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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合并概观
在美国合并以合并方针为基准分成三类——水平的合并、垂直的合并、混合的合并。在这里，我们先概观混合的（联合大企业）合并。在美国，与合并有着一样的意义的行为叫联合大企业。所谓联合大企业是指互相没有关联，根据合并来吸收没有直接关联的异行业企业，复数行业被吸收进入一个企业体，形成跨事业公司。主要异行业企业期待相乘效应而反复合并成立。工业、金融业、广播通信等大量地进入与其通常有业务关系的公司，合并，子公司化，或事业部根据业务的内容把没有关联或者有直接关系的企业收购等，完全不同的行业结合成一体，成为特别的经营效果，为企业集团所发挥。这种企业形态就是联合大企业。其次关于反托拉斯法概观。反托拉斯法的基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由竞争这个理念。这是美国成立的基本经济哲学。反托拉斯法作为目的被制定了促进竞争防止并且与这个基本的经济哲学触犯的反竞争的行为。因此反托拉斯法是被认可为竞争经济社会利益的国家政策。反托拉斯法的基本目标是消除反竞争的协定等不正当地限制竞争的行为。
关于中国公司法的合并
企业通过合并收购扩大企业的规模，并且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事业以外的事业也能展开。现在国内很多的企业利用合并收购的方法扩大事业，也可以很好地运用合并收购的方法进入海外的大公司，应对那个国家的现状发展事业。在中国的公司法里，关于“公司的合并分割增加的资本减少资金”已经设立了独立的章节，而且关于合并的规定有具体条文。公司的合并由公司的董事会提交决议方案，然后再必须通过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形式进行决议。在旧公司法中股份公司间的合并是要得到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的许可。在2005年的修正案里，这个条文已被取消。公司合并后，合并当事者的债权、债务必须由合并后的继存公司或新设公司而继承。关于债权人的保护，法律上有非常严厉的规定设置。在公司合并的时候，合并的当事公司必须签订合并协议书，并且制作资产负债中国民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必须从进行合并决议的日期开始10日以内通知债权人，并且在30日以内在报纸上公告三次以上。债权人从收到通知书的日期开始30日以内，或没有收到通知书的情况下从最初的公告日开始90日以内，拥有对公司债务的偿还或请求适当抵押的权利。有不偿还财务的情况及不提供适当抵押的情况下，公司的合并是不能成立的。一般兼并与吸收合并属同类，吸收兼并方取得被吸收的一方的全部的股票和资产，被吸收的一方清算消灭。收购是收购者取得对方公司可能支配股票51%以上，而获得控制权。实际上，一般情况下签订对象公司的大股东要在股票转让所进行，这个情况要得到对方公司管理层的了解和赞同。对方公司被收买的前后将进行重大的购买、出售、资产调换等重组。重组（reorganization）这个言词不包括在集团公司或是公司内部的资产、债务、有价股票或新的重组上的处理。这被称为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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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
罗马法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出现了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他们专门负责解答诉讼当事人或者司法行政部门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回答这些实践中的问题对法律进行解答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理论，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的系统知识。这一批法学家和法律顾问就成为历史上最早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原始内涵，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概念由此滥觞。它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明细化的必然结果与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人们观念的变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容也随之有所变化。我国在法制改革和法治进程中，强调法律制度律构的同时。，也更加重视法律运作者的职业化造就，使法律职业内部不同部门的法律工作是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律工作，从而承担法治的重托，实现法治现代化的目标。
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性质界定
1.法律职业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对于职业，韦伯在《法律与价值》一书中指出：“职业不仅是一个赖以谋生的手段，它也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找到并保持一个位置的根本方式，成为他/她的安身立命之本。”[1]现代汉语词典把“共同体”定位于：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2]那么，不言而喻，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指以法律连接起来的具有相同的语言、知识背景、专业层次的人们结成的职业集体，又可简称为法共体。当然，在不同国家，它的具体含义和范围有所不同。
在西方国家，它指从事法律工作的一切人员，包括法学教师、公证人员、律师以及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也有时它专指律师。在我国学术界，由于确认条件和标准的不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界定也并不一致。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各种与法律有关的工作的总称，又指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即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法学教师、法学研究人员；狭义上讲，它专门指从事执法、司法的工作人员（我们通常所谓的公检法人员）。
以笔者之见，鉴于“职业”、“共同体”的概念属性以及传统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界定，不妨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如下：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一个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以及法学学者等组成的法律职业群体，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法律的人，是现代社会中法律秩序和社会正义的守护人。他们有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认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风格、气质。使受过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构成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即法律职业共同体。
大家对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公证人员被划归法律职业共同体并无异议，对于法学学者就不那么“苟同”了。其实，如果我们把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人员们看作是法律的严格解释者，他们所关心的是法律事实上是怎样，那么法学学者就是法律宗旨的探求者，他们所关心的是法律应该怎样，他所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力量去探索，正确地使用法律的术语提出自己的看法，使法律的原则和正义保持一致，使法律尽可能确定并必须正义。如果说生命会因为灵魂的升华而灿烂，那么法律也会因为思想的飞跃而进步。一部富于先进观念的法典所带给人们的，决不仅仅是法律本身，更是昭示了震撼人心的法律精神和正义力量。[3]法学学者的任务即在于此，透过法律上的一般概念的眼镜来观察时代的跃动，观察每个个人的具体命运，思考法律所应该做的和能做的是什么，以法律的精神和正义的力量为时代的发展和个人的权利提供完美的诠释和保障，因此，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罪刑法定”，无论是“罪刑相适应”还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无不渗透着法学学者追求进步的思想、探求完美的立法、走向正义的完美之路的拳拳之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法学学者从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排除。
