护野生动物逆反心理加剧，对野生动物保护十分不利。
三、保护对策
保护野生动物对维护区域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野生动物保护已不再是被动消极的保护，而是挽救与持续利用相结合，挽救与恢复重建相结合的积极行动。小则涉及一个地区持续发展，大则关系到全球生态系统维持，是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必须重视的重大问题。
1.建立协调机构，严格规范管理
保护野生动物是一项社会工程，涉及面广，牵涉到数个行政主管部门，各个部门有各自的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或专业管理机构，配足专业技术人员，来实施严格规范的管理。
2.建立补偿制度，完善补偿机制
野生动物保护与经济发展，既对立又统一，对因保护野生动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国家应给予补偿。因此，国家必须制订相应的补偿标准，使补偿机制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从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保护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3.加强科普宣传教育，普及野生动物知识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野生动物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认识和行动，因此要加强宣传力度。一是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重点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及保护措施。二是开展科普宣传活动，利用野生动物图片、标本、活体动物展览进行宣传。三是开展小学野生动物课堂教学，通过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氛围，增强全体人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4.加大对破坏野生动植资源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在保护区内行施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职能，积极组织配合林业公安、林政执法、工商部门严格执法，做到有法有依，违法必究，通力协作，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严厉打击乱捕乱杀，走私、倒卖野生动物的不法分子。一是建立群众举报箱，检查酒家、饭店、农贸市场、车站等关键部位，狠狠打击不法分子；二是整顿野生动物经营管理秩序，认真执行凭证经营制度，并严格控制经营范围，同时严肃做好审核及限额颁发许可证工作；三是认真做好野生动物的放生救护工作。
5.加快涞源县驯养繁殖事业的发展
本着“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涞源县在管理好野生动物经营市场的同时，还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饲养各类野生动物，目前，涞源县有野生动物饲养场14家，林业局主管部门不仅在政策、技术上给予扶持、帮助，还积极为其寻找销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6.加强自然保护区、湿地、栖息地的建设和保护工作
自然保护区、湿地、栖息地是野生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有效措施。涞源县继续坚持“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利用”的方针，根据全县实际情况走出一条护养用全面发展的路子，要把野生动物作为一个行业来管理，使其成为一个产业，走自己养自己的道路，做到保护与发展并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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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野生动植物资源；生物多样性；立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2―0087―05
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是环境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却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们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疯狂掠夺，已使我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加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力度，我国刑法设立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现行刑法在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加强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综观我国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一、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缺陷
1 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性质认识及归类不准确
我国现行刑法分则基本上是按照犯罪客体种类进行编排的。我国刑法将绝大多数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归入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这就表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但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规定的犯罪来看，大部分都不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这种规定并未真正反映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按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去衡量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会出现定罪不准、量刑不足的问题。它让人觉得国家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而是为了维护管理制度才对此类犯罪进行制裁的，从而降低了国家惩治环境犯罪包括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价值和地位。
2 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狭窄
从罪名的设定上看，1997年新刑法规定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主要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和国家重点保护的动植物。将需要法律进行保护的野生动植物限定于珍贵、濒危的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植物，这就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行为不能被定罪处罚，非常不利于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确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许多国家法律保护的野生动植物的范围都非常广泛，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我国刑法也应规定覆盖面更为广泛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范围，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3 罪名设置和规范结构不科学
