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1
关键词：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R1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8-0057-01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再加之计划生育这一国策以及深入人心，使得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可会面临新的挑战。在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随着计划生育知识的广泛普及，使得人们开始自觉地关注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等计划生育知识，使得关爱健康，珍爱生命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共识[1]。在计划生育工作中避孕药具管理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就我国基层计划生育服务站的避孕药具管理现状及对策进行深入地探讨研究，以此来有效促进我国基层计生组织的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现状
1.1 目标责任不明确：在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在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基层计生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但是在计生工作具体到村、户时，尤其是发放避孕药具时则出现了众多的不便。在一般情况下，每个村的计生工作责任人主要是村支部书记或者是妇女主任，而这些责任人基本上都是由村级自己组织选举的，因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他们都比较被动，缺乏必要的工作积极性，进而无法有效落实基层计生工作的目标责任。
1.2 缺乏完善的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机制：对于我国很多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而言，在避孕药具管理上普遍存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工作不规范，管理职责不明确，管理目标模糊不清等等问题。尤其是部分条件较为落后的乡镇，其计生服务工作队伍不稳定，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而且对药具使用的有效随访、不良反应调查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也存在不足，进而使得大量的育龄人群无法选择正确的避孕药具。
1.3 乡镇避孕药具管理与发放工作简单、粗暴：对于乡镇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主要是由村妇女主任代为发放，但是由于部分村妇女主任的基本素质较低，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在避孕药具的发放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村民的个人隐私，若存妇女主任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则可能会导致村民不配合其工作的现象，因而对于广大基层计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加强计划生育避孕药具管理工作的对策
2.1 提升避孕药具管理认知程度
2.1.1 深刻认知避孕药具管理在实现我国计生目标中的重要性。在落实我国计生基本国策和实现基层计生工作目标中，避孕药具管理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可以为稳定并有效控制计生水平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尤其是在广泛普及避孕节育知识以后，人们对避孕药具的认知与使用都呈快速上升趋势。
2.1.2 深刻认知避孕药具管理在人口计生工作中的“先锋”地位。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在人口计生服务工作中将避孕放在首位，其可有效的减少人们的意外怀孕率，这样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计生工作者的工作量与工作难度。
2.1.3 深刻认知避孕药具管理工作中的艰巨性与重要性。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我国的人口计生工作切实落实“三为主”方针，而在其中避孕药具的管理工作又是其关键所在。因而，做为基层的计生工作者，需要进一步提升对避孕药具管理的艰巨性与重要性认识程度，进而积极的创新工作方式，切实将基层计生工作中的避孕药具管理落到实处[2]。
2.2 完善管理制度，确保避孕药具质量
2.2.1 良好的基础配套设施是确保避孕药具质量的基础。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需要严格按照我国相关计生避孕药具管理规范以及管理方法，切实建设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一些乡镇计生服务站的面积不得小于45m2，其中存放避孕药具的库房需满足以下条件：较好的通风条件、明亮宽敞、湿度和温度适中、无任何虫类鼠类、无杂物堆放等等，除此之外，在日常管理中还需做到防潮防火防盗工作。
2.2.2 严格执行药具出入库制度和清仓查库制度。避孕药具入库时需按名称、规格及数量进行详细的验收与登记；避孕药具出库则需遵循“先进先出”原则， 在出库时需准确配货，以保证药具的质量，同时做到及时发放和完整登记。对于库存的避孕药具要进行定期清查工作，尤其是药物的质量信息需实行报告制度。对药具在使用中的有效随访记录、不良反应调查以及相关问题进行实施报告制度，若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则需要及时上报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或者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以便于对避孕药具进行调整及对不良反应进行处理[3]。
2.3 强化工作队伍培训，实现计生工作动态管理