2.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性质探微
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性质，由于学者各自的理论兴趣与现实关怀有异，学界亦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指出法律职业共同体首先是法律语言的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实际上依赖一种法律话语，是围绕着法律话语、进行法律语言交流的共同体。所有做这种特定工作的人都是按照某种特定的法律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全部都是与该种语言形式联系存一起的。有的学者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我们要把法官、检察官设想成经济人，如果不这样，设计的制度就将失败。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的运行，在于法官、检察官的利己行为如果合法能有最大收益，如果背离法律，收益就是负的。只有共同的道德、理想不足以支撑有效的制度运行。还有的学者强调法律职业共同体最主要的是法律职业专业化，因为在现代中国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可能有很多人在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但是很难在科学的意义上说他们在从事法律职业，这是由于从古至今我们所有的“法律职业”还是依附于权力，而只有当“法律职业”处于法律支配之下，实现专业化，法律职业共同体才能形成。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鉴于我们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概念的界定，法律职业者也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徒有理想、道德难以支撑其处于世俗社会所面临的重重压力。它首先是而且应该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只不过是其从事的职业的特殊性使我们的认识发生了些许的模糊与偏差。不过也正是因为其职业特殊性，使其在现代乃至当代社会担负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二、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性
纵观西方法学史的风风雨雨，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兴衰往往成为法治兴衰的晴雨表。尽管我们很难从西方法治发达史中清晰的剥离出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集体贡献，但毫无疑问，如果舍离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智慧与努力，西方即便不至于陷在中世纪黑暗中不能自拔，也绝不会有今天的辉煌。一代接一代的法律职业人前赴后继，游说法治，促成法治观念的普遍确立，法学也因此名正言顺地成为社会科学的宠儿；法律学人通过悄悄的革命，不断膨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解释功能，使其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委实令其他共同体惊羡不已。
不过在我国，法律职业专业化是近10年间才被热烈讨论的话题。长期以来，我国有法律职业，无法律职业专业化，取而代之的是法律职业的行政化倾向。比如，人们习惯上把公检法放在一起，称之政法战线。而按专业化标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公证师同属法律职业。
法律职业行政化表现在法官、检察官、律师长期的行政管理模式。而目前，法院、检察院由同级政府掌握其人权财权，法官、检察官的行为模式也是行政化。法官、检察官通常承担不少完全是法律专业之外的工作。这种长期以来的法律职业行政化或者说法律职业的非专业化给我国的法治建设和司法权威带来了很多危害。（1）法律职业的非专业化，使严格的职业准入制度无法建立。（2）增加了司法行为的任意性。由于法官、检察官没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没有相同的法律信仰、思维模式，价值标准不一样同一个案子在不同地方审理，常常出现不同结果。（3）使法律“职业集团”失去凝聚力。法官、检察官、律师从不同入口进入法律职业，不享有共同的职业规范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没有法律职业尊严感，不能为职业的独立和尊严而共同努力。
2.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的可行性
尽管宋功德先生那本专著《法学的坦白》颇受争议，但相信读者对其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产生动因的分析却不能产生任何怀疑。他指出：一个社会共同体之所以会出现，必然要受某种来自国家或者市民社会“需求”的促动；一个社会共同体之所以会现实的存在着，乃是因为他能满足国家或者市民社会的某种“需求”。[4]
法律职业共同体产生的条件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要具备四个要素：专业知识体系或者专业特性的强化；法律信仰的确立；法律职业教育的系统化和强化；司法的真正独立。有的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内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必须依赖多方面的条件，具备多个相关的要素。这些条件或者要素包括国家法制发展的水平、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确立、一体化法官培训机制的建立、法律职业者规模化程度、法律职业者群体职业理念的形成等等。
但笔者认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产生不外乎三个基本条件：其一是经济条件，即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其二是政治条件，即民主政治。其三是思想条件，即法治观念和相应的法律文化水平的发展。目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健全，以及人们法治观念的普及、更新和提高，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应具备的条件业已完善。
三、建构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途径
首要的问题是，建构什么？我们要建构的显然不是所谓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实体”。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因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本质上乃是“想象的共同体”。试图建构“实际”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使不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也是对实然和应然关系的混淆。所以，需要加以建构的对象乃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职业认同，也就是共相问题。明白这一点对我们地法律职业共同体地建构尤为重要。
其次，怎么建构？本文从制度层面和推进力层面给出一些尝试性的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讲，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首先应立基于对传统资源的转化利用。法律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和现代性的关系，试图割裂二者关系的做法是肤浅和片面的。罗荣蕖在《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指出：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5]从西方经验来看，建立在理性假设和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的法治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已经遭到各种后现代主义者的反思和批判。如果我们义无反顾地拥抱工具理性，必然会面临西方国家同样的困境。在缺乏和实用主义盛行的中国，如果过分强调工具理性，法律职业者就可能成为现代铁笼的编织者。特别是在社会赋予法律人某种程度“立德”使命的微妙情况下，更不该如此。