一是罪名设置不科学。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中，绝大多数犯罪没有明确犯罪对象到底是纯粹野生的，还是包括人工养殖的，这种不确定性就给刑事诉讼中行为人行为的性质认定增加了难度，很可能直接影响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在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罪名设置的不科学直接导致了犯罪对象的不统一，这无形中为执法者和守法者制造了思想上的混乱，进而可能会影响到司法认定的准确性以及司法的效率和公平。刑事立法在修改时，应当从法律的系统性、协调性出发，将罪名间所体现的犯罪对象的矛盾之处予以修改。
此外，非法狩猎罪与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两罪客观上都是非法狩猎或非法捕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但两罪的侵害对象却不相同，前者以普通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后者以陆生和水生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经济、科研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为对象。普通的水生野生动物则属于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对象范畴。笔者认为，以侵害的对象是否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作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标准不尽合理，易给司法实践带来不必要的混乱。
二是规范结构不科学。1997年刑法有关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绝大部分是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这就使所参照的法律法规的数量和立法质量直接左右相关罪名的认定难度。实践中办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案件，涉及到要参照《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等诸多法律法规，操作上的不便和烦琐显而易见。另外，随着1997年新刑法的实施以及相关刑法修正案的出台，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经与现行刑法严重脱节，影响了刑法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中应有作用的发挥。而国家林业局、公安部《关于森林和陆生野生动物刑事案件管辖及立案标准》属于越权解释，并且对水生野生动物未作规定，无疑给执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
4 对影响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的部分行为没有进行刑法规制
一是《刑法》遗漏了对破坏自然保护区、草原等行为的刑法规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对有效地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是濒危物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稀有动物和濒危动物的重要栖息地的毁灭会造成生物种群灭绝，因此，我国刑法典有必要专门设立破坏自然保护区这方面犯罪的规定。草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涵养水源、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它也是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基地。我国目前草原植被被任意破坏，草原上的珍贵野生动植物遭到掠夺性的乱捕乱挖，造成草原面积减少，草场退化、碱化、沙化，水土流失急剧扩展，草原生态平衡严重失调。然而，对此类问题的刑事处罚却无具体刑法条文可依，在刑法中急需设置破坏草原罪的罪名。
二是我国刑法在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只规定了非法猎捕和杀害两种行为。该罪的规定不包括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单独设立专门的罪刑条款来惩治伤害、虐待动物的行为。正是由于刑法没有将伤害动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所以才导致刘海洋案件出现后发生争论不休的状况。
5 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不科学
一是刑罚过轻。我国现行刑法关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规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刑罚过轻，普遍轻于近似的财产犯罪。1997年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规定。如刑法规定盗伐林木罪的最高法定刑是十五年有期徒刑，而盗窃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死刑，这是不合理的，因为林木的生态价值远非实物能比。再者，对单位犯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对单位要判处罚金。那么，对单位犯罪与单位违法哪个应处重罚?理论上讲对单位犯罪的处罚应当高于单位违法。事实上单位所受行政
处罚中消灭法人的处罚远比对单位所受刑罚要重，这就造成刑法威慑力的减弱。一些主张轻刑化的国家对实施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规定的刑事罚则同惩治其他犯罪的刑罚相比是更为严厉的，而我国的刑事立法却实行的是轻刑化，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这是不合时宜的。这也体现了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中对生态效益考虑的欠缺。
二是刑罚种类过少。在我国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事立法当中，主要有自由刑和财产刑两种刑罚，这样的刑罚种类过于单一，尤其是对单位犯罪来讲更是如此。如前所述，单位犯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的，对单位要处罚金。但是，罚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仅仅是附加刑，这无形中降低了对单位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否定性评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对此类的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一种处罚方式，这本身就造成了刑罚力度的弱小和刑罚方式的单一。应该在刑罚措施之外，扩大非刑罚措施的适用范围，将多种刑罚措施综合运用，这样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综观国外环境犯罪，普遍规定了多种刑罚手段，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在第二十六章“生态犯罪”里共规定了七种刑罚：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劳动改造；拘役；罚金；剥夺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强制性工作。仅在第256条“非法捕捞水生动物和植物罪”中就规定了五种刑罚。对这样多种刑罚手段的规定值得我们借鉴。
二、我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立法完善
1 增设“破坏环境资源罪”专章，并在其中设置“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专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
