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 烧结温度
【Abstract】 AIM: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resintering temperature and the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on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luminaglasscomposites (AGC). METHODS： The aluminaglasscomposite was prepared respectively at 1400℃ and 1450℃ by fast or slow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The properties were measured， including density， therm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threepoint bending strength， fracture toughness， modulus of elasticity and Vickers hardness of AGC. RESULT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presintering temperature and the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the density of AGC decreased while the bending strength， fracture toughness and modulus of elasticity increased marked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point bending strength and fracture toughness of AGC at 1450℃ by fast or slow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while the threepoint bending strength and fracture toughness of AGC at 1400℃ by slow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were significant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The bending strength of AGC at 1400℃ by slower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was the lowest. The Vickers hardness of the 1450℃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1400℃ groups. CONCLUSION： Both presintering temperature and the temperature elevation speed influence the properties of AGC. Of the two， the presintering temperature has the greater effect.
【Keywords】 sintering temperature; aluminum oxide; glass; dental materials
【摘
要】目的: 探讨预烧结温度及升温速率对氧化铝玻璃复合体的物理及力学性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高速率升温至1400℃、1450℃，低速率升温至1400℃、1450℃ 4种方法烧结制备氧化铝玻璃复合体，对比测定AGC的密度、热膨胀系数、三点弯曲强度、断裂韧性、弹性模量和维氏硬度.结果: 随着预烧结温度和升温速率的升高，其密度略有降低，三点弯曲强度、断裂韧性及弹性模量明显增加，高速率升温至1450℃与低速率升温至1450℃制备的AGC的三点弯曲强度及断裂韧性无显著差异.低速率升温至1400℃制备的AGC的三点弯曲强度显著低于其他三组的三点弯曲强度.在1450℃升温组中的维氏硬度高于1400℃升温组的维氏硬度.结论: 多孔氧化铝的预烧结温度、升温速率均会对AGC的各项性能造成很大影响，但预烧结温度对AGC的各项性能起主要作用.
【关键词】 烧结温度；氧化铝；玻璃；牙科材料
引言
InCream 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Vita公司）作为全瓷基底冠已经成功的应用于临床［1，2］，最初采用粉浆涂塑（slipcasting）技术制备，弯曲强度高达400 MPa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全瓷修复系统［3，4］.近年来，结合先进的CAD/CAM技术，从工业预成氧化铝块磨削成冠桥修复体，既简化了常规粉浆涂塑操作技术的复杂性，同时获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5］.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的多孔预烧体对于复合材料的制备成功起着关键的作用.其烧结工艺中，烧结温度、升温速率和保温时间等都是陶瓷烧成制度的重要环节.我们以前的研究表明，不同的预烧结温度和升温速率对氧化铝块性能有很大的影响［6］，本研究进一步探讨预烧结温度和升温速率对氧化铝玻璃复合体性能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多孔氧化铝基体的制备
微米α氧化铝粉末作为原料（α氧化铝含量>99.5%，平均粒径约4 μm），经球磨，干燥，用冷等静压成型，等静压压力为250 MPa，保压时间为15 min.将制备的氧化铝坯体分成4组进行烧结：① 高速率升温至1400℃.② 高速率升温至1450℃.③ 低速率升温至1400℃.④ 低速率升温至1450℃.分别烧结2 h.高速率升温是低温段约5℃・min-1，高温段约10℃・min-1；低速率升温是低温段约1℃・min-1，高温段约3℃・min-1，高温段从300℃开始.