李泽厚先生指出的新一轮的“儒法互用、礼法交融”[6]或许是个值得努力的方向。这个模式区分了“社会性公德”和“宗教性私德”。社会性公德指现代生活所赖以维持的共同原则、规范、秩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具有很强他律性的规范伦理。宗教性私德是追寻“善”的自律性极强的美德伦理。在明确区分二者的基础上，再研讨“宗教性私德”对“社会性公德”的范导和渗入。这个思路和涂尔干为社会“失范”开出的药方有互补作用。在涂尔干那里，要消除社会的“失范”状态，必须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而各种法人团体即职业群体以及职业群体层次上的集体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的建设，对于消除社会“失范”状态，重建社会秩序具有关键的意义。涂尔干主张建立一个以职业群体为支点的“合作社会”，其关键性工作必须通过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特殊层次——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的层次上来进行，从而促成“道德个人主义”的实现。[7]
“假如没有道德，就不会有人类共同体，从而也不会有人类生活”。[8]笔者认为，作为职业社群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性公德和宗教性私德的中介。法律人必须首先成为社会性公德的代表。同时由于传统的惯性，他们生来即处在世俗格局之中，具备天然的宗教性私德的基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应该立足并超越世俗格局。这并不是要求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向习俗低头，而是要求法律人首先成为一个本土的社会人。这是在中国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必须处理的首要问题。
基于此，我们展开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性的建构和非制度性的建构。制度性建构主要包括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其中，法学教育是源，是构建法律人价值认同的最终容器。它通过法学院、职业培训等形式培育和固化法律人的基本价值共识，并使其深化和发展。统一司法考试是对法律人价值认同的社会认可，表明社会认同法律人拥有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体系，从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激励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不能偏废。二者应为建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双翼，必须有机地加以结合。需要警惕的是，由于统一司法考试的利益相关性，往往使得急功近利者对司法考试产生过度热衷，助长司法考试的产业化的倾向。如果听任这种趋势蔓延，将会造成学法律就是为了通过司法考试的路径依赖，这必然会给法学教育以严重影响，造成法学教育的“空洞化”。因此，必须注意协调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之间的关系，逐步改革统一司法考试，将法律价值认同融入其中，而不应使其成为单纯的“记忆力比赛”。[9]
非制度性建构是指通过示范，宣传等方式潜移默化法律人的价值观，从而在社会场域上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我们可以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性建构视为硬性的建构，而非制度性建构则是一种软性的建构。非制度性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于使法律职业共同的形成带有自生自发的色彩，从而减少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中的阻力。因为虽然任何共同体认同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而成，但共同体认同一旦形成，便要极力掩盖自身的建构本质。唯有如此，被建构而成的共同体，才能以“自然”状态展现，获得天然的合法性。可见，非制度性建构在这里起了一种剂的作用。
从推进力层面来看，既然我们要建构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相，那么学者，特别是法学者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笔者认为，先有法学共同体，后有法律职业共同体。如果学者们无法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相问题上达成共识，是无法期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的。同时，学者通过著书立说，促使这一共识意识形态化。正如韦伯指出的：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为发展方向的政治国家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发动的。[10]学者在制度性建构和非制度性建构中均有很大的作用。在制度性建构中，学者作为施教者，灌输法律职业伦理，塑造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在非制度性建构中，学者通过著书立说，影响舆论，宣传法治理念，影响和塑造社会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可，从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产生激励作用。
四、结语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不仅是向法治社会的演进过程，也是我们自身生活方式的变革过程。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法治化过程，是在以日常生活中对法治的欲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中展开的，因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也依赖于日常生活方式变化的可能性并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完成。而且，也由于社会生活促使法律职业者们站在了推进社会变革之前沿，因而这一群体也被要求成为驾驭现实生活信念的先进群体。如果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促使人们加深对制度环境和生活变化的理解，使人们普遍达成对法律的共识，从而有一个稳定的心态对制度变迁和生活方式变革的方向有所预期，这样不仅能降低社会变革的成本，而且能促进生活的改革、国家的改革以及人们观念的更新，无疑又会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度。可以说，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法治国家的形成是相辅相成、同生共长的。
时代给法律职业者们营造了氛围、提供了机遇但又提出了挑战。迎接挑战，弘扬法律精神，打造法律职业共同体，建构法治社会，这应成为法律职业者的整体心态和当然信心。我们正面临着两种现实，一种是生活中的一切正日益连为一体：社会与自然，公民与国家，心灵与肉体，人与人，人与动物，国家与国家等等；另一种是人类本质上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物，需要意义、目的、满足感、归属感以及所有宗教一直在致力灌输给我们的各种理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应运而生将把这两种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法律因为有了法律职业者而有了生命力，法律职业者因为有了法律职业共同体而具有了理想和归属感，而法治因为有了法律职业共同体才具有了灵魂。让我们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欢呼和呐喊吧！
注释：
[1]马克斯·韦伯：《法律与价值》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3]张文显，卢学英：《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法治与社会发展》2002，（6）。
[4]宋功德：《法学的坦白》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