笔者认为，破坏环境资源罪除了侵犯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管理制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直接侵犯公民的环境权，并间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物的危险或损害。因此，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其中，环境权是主要客体。不应该将破坏环境资源罪所保护的价值及其所体现的特殊社会关系简单地归入一般经济秩序或其他一般犯罪客体。将主要侵犯环境权的破坏环境资源罪单列为一章，既符合刑法分则犯罪的分类理论和规则，又使对破坏环境资源罪的制裁更多地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使公民自觉地爱护环境，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而野生动植物资源是环境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破坏环境资源罪中专设“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一节，将直接针对野生动植物的犯罪纳入其中，有利于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罪体系的完整以及罪与罪的协调统一，从而有利于对此类犯罪的认定和打击。
2 扩大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对象和内容规定得过于单一、片面。笔者认为，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应对刑法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做出重新界定，确保保护对象的完整性和最适宜的范围。从我国刑法目前的规定看，其出发点是肯定对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利用的，只是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特殊保护。但是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原因，各物种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并且各物种间具有相互的制约作用，一种物种的灭绝可能引起若干物种在一个地区的消失，各物种的数量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法律难以预料具体哪一类物种才是迫切需要保护的，而且法律规定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法律需植根于内心，尤其是刑法，急需建立环境刑法的内在合理性。现代生态学理论告诉我们，每一种动植物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野生动植物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维持生态系统相对平衡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在对其刑法保护上有清醒的认识，从野生动植物的自身价值来确定刑法保护问题，勿要以人之好恶，将一个物种推到不公平的境地。在扩大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植物范围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境的重要意义，把对生境的保护提升到与保护野生动植物同样重要的高度。
3 罪名罪状的设置上应当进一步合理化
针对现行刑法中部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存在法条竞合、犯罪对象模糊不清的情况，应当从保持刑法体系内部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角度出发，对相关条文进行修改和整合，确定较为科学和便于司法操作的罪名。
一是明确犯罪对象。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具体犯罪中的犯罪对象到底属于野生动物还是驯养动物，或者既可以是野生动物也可以是驯养动物，应进一步明确规定出来，以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笔者认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犯罪对象，应明确规定为野生的水产品。如果行为人非法捕捞人工繁殖的水产品，则应按盗窃罪或破坏生产经营罪等犯罪论处。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犯罪对象明确规定包括人工繁殖的珍贵、濒危动物。同时，为了保持此类罪内部的协调统一，将这些罪名相应地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及走私珍贵濒危动物、珍贵濒危动物制品罪。
二是将非法狩猎罪修改为非法猎捕、杀害野生动物罪。做这样的修改有三个目的：一是使之区分于上文提及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动物罪，突出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重点保护，并同时基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考虑，便于保护其他野生动物；二是取消非法狩猎罪的规定，可以消除公民认为在非“禁猎区、禁猎期”进行狩猎为法律允许的误解；三是这样立法既减少了过多的法条竞合罪名，又使刑事立法跟随时代的需要，加强了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
三是修改并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使之与刑法相衔接。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事立法应遵循协调原则，即保持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刑法体系内的协调。协调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内的各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法律法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与现行刑法关系的关键，就是要严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准确适用刑法典。为此，首先应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中有关刑事责任的条款，并根据刑法中新增加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犯罪增加相应的刑事责任条款。其次，以决定、补充规定的立法方式对相关环境法和资源保护法中援引新刑法的有关条款作出明确规定。此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环境资源刑事立法方式，对在《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环境资源保护法中规定有罪行罪名的刑事责任条款，而新刑法中又无相关罪行罪名刑罚的犯罪，作出具体刑罚的规定。这样就可以使不完整的刑法规范变成完整的刑法规范。
4 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等新罪名
野生动植物资源与人类及土壤、水、空气等因素构成生态环境系统。这一系统正常协调的运转，是人类繁衍与发展的前提，而构成这一完整系统的各种因素无论缺少哪一环节，人类都将面临
灭顶之灾。因为其中任何一种都是其他因素赖以生存的条件。诸因素相互依存，才使生态保持平衡。
一是增设破坏自然保护区罪。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了类型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功能比较健全的网络，使85％的陆地生态系统、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国家重点保护的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60％的高等植物和130多种珍贵树木的主要分布得到了较好保护。设立自然保护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效不能说不显著，但是，破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种源地的行为在各地仍不时发生。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自然保护区法》，对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为在刑法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进行惩治。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在刑法上设置一个破坏自然保护区罪非常必要。