1.1.2
氧化铝玻璃复合材料（AluminaGlass Composites，简称AGC）的制备
将制备的四组多孔氧化铝加工成40 mm×40 mm×4 mm的试件，再将已制备的渗透用镧硼硅玻璃粉用去离子水配成浆料，放量涂塑在氧化铝试件的上表面，干燥后放入炉中升温至1250℃，保温4 h后炉冷至室温，磨除表面残余玻璃.将AGC也相应分成4组，每组20个试件：① 高速率升温至140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② 高速率升温至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③ 低速率升温至140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④ 低速率升温至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
1.2
方法
1.2.1
AGC物理性能测试
将AGC加工成30 mm×30 mm×4 mm的试件，用重量─体积法测定玻璃密度.将高速率升温至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加工成φ8 mm×6 mm的试件，用SetaramTMA92型热综合分析仪测定其热膨胀系数，升温速率为5℃/min.试件的热膨胀系数由下述公式算出：α=I
L0・ΔL
ΔT(1)
其中：α为热膨胀系数，L0为室温下试样长度，ΔL为试样长度变化值.
1.2.2
AGC力学性能测试
弯曲强度采用三点弯曲法测试.试样加工成3 mm×2 mm×30 mm的规格，表面抛光并倒角，试件数量每组10个.用Shimadzu DSS25T拉伸试验机测试其三点弯曲强度，试样跨距20 mm，加载载荷20 kg，加载速率05 mm・min-1.弯曲强度由σ＝3PL/2bh2公式计算.σ=3PL
2bh2(2)
其中：σ为三点弯曲强度(MPa)，P为断裂载荷(N)，L为跨距(mm)，b为试样宽度(mm)，h为试样高度(mm)
断裂韧性采用单边切口梁法(Simple Edge Notched Beam)，试件尺寸为4 mm×2 mm×25 mm，切口宽度为02 mm，切口深度约为2 mm(保证切口深度与试件高度的比例在04~06之间)，跨距为16 mm，采用同样的设备进行测试，加载载荷为10 kg，加载速度为005 mm・min-1，试件个数大于5个，断裂韧性KIC采用下列公式计算：KIC=PL
bh・f(a
h)(3)
其中：P为断裂载荷(N)，L为试件跨距(mm)，b为试件宽度(mm)，h为试样高度(mm)，a为切口深度(mm)， f(a
h)为几何因子，由下式给出：f(a
h)=2.9(a
h)-4.6(a
h)+21.8(a
h)-
37.6(a
h)+38.7(a
h)(4)
弹性模量的测定.按弯曲强度的测试方法测试，h测试时同时记录下试样的挠度，加载载荷为20 kg，弹性模量E(MPa)按下式给出：E=PL3
4wbh3(5)
其中：P为断裂载荷(N)，L为跨距(mm)，w为断裂时的挠度(mm)，b为试件宽度(mm)，h为试样高度(mm)
维氏硬度的测定.采用Frank显微硬度仪（Frank公司，德国）测量氧化铝玻璃复合体表面的显微硬度，加载载荷为98 N.维氏硬度Hv采用如下公式计算：H=181544P
d2(6)
其中：P为加载载荷(N)，d为压痕两对角线平均值(mm)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10软件作方差分析，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法.
2
结果
Fig 1给出了高速率升温至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的热膨胀曲线.
图1
AGC在200~700℃的温度区间的热膨胀曲线（略）
Fig 1
Thermal extensional curve of aluminaglass composite at 5℃・min-1 under air atmosphere between 200~700℃（略）
AGC的各项物理及力学性能值见Tab 1.A，B，C，D分别为高速率升温至1400℃及1450℃和低速率升温至1400℃及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
表1
AGC的性能值（略）
Tab 1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GC（略）
实验测得A，B，C，D组AGC的密度分别为390，387，393和389 g・cm2，B组的热膨胀系数为72×10-6/℃. Tab 1可见弯曲强度、断裂韧性、弹性模量、维氏硬度在四组之间有显著差异（P
3
讨论
从Tab 1可以看出随着升温速率和烧结温度的升高，AGC的密度反而降低.这是因为随着氧化铝升温速率、烧结温度的提高和氧化铝致密化过程的进行，氧化铝的相对密度提高，即气孔率下降，同时氧化铝孔隙的平均孔径下降，孔隙率的下降影响了玻璃渗透的进行，使得在经过玻璃渗透后的AGC中的闭孔数增多.