[5]罗荣蕖：《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3。
[7]谢立中：《现代性的问题及处方：涂尔干主义的历史效果》社会学研究，2003，（5）。
[8]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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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筑领域 农民工问题 法律思考
在基础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农民工问题日益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农民工是什么身份、工资如何保障、工伤如何救治赔偿、谁来培训农民工，等等，这些问题不可小视，不仅关系农民工本身合法权益的维护，也关系着建设工程的安全与质量，需要明确的界定与回答。对此，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已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的理解与执行存在差异，甚至有错误的认识与做法。本文根据法律规定与实际工作经验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分析。
一、必须明确农民工的法律地位
农民进入的是一家施工企业，无论是否独立法人，只要有营业执照，那么这个农民就成为该企业的劳动者；如果农民进入的是一个“包工头”带的队伍，那么这个农民就成了“包工头”的雇工，法律法规对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也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建筑施工领域，“包工头”是要被取缔的，而农民工应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劳务企业或其他用工企业直接吸纳。农民工应当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再也不能用“临时工”一词来定位。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一个公民无论何种出身，只要依法合规进入一家企业，那么他就成为该企业合法的劳动者，企业就是用工者。因此，有人说“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就不应当存在，的确很有道理。一个农民进入一家公司付出劳动，无论公司与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也无论签订多长时间的劳动合同，都成为这家公司的员工，有权行使劳动权利，应当履行劳动义务，根本无“正式”与“临时”之说，而只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之分。那种认为农民工只是“临时工”的观点，是对国家政策的曲解、对劳动合同法的无知、推卸不利责任后果的借口。而一些农民工本身也往往不清楚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明确农民工法律地位是处理农民工问题的前提与关键。
二、必须分清农民工与施工企业的法律关系
施工领域存在大量的农民工，他们与施工企业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法律关系？这一问题涉及到农民工工资、工伤、社保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施工企业分总包企业与分包企业，农民工往往大量存在于分包企业，也有少量受雇于总包企业。受雇于总包企业的就是总包企业的员工，受雇于分包企业的就是分包企业的员工。如果看到某大型施工总包企业的一个大项目工地，人山人海，农民工比比皆是，就认为这些农民工都是总包企业的，这是片面的，其结果是搞混法律关系，导致劳动法律风险责任难以划分。在此，不少总包单位也错误地认为现场一线的农民工就是自己所属的农民工，并进行了一些实践活动，如实行“五同”管理（同管理、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同待遇）、对农民工直接发薪、组织农民工培训、入会、评先等等，还得到企业内外的好评与肯定。从表面上看，这是农民工的利益着想，是好事；但从法律角度分析，存在法律风险，有越俎代庖之嫌。简言之，农民工与直接受雇的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的是劳动合同关系，与施工总包企业无直接法律关系。如果关系不清、管理交叉、越权管理，施工总包单位就要与直接雇佣农民工的分包单位对农民工的劳动过程中的损失与伤害承担连带责任。按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劳动关系的规定，虽然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工资单、考勤表等也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因此，施工总包单位在没有合法授权的前提下，如果对农民工直接进行培训、发放工资、考核评先等等，那么就面临着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风险。这一点，施工企业务必充分注意；否则，会被不良分包企业所利用。分不清或搞乱农民工与施工企业的法律关系的后果是，农民工一旦出现劳动纠纷，分包方逃避责任，总包方代人受过，项目进展受影响。分清农民工与施工企业的法律关系才能更好地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三、必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有自我维权的权利。既然农民工是一个企业的劳动者，那他或她就有我国宪法、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赋予的劳动权利，即平等就业的权利、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休息的权利、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及其他相关权利。农民工应当加强学习，明确自身法律地位、劳动权利以及与企业或与其他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尤其要了解权利被侵害时如何救济。而现实中，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还不强，而且受种种因素影响，他们往往主动放弃一些劳动权利，如不希望用工单位为其办理社保，等等。因此，也有必要对农民工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用工单位有保障农民工行使劳动权利的义务。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工单位对农民工的具体法定义务有：其一，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二，向农民工发放工资；其三，为农民工办理社保；其四，向农民工提供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其五，培训农民工，等等。其中，工资与工伤是关键内容。用工单位如果不履行劳动合同义务，侵害农民工劳动权利，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施工总包单位有监督分包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等义务。对于直接聘用的农民工，总包单位有直接支付工资的义务。对于分包单位的农民工，总包单位与其无直接的劳动法律关系，但按照建设方有关规定，总包单位有监督的义务和责任；如果不履行监督义务或监督不到位，总包单位要承担相应责任。如何监督？实践中有值得推广的作法：其一，总包单位通过办理银行卡等形式直接向农民工发放工资，但前提是分包单位书面授权；其二，在分包合同中规定“农民工工资风险保证金”并收取到位，一旦出现分包方拖欠工资情形，总包方直接从该保证金中向农民工支付；其三，将农民工工资发放收取信息在适当的地点与范围内公布；其四，请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现场监督，等等。以上做法均不违背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规定，也是易于操作的。另外，总包单位还很有必要帮助分包方或接受委托直接培训教育农民工，以减少项目安全与质量等风险。按合同法与建筑法律法规的要求，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分包方干不好活，总包方也要承担责任。分包方要干好活就需靠农民工的素质的提高与保持；农民工素质提高需要培训，总包方有较强的技术与知识储备，因而使开展培训成为必要和可能。但总包方始终要牢记，凡农民工培训是直接受雇的用工单位的法定义务，总包方只是受托组织培训。在此，还应注意，国家有关政策与法规规定，对于违法分包与转包，无论农民工与哪一方有劳动关系，总包方都要承担农民工工资与工伤的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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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中存在很多投资人为了规避国家法律法规或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用隐名方式进行投资，由于我国《公司法》以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出资进行规范，导致纠纷较多却没有法律依据可循。对公司中隐名出资人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应当肯定隐名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并完善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1隐名出资人的法律特征