二是增设破坏草原罪。我国草原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少，人均占有草原为0.33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中国有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加剧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草原过牧的趋势没有根本改变，二是不合理开垦、工业污染、鼠害和虫害等对草原的破坏，三是乱采滥挖等破坏草原的现象时有发生。草原的破坏已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草原的作用又非常重要。因此，应当增设破坏草原罪，以改变惩处破坏草原的行为仅在2002年修订的《草原法》上有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而在刑法上却无相应罪名的局面。
三是增设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故意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使野生动物身体残缺，进而失去生存能力而死亡，与捕杀行为无异。西方一些国家早已将之规定为犯罪，且扩大到一般的动物，如《法国刑法典》第五卷全一章为“对动物的严重虐待或残忍行为”，规定“公开或非公开地对家养、驯养或捕获的动物实行严重虐待或施以残忍行为的，处2年监禁并科30000欧元罚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伤害、虐待一般动物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尚不现实，但处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的行为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规定伤害、虐待野生动物罪的罪状及其法定刑，以遏制此类行为的发生，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避免再出现类似刘海洋案的尴尬立法境地。此外，还有一些新罪名也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发展而建立起来。
5 改革和完善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及刑罚制度
根据刑法科学化的要求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特点，建立适当的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制度乃是我国刑法改革和完善环境刑事立法的必然要求。
第一，应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充分发挥其惩罚与补偿作用。以财产刑代替自由刑或生命刑，是现代刑法转换刑罚机制的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惩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时其有效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中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行为人受经济利益所驱动，且单位犯罪也为数不少，对犯罪者处以财产刑，可以从经济上剥夺犯罪所得利益或消除其重新犯罪的条件，符合刑罚目的。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财产刑运用得当，可以兼具惩罚和补偿的双重作用。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适用财产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甚至可以为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系统工程落实一部分资金，直接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推行，其意义更加非同寻常。我国现行刑法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罚金刑处罚数额偏低，这不利于对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的打击。我国现存刑罚体系中的财产刑应当成为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行为控制对策中广泛适用的刑罚手段，并适当提高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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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世纪初，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对野生生物物种繁杂性以及物种安全的保护日益增加。大陆存留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力度和范围日益增加，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生物物种特别是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性法律出台，虽然各自然保护区均有一定的政策制度，但全国面上法律框架的欠缺，给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带来了一定的困境，所以着实应当从法律保障机制的建构方面对其加以探讨研究，以促进相应法律保障机制的建构及完善。做到在保护我国等野生生物物种资源领域，有法可依。
关键词 野生生物物种保护 法治保障 运行体制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11-014-02
时下环保领域，生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已经占据相当大的篇幅和内容，成为研究者们重点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它不仅涉及生物物种安全保护，更是整个社会层面安全框架建构的重要的组成部件之一。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由其天然性所决定，破坏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生命链条，往往带来不可逆的破坏性摧残，是人类所犯下的重要罪行，并将直接阻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建构和完善。
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十分丰富，但较之于国家人口数量的迅猛发展、对动植物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其他地区动植物物种的入侵、国内外相关主体的狂采滥盗、生态总体水平的下降等诸多因素，野生生物物种资源面临异常严峻的毁损。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机关，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因应举措，但这些孤立的措施，无法从根本上抵消时下野生生物物种的破坏所带来的毁损。对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最后只能落在法律体系的框架内予以保障和解决。分析探讨西欧、北美等地区对其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法律保障体系机制，同时参照相关国际间的协同保护的有效事例和经验，本文拟以建构及完善我国在野生生物物种保护方面的法律保障机制角度，探讨相关保护的路径，以期为我国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一、野生生物物种资源概述
（一）生物多样性及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概念
针对生物多样性的界定，学界存留有诸多不同的版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其界定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F.A.Bisby教授对其做如下界定，即地球上存在的生物的多样性乃至变异性的概念。其中包括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那力教授认为其包含三方面界定：物种遗传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以及地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笔者认同那力教授观点。对于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内涵，笔者认为主要应由野生环境中的生物物种（动植物及微生物）及其遗传边缘物种组成。