在上述现状中我们已经提到：我国基层计生队伍存在基本素质较低、缺乏必要专业知识、不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因而需要急切强化基层计生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计生服务人员的培训与继续教育工作，进而有效促进实现避孕药具的管理、发放的良性互动。通过对于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宣讲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避孕知识、节育计划实施步骤方法等等进行详细培训，进而加强基层计划生育服务工作人员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程度[4]。另外还传授一些工作上的技巧，这对于在农村地区开展计生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不断深入，避孕药具的管理工作需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避孕药具的服务新机制，制定出相对完善的避孕药具管理制度，进而逐渐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避孕药具服务体系，进而为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生力.关于避孕药具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7，(06)：145-147
[2] 张梅仙.规范避孕药具管理,提高服务质量[J].中国现代医生，2010，48(7)：81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2
【关键词】 计划生育；街道；避孕药具；管理方法
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306748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6-3429-01
避孕药具是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重要物质保障，药具工作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地区，尤其是街道地区避孕药具工作的管理状况，直接影响着计划生育及国家人口比例。最近几年，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建立健全避孕药具管理服务制度，以优质服务为手段，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1 街道避孕药具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第一，认识问题。街道管理部门对于药具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计划生育部门对药具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避孕药具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作用发挥不出来，药具管理工作安排计划性不强，落实力度不够。
第二，落实问题。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街道人口对于避孕药具有了重新的认识，但是认识的程度还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因为街道管理工作比较分散，难以对工作进行细化的跟踪，就算计划生育部门调整了工作的重点，也难以对药具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第三，管理问题。街道避孕药具管理管理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避孕药具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员职责不清，管理工作不规范，管理任务不明确。
第四，使用问题。在避孕药具正常使用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的问题和不良反应，但是由于避孕药具管理制度不完善，不能及时有效地将问题反应给计划生育部门，导致药具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
第五，渠道问题。避孕药具的来源渠道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计划生育部门对于避孕药具管理不当，药具供应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发放方式方法落后，导致库存和合理，有可能出现避孕药具过期现象或药具大量的堆积问题，避孕药具发放手段、形式、渠道单一，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不能满足现在街道人口的结构变化，无法满足街道需求。
2 街道避孕药具管理方法
21 健全组织机构，确保药具发放流畅 首先，街道计划生育部门要对避孕药具的管理工作加强领导，对避孕药具使用情况加强随访，相关的药具管理人员要有很高的责任心。要有专一的组织结构管理，建立有效的药具发放制度，实行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在各个街道网点进行专人发放，建立有效的药具发放制度，实现避孕药具的采购和供应能够畅通无阻。其次，要成立药具管理评估小组，定期对药具管理工作实施考核，对才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进行药具管理年度总汇，确保药具管理工作能够有效的进行。第三，药具管理人员要有很高的责任心，对避孕药具的使用情况要随时进行随访，对药具的采购和发放要有详细的记录，对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实施规范化和程序化，提高药具使用率，加强药具使用随访工作，确保药具使用过程中安全有效。
22 实施规范化管理、确保药具质量 第一，避孕药具仓库是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库存上既要保证不积压浪费，又要保证供应量需求，主要的任务是确保为育龄群众提供质量安全有效的避孕药具，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加快药具的流动，保证广大街道群众的需求。第二，制定严格的药具质量管理流程体系，按照避孕药具不同种类、品种进行有效的存放，正确有效地存放避孕药具。第三，进行严格的药具入库出库验收，并做好相应的记录，严格按照“先进先出，近期失效期先出”的药具管理原则，准确配货，及时发放。对于即将失效的药具要对失效药具进行报告提交相关质量管理部门。通过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药具储存的质量，减少药具不必要的浪费。第四，要建立相应的药具使用信息反馈部门，对街道育龄妇女药具使用人群进行定期的随访，将收集到的相关药具质量信息进行记录整理，对因药具引起的各种问题进行相应的分析和上报，为计划生育相关部门进行下一步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23 提高药具管理工作 第一，对街道群众进行计划生育教育，使大家清楚国家计划生育现状和药具管理现状，转变街道群众思想观念，加强对药具质量管理的必须性、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统一认识，提高计划生育队伍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第二，加强培训，不断提高队伍素质，针对街道药具管理人员业务和专业知识不足的现状，计划生育部门要深入开展药具工作人员的培训，使街道药具发放人员能够掌握药具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逐步建立一支能宣传、会服务、懂管理的高素质药具管理队伍。第三，在药具管理队伍素质提高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大药具的发放网络，实行开放式的发放，编辑相应的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加强药具市场监管力度，避免免费发放的药具流入市场，加强管理工作基础薄弱的街道督查力度，做到真正的规范管理。