(1)投资主体的隐蔽性。主要表现为，对公司实际出资人与名义上的股东不一致。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通常采用二元标准来判断，即要有实质要件，如股东出资，也要有形式要件，如公司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明确的记载。只有同时符合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我们一般才认定为股东，而隐名出资人却只符合实质要件，显名股东也只符合形式要件，出现了其投资主体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才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有关股东资格认定、出资瑕疵、股权转让等问题的产生和处理的复杂性。
(2)出资标的具有特殊性。隐名出资人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或者不以登记为产权转移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等，隐名出资人之所以采用隐名方式，就是不想暴露其真实身份，若隐名出资人以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等出资，则必须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这样就与隐名投资人采取隐名投资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就不能进行出资。
(3)隐名出资人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尤其是外商隐名投资。由于我国目前对允许外商投资的行业还实行严格的准人制度，所以很多外商投资者便采用了隐名出资的形式用来规避法律，达成投资的目的。
2隐名出资人引起的法律问题
隐名出资人是或出于规避法律的限制或禁止性规定的目的，或出于投资行为效益最大化的考虑而采取的投资策略。由于政策导向、立法宗旨有所不同，制度设计及立法技术存在区别，各国立法对于隐名股东法律地位的态度也各异。在英美等国，由于信托制度非常发达，股权信托的情形非常普遍，通过股权信托的方式建立的隐名出资人和显名股东的关系是为法律所认可的。有的国家如韩国，法律规定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是共权共责的，实际上承认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既没肯定其合法性，亦无禁止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隐名出资人在公司法上不具有任何权利，一般不承认其股东资格，对隐名出资人的保护仅以其和显名股东之间成立的债权债务关系，依合同关系加以保护。
关于隐名股东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理论和实务中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实质说”，即认为隐名出资人应认定为股东，其理论依据在于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主张应探求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以外在表示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依照这种观点，实际出资是认定股东资格的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依据。另一种是“形式说”，即以显名出资人为公司股东并否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其理论依据在于公司法上的行为是团体性行为，坚持外观主义更符合商业交易外观公示的需要，更有利于维护公司治理的以及对外关系的明确。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对隐名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认定，在公司中应当区别对内对外关系而适用不同的规则。
其一，在对内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的关系，二者之间一般存在事先约定，不管是否订立书面合同，一般应认定构成合同关系，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如果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问或隐名出资人与公司之间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则应尊重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此种情况下隐名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彼此之间的纠纷按照股东关系或股东与公司关系来处理。
其二，在对外关系上即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或第三人的关系，有学者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不予认定，应遵循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原则，赋予公司股东登记簿或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材料中记载的显名股东以股东资格，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交易的稳定。如果公司债权人诉请出资不足的股东承担公司债务清偿责任，应根据公司登记记载为准来认定显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由其来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显名股东在清偿后可获得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该种观点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有使隐名出资者规避法律之嫌。此种情况，应认定隐名出资人与显名股东之间为合伙关系，承担连带责任以来更好的保护善意第三人，防止隐名出资人规避法律。
3隐名出资人的权利与义务
(1)在与公司的关系中，一方面，股东权利的享有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也就是说盈余分配请求权、新股认购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作为隐名出资人一般是不能享有的，因为若法律确认此种情形下投资人具有股东身份，就等于是为其规避法律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保障，使规避法律行为合法化。这种情形下隐名出资人不能被认定为公司股东，当然就不享有公司的股东权利。但隐名出资人毕竟进行的是一种投资行为，隐名出资人虽然没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工商登记材料中确认自己的股东身份，但其出资认购公司股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公司收益的回报，隐名出资人可以依据其与显名股东之间的投资合同来控制显名股东从而间接行使股东权利。另一方面，股东责任的承担者形式上是显名股东，但毕竟收益归隐名出资人，故在对公司的责任上，应承认隐名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防止隐名出资人抽逃资金或作出有害于公司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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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格
一、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含义