（二）野生生物物种资源的价值
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体制框架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国家、社会及个人层面的安全保障有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没有生态环境的安全，其他安全是没有资格提及的，因为生态环境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当然，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现在仍然处于一个新兴阶段，但其重要意义已经为人们所共知且认可。生态环境的不受侵害以及经济发展的足够保障，是我们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学者将自然价值界定为文化价值、历史象征、性格养成、科学支撑、生命审美等诸多类型，具有多样性、辩证性等，亦即其带有某种先天根本元素，萦绕于周遭，以维系环境秩序。笔者认为，野生生物物种价值，不仅可以通过某类物种直接被工农业所吸收而通过后续的经济形式予以表现，同时还可通过维系生态和促成环境稳定发展提供相因应的选择性价值表现，如调控气候、维系进化、发展旅游、促进科研等。
二、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现状
（一）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
中国是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大国，但同时又因为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密度等原因，人均而言，相对其他国家则较为贫乏。人口发展的高速度，加之对于环境开发的高强度，以及其他如其他地区物种的入侵、环境生态破坏等原因，我国目前的野生生物物种基本面不尽如人意。
从法律的建构方面而言，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框架中，最高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家的资源配备以及利用保护做出了提纲挈领的规定，同时又通过其他具体的部门法规，对其加以细化性规定，相对而言，具有相应的可操作性。这些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细则》等。可以说这些法律法规的建构，已经在大体框架上有了一个雏形，对评价环境、保护自然区域、许可制度、免疫制度等方面有了较为分门别类的规定，较为初步的建立了法制化的轨道。
在相应的具体举措方面，主要有建立自然保护区以及规范和转变开发方式等方针措施。
1.建立各种自然环境的保护性区域，就地或异地保护濒危野生生物物种。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有以下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或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到本世纪初，共计有1700余个，约13300万公顷，面积占到了我国总面积的约13%。
2.规范和转变开发方式，以提升野生生物物种的繁殖功能。自本世纪初科学发展观提后之后，以人为本，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成为了我国建立和完善相应保护性区域的指导方针，同时，在其引领和要求下，通过各种法律和举措的贯彻实施，相应保护区域内部的野生生物物种资源得到了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恢复，繁殖功能得到增强。
（二）我国野生生物物种资源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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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由社会上的个人猎捕，各国营林场作为野生动物资源白白流失，资源也得不到综合开发与利用，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脱节，存在许多弊端。
第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任务十分繁重，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仅仅依靠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受到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的限制，管理力量严重不足，而国营林场处在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的第一线，有一批管理人员、护林员、林业公安队伍，但由于他们只承担义务而得不到资源收益，缺少保护管理野生动物的积极性。
第二，在动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受“野生无主，谁猎谁有”的旧观念影响，使猎捕处于无序状态，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的猎捕量限额管理制度难于执行。
第三，各国营林场只注重营林和采伐，森林资源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忽视了野生动物等非木材资源的经营利用。一方面因可采伐林木蓄积不足影响收入，出现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一方面辛辛苦苦培育管理的动物资源又不利用，白白流失。
第四，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既承担着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野生动物资源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任务，又要承担本应由资源经营单位负责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造成职责不清，政企不分。
第五，没有把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管理与开发利用纳入林业产业体系，仅仅站在林木的角度看林业，野生动物资源等非林木资源的价值没能在林业产业中体现出来，削弱了林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部门的地位。
2改革的管理模式及其无能运动方式
改革的基本设想：把野生动物资源纳入资产化管理轨道，由国营林场（森林经营局）统一经营管理，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转让制度，做到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形成谁保护谁利用，谁投资谁受益，投入与产出良性循环局面，达到保住资源，永续利用目的。
一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野生动物的行政管理、执法、制定政策及发展规划，对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行监督。利用法律的行政和手段来规范市场，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具体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制定与下达猎捕限额、经营利用限额、猎区与禁猎区、禁猎期的审批、猎枪弹具管理、有关证件审批与核发、行政案件查处。
二是各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负责实施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与经营利用、开展资源调查、建立档案、编制经营方案，开展狩猎生产并出售其产品。
三是狩猎证只作为公民狩猎的资格证明，申领者要先培训、考核全格者方可发证，无证不准狩猎，有证者持证到狩猎地国营林场办理准猎手续并交纳费用。在国营林场外的地方狩猎，到乡镇林业站办理手续。
四是木材检查站、护林点依法对狩猎和野生动物运输实施检查。
五是有条件的林场可开设面向社会的营业性猎场，开展狩猎旅游。
六是根据野生动物资源状况，在不同的地区实行轮猎制度。
七是各林场可将市场机制引入资源管理行为中，在确保对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可对经营范围内的狩猎动物资源依法进行承包经营、出租和转让。
3实施新的管理模式应采取的措施
3.1建立自然保护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生息繁衍的地区和水域划定自然保护区。