一个理想的牙科全瓷修复系统，核瓷与饰瓷的热膨胀系数在牙科烤瓷制作的温度范围必须匹配.在金属烤瓷系统中，要求金属与烤瓷的热膨胀系数相差在(05~15)×10-6/℃的范围内，而全瓷基底与饰瓷之间热膨胀系数匹配则没有明确的规定.Steiner［7］的研究表明，全瓷基底与饰瓷之间热膨胀系数＜10×10-6/℃有良好的匹配性，而＞(15~16)×10-6/℃则导致修复体出现裂纹.从Fig 1的AGC热膨胀曲线可以看出，在从室温到700℃这一段温度范围内，AGC基本属于线性膨胀，AGC在20~600℃温度区间内的平均热膨胀系数为72×10-6/℃，Vitadur Alpha饰瓷热膨胀系数为(62~67）×10-6/℃，两者的热膨胀系数相差较小，有良好的匹配性.
采用不同预烧结温度和升温速率烧结微米氧化铝对于最终AGC的三点弯曲强度及断裂韧性有很大影响.高速率升温至1400℃、1450℃较低速率升温至140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的三点弯曲强度及断裂韧性值有明显增加，但高速率升温至1450℃与低速率升温至1450℃烧结的氧化铝制备的AGC的三点弯曲强度及断裂韧性无显著差异.由于氧化铝的预烧结温度和升温速率的提高，多孔氧化铝的力学性能得到提高，氧化铝的热膨胀系数（79×10-6/℃）高于玻璃（64×10-6/℃），二者经渗透形成的复合材料内部存在着内应力，材料的晶界强度也得到提高，使得氧化铝的晶粒断裂能与晶界断裂能大致相当，材料断裂时出现穿晶和沿晶断裂两种方式，同时微裂纹的偏转和桥接延长了其扩展的路径，使材料得到了增强和增韧［8，9］.Tab 1中可以看出，弹性模量随氧化铝烧结温度制度的变化趋势与弯曲强度相似， AGC的弹性模量值（230~260 GPa）远远高于一些常见的牙科陶瓷，比如［10，11］：长石瓷（70 GPa），矾土瓷（125 GPa），磷灰石瓷（80 GPa）和云母基玻璃陶瓷（70 GPa）.有关颗粒强化玻璃基复合材料的研究表明，材料弯曲强度与断裂韧性的提高与弹性模量的提高有很大关系，而提高颗粒相对于玻璃的体积分数则有利于提高材料的弹性模量.AGC的维氏硬度基本随着烧结温度的增加而增加，升温速率对其影响不大.这说明较高的预烧结温度对AGC的硬度起增大作用.
本研究制备的AGC热膨胀系数与Vitadur Alpha饰瓷有良好的匹配性.预烧结温度、升温速率及保温时间都会对AGC的各项性能造成很大影响，预烧结温度对AGC的各项性能起主要作用，升温速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AGC的物理及力学性能.
【参考文献】
［1］ Segal BS. Retrospective assessment of 546 allceramic anterior and posterior crowns in a general practice［J］.J Prosthet Dent，2001；85:544-550.
［2］ Rinke S， Huls A. Copymilling aluminous core ceramic crown: A clinical report［J］.J Prosthet Dent，1996；76(4):343-346.
［3］ Seghi SS， Sorensen JA. Relative flexural of six new ceramic materials［J］.Int J Prosthodont ，1995；8(3):239-246.
［4］ Giordano R， Kanchanatawewat K， Asvanund H. Flexural strength of ceramics for celay restorations［J］. J Dent Res， 1996；75(IADR abstracts):125.
［5］ Bindl A， Mormann WH. An up to 5year clinical evaluation of posterior inceram CAD/CAM core crowns［J］.Int J Prosthodont，2002；15：451-456.
［6］ Wen N，Zhang SF，Wang ZY. Effects of sintering temperature calefactive velocity on the partial sintered alumina block for dental CAD/CAM［J］. Disi Junyi Daxue Xuebao（J Fourth Mil Med Univ），2001；22(10):913-915.