有限责任制度和公司法人制度，法人人格独立是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三大基石，它们构成我国公司法人制度的核心内容。有限责任制度在承认公司作为法人具有法律上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要求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法人则以其全部资产独立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制度赋予有限责任股东免受债权人直接追索的权利，充分保护了公司股东的权益，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人类商业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制度上和经济发展上的优越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滥用公司人格、牟取非法利益者的护身符，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有限责任制度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因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作为一种有限责任制度的例外和补充应运而生。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一般被认为首创于美国，其后被英、德、日等国继受。英美法系国家将其称为“刺破公司面纱”，而大陆法系国家称其为“公司法人格否认”。该制度的主旨在于。“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的股东各自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①，也就是说，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内在涵义是指，在公司、股东、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如果股东假借公司名义牟取私利的行为侵害到了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将直接由股东对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的适用前提是公司人格被人为的滥用并导致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否定公司的法人人格，允许债权人向公司的股东直接追索责任。正如美国法官桑伯恩所说：“公司在无充分反对理由的情形下，应被视为法人具有独立人格；但是如果公司的独立人格被用以破坏公共利益，使不法行为正当化，袒护欺诈或犯罪。法律即应将公司视为多数人之组合而已。”②其次，作为公司法一般原则的例外，该制度的效力仅及于特定原因，即因滥用法人人格。以法人作为损害他人利益工具的行为为其特定前提才能适用。而不能普遍适用。根据公司法一般原理，公司独立于公司股东的法律人格和股东承担的有限责任，就像遮盖于公司之上的一层“面纱”将公司与股东分开，使股东免受公司债权人的追索。但是，当因某些股东滥用法人人格而致公司之债权人的利益受损时，若仍然适用公司法的一般原则，则会造成对公司债权人的不公。而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否认滥用公司人格股东的有限责任，直接追究其对法人债务的无限责任，则会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
二、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条件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对公司债务的有限责任，防范股东滥用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以法人之名牟取私利，进而严重损害了债权人利益行为的发生。《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此可以得出，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应该具备以下条件：
首先，公司股东应有法律、章程禁止之行为，该行为严重危害了正常的交易秩序。常见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主要有：
1.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主要是指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的行为。虚假出资是指谎称其已经出资而实际上并无出资，如以虚假的实物办理投资手续，骗取公司登记。抽逃出资是指公司成立或资本验资后，将缴纳的出资抽回。无论是虚假出资还是抽逃出资，在性质上部属于欺诈行为，都会导致公司资本不足，大大降低公司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公司的债权人。
2.公司与股东的混同行为，主要是指在公司运营过程中，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以公司之名行股东个人利益之实，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在人格、财产和业务上的混同行为。
1)人格混同行为。是指将一公司与其他公司的法律人格混同。主要表现为：母子公司之间的人格混同、企业相互投资引起的人格混同和姐妹公司间的人格混同。
2)财产混同行为。是指将公司的财产与该公司的成员及其他公司的财产进行混同，不作清楚区分的行为。独立的财产是公司作为法人成立的必要条件，也是其独立进行业务活动和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如果公司的财产与公司股东的财产或者其他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则不仅难以实行有限责任，而且也极容易使一些不法行为人借此隐匿资产，非法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和责任。
3)业务混同行为。是指将公司与股东或不同公司之间的业务活动混同，不清楚区分交易主体和交易后果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公司与股东从事同一业务活动，公司业务以股东名义进行，交易对方分不清究竟是与公司本身还是与股东发生交易。
其次，股东滥用法人人格的不正当行为客观上损害了法人之债权人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亦即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无损害。则无救济。”同时，公司股东之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结果。结果以“严重”为前提，“严重”程度的衡量标准，需要结合行为股东主观恶性、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
再次。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即股东之行为与债权人受害结果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最后。股东行为时的过错为故意，过错即行为人违法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根据侵权行为法的规定，“故意是指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仍然希望其发生或放任其发生的心理状态”。
综上所述，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适用，要同时具备行为、后果、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四个方面的要件，缺一不可。
三、对我国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由于滥用公司人格的现象在经济生活中呈蔓延之势。在立法上确立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国的行政法规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时常涉及到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相关内容，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1990年12月12日。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在清理整顿公司中被撤并公司债权债务清理问题的通知》第四条第一款和第五条分别规定：“公司虽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但实际上没有自有资金，或者实有资金与注册资金不符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由直接批准开办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开办公司的申报单位、投资单位在注册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各级机关和单位已向公司投入的资金一律不得抽回。公