3 总 结
在我国发展的新时期下，计生药具的管理工作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但是针对街道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的工作实施和监管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要积极地探索街道避孕药具的管理工作，加强药具管理学术的交流，及时掌握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和应用，满足街道人群的需要，推动药具管理工作在街道避孕药具管理中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树南浅谈加强基层避孕药具管理工作体会啪[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8（09）
[4] 李瑛中国的避孕药具不良反应监测[J]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12（09）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3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的多维低碳模式研究”（10YJA790025）,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加快推进山东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型研究”（14CJJJ06）；青岛市社科规划项目“从开放大市走向开放强市--青岛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QDSKL1401023)
当前，我国加工制造业在持续三十年的迅速发展后陷入了困境，加快产业的优化升级已成为重中之重。而作为生产业，不仅是制造业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重要连接环节，也是加快提升制造业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都有大量的货物贸易和生产贸易，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如何增强生产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
一、中国生产性贸易发展现状
要研究生产贸易，首先对生产贸易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服务贸易定义为服务提供者从一国境内向他国境内,通过商业存在或自然人的商业存在向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取外汇收入的过程。Machlup（1962）最早提出生产的概念，他认为生产业必须是能够产出知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开始重视对生产贸易的研究，Markusen(1989)最早提出了生产贸易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特殊的中间投入品”。目前，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生产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中间需求业。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BOP统计,本文将所研究生产划分为：运输、通信、建筑、保险、金融、计算机与信息、专利与特许权和其他商业服务8类。
对中国的生产贸易现状可以从贸易规模、贸易差额和贸易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除200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外中国服务的进出口总体是不断上涨的趋势。自2000年到2013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由660亿美元增至5361亿美元，服务出口额由301亿美元增至2047亿美元，出口增加了5.8倍，年均增长15.9%。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1%提高到4.5%。同期货物进出口总额由4743亿美元增长至41603亿美元，货物出口额由2492亿美元增至22090亿美元，出口增加了7.9倍，年均增长18.3%。可见服务贸易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中国的服务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仍然远远低于货物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比重（11.8%）。从图中可以看出，2000-2013年我国的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在2010年后贸易逆差的规模更是明显扩大。
从贸易结构上来看，通过对比2000与2013年我国服务出口结构（见图2、图3）可以看出，总体上生产贸易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例是逐渐增大的，由2000年占商业服务出口的44%增长至2013年的77%。但通过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我国生产贸易的出口结构还很不合理。从比例上看占比最大的一直是其他商业服务，其次是传统部门运输服务，且运输服务的占比是逐渐增大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发展极为迅速，由2000年的1%增长到2013年8%，成为生产类的第三大出口服务项，表明我国技术能力显著增强。但是2000-2013年金融、保险和专有权和特许费服务在出口结构中所占比重非常低。可以看出相对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是较低，高技术服务行业竞争力相对更低。但是纵向来看我国的出口结构虽然存在不平衡但是正处在不断优化过程中。