［7］ Steiner PJ， Kelly JR， Giuseppetti AA. Compatibility of ceramicceramic systems for fixed prosthodontics［J］.Int J Prosthodont， 1997；10：375-380.
［8］ Wolf WD， Vaidya KJ， Francis LF.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failure analysis of alumina-glass dental composite［J］. J Am Ceram Soc，1996；79(9):1769-1776.
［9］ Hornberger H， Marquis P. Microstructure of a high strength alumina glass composite［J］. J Mater Res， 1996；11(4):855-858.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2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3
关键词：MATLAB 灰色模型 多项式拟合 生育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6C-0022-02
一、前言
人口的数量和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减少、男女比例失衡等问题对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一系列影响。这引起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根据科学的人口预测分析结论制定出合理的生育政策成为当前中国需要面临和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人口问题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不少经典的理论和模型。这些理论和模型都依赖生育模式、生育率、死亡率和性别比等多个因素。本文针对《中国统计年鉴》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了经过改进的灰色模型和多项式拟合，用以预测未来中国人口的数量、结构及其影响。
二、人口数学模型建立及求解
（一）模型的基本假设
1.假设本问题所使用的数据均真实有效，具有统计分析价值。
2.假设本问题所研究的是一个封闭系统，也就是说不考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人口迁移问题。
3.假设一年之内，处于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不会改变。
4.不考虑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的影响。
5.在对人口进行分段处理时，假设同一年龄段的人死亡率相同。
6.同一年龄段的育龄妇女生育率相同。
（二）模型的建立及求解
上个世纪70年代，为了控制人口总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实行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直至目前引起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社会人口问题，如今我国提出生育政策调整，用于解决当前人口新问题。
1.生育率对人口数量、结构的预测分析
曲线拟合的最小二乘法模型建立；由已知的多组数据进行选择建立合理的曲线：
根据下面两个图可以发现实施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生育率几乎一直低于2.5以下的水平，尤其是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人口生育率连续低于1.5。并且根据此预测趋势进行下去，不难发现人口数量将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
2.性别比例的人口预测分析
采用灰色模型进行求解
设原始数据列：X（0）={X（0）（1），X（0）（2），…X（0）（n）} （1）
生成一阶累加生成序列X（1）={X（1）（2），X（1）（n）} （2）
GM（1，1）模型相应的微分方程为 （3）
a称为发展灰数；μ称为内生控制灰数。设为待估参数向量， ，用最小二乘法可以求得
从而的到预测模型
通过MATLAB编程即可得到相应的性别比例趋势线
图3 性别比例趋势曲线
由图3预测得到，我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且据目前预测，这种失衡还有逐渐发展的趋势，在现在的社会中达到育龄期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9，030，475人。由此可以得出，中国有近2000万人无法找到配偶而无法进行生育。计划生育政策是促使夫妇少生孩子的重要手段，但是为了满足家庭理想孩子性别结构，也会使得男女比例失衡更加显著。
3.人口老龄化的指标预测
有关老年人增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老龄化问题”，这是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范畴来认识老龄化问题。根据国际通行的判断标准，当一个城市或国家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时，标志着这个城市或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用MATLAB编程得到相应的人口老龄化曲线图和预测曲线：
图4 人口老龄化曲线图
由图4可以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且目前老龄化人口比例仍然成增长趋势。由图5可见，未来人口老龄化逐渐攀升，甚至将在2020年超过13%，人口老龄化必将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压力，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国家需要调整已实施的生育政策，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
4.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率的影响预测。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查得人口数据。由此进行建立一元二次曲线模型，进行未来预测估计。建立多项式拟合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进行预测、评估。
设原始数据曲线方程为Y=at2+bt+c （4）