3.2禁猎区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在禁猎区，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狩猎活动，对区内的其他资源，也要作为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加以保护。
3.3环境监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各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视、监测环境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时，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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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野生植物；重要性；保护措施
野生植物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宝贵资源，野生植物保护工作是当前的一项尤为重要的工程，野生植物资源，完全是天然生长的植物。野生植物资源是给产重要的珍贵自然资源，也是重要的环境要素，对于维持生态平衡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天然林种类繁多，食物链十分复杂，各个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达到动态平衡。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野生植物林区遭受掠夺性砍伐，一些珍贵的物种处于濒危、灭绝的危险，植物资源的减少，会致使生态环境失衡，气候恶化，食物链的中断，会使得一些动物资源减少和灭绝。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野生植物资源的重要地位越来越显示出来，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形式非常严峻，刻不容缓。所以人类应该重视对野生植物的保护，充分发挥好野生植物可以保持水土养分，涵养水源地等各项无法替代的生态功能，有效实现野生植物的经济价值，使其为人类多做贡献。
一、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意义
一是野生植物可以维持生态平衡。植物在吸收空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的同时释放出氧气，产生对人类有利的有机物质，植物能够充分利用光能和水分，通过光合作用为其它省区提供能量，使得自然界实现有机循环。野生植物除了为人们提供食物、药物和工农业生产的原料等物质，是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的必要手段，对野生植物资源对合理保护，不仅维护了物种对多样性，有有效地保持了生态平衡，对经济社会对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是野生植物资源具有不可替代对食用价值，植物是人类餐桌上必不可少对食物，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植物资源，我们使用都蔬菜、水果、粮食都是直接或这间接地来源于植物资源，离开了植物资源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目前，还有大量可实用地植物资源尚为开发，人类不满足于有限的作物种类，美食是人类一直在探讨的课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成为人类的美食佳肴，野生植物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三是一些野生植物资源具有十分珍贵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千金方》等珍贵药典籍里，记载着许多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一些野生植物资源一直在作为药材使用，好多物种十分珍稀。还有很多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没有被人们发现，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野生植物资源的药用价值会被人类所开发和利用。当前危害人类生命的癌症、爱滋病等一些疾病，常规等植物资源已经挽救不了人类等生命，需要进行大量等科研攻关工作。开发野生植物资源等药用价值，是解决一直疑难杂症、不治之症等途径之一。
四是野生植物资源项目的发展，可以促进业机会、提高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野生植物资源的培育和保护工作的顺利进展，可以带动其延伸业的发展，比如野生植物资源的深加工项目前景广阔，可以给我们带来巨大商机。因为我们要重视野生植物产业发展，不断提高产业规模，壮大队伍，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注重不断提升野生植物资源深加工产品质量，加大其市场竞争力，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二、保护野生植物的措施
一是严防野生林地病虫害。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病虫害对预测和检验，采取预防为主，标本兼职的措施，划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区，在保护区内，采取科学有效的手段，对病虫害早发现、早防治，严格控制病虫害对蔓延。对保护区外引进来的物种要认真检测和排查，如果不是由于迁低保护对原因，原则上不允许将护区不能引进外地的植物物种。同时严禁人为对野生植物资源的肆意破坏。对任何乱砍乱伐对行为要采取必要的法律制裁，把人为因素降到最低。
二是积极保护野生植物的生长环境。野生植物资源的凋零物能增强土壤的肥力，为土壤带来大量的养分，能够保持水土的水分，起到保持水土的作用。比人工林的生命力，一些气候环境适宜多区域，野生植物资源可以与人工林相互伴生，能够辅助人工林的生长.培加土壤肥力，有利于树木快速生长。
三是加大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对科研力度。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方面要多立项，加大国补项目和省部项目的立项工作力度，加强对国内濒危、珍惜野生植物资源物种的保护与繁殖国家攻关课题的研究工作。在物种生物学繁殖技术方面争取有所突破，对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培育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确定珍稀物种自然保护区。将珍稀濒危物种，在指定保护区内，多繁殖多培育。建立优良种源区和珍稀树种基因库，建立野生植物植物资源物种数据库，将各个物种适宜的气候等诸多条件，进行详细登记，采取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等多种方式进行保护。
四是要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将此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人们对保护野生植物资源意识淡薄，认识不到位，使得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形成的珍稀物种毁于一旦。因此，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和依法监管力度，对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和手软，认真执行“ 采集证 ”制度和进出口许可制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不徇私枉法，坚决杜绝以言代法的情况发生。同时，要建立健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机构，能够因地制宜，进行科学管理，优化野生植物资源的宏观调配机制，制定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教育，林管部门工作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对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知识的学习，并号召全社会共同做好保护工作，将珍稀濒危野生植物的拯救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日程。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