本文选取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NIES，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盟国家(ASEAN4，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为研究对象。从生产进出口额来看，2013年东亚生产贸易出口额位于前三位的依次是中国、日本和新加坡；进口前三位的依次是中国、日本和新家坡。除韩国、新加坡是贸易顺差，其他均为逆差，而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进口额远大于出口额。从具体行业来看，各国服务贸易中除其他商业服务外运输服务均占据最大份额。中国的建筑、计算机和信息存在贸易顺差，运输、保险、专利权和特许存在逆差，而通讯、专利权和许可出口额占比不足1%，其中专利权和许可的进、出口额分别为210亿美元和9亿美元，进口额为出口额的23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专利权和许可，出口额达314.37亿美元，是日本贸易顺差最大的一项。韩国则建筑服务优势明显，新加坡的运输和金融服务存在显著顺差。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旅游等非生产贸易占比较高，东盟四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普遍较小。
二、生产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货物贸易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对服务贸易开始研究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所以学术界还没有针对服务贸易设计出新的评价指标。Sapir和Lutz (1981)研究发现传统的贸易理论不仅适用于货物贸易，也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因此本文就选取货物贸易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几个竞争力评价指标对东亚地区的生产贸易进行研究，便于从不同方面衡量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贸易的竞争力水平。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MSI）指标
国际市场占有率（MSI）是指一个国家的某种服务的出口额占国际市场上该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用公式表示：
MSIij=Xij/XWj。式中MSIij表示i国家服务j的市场占有率指数；Xij 表示i国家服务j的出口额，Xwj表示世界服务j的出口总额。MSI指数值越高， 表示该国在该服务项目上的国际竞争力越强。
从总体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来看，2013年东亚国家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均较低，中国最高，MSI为4.48%。其次从具体部门来看，国家间部门差距很大，运输服务MSI最大的为新加坡（4.81%），其次为日本、中国和韩国且相差不大。建筑服务MSI最大的为韩国（18.32%），其次为中国（10.22）、日本（8.3%）。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均为最高且优势较为明显，通讯服务各国MSI均不足2%；金融服务除香港、新加坡超过5%其他东亚国家均不足2%，专利和许可权MSI最大的为日本（10.09%），远远超过第二位的韩国（1.32%）。东盟四国的服务各部门MSI均低于2%，可见其在生产贸易方面的相对劣势。中国的金融、专利权和许可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不足1%，不仅落后于日本、韩国，甚至低于香港和新加坡，显示中国在高知识、技术方面与先进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二）贸易竞争力（TC）指数
贸易竞争力TC指数表示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该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反映相对于世界市场上由其他国家所供应的一种服务而言，本国提供的同种服务是否具有优势以及相对优劣程度。用公式表示：
。式中TCij表示i国j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Xij为i国j服务的出口额，Mij为i国j服务的进口额。TC取值范围为[-1,1]，如果TC>0，表明该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反之，则不具有竞争优势，且绝对值越大，优势或劣势就越明显。
从贸易竞争力（TC）指数来看，东亚地区生产贸易竞争力差距很大，中国的生产贸易TC指数整体处于竞争劣势。分部门来看，运输、保险以及专利和许可中国的TC指数显著为负，在东亚处于明显的竞争劣势。通讯、金融服务TC指数接近0，其国际竞争力水平也相对较低。建筑以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TC指数显著大于0，显示这两个部门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与上面MSI分析结论相符。注意到保险服务东亚国家整体不具有竞争力，TC指数均小于0，日本的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力尤其弱，TC指数接近-1，与印尼相当。专利权和许可东亚除日本具有竞争优势（0.28），其他国家地区均处于明显劣势。
（三）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RCA）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Balassa于1965年提出，它剔除了世界和国家总量波动的影响，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一国某一产业出口相对于世界平均出口的优劣势。RCA指数是指一国某服务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服务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用公式表示：
。式中RCAij表示第i国j服务的贸易竞争力指数；Xij为i国j服务的出口额，Xit为i国服务的进口总额；Xwj为世界服务j的出口额，Xwt为世界所有服务的出口总额。一般认为RCA<0.8为不具有竞争优势，0.8≤RCA<1.25为有优势，1.25≤RCA<2.5为很有优势，RCA≥2.5表示极有优势。
从东亚国家的数据来看，各项服务中 RCA>2.5的共四项，为日本的建筑服务（2.67）、韩国的建筑服务（7.58）、日本的专利权和许可（3.24）以及菲律宾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3.14）。从具体行业来看，建筑服务中国的RCA指数最大（2.28），仅次于韩国和日本位于东亚第三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中国RCA指数（1.2）仅次于菲律宾，但竞争优势明显高于日韩等其他东亚国家。运输服务中国虽有优势但优势很小，仅强于东盟四国，显示我国虽然运输服务数量大但质量不高。保险服务虽RCA值不高，但在东亚地区普遍竞争力弱的情况下竞争力仅次于新加坡位于东亚第2位。但通讯（0.33）、和金融（0.19）服务RCA值都低于0.5，在东亚竞争力也相对很弱。