其中Y表示出生率， t表示时间。用MATLAB编程进行数据处理，得到
a=0.0019016b=-8.088c=8567
即 Y=0.001906t2-8.088t+8567 （5）
用MATLAB软件同时预测未来出生率的走势曲线
图6 未来生育率预测曲线
由图6可以看出，人口的出生率在2005～2010年之间达到最小值，实行生育政策调整之后能够使出生率回升，而且回升明显稳定。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数学模型的定量分析可以看出，要想从根本上弥补原始计划生育政策单独控制人口数量上，造成人口出生率临近超低值、男女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等的不足，必须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二胎生育率；社会抚养费；榜样作用；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8—0049—03
一、引言
关于影响生育率的因素，近年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宏观因素出发，如生育政策、经济、文化等。澳大利亚学者考德威尔（J.C.Caldwell）认为，只存在两种生育类型：一种是具有经济效益的生育，另一种是不带经济效益的生育[1]。中国学者李银河也提出两种生育类型：一类是经济型生育，另一类是政策计划型生育[2]。魏津生则更宏观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状况和政策干预，是决定生育最为显著的因素[3]。风笑天的研究则反应了二胎生育者自主意愿对生育的影响[4] 。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中国生育情势，制定生育政策产生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但这些研究更侧重于宏观，在微观形态中，生育行为受到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并不清楚，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基层生育形势会有直接帮助。
笔者共实地访谈了12个家庭，两个孩子之间间隔在八年以上。这样的家庭类型，占该村家庭总数的9.67%。之所以选择二胎生育间隔大于八年的家庭，是因为这些家庭第一个孩子都已经离手，有的家庭生育二胎时，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大学或是已经外出打工。与两胎间隔较短的生育相比，这部分父母生育第二胎没有通常所理解的必要性和自然连续性。因此，选择这部分家庭作为研究样本，更能提示当下农村二胎生育的原因。
二、原因分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影响被访者生育二胎的因素主要是基层干部为多征社会抚养费暗中鼓励、传统的养老和延续香火观念、乡村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推动精神归宿、抚育二胎的负担得到有效分摊及二胎家庭群体对一胎家庭的压力等五个方面。
1.基层干部暗中鼓励。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基层干部对农村的计划生育把关非常严格。在访谈对象中，有一位十年前生育二胎的妈妈说：“那时候为生儿子，东躲，每天都活在恐慌之中，生怕被计生办的人抓住，还不敢躲藏在关系比较近的亲戚朋友家，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就躲到工地上，可是有一次还是被计生办的人找到工地上了，幸好当时工地的人多，有工人看到计生办的人立即告诉我丈夫，我当时没有办法就躲在工地储藏材料的地下室。那时完全无家可归了，家里被贴了封条，值钱的东西也被搬走了，自己的亲戚也被抓起来审问，现在真的不敢想当时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样的情形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初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不管想生二胎的意愿多么强烈也不敢轻易冒这个风险。而近几年“只需交钱便可安心生育二胎”已经成为乡村民众心中的“政策”。和前些年动辄株连和逮捕的惩罚相比，不难发现基层“政策”放宽了，给那些原本是独生子女并且一直想生二胎的农村家庭提供了机会。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5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 图2 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 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 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1] 吕安民.中国省级人口增长率及其空间关联分析[J].地理学报，2002，57（2）：143-150.
[2] 徐嘉祺，刘雯.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分析[J].魅力中国，2010，1：243-244.
[3] 李政.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的实证检验[J].西北人口，2007，2：5-7.
[4] 李保军，李太成.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J].中国统计，1995，
3：35.
[5] 李建民，原新、王金营.中国人口转变地域差异的聚类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1，1：52-56.
[6] 何景熙.四川、、青海藏族人口自然变动比较分析[J].研究，1994，03：89-98.
[7] 杨斌.建国以来贵州人口增长情况与原因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41（4）：78-83.
[8] 王恩涌.人文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 王浩.我国人口增长的经济和教育因素的实证分析[J].北方经贸，2006，1：115-116.
[10] 彭娟.当代乡村生育观研究[J].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7，6：35-48
[11] 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J].社会科学，2009，6：6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