司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如有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应将抽逃、转移的资金和隐匿的财产全部退回，偿还公司所欠债务。如有剩余的，凡是党政机关投资的，一律作为国有资产，由直接投资单位收回；属于集体企业投资的。应退回原投资单位。”
1994年3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回复广东省高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消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的批复》中的第一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已经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应当认定其具备法人资格，以其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如果该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其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开办企业应当在该企业实际投入的自有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第三项规定“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者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十五条第(七)项或其他有关法规规定的数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
2003年2月3日起实施。由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规定“以收购方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仍由其自行承担。但因控股企业抽逃资金、逃避债务，致被控股企业无力偿还债务的，被控股企业的债务则由控股企业承担。”
以上法律性文件，虽然都是针对特定环境下特定的情形而做出的特殊规定，适用范围非常狭隘，但就具体内容而言都或涵盖了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内涵，这对于我国在立法上最终确认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将该制度写进公司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对《公司法》修订过程中。针对是否引进揭开公司面纱制度，学者们形成了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否定说，认为这一制度来自英美判例法，其内容较为模糊，难以用较为精确的法律语言对之进行规定，因此我国不宜采用；第二种是肯定说，认为这一制度虽然来自英美判例法，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也有适用，我们要解决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相应问题，可以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来灵活运用。在《公司法》修改稿中，对“揭开公司面纱”曾做过如下概括：“公司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业务等方面与公司混同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认为这个原则是为了惩罚利用公司形式，从事有碍社会公正、欺诈或是逃避个人债务的行为，不可滥用。最终《公司法》修改草案选择了折中的办法，对此只做了原则性规定，即在新《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建议法院在具体案件中酌情处理，暂不做具体规定。
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虽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被广泛运用，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对该制度的了解尚停留在表面层次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上，揭开公司面纱制度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尽早修改《公司法》，增设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专章，将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滥用法人独立人格情形特定化，对适用公司法人格否定制度的条件、场合及除外规则等加以具体、细化，确立我国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从而达到完善公司法人立法、司法，建立完整的法人制度的目的。
参考文献：
①江平、李国光主编《最新公司法培训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公司法律论文范文6
关键词：公安法律文书；逻辑思维；训练方法
中图分类号：D63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29-0040-02
作者简介：章锦（1962-），女，湖北通山人，湖北警官学院，副教授，从事文书写作、逻辑学研究。
一、逻辑思维训练的作用
多年来，笔者在公安法律文书教学中始终关注教学效果，为了提高学生的文书写作能力，不断对教学模式，训练方法进行改革，但教学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有的学生虽然较好地掌握了公安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知识、规范和技巧，在写作中仍难免出现用词不准、语义不明、条理不清、表达不畅，说理不充分等问题。笔者经进一步研究认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是提升学生写作水平的关键。
逻辑思维是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反映客观事物，科学认识客观事物的性质特征、事物之间的关系及事物存在发展规律的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就是指人们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收集材料，识别信息，处理信息，并据此和已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和论证的能力；包括识别、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判断、归纳、支持、反驳、评价等能力。公安法律文书是在公安实践中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时所使用的文书。公安工作中办理案件的过程，就是收集证据材料，分析证据材料，综合归纳，根据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得出处理意见的过程，公安法律文书是对这一过程的科学再现。公安法律文书写作始终以概念、判断、推理作为主要的思维形式，以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为主要方法。学生只有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逻辑思维的方式、方法和规律，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论证严密，才能在公安法律文书写作中做到事实清楚、重点突出、条理分明、表达通畅、说理充分，写出高质量的法律文书。因此，在公安法律文书写作教学中，要着力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学生的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
逻辑思维存在于公安法律文书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在公安法律文书的主旨提炼，材料选择，结构安排和语言运用各个方面，都是逻辑思维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可以结合写作过程的不同环节，训练学生的逻辑技能。
（一）训练概括主旨的逻辑技能