三、提升中国生产贸易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生产贸易发展速度很快，国际竞争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但是服务贸易逆差很大且逆差额呈扩大趋势，严重制约了中国的贸易竞争力，也与我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因此，正如当前政府提出的，大力发展生产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战略。要快速提升中国的生产贸易竞争力主要有以下途径。
第一，发挥政府的推动作用。在政策上对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增加税收优惠和补贴扶持力度，帮助一些有发展潜力的专利权和许可、金融和通讯等行业服务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国驻外使馆经商参处的资源优势，与国内的商务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相互沟通、密切联系，为国内的服务贸易企业提供国外市场信息及准入指导，协助国内优势服务企业走出去。同时打破行业垄断，培育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以增强企业活力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
第二，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国外许多服务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等非常注重行业协会对本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这点值得我们进行借鉴。可以交由企业组建服务贸易行业协会，协会自行制定行业标准和制度章程，进行行业自律管理，打破行业垄断和低水平竞争，组织服务外包企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参观交流，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服务贸易合作提供机会。面对服务出口面临的国外贸易壁垒和贸易争端，可由行业协会组织相关企业进行应对。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4
【关键词】剖宫产率 剖宫产指征 社会因素
剖宫产术是处理高危妊娠和异常分娩、挽救孕产妇和围产儿生命的有效手段。近年来，基层医院剖宫产率的升高、剖宫产指征的放宽、无明确医学指征剖宫产的增加，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对我院近10年剖宫产率和剖宫产指征进行分析，减少无指征剖宫产的比例，将剖宫产率控制在一个科学的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0年1月至2009年12月，10年间我院分娩3408人，剖宫产1161人，年龄19～42岁，平均24.8岁。初产妇2550人，经产妇858人。孕周32+2～45周。
1.2 方法 统计各年剖宫产率和剖宫产指征的构成比，剖宫产指征按胎儿宫内窘迫、社会因素、相对性头盆不称、试产失败、剖宫产史、胎位异常、妊娠合并症、妊娠并发症、其他9大类进行统计、分析其变化。
2 结果
2.1 2000年～2009年剖宫产率逐年上升，由2000年的26.2%上升到2009年的41.5%，见表1
表1 2000～2009年剖宫产情况比较
年份
总产妇数 剖宫产数 剖宫产率%
2000
286
75
26.2
2001
297
92
31.0
2002
310
106
34.2
2003
331
113
34.1
2004
388
131
33.8
2005
387
141
36.4
2006
371
123
33.2
2007
363
115
31.7
2008
350
130
37.1
2009
325
135
41.5
2.2 主要剖宫产指征的构成变化 2000年～到2002年剖宫产指征中胎儿宫内窘迫占第一位；2003～2005年相对性头盆不称有增多趋势；2006～2009年社会因素明显增加，由2000年的10.7%上升至2009年的31.1%。见表2
表2
2000～2009年剖宫产指征构成比
3 讨论
3.1 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剖宫产率逐渐升高，主要原因如下：首先，社会因素的干预，孕妇及家人不愿意胎儿有任何围产期的缺氧及产伤的风险，对阴道分娩恐惧，缺乏正确认识和信心；其次，产科医生为避免风险而动员产妇手术产，相对性头盆不称未予充分的试产，年轻医师对难产处理经验不足，剖宫产几乎替代了臀助产；第三，由于晚婚晚育、长期避孕、营养加强，使高龄初产妇、巨大儿、珍贵儿出生率增加，这些都是导致剖宫产率升高的原因。
3.2 剖宫产指征的变更及原因
剖宫产指征中社会因素所占比例增高，社会因素即无明显医学指征，孕妇及家属要求而行剖宫产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们在分娩认识上的偏差，过分相信剖宫产术的安全性而强烈要求选择剖宫产。（2）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影响分娩方式的选择，有的孕妇为选择吉日剖腹出生。（3）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优生优育的愿望更加强烈。（4）医生对自然分娩的宣教不到位。（5）产科医疗纠纷和诉讼增加，产科医务工作者从业压力加大，产科医生过分重视剖宫产，减少了阴道助产技术的学习训练。
3.3 降低剖宫产率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5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张纯元.1987.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张纯元，1990年，“论人口消费结构”，载于《人口情报与研究》，1990年第1－2期，天津。
张纯元.1991.中国老年人口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毅.1993.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险势在必行.人口与计划生育,(6)
张翠珍.199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与人口学术研讨会论文
张东辉.1987.西方国家的人口老化与退休金危机.山东人口，(2)
张宜霖.1992.试析推迟退休年龄.人口，(2)
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1983.老龄问题研究－－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资料辑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周弘.1989.欧洲社会保障的历史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
朱传一.1990.从国外趋势看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方向.中国人口科学，(2)
ArnoldS.Brown.1990.TheSocialProcessesofAging&OldAge.Prentice-Hall.Inc.
DavidA.Wise.1989.TheEconomicsofAging.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Modigliani.1975.TheLifeCycleHypothesisofSavingTwentyYearsLater.inM.Parkined.ContemporaryIssuesinEconomics.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PRB,.1994.WorldPopulationDataSheet
计划生育的利与弊范文6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
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
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转贴于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 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 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 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 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 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 1982=68.0
2100=81.0
男70.5 (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 2000=80.0
男69.0 (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 (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 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 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 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 曾毅，1994年。
(6) 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 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 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 2000年 2025年 2050年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60+ 65+ 60+ 65+ 60+ 65+
(1)联合国(中方案) 1.27 0.85 2.70 1.85 -- --
(2)世界银行 1.37 0.95 3.20 2.10 3.61 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 1.32 0.92 2.73 1.88 3.3～4.2 2.84
(4)宋健等 -- 0.94 -- 2.21 -- 4.05
(5)杜鹏(方案一) 1.28 0.87 2.80 1.83 4.12 3.07
(6)于学军 1.29 0.88 2.73 1.88 3.84 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50-2025"， version 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 《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转贴于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 （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 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 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 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参考文献
北京市老龄委编.1990.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卫.1994.城市化、国内迁移和人口老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杜亚军.1988.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就业问题.人口研究，(3)
.1985.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韩良诚.1992.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国行政管理，(8)
黑田俊.1993.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学刊，(3)转贴于
胡逢云.1994.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上海市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经济日报，(8.2)
胡伟略.1990.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经济收入问题的城乡比较分析.中国老年人口文选.经济管理出版社
胡伟略.1993.中国家庭的社会保障和人口控制.家庭经济与生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胡伟略.1994.论家庭保障的社会化.人民日报，(10.5)
黄勇.1992.中国人口老化的若干思考.益阳师专学报，(2)
李荣时.1993.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大思路－90年代中国人口形势与对策.科学普及出版社
李澍卿.1987.中国社会养老的现状与趋势.人口与经济，(3)
刘铮.1984.人口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吕荣侃.1991.中国老龄人口再就业问题.人口研究，(2)杜鹏.1994.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赢通.1987.加速人口老龄化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
穆光宗.1994.老年人需要精神赡养.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与对策研究组咨询报告第四号胡立群.1994.大力改革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老龄论坛，(1)日本社会发展研究所.1991.日本社会保障成本1990(英文版)曲海波.1988.论老年人口学的基本范畴及其理论框架.中国人口科学，(1)
乔晓春.1988.对加速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一文的几点看法.中国人口科学，(2)
乔晓春.1994.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曲海波.1990.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
田雪原，胡伟略.1991.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
田雪原等.1992.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和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王树新.1991.论开发利用轻龄老年人口资源.中国人口科学，(4)
王文英.1987.关于人口老龄化若干问题的探讨.人口与经济，(2)
王芸.1993.退休制度与退化年龄.老龄问题研究，(7)
邬沧萍.1987.调整人口年龄结构是计划生育的社会职能.中国人口科学，(2)
邬沧萍.1986.以战略眼光对待老龄问题.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邬沧萍，徐勤.1990.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中国人口科学，(2)
香玲.1993.西方部分国家社会养老保障措施考察.中国国情研究，($$$$
肖振禹，郭平.1994.人口流动与老龄化.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熊必俊.1986.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影响与对策初探.北京市老龄问题委员会编.首都老龄战略问题研究
熊必俊.1987.国外的老年社会保障与退休制度.老龄问题研究资料，(78)
熊必俊.1987.老年经济学初探..老龄问题研究资料，(83)
徐勤.1994.中青年在家照料老人的调查与研究.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
于学军.1994.老龄化·祖父子·四二一.中国青年报，(9.3)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人口研究，(4)。
于学军.1995.中国人口老化与代际交换.人口学刊，(6)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对消费需求的宏观影响.人口学刊，(5)
于学军.1996.中国人口老化与储蓄.人口与经济，(3)
于学军.1999.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研究.中国人口科学，(4)
袁方.1987.中国老年人与家庭赡养.家庭结构与人口老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袁方.1988.论人口老化对策.北京老年人口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曾毅.1994.从海南的实践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论文选
曾毅.1994.关于中、长期人口预测的课题研究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中长期人口预测课题组内部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