公安法律文书的主旨是指文书表达出来的看法、主张、结论、请求事项、呈请事项等等。例如：刑事法律文书中诉讼类文书的主旨是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是否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等；呈请类文书的主旨是有无犯罪事实，是否立案、立为什么性质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应该采取什么强制措施等等。公安法律文书主旨的要求是正确、鲜明。写作过程中，学生经常出现的錯误是定性不准，主旨不明。因此，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对案件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真正把握案件事实的本质。对于呈请类文书，如立案阶段的文书，因为初步获得的材料往往是鱼目混珠、零散杂乱、真假相间的，需要识别哪些是虚假的，哪些是真实的；分清有无犯罪事实，有什么犯罪事实，进而预判案件性质，在此基础上呈请批准立案；对于诉讼类文书，如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等，则要分清有罪无罪，此罪彼罪，做到定性准确。要训练学生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然后通过缜密推理和多种逻辑方法给案件定性。在准确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法规，提出案件的处理意见，形成明确的主旨。
（二）训练选择材料的逻辑技能
材料是文书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安法律文书的材料包括案件事实材料和有关的法律法规等。公安法律文书写作过程也就是用事实、证据证明犯罪（或无罪）的过程。所以，公安法律文书写作中在选择材料时要遵循逻辑论证的规律规则，要保持论题的同一、保证论据的真实性，充足性。要训练学生学会选择真实、准确的材料，围绕主旨选择材料。怎样保证选择材料的真实准确？同样需要遵守逻辑规律规则，要选择经过调查核实的、有证据证明的、相互印证的材料。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侦查假设当做事实材料，必须经过调查核实，取得相应的证据进行验证；材料与材料之间不能有矛盾，材料与证据之间不能有矛盾。围绕主旨选择材料，首先是材料与主旨相切合、相一致，不能矛盾；同时，选择典型的、反映案件本质的、有证据证明的材料。这就要学生学会对材料进行分类、分析，鉴别，找出最具证明作用的材料，剔除与证明犯罪（无罪）无关的材料，从而有力的表达文书主旨。
（三）训练安排层次结构的逻辑技能
文书结构解决的是言之有序的问题，公安法律文书总体结构是固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比较容易掌握。主要问题一是笔录类文书，如现场勘验、检查、复验复查、侦查实验、搜查、辨认、提取等笔录，过程记录层次混乱，结果记录不明。二是叙述性文书在案件事实材料和证据材料的写作上，容易出现层次混乱，条理不清，因果关系不明，证据列举主次不分等问题。这都是文书写作的“序”的问题。要解决写作上的“序”的问题，关键还在于构思上要有“序”，思维要有“序”。归根结底是要正确认识事物本身的“序”，即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客观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时间上有先后，空间上有内外，数量上有多少，性质上有轻重，意义上有大小，程度上有低高，距离上有近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训练学生学会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联系和规律，并且按照从先到后，从外到内，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从近到远，由主到次，由重到轻，或由因及果，由果溯因……的“序”来安排文书的层次结构，就能做到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条理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
如：笔录类文书在写作时可按时间的先后，空间方位的变换、采取的方法、以及取得的结果的“序”进行记录。叙述性文书对于案件事实的叙述，都要反映案件本身的情况，案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有时间的推移、空间的变换、罪责有轻重、责任有主次、事件有因果。首先分清时间的先后、空间的变换、罪责的轻重、前因后果，然后据此采取横式结构、纵式结构或者纵横交错式结构，科学安排文书的结构。在证据的列举方面，则要训练学生根据证据的不同分类，分清主次，合理排序，进行列举。
（四）训练语言运用的逻辑技巧
作为实用性文体，公安法律文书的语言必须准确、规范、精炼。学生写作中出现的用词不准，语义不明，表达不畅的问题，本质上还是逻辑思维能力低下的问题。语言表达思维，语言形式与逻辑思维形式相互联系；语词表达概念，语词表达判断，句群或语段表达推理。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一方面是概念不明确、判断不恰当、推理不正确造成的；另一方面是没有准确把握语言形式与逻辑思维形式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教学中，既要训练学生掌握明确概念、恰当判断、正确推理的能力，又要训练其把握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别，选择恰当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表达。要明确概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概念的确定含义，进而选择恰当的语词来进行表达，这样就能做到用词准确；判断要恰当，就是准确反映各种不同的事物情况，然后选择恰当的语句进行表达，做到语义明确；推理要正确，就是推理准确反映事物之间的推导关系，从而做到因果明确，表达顺畅，论证严密。
三、逻辑思维训练的其他途径及保证
（一）多渠道多方式拓展，加强课外学习和训练
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逻辑思维训练，时间有限，效果也有限。因此，要引导学生在课外多读、多说、多写，多方式、全方位进行训练。
1.多读。首先，读逻辑书。要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是系统掌握逻辑思维的基本知识、方式方法和规律，要引导、鼓励学生阅读逻辑学著作，仔细体会逻辑知识在法律文书写作中的作用。其次，品读名家演讲词，辩护词。这些著作大多富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能在阅读中领悟论证的方法和技巧。第三，阅读主流媒体的评论性文章，这类文章语言规范，论证严谨，观点正确鲜明，贴近生活，不但能使学生在阅读中形成严谨的思维模式，而且在思想素质上得到提高。第四、读法律文书典范文本，通过阅读分析，找出写作逻辑思维的规律和技巧。
2.多说。要“会说话”，就必须首先会思考。开展各种形式的演讲活动，目的是让学生多开口说话。一是课前五分钟演讲活动是行之有效的训练方式，按学号顺序，每节课由2到3名学生进行演讲，一学期下来每个学生都有几次演讲的机会，可以最大范围的保证学生的参与度，使训练效果最大化。课前五分钟演讲活动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就某个话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言之有理，这就促使学生在语言形式和材料选择上下功夫，既做到语言精练，又做到材料典型，论证严密。二是演讲比赛。可以是班级、年级、校级的比赛，先在班级“海选”，逐级选拔，做到人人参与，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此外，还可以组织各种形式的辩论活动。逻辑本是随辩论而生并在辩论中发展，辩论活动是培养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方式。
3.多写。写作训练是通用的教学训练方式，让学生多写，就是要以写促“思”，在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二）提高教师逻辑思维能力，强化教师的逻辑训练意识
首先，授课教师要提高自身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一定的逻辑知识，掌握逻辑思维的方法，并且自觉运用于教学过程中；在教學中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正确，表达严谨。这样既能保证逻辑思维训练的有效实施，还能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要强化教师的逻辑训练意识。只有教师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学生进行训练，才能保证训练目标的实现。
[ 参 考 文 献 ]
[1]张靖.法律文书制作精解[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